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还有优势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
　　 & & & “新常态”溯源　　过去这一年来，“新常态”是在中国整个媒体的交流当中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最早引起注意是去年5月份总书记到河南考察提出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然后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特征做了一个全面的阐述，现在国内“新常态”被用到了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新常态”这个词最早其实是在美国使用，2008年雷曼兄弟倒台，爆发了从三十年代以来世界最严重的一场金融经济危机，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就使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今天想跟各位谈一谈美国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有什么特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跟我们国家的“新常态”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新常态下我们经济发展的态势到底会怎么样。　　发达国家“新常态”的含义　　美国在2009年开始用“新常态”这个词的时候讲的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可能会经历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而在金融市场上面的投资风险会非常的大，平均的回报率也会相当的高。2009年华尔街的金融家做出了这个判断以后过去六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表现也就是这种特征。从美国来看，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是接近负增长，到了2013年的时候经济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一点九，低于百分之三的增长率，2014年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经济有所复苏，年初的时候预计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二点八，尤其是美国第二、第三季度的时候达到了百分之四点七，但是第四季度又掉到了百分之二点二，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几，要比年初预计的百分之二点八还是低了零点四个百分点，美国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经济增长率低，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十一甚至更高，现在统计失业率降到了百分之五点七，恢复到了危机以前的水平，我们知道这是“统计失业率”，因为在美国对失业的统计是这样，如果一个劳动者失掉了就业，一个月不找工作，这样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发生危机以后经济增长不好，很多人失业以后就不去找工作，导致美国的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和过去相比是少了差不多三个百分点，那些人不去找工作，所以实际上是失业的。如果把增加的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也作为失业率的话，分母变成分子，美国的失业率还是将近百分之十，这也是低增长、高失业。　　美国是这样，欧洲大家也很清楚，欧洲国家在2009年的时候是负增长，在2010年的时候恢复到正增长，但是2012年的时候又是负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大家预计可能会恢复到百分之一点一的增长，实际上增长只有百分之零点八，相比年初预期少了零点三个百分点，而且也没有恢复到长期增长的三个百分点，没有出现危机之后应该有的常态。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了二十五个百分点，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五十个百分点。　　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一直非常疲软，也有“逝去的二十年”这样的说法，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希望能够给结构改革创造空间，安倍在2012年底上来以后2013年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五，2014年初预计是一点三个百分点的增长，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二，还是在衰退当中。失业率和欧美国家相比只有百分之五点多的失业率，但是日本长期的失业率是只有一个百分点，（欧美国家）和日本相比是非常高的失业率，这也是新常态里面低增长高失业，为什么股票市场上面投资风险会非常大？因为失业率高的时候发达国家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所以政府社会保障金就多了，经济增长慢的时候政府的财政税收是减少的，支出增长非常快，政府财政积累赤字非常的快，以日本为例，在1991年的时候日本经历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当时是百分之六十，在OECD国家属于最低水平，现在日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百四十，所以在世界各国当中是最高的。　　发达国家现在的政府财政赤字普遍超过百分之一百，如果持续下去会步日本的后尘，为了降低政府还本付息的成本就把利率压得很低，日本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基本是零利率，发达国家基本也都是接近零利率，零利率怎么维持呢？那就是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非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就有非常多的流动性，到处是钱，但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状况之下发达国家不容易找到好的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就会有这些金融家们开始做短期的投机，把这些钱投到股票市场当中。就以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为例，在危机前最高的是2007年一万三千多点，当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股票市场是有泡沫的，现在危机爆发了，美国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表面上看现在美国企业的利润在增加，因为资金不需要成本，增加的利润是从资金成本下降而来，倒并不是效率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从一万三千点变成一万八千点，代表了泡沫更大，有的泡沫没有破灭，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破灭，因此通常情况下任何信息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价格大涨大跌，平均回报率其实是低的。　　“新常态”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我们国家的“新常态”又是什么呢？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讲了九大特征，这里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以前我们有三大件的说法，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后来变成手机，每个新产品出来就带来了一个消费高潮，现在已经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新的增长热点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找到了。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大量的扩张把农村劳动力往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那些产业逐渐失掉了比较优势。　　还有人口老龄化，还有环境的承载力的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让我们告别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三十多年、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从过去基本上是两位数的增长往下调，但是调到什么样的点我们才会进入一个相对来讲可以支撑的、能够长期维持的增长率？我们从2007年一个季度又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长只有百分之七点三，今年前两个季度下滑的压力还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发明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从两个角度判断，一个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另一个是挖掘潜力变成实际增长率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可以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一个产业里面的产品生产的效率可以更高，或者是同一个产业的产品可能更好，除了这个之外还要不断地出现一些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所以可以把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资源从现有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转移，这样做的话劳动效率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不断增长。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的话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我们知道发明有一个特性，如果用一句成语形容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去当兵你能当上将军的话，扬名立万有地位有财富，但是成就一个将军可能要死掉一万个士兵。　　技术升级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发明一个新技术需要大量地研发，大部分的研发都是失败的，即使申请来了专利，真正有价值的也没有几个。当然了，如果你发明了一个新技术、创造了一个新产业，这个东西有市场机制的话它的回报率就非常高，为了得到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需要大量投资没有这种回报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从实践的经验来看固然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增长率即使是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增长率也就是百分之三。　　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仍是我们的后发优势　　我们发展中国家同样有技术创新，同样有产业升级。什么是创新？就是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这样做的话创新的成本就低了，风险也就小了，升级的成本就低了。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和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两到三倍。改革开放以后取得平均三十六年每年百分之九点七的增长，哪项技术真正是我们研发的？我不敢说没有，但是非常少，为什么我们增长的速度可以是美国的四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　　我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吗？　　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三十六年，还有多少？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已经用了三十六年，世界上真正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取得快速增长的国家不多，主要是亚洲四小龙而已，他们通常利用这种后发优势二十年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缓了，降到了百分之七以下，所以国内就有判断说既然我们已经超常地利用了后发优势，我们现在已经是三十六年了，能够降到百分之七以下，我个人对这个看法不完全赞同。　　