[医][=unidentified growth factor]未确认的生长因子，未辨明的生长因子
大家都在背：
UGF的全称：
未分类的(21)
unidentified growth factor
未确认的生长因子, 未辨明的生长因子
Under gravel filter
Underground Facility
Unholy Ground Forums
邪恶的地面论坛
Gama Filho University of Brazil
Filho伽马巴西大学
Under Gravel Filter (aquarium)
在碎石过滤器(水族馆)
Under Gravel Filters
在碎石过滤器
Under- Ground Facility
Undergravel Filterplate
Filterplate缸
United Givers Fund
曼联付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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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陆地区唐代学术研究概况----敦煌吐鲁番学
日 11:19:20
《中国唐代学会会刊》(台北)第10期，1999年 作者：
本刊第九期曾刊载笔者与刘永连、丁晓瑜合撰的《年大陆地区唐代学术研究概况——敦煌学》一文，当时未将吐鲁番学之内容容纳进去，颇有阙失之感，今借此文将发表于1988年该收而未收者予以补充（限于体例，发表于1988年以前者不再补录）；还有一些著作，虽出版于本文撰成之前，但因各种原因未能拜读而漏录者，今一并补入；本文所录1998年夏至1999年夏之间发表的专著、论文，肯定还有遗漏，请读者鉴谅并指示，以便在下一年度进行总结时予以弥补。
一、专著部分
本年度出版的敦煌吐鲁番学专著中，最受学界推重的当属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来陆续推出的《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继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张锡厚《敦煌赋汇》、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册）之后，又于本年度推出了另外五部，兹略述于下：
1.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1998年10月）共收契约资料300余件，同时又收录了少量含有契约内容或与契约密切相关的牒状、公验、凭约文书。依契约之性质，将其大体分为“买卖”、“便贷”、“雇佣”、“租佃质典”、“分书放书遗书”、“凭约”、“性质不明”等七类。所收契约资料，时间上起唐天宝，下迄北宋初，主要是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遗存。其搜罗之全，远迈以前诸家。
2.马继兴、王淑民、陶广正、樊飞伦《敦煌医药文书辑校》（1998年10月）收录了现知的见藏于国内外的敦煌医药文献80余种，以类相从，分为“医经诊法古籍”、“医术医方古籍”、“针药治法古籍”及“其他医术古籍”（附医史资料）四大类，每篇中又分“题解”、“释文”、“校注”三项内容。
3.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1998年10月）收录了三国魏何晏撰《论语集解》之敦煌写本80余种，每篇选用一至二种较好的写本做底本，余作校本。白文《论语》写本、《论语郑氏注》写本及有关的刊本作参校本。每篇都由“题解”、“释文”、“校记”三个部分组成。通过作者的研究、缀合，基本上可得全书。
4.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册）（1998年12月）全面收录了敦煌文献中的“变文”、“讲经文”、“因缘（缘起）”、“押座文”、“解座文”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计收文献67种。全书以“变文”之录校、研究为主。由于“讲经文”、“因缘”两类多少都与“变”有一些相同之处，因而被汇为一编。“押座文”、“解座文”，则是宣讲时共同使用的，也与“变文”不无关系，故也被溶于一炉。这样编排便对阅读与对比研究都是很方便的。
5.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1998年12月）一书，对敦煌发现的禅宗文献《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见性坛语》、《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和《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进行了录文和校注，并有颇具参考价值的附录多种，其中的“俗体异体字表”可以说是作者多年研读敦煌文献之心血的结晶。
如所周知，藏经洞文献绝大多数为写本残卷，内容庞杂，且往往抄写极不工整，错讹甚多，不少写卷首尾残缺，有的仅存碎片，整理极为不易。经过各书作者不懈的努力，终成卷帙。《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所含诸书，收录广博，汇各种相关文献于一书；博采众长，融诸家之校于一炉；校勘精良，集当前研究之大成，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可信的依据，集中展示了我国十数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被誉为“近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标志性工程”。
江苏古籍出版社同时推出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也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敦煌遗书16000余号，经其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多年筹划，决定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全部重新拍摄，出版图版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任继愈担任主编。所有图版，均请专家直接据原件拍摄。该书全套预计为100册，每册460页左右，以120克高级胶版纸印刷，力求忠实保留遗书的原貌，全面反映遗书的文献价值、文字价值和文物价值。现已出版第1-5册，其余部分将陆续推出。
甘肃藏敦煌汉文写本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甘藏写本数量不多，已征集到的有698件（敦煌研究院383件、甘肃省博物馆138件、敦煌市博物馆81件、甘肃省图书馆31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件、酒泉市博物馆18件、定西县博物馆10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高台县博物馆6件、甘肃省中医学院3件、张掖市博物馆1件），将全部收入由段文杰、施萍婷等主持编纂的《甘肃藏敦煌汉文文献》一书中，全书共分六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由甘肃文化出版社策划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也正在紧张的出版过程之中。该书按专题划分为十三卷，即综合、艺术、考古、历史、文献、文学、语言文字、宗教、民族、地理、科技、石窟保护及敦煌学论著目录索引。每卷都有在各自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担任主编。经过有关人员与甘肃文化出版社方面近十年的努力，大凡1980年以前发表的学人难睹真容的研究论文差不多都可于该书中见到。至于1980 年以后的论文，则选择有代表性的收入，既起到抢救、整理早期文献的作用，又有总结百年中国敦煌学成就之意义。
1949年以前，尤其是中国敦煌学发轫之初发表的敦煌学专著，今已难得一见，还有一些手稿、手绘本，如《千佛洞踏查纪略》、《安西榆林窟志略》，一直未得刊行，今也由甘肃文化出版社作为《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之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影印出版。该丛书包括敦煌学文献、西北考古文献、西北史地文献和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四个部分，共计61册，是敦煌学及中国西北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汇编。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的出版也是本年度敦煌学领域中的一件大事。该辞典选收敦煌艺术、敦煌遗书和敦煌学研究等方面60多个门类的词条，共6925条，有彩色插图123幅，随文插图626幅，另有附录10个，总字数达241万字。其规模之大，分类之周详，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反映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进展，同时也为今后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除上述之外，本年度出版的敦煌学专著还有不少，主要集中在历史和汉文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其中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11月）辑录了八种敦煌地志，影印和录文并载，并对文献条分缕析，详加考证。本书附载的玉门道、阳关道示意图、瓜沙伊驿道驿址示意图、敦煌诸乡位置及渠系图等皆为著者多年经过实地考察所获的结论。
谭蝉雪《敦煌岁时文化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12月）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出土文书的爬梳，系统整理出以唐宋时期为主的敦煌岁时民俗，反映了一年十二个月的社会活动概貌，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陲边地的根深蒂固和印度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从“僧伽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了9至11世纪上半叶敦煌僧尼出家受戒的程序与过程，探讨了僧尼日常宗教生活、经济生产方式及其与寺院常住财产、常住什物的关系以及敦煌世俗政权与僧人生活之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对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孙张承奉在敦煌建立的地方小王国——西汉金山国作了系统叙述，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归义军之内部矛盾、金山国之立国时间及其政治、经济、宗教状况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陈人之、颜廷亮编《云谣集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收录（有的是节录）了敦煌写卷《云谣集》重新问世以来我国学术界发表的有某种参考价值的中文研究论著25篇，书前有总结性的前言，尾附《〈云谣集〉研究论著选目》。
