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子山什么意思？_百度知道
巴子山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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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张良皋：三巴寻五帝&百越探三皇
：世间有此桃花源
武陵何处？土家何人？一旦要为李玉祥君和我合著的《武陵土家》写前言，立即把笔踟蹰：首先感到无从下手，随即觉察一言难尽。
我们一般人初知“武陵”，大概自读《桃花源记》始：“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位渔翁发现了桃花源，出来后向世人讲述了一段神秘而美丽的故事，引起当时郡太守和“高尚士”如“南阳刘子骥”的浓厚兴趣而欣然欲往“问津”。故事里所谓的“武陵”，是指东晋的武陵郡。两汉、魏、晋、南朝都沿用此名，治所在今常德市。在战国时这里本是楚地，秦灭楚，置黔中郡。当时必有不少楚人，避秦遁入深山，所以流传“桃源”故事。至今人们一提“武陵”，立即透出神秘。秦黔中郡本来还包括旧楚巫地，“巫”的神秘性更无待宣言。楚人“巫、黔”并称，秦人设郡统辖，这里初见载籍，便是一个带神秘性的地理单位。
武陵山发脉于贵州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的梵净山，东北行，穿过川东南，主脉成为湘鄂界山。武陵山脉北行过清江、长江，到长江北为荆山。武陵山及其西北作为川鄂界山的巫山山脉，都是由地质史上的“燕山运动”造成的“褶皱”，被清江、唐崖河、贡水、酉水交错切割，地理学上一般视为各自一脉。巫山到长江以北为巴山。武陵山·荆山和巫山·巴山都有大段南北走向，被长江、清江“夺路东下”，又加之众多河流深层冲刷，大片的石灰岩沉积地区被雕凿成极为复杂的“喀斯特”地貌，到处是奇峰、悬崖、峡谷、洞穴……另外也还有发育完善、景象壮观的“丹霞地貌”，如利川建南。即使请高明的现代地理学家来用文字描述这一地区，也难免顾此失彼，可以想见古人闯入这一地区，不啻进入地理大迷宫。“桃源地貌”在这里是家常便饭。若有渔翁，
穿过腾龙洞进入利川盆地，穿过黄金洞进入毛坝“两汊十七沟”，闯过卯洞进入酉水河谷，见到的都是广袤几百平方公里的“桃花源”。
武陵巨洞以利川腾龙洞为魁首，清江干流通过此洞。已探出旱洞主干洞道57.8公里，全部洞厅面积155万平方米，支洞暂无完整统计，其总长当以百公里计。旱洞最高空间237米，最宽处174米。清江入洞水量常年平均30秒立方以上，最大水量超过1000秒立方，其溶蚀规模完全可能为“世界之最”。其次巨洞为唐崖河所穿过的黄金洞和酉水穿过的卯洞。余如桑植九天洞、慈利黄龙洞、龙山惹迷洞……虽气势稍逊，但规模都大，景观亦奇，各有千秋，不亚于国内诸历史名洞。
土家地区最高峰为巴山支脉之大神农架，在巴东县境北界，海拔3150米，高于峨眉万佛顶（3099米），也高于五台山北台（3058米），号称“华中第一高峰”。在贵州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海拔2494米，其附近的凤凰山高达2570米，都高于华山落雁峰（2200米）。作为川鄂界山的巫山在江南一段的最高峰位于建始天鹅池，海拔2090米。作为湘鄂界山的武陵正脉，在五峰县南的壶瓶山，海拔2099米，算得武陵东端的最高峰。这些山峰，普遍高于泰山、黄山、匡庐、雁荡、天台……
“土家何人？”更难回答。现在知道：“土家”是一族名，自称“毕兹卡”。1956年经多方调查，判明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少数民族。开始，愿意承认自己是土家族者，人口不过几万，地域不过几处自治乡。现人口已超过600万，仅次于壮、满、回、苗、维、彝，在少数民族中人口居第七。
土家分布，以武陵山区为主，巫山南北次之，江北荆山、大巴山区又次之。已建立自治市县的，湖北有恩施、利川、咸丰、来凤、宣恩、鹤峰、建始、巴东、长阳、五峰；湖南有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吉
首、泸溪、凤凰、花垣、桑植、永定（大庸）、慈利、武陵源、石门、沅陵、溆（x&）浦；贵州有印江、沿河、思南、德江、江口；四川（现建制为重庆市）有黔江、彭水、酉阳、秀山、石柱。周边其他地区，每有土家分布，有的如秭归、松滋、临澧……已成立若干自治乡。土家族分布区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
号称“神秘北纬30°”的纬线，横穿土家分布区；自西向东，石柱县城、利川忠路、宣恩县城、鹤峰湾潭、松滋刘家场等，都落在此线上。环球此线所经，多高山、荒漠、大泽……，对人类并不“友好”，颇有文明湮灭，故而号称“神秘”。此线在中国六次穿过长江干流，是区分南北中国的一条重要地理纬线。同样富于地理意义的东经110°纵贯土家分布区，自北往南，穿过建始、鹤峰、桑植、永顺、古丈、泸溪。这根线大致是中国东西两部的分界线：以东是山西、河南、湖北、广东；以西是陕西、四川、贵州、广西。最接近这两根经纬线交界的县城是鹤峰，即古容美土司治所；就此意义而言，武陵土家地处“中国之中”。
这个“中国之中”的山区，海拔多在500——2000米；亚热带山区气候，四季分明，但冬天无严寒，夏无酷暑，平均气温在10℃左右，最高气温约37℃，最低约-4℃，无霜期在9个月上下，湿度大，雨量丰沛，年平均雨量1300——1400mm；气候条件很适合动植物生息藩衍。论理，这里得天独厚，在“神秘北纬30°”线上，算得仙乡福地，应该产生远古文明，而且繁荣昌盛，绵延不绝。
令人难于自信的事实是:土家族的远古文明早已失落，土家族的绵延历史久经隐没。尽管土家族的分布居“中国之中”，却连“毕兹卡”的“自称”也是到解放后才被重新“发现”。这个民族来自何方，稽考
为难；这个民族历代史实散见正史诸《蛮夷传》和野史笔记之间，爬梳不易；足资考证的地下文物随三峡水利工程之建设刚刚露头，又将随三峡工程之建成永远沉没。近50年的研究虽收获颇丰，但要为土家族写一篇能得到公认的“简介”至今仍是难题——这也许正是引人入胜之处，本书的《历史冰箱》一节将为揭开这个神秘世界的一角作一番努力。
我们目前所能“揭开”的这一神秘世界的确很零星，但如果把零星的史实串联起来，武陵土家地区逐渐能被看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地理单元。有的学者认为远古时代，这里可能土生土长一个“宓（f&）羲氏”（也就是“伏羲”氏）古族，所以有“毕兹卡”的自称保持至今。《山海经》所纪传说，这里有“巫载”之民，是行盐巴人的先祖。五帝时代，这里出现高阳、高辛氏族。夏代，这里是祝融氏的老根据地。商代，这里建立了庸国。春秋时期，楚国兼并了庸国，从此巴人所建的头号大国的历史被楚国所掩。但从楚之巫黔，汉之武陵建制来看，这里隐然还是一个独特的甚至完整的地区。近年考古学界就錞于出土位置绘成分布图，可以看出武陵土家是“錞于之国”，土家的分布和錞于的分布相互覆盖，表示这一地理上的独特地区所生息的独特民族有其独特的文
化。錞于只可能是土家先民的创造而流传四方，决不可能创自中原却如此密集地流传到武陵土家。土家先民完全可能最先进入中原而成为“中原土著”。土家先民的文化，或者说成更为通行于学术界的“巴文化”，完全可能是中原的前驱文化，其地位正像努此亚文化之于埃及。
这里的人文底蕴如此丰厚，任一位土家学者要作全局介绍也会感到难于着笔。我们所知有限，并不比当年寻得桃源的渔翁深入多少，即使很著名的永顺老司城、大庸玉皇洞石窟、凤凰黄丝桥古城等，我们也还未曾亲历。所以只能暂付阙如。有的武陵一角，例如张家界，早已名满天下，无须我们为之锦上添花，故尔宁可作从略。有的武陵边缘，例如湘西一带，早在沈从文先生笔下，被描写得充满诗情画意，我们万难争驰；但如果请沈先生介绍武陵堂奥之区，他也决不会使用同样笔法。我们无非和当年渔翁一样，情不自禁，乐于介绍，顾不得我们所知还处于“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水平。只有一点自信，比起当年渔翁，我们多了照相机。