看后发优势不是看过去的增长多快，而是现在平均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现在平均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差距，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和平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去年的人均收入是七千五百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如果按照市场费率计算我们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直到去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代表我们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差不多四分之一。　　真正利用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人均收入在美国百分之二十几的时候——日本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新加坡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韩国是七十年代中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二十年左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增长，这个后发优势如果他们能够实现，就代表我们有这个潜力。我们应该还有二十年左右百分之八增长潜力的可能，这代表了什么？即使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产能过剩还可以产业升级，有潜力并不代表必然能够实现。　　经济减速与环境改善没有必然关系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混淆是非的观点，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潜力的发挥。我们改革开放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出现了很多环境污染和雾霾，（有人认为环境污染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太快，经常会有一种观点是（降低增长速度，则）增长的质量会提高，环境会好，我想这个观点在社会上非常普遍，不能说我们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没关系，但我认为并不是经济增长慢（环境就自然会好）。　　就拿一个最好的比较，就是中国和印度。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现在印度的人均GDP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过去三十六年我国平均每年的增长是百分之九点七，印度的平均增长不到百分之六，比我们低了将近四个百分点，但是从世界上权威的研究来看，2012年发布的研究，印度雾霾环境恶化的情形比我们还严重，为什么印度的问题这么严重，我们也这么严重？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和发展阶段有关，我们都还在中等发展阶段，摆脱了农业经济进入了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但是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是中等收入经济共同的特性。这个时候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能源使用密度高，环境相对农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为主的经济体来讲压力更大，中国就在这个阶段，印度也在这个阶段，任何国家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环境压力都是很大的，英国的首都伦敦被称为雾都就是因为环境问题太大，德国、法国、美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环境都差不多，日本和韩国在我们这个阶段环境也都非常差，因为既然以制造业为主能源使用密度必然更高。　　中国和印度还有雪上加霜的问题，我们都是以煤炭为能源的主要来源，煤炭比天然气和石油污染的程度更高，各个地方为了GDP，企业在检查的时候有排放设备，但很多企业只要执法不严就不开。制造业阶段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缓了GDP的增长，除了把工厂都关掉，这个也是不可接受的，要不然的话放缓GDP的增长只是放缓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步伐，从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恶化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长。　　产能过剩是过度投资造成的吗？　　另一个就是投资在经济过程当中的作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确实看到了不少产业有产能过剩的情形，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是因为投资太多造成的，因此一种观点就是中国必须改变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变成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然后谈到投资，投资就会产能过剩。我们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钢筋水泥电解铝，这些都是建材，如果我们减少投资增加消费，老百姓能够把钢材水泥拿来吃吗？而且如果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减少了对于建材的需求，这样产能就会更加过剩。　　我们现在是继续投资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产能当然就会更加过剩，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处于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谈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业，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创新、产业进行升级，不断地从中低端到中高端升级的话要投资，那些投资都是新的，怎么会产能过剩？　　政府是否要反周期操作？　　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我们现在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也有我们新常态的原因，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当中复苏有关，所以造成了我们外部的出口环境不好，出口是三驾马车之一，出口环境不好的话增长速度就慢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平均每年都要出口增长百分之十六，去年我们对外贸易增长年初的目标是百分之七，年末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三点四，下行压力当中有外部的冲击和周期性的原因，政府该不该采取一些反周期的经济措施？一种是失业救济，一种是基础设施，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失业救济当然比较好，如果做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是需求，也能创造就业，所以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其实是做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比发失业救济有效。　　现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们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在这段时间里面投资的回报率下降，有人说政府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所以政府不应该去做，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需要建设好几年才形成生产力，不像一般企业投资回收马上形成生产力的时间很快。基础设施回报本身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外部性是在什么地方？对于企业来讲基础设施完善了以后就不用说交通拥堵，即使这些都包含在内，然后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还是比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低，经济上行的时候企业已经有很高的投资积极性，政府当然不需要了，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企业没有投资积极性的状况之下才需要政府来做，既然要政府来做，尤其是这些基础设施必然要政府来做，那就要问到底是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再来投资基础设施还是经济下行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　　如果经济发展好了企业投资回报率很高，再去投资基础设施不就是投资过热了吗？经济下行的时候民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不高，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时候成本低又可以创造就业又可以补贴经济，其实是最好的选择。我在世界银行当经济学家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现在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改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10月初的世界经济展望里面专门提出经济下行的时候是政府做基础设施最好的时候，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的校长也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说美国可能会进入长期经济疲软，他也认为这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　　“经济增长慢”不但难以倒逼改革，反而会使问题丛生　　国内还有一种看法是经济增长慢可以倒逼改革，这个看法也值得商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如果经济增长慢了，失业问题可能会增加；经济增长慢了，企业盈利状况差了，很多可能就会出现破产的危险，金融呆坏账也会增加，如果这种情景出现的话，为了稳定社会、稳定金融，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这些短期的问题，实际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做的改革反而又会被取消，继续用政府原来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中高速的增长，我们要有百分之七八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环境不好的状况之下利用我们好的投资机会跟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全世界最低的水平，只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民间的储蓄也高，将近百分之五十，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的钱，再加上有四万亿的外汇储备，达到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基本没有问题。不仅是2015年，整个“十三五规划”期间我们都可以达到。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　　现在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三，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如果能够实现百分之七高一点的增长，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也可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2010年我们的人均GDP是四千四百美元，翻一番是八千八百美元，如果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是新常态相对疲软，我们保持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的话是高增长，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如果加上人民币升值，我们现在的人民币币值和2010年相比已经升值了百分之四十，未来几年再升值不到百分之十的话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一万两千六百一十美元，按照现在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代表我们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那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本文根据速记稿整理，略有删节，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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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轻松、好看、有用、时尚的财经资讯及全球金融市场行情。新华社：中国公布调查失业率 显示政府保就业新常态思维|调查失业率|就业吸纳_凤凰财经
