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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学长周瑾。

身为上海某著名学府破格聘任的副教授，头顶着“青年XX学者”、“海外引进人才”、“XX学科带头人”一长串名头，周瑾春风得意地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

整个会议中，周瑾是唯一一位使用全英PPT的学者，讲解过程中也不断交替使用着中英文，还在PPT里给大家展示了自己此前在留学期间与国内外学界前辈、社会名流的合影。他发型一丝不苟，金边眼镜，低调又不失华贵的商务休闲套装，一派学术精英的形象。伴随着报告结束，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众多同行学者的啧啧称赞。

我坐在会议大厅的角落里远远地望着，突然感觉眼前的周瑾非常陌生。随手拍了张照片，发到大学好友的微信群里，不久就有人问：“是瑾哥？”有人发了竖大拇指的表情，有人回复“牛逼”，还有人让我去跟他“交流一下，叙叙旧”。我有点犹豫。

“他当年借你们的钱，还了没？”思量再三，我在微信群里问道。

过了一会儿，有人回复说：“X，你不提钱的事我都忘了，没有啊。”有人说：“我好友列表里找不到他了，把我删了？”还有人鼓动我找周瑾要钱，“一两千也是钱，帮我要回来分你一半。”

看着大家的信息，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决定还是不跟周瑾打招呼了。

周瑾比我大3岁，高我2届。我们在同一个工厂家属院长大，大学也是同校，还都在校足球队踢球。从2007年至2013年，我们做了6年的好兄弟，我也喊了他6年“瑾哥”。2013年末的一天，他毫无前兆地不辞而别，自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依稀记得那天中午，周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正请人吃饭“办事”，带的钱不够，让我给他转点钱应急。我给他转了1000块，周瑾嫌少，问我“还有没？”我又转给他1000，说手头只有这些了。收了钱之后，他就“消失了”。

我自以为，的确没有必要为了2000块专门找他，但2014年春节假期好友聚会，大家一起聊起周瑾时我才知道，他不只找我借过钱。

“不该啊，他那么好面子的人，平时从来不借钱。我以为既然他开口了，就肯定是真遇到了难处，没多想就转给他了。就3000块钱，他至于玩失踪么？”朋友同样对周瑾的做法感到不解。后来大家合计了一下，光在座的9个人加起来，就借给周瑾4万多，当然，也无一例外地都跟他“失去了联系”。

饭桌上，有人提议去周瑾家看看，别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有人说算了，一群人大晚上跑去他家，搞得像上门要债一样，不好看。后来，只有朱明去了一趟。

朱明是我们之中，借周瑾钱最多的人。那时候，在周瑾的一再催促下，朱明从自己信用卡里给这位“好兄弟”透支取现了2万块，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朱明回来后告诉我们，他才知道周瑾在省城的那个房子是租的，已经换了住户。辗转找到房东，房东说周瑾的母亲回老家养病去了，至于周瑾本人，房东也不清楚他的去向。朱明又通过周瑾的研究生同学才打听到，周瑾可能出国留学去了，虽然也要来了周瑾的“新”联系方式，但电话打过去依旧提示“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啥意思？卷钱跑了？”有人问。

“不至于不至于，他家那么有钱，差你这几千块么？”也有人说。

“有钱？他家房子都是租的，房东说周瑾还欠他两期房租没交，是偷偷搬走的。周瑾不是一直说自己家在XX苑的别墅区吗？他爸不还是XX公司的老板吗？我去过XX苑小区，压根没他这号人，XX公司的老板确实姓周，但和周瑾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要回那笔钱，朱明花大功夫做了一番调查：“他爸早就病死了，他妈以前是汽车厂的工人，在XX学校门口开小卖部，后来摆夜市。什么留过学，什么‘私生子’，都是扯犊子的……”

消息一出，众人愕然。整个大学期间，周瑾一直以一副极为体面的形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你搞错了吧？看他以前的样子，不像是装的啊？就算装，也装不了这么多年吧？”依旧有人在质疑朱明的“情报”。