武陵的奇峰异洞、悬崖巨瀑，可与世界上任何风景区媲美。更值得称道的是这里有着几乎四季如春的气候。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夏季流行烤火，尽管目的是为去湿；1500米以上的高山台地，夏季烤火就是为采暖所必须了。在这段北纬30°线上，往东的武汉，往西的重庆，都得“火炉”雅号，居然有这么一大片清凉世界就在跬步之间。仅就避暑的作用而言，我们称武陵地区为“南中国的瑞土”绝不为过。瑞士全境在北纬46°线以北，相当于中国的黑龙江省，气候凉爽，毫不为奇。瑞士面积41293平方公里，不到武陵地区为一半，以避暑旅游为支柱产业，几乎成了世界的首富。而武陵地区至今大部尚未“脱贫”，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仍然深信：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如此深厚的人文底蕴，武陵土家的闭塞贫穷理当改观。我们的愿望就是要努力使武陵土家为世所知。哪怕力不从心，也要向世人大声张扬这个桃花源，怂恿众多的“太守”和“刘子骥”来访问这个桃花源，开发这个桃花源。（张良皋&&日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
（摘自张良皋《》）
横向比较，助人思考，于历史研究，尤其云然。我在非洲教书一年，有幸游历苏丹、埃及，在苏丹、埃及国家博物馆所见，尼罗河文化体系完整，相形之下，一个老问题立即涌上心头：中华文化竟是一条无源的巨川？以青铜器为表征的商代文化，若任我们游博物馆的普通观众评议，即使不说全面超过埃及，也至少互为先后，并驾争驰；约当西汉之末，埃及文化已经枯萎，而中华文化却生机畅茂，溢彩流光，历劫不磨，久而弥新。但十分奇怪，中华文化居然经不起上溯，一进夏代，立即走入混茫，似乎处处可疑；三是五帝，更是“查无实据”。这种情况，早该引起吾人的不安。中华文化，难道是从天而降？商朝对埃及之声势相夺，难道是平白无故的“后来居上”？是否在夏朝或者更早，已属“捷足先登”？三是五帝的史纪和传说，莫非全属子虚乌有？中华文化的起跑点，为何必定不能先于埃及？……近日在苏丹读到《光明日报·史林》所载宋健同志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超越疑古.走出混芒》一文，不禁击节赞赏。中华学人眼光，毕竟聚焦到这个历史难点。宋健同志列举事实，说明中华文化的混芒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自己。……
我很喜欢三联书店出版的《乡土中国》这套丛书，读其中的《武陵土家》尤受启发，所以当《南方周末》“阅读”版的编辑向我约稿时就情不自禁为它写了一篇短评，不料由此得以结识《武陵土家》的作者张良皋先生。
　　张良皋先生是位极活跃的、性情中的人物，与之接触谁也不会想到他已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他精神矍铄、开朗健谈，还喜欢到各地考察讲学。我在电视上就见过他老先生作凤凰卫视“寻找远去的家园”的嘉宾，与年青的电视人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听说他还与重庆电视台的记者们考察三峡库区远古巴人的遗踪。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去年七月，他老先生从美国讲学归来，一个人顶着盛夏的骄阳到社科院来看我。真是很不凑巧，那一天因有首长莅临不得而入，我们只好找个饭店畅谈，并以新著《匠学七说》相赠。我以为这是一本讲中国建筑学的书，对此我完全外行，张老此举是明珠投暗。张老说，我这本书之所以不称作“建筑学”，而叫“匠学”，这就与纯粹讲建筑理论划清了界限。它是通过“匠学”来讲述中国文化的，是介于工程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本著作。
　　像许多老先生的学术著作一样，《匠学七说》写得有内容、有趣味、有性情，总之有自己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和独特的风格，这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近些年学术著作崇尚规范，似乎有些忽略了个人的行文风格和可读性，有的学者甚至以使人读不懂为著书立说的目的，以艰深文其浅陋。在这方面许多前辈学者比我们这一代（也包括比我年轻的一代）做得好得多。
　　良皋先生也像许多老一辈的理工学者一样兼通文史，所以他在考察古代建筑文化的演变的同时，也发掘和解答了许多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文史学者研究文化史容易流于徒托空言，而作为建筑学家的张良皋先生往往是从建筑演变的实例出发的，并论证了自己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传播的意见。例如本书第一节是“说筵席”，中国唐代以前上溯到“三代”都是“席居”，有如今日日本尚保存的起居习惯。从“席居”出发，作者不仅考察了它对建筑制度的影响，而且认为这种“上堂脱屦，登席脱袜”的习惯不可能产生于黄河流域、更不可能始于寒带，作者认为只能产生于南方。“筵席文明”是中国上古的文明，而作者认为它发生于西南，这对“华夏中心说”和中华文明的“西北源说”“东北源说”是个挑战。其它如第二节“说干栏——从原始到永恒的居住形态”；第三节“说圭臬——建筑原件如何生成意义？”；第四节“说风水——中国的环境科学和环境美学”；第五节“说朝市——搜索形成格局的隐形力量”；第六节“说班垂——中国大匠之学的缔造者群”；第七节“说纵横——历史横断面与文化发展的时空序列”。
　　这七节在分析该节所论述的中心问题的同时，也都在论证着中国文明的起源于中国西南，然后流播到东南、西北和中原直到东方海外的过程。这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所指出的上古各朝都是“作事者必于东南，受功实者常于西北”。作者把它延伸了，并概括为“三巴寻五帝，百越探三皇，南中隐大荒”这三句。这种论述给读者解读上古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一些关于上古的传说和记载的矛盾和难以解释的现象得到新的解释。例如正统史家认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一般也把夏王朝的活动地区定位于中原一带，可是为什么上古有一些记载说“禹生于西羌”呢？大禹的陵墓为什么在浙江绍兴呢？那一带还有许多有关禹的遗迹？禹的遗踪还涉及到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这些看来好像是神话或荒诞不经的传说所致，但其中一定包含某些历史真实的，良皋先生关于中华文明的发生与传播的意见值得文化史研究者参考。
　　《匠学七说》学术个性还表现在其行文上。前面说到良皋先生的文史根柢很好，文字功夫很深，全书文字是很简洁的白话，也常有文言词汇和典故出现，但决不夹生；虽然此书意在论证作者的学术主张，但笔端常带感情，因此给读者以笔酣墨畅之感。在这里举其中一段话以为证：当作者比较上古中华文明与埃及文化时说到：有人把埃及的灭亡说成“悲壮的衰落”，未免拟之不伦。埃及之衰落，无“悲壮”之可言。埃及之灭亡完全是“枯萎”。光凭尼罗河那一碗水造就的文化，早晚会有枯萎的厄运。在中国，也曾发生“汤有七年之旱”；尼罗河过了苏丹南境，立即进入沙漠。几千里的蒸发渗漏，到埃及还余几何？一遇旱灾，何以支持！当我到撒哈拉沙漠深处游览时，也曾不禁浩叹：上帝既然创造了人类，为何同时创造沙漠！所以平情而论，中国得天独厚，埃及无法相比。汤因比例举的23种独立发生的文化中，天然条件能与中国相抗衡者实在寥寥。这种写法在其他学术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它突显出作者的个性。
