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中国现代人物传记《沈从文传》 作者：凌宇
　　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策动“清党”事变，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屠杀，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７月，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实行“宁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完全破裂。
　　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
　　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店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生活对沈从文依然严峻。１９２７年，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１９２８年１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
　　３月的一天，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出现在沈从文面前。由于二人不准备在上海长住，故来这里寻一临时歇脚之处。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别无他物，于是，二人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
　　他们一来，沈从文就发现，这两位朋友的言辞间就发生着不明所以的龃龉。第二天一早，两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对此，沈从文不再感到突兀。这呆子，以为这争吵不过是两人在北京时的旧戏重演，属于年轻情侣间常见的为一点小事的斗气任性。那时，每逢沈从文在场，总是极力从中转圈、劝解，让两人平静下来。从已有的经验中，他知道这是青年夫妻间容易发生的事，当双方稍稍冷静下来，又会重归于好。因此，他常常一边劝解，一边心里想：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会看得出这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分凝固生活有时使人厌倦了，一点点新的发现照例就常常使人眩目。然而这眩目决不是很久的事，一时的幻觉必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若不过是由于过分热情而成的多疑与多嫉，则只需要一分稍长的时间，一切误会就弄明白了。①沈从文常常将主要责任归于胡也频，以为两人发生误会的原因，一定出于胡也频的偏执热情与不必要的疑嫉。然而这次争吵，似乎有点不同了。
　　男的说：“我知道你不爱我，已爱了别人。”女的说：“你不爱我你才那么不信任我。”
　　男的又说：“我就因为太信任你，你就去会他。”
　　女的又说：“你那么多疑自私，还说在爱我！”
　　男的又说：“我信任你，你就成天到他住处去……”
　　女的又说：“我到他那儿去，你不是明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吗？”
　　话说得再重点时，于是女的就把大衣脱去，把皮夹中所有的货币倒出，一面哭泣一面伤心地说：“频，频，你莫说了，你瞧，我一个钱不要，空着这两只手，我自己走了，你不必再找我！”
　　男的也仿佛有理由十分生气，接着就说：“好，美美，你走你的，我知道你离开我就到什么人的身边。”
　　女的气得脸色发青，一面开门答着：“是的，我就是去他那里。我爱他，我讨厌你。”“我早知道你是……”
　　“那你为什么像疯子一样追我赶我？”
　　男的见女的尽哭，尽把我送她那副美丽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又见我守在门边，女的并不出门，就十分生气地说：“你要走，你走你的，我不留你！”
　　女的自然就极力摧我，想攫取我衣袋中钥匙，见我不让她就说：“从文，你这是怎么？你让我走！我绝对不再留在这个房中！你不许我走，我就生你的气！”
　　那男的于是也说：“休，休，你尽她走，她有她的去处！”
　　我让她走我才真是傻子！因为我已经有过了很好的经验，这一个怄气走了，另外一个等会儿还是得坐了车辆各处去找寻，把熟人处、公园、影戏场，无处不找到。
　　我还得奉陪来作这种可笑的事情。当天找不着时，我又得用一切话语来哄着这一个，且为那一个担着心。日光下头的事全是旧事，这一次自然还同上一次差不多。上海地方那么宽，要我放走了这个，又去陪那一个向各处做捉迷藏的玩意儿，一面还时时刻刻捏着一把汗，以为一个假若因为怄气跳水服毒，一个就会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简直是一种无理取闹小孩子的行径，这种行径也真够麻烦人！
　　女的既不能走，男的后来便又想走了。这海军学生虽然体力比我好些，但到了这些时节，自然不会把我屈服得下，我决不能把手中钥匙尽他抢走。
　　于是三人支持下来，两人皆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名角的风度，用极深刻精粹的语言，互相争辩同诘难，我则静静地倚定在房门边，看这充满了悲剧与喜剧意味的事件自然发展。①
　　沈从文终于从两人的辩难和陈述中，明白了这次争吵的起因和主题所在。
　　原来还是住在北京汉园公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文章都有了出路，三人却打算依靠稿费的收入，将来到日本去读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而要学日语，又需教日语的人。起初，这只不过是挂在三人口头上的梦想。可是，在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后，丁玲已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已由王三辛介绍冯雪峰来教丁玲的日语。然而如此一来，在胡也频和丁玲原先表面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极为尴尬的情感波涛。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学习爱情了。②沈从文显然被蒙在了鼓里，丁玲自己并不以为这是什么错误。她在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１９２７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的“四·一二”事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１９２８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①当然不只是谈革命，也谈爱情。由于两人之间爱情的火焰愈燃愈炽，冯雪峰准备继续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这么做。于是，冯雪峰先到了上海，并去杭州葛岭为丁玲、胡也频租了房子。随后，丁玲和胡也频也赶到上海。在胡也频与丁玲发生争吵的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去了杭州。而沈从文却以为他们去杭州，是“为了逃避这种感情纠纷”。——他又一次被蒙在鼓里。