“不信你问！他以前是XX学校的，肯定见过周瑾他妈！”

我想，如果不是我也被失联前的周瑾借过钱，朱明八成会把我当作周瑾的“同伙”吧。

我的确很早就知道周瑾学长的底细，但绝对没有想到他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

就像朱明后来查到的那样，周瑾家并不住别墅区，父亲也并非公司老总。周瑾的父亲是水泥厂的普通工人，早年病故，母亲是汽车厂职工，下岗后在厂子弟中学门外开了间小卖部。千禧年前后，省城掀起足球热，我也是那时在学校足球场上认识的周瑾。但那时他还不叫周瑾，叫周成龙。

周成龙原本在水泥厂子弟学校就读，小学四年级才转到我们学校，此后一直稳居年级前几名，也成了他母亲小卖部的活广告，以至于每次学校张榜公布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和排名时，他母亲的小卖部里都会迎来一批“取经”和购物的人潮。

“我儿子学习好哩，用的就是这款XX（产品）……”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当年周成龙母亲的广告口头禅，而她口中的“XX”代表了很多东西，有时是文具，有时是辅导书、营养液和学习机。

小学毕业，周成龙报考了市外国语学校的私立初中，原本已被录取了，但不知为何没去读，而是回到了我校初中部。学校还组织过一次全校大会，邀请周成龙为低一两届的我们分享经验。

一次大家一起踢球，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要知道当年那所学校在省城有“初中里的清华北大”之称，但周成龙并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是自己不想去。我也是后来才听说，外国语初中的学费很高，一年大概要1万出头，周成龙的母亲负担不起。有人说小卖部生意那么兴隆，不该为这笔钱发愁。但也有人推测说，从私立初中毕业后，肯定要去双语高中，然后出国留学，即便周成龙的母亲可以勉强供儿子读完初中，但之后肯定难以为继。

好在初中时周成龙的学习成绩依旧拔尖，中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实验中学。那年，学校招贴栏里贴着周成龙的大幅宣传海报。一次我路过小卖部，还看到教化学的陈老师正从店里匆匆走出来，手里捧着一包练习册——据说连她也来找周成龙母亲“取经”，希望次年中考的儿子也能像周成龙一样。

高中三年，周成龙偶尔也会回来找我们一起踢球。在全省最好的高中里，他依旧名列前茅，不但进了“实验班”，还去北京参加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拿了奖。

而有了“儿子中考状元”的名头，周成龙母亲小卖店的生意愈发红火，后来甚至连周边学校的家长也纷纷前来“取经”。

在周成龙之前，初二年级部王老师的儿子王府园算是我们工厂子弟中的第一位“神童”。王府园中考后同样去了省实验中学，考上了复旦，毕业后又去英国深造。

周成龙考上省实验中学后，人们开始习惯性地拿他跟王府园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按照周成龙的成绩，应该会比王府园更“厉害”。

“起码是复旦南开吧，弄不好得是清华北大，你看王府园当年只是偶尔年级第一，多数时候十名左右，周成龙可是多数时候第一，偶尔十名以内，以后可不比王府园厉害？”

“你说刘婶子（周瑾母亲）也是厉害，自己大字不识几个，养出的儿子咋这么会读书？”

第二年中考前的春天，学校特地把周成龙请了回来，和几年前一样给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分享经验。主席台上的周成龙穿着省实验中学的校服，胸前别着校徽，讲自己的“复习方略”。最后，学校领导致答谢辞时说，周成龙的高考目标是北京大学，也预祝我们和周学长一起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2007年，当我在师大校园的操场上见到已经改名叫“周瑾”的周成龙时，一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校的录取成绩只比一本线高十几分，按照当初大家对周瑾的预测，他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来这里读书。