内容简介：《庸国荒史研究》由张家界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家界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书泰研著。全书65万字，不仅全面系统地研究论证了大庸古国“诞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以及她的“起源与演变”，她的“疆域和领土”，她的“主体民族和主要传人”，她的“前身和异称”，她的“亲族和属国”，还有选择地重点挖掘和阐述了大庸古国“桑蚕文化、豆作文化、天文文化、造字文化、用火文化、拜草文化、祭祀文化、商贸文化、音乐文化、诗歌文化、崇山文化、昆仑文化、澧水文化”等多方面创世开先文化，内容极其丰富、珍贵，得到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充分肯定。90高龄的著名史学家张良皋教授在其序言中称该书为“一部史无前列的史书”，亦被张家界文化文史工作者陈自文先生誉为“古庸国的百科全书”。
为这样一部“史书”作序，任何人都要犯难。这是一部“史无前例”之史，来点老生常谈对付耶？免开尊口。“庸国”已是罕闻，庸国何曾有“史”？自名其书曰“荒史”，想必其书或空间荒远，或时间荒古，或故事荒诞，或论断荒唐……或兼而有之，“序”云乎哉？何从下笔！
然此书之立名，自有分寸。名之曰“荒”，自是筚路蓝缕，前无古人。而“荒史”之称，又非自我作古。书中叙及：明陈士元（）就著有“荒史”六卷，述“洪荒开辟之事”。今人著庸国荒史，何所不可？且标明“研究”，并未自作定论。著者李书泰先生，也可谓深具史识，善用史笔。
蒙著者惠赐样书索序，又破“良工不示人以璞”之惯例，可谓不我遐弃，推诚相待。我岂敢妄自矜伐，而不以诚相接！逮我稍翻目录，不禁咋舌。此书对庸国史料，可谓穷搜极讨，巨细无遗。全书600多面，内容极其丰富，每有珍本秘籍，世所罕见，而此书见“庸”必取，决不轻易舍弃。当我猛见“居庸关”被收录，也不禁怀疑：是不是搞过头了？但一见其举证，更不禁心智大开。庸国嫡系先祖高阳氏颛顼的领域就曾“北至幽陵”。我近日从事中国蒿排文化研究，识出这个“幽”字，并非两束丝被扔到山沟里。那“两束丝”相并，乃是“兹”字，“兹”就是蒿排；下半截不是“山”，而是“火”。“幽”字是蒿排“幽光”现象，是古代蒿排稳定火源甲烷（沼气）自燃。中国古代江淮河济四“渎”互通，长江蒿排流到“幽州”不难。所以此书不避庞杂，兼收并采，是正确策略。
全书大旨是先行汇集资料，我想应已够学者初步研究撷取。但有一个方面似尚待充实，即“巫风”或曰“巫学”资料。书中设想五帝之前有一个“大庸帝国”，我不大惊小怪，因为我也曾以为庸之立国很可能先于五帝。但若设想五帝之前曾有一个“中央大帝国”在控驭全中国之运转则似过于靠拢“现代思维”。报刊上曾见有学者作此想，不限于《荒史》作者。这种想法也有一些历史现象作根据，并非全然空穴来“风”，若容粗陈鄙见，此“风”业自“巫风澧俗”。
人类何时跨入文明？学术界为此设定许多“门槛”，概略言之，自今入古，反推万年，大概已届文明的“蒙昧时期”起始线。此时，在中国，表现的就是“巫风”弥漫，大约经五千年，中国正式进入“有史”，出现“五帝”的国家形态。不能小看“先五帝时代”五千年的巫文化，不能小看中国大巫们的活动能量，包括他们的文化成就和地域范围。不必谈巫色变，畏之如“妖”，贬之为“邪”，置之于“怪力乱神”之列。中国史学，正因这些“小小的失误”，即使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直也只能、只愿意甚至只知道在“黄河中下游”打转，以致始终只让老生常谈指引大家在不可能生长老猴子的地方找寻人类文明的萌生之所，其难度实无异于缘木求鱼。
作序人也算费了不短时间，才悟出《山海经》中的“灵山十巫”是“分境扬灵”，而不是聚集在某座“巫山”的一峰之上。因为《山海经》也开出了另一份“开明东六巫”的名单，表示“开明西”也至少还有“一巫”在那边活动。而“开明”乃是“荆人”（即楚人）某一支的酋豪带领部族到达蜀境建立的“新朝”，取代了蜀境原主人“望帝”政权，取代过程颇似尧舜禅让，说不定这场“蜀版禅让”还早于中原。这使我敢于设想：今成都一带以西，至少必有一巫。这一巫不在开明东六巫之列，很容易在“十巫”剩下的“四巫”中搜寻。得！必是“巫真”，他是滇池之巫。“滇池”得名之由，至今无人知晓。愚见以为，它不过是那位巫“真”到了“水”边。大巫所至，庸人随之，所以战国时代，庸裔楚人正式派遣庄蹻开滇。
“灵山十巫”中有一位“巫礼（礼）”，亦即巫醴、巫澧，是澧水酒神大巫、俎豆大巫。“开明东六巫”中有一位“巫履”，清代学人郝懿行本“礼之义履也”为言，认为巫礼即巫履。这应该引起张家界学人的重视。张家界位于澧水流域，是产粮区，粮食（豆居首，次为稻）一旦丰收，就有余力酿酒，澧水古代应以豆、稻酿酒得名“醴水”，精于植豆、育稻、酿酒的大巫完全可以升格为酒神：无酒不足以成礼。在巫文化时代，巫礼的地位恐仅次于盐神“巫咸”。张家界的学人要搜集巫礼传闻，具有地缘优势，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以酿酒为重点的巫礼之学来充实这一带乃至全国的“先五帝巫学”，会比单纯探讨“大庸帝国”要容易得多，具体得多，更易于取得全国学界的共识和帮助。尤其是书泰先生在《古庸国豆作文化初探》一节中，提出澧水流域是中国豆作的故乡，豆作文明是比稻作文明更早一轮的起步文明，奠基文明，更是史学界一个重大发现和突破，堪称理论创新。建议著者趁热打铁，做好后续研究。
同时，作序人在序言中提出研究巫礼课题，并非越俎代庖，不过为《荒史》作者拾遗补阙，丝毫也不影响书中既定内容，也许还有小助于“大庸帝国”内容之落实。如果有人认为在李书泰先生《荒史》中的荒远、荒古、荒信、荒寂……之外还隐约有一分“荒谬”，那必为自己学问“荒疏”、胸臆“荒芜”所致；恭请大家审慎察之，切勿妄加腹诽，即使如您所言，亦应多加宽容，嘉其探路之功！是为序。（作者张良皋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学家、史学家）
李书泰：——《庸国荒史研究》后记
经国内部分学者研究初步证明，古庸国是肇基远古，亡于春秋，地处长江中游，境跨长江两岸，紧邻渝东“巫山人”、滇北“元谋人”、鄂西“建始人”、湘西“石门人”等几大人类化石遗止，拥有四川和洞庭湖两大盆地及江汉平原核心地带，与远古“三苗、盘瓠、百濮”部落先民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南方文明古国。“古庸国文明”，是巴楚文化的前身、河洛文明的近祖，华夏文明的基因，是孕育江汉文化、预衍中原文化的母体文化。目前，已有学者提出大胆设想：大庸国是东方古罗马，中国的庞培，相当于罗马称大秦、日本称大和、阿拉伯称大食，认为庸国境内的崇山（舜放驩兜处）很可能是比“夏墟、殷墟”更早的文化遗址，是有待揭开谜底的“庸墟”。
不少专家认为，这是澧沅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南方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研究领域一个值得肯定的大胆设想，它所代表的不单是地方史研究工作者一份难得的工作激情和追求，更是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研究理念的进步和升华。认定澧水沅江流域文化是古庸国文化的源头，是湖湘文化的起点，西南文化的核心，巴蜀文化的母体，江汉、河洛文化的前身，中原、华夏文化的远祖并非异想天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没有整体规划，没有统一指挥，缺少基础研究，总是在前人已有的那点记录里改换名称，反复捣腾组合，先辈没有涉及的问题仍然没有涉及，先辈没有理清的线索仍然没有理清，先辈没有填补的空白仍然没有填补。结果是麻布上面绣花、沙滩上建房、茅棚里装修，永远出不了精品。如此下去，就是再空喊100年也是枉然，张家界永远摆脱不了没有文化的偏见，深埋历史底层的灿烂文化永远得不到发扬光大，就连现存的那点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淡化乃至消亡。
