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俄(苏)留学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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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俄(苏)留学运动始末
李志学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2期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旅俄留学热潮。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大批进步青年、志士仁人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及苏联的各大军事院校留下了他们求学的足迹。历经艰苦磨炼，这批人中的中共党员、优秀分子回到祖国后，为改造中国社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立下不朽的功勋，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旅俄(苏)留学运动 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东方大学　　【作者简介】李志学，1954年生，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广州 510632)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在军阀割据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民不聊生。为整治满目疮痍、四分五裂的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积蓄力量，搭建舞台，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大党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此时的俄国在列宁的旗帜下，完成了十月革命的洗礼，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世界历史上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作为与中国有着300余年交往史和最大的邻国，其社会的剧烈变化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影n向和巨大的吸引力。对于刚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如何设计?面向北方，奔赴苏俄，在那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广袤土地上可能有我们要寻找的答案。于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俄留学运动拉开了沉重的开场帷幕。
　　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旅俄(苏)留学运动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开始广泛传播。李大钊在1919年5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专门开辟的“马克思研究号”(第6卷第5号)上，这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后，《新青年》杂志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1920年11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全译本在中国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并迅速扩展。与此同时，列宁的著作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列宁著作的第一篇中译文《民族自决》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上，第4号又发表了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马克思主义学会(1920年5月成立)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出版。在创刊号上登载了列宁的《俄罗斯的新问题》及《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等文。第4期上登载了列宁的《国家与革 命》的一部分。关于介绍和评价十月革命，仍以李大钊的贡献为最大。李大钊在1918年内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即《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12月，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连续撰文介绍苏维埃俄罗斯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此外，毛泽东于1919年7月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周刊是当时南部中国传播新思想的最有力的刊物。在刊物的第2号至第4号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毛泽东在文章中号召中国人民，仿效俄国革命的方法，实行中国的民众大联合[1]。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在黑暗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共先驱者们成为第一批旅俄留学生做了理论与实践的铺垫。
　　最早组织发起将中国的进步青年送到苏俄留学的人有杨明斋、毛泽东和李大钊。杨明斋()，山东平度人，为谋生来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动员华工参加红军，支援前线。战争结束后，俄共(布)党组织保送杨明斋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4月与共产国际代表维辛斯基一起来到中国，先后到北京、上海会见了中共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杨明斋由俄共(布)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为培养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苏俄学习，杨明斋于1920年9月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创办“外国语学社”，自任校长并兼授俄语，为培养赴苏俄留学的进步青年做好了准备[2]。同时，杨明斋还负责建立共青团的工作，号召进步青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派往苏俄留学的青年有很多是从外国语学社毕业的共青团员。另一位组织发起中国进步青年赴苏俄留学的人是毛 泽东。早在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学会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日，毛泽东写信给周士钊，信中说：“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日，毛泽东联合湖南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成立会，会议公推毛泽东为书记干事[3]。该研究会的目的是，研究苏俄，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4]。为补习俄文，“俄罗斯研究会”推荐进步青年去杨明斋主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当时留学苏俄的肖劲光回忆说：“俄罗斯研究会积极组织了留俄勤工俭学，毛泽东同志送走了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员后，就考虑改送去俄国勤工俭学。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就曾谈到留俄之事。俄罗斯研究会第一批组织了六个青年学生去上海学俄文，准备赴俄勤工俭学。