对敦煌古代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王尧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2月）一书中。该书是以伯希和所劫敦煌古藏文写卷缩微胶卷为基础，并参考法国学者拉露(M.Lalou)所编《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Inventare des manuscrits tibe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es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etain])》（1-3卷，巴黎，年），经过多人的通力合作研究而编成的，计有编号4450个（但实际含3375个卷号），内容十分详备，包括卷号、盒号、所录卷号的首行藏文、所录卷号的末行藏文、行数、内容、小注、背面内容、解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极便参考使用。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利用西域、敦煌出土的古代回鹘文文献，结合汉籍史料的记载和古代回鹘之石窟、佛寺遗址及壁画、雕塑遗存，对佛教在回鹘中的流行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影响、佛教典籍之翻译、回鹘佛教徒的功德思想、佛寺的兴建、寺院经济以及佛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等诸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吐鲁番学研究方面的专门著作不多，其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编著的《交河故城——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7月）最为引人注目。为了对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进行妥善保护，中、日等多方面专家学者于年分别对故城内的佛寺、民居、城门、古井及周边墓葬、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获得了大批新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对故城有了新的认识，更意识到保护和维修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吐鲁番历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专著就是王素撰写的《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9月）一书。该书利用吐鲁番出土的大批珍贵文书，结合中外研究成果，将四个中央政府、八个割据政权、四个独立王国先后统治高昌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此外，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个人论文汇编也有两部出版，一为林梅村著《汉唐西域与唐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一为杨富学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6月），前者利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文献、遗物，对西域史地及历史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后者则利用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梵文、汉文写本专题研究了历史上曾在吐鲁番、西域地区流行过的宗教（包括佛教、摩尼教、景教、萨满教）。
在石窟考古和艺术研究方面，可述的成果不多，樊锦诗编著的《安西榆林窟》（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3月）对安西榆林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除35幅图版外，尚有樊锦诗所写《安西榆林窟》一文和梁尉英所写的《图版说明》，均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谢成水之《谢成水敦煌壁画线描集》（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月）收录了作者十多年来以线描形式临摹的敦煌壁画125幅，书前附有作者所撰《线歌笔舞——敦煌壁画中的线》一文，将敦煌艺术中的线大体分为四个时期：外来与本土艺术结合表现时期、中国线法的演变与形成、中国线法的兴盛以及中国线法的发展时期。
二、论文部分
在历史方面，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独占鳌头。陈国灿《略论唐五代的各类“地子”及其演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5）针对学术界目前存在的对“地子”的各种不同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地子”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有义仓地子、职田地子、屯田地子、赐田地子、公廨田地子等多种类型存在。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1，，20）从田土授受额、式之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授等方面对唐代西州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论述，认为唐代前期西州田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国田制的一个缩影。杨际平《再论唐代敦煌户籍中的田亩四至“自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4，42）指出籍帐上的敦煌田亩数一般取整数，敦煌的田亩地段绝大多数都呈长方形，并就与田亩四至的连结问题进行了探讨。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敦煌研究》-59）从分析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入手，说明唐朝政府为了使土地买卖正确而健康有序地发展，曾经对土地买卖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宏观控制，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显示了封建政府在土地买卖中的调控作用。张亚萍《唐五代归义军政府牧马业研究》（《敦煌学辑刊》-60）主要通过对敦煌文书中有关资料的分析，对归义军牧马业的发展状况、官院马管理机构及牧马业所生产的积极作用作了探讨。张泽咸《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业生产述略》（《唐研究》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275-318）从分析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以及西域各族自身发展的阶段入手，对汉唐时代西域农牧业生产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指出西域天山南路诸国的农作比北路各地盛行，应是汉族对其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引起的。不可断言，汉人是农业民族，而其他各族乃是游牧民族。西域也有一些民族（如回鹘等）在利用天然牧场大力发展畜牧的同时，也在不断努力，从事种植业的开拓。苏金花《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商品货币形态》（《敦煌研究》-100）从分析敦煌莫高窟292、246窟壁画和敦煌相关写本入手，指出唐代的敦煌已具备通商大邑的条件和地位，商品贸易发达，但商品货币经济却相对滞后，除唐代前期在商品交换中使用钱币外，其余时间，从吐蕃占领时期到五代宋初大量使用的都一直是实物货币。
此外的经济史论文还有：高人雄《从出土史料看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敦煌研究》-83）、仲高《丝绸之路上的葡萄种植业》（《新疆大学学报》-63）、王赛时《古代西域的葡萄酒及其东传》（《新疆地方志》-41）、殷红梅《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域的赋役》（《西域研究》-55）、冻国栋《关于唐代前期的丁口“虚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6，）、张亚萍《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骆驼牧养业》（《敦煌学辑刊》-59）、戴良佐《唐钱珍品——汉粟双体突骑施“开元通宝”》（《新疆钱币》）、魏斌《关于汉—粟双体文开元通宝》（《新疆钱币》）等。
军事史研究的成果也不少，沙知《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唐军府名掇拾》（《敦煌学辑刊》-17）依据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可资唐代兵府研究的素材，捡出具折冲府名者74，并一一进行考证。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6，）对吐鲁番出土文献（包括文书、墓表、墓志等）中的军府、原住地及其背景，分作三类来逐一加以考察，纠正并补充了过去诸家研究中的漏讹。孙继民《〈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杂识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161-181）将P.3247卷背原被称作《唐天宝年代豆卢军防人衣服点检历》的文书重新定名为《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对其文字、符号等一一进行了研究，指出：对该文献衣装勘检程序以及相关措施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唐代军队中某些现象的认识，也有助于加深对整个唐代军队制度的理解。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军资库司初探》（《敦煌学辑刊》-38）通过敦煌文书的记载，并与宋代州一级军资库相参照，认为军资库最早出现于唐代，在唐宋时期充作地方藩镇或州府财赋的专门仓库。归义军军资库的长官由节度使的亲信都头、节度押牙兼任。
李方近年一直从事对唐西州官吏编年问题的研究，继《唐西州长官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一）》（《敦煌吐鲁番研究》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 月，271-296）、《唐西州上佐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二）》（《敦煌吐鲁番研究》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 月，189-214）、《唐西州功曹参军编年考证——西州官吏考证（四）》（《周绍良欣开九秩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3 月，155-163）、《唐西州户曹参军编年考证——唐西州官吏考证（六）》（《敦煌学辑刊》-58）后，她又发表《唐西州勾官编年考证——西州官吏编年考证（三）》（《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129-160）一文，对西州的勾官，包括录事和录事参军之地位、职掌等作了论证。