本人是一个长期从事本土历史文化研究的普通工作者，对张家界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有一份至爱和痴迷，发现了一些确有价值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也有为之奋斗并试图破解历史难题、解开文化谜团、填补历史空白的决心，但苦于学力不足，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一种看到香蕉摘不着的苦恼和困惑，恰如俗话所说：“没有金钢钻，揽了瓷器活。”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要破解张家界历史文化之谜，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光有热情和决心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广博的见识，睿智的胆识，还要有各学科专家团队的参与，靠集体的智慧才能攻克难关，最终打开这座文化宝库的大门。为此，笔者曾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的身份在《中国新经济·创业导报》上发表题为《张家界历史文化呼唤基础性研究》专文，大声疾呼组织开展张家界历史文化研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尤其得到市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的高度重视。
2008年初，湖南省政协会议期间，周元庭主席撰写《关于系统研究湖湘远古文明，擦亮湖湘文化品牌的建议》提交省政协全会，引起省内高层重视，被评为省政协6个优秀提案中的重点提案。同年4月2日，周元庭主席在全市文史工作会上发表《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将大庸文化课题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讲话，促使政协文史委工作重点转向张家界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日，市委常委会听取市政协关于加强我市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汇报，引起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市委常委会纪要，并由市委办行文成立了张家界市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领导小组，一个漫漫而艰辛探寻古庸国历史的破冰之旅终于现出曙光。日，周元庭主席在张家界市历史文化基础究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市文史文化工作者充分认识我市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将研究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
在市委市政府及领导小组的强力推动下，很快即有何光岳、张良皋、伏元杰、田贵君、罗维庆、唐丽敏、金陵、陈叶红、满祥、金克剑、陈自文、周志家、田奇富、向延振、吴建国、安用甫、龚岳雄、龚建业、向光清、周保林、张汉清、姜阳春、覃大钰、陈俊勉、李伊忠、于志君、杜登胜、谷娉骅等省内外一批专家教授及文史工作和文史爱好者，积极响应、支持、推动、参与这一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尤其是金克剑先生，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力度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研究热潮中。他认为：人生真正重要的是找到那分既有益社会又快乐自己的职业，正如著名院士王选教授所说：“一个献身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象先前那样生活了，必然失去以前所能享受的很多快乐，但也必然享受到以前无法享受到的不少乐趣。”正是由于他毅然决然以“失去以前所能享受的很多快乐”为代价，通过整整四年时间的超负荷脑力劳动，苦心孤诣，穷搜极讨，在成功破译“屈原故里在大庸”千古谜底的同时，还连根带土地牵出了“屈氏后庸国”一段隐秘的历史，令人钦佩，亦令人感动。
历史研究千头万绪，任重道远，面面俱到是干不出成绩，显不出亮点的。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抓住牛鼻子，选准突破口，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超常的钻研精神一竿子插到底，才能有所感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快出成果。这次市委组织、政协牵头的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既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又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真抓实干，但仅凭一已之力是很难完成预定任务，达到预期目地的。作为课题组直接责任人，工作热情不能降温，研究进程不能减速。自己一定要带好头、服好务、团结课题组一班研究人员搞好交流与合作，力争在专题研究、对外宣传、成果转换几方面都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做出成绩，做出亮点。苹果只有落在牛顿身上才能产生牛顿定律，砸在牛身上，即使一万次也只能让牛头挨砸！我们一定牢牢记住这句至理名言。
“察而知之谓之神”，&“问而知之谓之圣”。这里，我们课题组也再次提醒自己，一定会多学习，多钻研，多思考，多吸收，多比较，学会钻故纸堆，既钻得进去，又跳得出来，防止读死书，死读书，一定要擅于发现史料以外、文字以外的隐形线索和隐形历史。我们提倡出书，但我们坚决反对从资料到资料，从文献到文献的照搬照抄，坚决反对人云亦云炒现饭，粗制滥造堆垃圾！我们一惯倡导的是：找准矿脉，再挖矿藏；挖出煤炭，再做煤球；修好水库，再说发电；种出庄稼，再祈丰收。我们一定会进一步认清形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作风，继往开来，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新成果，努力开创我市文史和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文明张家界、文化张家界、和谐张家界、生态张家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喜欢的工夫不累人，只要找了路就不怕路远！
然而，研究历史文化，修编志书，从来都是国家工程、政府工程。至此，笔者再次郑重呼吁市委召开专题会议，专项研究和部署组建张家界历史文化研究院，建立张家界历史文化研究常设机构，迅速成立课题攻关专家小组，对全市历史文化资源和线索进行系统考察和摸底，作出全面具体的总体规划，并将研究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形成张家界历史文化研究长效机制，确保课题研究按计划稳步实施和恒久推进。我们充分相信市委市政府一定会一如既往地高高扛起张家界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这面大旗，领导机构一定会升格，支持力度一定会增强，推进步伐一定会提速，研究目标一定会更高，研究内容一定会拓寛，研究队伍一定会扩大！作为后记，除了表明我门的决心和愿望，还有许多感人的事不能不记，许多感谢的话不能不说。
