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为何如此重要两千多年的历史，春节风俗盛行神州，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也铸造了每个炎黄子孙的灵魂。过大年，祭祖，亲人团聚，拜年，与这些已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习惯。　　那么春节的起源和重要性源自何处呢？　　新年习俗在先秦时期处于萌芽阶段。新年习俗定型于汉代。经过战国和秦末年的社会大动荡后，西汉初期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人们的生活情趣高涨，节日习俗逐渐形成。　　随着社会的发展，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换桃符、守岁阳、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庆祝的日期越拉越长，逐渐演化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节日。　　新年习俗在唐代发生裂变。唐朝是思想文化昌明的时代，也是内外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新年习俗渐渐从祈报、迷信、禳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转变成娱乐礼仪型节日。　　正月初一早上，人们开门见了面，都作揖道喜，互贺没有被“年”吃掉，这成了春节的重要活动。先是在家中，晚辈向长辈磕头跪拜，祝福祝寿，然后到邻居家中拜长辈。当然了，晚辈的口袋里总是被长辈塞满了糕点、花生之类的食物。大人们见面则说“出门见喜”、“恭喜发财”、“健康长寿”等吉祥话语。　　宋代时开始出现拜年的贺帖，到了明清以后，投寄贺年片之风盛行。过年给亲朋好友寄张印刷精美的贺年片，上面写一些简短的祝贺词语，别有一番情趣。　　春节期间的饮食也极为丰富，美味佳肴应有尽有。按照习俗，我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同，南方人喜食甜食，春节早上吃糖莲子、糖年糕、糖汤团等，意思是“一年甜到底”，而北方人则喜欢吃饺子。古时春节有饮“屠苏酒”的习俗。传说春节喝屠苏酒，可以强身除病。　　春节传统的民间习俗，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憧憬。旧时，即使再穷，春节这天也要想方设法穿上新衣，盼望在新的一年里合家幸福，平安无事，盼望农业丰收，生活美满。　　压岁钱的起源从魏晋时期就有过年给小孩压岁钱的习俗。当时认为压岁钱起巫术上的“厌胜”作用，故也有称“厌胜钱”的，其物形似钱币，上有文字或吉祥图像，用来压伏邪魔。　　关于压岁钱，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代有一叫“祟”的小妖怪，他身黑手白，面目狰狞，长得十分可怕，每逢年三十夜里窜出来，专门惊吓小孩，触摸睡熟的小孩脑门。凡经“祟”摸过脑门的小孩就要发高烧，待几天退烧后就变得呆头呆脑。人们都怕伤害自己的孩子，就整夜点灯不睡，谓之“守祟”。据说当时嘉兴府有户姓管的人家，老来得子，十分珍爱。年三十晚上，老爷子一直陪孩子在床上玩铜钱，夜深了，玩着玩着不留心就睡着了，结果用红纸包的八块铜钱，就撒落在枕头一边。半夜时刻，小妖怪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正要对小孩下毒手，突然枕头边进出一道金光，“祟”尖叫了几声逃窜出去。这件事后来被传开了，大家都纷纷效仿，在大年三十夜里用红纸包上钱放在孩子的枕头旁，果然“祟”就再没来侵扰孩子。　　因而，人们把这叫做“压祟钱”。“祟”、“岁”同音，天长日久，就把“压祟钱”称为“压岁钱”。　　宋以后，压岁钱改为铜币，所以也叫压胜钱。宋币一个铜钱为一元，过年时人们给孩子的压岁钱，不过就是几个小麻钱而已，小麻钱比一元的铜钱要小，中间有个四方孔，可以用绳线穿起来。富裕的人家有讲究者，给孩子十个或百个小麻钱，寓意长命百岁，如吴曼云先生《压岁钱》颂诗曰：　　现在我国农村生养小孩后，在几个月到一两岁这段时间里，仍有给小孩上衣缀压岁钱的，这种压岁钱有时是圆形方孔的旧铜币，有时是在一角或一元硬币上穿孔引线，缀于衣服前胸处。　　过去给“压岁钱”，这是人之常情。古今不用钱为孩子“压岁”的不乏其例。宋代大文豪苏轼给其子苏迈的就是一只普通的砚台，并以亲手刻在砚台上的“以此进道常若温，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的砚铭激励儿子。　　事实上，如果长辈们在春节送给孩子们的是能够激发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的“压岁物”，可能更有意义，更能显示爱心。提倡“压岁”不必用钱，送些“压岁言”、“压岁物”等，也不失为一种好风尚。　　守岁起源之谜《秦中岁时记》载：“守岁之事三代前后典籍无文，至唐代杜甫的《杜住宅守岁》诗云：‘守岁何咸家，椒盘已颂花。’疑自唐始。”唐诗中对守岁习俗有不少的描述。　　如自居易《居中守岁》诗：“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孟浩然有“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笼”的诗句。　　其实，守岁，并非始于唐。据文献史料记载，最晚在晋代就已存在了。到南北朝时已成普遍风俗。南朝时梁朝的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云：“岁暮，家家具有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这里“宿岁”就是“守岁”。到了唐朝此俗就已盛行了。　　宋承唐风，“守岁”尤盛。周密《武林旧事》说：“至除夕。则比屋以五色纸钱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门。至夜贲烛糁盆，红映霄汉，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谓之聒厅。小儿女终夕博戏不寐，谓之守岁。”　　到明清时，守岁之风不减唐宋。清王三聘辑《古今事物考》中载：“岁终一日为除日，夜为守夕。宋，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夜祀其先，长幼聚欢，祝颂而散，谓之分岁。”　　除夕守岁不能没有火，屋内有炉火，屋外有篝火，火越旺越好，以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所以称之为“旺火”。唐代张说《岳州守岁诗》：“除夜清樽满，寒庭燎火多。”这里的“寒庭燎火”指的是屋外燃起的旺火。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除夕“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寝谓之‘守岁’”。这里的“火炉”是指屋内人们围以取暖的旺火。　　除夜守岁还要喝屠苏酒。屠苏酒是一种用草药配制成的药酒，饮屠苏酒是古代除夕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屠苏是一种阔叶草，古人用它饰屋，称作“屠苏屋”。　　饮屠苏酒之俗在唐代形成时，是元旦饮此药酒。以后代代相传，到宋代却是除夕饮屠苏酒了。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说：“除夕守岁，饮屠苏酒乃是惯例。”今天，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有过年全家共饮屠苏酒的风俗。　　唐代除夕欢宴，除了饮屠苏酒外，还喝一种在冬天能驱寒去湿的花椒酒，即桌上的盘中有花椒粉，饮酒时撮少许放人杯中调匀，然后再饮。　　杜甫《杜位宅守岁》诗曰：“守岁阿戒家，椒盘已颂花。”　　守岁之俗有着对即将过去的旧岁无限留恋之情，更有对即将到来的新年殷殷期望之意。宋代大诗人苏轼曾在《守岁》诗中以形象的比喻勉励自己“努力尽今日”，他把飞逝的时光比作钻洞的长蛇，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只剩下个蛇尾了，想捉也捉不住。这正如俗话说的“黄金易得，韶光难留”。　　现代文学家鲁迅喜欢在除夕之夜整理自己一年写过的日记，计划新的一年的工作。从古至今，“守岁”都包含了珍惜时间、珍惜生命这层意思。　　最早的车辆之谜因为尚未发现实物，所以古书上夏代奚仲发明车辆的说法仍待他日考古发掘有所得时，才能加以验证。但1972年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一座殷代的车马坑，则证明当时的车辆已经颇为完善，因此古书上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　　比如，车子的附件和马饰就极齐备，包括踵饰、辔、轭首饰、轭颈饰、小兽面形铜饰、镞形的铜饰、铜鼻、轭脚饰、铜镳等。假如车子不经一个长久时期的发展，车上的附件和马饰当然不可能如此考究，因此中国古代车辆似乎在殷代以前已存在。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最古车辆形象，就是根据殷商墓葬出土文物，重新加以复制而成的。复原出来的殷商车辆，就其形制而言，与西周时期的车辆，属于同一类型，都是双轮、方形或长方形车厢、独辕的车子。车辕后端压在车厢下的车轴之上，辕尾并稍稍在车厢后露出；车辕的前端缚有一根称为为“衡”的横木，两旁系上人字形车轭，用以驾车。当时的车子，多数驾两匹马。但也有驾四匹马的。舆的后面留有开门以及缺口，以便乘坐者上下。为了使车辆坚固耐用，车体的关键部分多以青铜铸造；为了使车辆看来美观，更用铜、贝，甚至黄金等材料，在一些部位加上饰件。比如在铜车辔上，就装上金丝、银丝镶嵌的美丽纹饰；至于“衡”及轭顶，还挂上称为“銮”的铃子，有的更挂上八个之多。　　难怪《诗经·大雅·魽民》篇中有“四牡窷窷，八鸾喈喈”的说法了。的确，这样的车辆，一旦行车。