　　在他们去杭州后大约第六天晚上，胡也频又独自形色匆匆地跑到了沈从文的住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返回上海时，胡也频脸上露出凄惨的微笑，只说自己不再回杭州。等两人在床上躺下后，沈从文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胡也频怒气冲冲地申诉了因冯雪峰在杭州的介入所出现的难堪局面，以及自己和丁玲虽同居数年，却仍在某种“客气”情形中相处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想起几天前两人发生争吵时，胡也频粗暴地用腕力挟持丁玲，并晃起拳头威胁她时，争着吵着的丁玲反倒安静下来的情景，以为一个女性固然需要男子的柔情，有时也需要一点“粗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遂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夫妻生活的科学知识，说给胡也频听，并劝他回到丁玲身边去。第二天，胡也频听从沈从文劝告，重返杭州去了。不久，发生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终于以冯雪峰离开杭州平息了下去。得到消息，沈从文以为是自己的建议起了作用，还颇为自得。这个呆子，又一次以主观臆测代替了事实——他将胡也频与丁玲之间的冲突，单纯地归因于男女间生理上的不相谐和。
　　事实上，在丁玲与冯雪峰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双方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感到满足的爱情，丁玲所自称的“伟大的罗曼史”。而在当时，丁玲既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感情告诉胡也频，更不会向沈从文吐露，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年后，她向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时说：……随即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和胡也频结过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虽然这故事现在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①丁玲从冯雪峰那里，获得的是一种灵与肉相统一的真正爱情。他们三人之间风波的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这理智，当然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信守，而是出于丁玲不忍破坏自己与胡也频之间“坚固的感情联系”。既然丁玲对冯雪峰的爱具有不可他移的性质，那么她与胡也频之间的这种感情，似乎与爱情并非一回事。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是关于三人间关系的坦率的自白，应当是可信的。这在丁玲写于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年的两封《不算情书》里，已有过同样的表白。——《不算情书》也不算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应当是丁玲当时感情的真实记录。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造作出一切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一样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我把极小的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就好了。我常常想能睡在你怀里一次。①显然，丁玲这里所说的对胡也频的爱。不是男女间的情爱，而是类乎密友或兄妹之间的爱。只有这种解释才能与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相一致。如果这一推断不算错误，那么三人间关系最后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只能是一场悲剧。但在生活的表层上，胡也频和丁玲的关系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像一对度蜜月的伴侣”，在西湖边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这在沈从文看来，当然是一种喜剧结局。以至在８月间他去西湖灵隐石笋峰时，由胡也频和丁玲陪同，参观了两人在葛岭的住处，还兴致极高地听胡也频指点自己所写的《来了客的黑夜》里的那个“贼人”，当真从某处爬入、某处逃走。——这个蒙在鼓里的配角，不能不又一次地在《记丁玲》中陷入主观推测。在《记胡也频》里，他自己也承认“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然而，就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平息下去不久，一些关于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开始在上海滩不径而走，随后还变成文坛艳闻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上。例如刊登在《雷雨》创刊号上的《丁玲小传》，就这样写道：
　　……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他们作诗写小说，还绘画，出版了各种杂志。但结果都遭到失败或被封禁。
　　沈从文听到有关传闻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那是他从武汉大学返回上海的寒假期间，一些热心的熟人朋友当面向他提及的。这在《记胡也频》里有过隐隐约约的透露：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①丁玲将这种传闻的起因归于《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的“同住”。在《胡也频》一文中，她谈及《记丁玲》在海内外引起的种种猜测后说：上述所谓的“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频不乏人。②
　　在《记丁玲》里，沈从文是在叙述胡也频拿丁玲想当电影演员而终于失望的往事，和丁玲开玩笑一事后说：说到这些事情时，已在儿人同住上海的时节。③在另一处，沈从文写道：两人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同样的说法，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谈及三人在北京时的往事时，也曾出现过。