这六个人是任弼时、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和我……1920年夏天，我们离开了湖南，来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一个由海参崴华侨头头杨明斋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5]从当时外国语学社的学生籍贯看，湖南人最多。可知毛泽 东在输送留俄学生工作方面的贡献。除了杨明斋、毛泽东外，李大钊在组织中国进步青年赴苏俄留学方面也做了重要的工作。1920年11月，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李大钊的亲自主持下宣告成立。以后，曾组织帮助过一部分青年团员赴苏俄参观学习。日，曾开会为赴苏俄同志筹集旅费[6]。另外，1920年6月，苏俄远东共和国派尤林使团出使中国。尤林使团在华期间，在中国先进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了一些青年人去苏俄学习[7]。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北洋政府外交部曾开设过北京俄文专修馆，招收 有志学习俄文的学生，曾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于1917年夏人馆学习俄文。1920年8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访问苏俄，1921年秋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中国班的翻译和助教[8]。另有一人周达文与瞿秋白一起在该馆学习俄文，1925年10月同杨明斋一起护送留学生前往苏俄学习，并成为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之一[9]。可见，北京俄文专修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俄留学教育运动中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赴苏俄留学的学生主要来自杨明斋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在1920年大约有60个学生，大多数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负责派遣赴苏俄留学事务的是当时李汉俊为代理书记的上海中共临时中央下属的一个教育委员会，杨明斋任副教育委员，具体安排留学事宜[10]。第一批去苏俄留学的学生约在1920年冬，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廖化平等都是第一批留学苏俄的学生，他们大多是青年团员，人数大约有20人左右。从海路到海参崴，然后去莫斯科。随后第二、第三批相继前往。留学苏俄的学生柯庆施回忆说：“1921年夏天开始，渔阳里六号的人大多到莫斯科学习去了，分批走的，我们是最后一批(即第三批)，当年冬秋出国。”[11]渔阳里六号的外国语学社真正成了中共派遣留俄学生和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上述赴苏俄留学的中国进步青年就读于斯大林命名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东大”于1921年4月创立，归斯大林领导的民族人民委员部主管，并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东方部，是一所专门培养东方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东大作为列宁“东方战略”的产物，起初主要是面对苏俄本国各个民族的，随着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便把革命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上面。如当时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于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建议的：“共产国际要培养东方革命干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应成为东方的新麦加，我们应给东方共产主义者在俄国得到理论教育的机会，以赞助共产国际的远东积极活动家。”[12]因此，东大的学生来源都是由东方各国共产党保送来的，自然都是共产党员或团员[13]。东大的中国班最初成立于1921年秋，是来自当时十个不同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学生小组中的一个，大约有三十五、六个学生[14]。到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派送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进入东大学习[15]。由于东大本身的特殊性质，没有毕业年限的规定，学生悉听民族部的命令，随时有调动[16]。东大开设的课程有：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工人运动(其中包括中国工人运动)等[17]。主要由苏俄老师授课。据当年在东大留学的学生曹靖华回忆说：“我们这个班，除了瞿秋白用中文讲课外，全是苏联人讲，由中国人翻译。”[18]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留学苏俄的一批中国进步青年学成归国后，大都参加到大革命运动中来，有的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 国共合作时期的旅俄(苏)留学运动
　　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活动屡遭失败和挫折后，开始把目光转向新生的俄国。1918年元旦，孙中山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示“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变革，不胜其希望也”[19]。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真诚地愿意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他在致蒋中正函中说过：“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20]。可见孙中山联俄联共以求革命成功之决心。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在绝望中，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21]孙中山先生对十月革命的赞同并愿意接受中共的帮助，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协助下，最终同意贯彻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关于国民革命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马林方式”的国共合作体制，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22]。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的目的，就是孙中山领导国民党联合共产党，打倒西方殖民列强，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可惜的是，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失去了领袖。翌日，国民党中执会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耶夫和斯大林发出了孙中山逝世的讣告，表示，孙中山的事业尚未完成，将由他的党继续完成，并希望苏联与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后继人继续并肩战斗[23]。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列宁和孙中山相继去世后继续贯彻列宁的“东方战略”，并决定在中国革命上投入更大的资本。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获得了通过，并且成立了由谭延闾、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24]。组织成立了留俄(苏)学生管理委员会，设委员九人，专门负责办理派遣留俄学生事务，实际权力操在鲍罗廷手中[25]。