新华社：中国公布调查失业率 显示政府保就业新常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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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１０日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说，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１－８月，３１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５％左右，城镇新增就业９７０多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１０多万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说，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1－8月，31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70多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0多万人。 业内人士表示，在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发布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显示出中国政府更加注重保民生、保就业的&新常态&思维，宏观经济决策将更加&心中有数&，就业稳定将使中国经济更具韧性、更有潜力和回旋余地。 李克强总理7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适时发布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仅仅过去一个多月，这一数据由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公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10日在接受&中国网事&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反映就业状况的核心指标，失业率既是四大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又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指标。以往使用的登记失业率，是由人社部门负责统计和发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 专家表示，长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指标覆盖范围不全，本地农村劳动力、外来农民工和没有进行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未纳入统计范围，失业人员状况反映不全面；二是不能进行国际比较。而基于抽样调查的调查失业率，则能够在更广范围内更加精确地反映失业的真实情况，更好地体现就业跟随经济波动的变化。 郑东亮说，由统计部门依法适时发布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数据，以更加全面动态反映失业情况，将让社会和公众及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使宏观经济决策更加&心中有数&，为促进比较充分的就业提供支持。 调查失业率数据从何而来？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冯乃林10日在接受&中国网事&记者专访时透露，从2009年开始，统计部门就采用直接入户调查的方式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询问统计，现在已经具备了发布使用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的条件。 &2005年开始，我们开始每年两次的全国调查，包括农村地区。2009年开始，我们在31个省会级城市建立了月度调查制，还从去年4月份开始，将月度调查城市增加为65个，入户近4万余户，新增城市多是经济较活跃劳动力市场发展成熟的地区，与此同时全国调查也改为了每年一次。&他说。 而在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看来，基于抽样调查采集而来的调查失业率数据，除了能够更好地监测就业状况、为宏观调控提供更有说服力的依据之外，更与经济增速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潘建成说，过去8％增长对应的失业率可能比现在的要高。一方面虽然增速降低，但经济总量一直在增加；另一方面转型调整服务业比重提高，对就业吸纳能力更强。此外，由于人口结构等原因，劳动人口数量出现下降。这&两升一降&，使调查失业率数据呈现出合理、适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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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中国梦，金融梦―展望2015中国经济”访刘伟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刘伟
&&& 「本期导读」2014下半年，“新常态”这个词在中国突然走红。几乎一夜之间，行行都有新常态、人人争谈新常态。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新常态”？新在哪儿？常在哪儿？背后的深刻动因是什么？新常态下的经济失衡有多严重？和西方的“滞胀”一样吗？2015年宏观政策如何制定才能保证经济稳定增长？《金融街会客厅》特邀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深度解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底线。
　　「本期嘉宾」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界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四小龙”（又称“京城四少”）之一。主要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转变、转型中的经济产权问题。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第一节
　　刘伟：中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需求疲软、成本上升”成主要特征
　　「片花」从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适应新常态”以来，“新常态”这一重要表述，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之举。
　　金融界：您对“新常态”的理解是怎样的？
　　刘伟：“新常态”是2014年学界流行的一句话，这也是习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判断经济形势的一个概括，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我理解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新起点。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阶段。进入这个新起点之后，就有了一个变化，就是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条件在新的阶段会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使得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别是宏观经济增长有了一系列的新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到去年是36年。中国经济2014年GDP增长速度为7.4％，那意味着36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保持在9％以上。一个国家保持30多年以上平均9％的增长，这本身就创造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记录，也因此使得我国的经济规模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13年GDP的总量是56.88万亿。最近刚刚修订了《国民经济核算的新办法》，如果根据新的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方法的修正，我们GDP的总量在原来统计方法基础上大概要涨3％。2014中国GDP的总量超过61万亿没有问题。这个数字比改革开放之初提高26倍，大约占全球GDP比重的12％，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是1.8％，当时排在世界第10位，和我们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2010年中国GDP的计算按汇率折成美金，第一次超过日本，挤进世界前两名。从2010年以来，我们在继续巩固并提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第一是美国，美国GDP总量2014年有可能逼近17万亿，占全球的比重大概23％多一点。再看人均GDP的水平，我们2014年是5万左右，30多年来，平均每年增长大概是8.7％左右，同样创造了人均GDP水平持续高速发展的记录。如果折算成美金，大概能突破7000美金，去年是6800多美金。7000美金人均GDP在当代世界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去年5月最新调整的划分标准，人均GDP在12476美金以上是高收入国家，到2013年底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如果在12476美金之下，但是在4055美金以上，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去年年底世界上是54个国家，中国就是这54个国家之一。如果在4055美金以下，但是在1025美金以上，就是下中等收入国家，就是解决了温饱的国家，也是54个。如果是1025美金以下，就是低收入的穷国，就是温饱没有解决的贫困社会，去年年末世界上是36个。世界银行统计的四类国家一共214个，在这214个国家里，总的排序，我们去年大概是排在世界第84位，今年预计有可能挤进前80名。我们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人均排在80名开外，人均水平不算很高，但是提升速度非常快，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均GDP水平是贫困的，没有解决温饱的国家。
　　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解决了将近三亿人的贫困。经过十年左右，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们解决了温饱。再经过90年代，到新世纪，我们跨越了温饱，在1998年第一次达到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就是温饱线。2010年按照世行的标准，中国人均GDP水平第一次实现从下中等向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变。我们现在进入到上中等收入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到了这个新的阶段，就有了一系列的新变化。
　　金融界：这个阶段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有哪些变化？
　　刘伟：新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求方面，一方面是供给方面。