　　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①“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８０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１９３１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５０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实际上，这“同住”，在上海期间，指的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共同租赁萨坡赛路２０４号一事。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在北京汉园公寓的“同住”，也曾引起过一些猜疑。当时是这座公寓小主人的美籍华人黄伯飞，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里，作过这样的说明：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后坐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见的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门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自己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①关于这种传闻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沈从文和丁玲的回答都是否定的。１９８４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沈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地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什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尽管如此，作为对事实确证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以本人的证言为准。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萨坡赛路号
　　天气渐渐热起来。西湖已不适宜久住。７月，胡也频和丁玲从杭州来到上海，住永裕里１０号。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２００元的报酬。①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人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②又由这副刊，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萌发的自己办刊物的幻想。——这时，新书业已成为上海商业赢利的时髦行业，由于眼红北新书局的兴旺，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等一批新书店相继开张，新书业的勃兴，无意中为作家的作品开通了出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应的发表与出版的保障。这一情势直接刺激了三人的冒险——三人又商定了编辑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的计划。
　　在接手《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后，胡也频和丁玲搬到８６２沈从文传
　　②谈到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的起因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完全了解报纸性质。……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丁玲：《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据丁玲回忆，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的编辑费与稿费。280
　　了萨坡赛路１９６号。这时，沈从文住马浪路新民邨，为商量与筹备《红黑》、《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一个多月后，由于沈从文的出现，煽起了房东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感到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要搬家，于是，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２０４号。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开始了其后一年间共同的紧张而忙碌的编辑与写作生活。这时，胡也频父亲恰好来上海，答应为他们转借１０００元筹办刊物和红黑出版社。于是，三人商定，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并在各书店出版三人取名为《二百零四号丛书》。
　　１９２９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１月１０日和２０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在他们眼里，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１０００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５０００份。
　　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又希望不俯就商业赢利的趣味。其时，在上海文坛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开始勃兴，在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正爆发着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激烈论争，国民党政府正着手实施“党治文化”，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开始酝酿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便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抗衡。而上海各书店的老板，又正以商业赢利为目的，迎合读者趣味，竭力使文学作品商品化。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三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品化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正如丁玲后来所说，他们出版《红黑》，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冒险”。①——这种共同的认识，成为维系三人关系和《红黑》、《人间》刊物的纽带。
　　在《红黑》发刊词《释名》里，他们这样写道：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②发刊词流露出沈从文一贯坚持的不从外部形式上俯就“时代兴味”的思想倾向，和坚持刊物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释名》代表着三人当时的共同心声。
　　我们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日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
　　那时节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秒空气，①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②
