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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移民的若干思考
　　中国宁波网　　3月28日 11:07
中国的海外新移民，既是对外开放和科教兴国的必然产物，又是这基本国策的宝贵资源。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从战略高度上关注、关怀、开发、利用海外新移民。但是，正如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在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之前，需要一个逐渐深入的认识过程。对于新移民这一悄然崛起为时不久的崭新群体，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现有的研究尚未达到全面、透彻的程度。因此，本文拟就新移民与爱国主义，新移民与科教兴国、新移民与侨务工作这三大话题，在目前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性思考，旨在抛砖引玉，促进深入探讨，使新移民尽快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
本文的研究对象，侧重于从中国大陆通过留学途径或因公出国而定居海外的新移民。因为他们是新移民的中坚力量，最值得我们关注、关怀、开发和利用。&&&&
&&&& 新移民与爱国主义&&&&
列宁说过，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一经典论断，实乃侨务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舍此，则很难与海外华侨华人取得共同语言，工作也很难开展。同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舍此，则易于陷入机械论的困境，工作也很难开展。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新移民在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想观念的独特性。&&&&
有比较才有鉴别，若把新移民与20世纪前期的留学生作一对照，其特征也许昭然若揭了。&&&&
首先，在出国动机上，老一辈留学生几乎无不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走出国门的。1917年，青年周恩来在赴日留学前夕，曾经赋诗明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踏海亦英雄。&&&&
这首诗唱出了旧时代留学生的心声，他们正是为了“济世穷”才去海外“邃密群科”。也许，他们以身许国的程度有所差异，但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则是一以贯之的。&&&&
然而，无疑，抱着这样的动机而出国的新移民，真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应当指出，“文革”结束后最先出国的一批新移民，虽已不能同日而语，却多少还有一份爱国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现实主义杰作《人到中年》里的一封信，相当真切地表白了这批新移民出国时的心态：&&&&
再过一个钟头，我要登上舷梯，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一想到足踏在故国土地只有六十分钟了，我忍不住泪水，我哭了！&&&&
我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你，为什么我们非走不可。促使我们下这决心的原因很多，但是，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不曾使我减少内心的痛苦，我们是不该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历史（或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原谅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
我走了，我把心留在你身边，留在我心爱的祖国。不管我的双足走向何方，我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相信我吧！&&&&
我只能对你这样说。相信我们会回来的。&&&&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步其后尘的这批新移民，更是等而下之，淡化了这份使命感和责任心，是抱着“那里的生活会比这里好”的动机离开祖国的，大有“奔流海外不复还”之势。据统计，由朱F基任院长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84-88年在校生中，超过半数以上至今仍旅居海外，以至于经常以自己的学生自豪的朱F基也不无遗憾地叹息道：“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有一位40岁的中科院力学硕士赴美留学，经过15年的拼搏，最终成为纽约理工学院终身教授。于是，“我和我的两个儿子一同到一个叫做‘鲤鱼门’的中国餐厅里大吃了一顿。”他说，“我太太当时在国内，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联络她家里的亲戚十多个人一同在北京也大吃了一通，花了好几千块钱。”&&&&
这表明，两者的出国动机，有着“精神”和“物质”的区别。而不同的动机，必然产生不同的后果。&&&&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早在1947年36岁时就已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也是火箭研究方面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事业辉煌、家庭美满、生活优裕。然而，当新中国宣告成立、沉睡的巨人开始迄立在世界东方时，他欣喜万分，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一切，决定回国。不料，美国政府悍然拒绝，并予以非法逮捕，看守人员对他进行残酷折磨，每天晚上每隔一小时就把他喊醒一次，使他得不到休息，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即使获释，也仍然处在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和高度控制之下。但是，钱学森回归之心矢志不移。他租住的房子每次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家里摆好了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动身回国。最后，经过中国政府坚持不懈据理力争，钱学森一家终于在1955年回到祖国怀抱。&&&&
而新移民中的大多数人，则是不归之心矢志不移。为了留在美国，宁愿放弃原来的理想追求，改学美国社会大量需要的专业，然后是不惜降低人格尊严，为了保住奖学金，忍气吞声拼命为教授干活；上班以后，为了转签证办绿卡，对老板点头哈腰陪笑脸，工作起来更是加倍努力谨小慎微；逛街购物、外出旅游，即使受到不平等待遇，也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而凡此种种痛苦，换来的是什么呢？“无非是高级的轿车、舒适的洋房以及高薪的工作”。一位新移民沉重地质疑：“很多人费尽心机想尽办法出国留学，为的似乎只是这些物质上的享受。我无数次地问自己：留学究竟为什么？”&&&&
显然，这位新移民正是因为放弃精神追求而执着于物质享受才变得迷惘困惑的。但更有一些新移民，心中连这样的疑问都没有了。&&&&
创办中国互联网第一品牌“搜狐”的张朝阳，曾去美国呆了十年，他谈到这类新移民时说过：“如果你问他‘想不想回国’？他们一定回答‘不想回国’。你再问他‘在美国生活得快乐不快乐？’他们一定会说‘我在这里挺好的’。根据这样的回答，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在美国都混得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把时光压缩一下，比较一下这些人在出国前时怀有的满腔抱负和他们现在在美国所处的境况，你就会发现他在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方面已经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对自己无所求，求的就是稳定和安逸的生活。”&&&&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样的结果令人遗憾。&&&&