——五年过去了，五度寒暑易节，五度春秋更替，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有个疲惫，但我们没有停歇；我们有个迷茫，但我们没有退缩；我们有过失误，但更多的是收获；我门遇到过阻力，但更多的是给力、鞭策和支持！对于阻力我们会当做蛛丝轻轻抹去，很快淡忘，而对于鞭策和支持却永远铭记在心房！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感激不尽，只有难忘！
忆往昔，难忘伯俊书记亲笔改稿，电话鼓励；小明市长放手支持，大力资助；运田副书记当面交流，鞭策给力；元庭主席运智除障，稳健推动；凌之部长亲临指导，长期关注；金铭副主任率团访师，聘请顾问；曙华副市长听取汇报，畅言协商；德湘副主席精心组织，亲理编务；红日副主席带队考察，借力助推；刘桂清、陈吉红、张汉清等新老秘书长多方协调，多次助力。难忘省政协文史委长伏主任，森芝副主任审阅书稿，题词肯定。难忘省社会科学院著名史学家何光岳先生亲审规划，亲撰序文，亲笔题词，亲赴庸城，亲临指导。难忘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九十高龄的著名史学家，建筑学家张良皋教授通览《庸》、《屈》二书，并系统点评，题词作序，给以具体指导和热情鼓励。难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宫长为，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研究会鬼谷子研究分会会长房立中，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义华，长江学者、中华易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明春，北京大学古博学院特约研究员周大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中兴，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报》主任、编审史延庭，中华鬼谷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翟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大校、研究员刘庆，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教研处处长、教授杜勇，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大连大学特聘教授葛志毅，中国先秦史研究会鬼谷子研究分会秘书长燕昭安，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张广志，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裘士京，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陕西省政府参事、研究员杨东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印群，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照，中国先秦史研究会鬼谷子研究分会会员刘尚敬，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晖，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项目发展部主任胡良元，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秘书长、韶关旅游学院长、教授宋会群，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石泉县鬼谷子鬼谷子研究会名誉会长李佩今，新浪陕西政府事业部总监李泰等四十九位（未能一一尽书敬请谅解）专家、学者、教授审读全书或纲目。难忘谷励生、曾祥伟、龚岳雄、龚建业、田奇富、安用甫、刘本银、丁云刚、王章贵、吴明仁、吴扬德、曹开胜等老前辈、老同志无偿寄送或上门提供珍贵文物或文稿资料。更令人难忘的是，年近八秩、身体虚弱的恩师陈自文老先生及其夫人王姨，他们不图回报、不辞辛劳，连续几十个日日夜夜足不出门，一人精心校稿审稿，一人整日专做后勤保障和健康护理工作。
众擎易举，正是有了领导重视，专家指导，老前辈、老同志的关心厚爱，各委办、各部门的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我们的研究才得以深入进行，我们的丛书才得以成功出版！芽叶依枝盈盈生，吸乳向阳渐长成。莫道今日枝叶茂，全凭沃野一根深。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一个干事业的年月，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季节。我们赶上了一个复兴的时代，我们遇到了一群同心同志的领导、恩师、朋友。让我们一起耕耘，一起期待更多的收获……
（作者李书泰，系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邓少毅）：
年前我尝试写《“小看”日本》到了“席坐”的源流时便打住了，因为要牵缠中国上古的礼制、气候、建筑形制等诸多方面，非我学力能及，所以此文一直封存[1]。
　　可同样是建筑师出生的张良皋就是据此“席坐”上溯，并结合自己对土家族干杆式建筑的了解，推论出中国文化最早发源于巴人。因为干杆式建筑是“沼泽文明”的产物，而上古中国就是由大小沼泽的开发始起。
　　同样在一年前我留意了三个字：我的本姓“邓、东”和“南”；根据夸父追日杖化为邓林，我曾经推论此林在宜昌之西（大巴山）[2]；我对“南”字的考证，只停留在“男”训“南”的音训层面[3]，而张直接根据“东、南、西”的考证得出甲骨文产生于巴国！“卤（西）盐”“橐（东）粮”的最早商业行为——买盐！“盐巴”成词岂为偶然？[4]
　　还有中庸的“庸”字，帝王的“帝”字，我一直存疑。张的考据都别出心裁：“庸”字结合庸国，武当（挡）的军事地理、古代战争铜兵器等；认为“帝”是建筑测量“东西”方向而来，一般认为“鸟在天下为不，鸟在天上为丕。[5]”张以为“丕”即为测量时的图象象形，“丕”训“帝”，以至于把“示”也当作测量的仪器，这个说法当然不足使人信服。
　　再有就是对“巴”的解释，我以前看黄守愚的帖子他认为“巴”通“豝”，本是一母野猪之名，象征淫欲[6]。我已予驳斥，见附录[7]，但我之见固陋。张良皋先生根据甲骨文推论“巴”为“跪着的人”，这样也解释了“席地的人”为文明人。同时认为甲骨中的偏字为巴，认为是“持节的人”，推论出“巴”训“节”，同时经史互训，别开生面。
　　本来随着三峡考古的进展和人们对汉水流域的认识[8]“黄河为母亲河”（西方学者先如此称谓，后国人结合抗战需要，而如此讹传）的中原文明中心论正在受到动摇。张先生的考据是否能给巴文化“沉冤昭雪”，我们拭目以待。这可是他作为一个建筑师的“额外”偏好哦！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我们离事实会愈加临近。
　　如果我能有幸拜会张先生，一诉心潮，那将是何等快活？附：　　
　　[1]、《“小看”日本》未完稿：网友淡远（化名）转载了一篇“在北大校园BBS引起轰动的一篇文章”[1]，简而概之是中国某高校的大学生，被一日本民族中心主义者的言论所激荡。其实此类极端民族主义者今古中外都不乏其人，这里不做列陈，我单就自己在一次当今世界政治经济课上曾经的发言引申本文。