　　虽然在这期间，沈从文不愿、也没有卷入文坛的论争，但文学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实质问题，却不能不促使沈从文思考。他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那样一来，文学就会成为政治的副产品或点缀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现的文学创作中的弊端：因为有“思想”，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种与２０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和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不像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①然而，沈从文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又不能不在宽泛的意义上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统一现象，现实地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倘若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手段，并非为着追赶政治时髦，而是出于作家严肃的选择与真诚的追求，——他不否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又当如何？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暴，有什么不成？②
　　沈从文一面在心里这样问，又一面在心里回答说：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面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③
　　文学是用生活作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乏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①
　　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从未脱离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向人类远景凝眸这一总的追求。然而，他却宁愿走一条在他看来虽不“切于效率”，却更带长远影响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与他对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认分不开的：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②既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以获取政府的津贴；又不愿效法商人，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以赢利，他们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险。其结果，他们不得不一面为刊物而奔忙，一面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自１９２８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３０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２０元房租，１０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１００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１０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１００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１００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由于手头窘迫，沈从文从法租界动身到四马路去，请求书店从他应得的份额中支出几十块钱，以应付家里的燃眉之需。
　　他走进书店，在柜台边找到办事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不行。”办事人回答说。
　　沈从文说：“手头紧，等着用钱，房租、水电费要钱，家里病人等着看病。你们譬如作好事。……不给可不行。”那办事人望望沈从文，却不作声。那神气仿佛在说：“怎么不行？”
　　“凡是我应该得的钱就要，别的无话。”
　　办事人笑笑，带着“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的神气，嘴里却这样说：
　　“经理有话，说还有人一个钱也没拿呢。”
　　……沈从文嗫嚅着，再也无言以对。他只感到全身软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睛盯着他，好像不是书店欠他的钱，倒是他跑上门来无理取闹，他站在柜台边，不说话也不走，只呆呆地看着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进进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从文写的书，翻看，付款，离去；又有人以为沈从文是书店的伙计，要他取书来看，沈从文心里想：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而作者却两手空空。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扩张，意思就是把这种关系显明地维持而已。
　　书店的办事人不再理会沈从文，已经忙别的去了。沈从文知道等下去不是办法，空手来还得空手去，便离开柜台，走出书店大门。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门口石凳上坐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街景。进进出出的购书读者，不时有人有意无意地望了沈从文一眼。他们中正有着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呆头呆脑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廉价地赠与“天才”桂冠的沈从文。想到１０年来新文学作者受着官商的压迫，单靠写作几乎难以为生，如同自己一样，在旁人难以想像的情形中挣扎，一些小报却正在造谣说自己发迹买了一幢大房子；然而，也正由于这些书店老板的竞卖，无意中将新文学作品向读者中普及，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沈从文不由得流露一丝苦笑。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沈从文仍然呆坐着。大约是坐得书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以为沈从文正在生书店的气，赖在这里不肯走，终于走出一个熟人，客气地对他说：“等经理回来，我们再同他说说，你明天再来看结果，如何？”
　　这一来，沈从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结构里，缺少鲁迅赞扬过的上海“青皮”气质，面皮太软，无法与人争斗翻脸。门坎极精的上海书店老板们，大约正摸透了他的脾性，才这样软硬兼施地与他敷衍、搪塞。