其次，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是非常敏感的，常常由此激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著名的如诗人闻一多，在家信中写道：“我在美多居一年即恶西洋文明更深百倍”。当他回国时，轮船驶进上海吴淞口，他就脱下西装，扔进黄浦江，从此总是长袍大袖，研究中国文化。的确，爱国激情最容易产生的环境是在国外而非国内。但令人惊奇的是，在陈燕妮采访过的100位旅美人士中，只有两个人指出种族歧视并表示遗憾。他们是作家老鬼（马波）和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郑小龙。老鬼因此而不惜离异决意回国。可是大多数的新移民，遭遇屈辱，总是随遇而安，作阿Q式的自辟自解――能怎么办呢？语言不好，理论不过人家，块头瘦小，动武又不在一个量级上。没有长久居住权，在工作、税收、出入境等方面都被划作另类而区别对待，自然而然就低人一等了。&&&&
一些既不愿回国又不甘于歧视的新移民，便设法结成利益集团，实行自我保护，甚至参政、议政以捍卫本族裔的合法权益。有人说：“7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华人参政从政热潮迭起，为海外华人的先锋。这大大提高了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华侨华人在国际上层社会的影响，也势必影响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这样的评价，实有过誉之嫌。张朝阳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少数民族，“华人在美国社会处于亚文化阶层这事情是绝对的，这并不因为你上过美国的什么学校就能够被改变。”最近，由著名美籍华人组成的美国百人会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8%的美国人对华裔存在偏见，三分之二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终将威胁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新移民中的有识之士，由此而开始理智地思考“人”在异国他乡的处境与出路。&&&&
张朝阳发现，在美国见到的华人，不管他是做什么的，哪怕是高级教授，都给人一种疲劳无力的感觉，而在国内遇到任何人，似乎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同样，在北京看到的美国人，大多也是给人疲弱、苍白的感觉，而在美国看到的美国人都显得生活很充实、很忙碌的样子。因此，他认为华人在美国不受重视、低人一等，并非种族歧视的问题，而是因为不在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之内即所谓“文化圈”的问题。他进而作出如下论断：&&&&
一系列的生活经历已经在每个人身上打上烙印，你不可能超脱你从小长大的环境。任何离开从小长大的环境到另外一个文化圈子里面去的人，都不太可能在新文化圈子里融入主流文化，哪怕这个人外语讲得再好。&&&&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归属”的哲理性思考，张朝阳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自己在美国的职业、生活都相当不错，似乎也已进入主流社会，但毫无疑问，只有生他养他的祖国，才是他大展鸿图的用武之地。&&&&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世明也说过：“谈到我的回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显得比较私人化。那就是，如果拿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相比，我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我可以欣赏，也可以理解，但如果让我终生生活在美国那样的文化环境中，我想我会很痛苦，那种文化始终让我觉得和自己很不合拍。”而且，“留在那里，社会地位的压抑也会让人心理感到更不舒服。”&&&&
其实，“文化归属”的问题并不“私人化”，这正是新移民爱国主义思想观念的一大特征。&&&&
另一位名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晓薇，也在美国呆了十年，还与一位美国科学家结了婚，她从事人类遗传学基因工程博士后研究，并曾获得很难获得的美国政府科学研究基金，但是，据她自述：“我在美国的学习生活还是让我觉得很不快乐”，而且“越到后来活得越是浑身不自在”。最后，她毅然放弃这项很前沿的研究，告别美国丈夫，回国来做节目主待人。其原因很简单，她说：“魂牵梦绕这个词听起来很落俗套、很酸，也被很多人经常使用，但是在美国的时候，中国对于我来说的的确确是魂牵梦绕的。我在美国如果做梦，一定会梦到以前我在中国的生活，无论是在小时候，还是在大学里。”显然，这也就是文化归属问题。&&&&
最后，在如何报效祖国的问题上，老一代留学生在新移民之间存在着“无私奉献”与“公私兼顾”的差异。&&&&
在中国留学史上，自1872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以来，无论公派抑或自费，总是学成归来，奉献一切。他们的心情，正如留法诗人艾青所言：&&&&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真挚深沉的爱，所以当新中国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时，海外赤子莫不欢欣鼓舞，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把一切献给党”。例如张文裕和王承书，当年在美国因发现“张原子”而名震核物理学界。为了能归国服务，他俩历尽磨难，直到1956年才如愿以偿。不久，王承书奉命远赴大西北负责研制原子弹，夫妻从此长期分居，隐姓埋名，无悔无怨，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建立了卓著的不朽功勋。&&&&
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教授，是新时期中国留学生的杰出代表。有人指出，他所以能学成归来，是因为“祖国的需要，父老乡亲的声声呼唤，韩叙大使的语重心长，都深深地打动着陈章良的心”。也就是说，他的归来创业，跟钱学森、张文裕、王承书等前辈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响应祖国的召唤，一心一意为了振兴中华。但是，陈章良在接受也是新移民的名记者陈燕妮的采访时，他自己的说法有所不同：&&&&
这么多年的生活让我深深懂得：人，一定要很努力、很刻苦地工作，要义无反顾地为一个目标去奋斗，一是为自己，二是为社会。为自己和为社会，都是关键。&&&&
陈燕妮自称，她总是如实地写出对方的回答，“而且我最后的文字是不会给被采访人看的”，唯一的例外就是陈章良，“结果他看完稿子以后，马上把文章递还给我，一个字也没有改”。这表明，上述文字准确无误。但其中的着重号则是笔者所加，因为它至关重要，揭示了新移民爱国主义思想观念的最大特征――不像老一代留学生那样一味忧国忧民、无私地“把一切献给党”，而是从实现自我价值出发，把发展自己与报效祖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双赢。&&&&
曾经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的孙健君，把这一特征表述得更为直白：“以前，有人一提出：某某人从海外回国就会被说成是一种爱国行动，我觉得这是特别愚蠢的说法。我可以讲我是一个爱国的人，这种爱国本身没有任何政治因素，爱国是一种民族情结，尤其是在海外呆过的人更容易爱国，因为自己国家强大对于停留在海外的个人来说，等于有了一个支撑点。从这种角度上讲，我是爱国的。但是我回国发展绝对不是因为爱国，这点应该搞清楚……我选择回国属于一种自然选择，这种自然选择的出发点就是我想做点事情，跟爱国没有关系”。&&&&