　　需求方面，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经济增长的总需求与贫困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相比，一个突出变化是从需求膨胀、经济短缺逆转为需求疲软。不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需求都疲软。投资需求是否会出现疲软关键要看这个社会发展中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人力资本的积累落后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到上中等发展阶段，储蓄规模可以增大，银行有很多钱，但是在市场上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这是因为物质资本积累之后，这个国家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会下降，会缺乏新的项目。而发达国家此时又不转移新技术，所以这时候投资需求会下降。
　　消费需求在这时候也有可能下降，原因是什么呢？高速增长时居民收入得到提高，但消费不一定同步增长。消费是不是能够增长，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化，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会普遍下降，这时整个社会的情况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消费需求相对疲软。
　　投资和消费需求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就会导致总需求不足，带来经济箫条，进而导致高失业。穷的时候失业率高一点，问题不大，因为失业的是农民，对社会的影响不大。但那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高失业人群中的主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大学生。这些人一旦失业，对社会的冲击力很大，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总供给也会出现变化。穷的时候，这个国家供给方面的最大优势是要素成本低，劳动力便宜，环境便宜，污染不治理也没有太大影响，土地便宜，各种要素都便宜。但是，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个优势没有了，各种要素成本都大幅度提高。这就是核心竞争力发生变化，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要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如果这个转变不能实现，成本消化不掉，就会带来高通胀的问题，就会抑制经济增长。
　　所以，一个国家到了上述阶段，如果出现这两个条件的变化，应对不好就会出现宏观经济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是成本推动的高通胀，一方面是需求疲软下的高失业。一个社会如果在高通胀的同时又出现高失业，可以说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很难预料会酿成什么样的危机状态。这种新变化使得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是从高速增长回落到较高，甚至是比较低的速度。因为此时面临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抽紧。需求疲软，抑制增长速度；成本上升，也会减弱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势头。
　　金融界：现在人们常用“三期叠加”形容中国经济现状，您如何理解？
　　刘伟：经济形势有了新变化，在一系列方面就会出现新的特征。在中国，这个特征我们现在概括起来叫“四期叠加”，也有人叫“三期叠加”。
　　一期首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中国经济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结构矛盾非常深刻，包括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贸易结构、国际收支帐户结构的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结构的问题是多年形成的，是存量不是增量。所以，调结构代价大，社会承受痛苦大，正是因为存量调整的矛盾积累比较深。这是阵痛期。
　　第二期，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换挡期。由于供给和需求双紧缩，增长速度不可能再保持原来的高速，要有一个回落，回落到中速，甚至更低的速度。这叫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
　　第三期，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了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为缓解危机的冲击，我们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上马了大量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有的是垃圾，有的是泡沫，是为了当时迎击经济危机不得已采取的，需要清理，所以在清理过程当中有消化期。
　　第四期，世界经济的复苏形势错综复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很难判断。比如，新兴经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差别就很大，过去经济主要靠新兴国家拉动，而这次危机，新兴国家的衰退程度比发达国家可能更严重，复苏的步伐更慢。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情况又不一样。美国在这次经济危机的复苏过程当中，它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几个步骤，一个是制造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这是非同小可的。还有人力资源结构战略性的转变，这对世界经济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生物科学技术的很多突破，都预示着它有可能发生重大突破的前景，也使得美国经济的复苏非常的令人期待。去年10月奥巴马政府明确开始退出定量宽松的政策，美国的失业率也降到自然失业率之下。这些都预示着美国将进入新一轮更强劲的格局。而欧洲经济，欧盟和日元区的经济相当困难，复苏步履蹒跚。
　　世界经济目前这样的形势对中国影响非常复杂。简单来说，汇率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我们处在相对贬值的状态。但对欧元和日元又处在相对升值的状态，最后究竟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中国经济现在还面临一个世界经济复苏期。
　　第二节
　　刘伟：新常态下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同时出现 为反危机政策在买单
　　「片花」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速一路下行，2014年各方面数据也显示经济低迷的状况仍在持续。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面对种种变化，不能不让人担忧：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意味着滑坡和退步？潜藏的风险会不会爆发，能应对得了吗？已经高速发展30多年了，中国经济未来还有机会吗？
　　金融界：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刘伟：总的说来，经济失衡是经济增长主要的宏观问题，是总量的问题，一个总供给，一个总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概括的看，大体上可以分做这样的三个阶段。中间要细分，可能分的很细，大体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年上半年，将近20年里，除了个别年份，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经济短缺，供给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非常大。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以及相应的抢购风潮，每一次具体原因不同，第一次是1984年，当时原因是1984年秋天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时候市民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大概到1985年春节。那次抢购的实质是居民用手持现金和政府拼商业库存。那次通货膨胀率达到9％以上，时间不长，振动很大。
　　第二次是1988年的夏秋之际，中央决定价格改革，这时候老百姓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以上，迫使中央出来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慢慢的平息下去了。
　　第三次是1994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等一系列的利好消息掀起了一个投资热潮，就是需求膨胀，经过年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中国物价指数达到24.1％，“存款利率+存款保值利率”达到25％，非常高。
　　这三次大的通胀，每一次具体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是一个需求大于供给的年代，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心程度，预期值非常高，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去抢购，形成通胀。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从“六五”一直到“九五”，我们始终宏观经济紧缩，紧缩财政，紧缩货币，目的是把需求控制住，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5月份，一直到2010年10月份，这十几年，也是除了个别年份，像年，结构矛盾比较突出，大部分时间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需求疲软。首先是内需不足，1998年中国工业消费品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工业投资品的产能过剩也已经相当突出，包括钢材、铝材、水泥、铜、有色，一系列的东西，过去都很紧缺，价格很高。从2008年以后，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复出水面。在需求疲软的时候，如果有出口支撑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里，中国经济前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1998年下半年传导到中国，当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有一个庄严的承诺，叫做人民币不贬值，这样把我们海外的市场大量的让出，其他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包括日本当时它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在甩卖，所以我们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出口受挫，三大因素合在一起，导致年，中国连续三年物价是负的，当时中国告别通胀，进入通缩，失业率非常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官方公布的数据3600多万，1/3的乡镇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1998年5月份开始提前返乡，找不到工作。这样迫使我们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放弃了20多年的紧缩政策，开始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保增长，稳定就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二战之后，全球经济周期多次波动，但是还没有一次导致全球负增长，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2009年全球战后首次负增长。所以，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危机之前，中国每一年出口22％左右，危机之后，2009年出口需求的增长将近―17％，环比下降了将近40％，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连着五个季度，15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2007年经济增长14.2％，2008年第一季度掉到10.6％，第二季度10.1％，第三季度9％，第四季度跌破8％，2009年第一季度跌到6.2％，非常令人担心，这种情况下，迫使我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和货币双扩张，全面扩张，2009年四万亿财政扩张计划，十万亿信贷保增长，这个措施一直到2010年10月，我们对外宣称中国政府从反危机的政策率先退出。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威胁，失衡方面的主要矛盾和前20年刚好相反，不是需求膨胀，是需求不足，尤其内需疲软，所以我们相应的政策是扩大内需为基调。