　　沈从文走出四马路过东新桥时，夜幕已经落了下来，路灯放射出的惨黄的光芒，照得苏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办法还是伏案写作，再将写成的新作廉价地卖出去。然而贫与病似乎是孪生兄弟，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使沈从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知是不是他在保靖那场大病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他坐在斗室里，面对一堵白色粉墙伏案写作时，三天两头会突然头痛难禁，接着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骇人，常常弄得嘴角、下巴、衣襟、稿纸以及用来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迹模糊。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来看沈从文，当他们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呆了，只听得“啊呀”一声，陈万孚夫人竟吓得昏倒过去。结果，累得大家忙着去请医生，反过来抢救这位夫人。
　　每当这时，沈从文的心境总是十分悲凉，绝望的阴影不时掠过他的心头。在这两年间他所写的文字中，“自杀”、“死亡”以极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那些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如《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里的主人公，在贫病和社会黑暗的两面夹击下，常常免不了自杀的悲剧结局。这自然是沈从文心理情绪的反射。沈从文自己并没有试图自杀，他还冀望通过艰难的挣扎，去证实生命的价值。他常常想：
　　……我还是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捏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①
　　由于不忍心看着自己连累儿子受苦，沈从文的母亲终于在１９２８年年底（或１９２９年初）离开上海，独自返回湘西去了。
　　１９２９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４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８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４期《人间》，８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作。沈从文决定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这时，恰好济南方面正托冯沅君、陆侃如——两人也在中国公学兼课——帮助物色合适的中学教员，于是，由冯沅君、陆侃如介绍，胡也频决定去济南教书。８月，沈从文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董秋斯夫人蔡咏棠，正担任史沫特莱的秘书），独自搬到吴淞去了。１９３０年初，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一个多月后，丁玲也从上海动身，赶到济南去了。
　　１９２８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
　　沈从文没有因此重返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其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今天又是第一堂课，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他们中已有不少人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像、性格、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在他们的头脑里，遂不时浮现出想象中的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象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因肤色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为“黑凤”。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这些心地善良而富同情心的年轻女性啊！
　　这十分钟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他慢慢平静下来，原先飞散的话语又开始在脑子里聚扰组合。……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围，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不知具体起于何时，选修沈从文所授课程的那只“黑凤”的身影，飞进了沈从文大脑的屏幕，而且愈来愈鲜明，愈来愈深入，再也无从抹去。张兆和的美貌和沉静，强烈地摇动着他的心旋，使他目眩神迷。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窝，生发起爱情的潮汐。这时，沈从文已经２６岁，早已过了一般人婚娶的年龄。可是，自从离开湘西，混入都市人群以来，他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吃饭问题，性爱的欲求不能不被求生存的挣扎压抑着。加上在他的人生路上，也未能碰上恰当的机遇，天下女子虽多，似乎全都与他绝缘。尽管同大多数青年一样，沈从文免不了被青春期的苦闷折磨，一切却无从谈起，对性爱的欲望，只能在虚幻的想象中生成，旋又在想象中破灭。
　　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眼下，如何活下去已经不再构成最紧迫的威胁，爱的对象又是那么现实，她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具体。爱的潮汐来得又是那样猛烈，他常常被弄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他在校园里散步，常常情不自禁地朝张兆和住的学生宿舍跑去。他渴望着再见到她，并当面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他在人前却是个不尚健谈、口齿朴讷的人，每当他来到张兆和面前，总是愣愣地站在房间中间，不知说什么好。他本想向张兆和倾吐自己的爱恋之情，即便是一点模糊的暗示也好。可是及至说出来时，却成了问她的功课，读什么书，以及家里的情况。到后见她喜欢什么话题，就谈什么。看他站着说话，张兆和请他坐下，他却不坐也不走。见他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又从他的神色中，隐隐约约感到几分蹊跷，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笔谈远胜于言谈的沈从文，终于用他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据说那第一封情书，“仅只一页，寥寥数语而分量极重”。①虽然，它连同随后而来的一大堆情书，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后，早已荡然无存，可是在《新废邮存底》中仅有的一封，从中依稀可见这些情书的大致轮廓。
　　我还要说，你那个奴隶，为了他自己，为了别人起见，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当然这事作不到，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你感到窘迫，使你觉得负疚，我以为很不好。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作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却愿意自己作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的事吗？