日本人为什么慎洁？芦原义信在《街道美学》中详尽的阐述了因气候燥热，日本的房屋贵通风遮阳，人也多喜穿木屐和席地而坐[2]。因为席地而坐身体的重心降低，与大地的距离贴近，更能触及大地的“肌肤”……　　
　　[1]在北大校园BBS引起轰动的一篇文章/ShowTopic.asp?id=1156
　　[2]中国人为何不像日本人保持那样一贯的保持汉朝时代的席地而坐？这个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曰气候，中国到了中唐气候变冷，使得开始坐高椅；二曰意识，椅子引于南北朝鲜卑族的“胡椅”，而日本向来只尊华攘夷，觉得自己和胡是一个文化级别，故而不屑。这种心理也养成了它一直只向最强者学习的传统，当然不尽如此。　
　　补：我对“席坐”的解释更偏于一般意义：其一，古时简居，一床一席一瓢而已，宾客之礼也无后世烦琐，故农忙后席地而坐，或就床为凳。再则，席坐彼此更加亲切，而且显得谦和，礼气（儿）也重些。三者，先民狩猎渔业，荒居不定，兼受猛兽之患故无“额外的家具”，至于农业文明，守上古之道，故席坐。
　　[2]、“邓林”为“桃林”？.cn/s/blog_4ac4b7cb.html
　　[3]、《〈词源考究集〉兼与观太商榷》之 《“东”到“懂”——音义词源》　　
　　[4]、巴人之谜（基本是阐释和重复张良皋《巴史别观》）http://club./read_elite.php?b=LRYJ&a=740794
　　[5]见刘家齐《字理新说》
　　[6] 『煮酒论史』 [国学宗教]性文化视野下的玉猪礼器、庙、庙后方台
/publicforum/content/no05/1/109307.shtml#Bottom
　　[7] 作者： 筑思 回复 　　
　　巴：1.鸡巴。有“鸡巴子”也有“鸭娃子”，都是口语惯性。鸡巴子的来历,我觉得直接出自语言习惯，和巴的本意没有关系，只是读音相同而已，也可以用“鸡八子”代替。2.巴结。“把在我身上过河。”巴表示贴近的意思，源于本义蛇匍匐贴地。3.巴国。《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注:“今三巴是。”【三巴記】閬苑白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名三巴。【唐書.地理志】歸州有巴東，壁州有東巴，通州有巴渠，合州有巴川。重庆长江段如曲折三迴如巴字，故名巴。太极图上就是“两巴”。4.芭蕉、篱笆都是形声，当然也托巴的延伸意“贴近”。所以:小篆象蛇形。本义:大蛇。巴，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说文》。说文的解释是正确的。【山海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爲蛇，靑黃赤黑。一曰黑蛇靑首。
　　巴字分别用了形声(鸡巴)，象形(二巴\三巴)，会意(篱笆)，转注(巴结)等手法构字，可见我们语言的模糊性和概念的不确切性，当然这也成就了汉语言伟大的艺术性。　　
　　[8]［话题］质疑“长江――母亲、黄河――母亲”说！
盐巴。支持盐于黄河之解池者，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其水“巫咸”之名发源于巴。此已公论！
　　又按，宜昌发掘出一批比甲骨文早的意符文字，邓辉认出一“升”字，且非古买卖盐巴的计量？三峡沿岸各个博物馆多的是盐罐！至今四川还有盐基地，以前看王怡写的四川盐文化，真是其人骨子里都是盐！排尼基人为欧洲人祖先，也是贩卖食盐的家伙！　　
　　这样潦草的解释，当然感觉其中附会的很大！“盐巴”和“锅巴”可互映释，不能说“锅巴”也产生巴文化吧？可是我们要问了：难道不可能是先有巴地产盐说以及巴的本来意义，而推演出“盐巴”，而后民间附会孽生出“锅巴、嘴巴、哑巴、鸡巴子、狼巴子、屎巴巴等。
&&&&冯平：
最早记载巴人的文献是先秦古籍《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皞即伏曦，此说巴人是伏曦的后裔。
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路史》曰：“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这种“古之神圣母感天下而生子”的文献传记证明了巴人的历史悠久，其源远流长。《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古族名；国名。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传说周以前居今甘肃南部，后迁武落钟离山，以廪君为首领，白虎为图腾。周初封为巴子国，春秋时与楚邓交往频繁。对鄂西、川东的开发有过重大贡献。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并于秦，以其地为巴郡。史释，巴、濮、楚、邓，中夏之国。惟濮为远夷耳。
《诗经》中的《召南》就是“巴风”，《周南》是“蜀风”。周有“雅、颂”而无“风”，居十五国之首的“二南”是巴蜀之“风”。可见，周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应在巴蜀。屈原《离骚》的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可以说“颛顼”和“帝喾高辛氏”是源自巴域中的巴人。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姓氏篇》载：“巴有賨人，剽勇。”《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晋书.乐志》云，“巴人号板楯蛮，勇而善斗”。“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颜师古注《前汉书.礼乐志》云，“巴渝人，并捷善斗。”《蜀典》载，“巴人劲勇”，“巴蜀之人刚勇好舞”。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刚勇生其方，风谣尚其武”，这是巴人的智慧、巴人的风格。
古有“锁钥荆襄，咽喉巴蜀。楚西扼塞，巴东为首”寥廓的巴土地舆。夏巴居城郭，蛮夷居山谷。据《竹书纪年》载，“（夏）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另《山海经.海内南经》亦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晋郭璞注，古建平郡丹阳城秭归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汉书﹒地理志》言，“犍为，牂牁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汉中郡亦“与巴蜀同俗”。又《礼记.檀弓》曰，“舜葬苍梧之野”，《墨子.节葬下》云，“舜西教乎七戒，道死，葬南巴之市”。苍梧古有南巴之称。干舞用兵戴镶着，巴人祭山朝祖舞。“三巴寻五帝，百越探三皇，南中隐大荒”。下里缘此巴人魂，阳春不尽白雪情。晋朝史学家常璩感叹，“人多劲勇，有将帅才”。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伤害数千人。秦王悬榜招贤“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白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
时有廖仲约、何射虎、秦精等巴人应召。登楼杀死了白虎，并追杀驱散了虎群，巴人威名远震。因此秦王同巴人石刻为盟：“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从而提高了巴人在中原的地位，连秦亡以后，汉晋朝代也不得不敬让巴人三分。《华阳国志.巴志》载，“涪陵郡，巴之南鄙，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憨勇，多贸骧蜒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土，遂移家汉中。”《容美游记》曰，“一人搏虎，二十人助之，以必毙为度”。“宁可青龙高万丈，不可白虎抬头望”。俗称，“媒山坛前拜三拜，敢把老虎背回来”。体现了巴先勇敢沉着，特善狩猎，勤劳无畏的民族精神。