四匹马猛然奔驰，八个銮铃响彻四方，其堂皇气派，与现代人乘坐昂贵豪华轿车招摇过市，似乎并无两样。由此可以想见，中国古代车辆，无论结构方面还是性能及装饰方面，都有极为先进和优越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车子，到了先秦时代，大致分为“大车”和“小车”两大类。所谓“小车”，多用于战争，以及贵族出行。战国时代就更以一个国家拥有多少车辆而定强弱，因此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一类的说法。因为小车具有特殊的作用，所以制造起来，非常考究，除了要顾及实用价值外，也要注重美观和气派。至于大车，则主要用于载送，是“平地任载之具”。不过，当时制造车辆，是由专司其事的工艺部门负统筹之责的，《考工记》对此便有这样的说法：“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　　《考工记》的说法，并非臆想空谈。中国古代的车辆发展到秦代，已不光是制车工艺，而牵涉到许多有关的技术，比如冶金技术以及加工工艺，同时还顾及审美观了。因此，“一器而工聚”，从车辆的制作，便可以看到中国古人是如何善用各种工艺技术，并且能够融会贯通，交互并用，形成复杂、精细的综合性技术。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1980年出土的“秦代大型彩绘铜马车”，便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制车工艺、车辆形制，已经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了。　　这一辆铜马车与另一辆同样大小的钢马车一同出土，经过整理之后，大致上恢复原状。这辆铜马车是模型车，大小约为实物的一半，但其结构完全仿照实物，各个部分均按比例铸造，因此公认是世界上目前保存最完整、结构最清楚、零件最齐全的古车模型。　　铜马车为双轮、独辕，其上并有篷盖，前驾四匹铜马，兼有铜御官一尊。车舆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方形，左边开门，为驾车驭手座位；后部长方形，是乘者乘坐地方。　　车舆四周有厢板，上面的篷盖好像龟甲，将车舆前后两个部分罩在下面。车厢两侧及前方，各开一窗；窗上装有镂空的菱花纹的窗板，可以随意开关。车厢后面开门，是单扇门，用活铰链与右门框相连，左旁装曲柄银质门闩。整个车舆就像轿子一样，可供人坐卧歇息，安稳而舒适，因此古代就有安车之名。还因为车窗可开可关，调节温度，所以又称鮈《鳥穴》车。　　据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时，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邢台平乡县），李斯恐防天下有变，密不发丧，就是用这种车子将秦始皇遗体运回咸阳的。　　铜马车车体内外，都画有菱纹、卷云、变相夔龙夔凤纹，极尽堂皇华丽之能事。四匹铜马则不但体态匀称，且俱合乎解剖学的原理，炯炯有神，栩栩如生。车上的结构、零件、装饰、佩件等，除用铜铸外，还大量使用金、银制造；各项构件莫不接合严密，加工精细，呈现出极高的整铸、分铸、铸接和铸焊的铸造技术，而造型之美，不论人马、物件、彩绘图案，都足令人叹为观止。　　正因为中国古人在先秦时代，就有了这么高超的工艺水平，所以到汉代，出现《西京杂记》所载的“记道车”，便不是什么奇事。记道车，又称记里鼓车，中国古籍史乘如《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贞观政要》、《旧唐书》、《皇朝类苑》等，均有记载。　　五代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中有一段话，对记里鼓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记里鼓车，所以识道里也，谓之大章车。起于西京。亦日记里车。车上有二层，皆有木人焉。行1里下一层击鼓，行10里上一层击鼓。”　　看了这一段记载，我们才知道中国古籍中有关记录里程的文字。并非凭空捏造，因为中国古人早就懂得如何自动记录行车的里程。　　换言之，记里鼓车可以车辆前进时，利用车轮的转动，自动将车行里数计出来；这就和现代汽车上的里数表，以及计程车上的收费表的作用相同。　　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南车，驾四（由四匹马去拉），中道。辟恶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可知汉代就有了此种车辆。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因为要使车辆能够自动计里程，牵涉到齿轮的传动作用；而从汉墓出土的齿轮看来，当时的造车匠人，已经懂得用一系列的齿轮，非常精确地将一个轴的回转运动，传送到另一个轴之上，使其也发生回转运动，而同速运转，同时还可变快或变慢，以及改变回转的方向。　　汉代还有一种供皇帝出巡使用的车辆，似乎是从记里鼓车演变而来的。《金石索》石部卷一收有一幅汉墓的石拓本。可见此车形制。车下层坐着四名乐师，正在奏乐，上层另有两人击鼓，鼓上还系有两铃。皇帝出巡，用上这种乐车，真是乐鼓齐鸣，场面壮观，很有帝王气派！　　有关记里鼓车的构造，《宋史）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有极详细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近人王振铎按照1925年张荫麟在《清华大学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上所刊“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一文，制出了记里鼓车的复原模型。王振铎这个模型，只造出一层，主要用以证明记里鼓车的机械运作，不过对照汉墓从记里鼓车改良的乐车拓本，仍可想见真正的记里鼓车到底是什么模样。　　根据一位著名机械史家的解释，认为卢道隆、吴德仁提出的记里鼓车造法，在构造上如按各轮的齿数计算虽然都算合理，但所记各轮齿的周节（即轮齿间相距的尺寸），则多有不合，很难使齿轮相互衔接而继续传动，也许是原记载出了错误。王振铎仿造的记里鼓车，是否有传动上的问题，恐怕要我们亲身去试坐才知道了。　　公元前80年，中国就发明了记里鼓车。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计算里程机械装置。　　古代希腊也有作用相同的设计，但比中国的晚出100多年（公元60年），是以一些小球，每隔若干距离即自动掉进一个容器的方法计算里程的。　　根据历史记载，公元192年，希腊仍以此法计算里程，但此后即湮没无闻，至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才由达文奇重新设计。　　有关记里鼓车的构造，《宋史，舆服志》记述颇详，而且有卢道隆和吴德仁两人，先后加以仿造。　　《宋史》的记载，对记里鼓车的外观，也有屡述：“赤质，四面画花鸟。重台勾栏镂拱。”　　这种车子原来是涂成大红色的，还画上花鸟图案，色彩斑媚，不知有什么用途。然而这种车子的构造极不简单。国际闻名的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就曾对记里鼓车颇有好评。李约瑟还说记里鼓车用的钝齿，在西方要到1490年，才知道其用途。　　记里鼓车的实物虽未有发现，不过根据汉代的石拓，也约略可知其形制。中国古代的工艺技术发展到汉代，事实上是有可能发明这种车子的。　　夏墟的具体位置之谜对夏文化的认识，一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研究的重大课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未解的悬案。这个显赫14代17王，近5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王国，既有文献记载，又有人间传说，难道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痕迹吗？自禹至桀的漫长岁月里，其都城建在何处，考古界正努力去寻找，研究者力图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结合找出正确的答案。　　解决夏墟问题，必须要先解决夏文化问题，在解决夏文化问题之前，首先还要了解清楚夏文化人民活动的范围。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夏人活动的大体范围，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人河北，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地区，看来夏文化人民显赫在中原历史舞台上无疑。　　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城”的说法。《孟子·万章上》：“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注》颍川郡阳翟县下引）“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另外，文献中也较多地记载着“禹居阳翟”的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阳翟县条：“阳翟县本夏禹所都，春秋时郑之栋邑，韩自宜阳移都于此。”又据《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看来，夏禹所都大体上不会超出以上范围，但是史书上所载地名，与现实地名出入甚大，后人说法纷纭。例如阳城，一说在颍川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州）；一说在嵩山南（今河南登封）；一说阳城就是唐城（今山西翼城县西）；一说阳城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另外还有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的说法等等。　　