孙健君是搞影视的，影视这一行在美国很难搞，华人很难进入美国的影视圈，于是他回到中国，组建公司，然后再到美国制作《环球影视》电视节目，策划举办“为中国喝彩”晚会。不料，他依靠祖国的力量反而成功了自己的事业。他说：“站在国内这个高度，我反而可以和美国那边的人平起平坐了。……如今的我已经代表一个大国，不管这个国家的现状与好莱坞有多大区别，毕竟能够引起对方的绝对注意”。而这也正是祖国所需要的，尽管他声称“回国发展绝对不是因为爱国”，事实上他是“为中国喝彩”了！&&&&
如果说，这种因在国外很难发展而有此特征是不足为奇的话，那么，电信专家吴鹰的回国动机，也许更有代表性。&&&&
吴鹰于1985年赴美留学，两年后便进入美国贝尔实验室（BELL
LAB）从事多媒体通讯研究。贝尔实验室名闻遐迩，作为世界电子革命的标志晶体管就是在这个实验室发明的，几乎所有搞通讯的人，都梦寐以求能到这个实验室工作。这里的研究条件非常宽松，研究人员可以自己确定项目，只要提交一个报告，上面批准之后就可以干了，并能百分之百地得到研究时所需的物质供应。此外，它还绝对称得上是美国福利待遇条件最好的公司之一。例如，公司在给员工提供的医疗保险中，连员工岳父、岳母的健康保险都包下来了，而最让人羡慕的是，贝尔实验室基本上从不解雇员工，一旦加入，就像进了一个“就业保险箱“。这在生存危机十分强烈的美国，过的实在是上帝过的日子。但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当他听说中国的发展很快，机会很多，吴鹰“自己为自己仔细想了一下”，便毅然放弃了这种“上帝过的日子”，决定举家回国。&&&&
他所以作出这样的抉择，严格地讲，并非出于传统的殷殷赤子情，拳拳报国心，响应祖国母亲的召唤，而主要是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他说过：“我在那里工作总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自己的能力只发挥出了百分之五十，所有的能量基本上都还蕴藏在自己身上，每天到实验室去工作只把自己‘脑子不笨’这一点给用上了。基于这样的想法，再加上国内发展的趋势的确不错，我最终还是决定在1992年回国了。”回国后，同样是由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他也没有像前辈们那样“把一切献给党”，而是选择了独自创业的道路，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Starcom公司，三年后又与Unitech公司合并成立UT斯达康公司，从事现代通信领域前沿产品的开发及生产研制。&&&&
吴鹰的自我价值，在国内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UT斯达康（中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管理着一家独资企业、两家合资企业、三个研究开发中心及遍布全国的十多家分公司和办事处，员工人数逾千名。1998年，他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亚洲50位明星之一。他自豪地声称：“我们回国做生意，国家的钱一分没有拿，大量地利用外国公司的技术和人才来为中国服务，这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我们在中国所有的赢利，没有一分钱转移到国外去，全都用于在国内不断扩展”，累计投资20多亿人民币。这表明，尽管他是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回国的，但其所作所为也正是祖国所需要的，两者非常和谐，相得益彰。&&&&
陈燕妮在《美国之后》的写作中，必定要向对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选择放弃美国而回到中国来？”这50位被采访人，异口同声，都说是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而祖国的需要又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优于美国的机遇。他们承认，从物质条件上来讲，美国和中国相比较就好像天堂一样，特别是科技教育，中国相差很远很远，几乎除了文科之外所有领域都是如此。但同时，他们又特别强调，中国和一成不变的美国社会相比较，无疑是个经济动荡、变化巨大、充满机遇的社会，在这里，到外都是生气勃勃，能觉出生命的活力和价值，诚如吴鹰所言：“我如果很久不回美国去，偶然回去一次，美国一定还是老样子；但是你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去，住在任何一个酒店，推开窗户一看，我敢担保你不可能看不到老吊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爱国主义根源之一。&&&&
&&&& 新移民与科教兴国&&&&
倘若探究“科技兴国”的来源，不必言喻，自然要上溯到中国早期留学生提出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国情，实际上“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但是一代又一代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则始终在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不懈地努力着，成就卓著，不少人至今仍未失去作为大学者、大科学家的崇高地位。所以，党中央把“科教兴国”正式确立为国策之后，当代的新移民也必定能凭借高素质、高学历、全方位介入高科技的优势，一脉相承，成为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对此，我们已经无须讨论。现今的问题，乃是新移民愿不愿意参与科教兴国和以何种方式为国服务最有利。&&&&
早期的留学生，“位卑未敢忘忧国”，几乎都是怀着“经世致用，报效祖国”的抱负去国求学的，很少有一去不返的打算。如今的新移民，则是把祖国的需要同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据粗略统计，追随前辈回国服务的仅有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一曾与国内有所联系，表示过服务意向；还有三分之一则杳如黄鹤、不再闻问。例如北京医科大学赴美学者多达400多位，但当校长前去招聘时，最终响应者却寥寥无几。显而易见，新移民群体中确乎存在着“愿不愿意参与科教兴国”的问题。&&&&
对于“科教兴国”无动于衷的新移民一般处于两个极端。一种是出类拔萃、活得特别滋润，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均是国内无可比拟的。另一种是一事无成，过得很累很惨的。“很多人到美国已经十年还在别人身边端盘子”，有位新移民说，“我有很多朋友甚至仍旧在别人的仓库里扛大包，而名义上被叫做‘仓库经理’，他们中的不少人患了‘一个胳膊细，一个胳膊粗’的‘职业病’；还有更奇怪的，一个棒小伙子坐在那里数扣子，一数就得数上一天。”这两种人并不是不爱国，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前者怕“衣锦还乡”后会失去这些优越的物质条件，后者则没法衣锦还乡，“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除非其境遇发生变化，不然的话，他们不太可能积极主动地为国服务。&&&&
与国内有所联系，犹豫不决的新移民，大致有两种心态。一位与新移民推心置腹地谈过话的记者指出：“这些朋友们真正想在美国呆一辈子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的想法还是希望利用几年时间换出个美国身份，他们最终还是想去国内发展”。此其一。其二是“回国的想法在出国没有多久就产生了，只是觉得已经拥有的如今这片天地来得挺不容易，也就是说，不知道如何舍弃在美国既有的这一切，才把事情拖了下来。”&&&&
其实，在进入新世纪并即将加入WTO的今天，新移民都在思考自己回国还是不回国的问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而回国的人之所以还不那么多，是因为很多人还没有看清楚、想透彻。对此，已经回国者的心路历程，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