据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之世际，巴国有乱，将军巴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求城。”是时，巴国内部矛盾激化，部落派系战争激烈。巴国蔓子将军许诺楚王三城。借兵平息内战。内乱平息后，楚王派特使索要城池，蔓子为了既不失信于楚地也不失巴，随机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三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说完，“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乃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国亦以上卿之礼葬其身。”据传，巴蔓子的头墓在利川西部的都亭山，巴蔓子的身冢在重庆。在忠县有巴蔓子刎首存城处和巴王庙。以纪念巴蔓子的忠烈。在恩施市境内有巴大栅王墓，墓前有巴公溪。城内成山有“巴公祠”复建多火，已圮。鹤峰百佳有“巴子山”，太平有“巴王坐”。以追念远古巴先而命名的。　　
　　巴人不仅以威震中原，忠诚列国，勇悍王室；以“巴渝舞”风靡宫廷，“竹枝词”盛传华夏；还以“摆手歌”礼赞英雄，“巴乡酒”陶醉墨客。卡普西兰传奇远，令才抛后爱微颦。人不见时还暂语，越罗巴锦不胜春。“飘飘丝散巴子天，苔裳玉辔红霞幡”，“巴子城头青草暮，巴山重叠相逢处”。“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杯来转巴字，客坐远方流”。巴里之曲，有仅圣怀。族举递奏，金鼓迭起。谬承巴里和，非敢应同声。“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巴人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渝》之乐。后魏更名为“昭武舞”，晋更名为“宣武舞”。据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诗曰，“刘迅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以比《国风》之流。”尤其是近年来发掘出土的，巴人红陶、彩陶、纹陶以及铜器铁器，造型典雅，工艺精湛，令人惊叹。充分展现了巴人的辉煌历史，璀璨丰富的巴风文化，达到了至高至美、至上至爱的境界。
建始直立人、巫山能人距今都在200万年以前，是迄今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人类。野三峡至巫山所处地域属远古巴文化的中心地带，此地域的早期巴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创造者之一。张良皋先生论断：中华文明起源于大西南，是由南向北逐步渗透的，五帝当中的黄帝、颛顼和帝喾等都是巴人，巴人对夏、商、周文明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总之，远古先民巴人至迟在4000年前就在大巴山到武陵山的广袤地区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中，大溪文化、城背溪文化、香炉石文化、野三峡文化、长阳文化、巫山文化等等，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及其生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常璩在一段历史中记载，“巴国远世则炎黄之支封，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因而他被巴蔓子的忠烈，范月之果毅而感动：遂激发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的感慨。
：双凤村土家语语用情况述略
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土家族人口有802.81万。但在这么多的土家族人口中，至今仅有约30万人还会说土家语。目前土家语主要是在湘西沿酉水流域及鄂、渝、黔个别偏僻边远的土家族聚居的小山寨使用。长期以来，土家族使用本民族语的情况没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在提到土家语的时候，常用“啁啾如鸟兽语”来形容。第一次比较严肃地记录土家语语音的一段文字出现在改土归流后由第一任知县李瑾主持编写的第一部《永顺县志》中，这本县志用汉字记音的办法对土家语作了如下记载：&
土人称天曰墨，地曰理，土亦曰理。人曰那（上声），风曰热暑，雨曰墨则，云曰麦浪翁，雾曰所帕，细雨曰墨则喧，下雪曰舒舒者，大山曰卡科，小山曰卡科必，河曰爱，路曰喇、池曰熊节，田曰夕列格，火曰米，水曰米那（上声），炭曰什体各洛，烧火曰土鸟，热曰古，冷曰撒，树曰卡木，柴曰卡务，竹曰猛，花曰卡帕，吃酒曰热乎，吃茶曰蜡辄呼，吃饭曰只架，行曰喇儿，坐曰猛背，官曰夸，民曰马那，祖曰帕布，祖母曰帕八，父曰阿八，母曰阿捏，叔曰阿卑，婶娘曰阿尼，兄曰阿可，弟曰阿米，嫂曰查七，姊曰阿大，妹亦曰阿米，嫂曰帕，女婿曰必务，外祖父曰卡客，外祖母曰卡布，夫曰那（上声），妻曰那（上声）假妮，闺女曰补逐，作揖曰戳咱，叩头曰卡他背，头曰可八，眼曰罗布，眉曰罗布须如，鼻曰瓮起，面曰谷，口曰哲，齿曰是，舌曰亦蜡，须曰喇怕，耳曰翁切，手曰洁，掌曰洁里皮，胸曰历科冲，肚曰阿拱，足曰骑帕，看曰巴，丑曰奚腊，发曰杀七，哭曰齐，水牛曰苑，黄牛曰坳坳，马仍曰马，羊曰弱，猪曰止，狗曰哈里，虎曰力，猴曰额（上声），鸡曰匝，鸭曰撒，鹅曰压，碗曰切背，箸曰补止，锅曰踏枯，桌曰席别，椅曰科椅，凳曰尖及，一曰脑聋，二曰捏聋，三曰梭聋，四曰惹聋，五曰翁聋，六曰鹅聋，七曰泥聋，八曰节聋，九曰格聋，十月墨聋，百曰那日尼戳，金曰翁可，银曰我，铜仍曰铜，铁曰写，锡曰言，盐曰蜡布，油曰设是，醋曰奚址，谷曰力布，米曰哲，肉曰实，帽曰毛，衣曰西八，裤曰枯，被曰夕纳，鞋曰戳歇，袜仍曰袜，扣子曰西八布雷，带子曰麦肉腊，欠债曰舍打，还债曰拖，书曰赤，读书曰赤秃，写字曰赤赤秃阿，活曰赧，说话曰煞力，相打曰打偕，青曰浪，蓝曰信介，红曰米纳节，黄仍曰黄，白曰阿使，绿仍曰绿，不知曰哈太，睡曰列，起曰住。&
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看，这种记音方法有很大的缺陷，其缺陷就在于一个音素和一个符号不能够对应，所以记音难以做到准确。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对土家语语音进行了记录，其意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土家语有两种方言，即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因为使用南部方言的人非常少，通常讲的土家语，基本上就是指北部方言。北部方言的使用范围包括了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泸溪县潭溪乡使用以外的整个湘、鄂、渝、川、黔边区。而使用土家语集中地地区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南部方言则集中在泸溪县潭溪乡使用。南北两个方言差异很大，不能通话。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土家语，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土家族文字。1984年，吉首大学彭秀模、叶德书共同创制了土家语的文字方案——《土家语拼音方案》。该方案以龙山苗市为标准音，以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新创制的土家语文字全部采用拉丁字母，在字母形式和读音上尽量和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凡土家语和汉语拼音相同或相近的音，采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并采取以词为单位书写的办法。