　　……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见，我不能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我现在，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假如当真时间一晃就是十年，你那时或者还是眼前一样，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倒已成了许多小孩子的母亲，我们见到时，那真是有意思的事。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许多诗是专为这点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许多动人的诗，所写的就是这些事，我们能欣赏到那东西，为那些东西而感动，却照例轻视到自己，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的传奇的行为，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因为这理由，天将不允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上，转变成一个“大人”。××，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作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①这封信写于１９３１年，距第一封情收已经两年有余了。而在最初，张兆和收到沈从文的情书时，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还稍稍起了一点反感；一个老师，给学生写这种东西，真稀罕！可是，一个少女的羞怯心理，却使她害怕这事张扬出去，弄得满校园飞短流长。她只得听任沈从文一封接一封给她写那没完没了的情书，却一概置之不理。
　　张兆和的不予理睬，真差点要了沈从文的命。他当然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结果非但不能得到她的只言片语，连再去看她也不能够。他爱她到了快要发狂的程度，一想起她，全身的血就奔窜得快了许多，浑身发热作寒，十分痛苦，仿佛人生的一切都与他作对，爱情、幸福都与他无缘。他真想从自己所住的楼上一跃而下，在死亡里求得人生烦恼的解脱。
　　沈从文的烦躁不安，不知怎样一来，很快在校园里沸沸扬扬传播开去，说是沈从文爱上了张兆和，张兆和却不予理睬，沈从文急得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听到这消息后，赶紧找到张兆和，对她说：“你赶紧给校长讲清楚。不然，沈从文自杀了，要你负责。”张兆和也紧张起来，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摞情书，急忙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
　　她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出面阻止这事的进一步发展。
　　可是，结果与她预期的相反。在听过她的陈述后，胡适却微笑着，带着这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神气，对她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听了胡适的话，张兆和脸上不免有些尴尬。与胡适谈了一会儿其它事情后，就告辞走了。
　　自此以后，她既无从拒绝沈从文的来信，心里又没有作出回应的欲望。只好抱定你写你的，与我无干的态度，听任这事的自然发展。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反应，并不涉及她对沈从文值不值得她爱的估价——这个问题还压根儿没有被她放在心里掂量过。这既与她当时的年龄还小有关，也与她所受的家庭教养相联系。
　　张兆和出身名门贵族，原籍安徽合肥。张家为本地声势赫奕的大族，拥有良田万亩，在肥西筑成围子，人称“张家老围”。曾祖父张树声，为同治年间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中著名将领，曾领兵转辗江苏浙江一带，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１８７９年至１８８４年间，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于淮军中称儒将。祖父也曾作过管司法的四川臬台。父亲张武龄，字绳进，是过继给祖父的，祖父死后，承继了一份厚实的家产。由于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嫌自己名字太封建，自改名为冀牖，又叫吉友。最初，想投资办实业，因不知如何经营，遂迁居苏州，独资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太多，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凡贫寒人家和工人女儿，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教师中很有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过教。张兆和有兄妹十人，在她十岁那年死了母亲。张武龄不准自己女儿穿戴耳环，在张氏家族中，张兆和与二姐允和、妹妹充和也是最先进新式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在乐益女中读书时，张兆和兄妹就喜欢新文学，家里订有《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还自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水》。可是，由于母亲去世较早，张兆和从小又是保姆带大的，一份旧的家庭教育反由家里的保姆实行，逐渐培养起张兆和一份大家闺秀气质，雅静、平和、沉稳。长大后也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向新思潮认同，却终不能成为大胆、泼辣、热烈、敢于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新女性”。
　　因此，写情书一事，反倒在她与沈从文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使她时时像山羊躲虎似的避开沈从文。当时，新月书店的会计肖克木，身材长像酷肖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买书，一走进新月书店大门，猛然间见到肖克木，以为沈从文在店里，吓得她掉头就跑。
　　然而，在她眼里，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实在是好！一方面，她害怕这骤然而来的求爱，另一方面，一份秘密的好奇，又使她无法推开这些充满情感的文字的诱惑。她从头到尾读完每一封情书，随后轻轻吁一口气，将这些信藏进一口小箱子里去了。可是，信中那些充满爱慕、混合着忧郁的言语，层积在她的心里。时间一长，却被沤热、发酵。不知不觉中，她已习惯于那些起初让她脸红生气，微嫌卤莽的文字，并且不再怕它。——一份她并未明确意识到的爱，在她的下意识里，正悄悄萌牙。
　　张兆和的沉默与退避，对沈从文无异于一种间接的鼓励。
　　他以乡下人的憨劲，继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在这种不即不离状态中，日子一晃就是四年。