　　从2010年10月到现在，是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新特点是既有通货膨胀，又有经济下行。这种情况实际上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滞胀”，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失衡，新特点。
　　改革开放前两个阶段的失衡，经济箫条和通货膨胀，它们都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的，第一阶段主要通胀，第二阶段主要是增长乏力，经济下行。而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的问题是，这两个过去分别出现的失衡在经济当中同时发生了。如果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宏观需求管理的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全面扩张，固然有利于遏制经济衰退，但是会使通货膨胀加剧。反过来，如果全面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胀，但是会加剧经济衰退，何去何从？很难选择。
　　金融界：新常态下，中国的“滞胀”和发达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出现滞胀的问题？
　　刘伟：滞胀的问题，发达国家到今天也没有解决。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累计起来构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中国作为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有了它的特殊性。首先从数据看通胀，其实我们的通胀水平并不高，年通货膨胀率都在3％以下。据测算，2014年的通货膨胀率估计就是2％，有些月份已经2％以下了，可以说面临进入通缩的警戒线危险，这样国家重点就应该防通缩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担心通胀的压力，不敢放松？因为这次通胀背后的成因和过去不同，非常复杂。
　　过去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需求拉上，经济短缺。这次我们也有需求拉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危机，因为政策形成的强有力的需求刺激之后的滞后性，我们为了反危机，流通当中刺激需求注入了大量的货币。所以，根据统计显示，第三季度末流通中的货币存量（M2）接近120万亿，GDP如果61万亿，这个比例非常高。这些钱可以促成需求，活跃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会传导到物价上，这个传导正常国家像欧美是6个月到18个月，中国危机前的数据，大概7个月到24个月。但是，危机的时候这个时间差会拉长。
　　但是，无论多长，早晚一天会冲出来。我们现在的尴尬就在这儿，大量的钱出去了，但是到流通当中真要花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钱，流动性不足。为什么呢？钱出去了之后高度套牢。货币供应量不小，但是货币流通速度起不来，经济不景气，交易不活跃，钱下去了是一潭死水，融通不动，所以真要花钱的时候，反而没有钱。央行也很苦恼，明明知道这些年出了很多钱，早晚有一天会冲到物价上，但是又得增发钱，这样面临的问题越大。这就是需求拉长的滞后性，我们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反危机的政策在买单，在支付代价。
　　更重要的，我们担心新一轮的通胀还有成本推动的特点。“新常态”下国民经济成本大幅度上升，如果要素成本消耗不掉，只有进入价格。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中，经济规模扩张高于相应的效率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测算结果，中国工业化实现程度大概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目前的70％。我们预计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实现工业化。现在还有五六年时间，我们现在基本走完了2/3。但是，相应的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的14％，工业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现在平均水平的46％。这说明我们规模扩张、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快于相应的劳动生产率的效率。速度快，规模扩张的快，拉动的要素成本价格迅速上升；而效率低，消耗不掉，这样形成很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我们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不仅来自于效率低的问题，还来自国际输入，因为中国的贸易进口主要是上游物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非常大，石油常年稳定在55％以上，这两年在57％到58％；2003年之前，中国主要矿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大都在5％以下，2013年大都在50％以上。这些产品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价格总的趋势是大幅度上升的。上升之后，我们又主要靠进口，那么就使得我们下游产品的成本大幅度提高。所以，有国际输入的成本推动的因素，很被动，这是成本推动。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世界政治与经济所有课题组，测算中国现在需求拉上，120多万亿的货币在外面，它影响的价格大概50％多一点，成本推动影响的通货膨胀大概49％，接近50％。
　　所以，中国现在进入了非常典型的叫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代。我们国家对于解决需求拉上的通胀有办法，但是对于成本推动缺乏办法，因为降低成本不是收紧银根的问题，要提高企业的效率，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力，政府要减税，政府要加快金融市场化，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对企业的服务水平，政府要提高外部规模经济，加强物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融通渠道的通胀，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效率提高，这是长期的办法。短期靠收紧银根，不仅不解决问题，还会加剧通胀。收紧银根意味着利率提高，利率提高意味着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成本是企业的财务费用，财务费用计入企业的成本。
　　另外，通胀还有第三个成因，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关系。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结汇是用印钞机结汇的国家，中国的结汇变成中国的央行向流通当中注入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这是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和一般市场国家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样意味着我们的结汇量越大，国家外汇储备量越多，意味着我们付给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越多，我们现在120万亿的货币存量，排排队，排在第一位的因素就是结汇，就是央行结汇印出去的钱。所以，现在控制通货膨胀要控制结汇，控制结汇要控制国际收支失衡，特别是经常项目的再平衡要加快，但是很难。
　　我们曾经想能不能让这些企业创造外汇之后不要拿回来，在外面花，在外面买东西背回来。但是，我们想买的他们不卖，他想卖的我们不买。我们想买高科技，我们想买原材料，石油、矿产，战略性的非常敏感。
　　这几个因素，一个是空前的需求拉上的滞后，一个是少有的成本推动，一个是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这三方面的因素导致目前我们的通胀水平并不高，但是非常令人担忧。
　　第三节
　　刘伟：政府投资难以为继& 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引担忧
　　「片花」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0.48，还是西南财经大学学者的0.61，都远高于0.4的警戒线。有学者表示，全国收入差距已达本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中国未来发展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能否重启未来发展新动力，都系于分配改革。”近日，备受关注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将于2015年年初正式实行，2015年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提速之年。
　　金融界：经济下行的担心在哪儿？
　　刘伟：我们现在说经济下行，但是速度并不低，现在叫中高速，7％以上，％，％，％，和世界比应该很乐观。但是，我们为什么担心，主要担心需求萎缩这个趋势是不是能够及时的制止。
　　我们的需求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投资需求，这些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投资需求平均每年增长23.5％的样子，这个速度还是很高的。这几年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开始持续下降，2013年降到19.6％，实际上是没有剔除价格因素，剔除价格因素大概17.3％，2014年是18.1％。所以，固定资产投资需求2014年在下降，能不能遏制住？为什么担心？中国投资需求的数绝对水平不低，但是后面有一个问题，谁在投？各级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靠城市地铁发展公司之类的融资平台，融资平台到央行借钱，借钱回来干地方的公共品，基础设施，也就是用商业银行的贷款做非商业兴的项目，这不死定了吗？银行业不傻，凭什么给你呢？把政府拉进来，你担保，政府拿什么担保呢？卖地，预算外的土地专项，土地一旦出问题，整个链条风险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到底有多大？土地财政这个收入到底有多少？现在这两项都在专项审计。这里的风险非常大，不可持续，令人担忧，这是地方政府。
　　中央和地方不同，中央可以印钱，可以刺激经济，可以印钱的人就不需要借钱。但是，印钱意味着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意味着什么？根据财政赤字定量的印货币，财政赤字倒逼货币的供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一货币现象，但是本质上是个税。中央财政钱不够花，有了缺口，他做了预算赤字，倒逼央行给他加印钞票，这就要投到流通当中去，就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贬值了。所以，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个税，是把老百姓拿到口袋里的钱抢回来再花一回，这是失信于民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搞积极的通货膨胀的政策，要管住自己的财政赤字，管住自己的印钞机。所以，各国对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都有所谓上限，欧盟马约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所以，中国政府投资是个优势。反危机能力之所以强，就是投资方面政府的能动性强，确实是这样。但是，长期以往不行，它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企业和市场投资信心不足，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融资渠道没有问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问题都不大，问题是创新力不够，有钱投不出去，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投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加剧产能过剩，就是经济泡沫。