在民俗研究方面，高启安近期作了较多的工作，发表的论文有《释敦煌文献中的梧桐饼》（《敦煌学辑刊》-55）和《崇高与卑贱——敦煌的佛教信仰贱名再探》（《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1，）。同时又分别与王玺玉、索黛合作撰成《唐五代敦煌人的饮食品种研究——敦煌饮食文化研究之三》（《敦煌研究》-71）、《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卷内容研究》（《敦煌研究》-74）、《唐五代敦煌饮食中的饼品种研究——敦煌饮食文化研究之三》（《敦煌研究》-71）等文，利用敦煌文献探讨了不少很有趣但过去研究不多的问题。黄正建《敦煌文书所见唐宋之际敦煌民众住房面积考略》（《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209-222）指出，唐朝人的住房面积，在史籍中缺乏具体记载，而敦煌文书却提供了为数不少的详细尺寸，使人们可对当时人的住房情况有比较接近实际的认识。张艳云《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敦煌研究》-76）认为敦煌发现的《放妻书》明确地反映了唐代婚姻中的和离：离婚原因，首先是“夫妻不和”；离婚形式是双方情愿，“请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立书契约称《放妻书》或《夫妻相别书》，离婚后妻子可改嫁；对财产分配也有相应的规定。此外值得注意的尚有王政《敦煌遗书中的生殖婚配喻象探讨》（《敦煌研究》-99）、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敦煌研究》0-109）等文。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顾吉辰《敦煌文献职官结衔考释》（《敦煌学辑刊》-35）是一篇分量较重的作品，在搜集有关敦煌卷子的基础上，从中辑录历代官职名称，且就其职名、官属、品秩、执掌作了探讨。因过去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人不多，可参考的成果有限，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如文中将“学郎”（“学生”之意）解释作“敦煌僧职名”就属明显错误。杨秀清《试论金山国的有关政治制度》（《敦煌学辑刊》-42）利用敦煌资料，揭示了金山国政治制度的几个特点：规模小，不系统；创设了一些新机构；和中唐以来中央政治体制的变化保持一致。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敦煌学辑刊》-17）描述了曹仁贵一生的政治生涯及其与莫高窟营建之关系。其他论文尚有杨秀清《曹议金执政臆谈》（《敦煌研究》9-126）、薛宗正《西凉王朝的兴亡与西域》（《喀什师范学院学报》-35）、杨森《小议张淮深之死》（《敦煌研究》-99）、倚山《张议潮出生地及有关问题》（《敦煌研究》2）、杨富学《也说“使君”》（《敦煌学辑刊》）等。
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有王樾《汉车师兜訾城考》（《西域研究》0-104），此文考订历史上地位重要却少见记载的车师王国兜訾城，其实就是“交河故城”，只不过“兜訾”为车师语，而交河为汉统一西域后的改名。马千希《汉代“五船道”考略》（《西域研究》-99）认为《汉书》所谓的“五船道”，其实就是“五传道”之意，指的是敦煌通哈密之三条道路中的西道，沿途有山有水可以建驿的地方有五个：红柳井子、哈什布拉克、苦泉沟、雅满苏泉和喀赫夏勒布拉克。李并成《归义军会稽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223-228）认为归义军时代的会稽镇位居疏勒河中游绿洲北部，为归义军政权之北部屏障，与其西南的悬泉镇、东南的瓜州城呈三足鼎立、相互策应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钟兴麒《吐鲁番无半古城识记》（《新疆地方志》-45。此文略经修改，又以《吐鲁番无半城考》为题发表于《敦煌研究》0-152）认为：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高昌王国时期无半县的治所无半城应在高昌故城与托克逊之间。今吐鲁番市区南15公里处的古城遗址，就应为当年无半城之所在。其他相关论文尚有徐志斌《略论若羌在汉唐时期的地位》（《敦煌学辑刊》8-140）、汤长平、周倩《西魏北周时期的河西》（《敦煌学辑刊》1-129）等。
自本世纪初以来，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了2480余枚竹、木简牍，因最先发现于敦煌而被冠名敦煌汉简，为汉代敦煌、酒泉之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冯小琴《居延敦煌汉简所见汉代的“邑”》 （《敦煌研究》-89）就利用这批文献考证了史书记载含混的汉代行政级别的“邑”。吴*骧《敦煌马圈湾西域简释文重校与辨证》（《陇右文博》-66）指出马圈湾王莽西域简，大部分属于西域战争相持阶段，五威左率担任“使西域大使”，并在敦煌大煎都候鄣建立幕府时期的档案。
以上诸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其余都比较分散，兹仅列其题目如下：李浩《敦煌文献所见关中姓望史料钩沉》（《文献》9-164）、程洁存《略论唐王朝对西北边城的经营》（《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0，0）、徐时仪《敦煌民间体育文化考略》（《喀什师范学院学报》-67）、赵文润《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0-106）、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隋末唐初于阗与中原的关系》（《西域研究》-19）、钱伯泉《于阗过使刘再昇的国籍及出使过程探微》（《敦煌研究》-101）、寇甲《敦煌学人侯瑾著述考略》（《敦煌学辑刊》2-153）、陈永胜、卢秀文《从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看我国西域地区的法制氛围》（《丝绸之路》学术专辑第1辑，）等。
佛教研究成果最多，其中尤以郝春文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诸问题的研究最引人注目，除专著部分前已提到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外，他还发表了多篇专文：
1．《唐后期五代敦煌僧尼的修习活动》（《中国佛学》1：1，8）依据敦煌文献中的材料，从六时礼禅、四时行禅与课诵、布萨、夏安居和讲经等方面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修习活动作了探讨。
2．《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遗产的处理与丧事的操办》（《敦煌研究》-46）利用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一些处置亡僧遗产和办理亡僧后事的资料，对这两桩密切相关的佛教僧尼后事处理的细节问题进行了勾勒，填补了历史记载上的一些空白。
3．《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税役负担》（《敦煌学辑刊》-9）指出：从唐宋时期的大背景看，僧人在唐朝前期具有免税特权，但到宋代则需交纳助役钱。在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所采取的取消或部分取消僧人免役特权的措施不仅在时间上正处于这一转变期的中间，其征发办法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湛如法师对敦煌佛教文献与历史的研究，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他的《敦煌结夏安居考察》（《法源》16，）通过对原始佛教安居制度的形成及敦煌僧尼安居的探讨，指出两地安居之原因、场所及安居期间所修学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冬安居在敦煌的流行更突显了敦煌僧尼安居的特点。他同时还发表了《论敦煌净土教赞文》（《净土·中国佛教二千年纪念专集》1998年特刊，17-38）认为敦煌的佛教寺院形态以禅律同住为主，而义学在一定时期则有禅净融合的倾向。而弥陀与弥勒信仰在敦煌的并存现象，则表明敦煌净土信仰的多元化。此外，他还细致地研究了敦煌的布萨文和布萨次第问题（见其所著《敦煌布萨文与布萨次第新探》，《敦煌研究》0-132）。
杨富学则主要致力于回鹘佛教的研究，除专著部分提到的《回鹘之佛教》一书外，还发表了《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民族的影响》（《北方民族文化》-86、64）、《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上海佛教》-19）二文，前者论述了回鹘佛教对西夏、辽、金及蒙古汗国-元朝所产生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后者则指出回鹘佛教是在汉传佛教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可以说，回鹘佛教在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他的《〈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23-43）一文利用现知的汉、梵、于阗、回鹘、西夏等文字的写卷，论述了《法华经》在西域、敦煌地区的翻译与传播情况。此外，他又分别杜斗城、王书庆合作，发表有《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北方文物》-25）、《唐代长安与敦煌佛教文化之关系》（《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3，）二文，论述了辽朝、长安与敦煌间的佛教文化关系。
杜斗城、陈海涛《论法成在吐蕃时期河西汉藏佛教融合中的作用》（《中国佛学》2：1，1）利用敦煌出土的有关资料，论述了吐蕃占领时期中原佛教与吐蕃佛教在河西地区的融合，以及法成个人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同时又特别指出，法成是当时河西佛教中所盛行的唯识宗的集大成者，正是由于唯识宗的盛行，才形成了当时河西佛教在教理上同中原佛教的巨大差异。
王素《高昌至西州时期的弥勒信仰》（《中国佛学》1：1，8）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认为在高昌至西州时期，弥勒信仰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落，与中原地区虽不同步，但大的趋势却是一样的。
荣新江《法门寺与敦煌》（《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2，7）认为法门寺和敦煌尽管相距遥远，但因其所聚集的宝藏同属大唐帝国的遗产，故其内涵却有着某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李正宇《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的经典及其功用》（《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5）指出佛教经典的世俗化是唐宋敦煌世俗佛教极其重要的内容和特点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典范围的宽泛化；价值功用的世俗化；传播手段的大众化。以上三点，形成了敦煌世俗佛教经典及其使用和流行的特殊关系。
马德《试论唐代敦煌石窟佛教的社会化》（《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1，）认为唐代的敦煌石窟集中地反映了佛教社会化的问题，石窟之营造是一种社会活动，而石窟艺术又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的作用，研究敦煌石窟的“家窟”，对认识古代敦煌的社会很有帮助。