回国服务的新移民，通常都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灵活态度，他们所以决定回国，首先是因为看透了居留国（至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觉得并无多大吸引力。以美国为例，据一位出身于“留学世家”的新移民分析：“美国人的梦想其实特别简单。他们希望自己的家庭比较安稳，有幸福的婚姻，最好生两个孩子但是只有一个也可以，收入稳定，有两辆车，有一座房子，房子的分期付款年限为三十年，假如有点闲钱的话还能度个假，能出国度假当然更好，仅此而已”。她指出，“这个梦想应该说和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已经相差不多了。细微上的物质差别肯定是有的，但是这种差别不应该把人的脚步完全绊住，一个人不能因小失大”。于是她回国了，而陈晓薇也是因为深入美国生活，揭开了国度距离而产生的神秘面纱，看透了人生机密之后，下决心回国的，“如果自己以后三十年的路我在今天就看得见的话，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其次，他们不愿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特别强烈，并认为国内比国外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已知道，“最能发挥我作用的，是必须做一些跟中国有关系的事情，不然的话，我跟美国人比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特长”。后来他如愿以偿，在母校谋得一个与中国方面联络事务的职位。但是天长日久，他又进而发现，“美国社会整个一切一切的事情，基本上都跟我们在文化圈之外的人没有关系，长期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慢慢地就会忘了当初的抱负，最后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在郊外有一栋洋房，有几辆车，孩子能上最好的大学”。同时，他因工作关系频频回国，又看清了自己在国内就在文化圈之内，这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环境。他于1995年岁未回国，经过并不十分艰难的三年努力，就推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搜索引擎“搜狐”（SOHU），并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中国访问人次最多、知名度最高的中文网站。1998年，他跻身于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50位全球数字英雄”之列，举世闻名的美国《读者文摘》、《商业周报》、《财富杂志》等报刊予以全面报道。他还跟许多“很核心的美国人”打过交道。他指出：“如果我像过去一样停留在美国的话，这些人我是不可能见到的，或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见到他们，才能和他们一起做生意。但是我立足于国内再回到美国之后，因为我带来的是一种他们所没有的机会，我和他们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就显得非常被重视，所以越回国呆就越觉得当时所下的回国决定绝对正确。”也就是说，被摒置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新移民，一旦回国，便可能备受重视，成为与“一等公民”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
另一位新移民刘迟，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做“国内没出去的人和单纯的美国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后来也是回国发展，成立希尔西投资集团。他也说：“如果光是谈过日子的话，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恰恰相反，当时我却有种恐慌感。这种恐慌感来自当时我的生活感觉中根本没有自我。”他觉得，金钱、美国梦，“好像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而回国之后，人却活得很充实。“当然，国内的问题确实很多很多，刚开始我自己也存在无数疑问，但是我的自我价值在国内反而找到了，通过我经营思路的贯彻和我所搞项目的发展，我觉得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就感。在美国，这种成就感就没有在国内强烈”。因此，那些犹豫不决的新移民向他咨询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从大方向来说，国内这几年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机会，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关键是你怎么去把握它”。&&&&
新移民以何种方式参与“科教兴国”？答案自然是五花八门的，但其最佳形式，无疑是创办高新技术产业。“留学人员创业园”正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宁波、大连、苏州、福建、济南等九个园区被科技部、人事部、教育部联合确定为国家级示范建设试点。而其中的最大企业，就是UT斯达康公司。1999年，公司被美国权威《Inc》杂志评为全美成长最快企业，排名第34位；2000年，作为首家由新移民创办的高科技通信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每股发行价为18美元，第二天即以68.125美元作收，共发行1286万股，涨幅达278.47%，现在市值仍达20亿美元。&&&&
考察UT斯达康公司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一是“哑铃模式”，二是“国情观念”，三是“团队精神”。&&&&
所谓“哑铃模式”，是指企业在国内和国外都设有公司并熟悉这两个市场。UT斯达康的总部在美国，在加州和新泽西州设有研究开发中心，员工都是从贝尔实验室等大公司里走出来的专家学者，掌握着美国最先进的技术。而国内公司，据吴鹰介绍，曾是新移民的约占20%，但他们并不固定在国内，而是在中美两地的公司里轮流工作“因此，实际上整个人真正‘全部回来’的人数占公司中员工的百分之五左右”。这样的模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公司既了解美国的科技进展，又清楚中国的实际要求，并非闭门造车、凭想象推测中国需要什么东西，所以研制出来的产品，不仅科技含量高，常为天下先，而且适销对路，应用范围广。比如PASTM无线接入系统/“小灵通”无线电话，就是UT斯达康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结合中国国情开发的高新技术产品。它利用先进的微蜂窝技术，结合固定电话网络、无线投入及传输等手段，为用户提供可在城市范围内移动使用的无线电话，而其语音质量和价格则与有线电话相一致，因而自1997年开通第一个2000门PASTM无线接入系统以来，到2000年9月，“小灵通”已飞向全国60多个城市，用户近80万。&&&&
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设在上海浦东的微创医疗器械、吉尔生化、大道计算机、易趣网等公司，都是“哑铃模式”的企业。&&&&
所谓“国情观念”，是指公司的经营理念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诚然，美国是个资本社会发展得非常成熟的国家，商品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在美国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就是能够成功的东西。但是，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都需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何况做生意，岂能把国外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而要适合中国国情，则非入境随俗、深切地了解中国不可，尤其是要吃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国情。吴鹰认为，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新移民与外商乃至港台商人相比，最具优势，因为他们的思想、行为还是很中国化的。&&&&