《国语·周语》，清代洪颐煊《筠轩文钞》有《禹居阳城考》，论述甚详。近年来，在属于阳城地望的河南登封境内，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城堡之——一王城岗城堡遗址。　　但是，要确定一处京都，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只有确立了夏文化，才能集中到探索夏都的范围上来。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人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只因当时积累的考古资料有限，研究者只能做一般的推测。　　自1959年进行的“夏墟”调查，才正式展开了对夏文化的探讨工作，进一步把夏王朝的疆域集中到河南境内的豫中、豫西，山西境内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浍、涑以及沁、丹水流域。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学者们也做了大胆的探讨，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遗存；有人单独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列为夏文化遗存；还有人把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列为夏文化遗存。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不少人认为所谓“禹居阳城”与今日王城岗有一定的关系，并为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收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河南日报》以及其他刊物先后报道了王城岗遗址的情况，并以认为王城岗遗址是夏代的重要城址。　　文献记载中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密切的，而王城岗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阳城的地望基本吻合，但是，一个文化的确立，特别是一处奴隶制王国都城的确立，都应具有令人信服的材料。　　夏鼐先生认为，关于夏都问题，“一般的探讨过程中，是先确定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又说，“如果这遗址属于是夏文化，也仍有是否有都城的问题”，“所以，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一旦夏文化解决了，夏墟之谜也就不难而破了。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夏朝的都城与商朝一样，曾多次迁徙，但可以看出，夏朝的都城始终围绕着以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这两个中心。前者可详见清代洪颐煊《筠轩文钞》的《禹都阳城考》，后者史书中也有较多记载，《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由此而产生了夏墟位“晋中太原”说和“晋西南”说。　　由于史书中对夏墟地望的记载比较分散，传说较多，而且夏文化遗址的分布也较普遍，故缺乏足够的材料加以论定。应该提及的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和夏王朝统治的区域应该轻重分开，在探索夏墟问题上，应该从大范围集中到中心方面来。不管禹居阳城，或阳翟，或安邑，或晋阳，当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被禹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夏朝的都城，另外，夏王朝是否在此建都，还应与有无大型或典型夏文化遗址的材料相印证。　　综上所述，探索夏墟问题，只能在夏代活动的地域范围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充分认识夏文化的渊源，了解它的社会发展阶段，掌握地域的分布范围和时间的断代；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个问题就可以顺利得到解决。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破译夏墟之谜，一定为期不远。商初都城之谜自古以来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汤是商朝的第一个帝王，他的所居地叫“亳”，是商朝初年的首都。关于“汤居亳”的史料，在《史记》、《尚书》、《战国策》、《逸周书》、《孟子》、《墨子》、《荀子》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因“亳”与“薄”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故“亳”又作“薄”。但古地名中称“亳”者甚多，汤所都之“亳”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自汉以来，这一重大历史疑案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各种意见纷纷问世，最著名的是“四亳”说。　　第一说是“杜毫”。《史记·六国年表》：“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集解》引徐广说：“京兆杜县有亳亭。”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明确地说：“亳，京兆杜陵亭也。”其今地在陕西长安县。清人俞正燮也力主此说。但钱大昕不同意杜陵之“亳”是商汤的首都。他提出：“京兆之亳，乃戎王号汤者之邑；而徐广以殷汤所起。其不然乎？”所以此说近来已没什么人坚持。　　第二说是“南亳”。此说首创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他说：“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南亳、偃师，即汤都也。”（《太平御览》卷五五一）又说：“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北魏郦道元的《水经·睢水注》也相沿此说：“睢水……又东径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唐魏王泰等撰的《括地志》则更进一步说：“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但谷熟为“南亳”的记载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始终未见其端倪，且《帝王世纪》又兼说偃师为“南亳”，所以给人增添了不少疑惑。故王国维等人否定了“南亳”说。　　第三说是“北亳”。即薄县说。此说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汉书·地理志》志中云：“山阳郡·薄”下《注》：“臣瓒曰：汤所都。”又《诗·玄鸟·疏》引《汉书音义》曰：“臣瓒案：汤居亳，今济阴薄县是也。今薄有汤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按：晋有济阴郡而无济阴县，此处有误）此外，《帝王世纪》曰：“蒙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左传·庄公十二年》：“公子御说奔亳。”杜预解释道：“蒙县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汤冢。其西又有伊尹冢。”又《括地志》云：“薄城北郭东三里平地有汤冢，按在蒙，即北亳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所以，王国维据此材料，从“春秋时宋之亳”、“汤之邻国”和“汤之经略北方”三方面论证后，力主汤都在薄县。　　尽管如此，薄县为“北亳”，也同样未见于汉之前的文献记载，而且《括地志》既言谷熟为“南亳”，又说“北亳”是在薄，实在是令人费解。　　第四说是“西亳”。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指出：“偃师：尸乡，成汤所都。”郑玄说：“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尚书·胤征》孔《疏》引）《元和郡县图志》也说：“偃师，西亳，汤都也。”此外，在《水经·谷水注》与《汲水注》、《括地志》等书中皆有类似的记载。　　在“四亳”说中，汤都为“西亳”的史料最多，但清以来的学者孙星衍、金鄂、王国维等皆不赞成。因为史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而偃师附近没有叫葛的地方，偃师之“亳”也不见东汉以前的文献，其称呼乃属后起。并且，从偃师的位置来看，与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作战顺序相反。　　但有人以1983年在河南偃师县境内发现的一座商代城址为依据，从考古学上论证了这座偃商城就是商汤灭夏之后的都城——“西亳”，并说明了古籍中的“有关”“西亳”材料是可信的（赵芝荃、徐殿魁《河南偃师商城西亳说》；彭金章、晓田《试论偃师商城》。