　　所以，我们国有大企业很多有钱投不出去，然后放贷，和金融机构表外做业务，搞信托。而我们的小企业，没有融资渠道支持，它对资产质量，管理水平，风险控制银行业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信任目前主体的银行体制是国有银行占主体，不会给他钱。怎么办？只好走非正规融资，民间借贷，就是高利贷，去年民间借贷综合贷款利率15％以上，温州20％以上，那不就死定了吗？所以，现在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有投资冲动，但是市场不承认，这样企业把政府高度套牢。但是，政府有问题，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央财政有中央财政的问题，不可持续。
　　金融界：消费需求方面的问题是什么？
　　刘伟：我们的消费需求非常稳健，每个人的嘴张开4平方厘米，13.6亿人，将近6平方公里一张嘴，这个消费量会有多大？这是基本消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担心什么？担心两条，一条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去年1月18号国家统计局公布，年中国基尼系数都在所谓警戒线之上，也就是20％的人获得40％以上的国民收入。最高的一年是2007年达到49.3％，将近50％，这是官方的。民间的怎么样？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测算的结果将近66％，前不久北大社会调查中心公布了中国的收入差距73％，这都很令人恐怖。
　　中国的收入差距确实大，大了以后，遏制不住，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会降低，有钱人不花钱，因为消费受生理限制，他能花多少？广大群众积累的贫困，想花钱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这是很大的问题。消费从基本面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担心的是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不适应。而且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一块令人担心，不是需求问题，而是需求购买力不够，消费需求疲软，还有一块是供给问题。消费品差，质量差，不安全，奶粉添毒品，还让老百姓买。前一段出了一个笑话，中国很多育龄妇女跑到香港买奶粉，搞得香港限制。其实中国这个国家到目前这个阶段，就消费空间来说，没有完全摆脱供给创造需求的年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过一段时期，就是供给创造需求，需求是刚性的，只要生产出好东西，他就引导和刺激消费。中国你中国要好，物美价廉，就能引导和激发人们的消费，我们并没有消费满足到那样的程度。所以，供给不行，也是个问题。这就使得消费需求疲软，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
　　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双向疲软，我们就有理由担心经济下行。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双重风险：通货膨胀、经济下行存在的主要原因。
　　第四节
　　刘伟：新常态下采取财政扩张、货币从紧的反向政策组合其实很无奈
　　「片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相比2014年同样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二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政策制定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金融界：新常态下，宏观政策如何制定才能解决这些失衡的问题？
　　刘伟：宏观政策在这个“新常态”下就有了新的变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同一个说法，不同年代去表述含义是不一样的。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最早是1998年下半年提出来的，当时提出来的相对前一个时期，20年全面紧缩。我们提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内部的提法是指扩张，刺激内需。
　　那么，现在我们又重新提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在此前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容的货币政策”，比前一个时期而言，虽然还叫积极的财政，稳健的货币，但是总体上是一个收缩性的。所以，同样的说法，不同年代，不同经济背景下提出来它实质上的政策倾向和它所包含的政策内容是有区别的。
　　但是，总的来说，从结构上看，实际上这种宏观政策组合的格局是一种松紧搭配，反方向的组合。财政的方向还是扩张性的，积极的。所以，它的首要目标是稳增长，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货币政策不同，货币政策前一个时期是宽松的，现在回到稳健，稳健就是从紧，从紧当然首要目标是反通胀。
　　所以，在“新常态”下，新时期，新失衡，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就是财政政策总体上方向是扩张的，而货币政策总体上方向是从紧的。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增长，保就业，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反通胀。目标不同，方向不同，松紧搭配，反方向的组合。
　　金融界：这种松紧搭配，反方向的组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刘伟：就是政策效果之间有可能相互抵消，财政要扩张，要稳增长，保就业，银行不放款，银行要收紧，控制通货膨胀，尤其在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家知道中国的银行信贷在一定程度上有财政化的倾向，也就是中国的信贷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财政政策的要求。比如说财政贴息贷款，比如地方的土地财政担保，到商业银行的贷款，这些都意味着贷款本身的财政化，关系比较密切。关系密切如果出现反目，就是两种政策的方向不同，相互的矛盾带来的摩擦这种效果就更突出，局限性就更鲜明。
　　金融界：为什么这样的政策组合有这种局限，我们还要采取这种政策组合？
　　刘伟：我们讲第二点就是无奈。因为宏观经济失衡是双重风险，这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刚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敢双松，就是财政和货币全面放松，也就是全面扩张，那样有利于遏制经济衰退，但是加剧通胀。我们也不敢双紧，就是财政和货币同时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胀，但是会加剧经济下行。所以，这种双重风险存在的局面使得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既不敢双松，也不敢双紧。那么，在无奈之下，我们采取了这种松紧搭配，反方向的组合。尽管它们政策效果会相互抵消，但是在政府的有效性和政策的风险性之间，我们宁愿降低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首先确保政策的风险性可控，不要因为有了宏观政策，决策的失误，或者双松，或者双紧而加剧经济的波动和经济的不稳定，主要是这样。所以，这个指导思想我们概括成四个字，叫做“稳中求进”。
　　第五节
　　刘伟：经济增速上限不超过8％、下限不低于6.5％就能防通胀、保就业
　　「片花」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增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速度下降应属于正常，但是是否可以任由它一路下滑？甚至滑到4％、5％？中国经济的底线在哪里？
　　金融界：在上述政策环境下，经济形势会有怎样的表现？底线究竟在哪里？
　　刘伟：经济大的格局不会有多大的变化，现在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的宏观政策是不是哪一天突然转向双松，也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双紧，全面反通胀，恐怕也不现实。松紧搭配，反方向的组合可能是“新常态”下的一种常态。我们原来以为很短，你到底是紧还是松，给我说句实话，企业好预期。当时我们想这种矛盾状况可能很快会过去。所以去年说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就是一下就切换过去了，可能时间不长。但是，现在看来，不是换挡期了，叫做“新常态”。你可能要习惯于这种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矛盾的政策格局当中。恐怕你要在这个当中寻找机会，发现机会，不是那么简单。
　　在这种格局下的调整空间可能就是政策的所谓上限、下限。上限我们通常讲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能承受多少。估计现在中国通货膨胀3％应该没问题，如果通货膨胀我们把这个目标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不超过8％，以目前的情况，通货膨胀率，其他条件没有大的变化，通货膨胀率不会超过3％。这是上限。下限是失业率，欧盟国家7％左右，美国是6％，奥巴马讲的失业率只要不低于6％，美国宽松的干预政策不退出。
　　中国自然失业率到底是多少，学界争论很大，因为中国是二元体制的国家，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不是单一的城市。所以，这个东西有总量问题，还有转移问题，所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以目前情况看，至少不能上升，因为中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是4％以上，城镇登记很多没有登记。根据年中国劳动力总量的结构以及经济增长1％产生的就业的弹性对就业岗位的增加量算下来，我们经济增长只要达到6.5％的速度，中国的失业率就不会上升。大概达到6.5％的速度能带来将近2000万城镇就业岗位，2000万就业岗位，其中有农村转移来的大概720多万要安置，就是城镇化推动的，还有200多万是城镇长大的，加在一起是一千万。还有将近一千万就是给原有的工人加工资，所谓的失业率不上升，不是只把新增劳动力安排了，原有工人的工资实际收入水平不能下降，如果下降了就等于失业率提高了。原来五个人干的活现在七个人，但是工资没有加，把原来五个人的工资组合加在一起除以7，看起来就业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达到，是把他的工资加给原有劳动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大概是原有劳动者的工资加5％以上，这是剔除了价格因素的。这样算下来，中国经济增长如果保增长，稳就业这个目标要实现，6.5％的增长就可以了。这是下限。
　　还有一个中间值，我们提了一个目标，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有一个经济指标，2020年经济总量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水平翻一番，大概达到90万亿，一百万亿，大概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水平。这样要求每一年的增长率平均达到接近7.2％，现在过去四年了，2011年经济增长9.3％，％，％，％，过去这四年都高于要实现这个目标所要求的平均速度7.2％。剩下六年，中国经济增长只要达到6.73％、6.8％就能实现翻一番，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这样我们给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从政策目标控制来说，三个可选择的增长率。一个通货膨胀如果不超过3％，经济增长率只要控制在8％以下就能够做到。一个失业率不上升，经济增长率只要达到6.5％以上，就能够保障。一个经济增长目标能如期实现，经济增长率达到6.8％就可以。
　　第六节
　　刘伟：2015年深化改革红利、国际油价下跌都将利好中国经济
　　「片花」2015年元旦刚过，2014年下半年开始就“跌跌不休”的国际油市再度经历“黑色星期一”，美国纽约原油价格一度跌破50美元关口，较2014年上半年每桶100美元的价格下跌了50多美元，跌幅超过50％。而作为一个原油进口大国，国际油价的下跌也开始在方方面面影响中国，利好有多大？2015年，除了油价，还有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生活？老百姓最关心的收入分配有上涨的可能吗？
　　金融界：怎么总结2014年经济发展状况？
　　刘伟：2014年经济增长7.4％，还不错。第一季度7.4％下降的比较厉害，从2013年第四季度的7.7％一下降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7.4％，主要是需求疲软。
　　第一季度当时投资需求下降，消费需求下降，出口下降，三架马车同时熄火，这样第一季度增长速度掉的比较猛，从上年第四季度7.7％一下调到第一季度的7.4％。