贾应逸《鸠摩罗什译经和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敦煌研究》6-158）搜集整理了高昌北凉时期的佛教遗物和遗迹，通过对这一时期高昌佛教史的研究，发现高昌和鸠摩罗什所译之经及其佛教思想的关系十分密切。
孙晓岗《僧伽和尚像及医书〈僧伽欲入涅槃说六度经〉有关问题考》（《西北民族研究》1-269）以敦煌及中国其他石窟和文物中所见的图像、敦煌文献里所见的文字资料为基础，通过详尽的考证，揭示出唐代高僧僧伽和尚成为中国佛教中最高神祗，并取代释迦牟尼地位的历史进程。这一现象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
亚蕴《神会及其禅学思想》（《法源》16，6）、王月清《论〈坛经〉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蕴》（《江苏社会科学》-78）及文贤《试论〈坛经〉的禅宗思想》（《闽南佛学院学报》-82）利用敦煌所见有关资料，结合禅籍的记载，分别对神会、慧能之思想作了论述。
其他论文尚有贾应逸《唐人安西密经译僧利言考》（《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1，6，172）、马德《从敦煌佛教石窟艺术看历史与社会》（《澳门佛教》5，）、杨秀清《金山国时期的敦煌佛教》（《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0，）、公维章《麴氏高昌佛教述论》（《敦煌学辑刊》5-120）、苏金花《从“方外之宾”到“释吏”》（《敦煌学辑刊》9-118）、张春燕《从S.529〈诸山圣迹志〉看五代佛寺的分布及其原因》（《敦煌学辑刊》8-151）等。
对敦煌道教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敦煌道教文献专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4月）中。本辑收录论文15篇，敦煌文献录校1篇，译文一篇。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组：
一、对敦煌道教文献与敦煌道教历史等情况的总说，刊文3篇：苏晋仁《敦煌道教逸书略说》（1-7页）对道藏未收的140余卷敦煌道教逸书作了概述。谭蝉雪《敦煌道经题记综述》（8-24页）根据自己搜集到的50余条敦煌道经题记，探讨了敦煌道经的写作年代、来源、写经的目的、敦煌道观及敦煌道教的分布区域以及题记中的科戒仪轨等问题。姜伯勤《释道相激：道教在敦煌》（25-78页）从全新的角度对自汉至五代间敦煌道教与佛教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论证了“佛教从道教中吸取了什么”、“道教从佛教中没有吸取什么”，以及道释相激中如何致力于超越性的中国式智慧的创造等问题。
二、对敦煌道书中的《南华经》、《化胡经》、《老子变化经》等几种有代表性经典的研究，刊文4篇：谭世宝《敦煌文书〈南华真经〉诸写本之年代及篇卷结构探讨》（79-86页）论述了敦煌本中可以确定为《南华真经》的四件文书（P.2508甲、P.3789、S.615和散0905）的抄写年代及篇卷结构问题，不同意前人将写本定为唐太宗时期甚至六朝的观点，认为玄宗天宝元年三月始有《南华真经》之名，故凡被断为此前的写本，非伪即误。刘屹《试论〈化胡经〉产生的年代》（87-109页）首先通过对佛教方面记载的分析，认为《化胡经》（见于敦煌写本S.1857、P.2007、S.6963、P.3404、P.2004）出于西晋末年之说是值得怀疑的，进而追寻晋宋间道教一方“化胡说”的变化过程，对《玄妙内篇》、《西升经》、《正诬论》等存在争议的经书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化胡经》很可能产生于东晋至刘宋末年，是与佛、道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相符合的。王卡《敦煌道经校读三则》（110-129页）对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撰《敦煌道经·目录篇》、《敦煌道经·图录篇》中的疏漏之处进行了补正，同时对几件道经抄本的经名作了考定。苏晋仁《敦煌逸书〈老子变化经〉疏证》（130-155页）将S.2295中的《老子变化经》、《老子想尔注》作了详尽的疏证。
三、对敦煌道书中以灵宝经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升玄经》、《本际经》为中心的重要经典的全新研究，收文10篇：王承文《敦煌本〈太极左仙公请问经〉考论》（156-199页）论述了《太极左仙公请问经》(敦煌写本S.1351)的问世及其流传、该经中的戒律及“新经”与“原始旧经”的关系及其对大乘佛教思想的借鉴等问题。马承玉《从敦煌写本看〈洞渊神咒经〉在北方的传播》（200-225页）以敦煌写本为主，结合史籍的记载，认为《洞渊神咒经》可能与东晋初年蜀汉道士的造作有关，当是永嘉丧乱后北方天师道与李家道合流的产物。东晋南北朝时期，该经主要流行于北方，隋唐之际，顺应道派融合的潮流，通过融入上层道派的思想实现了“正统论”，唐皇室为太子写经供养，又扩大了该经在全国的影响。马德《敦煌文书〈道家杂斋文范集〉及有关问题述略》（226-248页）对敦煌文书P.3562《刘子》卷背抄录的20多篇道家杂斋文范进行了校录，并就其性质与时代、敦煌的道观、文献所反映的佛道结合及相关问题作了研究。王惠民《〈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初探》（249-266页）对敦煌发现的4件《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经的天尊名号与传世的《太上洞真贤门经》有密切关系，《太上洞真贤门经》系从《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中演变而来。万毅发表《敦煌本〈升玄内教经〉解说》（267-270页）及《敦煌本〈升玄内教经〉补考》（271-294页）二文，前者对敦煌本《升玄内教经》(有唐人写本21件)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述和提要性的简介，后者对该经的流行年代和背景进行了考证，并对《升玄内教经》和《本际经》的“重玄”义学进行了探讨。指出“升玄内教”之名产生于北周武帝时期，是对佛教方面诘难的回应。程存洁《敦煌本〈太上灵宝洗浴身心经〉研究》（295-309页）对敦煌本《太上灵宝洗浴身心经》（S.3380、P.2402和贞松堂藏本）中所见“真一”与“清净之境”、“道性”与“道本”、“洗身”与“修心”等几个范畴作了解释。向群《敦煌本〈大道通玄经〉研究》（310-366页）对敦煌本道教类书《大道通玄经》（敦煌本7件，约存6卷、27品左右）中若干尚未确定的品名及引经作了比定，并通过对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几部道教重要类书的比较，发现《大道通玄经》与《无上秘要》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对《大道通玄经》的经教体系与义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万毅《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录文及解说》（367-484页）从敦煌100多件《本际经》写本中精选出20多件，辑录出基本完整的十卷本《本际经》，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该辑最后还收录了日本学者大渊忍尔著，刘波译，王承文审校的《论古灵宝经》（485-506页），该文是灵宝经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之一。
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近年敦煌道教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敦煌本《灵宝经》录文之刊布，为灵宝系统道经及类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辑刊布的其他道经，如《升玄内教经》、《本际经》等，也都是研究中古道教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除本辑之外，对敦煌道教的研究还应注意到颜廷亮发表的《敦煌文化中的道教及其文化》（《敦煌研究》3-145）一文。该文全面论述了道教及其文化在敦煌的兴衰，指出它既是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敦煌文化中宗教及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另一篇论文《〈阳都衙斋文〉录校及其它》（《甘肃社会科学》-77）对敦煌遗书P.3163《阳都衙斋文》的研究及张彦珍《S.4400〈敦煌王曹镇宅疏〉新校并跋》（《甘肃社会科学》-79）对S.4400《敦煌王曹镇宅疏》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两件文献都写成于归义军时代，说明在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尽管已经式微，但并未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摩尼教研究方面，也有二篇论文发表，其一为林悟殊《敦煌摩尼教〈下部赞〉经名考释——兼论该经三首音译诗》（《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45-51），其二为马小鹤的《摩尼光佛考》（《史林》-15）。此外，杨富学《回鹘“日月光金”钱考释》（《西域研究》-61）研究了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发现的一枚回鹘钱币，认为其铭文“日月光金”体现了回鹘对摩尼教的崇奉。
在敦煌、吐鲁番民族研究方面，与回鹘有关的成果最为丰富。对甘州回鹘的研究，陆庆夫于本年度就发表了三篇论文：
1．《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24）认为归义军晚期存在着一个回鹘化的问题，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表现为甘州回鹘对归义军的控制与渗透，后一段表现为沙州地区回鹘势力的崛起；归义军亡后出现的沙州回鹘政权是归义军晚期回鹘化的继续和结果，其基础是沙州、西州及甘州三支回鹘部众之融聚。
2．《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兰州大学学报》-79）利用敦煌资料，结合史籍记载，对归义军与辽、辽与甘州回鹘、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的互使或战争关系作了考察，并从时间上入手，对这三个政权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种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3．《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70）认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交通时间应始于唐朝晚期，并考证了双方交往的四条主要路线。
刘再聪《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内迁的回鹘——兼论甘州回鹘的渊源》（《敦煌研究》7-135）论述了回鹘向河西的迁徙、定居过程及唐政府对其采取的宽容的民族政策。陈炳应《西夏、回鹘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争夺与合作》（《丝绸之路》学术专辑第1辑，）则分别论述了西夏与甘州回鹘、沙州回鹘、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之间的和战关系及其围绕丝绸之路控制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同时也论述了西夏与回鹘间的经济文化关系。