均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随着河南偃师商城这一重大考古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近来的学者渐趋于“西亳”说。　　据研究表明：在商代，凡是商人居留过的地方，总要留下一个“亳”字，正如王国维在《说亳》中所说：“古之亳名者甚多。”因此，除了“四毫”说之外，还有多种看法。一日河南汤阴说。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引《路史·发挥》注云：“汤特国中一邑名，今相之汤阴。成汤者，犹成周然。”二日关中商州说。清末魏源在《书古微》中说：“郑注谓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为战国商于之地，今陕西商州。　　故《史记·六国表序》言：禹兴西戎，汤起于亳……是汤都西亳，为元王契始封商州之地，故曰从先王居’。”三日博县说（今山东泰安东南）。　　丁山认为：“学者必欲探寻成汤的故居，由‘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两句诗的方位测之；疑即春秋时代齐国的博县。”（见《商周史料考证》）四日河南内黄说。岑仲勉主张“以古史勘古迹，认汤都毫在现时内黄，实比其他各说最为可据”。（见《黄河变迁史》）由此观之，商汤王的都城“亳”就像在迷雾中一样，令人晕头转向，不明所在。　　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在否定了“四亳”说后，提出了“郑亳”说。即认为郑州商代城遗址就是商汤的都城一一“亳”。何以见得呢？他指出，古代文献中所见东周时期的“郑地之亳”并非无考；从郑州商城出土的陶文可证明东周时期的郑州商城就叫“亳”、“亳城”或“亳丘”；从郑州商城的地理位置来看，与史书所说的汤都亳的邻国和其地望正相符合；并且郑州商城文化遗址的发现情况也与汤居郑地之亳相合。如郑州有一“杜岭”，其原名可能叫“杜陵”，恰商城又名“亳”，正好称为“杜亳”。这个郑州的“杜亳”才真是汤的王都，而人们所说的长安“杜亳”是后人附会上去的。（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李民同志力排众说，认为要指实汤都亳的地望，必须从夏、商时期的都城设置制度人手。他指出夏、商时期的都城设置往往是两都或数都并存，这是不同于后世一都独尊的显著特点。　　所以，从这点出发来解释商初都城地望的纠葛，就让人得到了一种新的认识。　　他指出，汤都的“亳”字冠以南、北、西，那是后人为区别三亳而起的地名称呼。　　实际上，商初只称亳（或薄），所谓南、北、西三亳都是商初的都城。其中“南亳”是商汤最早建立的都城，后因军事需要，在其北面百里处建立了“北亳”，成为商汤的一个军事大本营，灭夏后，商汤在原来夏都的附近建立了“西亳”都城。　　商汤都城地望的确定，对研究商代考古和商代历史及解决夏文化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是古今学者高度重视而又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地名之谜。从上面各种“汤居亳”的说法介绍中，君以为哪一种答案最正确？　　盘庚迁都之谜史称殷人征服夏王朝后，曾有过五次大规模的迁徙，其中盘庚迁都是最后一次，它对殷商的历史发展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令古今史家所瞩目。盘庚究竟把都城迁到什么地方了呢？　　从现存的古代史籍来看，主要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盘庚之都在黄河以南，另一种认为盘庚定都于黄河以北。　　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竹书纪年》自盘庚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就是说从盘庚至帝辛，一直都于殷墟。《史记·项羽本纪》也记载道：“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集解》引臣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纣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二、《史记·殷本纪》说：“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城汤之居……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集解》则对此注明：“郑曰：‘治于亳于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曰殷亳。’皇甫谧曰：‘今偃师是也。”’综合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前者认为盘庚迁都于安阳，后者断定盘庚迁都于偃师。究竟孰是孰非，其他一些古代史籍也游移不定，或者两说并存，于是盘庚迁都于何地就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悬案。　　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河南安阳成了中外学者注目的焦点，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在殷商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　　著名的甲骨学开创者之一的王国维先生据此在《说殷》中肯定了《竹书纪年》的说法，认为河南安阳小屯“即盘庚以来之旧都”。　　自此以后，盘庚迁都于河南安阳殷墟的说法，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了普遍认可，成了历史书籍中的公论。　　大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殷墟出土文物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以及其他商代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偃师商城的发掘，有人对盘庚迁都于安阳殷墟的传统说法表示了怀疑或否定。　　河南偃师商城是在1983年春天发现的，是解放以来我国田野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引起了考古、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这座商城现存北、东、西三面墙址，南墙已被洛水冲去。北城墙长1240米，西城墙现长1310米，东城墙现长1640米。城的东西宽度不一致，北部1215米，南部704米，尸乡沟横贯其间，城南部有三座小城，居中的一座经探明为宫城，另外两座分处宫城之西南面和东北面，是为辅助建筑。　　城内有若干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宫城前面的一条大道直通城南。整座城具有相当的规模。　　经发掘，城内考古文化层中的内涵基本是郑州二里岗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并发现与二里岗上层相当的某段时间里，城墙曾作过修补，该城废弃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期或更迟一些的时期。　　发掘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商汤所都的“西毫”。此说近年来得到了较多学者的承认。（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载《考古》1984年第6期）因此，盘庚迁都问题再次被旧话重提：盘庚是否迁于殷墟？殷墟就是殷都吗？偃师是怎样成为盘庚之都的？　　据学者考证，今偃师县城一带就是古代的尸乡，亦即汉代以来学者所认为的汤都西毫之所在。最早把偃师尸乡与商汤都邑联系起来的是班固。他在《汉书·地理志》的河南郡偃师下自注说：“尸乡，殷汤所都。”其后宋初《太平寰宇记·河南道五·偃师》条说，殷都“故城在今县西十里”。因此，有人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认定，偃师商城作为汤都之西亳，在仲丁迁敖之后，它就被废弃了，后来对偃师古城进行重修并再次设都于此的商王就是盘庚。即如《史记·殷本纪》所载：“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亳，行汤之政。”《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也说：“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那么对于安阳殷墟怎样理解呢？自殷墟发现甲骨文以来，共出土的约15万片甲骨卜辞都是武丁至帝辛时期的遗物，盘庚时期的甲骨卜辞却未发现。　　再从殷墟遗迹和出土遗物来看，属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遗迹、遗物较少，丰富的遗迹、遗物始于武丁之后。　　所以，安阳殷墟不可能是盘庚所迁的都城，它“很可能是武丁才开始建都的”。　　丁山先生早在《商周史料考证》中指出：“武丁始居小屯。”（彭金章、晓田《试论偃师商城》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在此研究基础上，有人在史料和结论上作了补充和发展。如《水经·谷水注》说：“阳渠水又东径毫殷南，昔盘庚所迁，改商曰殷，此始也。”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在“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条的按语中明确指出：“盘庚都西亳”，“盘庚迁偃师”，“偃师为西毫，即盘庚所徙者。”“竹书谓盘庚迁北蒙非也。”