　　第二季度有回升，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出口支撑，出口增幅第二季度很大，贸易顺差增幅也很大，所以有所缓解。第二个因素，是第二季度基础设施投资，投资增长比较快，达到22％以上。这两个因素使得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有所稳定，达到7.5％。但是，第三季度又有所回落，主要是出口支撑的时间有限出口有所减弱，所以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又回到7.4％。
　　第四季度7.4％，一方面是出口有所刺激，另外第四季度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政府审批项目的速度在提高，特别是针对第三季度的下降，各方面从政策层面的重视程度比较高，货币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松动，降息、降准估计在第四季度有所反映。
　　金融界：怎样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
　　刘伟： 2015年的形势将会很复杂，需求疲软的态势估计会继续延续。特别是净出口很难判断，国际经济形势现在特别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异比较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国家差异也比较大，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的欧盟之间，日美之间，三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所以，究竟在2015年国际复苏复杂的状态，对中国的出口，进口带来什么影响很难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总的趋势来看，这几年中国的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负的。即使2015年有所缓解，但是净出口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的拉动作用可能很有限，主要还是拉动内需。
　　2015年内需方面，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总的趋势还显疲软。投资方面看，目前制造业投资需求估计不会有大的恢复，2015年能够有些推进的积极影响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取决于财政体制改革，中央如果对地方政府举债能力授权更大，对地方的土地财政风险能够进一步锁定并且明确预期和范围，地方可能更加有所作为。但是，其他方面恐怕不是很乐观，主要是产能过剩，创新力不够。至少明年上半年，去产能化还处在主动阶段，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很难上去。看看明年下半年能不能有一个反弹。
　　消费需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能不能遏制住，收入分配合理化的程度能不能给人们提高信心，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结构是不是有改善？中国这么多年政府是税收，企业是资本盈余，劳动者是工资，在初始分配阶段，这些年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财政收入，平均18.8％，其次是资本盈余，最慢是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政府、企业和居民，居民拿到的钱主要是用于消费，过去政府拿了钱也是消费，现在八项规定开始整顿这些东西，这是好事情，把消费的泡沫挤掉。但从长期看，公款消费和私人消费有挤出效应，为私人消费腾挪了更大的空间，使我们私人消费更健康，更符合市场规律。但是短期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整齐漂亮的替代。所以，宏观上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再加上一些公款消费这些整治，反腐败的力度加大，从长期来说一定是好事，但是短期需要各个方面的调整适应它，所以消费需求恐怕也不是很乐观。所以，估计需求这块，可能会有点问题，这是2015年，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刺激，继续演变可能会有一个下降。
　　但是考虑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能单纯从需求方面考虑，要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方面考虑。从供给方面有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改革红利，改革能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能提高厂商的积极性，能增加市场的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60项改革的任务。2014年我们推出了39项，但是，推出不等于完成，只是启动。比较突出的是新一轮财税体制的改革，如果新一轮财税体制的改革推动下去，对中央财政、公共财政的职能、体制、决策方式进一步的理清，对地方财政，中央财政举债能力的控制和授权以及风险锁定的预期更加明确。这些都有可能提高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所为的能力。再比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农村的土地确权推出来了，林地、水面、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承包权的确权，确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土地的市场化，就是土地的产权，不一定是所有权，它的各方面，产权是个产权数，它的很多权利可以市场化，一旦市场化，意味着有可能带动农村的投资，包括农村的基础设施，包括农村的房地产开发，一系列的改变。正式推出以后，预期是稳定的，人们就敢投资了，而且能流动起来，成立的资本都可以融通。比如一旦宅基地的产权确权之后，城里人可能买农村居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多少年，然后在上面投资，这些情况都有可能。所以，农村的这次确权，不仅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的一个深入。而要素的市场化有可能带动投资的增长，这个不能低估了它。厉以宁老师在前不久一次研讨会上特别讲到这个观点，农村确权之后可能使农民进城买房，因为家里的土地不住了，宅基地，反正是他的，他可以卖出去，卖给别人，或者租出去，他自己踏踏实实跑到城里再买一套房，为孩子读书，为自己养老。所以，厉先生特别讲，说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个话为时过早，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要素市场化对于投资增长是一个刺激。这是农村土地确权带来的变化。
　　另外，还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这项改革的矛头集中到大型和特大型这些国有企业的产权上，这个对全世界投资带来怎样的影响，很难预料。
　　所以，2014年提出的改革，三中全会提出60项任务，2014年提出破题的39项，相信到2015年这些改革的措施的作用会逐渐的显现，这种显现能带来活力，能带来企业和投资者的积极性，这样有可能从供给、生产这方面刺激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这是所谓的改革红利，这是一大因素，不能忽略。
　　金融界：国际方面的影响怎样？
　　刘伟：另外一大因素，在供给方面要注意的，就是国际油价。2014年国际油价大概下降了30％，如果这个态势继续保存下去，就是目前的油价现在大概60多美元。中国对国际市场油的依赖度程度在55％以上，这两年57％到58％。在这种依赖度的情况下，油价如果按照30％的幅度跌，能使我们国民经济的生产的总成本下降0.9％。总成本下降之后，会在三个方面分配，第一，总成本下降意味着增长速度提高。第二、总成本下降意味着通胀率下降。第三、意味着企业利润提高。现在我们不知道这0.9％具体按什么比例去分，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各1/3。
　　这就意味着如果油价能保持30％的降幅，就能够使2014年的经济增长提高0.3个百分点，这个幅度不算较高。所以，改革的红利和油价如果按照这个态势下去，它能对中国的供给这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
　　所以，2015年的经济增长从需求方面看，估计需求疲软这个态势会继续保持，但是从供给方面看，有利于扩大供给。两项抵消，估计2015年增长率恐怕和2014年大体持平，需求比2014年会降一些，但是供给比2014年可能扩张能力更强一点，大体上持平。
　　通货膨胀率估计2015会与2014保持一致。因为2015年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实际上受到了两方面的紧缩，一方面需求疲软，通货膨胀率肯定会降低。另一方面供给扩张，它也使通货膨胀率下降。所以，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2015年比2014年高还是低，还难以判断的话，但是通货膨胀率不采取措施，肯定比2014年要低。因为它面临两方面，需求在降低通胀率，供给也在降低通胀率。经济增长是需求降低增长速度，但是供给在扩张经济增长，而通货膨胀可不一样，通货膨胀2015年的态势面临需求和通胀两方面。估计2015年1月份和第二季度中国的物价可能低于2％。这个问题不要怕，有人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通缩使老百姓口袋里越来越没有钱。不用害怕。
　　金融界：有分析认为我们进入了通缩。
　　刘伟：通缩有好通缩和坏通缩，如果通货紧缩光是需求疲软，不景气，导致物价下降，那是坏的，但是如果通缩很大原因来自供给增加，供给活力提高，导致物价水平下降，这样的通缩是好的，是良性的。因为这种通缩，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失业率是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所以同样是通缩，可能带来两个结果，看什么原因，如果单纯需求疲软导致的通缩，伴随的是失业率的升高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这是恶性通缩。所以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和2014年大体持平，7.4％左右。但是，通胀水平比2014年要低，但是低并不令人完全悲观。2015年的情况是恶性和良性叠加，同时存在，最后就看结果，看哪个方面的作用更强一些。所以，对明年的通缩问题要注意到它肯定会出现，但是政策方面不至于太激烈的去反映，去采取过渡扩张的措施。
　　第七节
　　刘伟：2015将加大刺激& 但制度创新才是中国经济长久发展唯一的路
　　「片花」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2月经济数据。数据表明，通缩压力进一步增大，经济增长仍然疲弱，稳增长目标的实现面临较大风险。市场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宽松的方向毫无疑问。有媒体报道说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将在2015年加快推进总投资额超过7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经济刺激又来了么？
　　金融界：明年的宏观政策走向如何？
　　刘伟：明年的宏观经济指标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具体的政策建议很简单，刺激需求，因为疲软已经成定势了，所以要保证预定目标，恐怕要采取各种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当中的市场需求这方面，这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另外，深化改革，活跃供给，所以中国真到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要并重的时候了。里根政权80年代曾经提过供给革命，靠需求管理解决不了问题，特别是滞胀，到后来没有贯彻到底。主要原因就是短期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不同，这个和当时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信仰都有冲突，他没有敢坚持。另外，里根政权做了深刻的产业结构的调整，90年代信息革命之后，结构升级升的非常快，所以克林顿很大程度上收获了里根产业革命的结果。
　　我们国家不一样，中国现在的阶段和矛盾，实际上根本问题在供给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需求疲软，说投资需求疲软，什么原因？没钱吗？不是，是产业结构升不了级有钱投不出去，投就是重复建设，产业过剩已经很尖锐了，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创新力不够，没有投资机会，产能过剩，供给有深刻的缺陷，导致了需求没办法增长。