任爱君撰写的《对敦煌遗书“楼上”一词的释义——兼谈敦煌文化在研究游牧民族的文化传承中的贡献》（《敦煌研究》-95）很值得注意。该文从“北方民族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敦煌文献中的“楼上”一词作了别出心裁的阐述，指出该词实际上是对回鹘人“楼”的一种变称。在游牧民族建立的行国政权中，“楼”指的就是可汗的斡鲁朵——汗国一切权力和事务活动的中心。
对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文：
1．刘戈《回鹘文买卖文书纪年月日研究》（《民族研究》-96）以回鹘文买卖文书为例，与西域、敦煌发现的佉卢文、粟特文、吐蕃文和汉文文书之纪年月日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他们之间在格式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回鹘文文书与汉文文书更接近；在套语方面，回鹘文文书既有继承突厥碑铭传统文化的一面，又有吸收阿拉伯语、梵语词汇的一面，与汉文化也有割不断的联系。
2．李经纬《吐鲁番与莎车出土回鹘文买卖文书比较研究》（载《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140－166）通过对吐鲁番、莎车二地出土回鹘文写本之比较研究，寻找出不同地区间回鹘文化上的差异，颇有新意。
3．杨富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农奴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创刊号，新疆人民出版社，）利用新疆、敦煌发现的回鹘文写本，研究了农奴制度在回鹘中的萌芽、初步形成及其在蒙元时代的高度繁荣的情况。这一制度对后来维吾尔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4．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回鹘文大乘〈大般涅槃经〉北本残片研究》（《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创刊号，新疆人民出版社，7）则对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大般涅槃经》写本进行了全面研究。
在敦煌吐蕃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5）指出吐蕃占领敦煌后，依其本部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之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具有特色的军政机构和相应的社会基层组织——部落，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进行设置，可分为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三种。接着他又撰《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民族研究》-77），论述部落使之职能，称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这一制度对以后的归义军政权不无影响。同时他又发表了《吐蕃统治敦煌的财政职官体系——兼论吐蕃对敦煌农业的经营》（《敦煌研究》-91）一文，指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财政体系，由“岸木”负责经济事务和寺庙等公产，并推行“突田制”，实行计口授田，建立与之适应的税制和财政体系，由岸木、军粮官、唐人地区总大税务官、地方总税务官等组成，并设立勾检官。
杨福泉《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00）通过对敦煌藏文写本P.T.1134《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和纳西族东巴经《献冥马》的细致研究，并以汉文文献中有关马在藏族、纳西族宗教生活中作用的记载与之相互印证。
石硕《从敦煌藏文写卷P.T.1287看囊日伦赞时代吐蕃联盟政权的扩展及其内部矛盾》（《西藏研究》-64）以P.T.1287号藏文文献的记载为依据，参证其它资料，剖析了囊日伦赞时代吐蕃联盟政权之迅速扩展以及由此产生的联盟内部矛盾冲突的问题。
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兼向藤枝晃、姜伯勤等先生质疑》（《中国史研究》-90）通过对敦煌所出编号为Ch.73,xv,10的藏文文书的重新译释，纠正了前人的错译之处，探讨了文书的背景与价值。
继《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120-126页发表杨铭《英藏敦煌藏文写卷选介（一）》（介绍了24种藏文文献）之后，他又发表《英藏敦煌藏文写卷选介（二）》（《敦煌学辑刊》-72），介绍了14种另外的文献。
此外的论文尚有：陆庆夫《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敦煌研究》0-118）、王欣《吐火罗在河西一代的活动》（《兰州大学学报》-103）、李冬梅《唐五代归义军与周边民族关系综论》（《敦煌学辑刊》-53）、张生祥《丝绸之路上的粟特文明浅探》（《丝绸之路》学术专辑第1辑，）、唐晓军、师彦灵《西夏建筑与服饰艺术浅谈》（《丝绸之路》学术专辑第1辑，）、热依汗《高昌维吾尔（回鹘）汗国时期的文学概况》（《民族文学研究》-85）、周彩云《整理出版敦煌民族古籍文献之我见》（《民族古籍》-33）等。
4．石窟艺术
霍旭初《唐代龟兹佛教艺术》（《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2，）指出龟兹佛教石窟艺术发展至公元7世纪，开始进入繁荣期，艺术模式已经成熟、规范，对龟兹以东的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谢生宝《克孜尔石窟故事画对莫高窟故事画的影响》（《敦煌研究》-20）以敦煌莫高窟与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画幅内容相同的故事画为例，从表现形式、构图艺术上对比分析，说明克孜尔石窟与莫高窟之间的源流关系，以此证明莫高窟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克孜尔石窟中的故事画，并使佛教故事形式更完美，构图更巧妙，内容更丰富，篇幅更宏伟。刘波《敦煌与阿姆河流派造像美术比较研究》（《敦煌研究》-38）认为敦煌佛教造像中经常出现的“交脚式造像”、“施无畏手印”、“倚坐像”等，都体现了存在于西域以西至印度河上游的“阿姆河流派”造像美术的影响。胡同庆《试析敦煌隋初壁画的艺术特色》（《敦煌学辑刊》-93）根据敦煌莫高窟第303、304、305窟这三个洞窟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指出隋代的壁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表现技法上都有大规模的变革和创新。
在音乐研究方面，庄壮《敦煌西千佛洞壁画乐伎》（《敦煌研究》-10）认为西千佛洞壁画乐伎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场面壮观，风格独特，对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史、乐器史与佛教艺术史的研究都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他的《敦煌壁画乐队排列剖析》（《音乐研究》-46）将敦煌壁画中乐队的排列划分为四种类型，并一一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有提出要借鉴、继承其乐队排列艺术的问题。
除上述之外的论文尚有冯力《榆林窟第25窟壁画研究》（《齐鲁艺苑》-22）、周维平《试论敦煌壁画的空间结构》（《敦煌学辑刊》-87）、杨国学《承前启后的敦煌艺术“三绝”》（《敦煌研究》-51）、杨国学《西凉伎琐议》（《社科纵横》-45）、卢秀文《古代妇女的眉妆与敦煌妇女的眉妆》（《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0，5）、马德《散藏美国的五件敦煌绢画》（《敦煌研究》0-175）、王惠民《日本白鹤美术馆藏两件敦煌绢画》（《敦煌研究》6-178）、王惠民《关于华尔纳、鄂登堡所劫敦煌壁画》（《敦煌研究》0-121）等。
5．石窟考古
本年度敦煌石窟考古方面之论文，首推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文物》-27）的发表。敦煌莫高窟按洞窟分布为南北两区，南区洞窟大都是礼佛用窟，是过去敦煌研究的重点；北区主要是僧人们的生活用窟，过去研究较少。年，敦煌考古工作者对北区洞窟做了多年的工作，共清理发掘僧房窟、禅窟、瘗窟和仓库窟243个，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多种文字的文献、佛经，古钱币，木、陶、铜铁器，丝绸、棉麻毛织物以及一枚波斯萨珊朝银币。这是近年来敦煌考古的重要收获。
在这次出土的古钱币中，波斯银币（1枚）与西夏钱币（28枚）是第一次于莫高窟发现，意义重大，故格外引人注目，彭金章、沙武田撰成《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文物》-27）、康柳锁撰成《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8）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
敦煌莫高窟存在有不少西夏石窟，但多数都是由前代洞窟改建或补修而成，故对其分期一直难以确定。近来，随着学界对沙州回鹘洞窟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原被定为西夏的洞窟被归入回鹘。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4）对本世纪60年代之西夏石窟分期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调整与修订，认为可归入西夏的洞窟共计77个，其中莫高窟有62个，榆林窟有10个，东千佛洞有2个，五个庙有3个，将这77个西夏洞窟综合分为前后二期，其中前者65个，后者12个。
沙武田相继发表了《SP.83、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初探——敦煌壁画粉本系列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8）和《S.0259V〈弥勒下生经变稿〉初探——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二》（《敦煌研究》-30）二文，前者认为SP.83和P.3998是莫高窟第154窟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壁画设计稿，成稿时代应与该窟壁画绘制的年代相同；后者认为敦煌所出S.0259V白描稿，从其画面内容分析，应为敦煌壁画稿本，与《弥勒下生经变》所描绘的内容、情节一致，对照莫高窟壁画，应为晚唐索勋修196窟绘《弥勒下生经变》时的底本。
夏鼐遗作《从兰州到敦煌》（《文物天地》-31，-41，-39）记述了年间夏鼐参加西北考察团时，由兰州出发前往敦煌与河西走廊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的情况。
张先堂《唐宋时期敦煌天王堂寺、天王堂考》（《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4，）指出在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在敦煌受到格外崇拜，敦煌文书P.5579卷背所载之天王堂寺和S.5448《敦煌录》中的天王堂、天王祠很可能就是当时敦煌僧俗举行赛天王活动的场所，天王堂的位置当是指鸣沙山谷莫高窟崖顶的建筑。