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办，是苏联及共产国际主导下的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列宁“东方战略”的进一步延伸，也是中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对以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赴苏留学生选拔委员会成立后，国民党迅即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广州选拔留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据当年留学中山大学的盛岳回忆：“选拔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仅仅在广州一地就有1 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选拔考试。”可见当时的青年人对苏联的向往。留俄选拔要“经过初试、笔试、口试，1 000多名报考的人9／10被淘汰，录取的人并不多。”除了通过选拔考试外，大权在握的鲍罗廷可以特别推荐。在第一批留俄学生中，“有20名学生由鲍罗廷特别推荐。鲍罗廷推荐的大多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这些特别选拔的学生免除竞争考试。”此外，“还在设在广州的黄埔和湘、滇军校学员中各取十名。在广州选拔的学生中，90％是国民党员。”[26]除广州作为选拔留俄(苏)学生的中心地区外，上海和京津是另外两个主要的选拔地区，生源很广泛，有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和北平、天津等地[27]。在北京的负责人李大钊，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总负责人，并担任国民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方面委派丁惟汾、吴稚晖、王法勤、于右任、李石曾等人担任国民党北京中央执行分部委员，由丁惟汾主持党务，并负责选拔留俄(苏)学生事务[28]。由于李大钊负责北方国共两党党务，所以北方区选送的赴俄(苏)留学生名单是由李大钊亲自批准的[29]。与广州通过公开考试选拔的赴俄(苏)留学生不同，包括上海在内的北方区选送的赴俄(苏)留学生，由于在军阀的统治地盘内，不能公开招考，所以只能是通过直接指派的方式。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提下，日，中共中央为选拔留俄(苏)学生问题发出专门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负责同志选拔时要掌握合格条件，其中规定：“革命意志确定者”，“不迷信个人自由，能受团体拘束者”，“懂得赴俄(苏)学习是学习革命，不是研究学问者”。按这样的条件选拔的赴俄(苏)留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吴乐平、伍修权、孙冶方、陈绍禹(王明)等都是由北方区选送到苏联学习的[30]。在这批留俄(苏)学生中，还有专门从当时北京蒙藏学校中挑选的蒙古族青年，如后来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乌兰夫(云泽)就是其中之一[31]。在北方区选拔的留俄(苏)学生中还包括一些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还有冯玉祥的子女冯洪国、冯弗能[32]。上海是当时留学生前往苏联的总站，除广州的一部分学生直接乘船到海参崴赴莫斯科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学生都要先到上海集中。在上海负责留俄(苏)学生具体事务的是杨明斋。受党中央的委托，杨明斋为留学生办理出国手续，与苏方联系有关留学事宜，并亲自将选派的学生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学。除了从国内前往苏联留学之外，还有一批是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转学至苏联的。他们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如邓小平就是从法国勤工俭学转至苏联留学的。日，邓小平、傅钟、邓绍圣等一行21人受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的委派前往苏联学习，先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3]。朱德于1922年赴德国留学，1925年转至苏联东大学习，后进入苏联军校深造。国民党员有当时留学德国的谷正刚、谷正鼎等，他们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命转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关于国共合作时期赴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的人数，据当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迁居台湾的国民党员王觉源在他的《留俄学生与孙逸仙大学》一文中回忆：“在广州公开考选了180名青年(中央党部考选150名，黄埔、湘军、滇军三军官学校，各考选10名)，上海和平津两地，各选派50名，通过鲍罗廷私人路线特别介往者不下30余人，共约320余名青年学生，都于1925年冬或次年秋，分批进入了红色熔炉。”[34]盛岳在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提供的数字是340名[35]。两者相差20名。其他当事人提供的资料都以300余名这一约数来记述。实际上这300余名指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刚刚成立时入学的第一期中国留苏学生，他们是1925年年末和1926年年初或稍后一段时间分三批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又有第二期中国留学生人读莫斯科中山大学，人数大约与第一期相同，亦有300名左右。因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第一期的学生至迟要在1927年年末方能毕业。所以，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为止，莫斯科中山大学共 有中国留学生应该是600余名。第一期的中山大学留学生白瑜回忆：“中大的教学方式采取讲演与讨论合并进行，名人讲演，两年共有人数600余人一起听讲。”当年的中大校长拉狄克在接见美国教育考察团时说：“我们此地(指中大)只有600多学生”[36]。(个别的留学生因政治任务有提前回国的)因为中山大学是专门为培养中国学生开办的，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中国留学生600余名的结论是可信的。当时，中国留学生除了大部分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外，还有在“东大”、军事学校及红色教授学院等学校学习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按照培养中国未来的革命干部进行设置。正如校长拉狄克所言：“我的学生回中国后，很多会是政治上、社会上领导改革的”[37]。中大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苏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38]。学校考虑到学生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军事课，给学生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39]。关于国共合作时期留学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的党籍，从总数上看，国民党员居多数，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多，其余是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通 过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同时属于国民党和中共[40]。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组成非常复杂，从出身看，有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也有公子哥儿、千金小姐。