并认为，如果盘庚迁殷也对的话，这个“殷”不是指安阳“殷墟”。而是指迁都偃师后“改国号商曰殷”。　　其次认为，安阳殷墟既不是盘庚之都，也不是“武丁始都之”的殷都，它“只能是商代晚期的陵墓区和祭祀场所”。这是因为自殷墟发掘至今，还没有找到有关城墙的任何迹象，也没有发现街道、宫城和大型宫殿。这些迹象的性质表明殷墟不具备王都的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掘，殷墟发现了大批墓葬，这些墓葬埋藏在“都城”内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作者认为“如果说殷墟是殷都的活，那么，殷王陵就不该在这里；殷王陵既然在这里，那么殷墟就不是殷都”。这是因为都城与王陵总是相隔一大段距离的，不会混于一地。还有殷墟清理出的“所谓宫殿建筑基址不是都城中处理政事的宫殿而是用于祭祀的享堂或宗庙性建筑遗存”。既然殷墟不是殷都，那么殷商后期的都城在什么地方呢？作者指出，殷都应在与殷王陵，即殷墟相距不太远的地方，“可能是淇县朝歌”。（秦文生《殷墟非殷都考》，载《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期）对于殷墟、偃师是否盘庚之殷都问题，另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殷墟、偃师都是盘庚所迁之都，现存文献中两说并存并不抵牾。这是因为夏商时期的都城设置往往是两都或数都并存，以一都独尊的制度是从周以后逐步形成的。所以，《史记·殷本纪》所说的“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实际上说明了“盘庚自奄迁后都河北（殷墟），后来又渡河在商汤的西毫重新建立了另一都城，以作为镇抚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李民《南亳、北亳与西亳的纠葛》，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针对偃师商城发现后重新出现的盘庚未迁安阳殷墟之说，有人提出了质疑，指出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都不足以说明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　　这是因为，一方面偃师说是西晋皇甫谧根据班固自注和自己构拟的三亳说推衍出来的，唐人又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说法，证据不足，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未主张偃师说。另一方面，偃师商城的修补时间与盘庚迁都时间不一致。所以，文章坚持了传统的盘庚迁都于安阳殷墟的说法，并对殷墟非殷都说的论据一一辨析，予以否定。（孙华、赵清《盘庚迁都地望辨——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说质疑》，载《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总之。盘庚迁都是殷商史中的重要事件，但盘庚之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地理问题的考证，它还涉及到怎样正确认识整个殷商史中的迁都地望及殷商都城制度等问题。因此，盘庚迁都于何方与其他殷商史难题一样，还需作深入的研究。　　古崇国之谜崇国是殷朝险恶的帮凶。崇侯虎在殷纣面前说了文王的坏话，文王就被囚禁于麦里达7年之久。因此，周文王早已对他恨之入骨。攻伐崇国，是周文王晚年的重大战略措施。在伐崇之前，文王先发动政治攻势。他向崇国的人民宣传说：崇侯虎政治腐败，贪婪成性，“百姓力尽，不得衣食”，我将来进行征讨，“唯为民乃伐祟”（《说苑·指武》）。　　与此同时，文王又说服了一些邻邦，联合了许多友好国家，相约一起出兵；因为崇国有高大的城墙，文王准备了钩、援之类的爬城工具和临车、冲车等攻城武器。这次伐崇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军三旬而不降”（《左传，僖公十九年》），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最后，文王终于攻破祟城，“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抓获了许多俘虏，斩杀了敌人大量的首级。从此，“四方以无侮”，“四方以无拂”（《诗·大雅·皇矣》），文王在四方国家中威望日益提高，奠定了剪灭商朝的基础。然而，文王所伐的崇国在那里呢？学术界对此说法不一，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崇国在今陕西省户县东、西安市西。《诗·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历来的学者据此认为，文王伐崇将其攻灭后，就在这里“作邑”，并迁都于此，改称为丰。　　显然，崇国即在丰邑附近，很可能崇国的都城就是后来文王所建的丰邑。《史记·周本记·正义》引皇甫谧云：“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唐杜佑《通典》记：“崇国在京兆府竭县”（即今陕西省户县），都是这种意见的代表。直到现代，不少学者仍承袭此说。如孙作云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认为：“崇国在今陕西竭县东南”；高亨在《诗经今注》中说：“崇，古国名，在今陕西西安澧水西”；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也指明：“崇国在今陕西省户县东五里”；谭戒甫作《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一文断定：“商周有崇国，在丰镐之间是确实的”（《文史》第6辑）。可见崇国在今陕西中部之说，由来已久，相沿成习。　　近几十年来，对于上述说法不断有人提出怀疑：　　第一，伐崇是文王受命六年的军事行动。在这之前两年，文王已出击殷王畿西部的属国耆（一作黎，今山西省长治市南）。　　殷纣大臣祖伊报告周文王的军队已经打进畿内的消息，殷纣竟昏庸地回答：“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次年，文王又攻到殷王畿西南部的鸥国（今河南省泌阳县西北），离殷都朝歌只有150公里左右。　　如果崇国在今陕西户县东，离原来文王的都城程邑（今陕西省咸阳市一带）太近，仅25公里。文王对门口的大敌，成为心腹之患的崇国放着不管，而先去攻伐远方，向殷畿进逼，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今河南省嵩县和嵩山一带，原来就有一个崇国。《国语·周语下》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鲧，禹父。崇，鲧国。伯，爵也。”可见夏禹之父鲧所建立的就叫崇国。　　《国语·周语上》又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注：“融，祝融也。祟，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考阳城在今河南省禹州境内，禹州的西北靠近嵩山。然则，崇山或崇高山即今嵩山。　　相传夏朝兴起的时候，火神祝融降于崇山，可知禹父所建的崇国就在今嵩山附近。　　夏代的崇国很可能延续而为殷代的崇国。况且，《诗·大雅·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足见崇国的防御设施高大而坚固。这只能是依山筑缄所形成的，与嵩山附近的地理形势也十分契合。　　第三，崇侯虎曾在殷纣前谮毁周文王，说明崇侯与殷纣的关系早已十分密切，崇国的地理位置也应在今河南省殷畿附近，而不应远至今陕西中部与周国毗连。　　基于上述理由，近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现代学者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徐中舒的《西周史论述》（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都主张文王所伐的崇国在今河南省嵩县、嵩山附近。　　但有的学者仍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诗·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中的“于崇”，是指《旦鸟》和崇两个国家。《史记·周本纪》：“明年伐《旦鸟》，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就是据此而来。《旦鸟》与《立鸟》竭古音同相通，《旦鸟》国也在今陕西《立鸟》竭县境内，与崇国互为邻邦。只有攻灭了《旦鸟》国和崇国，文王才能作丰邑，迁都于丰，《诗经》和《史记》都说得非常明确。《旦鸟》和崇两国怎么会跑到今河南省境内去呢？　　确定文王所伐崇国的地望，对于了解殷周之际的战略形势十分重要。陕西户县和河南嵩县、嵩山，相距三四百公里，主张崇国在前地或后地两说各有各的理由。有趣的是，《辞海》旧版释殷末的崇国“在今陕西省《立鸟》县东”，认为这个崇国是“殛鲧之后所别封者”；新版则把“鲧之封国”和周文王所灭的崇国都定在“今河南嵩县北”。新版的说法自然还不是定论，两说的是非还需要认真的鉴别。世界第八大奇迹之谜1974年在中国陕西临潼骊山北麓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当你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展出大厅，你就会为眼前展现的一切所震惊：已经出土并被修复的千余件威武雄壮的秦俑，排开阵势，庄严肃穆，浩浩荡荡。其规模之宏伟和气势之磅礴，堪称空前绝后，举世无双。　　