彭金章《敦煌石窟不空羂索观音经变研究——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五》（《敦煌研究》-24）认为敦煌壁画中，不空羂索观音经变出现的时代比十一面观音经变为晚，其艺术形象，不论从姿势、面数、面相、臂数以及手持法器、宝物、所结手印，还是眷属的数量与身份等都与经文所载不完全相符。
贺世哲《石室札记》（《敦煌研究》-31）对敦煌莫高窟220窟东壁三佛图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其应出自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法供养品》。以三世佛与贤劫千佛为组合，共同表现《法供养品》，这在敦煌壁画中不仅是首例，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接着他有又对莫高窟419窟人字披西披上部以前被称为《法华经·火宅喻》的壁画进行了重新考定，认为这一内容实出该经的《化城喻品》。
梁尉英《十二时兽更次教化——试说莫高窟第285窟等壁画山林动物》（《敦煌研究》-8）将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等窟壁画中的动物与十二时兽更次教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颇有新意。
其他论文有：马德《同光四年马圣者造窟考》（《敦煌研究》-37）、袁德领《法心与敦煌莫高窟第119窟》（《敦煌研究》-35）、李国《河西几处中小石窟述论》（《敦煌研究》-22）、杨关良《对唐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辨析》（《社会科学论坛》-81）、杜学书《河西走廊出土发现的新疆钱币》（《新疆钱币》）、殷光明《北凉石塔述论》（《敦煌学辑刊》-107）、郭俊叶《莫高窟第454窟窟主再议》（《敦煌研究》-24）、苏惠萍《敦煌出土的汉代玻璃耳珰》（《丝绸之路》）、曹洪勇《试析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木建筑构件——斗拱》（《新疆文物》-88）、王建军、胡祯《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新编窟号说明——兼谈以往北区洞窟诸家编号》（《敦煌研究》4-121）、倪怡中《敦煌壁画文献中所见的古代百戏》（《图书馆理论与实践》-51）、喻春荣《〈胡商遇盗图〉及其题记浅释》（《陇右文博》）、倚山《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凝聚》-41）等。
敦煌遗书自1900年发现以来，便相继流失，除北京图书馆、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等比较集中的收藏单位外，尚有大量写本流落各地，对这些写本进行全面调查，是当前敦煌学界的一项任务。本年度发表了多篇有关成果，他们是：方广锠《中国散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学辑刊》-82），方广锠、查永玲《浙江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学辑刊》-76）、方广锠、徐永明《浙江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研究》4-133）、方广锠、徐亦农《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研究》4-143）、徐忆农《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考》（《敦煌学辑刊》-80）。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229-257）对其前出版的著作《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4月）进行了补正：一、对原书代前言《敦煌写本书仪略论》中的一些观点作了休整和补充；二、根据新发现的敦煌文献，补充录文部分的重要缺佚和新的卷号；三、介绍了几种未在《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中整理和录文的书仪；四、介绍了几种吐鲁番出土的书仪；五、将敦煌本书仪号码编为一览表，以便查阅。
李并成《“镜”类文献识略》（《敦煌研究》-62）通过大量敦煌文献及其它多种史籍的例举，指出，敦煌文献“镜”类著作中的“镜”假为概观、一览、察鉴、通鉴、指南之义，具有简明扼要、大处落墨、言简意赅、主旨鲜明、鉴古察今、简便实用等特点，当与纂要、备要、会要、史要、集要、类要、指要、撮要、语要、鉴要、切要、手册简本一类著作有类似之处。
宋家钰《佛教斋文源流与敦煌本〈斋文〉书的复原》（《中国史研究》-83）指出敦煌文献中有数百件佛教斋文写卷，抄录斋文一千多篇，是佛经之外数量较多的一类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具有范本性质，另一类则多为寺院僧人为某斋主所写之文。
方广锠《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及其有关文献》（《法源》16，）对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及其注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与介绍，并就该经在中国的主要兴盛时期及流传方式提出了新见解。
宋晓梅《论哈喇和卓88号墓、99号墓出土若干纪年文书》（《敦煌研究》2-110）通过对哈喇和卓88号墓、99号墓出土的一组文书的探讨，认为中原地区自东汉以来就一直流行的干支纪年法，自西凉始，也开始为高昌的官私文书所采用。
曾良《〈敦煌歌辞总编〉校读札记》（《文献》0-109）择要对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校勘和考释方面的阙失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杜伟生《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赝本八种概述》（《文献》6-131）从纸张、糨糊痕迹、界栏的划法、墨迹、书法风格等方面对北京图书馆藏的八件赝品（成82、宙37、成37、昆53、云35、昆90、丽24、冈74）的鉴别进行了论述。
唐耕藕《〈癸卯年（943）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广进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稿〉残卷缀合》（《文献》0-125）将P.2032、 P.2040、 P.3224等卷进行了缀合。
洪修平《关于〈坛经〉的若干问题研究》（《世界宗教研究》-88）对敦煌本《坛经》的形成与版本之流变作了论述，对《坛经》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及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评析。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259-290）介绍了斯坦因于中亚获取文书的经过并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研究，认为斯坦因第四次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虽然数量不大，但价值却是很高的。
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写本源自藏经洞》（《敦煌研究》-46）详细分析了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六十多卷于1944年发发现于莫高窟土地庙的文书残卷，认为这些文书应是从莫高窟藏经洞流散出来的。
文献研究，成果丰硕，兹不能一一详赘，仅罗列论文目录如下：
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191-208）。
施萍婷《新发现〈增一阿含经摘要〉——敦煌遗书编目杂记之二》（《丝绸之路》学术专辑第1辑，）
王惠民《敦煌遗书中的药师经变榜题底稿校录》（《敦煌研究》-18）
王继如《别本〈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研究》（《敦煌研究》2-145）
魏文斌、师彦灵、唐晓军《甘肃宋金墓“二十四孝”图与敦煌遗书〈孝子传〉》（《敦煌研究》-90）
李丽《关于〈张淮深墓志铭〉的两个问题》（《敦煌学辑刊》3-146）
李天石《敦煌所出卖身、典身契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38）
王珍仁《对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孔目司公牍〉的再研究》（《敦煌学辑刊》-46）
汤长平《敦煌研究院藏〈北魏军官籍簿〉辨析》（《敦煌学辑刊》-64）
徐志斌《〈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补四则》（《敦煌学辑刊》-68）
邰惠莉、嫏阁《甘肃省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简介》（《敦煌学辑刊》-76）
熊飞《P.2555残卷抄录时间等相关问题再探讨》（《敦煌研究》-73）
谭蝉雪《青山示庆所捐敦煌文献及三件校释》（《敦煌研究》-54）
李丹禾《〈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补正》（《敦煌研究》-59）
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6）
邰惠莉《敦煌写本〈佛图澄所化经〉初探》（《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1，2；《敦煌研究》-100）
杨森《跋〈子年三月五日计料海济受戒衣钵具色一一如后〉帐及卷背〈释门教授帖〉文书》（《敦煌研究》1-106）
杨宝玉《〈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智兴鸣钟灵验记〉校考》（《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1，3）
孙继民《关于敦煌所出一件僧人文书的写作年代及定名——伯希和文书4648号考察之一》（《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2，）
汪泛舟《〈开蒙要训〉初探》（《敦煌研究》8-145）
黄征《吴士鉴旧藏敦煌北朝唐人写卷的鉴定与考证》（《敦煌研究》5-169）
刘雁翔《天水流传过的敦煌写卷及学者题记》（《敦煌研究》9-184）
陈红彦《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近现代印鉴印主考》（《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291-308）
汪维辉《〈敦煌变文集〉拾校》（《台州师专学报》-54）
杨富学、王书庆《敦煌写本〈天台五义分门图〉校录研究》（《东南文化》1998/增刊1，142-146）等。
张鸿勋《敦煌遗书中的中印、中日文学因缘——读敦煌遗书札记》（《敦煌学辑刊》-53）认为敦煌研究院藏《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与《包公案·判奸夫窃盗银两》有相似之处，后者为前者的移植；日本民间喜剧《附子》与敦煌遗书斯613《启颜录》中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二者之间当有渊源关系。
柴剑虹《敦煌藏文P.t.号写卷卷背的唐人诗抄》（《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53-56）对敦煌藏文写卷P.t.卷背新发现的若干用汉文抄写的唐人诗作进行了研究。将P.t.1208号卷背失作者署名的三首诗考订为唐代著名诗人韩翃之作，P.t.1221卷无作者署名的《曲江春望》等二首当为卢伦所作。此外还有岑参等人的作品。“大历十才子” 卢伦、韩翃八首诗作在敦煌的发现，别有一番意义。
