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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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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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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内容简介】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最初是用拉丁文写的，出版于1641年。在正式出版之前，笛卡尔曾托人把六个沉思的校样交给一些当时有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阅读，请他们提意见，以便根据他们的意见再做进一步的阐述，以期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出版许可。笛卡尔先后共收到六组《反驳》，他都针对这些《反驳》做了《答辩》。这样，《沉思集》的拉丁文第一版就包括六个《沉思》、六组《反驳》和六个《答辩》。（第七组《反驳》是后来收到的，和《答辩》一起以及笛卡尔给狄奈〔Dinet〕神父的一封信收在拉丁文第二版里。）笛卡尔的《答辩》是六个《沉思》的重要注解和补充，是笛卡尔哲学思想的非常宝贵的阐明，其中不少内容是六个《沉思》里没有谈到或一提而过的。这些《答辩》和六个《沉思》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至于各组《反驳》的作者们，有些是著名的哲学家，例如霍布斯、阿尔诺和伽森狄，他们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而且从他们的《反驳》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哲学态度，特别是第五组《反驳》（共约七万字）本身就是唯物主义者伽森狄给后人留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　　　　【作者简介】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于1596年生于法国西部图兰省和布瓦杜省交界处的拉埃镇（今名拉埃―笛卡尔镇）的一个绅士家庭，他父亲是布列塔尼省的参议员。一岁时他母亲在生第五胎时死去，他父亲又和一个布列塔尼省的女人结婚，老夫妇长期住在布列塔尼省的雷恩。勒内?笛卡尔自幼失去母爱和父亲的关怀，这也许是他生性孤僻的一个原因吧，加上他身体孱弱，给他一生带来深重的影响。虽然如此，他居然成为欧洲近代哲学的创始人（英国的培根可以说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预示者，尽管这种看法对于有些人说是有争议的）、法国人的骄傲，这固然是由于他一生勤奋好学的缘故，但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与他在青年时期就走出书斋到社会上去接受时代的影响分不开的。
　　◆ 　　反驳和答辩　　◆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庞景仁译　　书名原文：Les meditations metaphys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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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什么是“路易”？路易十四时代？_百度知道
什么是“路易”？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时代》读书札记　一， 永恒的目光及其消解——关于伏尔泰的历史观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伏尔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早于他的时代，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里通过普遍怀疑后，重建了对世界的理解时，他建立了时代的方法论。因为在first meditation中怀疑了一切时，他已消除了通常意义的自己，也就是说他在思想中排除了一切的ground,达到了他所认为的完全的客观。他认为因为已达到客观了，所以“清楚明白的观念就是真理”（出自third meditation,英文版译文为“so I now seem to be able to lay it down as a general rule that whatever I peceive very clearly and distinctly is true” 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此话即为，凡是能证明为真的就是真理），也就消除了在他的体系中认识论的必要性。而由他本人和同时代哲学家并不清楚的refering与non-refering谬误，他证明了God的存在，由此为基础重建了对世界的理解。这个方法在当时影响很大，尤其是当sceptism（中文一般译为怀疑主义，本人认为不妥，因为人们持有它的立场时否定的倾向大于肯定的倾向，还是保留英文原词比较妥当）盛行一时的时代，它证明了人可以完全客观的“看”事物，理解事物，这种认知体系即为近代科学的基础，伽利略的绝对时空观，牛顿的力学，都是这么来的。（他们的局限性也来源于此，他们在认识论上的不正确使他们不能认识到存在先验（a priori）因素使他们只能是observer，所以不把自己的观察的前提：所处的时间与空间作为考虑因素，而有了爱因斯坦的修正，此为后话）。科学的前提是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所以当时人也认为归纳法和科学一样正确。 　　从这本书文本看，伏尔泰也接受了当时知识界都接受的这些前提，并认为这些是一切科学的钥匙，并把它应用于历史研究中。他在书中批判柏拉图而赞扬洛克，说他的《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是完美的书，就证明了这点（就我看，locke的这本书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只能以人为标准和尺度，如何能有客观的标准可以在客观的视角中“观察”呢？