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称帝后，他一面派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一面派人驱使20多万民工到骊山为他建造陵墓。兵马俑坑便是秦皇陵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秦皇陵的东侧地下4～6米深处相继发现了一号、二号、三号兵马俑坑。一号俑坑面积为14000多平方米，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大型建筑。俑坑东端有5个门道，进门后是一条南北向的长廊，排列着面朝东方的3列横队武士俑，其后有儿个门洞，步兵俑和车马俑相间对称排列成38路纵队，一直延伸到西端，构成了极其严整的长方形军阵，兵马俑总数达6000之多。二号和三号俑坑在一号俑坑北侧东端，面积分别能工巧匠们高超娴熟的泥塑工艺和制陶技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兵马俑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　　再以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剑为例，该剑长度为86厘米，剑身上共有8个棱面，科技人员用精度为0.02毫米的游标卡尺对它进行测量，发现这8个棱面极为对称均衡，每个棱面之间的误差都不到0.1毫米，也就是说，棱面宽度相差只有一根半头发粗细。　　目前这里一共出土了19把青铜剑，每一把剑的棱面误差，毫无例外地都在0.1毫米以内。　　这些青铜剑在潮湿的兵马俑坑中已经度过了2000多年，但当它们出土时，居然无蚀无锈，光亮如新，锋利如初，甚至还能切断发丝。经检验，青铜剑内部结构严密，没有砂眼，刀部磨纹细密，纹理平行而无交错。　　这其中有什么奥秘？科学家们用先进的科学仪器进行分析，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在青铜剑的表面有一层厚约0.01毫米的氧化膜，其中含铬2%。就是这层含铬氧化膜，起到了防锈作用，从而使它们历经2000年之久而仍然熠熠生辉。　　这个发现一经公布，让世界为之一惊。要知道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只是在近代才出现的一种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发明，并申请为专利技术。令人更加惊奇的事还在后头。当年在清理一号兵马俑坑的第一过洞时，考古工作者发现有把青铜剑被一尊秦俑压弯了，弯曲程度超过了45度。而在人们把秦俑移开后的那一刹那，奇迹突然出现了。这把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立即反弹子直，自然复原！中国大佛之谜。　　（一）最高龄大佛在我国石刻大佛的家庭中，年龄最大的大佛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的主佛了。这尊大佛高13米，为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453年）间，由高僧昙曜主持开凿。相传佛像是模拟北魏王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等五世皇帝的形象雕塑而成，这尊大佛至今已有1500多岁了，可算我国石刻大佛中的老前辈！　　（二）最年幼的大佛最年幼大佛是四川潼南县复兴乡马龙山上的马龙卧佛。其石像为释迦牟尼涅煇摩岩造像，完成于1932年，至今（2002年）才70岁。它身长36米，身宽7.5米，头长9米，长3.8米，不仅是年纪最小的大佛，也是我国最长的卧佛。　　（三）最高（长）的大佛我国最高（长）的大佛可分为坐佛、立佛、跌佛和卧佛四种。　　坐佛，首推四川乐山的凌云大佛。它坐落在乐山市凌云山西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的合流处。石像为弥勒坐佛，为唐开元年（公元713年）名僧海通法师始创，后由剑南川西节度使韦皋于贞元19年（公元803年）完成，前后历时90年。大佛石像头与山齐，脚踏三江，通高71米，仅脚背上便可围坐100人。1982年给凌云大佛补了一次脸，仅搭厢架就用木料40多立方米，厢杆1500余根，80多人做了半年才完成。1969年为大佛修复一根指头，就用了4000块砖，可想石佛之大了。它不仅是我国石刻大佛中的“高个子”，也是世界石刻造像之最。　　跌佛，最高者应数石门大佛。它坐落在四川江津县石门镇的大佛寺内，面临滚滚长江。石像依岩而凿，高23米，跌坐莲台，自古有“长江第一大佛”之称。这尊佛像为明代石刻，造型奇特，贴金绘彩，在我国石刻大佛中尚属罕见之作。　　立佛，数四川屏山县八伏山的屏山大佛最高。石像身高30米，矗立崖壁，气势格外雄伟壮观，为明代造像。　　卧佛，就是前面说到的马龙山卧佛。它不仅是卧佛之最，在石刻大佛中也仅次于凌云大佛，名列全国第二。　　（四）最大的金饰大佛我国10米以上的大佛多为白刻，即使原有金饰，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遭自然和人为损坏了。唯有四川潼南县定明寺的金佛，仍完整地保存着，为我国金饰大佛之最。　　潼南金佛坐落在潼南县城西涪江岸边，为释迦牟尼坐像，高27米，全身着金，光彩炫目。有人曾这样评价潼南大佛：如果把乐山凌云大佛比做是大写白描的话，潼南金佛就堪称为重彩工笔了！　　令人叹服的是，这尊大佛，唐代就有了佛首，北宋时续凿佛身，到南宋最后为佛像饰金，历经300余年，居然风格统一，比例精确，形态逼真。大佛金饰距今已有800年，历经洪水和风雨的侵蚀，仍像一座金山，光彩灿烂。　　（五）大佛最多的石窟大佛最多的石窟是山西大同市西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第二十窟”露天大佛，高13.7米，面形丰圆，薄唇高鼻，袈裟右袒，神情肃穆，是云冈石窟中的代表作；“云冈五华洞”中的弥勒跌佛，佛高13米，两脚交跌，右臂下刻有四壁托臂力士，造型奇特。　　（六）大佛最多的省四川的石刻大佛最多，仅10米以上的大佛就有19尊，约占全国10米大佛的70%左右。那19尊大佛按其高（长）排序是：“乐山凌云坐佛”、“荣山大佛寺坐佛”、“潼南马龙山卧佛”、“大足宝顶山卧佛”、“屏山八仙山立佛”、“潼南定明寺金佛”、“安岳卧佛沟臣佛”、“资阳丰裕区坐佛”、“南部禹迹寺立佛”、“仁寿高家乡坐佛”、“江津石门跌佛”、“安岳黄桶树坐佛”、“仁寿太乙坝坐佛”、“合川涞滩坐佛”、“合川鱼城卧佛”、“威远百胜立佛”、“乐至马罗卧佛”、资阳骑龙坳坐佛”、“阆中大象山坐佛”。故四川素有“大佛之乡”的美称。　　（七）大佛最多的市县大佛最多的市是重庆市，10米以上的大佛共有6尊，全国有5个县有10米以上的大佛在两尊以上，这5个县都在四川，它们是潼南县、安岳县、仁寿县、合川县和资阳县。中国的三座“悬空寺”之谜。　　（一）山西恒山悬空寺位于山西省辉源县城南5千米处，据《恒山志》载，该寺始建于北魏晚期（约公元6世纪），为中国最著名的悬空寺。全寺共有阁楼40间，在陡崖上凿洞穴插悬梁为基，阁楼之间有栈道相通。登楼俯视，如临深渊；谷底仰望，悬崖若虹。现寺内存有各种铜铸、铁铸、泥塑、石雕等像80余尊，古人题咏镌刻于壁间。　　（二）河北苍岩山悬空寺位于河北省井陉县东北苍岩山下，为该山福庆寺主体建筑之一，又名桥楼殿。殿建在一座长15米、宽9米的单弧形石桥上。石桥飞跨对峙的两崖之间，势若长虹，凌云欲飞，桥下石蹬300余级，拾级而上可达桥楼殿。殿前宽5间，四面出廓，造形肃穆。登上桥楼殿，但见四周峰峦叠翠，云雾苍茫，令人心旷神怡。　　（三）云南西山悬云寺又名三清阁，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15千米处西山罗汉崖亡，为一组9层、12层殿、一石坊的建筑群。阁建于悬崖峭壁之上，俯视脚下滇池百里烟波，其势极其壮观。此寺始建于元代，明朝后改为三清阁。在三清阁内外，沿石级还有灵宫殿、吕祖殿、凌霄阁、孝牛泉、石室诸胜，皆倚壁而立。构成浑然一体的空中楼阁群。　　佛教之祖释迦牟尼之谜佛祖释迦牟尼化身万物，神通广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连孙悟空都难逃出其手掌心，然而，这位全知全能的人在历史上真有其人吗？　　在学术界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释迦牟尼在历史上并无其人；一种认为释迦牟尼是历史真实人物。　　前者认为，释迦牟尼在佛教传说中完全是一个神仙。他在降凡之前即佛的候补者——菩萨。而且在他之前曾有6个菩萨降凡成佛。他生下就能行走，并精通所有书卷，熟知各种道理和故事，知道行星的数目。净饭王为了使他放弃出家的念头，用尽了种种办法，他为悉达多建造了春、夏、雨季三宫，让他生活在秀色粉黛之间，尽情享乐。待到他成年后，又选了完美的女子与他成婚，婚后不久，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罗漾罗。但悉达多出四城门游玩，见人生生、老、病、死之苦，决意出家。历尽千辛万苦，摒除一切邪魔外道，在菩提树下终于他悟得大道，成为至上的佛陀，时年35岁。　　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在佛经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平记载中，虽然有不少神话、传说，但也有很多历史事实，基本轮廓是可靠的。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就在今尼泊尔泰米地区的梯罗拉柯提废墟。在释迦牟尼逝世200多年后阿育王曾在此立一石柱，说明此处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和埋有佛的舍利。不仅石柱保留下来了，考古学者还在此挖到释迦牟尼的舍利坛。另外佛经记载释迦牟尼结婚也是历史事实。他的出家可能受当时社会上沙门思潮的影响，但一定有更深的内在原因。他苦思得道也符合当时印度宗教人士中流行的一种思法：精神可以突然发亮，豁然贯通，悟得至道。在佛教中许多教义诸如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应是后人所提，但教义的大体轮廓，可能是释迦牟尼提出。