　　１９３２年复，张兆和已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家中。其时，沈从文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他想四年来与张兆和的关系，现在已到了有个了断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苏州看望张兆和，企望能得到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一放假，他便取道上海，乘火车再转苏州。
　　这天，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家门堂里，来了一位戴眼镜面色苍白的客人，说他从青岛来，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可是张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他得知张兆和这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时，以为张兆和是有意躲着自己，神态窘迫而羞涩，十分不安，正当他进退无策之际，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出来了。问清了，他原来就是沈从文——他给张兆和写过许多情书一事，对张家姐妹已不是秘密。于是，张允和请他进家里坐坐，等张兆和回来。沈从文不肯，终于回转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去了。
　　张兆和回到家里，张允和劝她去看看沈从文。在兄弟姐妹面前，张兆和脸上有点挂不住，悻悻然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
　　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回到旅馆，沈从文很懊恼，独自躺在床上生闷气：自己坐了３０个钟头的火车，特意来看她，却不想吃了闭门羹。想象中，张兆和收到自己来苏州的信后，似乎漫不经心地对自己说：“你的信我收到了，想来你就来吧。”他在心里自问：我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人家对我那么冷淡，我反而热情到不成样子？我把这次见面看得那么郑重，人家却看得那么随便？他咀嚼着想象中出自对方之口的“你就来吧”这几个字，心里涌起一阵奇特的情绪，似乎十分快乐，又似乎十分愤怒。
　　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两人见面时，可能出现的各自碍难开口、言不及义的情景：她的心里一定想说：“你的信我看过了，那些话我全不懂。
　　我以为你不必那么倾心。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自己却想说：“你想想吧，我是想透了，只有你嫁我一件事。能使我幸福，也使你幸福。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像我那么爱你。
　　她一定明白自己这次来苏州所抱有的希望。她或许会想：“我向他说一点什么好，真有点难于对付。”
　　如果自己对她说：“我为难得很，因为我爱你。”她会怎样回答？或者说：“不，这是不必要的事。”或者说：“这不新鲜，你信上不止说了一百次。”
　　如果我说：“你应当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感想和意见，答应还是不答应？”她会说：“我没有什么感想，也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我已经告诉你不必要了呢。”或者因为我愚蠢的发问，她生气了，哭了呢？
　　——而我真敢说：“你自己决定，或可或不可，当面作一个决断吗？”
　　我若真敢，她如果说：“不行，”我又敢说：“好，照你的意思办，这是你的自由吗”？
　　………
　　正当沈从文胡思乱想之时，有人来敲门了。他起身打开房门。见张兆和正站在门外，仿佛背书似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
　　说完了，再也想不起该说什么。一切沈从文想象中的纷乱，在现实中竟是这样简便。于是，沈从文随了张兆和，一同回转九如巷三号。
　　沈从文拿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一大包书籍，其中有两部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以及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集。这是沈从文途经上海时，听从巴金建议，并由巴金代他选购的。另外又买了一对十分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长嘴鸟。为买这些东西，沈从文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见送的礼物太重，张兆和退还了大部分书籍，只收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笔记》及一对书夹。
　　其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正住在上海。她的五弟张寰和，从自己每月两元零用钱中拿出一份，买了一瓶汽水，打开了请沈从文。对此，沈从文大为感动，当面许下诺言：“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果然写了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月下小景》里的诸篇章，每篇末尾，都附有“给张家小五”字样。
　　张兆和的二姐允和，是一个心性宽和、厚道的姑娘，专爱成人之美。沈从文对她十分信赖。返回青岛后，他写信给张允和，托她征询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同时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其实，这反倒是多虑。张兆和的父亲头脑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过问和干涉。儿女自己中意了，告诉他，他笑嘻嘻接受，不追问对方如何如何，更遑论门户了。张家一位邻居，曾遣媒向他求大女儿，他哈哈大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无人向张家提亲。张家的保姆常对外人说：“张家儿女婚事，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不持异议。在得到父亲明确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俩，一同去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发了一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上，只从自己名字上取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则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觉得奇怪，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这以后，张兆和方始与沈从文通信。至此，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总算可以望见了它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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