　　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是总量问题吗？看起来是，但是直接原因是什么？是结构问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宏观上，政府企业居民扭曲，微观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导致国民收入有增长，速度还不低，但是国民收入当中的消费增长迟缓，消费需求不足。所以，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是在结构方面，不是简单的一个总量问题。所以，这就导致了经济下行。
　　再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为什么数低，但是压力大。仔细看也不是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导致的通胀率低，不是总量。重要问题还是结构问题，要素成本结构不合理，大量的上游投资品都是价高，使得下游投资品的成本上升，是这种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决定了你现在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大的成本推动的特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国际收支失衡，国际收支领域结构的严重失衡，是形成通胀压力，货币超发的首要原因。所以，现在之所以新时期通货膨胀有新的特点，治理有新的难度，不是总量问题，是结构问题。所以，这一系列的经济失衡表现是总量，双重风险并存，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而结构问题的调整更多的不是靠总量的政策，是靠供给方面，不是需求管理的，需求管理就是个总量，它需要供给。供给管理它才涉及到结构，涉及到企业微观的活力，涉及到效率。
　　金融界：刺激需求不会像以往那样产生后遗症吗？
　　刘伟：从宏观调控方式上看，中国确实到了在重视需求管理的同时，要强调供给管理。在强调总量均衡的同时，更要关注结构失衡的问题。真正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解决供给问题，靠宏观短期政策是没有用的，调结构要靠供给革命，供给管理，而供给靠制度创新，供给真正的变化在技术创新，没有技术进步结构升不了级，但是制度重于技术。没有制度创新，这个国家，这个国民经济当中的技术创新的活力调动不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新时期的新改革。一定要深化改革，这样通过这种制度创新，深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我们的竞争活力，完善竞争秩序，提高市场的质量，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样确确实实使得政府去办政府该做的事，市场去办市场该做的事。
　　如果是这样，这种制度创新下，人们才有竞争力，才有活力，技术创新的活力才能真正提高，在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我们发展方式才能真正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的调整，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的总量失衡得以控制，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均衡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对改革寄予这么大的希望，这就是所谓的新起点下的新改革。
　　大家知道李约瑟之谜，他说为什么农耕时代中国人对农业文明的贡献这么大，为什么工商时代中国人的贡献这么少，几乎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后来人们把这个问题叫做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难道说现在的中国人不比欧美人聪明吗？我们的创新学习能力比他们差？如果我们不比他聪明，为什么我们的祖宗比他们的祖宗聪明？按照遗传学，聪明的祖宗应该生出比他们聪明的子孙，显然不是人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不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实际上是个制度问题。
　　我们知道，农耕时代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基本产业是农业，中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在周的时候，我们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私有制，皇帝是地主。私有就意味着产权清楚，产权清楚意味着土地可以买卖，土地可以买卖这种制度有利有弊，弊是土地兼并，一部分人有大量的土地，另外一部分人就没有，形成大流民，失去土地的农民，到处逃荒要饭，遇到天灾人祸，揭竿而起，农民起义，一直到太平天国一路下来，不管什么年代，不管什么旗号，经济目标有一个均田亩，一样打土豪分田地，农业社会没有地安身立命就没有本钱。
　　但是，利就是有活力。中国的农民对土地的珍惜，注意改良土壤，提高农艺水平，这是少有的，因为他如果不善待土地，不提高农艺水平，遇到天灾人祸可能破产，破产土地可能被别人兼并掉，所以他的农耕水平提高的就快，有压力，有动力。这是他的好处。所以，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农耕文明。
　　欧洲中世纪就不一样了，古罗马解体，沿着地中海，东罗马，西罗马，东罗马没有走上自然的资本主义道路，西罗马，按照新的所谓西欧封建庄园林主经济建了他所谓封建社会的框架，它的土地是庄园林主制，是国王对城民封个官，根据官的大小分的领地，可以在这儿种庄稼，放牛羊，但是不能买卖，这是国王分给你的，国王罢免了你这个官，是收回的，你这个官可以长子继承，同时继承这块领地，但是不能买卖。
　　土地不能买卖这种制度也是一利一弊。一利是它稳定，超级稳定，没有什么大的动荡，人和土地不分隔。弊是没活力，叫昏暗的中世纪，没有创造性，只要保持这个官。所以，拥有土地的多少和长短，和他经营财富的资产，经营土地的能力无关。这样构成了欧洲中世纪的创造力弱。
　　中国“新常态”下的所有问题都在创新，而创新看起来是技术创新，但是本质上是制度创新，没有制度的活力，充分的竞争力，就不可能把社会成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所以，我讲这个历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中国现在的希望在于制度创新，这是根本，制度创新，就是在新起点、“新常态”下的新改革，是改革的新任务，这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能不能实现的根本所在。
　　第八节
　　刘伟：不要低估俄罗斯卢布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片花」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俄罗斯陷入一场空前巨大的危机中。卢布在本周一暴跌超10％，创下1998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6日，俄罗斯央行一口气加息650个基点，从10.5％提高至17％，仍拦不住卢布的“自由落体”，两天内贬值25％。受国际油价持续走低、西方对俄施加经济制裁、俄国际储备处于历史低位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卢布贬值幅度已经超过50％。作为俄罗斯最亲密的邻国，中国会受到什么影响？
　　金融界：最近卢布大幅度的贬值，有些人提出中国在和俄罗斯的关系上，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可能要放弃一些经济利益，您觉得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怎么去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保证持续的增长性？
　　刘伟：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大国地缘政治的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很难判断清楚，特别复杂，本身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渠道，传递的方式，机制非常复杂，地缘关系现在矛盾极其凸显，而且不同时间不太一样。
　　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经济成长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复苏的更健康的世界经济的环境。而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转轨国家，如果经济大规模的衰退，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肯定不利，这样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有害而无一利，这是总体判断。
　　具体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俄罗斯目前出现的这种问题，对国际市场的油价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双刃剑，油价下降也可能意味着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对中国有可能产生负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要多方面的讨论。
　　另外我觉得对俄罗斯，我们有两种心态要注意。第一、俄罗斯毕竟是一个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和美国抗衡的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还是军事，这点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它的国力，它的资源，它的经济结构，它的工业化水平，它的军事程度，那不是我们能够比的。绝对不能低估了俄罗斯。第二、我们和这些大国打交道，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历史。
　　第九节
　　刘伟：腐败瓦解公平伤及效率& 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难
　　「片花」2014年，反腐无疑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亮眼的“主角”。这一年，反腐行动无论是在规模、深入性、密集程度，以及在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强态势。如果说2013年是中国强力反腐的开局之年，2014年则是扩大成果、为中国步入依法反腐、制度反腐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之年。放眼2015年，反腐工作又将进入怎样的常态？声势浩大的反腐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金融界：反腐败我们现在成为了“新常态”，它对我们的经济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刘伟：反腐败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作用毫无疑问是正向的。因为“新常态”下一个是效率问题，一个是公平问题，任何一个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其实要达到的目标都是提高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程度，而且这两个问题相联系。任何损害效率的最后肯定损害公平的提高，公平以效率为基础，公平是个权利，效率是个经济基础，权利的提高，人民权利的上升，离开经济基础不现实，但是任何对公平的瓦解最后都会从根本上伤及效率。
　　“新常态”下这个问题更突出，为什么？我们要效率就要深化改革，如果改革滞后，就意味着市场化滞后，市场化滞后，就意味着市场失灵，这样资源配置的权利就交给政府，市场失灵一定导致政府集权，政府很多部门集中大量的权利，如果经济改革滞后，政治改革肯定更滞后，因为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还难，所以市场化改革滞后意味着政治改革更加滞后，经济改革滞后意味着民主化和法制化滞后，这就构成非常危险的图画，经济改革滞后、市场化滞后，市场失灵，政府权力缺乏法制劳动的限制，权力集权，又没有制度限制，没有监督。官员拿了大量的权力，他们面临的是整天拿着钱准备腐蚀他的商人。因为市场在失灵，不起作用，权力在政府官员手里，必须通过和政府官员谈判来获得这个项目，获得这个机会。而商人和官员谈判，劝说政府官员把这个机会给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行贿。
　　所以，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市场失灵，政府官员集权，这个权力背后没有制度约束，这个权力前边面对的一群人，整天准备腐蚀他，就看他能不能自觉，能不能经受住考验，人不能老考验他，经得住一次两次考验，人就很不错了。道义上的教育是应该的，关键更重要还是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让这些资源配置尽可能通过公平市场的竞争去分配，不要集中在政府手里，集中在政府手里最后的结果就是寻租，对政府的权力一定要严格的制度限制。所以反腐败不仅有利于公正，而且有利于效率。
　　――访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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