因此，应该说释迦牟尼在历史上真有其人，而且他是佛教创始人。　　如上种种，无法辨其真假，看来揭开蒙在释迦牟尼头上的面罩，还原他的本来面目，还需要学者们继续努力。　　楼兰人种之谜1980年春，孔雀河尾阊铁板河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让人目睹了古楼兰人的风采。　　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真正见过楼兰人的样子，更不用说这么直接、这么形象。　　女尸的牙齿、毛发、指甲都保存完好，仿佛刚刚睡去。那健壮的骨骼、古铜色的皮肤让人相信她随时会站起来奔跑，甚至她的头发和鞋里的虱子都栩栩如生。　　好事的日本人为她做了一件复制头像，一时间，“楼兰美女”的称谓响遍世界。　　女尸系3380年前遗存，属高加索人种。　　“楼兰美女”引起的震动，绝不亚于当初楼兰古城的发现。　　20世纪初，楼兰人种问题就成为楼兰文明最大也最为难解的谜。　　根据遗传学体质特征，现代人类被分为三大人种：蒙古人种（黄种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人类学家根据人头骨的各种比例来判断人的种群属性。　　高加索人种一向被认为分布于欧洲、西亚和北非，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和美洲则以黄种人为主。　　罗布泊地区古代居民属于什么人种，一直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致力解决的问题。　　经100多年的努力，大致有了一个轮廓似的结论：　　以古墓沟为代表的距今3000年前的古代居民为“典型的原始欧洲人种”。这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的时代最早、分布最靠近东方的欧洲人种集群。　　人类学家韩信康认为：“至少在青铜时期，具有原始形态类型的欧洲人种已分布在罗布泊地区。”　　楼兰古城东郊东汉墓的头骨分析表明：此时的楼兰居民是“高加索人种的印度一阿富汗类型”。他们和古墓沟人同属白种人的范畴，但又是不同的分支。楼兰古城人种是否由古墓沟人演化而来，则没有证据。　　典型的蒙古人种则出现得较晚，大约在汉晋时期的墓葬中才有发现。　　已有的考古材料表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居民是白种人。而又在历史某个时期，他们悄然退出了他们生活的家园，不知去向了何方。　　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一直致力于考证这个神秘民族的来龙去脉。他们是从什么地方，经过什么途径来到楼兰地区的？他们是谁，哪个民族？他们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然而所有的考古材料都是零星的。于是，添加了想像与猜测的说法有多种多样。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楼兰的欧洲人是远古时期一支漂泊东方的印欧人古部落。他们由于某种原因向东迁移，并最终定居下来。　　英国人类学家亨宁认为：他们就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的游牧民族古提人。　　公元前3000年来，古提人突然从此地消失，这一直是历史学中的一个谜。亨宁认为他们经过长途跋涉，迁入了罗布泊。　　反对迁移说的学者也有很多。这些人认为楼兰人就是罗布泊的土著居民。　　那么，到底楼兰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汉代女尸与青龙白虎之谜日，连云港金大工程公司的工人姜茂东在操纵挖掘机时意外带出一口棺材。　　姜茂东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在为考古学家展开一条谜语，而谜底还没有出现。　　正是这个意外的挖掘，连云港汉代女尸出土。这个名叫凌惠平的女尸出土时保存完好，尸体皮肤鲜嫩，白皙润泽。这是继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荆州汉墓之后又一次发现保存完好的汉代古尸。　　而古尸为何保存如此完好，现在仍是一个谜。　　连云港女尸的发现只是近来重大考古发现的一个例子，历史有很多的断缘之处和未解之谜，而考古就是试图接上这些断了的链条。“正是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将历史的缺环弥补，并将中华文明大大地推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王巍说。　　令人吃惊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还发现了多件骨笛，这种7孔骨笛非但不是装饰品，而且能演奏非常动听的音乐，同时在乌龟壳上发现刻画的符号，而这个遗址和现在时间的距离是8500年。“当时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当成熟的音乐技巧。而传统观点认为，这种水平的音乐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王巍说。　　在东北一带，考古新发现同样让人欣喜。在赤峰，发现了8000年前的部落。　　在一个名为查海的遗址中，就有一个石块堆起来的长达19米的龙的形状，而在河南濮阳一处遗址中，发现东边是龙、西边是虎的雕塑，具有青龙白虎的雏形。　　而传统考古认为，青龙白虎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但这个遗址距今6000多年。　　在距今年的辽西牛河梁遗址群，发现有大小不同的墓葬。距今5000年至4300年的南方良渚文化，在其遗址群中也发现了差别很大的大小墓葬：大墓葬里有上百件的玉器和雕刻的神像，而小墓葬里一无所有。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独目人”岩画之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北部青和县西北的一山沟中考古时，发现散落面积达数平方公里的铁陨石群。　　令人称奇的是，在这里还发现了多处以陨石为载体、疑与外星人有关的文物。　　发现者的助理研究员张晖说：“根据陨石成分的密度及体积，初步推测其中有的陨石重量足有100吨以上。”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铁陨石是1920年坠落在非洲纳米比亚的重60吨的“戈巴陨铁”。　　“历史上青和曾发生过陨石雨大坠落，”张晖推测，“无论是陨石的散落面积、规模和数量，都堪称世界之最。”陨石分为石陨石、铁陨石、石铁陨石3种，其中铁陨石、石铁陨石极为罕见，而青和发现的陨石恰是这极为少见的品种。　　令人称奇的是在这里还发现了多处以陨石为载体的文物。这包括用陨石雕凿而成的圆球状石人，以及刻在陨石上的牛、羊、马、骆驼等岩画，其中有一幅“独目人”图案陨石岩画与分布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独目人岩画惊人地相似。　　刻在陨石上的“独目人”头部呈圆圈状，中间绘有一眼，两手相连环置胸前，胸以下左右被两道圆弧包裹，只露出双脚。　　张晖说：“内蒙古阴山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加拿大安大略湖皮托波洛岩刻、北撒哈拉岩画、埃及‘德耶德支柱’上均有‘独目人’图案，在青和发现的这幅‘独目人’造型与贺兰山岩画中的‘独目人’形象如出一辙。”　　最早到中国探险的欧洲人——古希腊人亚里斯底阿斯在公元前7世纪东行至中国的阿尔泰山一带，并将旅行见闻写成了《独目人》一书，张晖认为，刻在陨石上的“独目人”很可能反映了“当时有真实存在的超文明使者”，“这一岩画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的最主要的天神崇拜图”。至于它的形成原因，还有待考古工作者进行研究。　　古墓沟古墓之谜1979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一支考察队在罗布泊以西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发现和发掘了40余座古墓。　　当时，据南京大学地理系实验室测定的一个数据，这个基地的建造年代距今6400年，加上随葬品中缺乏陶器，这些墓葬被认定是新石器时代遗存。　　有趣的是墓中死者有的衣着完整，头戴尖顶毡帽，帽上插几枝羽毛，显出死者特有的民族风貌。这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特别关注。　　然而，两个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也公布了两个年代数据，这是用同一墓中保存的毛布和棺木测定的。　　用毛布测得的年代只有两千多年，用棺木测得的接近4000年，这两个数据不仅与南大的数据相差很大，而且两个数据本身也相距1000余年。　　作为一种解释，有人以为用毛布测定的年代接近实际年代，用棺木测定的年代偏高，是由于死者葬具用千年古木制成的。　　这个墓地距离著名楼兰遗址不远，加之毛毡在中亚的出现比较晚（约在公元前6世纪），因此有人认为这些墓葬的时代无论怎么说不会早于汉代楼兰王国以前，最多也不过2600年。　　但令人费解的是在随葬品中没有发现任何受汉文化影响的遗存，相反，从楼兰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汉代文物却屡见不鲜。　　后来又陆续测定了几个年代数据，全都在3000年以上（大多在3800年左右）。　　因此，这些古墓早于汉代以前建造的可能性依然不能排除。在初步报告的随葬品中，发现有数量不多的铜饰物，但未见报告有铁器存在。这种情况会不会表明它们是该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呢？　　关于这些古墓中被葬者属于何等种族（人种）？他们生前是当地土著还是从别处迁移而来的？