从文化程度看，有的是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学者、教授，有的却近乎文盲[41]。从年龄看，“从十四五岁到四五十岁，三代同堂，长幼同课，蔚为壮观”[42]。中山大学根据学生党龄的长短、文化水平的高低和外语(英语、俄语)的熟练程度，安排学生的班级。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第一期第七班。这个班的大多数学生既有长期党龄、又有革命经历，是国共两党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国民 党方面有谷正刚、谷正鼎、邓文仪、杜柏生、吴淡人等，共产党方面有左权、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潘子力、朱瑞等。中山大学第一期任何一个班都没有第七班这么多的著名人物，大家都羡慕地称这个班为不同凡响的“理论班”[43]。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管理在国共合作时期采取的是苏共中央和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共同管理的方式，而中共和共产国际则由苏共代表。国民党元老邵力子代表国民党成为中山大学的常驻代表和理事会成员之一[44]。中共先后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蔡和森、邓中夏和瞿秋白也时常来到中山大学关心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此间杨明斋代表中共参与中山大学的 事务管理。他于1925年11月带领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中国青年来到此地，在中大的总务处工作，主要负责学生们的生活事务兼翻译，一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才离开[45]。
　　三 大革命失败后的旅俄(苏)留学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清共，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续了仅三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共合作时期的旅俄(苏)留学历史随之结束，国共合作的产物――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四一二政变后不久，中山大学的国民党代表 邵力子悄悄地收拾行装回国。此后国民党的高级顾问鲍罗廷也被武汉政府驱逐回国。日，国民党中执会正式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且令各级组织不得再派学生去莫斯科[46]。当然仅凭国民党单方面的声明是不能决定中山大学存废的，但却改变了中山大学原初的国共合作的性质。随着国民党上述声明的宣布，中山大学国民党籍的留学生陆续被遣送回国，有的还被苏方扣留监禁或服劳役。面临毕业的中共籍留学生大部分调往苏联各军事院校培训，未毕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的国民党“左派”学生留在中大继续学习，国民党左派学生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到1928年，中山大学由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山大学变成了清一色的培养中共干部的学校，一直到关门为止。
　　关于大革命失败后转入苏联各军事院校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留学生情况，借助于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和档案材料，可略知梗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给炮兵、空军、通信兵、装甲兵等特种部队培训共产党干部，从中山大学毕业生中挑选10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委托苏联军事部门对他们进行培训。决定从这100名学生中，派40名到炮校学习，20名到航校学习，15名到通信学校学习，25名学习装甲和机枪技术，学习期限为9至18个月，学生的生活费由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从自己预算余额中供给[47]。七一五汪精卫清共事变后，共产国际东方部采纳了被武汉政府驱逐回国的鲍罗廷的建议，决定凡中共学生，一律分配到军事学校受训[48]。所去的军事院校有：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步兵学校、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等。192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党在上海、武汉、广州等主要的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革命干部到苏联学习，如叶剑英、吴玉章等到中山大学，刘伯承等十人进入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49]。此后，中共大批的工农干部来到苏联留学。中国的留学生除了去苏联各军事院校学习外，大部分继续来到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东大中国班并人中山大学)。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山大学，针对生源复杂、学生文化水平相差悬殊的特点，于1928年开设了“特别班”和“预备班”。特别班的学生都是具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文化水平相当高的老共产党员，如上述谈到的叶剑英、吴玉章以及徐特立、江浩、方维夏、夏曦、何叔衡等。预备班是专门为文化水平低的工人、农民开设的，目的是扫盲加上传授有限的一般知识，开设的课程有中文、历史、地理、算术和政治常识及俄文[50]。
　　国共合作结束后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未有确切的统计。就留学生最多的中山大学而言，盛岳说：“据我估计从1925年开办到1930年关闭时，进过中山大学的学生超过1 000名。”[51]这里显然指的是五年内的总数，据此看来，1925年到1927年共有600余名，那么1927年到1930年，中山大学应有中国留学生400余名左右。另据国民党籍的留学生萧赞育回忆说：“北伐统一前后，实为留俄教育的全盛时期。总计此一时期的留俄同学人数，到达1 000余人。”[52]萧赞育把中大及所有苏联其他学校都包括了进去，显然是保守的估计。圣彼得堡华人协会近期披露的资料说：“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53]。这一说法与盛岳同。总之，从1925年到1930年，不算在苏联其他院校的中国留学生，仅在中山大学留学的人数就有千人以上是毋庸置疑的。
　　1930年中山大学突然关闭，这一变故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颇具规模的中国留俄(苏)教育运动史结束，直到50年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山大学的停办，有下述两点需给予特别关注。其一，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束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与苏联断交)。实际上，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方面而言，七二六声明的宣布即已标志着中山大学的终结。其二，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矛盾的牺牲品。列宁死后，围绕着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开始激化，矛盾的焦点是如何判断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