在上述的那种体系中，一切事物都是客体（除了观察者，他们甚至不承认观察者是事物），而以完整的客体来认识它，而不是它某时某刻表现出的样子。所以在那种体系中，一切都是完成了的，是completion,而不是consumation。所以他找到了human nature.因为它既是客体，又和人相关，并且还可以用人表现出来的与human nature本身作比较，用完成程度作为衡量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使这本书看起来很奇怪，作者既不在自己时代的眼光回看路易十四时代，又不以当时人的眼光看，他仿佛在以一种永恒的眼光，以human nature的名义看那个时代。他首先以品德来看不断的战争中的将军和政治家，比如“正直”，“勇敢”，“冷静”等词是他叙述之外在第三到二十三章中间的唯一的评价方式，他逐渐发现这种方式太一般化了，体现不出这个时代的精神（他称之为风俗），而在之后专述路易十四的几章代之以荣耀，但荣耀只能是一种表面现象。当他必须探究荣耀的来源时，用智力（即intellect）作为标准,来看文学和艺术。但他又发现这个intellect太依赖天赋，其实不是任何时代人所能共有的。在接下来，他终于找到他最终的标尺，来衡量文明的程度，即理性（reasoning）,。他于是把理性作为唯一标准，把自己的时代和先前所有的时代对立起来，认为它们都是理性还没发展的时代；也因此把理性和习俗对立起来，认为习俗是理性还没发展时代的产物，宗教是习俗最典型的一种形式而批判宗教。 　　于此，他已经从他不可能的永恒的眼光，又回到了他的时代的视角。用他的时代很强烈的理性假设来看待一切。我们知道理性不能证明自身，因为那是循环论证，所以理性是一切的尺度这个命题自身不是理性的，以它为前提看待事物就是一个假设而不是真理。但伏尔泰把它当作真理，因此走到了反历史的立场，这就带来了一些谬误。比如说，他以一个无神论者的立场，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宗教，认为它们愚昧，引起战争，因此否定宗教。那我以一个天主教徒的立场还可以说，因为人本性是自大的，所以像St. Augustine所说，人是不爱上帝的，人只有谦卑了才会爱上帝，而宗教纷争就是人生性自大的表现，恰恰证明人需要宗教。或是像结构主义的观点，宗教是natio的，就是从人类产生即拥有的，它的观念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没有了它的观念人类的文明也将不复存在。但我们的立场可以否定实用主义的有效性么？显然不能，因为这是以一个假设否定另一个假设。用伏尔泰的方法批判宗教犯的正是与它同样的谬误。用自己的假设否定历史，也是启蒙主义历史学最大的局限之处。 　　二， 伏尔泰的政治理想 　　既然伏尔泰此书是肯定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么他就必须说出君主制度是为什么好过共和政体的。但他也许认为不用讲，所以没说。因此我就找Aristotle的《政治学》一书看，因为书中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王政，也许对理解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有帮助。但却更困惑。其中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三种好的政体和三种坏的政体之间，并没有很确定的界限，而且在形式上也没有明显的区别。比如王政和僭主政治在形式上就很相似。那么如何是好的政体，为什么好；如何是坏的政体，为什么坏。不了解这个也无从理解他的政治理想。直到最近，有一个美国哲学家来讲Aristotle的幸福观，讲了一些Aristotle的伦理学。在那天我才醒悟，他的政治学是以他的伦理学为基础的。了解了他的《尼各玛良伦理学》，也就了解了《政治学》的背景基础，那么也理解了西方政治学的根基。 　　首先复述一下《尼》书中可以作为《政》一书背景的论述。人类的灵魂不同于动物的灵魂，所以人之为人的幸福（幸福，指的是所有行为的最终目的）就不同于动物的幸福。因为人灵魂的特性是理性活动，那么人类的幸福就是lifetime span of rational activity done well virtuously,它是一切人类行为的目标。因为contemplation是纯粹的关于truth的理性活动，所以它是最virtuous的活动，因而是幸福的最终目标。但因为每个人的wisdom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单靠每个人的wisdom这种幸福达不到这种最终目标。所以每个人应该处于community中，互相帮助实现这种virtue（这个词在这里中文没对应词，不简单的是品德的意思）,如此才能成全每个人的幸福。这最后这一句话，即为他所说的政治的含义，实现这种virtue从而成全每个人的幸福即为政治的目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著名的话就是从这来的。这也是他的政治理想。 　　如此再回到《政》这本书就很明显了，好的政体和坏的政体并不是形式上的区别，而是质料上的，好的政体为什么好，是因为它可以实现这种virtue,坏的政体为什么坏，因为它实现不了这个virtue.关于六个政体的讨论的目的是发现如何去更好的实现virtue的政体.西方政治学一直是依照这种传统建立的，政治的目的是实现virtue（这个virtue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必须有好的政体使这个目的实现。这也使对政体的讨论成为了西方政治学的主要话题之一，它的基础是virtue在不同时代的含义。 　　因此伏尔泰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的理性超出了它之前的任何时代时，他已等于在说，这个政体实现了virtue(在这里是reasoning),所以它是好的政体。这和最后他拿理性作为评价文明程度的最终标准，应该不是巧合，而是他有意设置的二声部canon，互相加强，互为证据。 　　这也说明了，在路易十四时代，政府渗进社会方方面面的局面还没有打开，所以评价政体的标准是对virtue的实现程度。当Weber所说的“合理化”之后，政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评价时就必须要考虑这个政体对社会的运转是不是有利的，而不仅考虑它对virtue的实现程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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