根据以往有些国内外学者的看法，有的认为罗布泊地区的古代居民是欧洲人种的阿尔宾（Alpinc）类型，有的则认为与北欧诺的克（Nordic）类型有关，但都缺乏人类学材料的研究。　　近年来，从古墓沟、楼兰及和田等地区采集到的古人类学材料，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据笔者近几年对上述材料的研究表明，古墓沟墓葬中的人类遗骨具有鲜明的欧洲人种古欧洲人类型特点，它们一方面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克罗马农人类型有些相似，另一方面与近代北欧种族头骨有些相似。　　而这种类型在铜器时代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南西伯利亚及至伏尔加河下游有广泛分布，但到铁器时代以后，这个类型或逐渐向新的类型过渡（如向中亚两河类型），或向西退去，或零散混杂于新的类型之中。　　由此推想，古墓沟墓地的居民与上述周邻地区的某些青铜时代较晚的居民有直接的血缘联系，或就是他们之中的一支。　　更为有趣的是根据对楼兰城郊时代相当东汉时期墓葬入骨的研究，除了出现个别具有明显蒙古人种特点的头骨以外，其余多数属于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这个类型与古墓沟的类型在起源上并不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楼兰居民的欧洲人种特点与时代更早的南帕米尔古代塞克人（公元前6～4世纪）相同。　　最近，从和田地区桑普拉古代丛葬墓（时代可能在公元前后）出土的人类学材料，也具有同样的类型，这个墓地的地理位置也恰好占有帕米尔到罗布泊之间的过渡。　　由此联想，与史记汉代相联系的古楼兰入主要来源于西边的古地中海人种。他们至少在两千年以前越过帕米尔，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前进到罗布泊地区。而这条路线正好就是著名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南路。当他们到达罗布泊地区时，可能与早到的古墓沟类型的居民会合，创建了古楼兰王国。　　“妇好”之谜河南安阳西北郊，洹水蜿蜒曲折。自东南向西北缓缓流去。洹水南岸的小屯村，曾先后出土1.7万余片甲骨，殷墟——这座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商代后期王城，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　　1976年冬，距殷墟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中型贵族墓，这就是中外闻名的殷墟5号墓。5号墓出土的468件青铜器中，有许多铸有“妇好”铭文，考古学家们认为“妇好”就是墓主人。因此，5号墓又称作“妇好墓”。　　“妇好”是何许人也？第一期和第三、四期的甲骨卜辞都有记载。据第一期卜辞所载，妇好是商王武丁时期一位地位显赫而又重要的人物，她曾统率军队与武丁配合征伐北方的土方，西方的羌方，东方的夷和西方的巴方，武丁时代著名将领如濔澣、侯告等都在她的麾下。　　武丁时期，为了加强对奴隶的镇压和对各方国的控制，经常把诸妇、诸子以及功臣等封在外地，让他们为商王朝征收贡赋，戍守边防，妇好也曾作为一个商王朝重要人物被封在外地，负责戍边和征赋。她为武丁主持过一系列重要的祭典，如侑祭、祭溘、御祭、宾祭等。　　据郭沫若的考证，甲骨文“妇”下一字为女字，乃殷王武丁之妃嫔。商王武丁多妻，妇好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期甲骨卜辞中反映了妇好与武丁的这种特殊关系。　　武丁曾多次为她举行各种祭祀，以除去不祥，祈求福佑。武丁还多次向祖先卜问妇好有没有生育能力，当她怀孕以后，武丁占卜希望妇好为他生一个能继承权力和财富的男孩。　　第一期卜辞记载武丁时期的妇好多达二百四五十条。第三、四期卜辞中出现“妇好”人名的仅五六条，反映妇好的身份和地位远不如第一期卜辞的丰富。根据董作宾的甲骨断代，第三、四期甲骨卜辞已是康丁、武乙时代，与第一期卜辞的武丁时代相去120余年，康丁、武乙时代的妇好与武丁时代的妇好显然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那么，5号墓墓主妇好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妇好呢？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墓主妇好是武丁的配偶，该墓当属武丁时代；另一种认为墓主妇好可能是康丁的配偶，该墓的年代可能是康丁、武乙年代。　　认为5号墓墓主妇好是武丁时代的，其论据主要有三：　　一是5号墓随葬铜器铭文的“妇好”，大量见于武丁卜辞（即第一期甲骨卜辞），墓室较大，棺椁讲究，随葬品丰富、精美而又有气派，还有大量兵器和妇女用的骨、玉制作的笄、梳等用品，反映墓主是一位地位较高的人物，只有第一期卜辞记载的武丁的王妃妇好才能与之相匹配。　　二是5号墓出土物中，有不少器物都具有殷墟早期文化的特征，时代上和武丁时期相符合。　　三是“妇好”组铜器与“司母辛”组铜器共出一墓，推测“妇好”、“司母辛”为同一个人，即甲骨卜辞所见武丁配偶之一的“妣辛”。“辛”是妇好的庙号，后来又称为“妣辛”。　　我们知道，甲骨卜辞中的称谓，即商王祭祀时对祖先的称呼不同于后世。凡与当时王同辈的和年龄相同的，均称兄；长一辈的称父（母）；长二辈称祖（妣）；小一辈则称弟。　　譬如商王小乙为武丁之父，武丁称小乙为“父乙”。小辛、盘庚均为武丁叔父，武丁则称其“父辛”、“父庚”。据乙、辛周祭祀谱，武丁有三个法定配偶：妣戊、妣辛和妣癸。　　有人据此推测“妣辛”就是妇好，“母辛”是武丁子辈祖庚、祖甲等对武丁法定配偶“妣辛”的称谓。“司”通“祀”，是“祠”的初文，作祭祀解。司母辛组铜器是武丁子辈为祭祀其母所作的祭器。　　所谓“周祭”，是指商王对其先王（从上甲微开始）的轮回循环祭祀，从卜辞中可以发现，商王均以天干称名，所以周祭祀谱中经常出现相同的天干称名，如武丁的配偶中有“妣辛”，康丁的配偶中也有“妣辛”。第三、四期甲骨卜辞中有“司辛”。　　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司辛”并非一定是武丁的配偶妣辛，也可能是康丁之配偶妣辛，妇好死后称为“司辛”，后来又被称为“妣辛”。第三、四期甲骨卜辞有“辛丑溢妇好祀”之句，这“妇好祀”辞意义尚未辨明，如是祭祀妇好之辞，她应在康丁时间就已死去，但这条卜辞也可能是卜问鬼神是否接受妇好的祭祀的，那么，妇好就可能在康丁以后才死去，这座墓可能属于武乙时代。　　认为5号墓主妇好是康丁、武乙时代的，其主要理由还有以下几条：　　第一，从5号墓出土遗物的特点分析，它比解放前在安阳殷墟小屯发掘的YM232、YM333为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一期的时代要晚得多，因此，5号墓的年代不会早到殷墟文化第一期（武丁以前），而只能是在武丁到帝辛之间。　　第二，5号墓出土许多有铭文的青铜礼器，其铭文可分为“妇好”、“司母辛”、“司澍母”、“亚濦”、“亚启”、“亚其”、“束泉”等七组，这七组铜器分别属于不同的族属或不同的人名，且各组器物互有特点，同一类的器物，其花纹、形制也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绝不可能是同时铸造的。　　七组铜器中，除有部分屑于武丁至祖甲时代的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铜器具有明显的殷墟晚期文化的风格，根据考古学上以同出器物中的晚期器物断代的原则，5号墓绝不可能早到殷墟文化第二期（武丁至祖甲时代）。　　第三，将5号墓中形体最大的铜器“司母辛”大方鼎同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相比较，可以看到“司母辛”大方鼎的形制、纹饰等都与“司母戊”鼎十分相像，重量也相差不多（司母戊鼎重887公斤，司母辛鼎重809公斤），两者的年代不会相去很远。　　据于省吾先生考证，“司母戊”大方鼎乃商王文丁为其母辈武乙配偶之一的“妣戊”所作的祭祀器，康丁的配偶是以“辛”命名的，那么，可以推测“司母辛”大方鼎是武乙为其母辈康丁之配偶“妣辛”所作的祭祀器，而不是武丁子辈为其母所作的祭祀器。　　第四，5号墓出土一把有铭文的戈，在戈内的边缘刻有“卢方激人戈（？）五”几个字，戈铭系刀刻，字体跟第一期甲骨卜辞显然有别，而跟第三、四期卜辞相近。戈铭提到卢方人贡，在第一期卜辞里，没有见到过“卢方”，第三、四期卜辞里则有“卢方”，所以从戈铭文的内容看，其时代当屑甲骨卜辞的第三、四期，即康丁、武乙时期。　　从铜器铭文的字体、内容结合甲骨卜辞比较研究，有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第一期卜辞中，“妇好”有省为“好”的，5号墓出土的妇好组铜器中，“妇好”也有省称为“好”的，可与卜辞相印证。　　另外，铭文“亚濦”、“亚其”的“亚”字，均写作“”形，而且“亚”字都写在“濦”和“其”字之上，与侯家庄大墓HPKM1001的一件鹿角器上的刻文“亚省”两字的写法一致，而与殷代晚期铭文写作中亚濦的写法不同。因此，5号墓主应属武丁时期的妇好。　　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多数人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5号墓主应是武丁时代的妇好，但第二种观点的某些分析也持之有据，有一定道理。造成两种观点分歧的原由有二：一是对5号墓出土遗物的不同认识。二是在于对甲骨分期上的不同认识。　　目前，考古学界正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可以相信，最后彻底证实殷墟5号墓墓主的身份和年代，已经为期不远了。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特别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