比如在“中国人需要什么东西”这问题上，按照西方人的观念，“老子是名牌公司，我的东西就要卖得贵”。但吴鹰知道，中国人讲究的是物美价廉，经济实用。所以在设计产品时，去掉一切“花里胡哨”的东西，在实用的基础上投入最先进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别人用五个芯片来完成的东西，他们只用一个芯片就可完成功能，这样，成本就比别人低得多。同时，他也深知在国内销售产品，价格必须定位适中，太低了人家反而会怀疑产品是否很次。又如在“怎样打开中国市场”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做生意靠传真、电话就可以完成，很多生意伙伴从未和对方见过面，不需要请客吃饭。但吴鹰回国不久，就明白在国内做生意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关系、关系、关系”！也就是说，要把人际关系当作生意的头等大事来抓。他很快适应了请客吃饭，“通过肠胃来建立感情”。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市场逐步走向规范，他又及时调整，把三大要件修改为“实力、技术、关系”。而在技术方面，他也格外注意不搞“全盘西化”，固执地照搬国外最先进的技术，而是通过深入的市场调查，适当降低引进技术的先进性，使之能比中国国情略为超前而不过分。这就是行之有效的所谓“半拍理论”――比国际先进慢半拍，比国内潮流快半拍。&&&&
这条经验，实在是至为关键。不少新移民回国创业，正是因为不明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事业的重要性而以失败告终，很多人不得已又回到国外去了。对于一个满怀期望的新移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此，成功了的UT斯达康，在其广告牌上自豪地写着“海外学子，报国有门”。&&&&
所谓“团队精神”，是指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四位领导分工合作，普通员工利益均沾。斯达康公司与Unitech公司在合并之前各具优势，前者有良好的上层关系，以生产软件为主，后者则有硬件产品出来，和国内下层的电信局关系很好，两个公司的产品不太一样，人才结构也不太一样，但这些“不一样”恰巧都是互补的，所以合并之后如虎添翼，优势立刻显现。公司的四位创办人各管一摊，分工明确。吴鹰守着国内做生意，薛村禾在美国盯着产品的研究开发，孙正义与陆弘亮则在美国加州负责公司上市的事务。而他们在公司股份中占有的百分比却越来越小，因为公司的资本是全体员工的，大家都有权购买股份，都是公司的股东，所以吴鹰戏称自己的公司是“资本共产主义”式的公司，公司的凝聚力极强，很多人每天都会工作至夜里十二点钟甚至两点钟。&&&&
这条经验，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因为缺乏团队精神，正是中国人一大弱点，和别人合作往往生怕自己吃亏，喜欢单枪匹马，人人都想做老大，而结果，充其量只能小打小闹，不成气候。可喜的是，与吴鹰“所见略同”的新移民为数不少，工作中非常注意发扬团队精神，而最近几年，有些新移民干脆就以团队形式回国创业，志同道合，事业大成。&&&&
新移民参与“科教兴国”的另一种间接的主要形式，是为外国公司做中介代理。&&&&
随着对外开放的力度增大，西方跨国公司、大财团纷纷抢滩，急于占领中国市场，却无不面临中西方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商情隔阂等问题。在合资企业中，常常是中方同意的事，外方一定不同意，反之亦然，结果严重影响企业发展，甚至不欢而散。这里的症结，并不在于双方有没有签合同，也不在于股份方面谁多谁少，关键就是合作双方的文化差别导致决策差别。而新移民既熟悉外国的经济、科技及社会文化，又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用美国盖洛普公司在中国代理人方晓光的话来说，“我深深了解族裔语言的背后会隐藏着一大堆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如果由他们来促进中外经济技术的合作交流，必定比洋老板容易得多。因此，外国公司特别重视聘用学有专长的新移民作为开拓中国市场的代理人。据某咨询机构统计，美国大公司派驻中国大陆的代理人，65%是我国新移民。&&&&
中介代理人对于祖（籍）国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发挥吸引资金、技术的作用。美国著名的工程公司诺尔集团，就是靠一位来自广州姓林的新移民，利用他曾在重庆工作关系，穿针引线，多次往返中国考察，提出研究报告，促成该集团参加中美合资，兴建重庆一座大型水电站工程，总投资达6.5亿美元。原为东方歌舞团演员的朱明瑛，曾做过好几家美国公司的代理。她说：“在这方面，我在美国等于做了中国人的耳目，我曾经让美国人把一个85万美元的项目用44万签了下来，为国家省了40多万美元”。另一位新移民熊晓鸽，在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担任亚太区总裁之后，干脆就把该集团在亚太地区运行的重点迁移到北京，使集团所参与的媒体，从两个发展到20多个，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和南京等地，国内的员工人数也由不足30人增加到数百人，在国内总投资达6000万美元，每年向中国上缴数千万元的利税。他谦虚地表示：“如今，我所扮演的是为增加公司对中国的信心而不断地做工作的角色。我不愿意用‘桥梁’这个被别人用滥了的词来形容自己。简单地说，我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这样一点：只要我认为好的项目，公司董事会基本上会相信我的判断，这个项目也最终能够得到实施。可能我在美国受到的教育和在美国积累的一些经验，让我能够更准确地把中国的事情用美国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有助于董事会增加对我的信心。”&&&&
除了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积极参与高等教育事业，也是新移民为国服务的主要形式，具体而言，一是比较，二是改革，三是学术交流。&&&&
作为中外两种不同教学手段与结果的亲身经历者，他们最有资格对两者加以客观比较，而形成的共识，早已尽人皆知，这就是废除国内僵化教条的硬灌方式，大力倡导国外流行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他们在回顾自己的留学生涯时，几乎无一不是由衷地表示出感激之情。同济大学副校长吴世明教授说过：“我深深知道，美国的那几年生活，让我整个人有了很大改变。我是在美国读硕士和博士的，然后又做过博士后研究，这些经历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的生活状况，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思想”。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也认为，影响他性格成长的有两个因素，第一来自他从小生长的环境，第二则来自美国的高等教育。“美国让我形成了意识自立和独立生活的习惯，也形成了我善于思考，勇于奋斗和勤于管理的能力，甚至我如今能够按条理来说话或者做学术报告，其实也都是从美国学来的”。&&&&
最近，中美两国教育界的专家笔者和大中小学教师代表聚集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研讨“21世纪教育标准及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不料，竟上演了一出一个想冲出去，一个想挤进来的“围城”大戏――中国要“减负”，美国要“增负”；中国要学创新教育，美国要学“死记硬背”；中国教材正由统一化向多样化区域化过渡，美国教材则由分化向统一靠近。但这一切，都是就基础教育而言的，高等教育则没有异议。许多中国教育专家认为，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加上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世界级人才的最佳组俣。所以吴世明和陈
良，虽然自己选择了回国之路，却鼓励手下的研究生出国深造。&&&&