本次语言调查，根据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编制的《民族语言调查提纲》进行录音，共记录了1700个单词，220条语法用句以及故事。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双凤村土家语从语音音位系统到语法和词汇等方面都与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的《永顺县志·民族篇》中有关土家语所作的相关的介绍几乎完全一致。在此不展开对双凤村土家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的详细分析，而只准备对双凤村土家语的语用情况做一个简略介绍。
在确定将本次少数民族村寨土家族调查点确定在双凤村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该村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山村，土家语仍在使用。而且著名的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岑经到该村进行过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民族学调查。
当我们进入该村进行调查的时候，马上就发现村民之间基本上都是说的汉语，只有一些70岁左右的老人相互之间用土家语进行交谈，而中年人已经不再说土家语了，但他们还能听得懂一些。二三十岁年龄的青年人中，能听懂土家语的几乎没有。所以，在双凤村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村民们在家里一般之说汉语，只是在提到日常用具如桌子、板凳、筷子之类名词的时候，偶尔夹杂一些土家语。老人见了面则是土家语汉语交替着说。在我们进行录音的时候，还发现老人中能比较流利地讲土家语的人基本上都是65岁以上的。
在开始录音的时候，调查组找到了村民们一致公认讲土家语最流利的彭家齐、田仁信两位年龄都在7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很快，他们自己就提出还要再找几个老人来做这个工作。因为，面对很多词汇，他们总是说，过去是会讲的，现在想不起来了。于是，发音合作人又增加而来彭英威、彭英彬、彭家真、彭祖模等几位年纪都在70岁上下的老人。但尽管如此，录音工作的进展也是十分缓慢的。为了一个词，几位老人往往要求调查组把采访机关掉，然后等他们讨论上一二十分钟，等争论得差不多了，才又录音。等到进行了三天的录音工作结束以后，这些70岁上下的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现在说得少了，忘了很多了。”调查组在2003年8月18日对县民族事务局主任向用高提到双凤村土家语的使用情况的时候，向主任也表示了担心，并且还向我们提到了另一件事情。他说，就在前一段时间，县里在双凤村组织了一场活动。活动结束以后，他请老人们用土家语对外地来的客人道一声祝愿的话——一路顺风，结果老人们讨论了五分钟，才知道该怎么说。在将汉语翻译成土家语的时候，确实存在对汉语本身是否理解了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调查组还是深深感到了土家语正面临消失的可能性。
彭秀模、叶德书两位学者在1984年创制了土家语的文字方案《土家语拼音方案》以后，1986年7月，叶德书又根据这个方案编写了一套《土家语课本》（第一、二册），1992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土家——汉双语双文教学实验”的基本教材，在湘西州的一些小学进行实验，实验地点主要在龙山县坡脚乡中心完小进行。教学效果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肯定。但是，现在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双凤村小学则从来没有进行过土家语汉语的双语教学。
在双凤村，村民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觉得不会讲土家语有什么不妥的，因为在日常交往中，说汉语也就够了。老人们有时还是觉得遗憾，他们也常抱怨土家文化快丢光了。不过，令我们感动的是彭振扬老人现在在自学《土家语课本》。他对我们说：“我过去没重视，现在已经忘了很多，现在想想，这是土家族的文化，还是不要搞丢了。”
据双凤村的老人回忆，1949年前，双凤村就已经有很多人会讲汉语了。在村里也是有时讲汉语，有时讲土家语。那时的老人和孩子都可以说土家语。如果到村外去则多讲汉语，因为在外边讲土家话，就会被有些人当成是在讲黑话。土改之后，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和外边的交往越来越多，讲土家语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从我们调查记录语音的情况看，70岁左右的老人，也就是在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已经是十五六岁的人了。比这些人小五六岁的人，在那时刚刚十岁左右。这一些人现在基本上只能听懂一些。年龄再小一些的人的语言环境已经使他们不可能掌握多少土家语了。
所有双凤村人都知道“土家族”在土家语里叫毕兹卡，知道“毕兹卡”的意思是“本地人”。现在在双凤村地区，很多地名还留有土家语的特征，像七寨半的地名，双凤（双且）八科、养品沟、召且、反坡、沙湖、八吉、新寨，除了新寨以外，别的地名都是土家语。永顺县仍然有许多地名就是用的土家语。在双凤村里，对祖父祖母辈的称谓多用土家语，对父辈则大多用土家语，但也有用汉语的。对平辈的则多地是用汉语。在跳摆手舞的时候，主持仪式的人是用土家语在主持，参加的人本来也应用土家语应答的，但就在村里给我们表演茅古斯和摆手舞的时候，扮演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彭英威和彭祖模都能用土家语又说又唱。那些“小毛古斯”都是中青年人扮演的。在进行茅古斯表演的时候，领头的中年人经常要旁边的老人大声提醒才知道该怎么做。他能听懂一些，但说起来相当困难。别的年轻人就张不开了口。跳起摆手舞的时候，田仁信、彭英华等用土家语领唱，别的村民大多只会和一和。听村民介绍，龙山那边嫁过来的媳妇还可以用土家语唱“哭嫁歌”，别的妇女也还能唱一点，但是没有龙山来的唱得好。在给调查组表演摆手舞、茅古斯舞之前，村委会主任何冬莲等几个妇女首先表演了一段“哭嫁歌”，是用土家语表演的。在调查组调查的一个葬礼上，主持葬礼仪式的彭焕燃道士等，从头至尾，全用汉语，没有用土家语。其他一些来唱孝歌的人也是全用的汉语。
从现在双凤村的情况看，如果没有一些适当的措施，大约二十年之后，很可能就没有什么人还能讲流利地土家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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