王志鹏《敦煌P.2672卷残诗集内容考释》（《敦煌研究》6-141）对该诗集的时代与作者及其所反映的内容进行了推断，认为创作于吐蕃进占沙州以前的这部佚名诗作，与敦煌发现的另一诗集写卷S.6234内容类似，但并不重复，共同构成了一道描写唐代前期我国河西、西域一带的山川地理、社会生活及边地风光的系列诗歌作品，有着独特的价值。
王继如《〈敦煌的唐诗〉读后札存》（《中国典籍与文化》-22）对黄永武著《敦煌的唐诗》（台北洪范书店，1987年版）中所收伯3619、伯2555等卷的录文与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徐俊《敦煌写本〈李峤杂咏注〉校疏》（《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63-86）对敦煌写本中的三个《李峤杂咏注》写本P.3738、S.555、Dx.10298进行了勘校和疏证。他的另一篇论文《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唐研究》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67-97）对湖南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发现的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进行了研究。在上万件瓷器中，除去重复者，可得诗歌作品、格言熟语及残句近八十首（句）。这些作品，绝大部分不见于《全唐诗》等唐五代诗总集，却有十一首（尚不包括其他存在间接关联的诗歌）可见于敦煌吐鲁番写本，这一发现，对于敦煌诗歌和长沙窑瓷器题诗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汪泛舟《敦煌道教诗歌补论》（《敦煌研究》-95）论述了敦煌写本中与道教有关的诗作，指出这些诗，有的杂陈于道经，有的单独成卷，道教斋蘸中的一些应用文字和诗词作品，又是构成敦煌道教文学的一个重要部门。敦煌道教诗歌作品数量众多，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
其他论文尚有伏俊连《〈驾幸温泉赋〉补正》（《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57-61）、王继如《〈秋胡变文〉校释补正》（《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87-96）、莫立民《韦庄〈秦妇吟〉讳因新辨》（《漳州师院学报》-36）、倪怡中《〈秋胡戏妻〉对秋胡故事的重构》（《古典文学知识》-62）、陆永峰《王梵志诗与寒山诗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0-113）、傅新营《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战争题材作品》（《文史杂志》-34）等。
8．语言文字
敦煌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通常与文献研究和文学研究密切相关，有些论文既可归类为文献研究，又可归入文学研究，若称之为语文研究，亦无不可，但在这里仅限定那些纯属语言学范畴的研究论文。黄征《唐代俗语词辑释（二）》（《唐研究》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137-149。第一部分载于同刊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195-206，收释“下脱”、“拥尘”、“淡服”等17个敦煌写本俗语词）收释“璞璞”、“扑扑”、“摸摸”、“模模”、“漠漠”、“咨”、“咨启”、“咨下”、“短终”等可见于敦煌写本中的俗语词32个。邓文宽《敦煌本〈六祖坛经〉口语词释》（《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97-103）对敦煌写本中的18个口语词，如“故”、“火急”、“下手”、“颠”、“一时”、“下心”等一一予以解释。饶宗颐《敦煌出土镇墓文所见解除惯语考释——〈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序》（《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13-18）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惯语，如“注、不得相注许”、“诸勾校”、“用当复地上生人”作了考释。
此外尚有刘瑞明《为〈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进一言》（《辞书研究》-105）、马国强《释“步琴”》（《敦煌研究》3）、许建平《〈礼记音〉补校》（《敦煌研究》6-150）、徐在国《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字形摹写错误例》（《敦煌研究》1-152）、曾良《敦煌文献字义杂考》（《语言研究》8-162）等。
西域、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是研究宋元时代维吾尔语言状况的最基本的资料，邓浩、杨富学继《论回鹘文献语言的内部差异》（《敦煌研究》1-170）、《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语音与词汇》（《甘肃民族研究》-55）、《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法研究》（《敦煌研究》6-154）、《论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句法》（《甘肃民族研究》-37）之后，又发表了《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中的动词及其用法》（《敦煌研究》7-119）及《西域敦煌文献语言条件式形式的演变》（《甘肃民族研究》-106）二文，系列探讨了回鹘文献语言的语法现象。靳尚怡也发表了《回鹘文文献语言的助动词》（《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创刊号，新疆人民出版社，4）一文。
用写成于11世纪的回鹘文《玄奘传》的汉语音译词来推断当时西北汉语的音韵概貌，是研究当时西北汉语方言的一种有效方法，聂鸿音《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民族语文》-70）认为回鹘文《玄奘传》中所见汉语音译词的最大价值在于清楚的反映了古汉语辅音韵尾的演化过程，即古阳声韵的演化始于-&&31;的脱落，古入声韵的演化始于-t和-k的弱化；无独有偶，黄艾榕、张盛如《从回鹘文〈玄奘传〉看西北方言入声的演化》（《武汉教育学院学报》-31）采用传统的“番汉对音法”，通过回鹘文《玄奘传》中音译的一些的汉语入声字的分析，阐述了11世纪中国西北方言入声字的演化规律，认为这些入声字的最大价值，在于清楚地反映了古汉语入声的演化始于-t和-k的弱化。在西北汉语方言入声的发展过程中，韵尾-p是最稳定的。
9．科技与文化
季羡林《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1-12）系作者新著《糖史》第2编的节选，研究了新疆出土的于阗文药典。
颜廷亮《关于敦煌文化中的学术科技》（《社科纵横》-43）指出敦煌的学术、科技到唐朝前期及归义军统治时期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写本数量明显增多，涉及领域也很广，经学、史学、天文、地理、水利、医药等都包括在内；既有专门性的高级读物，也有通俗性乃至童蒙使用的读物。归义军政权灭亡后，敦煌的学术与科技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他同时还发表了《关于敦煌文化中的教育》（《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7）一文，指出：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是从十六国时期即已有之，在十六国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后持续发展。这种学校教育既和中原地区的学校教育既有一致性，又有地方特点。
谢生保《敦煌壁画中射箭运动发展的四种形态》（《丝绸之路》学术专辑第1辑，）认为大多数体育运动项目都起源于生产劳动和健身娱乐活动，经过不同形态的不断演变，最后才发展为一种体育比赛项目。这一演变过程，从射箭运动的演变发展中就会看得十分清楚。本文将射箭运动演变过程总结为四种形态：生产工具、战斗武器、健身娱乐、竞艺比赛。这四种形态在敦煌石窟壁画艺术中都有十分生动、具体的形象资料，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从4到14世纪一千余年间射箭运动发展、变化的情况。
王振国《敦煌“咏伤寒”词的医药学与民俗学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92）研究了三件出自敦煌的有关医学的曲子词。其所咏内容均与中医常见病“伤寒”有关，但与敦煌卷子中发现的三种《伤寒论》无涉。
杨富学《从二十八宿看唐宋时代吐鲁番之文化杂糅》（《西域研究》-62）依据吐鲁番发现的二十八宿星图及用汉、回鹘文写成的写本残片以论证唐宋时期吐鲁番文化的杂糅。从中既可看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又可看到印度文化的渗透，还可看到阿拉伯文化的印痕，同时又不乏本土文化之特色。
其他论文尚有李重申、陈炜、李金梅《论敦煌遗书〈呼吸静功妙诀〉》（《敦煌研究》-77）、李星《敦煌悬泉新发现残纸应为魏晋遗墨——兼论书法史书体演变的一个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52）、胡隽秋《略论吐鲁番墓葬中出土的天象图》（《西域研究》-66）、王进玉《从敦煌文物看中西文化交流》（《西域研究》-62）等。
1． 学术会议
-14日，“唐代西域与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召开，与会学者除来自北京、南京、武汉、杭州、兰州、敦煌及新疆诸地者外，还有来自德国、日本、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在会上发表的有关论文有：陈国灿、刘安志《从库车出土文书看安西大都护府统治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杨秀清《金山国征楼兰及同于阗的关系》、李明伟《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黄征《敦煌愿文“庄严”、“资庄”考辩》、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中的饼的研究》、程喜霖《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买买提·艾沙《浅谈唐朝对西域的经营》、霍旭初《龟兹流行密教考辩》、王征《龟兹壁画艺术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启示》、王嵘《库木吐拉石窟汉风壁画的美学评价及传递的历史信息》、钱伯泉《安西都护府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宫其格《丝绸之路艺术随想》、李丽《克孜尔菱格故事形式初探》、李强《从阿斯塔那冲突文物看高昌时期的葬俗》、赵莉《克孜尔石窟七佛—菩萨壁画》、谢生宝《克孜尔故事画对莫高窟故事画的影响》、罗世平《龟兹地区地藏菩萨的遗存与地藏信仰的西传》等。 除正式学术交流外，会议还安排了许多与会议有关的考察项目，先后参观了古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烽火台、克孜尔尕哈千佛洞、苏巴什故城、库木吐拉石窟、博西巴什故城、通古斯巴什故城、森木赛姆千佛洞和古高昌地区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阿斯塔那古墓群等。
日，甘肃省敦煌学会在兰州大学举行全体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并以敦煌科技为中心，展开学术交流，丛春雨就敦煌古医方、李正宇就敦煌文献中的各类科技史资料、李并成就敦煌绿洲与沙漠化问题、王进玉就敦煌壁画中的科技资料作了专题报告。