正是出于这样的切身感受，当这些新移民回国执教时，自然而然地展开了对于现行教学方式的改革，连小小的一堂舞蹈课也变得强烈冲击，北京舞蹈学院高度教授指出：“现在上的课根本不需要备课，因为这些东西我已经教了20多年了，我闭着眼睛就可以把这些组合教给学生。我觉得舞蹈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去探讨如何开发学生的思维，怎样去提高学生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中如何运用他们个人的思想去理解舞蹈。很明显，我们是这方面的开发是不够的。所以我提出要体现个人的艺术观点，就是让学生们自己去创造一些东西。我在美国感受到的东西，在目前我教课时不知不觉都用上了”。&&&&
在高教战线，陈章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于1987年回国，筹建北大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一年后建成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时年27岁；28岁晋升教授，31岁任北大生物系主任，上任伊始，他采用美国的办学系统，大刀阔斧改革系里结构。首先是取消教研室，减少中间环节；其次是成立“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使生物系中最穷的第一跃居于富系之列。两年后，他又把原生物系变成了生命科学学院，下设六个系，自任院长兼生物技术系主任，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半数以上赴美深造。35岁时，他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校长，主管科研，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成效显著。如今，这些改革举措已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花。陈章良亦曾自豪地宣称：“留学生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他们在带动一代人往前走。算起来，我们应该是第五代留学生，其中留美的占多数，历史再翻过十年，十年之后你再看我们这批第五代留学生，他们为中国所作的贡献将会是第四代留学生无法比拟的”。&&&&
而定居海外的留学生，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但他们很愿意利用假期前来讲学，或合作研究，他们带来了国外走进的学术成果和教学方法，犹如沉滞不动的空气中吹进一股清新的
欧美风，时间虽短，成效显著。因为对大学生、研究生来说，有时会因一堂课、一位名人、一个新观念而改变他们的一生。同时，新移民还以推动居留国与中国在教育科技方面的学术交流为已任。在国外成立了各种专业团体，定期举行报告会、研讨会、筹款出版书籍、杂志，旨在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了解与合作。例如中国留学经济学会，每年夏天，召开年会，专题研讨中国经济改革
难问题，不仅成为北美和中国大陆学术交流的桥梁，而且备受中国政府高层决策者借鉴咨询。&&&&
在清华大学九十华诞的庆祝大会上，江泽民民主席指出：到世纪中叶，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离开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要继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在全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毫无疑问，离开这些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尖端科学的新移民，这一伟大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是这一伟大目标的指引和鼓励下出国留学的，而其回国后的实践，也证明了他们是“科教兴国”时代最有价值、最为急需的宝贵人才。据统计，他们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占有半数，在国家“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中占据三分之二的名额。&&&&
&&&& 新移民与侨务工作&&&&
新移民之于侨务工作，其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这不仅因为他们是“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还由于新陈代谢这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老一代华侨华人日渐凋零，他们的后裔对祖籍国的中华情结已经淡化，甚至消亡，而新移民则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其数量与质量必将同步发展，逐渐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放眼未来，新移民势必是侨务部门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而且为期不远了。&&&&
面对悄然崛起的新移民群体，原先与老华侨打惯了交道的侨务干部，无论在思想认识还是工作方法上，都需要有所改变，要经历一个适应、深化、完善的过程，据调查，目前有不少侨务干部，往往只是奉命行事，而非发自内心的重视，思想深处、潜意识中，颇有一些异议，因为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工作效率。所以，辩析几种有代表性的错误观念，以便端正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效率，已成侨务部门开展新移民工作的当务之急。&&&&
第一，“出国就是不爱国”。这是一个自5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左”的观念。本来，移民海外，古已有之，从未间断，华侨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中华民族是个眷恋故土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往往是返乡生计无着，因而令人同情，自古以来从未指责过移民不爱国。但40年代后期的移民大潮，其深层次的动因，不必讳言，乃是出于对共产党政权的恐惧而离开大陆的，新中国成立后，又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越演越烈，“文革”时期登峰造极，家中若有海外关系，个人前途一片黑暗。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出国就是不爱国”的观念，而且根深蒂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新移民，大都连自己也这么认为，不得不表示一番（参见上述《人到中年》之信件）。&&&&
诚然，新移民并非个个都是爱国者，但是80年代后期的移民大潮与40年代后期的移民大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深层次的动因恰恰相反，乃是响应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负笈海外的。宁波市有3000多名新移民，最近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几乎无一不是留学生背景，对祖（籍）国毫无怨气或怒气，相反，充满了赤子之心、关爱之情。况且，我们既然能善待40年代后期出去的老华侨，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用“出国就是不爱国”来看待新移民呢？出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不回国就是不爱国”。这是国人对照前几代留学生不惜任何代价回国奉献而形成的观念。中国留学史上有过5次高潮。旧中国灾难深重，战乱频仍，可一代又一代的留学生，无论公派还是自费，甘愿抛弃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前赴后继，回到祖国奉献自己的知识才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回归热”，更让人们坚信：中国留学生具有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优良传统。