　　斯大林主张中国革命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所以共产党应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托洛茨基派则主张中国革命的对象已不是封建制度，而是资产阶级，故一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要求中共独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两派观点水火不容，直接影响到中山大学的中共学生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形成两派，即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受到沉重打击，托派学生激烈反对斯大林，并于1928年8月在校内成立了自己的地下托派组织[54]。斯大林恼羞成怒，利用手中的权力，于1927年12月将托派打成非法组织，并于1930年展开大规模的反托清党斗争，对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分别加以幽禁、劳改、杀害，或遣送回国，同时下令关闭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55]。
　　与留学其他国家的学生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旅俄(苏)留学生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他们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寄托着拯救民族、改造中国的期待，来到列宁的故乡，接受革命熔炉的浇铸和红色麦加的洗礼。苏联的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是他们思想受训的主营地，苏联的各大军事院校成为他们习武练兵的主战场。历经艰苦磨炼，他 们之中的优秀分子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了变革中国社会的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袖，如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刘伯承、杨尚昆、叶剑英、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聂荣臻、乌兰夫等等。还有中共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职务最高的将领左权，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慷慨就义的女英雄赵一曼，中国航空史上最早驾机作战的共产党军人、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班长、26岁死在蒋介石屠刀下的刘云。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在他们的手上诞生，民族复兴的大厦正是在他们的脚下奠基。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彭明：《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71页。[2]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7页。[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6页。[4]前引书：《中苏友谊史》，第68页。[5]前引书：《杨明斋》，第130、134页。[6]《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7]杨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页。[8]瞿秋白：《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乱谈、多余的话》，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20、321页。[9]前引书：《杨明斋》，第148页。[10]同上书，第83、108页。[11]同上书，第92、127、131页。[12]“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88年版，第349页。[13]同上书，第12页。[14][美]盛岳著、奚博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72页。[15]钟文、鹿海啸：《百年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16]毛以亨：《俄蒙回忆录》，文海出版社，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第173页。[17]戴绪恭：《向警予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18]前引书：《杨明斋》，第138页。[19]前引书：《中苏友谊史》，第56页。[20]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下)，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2页。[2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7页。[22][日]波多野善大著、罗可群译：《国共合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82年版，第62页。[23]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21页。[24]同上书，第23页。[25]前引书：《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第12页。[26]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24、25页。[27]前引书：《杨明斋》，第147页。[28]前引书：《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第561页。[29]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35页。[30]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3页。[31]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32]同上书，第77页。[33]前引书：《百年小平》(上卷)，第15、25页。[34]前引书：《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第13页。[35]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30页。[36]前引书：《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第42、44页。[37]同上书，第44页。[38]前引书：《杨明斋》，第150页。[39]前引书：《百年小平》(上卷)，第26页。[40]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09页。[41]王孝柏、刘元生：《左权传》，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42]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24页。[43]前引书：《左权传》，第55、56页。[44]前引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第183页。[45]前引书：《杨明斋》，第15l页。[46]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55、56页。 [47]前引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第335页。[48]前引书：《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第9页。[49]见http；／／blog．phoenixtv．com[50]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82、83、85、86页。[51]同上书，第91页。[52]前引书：《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第3页。[53]圣彼得堡华人协会：《留学史话》。见http／／WWW．china―russia．org[54]前引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91页。[55]前引书：《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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