-23日，由法门寺文化研究会、中国唐史学会和陕西省法门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古城西安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学者300多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168篇，其中不少都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有关。这些论文都被收录于法门寺博物馆主编的《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第10-14辑中，在本文的不同部分中已经分别作了叙述，此不赘。
2． 研究综述
刘尊明《敦煌曲子词整理研究的百年历程》（《文献》5-177）、马克林《敦煌法制文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2）、颜廷亮《与世纪同龄的敦煌文学研究》（《社科纵横》-55）、圣凯《二十世纪法照研究综述》（《法源》16，3；《敦煌研究》9-164）、尚文《丝绸之路研究概况述略》（《丝绸之路》学术专辑第1辑，）、杨富学、刘永连、丁晓瑜《年大陆地区唐代学术研究概况——敦煌学（《中国唐代学会会刊》9，8）等。
其他概述或介绍性的文章尚有荣新江《敦煌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文史知识》-45）、刘进宝《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与千佛洞骗宝》（《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1，）、柴剑虹《关于敦煌文物回归之我见》（《中国佛学》2：1，9）、赵声良《东京“佛陀展”略记》（《敦煌研究》3-184，介绍了日在东京举行的“佛陀展”的情况，其中不少展品就出自敦煌、吐鲁番一带）等。
3．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专家成果述评
相对而言，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还是较多的，计有：张建国《王国维与敦煌吐鲁番学》（《新疆地方志》-50，54）、雒青之《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敦煌艺术论》（《美术观察》-64）、刘再聪《张大千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8-128）、荣新江《贝利教授与于阗语文献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309-324）、李丹禾《姜亮夫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325-328）、王镛《常任侠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329-334）、杜斗城《悼周丕显先生》（《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335-338）。
4．书评与序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刊发了一组书评，非常引人注目，他们分别是刘屹评北京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第371-381页），陈国灿评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第381-391页），施萍婷评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391-396页），王冀青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396-405页），王素评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第405-413页），史睿评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第414-419页），颜廷亮评张锡厚《敦煌赋汇》（第419-425页），李正宇评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1 卷（第425-433页）。这组书评既有介绍，也有批评，真正起到了联系作者与读者之津梁的作用。而不像某些书评那样只说成绩，不说缺点，而且还一味地拔高，不仅没有起到评论的作用，客观上却误导了读者。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书评专文，即张广达对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规划出版的《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西域（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计四册）的长篇评论，既肯定了该书的优点，又指出了书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后者，对我们今后的研究颇有指导性意义。
《光明日报》日第10版刊发的《敦煌学研究的标志性工程——专家学者谈〈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也可以说是一组很有分量的书评。其中有季羡林《〈敦博本禅籍录校〉序》、席宗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序》、柴剑虹《敦煌文献整理的硕果》、李正宇《敦煌学坚实的基础工程——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等序和评论文章，对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大型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予以高度的评价。
其他值得一读的书评、序、介绍之类的文章还有很多，举要如下：
王尧《〈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序》（《甘肃民族研究》4-108）、陈国灿《李正宇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序》（《敦煌研究》4-167）、冯其庸《〈吐鲁番市志〉序》（《敦煌吐鲁番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 月，19-21）、李正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评介》（《敦煌研究》8-170）、余欣《质疑问难 发明颇多——〈敦煌语文丛说〉评介》（《敦煌研究》1-176）、刘瑞明《整理敦煌本、宋蜀刻本〈王绩集〉的新收获——〈王绩研究〉评述》（《敦煌研究》7-180）、卢秀文《甘肃石窟艺术图录的又一成果——简评张宝玺〈甘肃石窟艺术雕塑编·壁画编〉》（《敦煌研究》1-182，46）、孟宪实《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简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4-126）、梁国华《评〈丝绸之路贸易史〉兼论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175）、余欣《充实而光辉——读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敦煌研究》7-185）、黄夏年《〈回鹘之佛教〉读后》（《中国佛学》(台北)9-334）、邵文实《佚篇总汇 博采众长——评〈敦煌赋汇〉》（《敦煌学辑刊》4-146）、汤池《喜读〈敦煌石窟艺术〉》（《美术研究》，对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15册大型画册《敦煌石窟艺术》作了介绍）及黄征评朱凤玉著《敦煌写本碎金研究》（《唐研究》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543-547）、赵星瑜评周延良著《敦煌情爱曲词研究》（《文艺研究》6-157）等文。
5．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
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A.Stein）撰著的《西域考古记(Serindia)》（牛津，192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被译为汉语，于1999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斯坦因年在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对新疆、敦煌考古以及历史、民族、建筑和古代艺术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德国著名探险家勒柯克(A.von Le Coq)于1913年撰写的《高昌(Chotscho)》一书也由赵崇民译为汉语发表，易名为《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此书收录了大量当年勒柯克等人在吐鲁番从事考古活动时所获取的古代艺术珍品，其艺术内容、壁画铭文都已由勒柯克作过精辟的研究。本书的译成，为我们认识、研究吐鲁番学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勒柯克的另一部西域考察报告性质的著作《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伦敦，1928年版）也经陈海涛翻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2月出版。这是继郑宝善译《新疆之文化宝库》（南京：蒙藏委员会，1934年印行）之后该书的的另一种新译本。
在论文的翻译方面，成果也不少，可举的有：[英]格瑞纳、辛姆斯-威廉姆斯著，王平先译《粟特语古信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0-119）、[俄]萨维茨基著，高士荣译《〈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藏敦煌吐蕃文写卷注记目录〉序》（《民族古籍》-56）、[法]哈密敦著，林惠译《〈九至十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导言》（《喀什师范学院学报》-62）、[日]荒川正晴著，乐胜奎译《关于唐向西域输送布帛与客商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6，3）、[德]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玄奘和弥勒——回鹘文〈玄奘传〉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56）、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关于回鹘摩尼教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7-150）、[英]克劳逊著，杨富学译《早期突厥诸族天文学术语综考》（《西北民族研究》0-230）、[匈牙利]尼古拉斯·罗兹著，房学惠译《新疆地区制造的唐代钱币》（《陇右文博》-72）、[英]阿尔兰整理，康柳锁译《斯坦因〈西域〉附录：发现和获得的钱币目录清单》（《新疆钱币》-4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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