事实上，大批留学生学成不归，定居海外，确是最近20年才出现的特殊现象，人们前后对照，特别是对那些公费派遣而滞留不归者，也就很容易产生“不回国就是不爱国”的观念。&&&&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时代的发展会造成价值观的差异，新移民正如前述，他们与前辈不同，重物质而轻精神，其居留国为了国家利益向高层次人才大开方便之门，生活待遇优厚，工作环境如科研设备、研究经费、学术交流、知识更新，更非国内所能比拟，这是促使他们学成不归的主要原因。他们基本上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随着国内的物质文明逐渐优化，“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情景定会出现。据美国权威刊物《新闻周刊》统计，1998年学成返回的中国留美生达7397人，几乎是1990年的5倍；1999年在哈佛大学取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的12名留学生，有半数已回大陆发展。同时，我们还应有辩证的观点，不回国既可说是“楚材晋用”，也能看作“楚材晋储”，目前发达国家比较适宜于新移民成长发展，我们大可当作中华民族的“高级人才储备库”。何况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使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人才的居住地已无关宏旨，只要“都有一颗中国心”，不管去哪里皆可报效祖（籍）国，服务的方式亦是多种多样的。&&&&
第三，“引智不如引资”。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要求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观念。新移民与老华侨相比，后者文化素质偏低而经济实力雄厚，常常以慷慨解囊来报效祖国；前者则是有专长而囊中羞涩，只有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国服务。所以，对待这新老两代移民，确有“招商引资”与“招贤引智”的差别，智力引进是做好新移民工作的一条比较理想的途径。然而近年的实践表明，某些急功近利的决策者，存有“引智不如引资”的偏见。因为引入资金，看得见，摸得着，拿得出，说得响；而智力引进，尽管投入少、效益高，可惜看不见、摸不着，尤其是在自己的任期内，未必有显著的成果，看不出，说不响，所以兴趣不浓，力度不大，敷衍了事，爱把精力、经费集中到招商引资，而具体操作的职能部门如侨办，长期以来也同样习惯了“引资”工作。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这既成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方式，使他们在面对新移民及其“引智”新课题时，往往想不出适宜对路的办法，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措施。缺少对策，必然缺少热情，也难免会产生“引智不如引资”的想法。&&&&
但是当今世界，智力在某种意义上要比资金远为宝贵，世界各国都在竭力网罗高层次人才便是一个明证。新移民虽然缺少资金，但他们携技术、携信息，携市场营销组织手段，或者是把新的管理方式带回祖国，也就是说，他们是用一种前途无限的崭新理念来报效桑梓。这对即将加入WTO的中国而言，其意义的深广性实在是非同凡响的。显然，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国家吸引新移民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优惠，一个回国创业的热潮渐趋高涨，这对每一个省市来说，能否成为弄潮儿，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是，如果继续执着于“引资”而不重视“引智”，那是肯定抓不住机遇的。&&&&
第四，“文科不如理科”。这是一种引智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某些急功近利的领导，片面理解“科教兴国”，以为只要大力引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多办高新技术产业就万事大吉，而人文社会科学如文学、历史、哲学、法学、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管理学、教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人才，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则可有可无，不进也罢。殊不知文科与理科有着不可或缺的互补性。科教兴国，必须保持文理平衡，不能只强调应用科学，否则，科技的发展就会扭曲、窒碍。最近几年兴起的高校合并风，原因之一，就是痛感过去“文理分家”的办学模式带来诸多弊病。同样，假如某个省市不能提供在法律、金融、税收、会计、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和知识产权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服务和相应的保护，要想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建设高层次留学人员创业园，无疑是缺乏吸引力的，因为人才不配套，软硬条件脱节，必将影响高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而那些卓有远见的新移民，亦已开始以人才优化组合的“团队”形式回国服务。&&&&
应当指出，中国文科人才的紧缺其实更甚于自然科学。十年浩劫中“大革文化命”，法学、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和专业遭受灭顶之灾，形成空白断层，新时期以来虽逐渐恢复，但要与国际接轨尚需时日。而且，中国加入WTO之后，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人们的思想观念必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迫切需要这些方面的专业人才来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如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市场经济行为规范化，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分析与预测。凡此种种，都离不开受过专门训练，熟悉国际上最新发展成果的文科人才，而中国在短时期内是无法通过自行培养来满足需求的。&&&&
第五，“中介代理就是洋奴买办”。为跨国公司驻华机构担任中介代理的新移民，在沟通中外双方经济技术的联系方面，已经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但也无可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终究是代表着受雇单位的利益，除非双赢，不然就难免会令国人想起旧社会为洋人效劳的“买办”。不难预料，一旦中国成功加入WTO，“中介代理就是洋奴承办”的观念可能会日益漫延。&&&&
买办是近代中国门户开放后，为适应外国商人在华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特殊群体，是在华外国行号的中国经理，在外国行号同中国人的交易中充当中介人，一般由熟悉当地市场、拥有专业知识和经济实力的中国商人担任。长期以来，买办一直被视为洋奴卖国贼，近年来才有一分为二的积极评价，肯定大多数买办也有一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民族自尊心，他们在买办生涯中向西方学到了不少经验，并将学习所得应用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如其中势力最强的宁波籍买办，对于现代宁波商帮的崛起并称雄于中国工商界，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的这批中介代理，虽然其工作性质也属买办，可思想感情和奋斗目标，是与老一代买办迥然不同的。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党的教育直至大学毕业，有的还经历过“文革”磨难，深知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国策来之不易，出国后又切身体验到“二等公民”的屈辱，所以，他们非常关心祖（籍）国的进步与发展，希望能为国内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尽已之力。诚然，他们不太可能“无私奉献”，而代之以个人利益得到保护的“兼顾”，但他们绝对不会步旧社会买办的后尘，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完全站在洋主子一边，而是以各种形式努力促进中华民族的进步与繁荣，如前述之熊晓鸽。他还在母校湖南大学设立了总额100万元的“熊晓鸽奖学金”。&&&&
据调查，担任中介代理的新移民常常有“夹在中间很难做人”的感慨。我们应当抱理解、支持的态度，保护、培育这一促进对外开放、活跃中西交流的桥梁。&&&&
除了端正思想、统一认识，侨务部门要做好新移民工作，还必须高度重视两个战略性的问题。&&&&
首先，侨务部门应尽可能全面、系统、及时准确地掌握新移民的基本情况，并通过深入研究来制订具体的工作策略。&&&&
由于新移民是在20世纪未期才崛起海外的华人群体，而且其速度之快、变化之大、受人之器重，全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此，面对这一前所未遇的崭新群体，侨务部门确实有点儿措手不及，关于新移民的基本情况，从地方到中央，各部门恐怕也不敢说已经全面系统地加以把握，因为目前的统计与分析，也不可能做到准确与及时。比如，经常有人拿新移民与老华侨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离开校园后，面临着寻求发展机会及合作伙伴，争取权益等方面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努力谋求自己的学术、社会、经济地位，实现自我价值，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因此，“思想观念也逐渐由老一辈传统的‘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变”。这一结论显然不合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华侨华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心态混为一体。试想，当老华侨初涉海外，立足未稳时，究竟是和新移民一样急于“落地生根”还是一心一意希望“落叶归根”呢？事实上，“落叶归根”不过是一部分功成名就，思乡心切的老华桥的晚年心态而已。而且，新移民的回国人数比例，远远高于“落叶归根”者占老华桥的人数比例。毫无疑问，假如我们依据“落叶生根”的传统来制定策略，必将误导新移民工作，以为他们不大可能回国服务，而现实与可以预见的未来，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又如，现有的大量分析都强调指出，新移民非常关心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希望与国内相关部门保持联系，以各种形式努力促进中华民族的进步与繁荣”，却不曾像本文第一节所述，揭示新移民的为国服务，是以实现自我价值出发的，与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前途密切相关。最近几年，侨务部门为做好新移民工作而设想了许多办法，但是显而易见，假如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根本特征，不是针对他们的自身发展来做动员说服工作，那么，再多再好的办法也是
徒然或事倍功半。&&&&
古人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指的就是透彻地了解自己和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特征之后才能成功。不可否认各级侨务部门对新移民都知之甚少，所以当务之急，应从新移民最基本的信息资料的统计入手，通过各种途径，运用现代化手段，建立健全新移民数据库，并与之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及时地调整充实各类数据，同时也向他们介绍国内科教事业发展状况和他们所关心的方针政策，使双方都能“知已知彼”。这是侨务部门开展优质服务必不可少的基础。&&&&
其次，侨务部门应促使各级政府成立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由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各部门参与，侨办负责牵头，以切实解决新移民为国服务前后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新移民为国服务尤其是回国服务，实际上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机关、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工厂企业等方方面面，这些部门各有归属，由于管理体制不顺，政出多头，各行其是，很难通力合作，甚而出现有利益你争我夺，遇麻烦互相推诿的尴尬场面，致使新移民碰到困难，往往得不到妥善解决。比如，回国创业的新移民普遍反映，只有左手写技术，右手握资金，才能顺利发展，光是带技术，哪怕是高新技术也无人识宝，得不到资金援助。他们指出：“有关的贷款如果能稍微放宽限度，就会给一大批留学生企业导引出更宽的出路，但目前国内的政策却不行。”又如，陈晓薇以放弃专业、离别丈夫的代价来到中央电视台，而且只做一名临时工，可是各个方面却向她索要五花八门的证明，有很多名称她从没听说过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开。她说：“遇到这个让我一度真觉得万念俱灰。我心里想：怎么这样啊！我辛辛苦苦回来倒不是说为谁做了牺牲，我只是想来工作，为什么必须得出具这些毫无意义的证明呢？”回国头两个月，她伤心得随时准备回美国，而当此类问题发生时，侨务部门却爱莫能助，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做好侨务工作，说到底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竭诚服务，其中当然包括“引后服务”。因此，倘若有这样一个权威性直辖市机构，由侨务部门具体联络、落实，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否则，招贤引智的成果很可能得而复失，甚至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从长远来看，为了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新移民更好地为国服务，设立一个统筹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威性协调机构，是很有必要、大有作为的。
参考文献：&&&&
庄国土主编《中国侨乡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燕妮著《遭遇美国――50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上、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陈燕妮著《美国之后――50位 美人士的归国之路》（上、下），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姚公骞等主编《中国百年留学精英传》（1―4），百花 文艺出版社，1997年。&&&&
王春光著《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国务院侨房办公室主编《侨务工作研究》，1995年―2000年&&&&
&&&& 课题主持人：宁波大学
戴光宗教授&&&& 课题组成员：宁波大学
陈厥祥副研究员&&&& 宁波大学
吕丛笑馆员&&&&
宁波市侨办刘国平副主任&&&&
宁波市侨办陈小滨处长&&&&
宁波市侨办孟水苗主任科员&&& （宁波侨务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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