“在哪儿不是读书？咱这儿不也挺好。”我和他打招呼，周瑾撂下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后，便带球走了。只是在那场球赛结束时叫住我，说了句：“没事不要跟别人聊我的事情。”

我一时没弄懂他要表达什么。“他的事情”是指什么？又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聊？但既然他开了口，我也不便多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周瑾。

那时周瑾的母亲已经不在学校门口开小卖店了。市里对中学门口的平房进行了棚户区改造，小卖部和平房一起拆迁。之后周瑾母亲去了大市场，在那里租了摊位卖布。她依旧喜欢把儿子周瑾挂在嘴边。每当遇到相熟的客人，聊不了几句便会把话头扯到儿子身上。

“你说我们图个啥？不就是图孩子能有个出息，别像咱一样，这把年纪了还要吃这份苦。龙龙（周瑾小名）成绩好，以后不得再读个硕士博士，弄不好还得像王老师家的园园似的，出国待几年，钱从哪儿来？不就得靠咱挣嘛！再辛苦几年，等到他们出息了，咱有的是清福要享哩！”

那些年，经常可以看到周瑾的母亲出摊前或者收摊后，一边蹬着三轮车一边大声地向同行者夸赞着自己的儿子，同行者大多报以羡慕的目光。虽然当时的周瑾并没有实现去北大读书的愿景，但在周围人眼里，他已经是一位佼佼者了。

我和周瑾在中学时代便一起踢球，虽然过去的我们也不算太熟悉，但我总觉得，作为“老乡”兼校友，两人的关系会更密切些。但在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我却逐渐感觉到，周瑾似乎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排斥我。

为了加入球队，我接连参加了4场选拔赛。原以为是自己技术不过关，但相熟的队友却告诉我，是“周队坚持不同意”，全是一些模棱两可的理由。直到后来有老师出面干涉，他才放弃了这个要求。

但等球队开始训练时，周瑾又开始多次透露出希望我主动退队的想法。除训练和比赛之外的球队集体活动，也尽可能不通知我。我找他提意见，他只说“忘了”。甚至有时在校园里遇见，我和他打招呼，他也总是装作看不见我，径直走开。

周瑾对我的敷衍和排斥实在太过明显，没多久，队友们就都看出来了。当大家得知我和“周队”还是中学校友后，都纷纷问我是不是之前得罪过他。我想不出原因，只是觉得很别扭，踢了几场并不愉快的比赛后，索性不再主动参加球队活动了。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周瑾突然来宿舍找我，看屋里还有其他同学，便把我拉到了门外。此前他从没主动联系过我，我很意外。

周瑾开口就问，我家里在省城的XX小区是不是有套空闲的复式房。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他立刻问我，能不能跟我爸妈商量一下，把钥匙拿来“借他用用”。我以为他要租，但他又强调说只是借用一下。我问原因，他磨蹭了半天才告诉我，两周后球队跟省城某大学校队有一场友谊赛，他要带队去省城，想给球队找个“临时驻地”。我家那套房子离举办球赛的大学很近，所以他想借用。

我这才想起来，家里那套空房子在中学时一直被我和几个好朋友当成“秘密基地”，放些既不能带到学校又不敢带回家的东西。后来大家也偶尔会在那里聚会，瞒着家长撸串喝啤酒。似乎很多年前曾带周瑾去过，没想到他竟然记住了。

我不太理解足球比赛为什么需要“临时驻地”，而“友谊赛”的事更是没听过，现在来找我借房子，我自然非常不爽。本想找几个借口拒绝他，比如“屋里很脏，一直没打扫”，又比如“空调坏了，一直没修好”。但周瑾看上去非常坚持。最后看在球队的份上，我还是把钥匙给了他。

两周后，比赛结束。还钥匙时，周瑾破天荒请我在学校后街的苍蝇馆子喝酒，酒过三巡，他又凑到近前，一本正经地在我耳边说：“我买了几张发票，想把这次去省城打比赛的住宿费兑出来，到时给大家发点‘福利’。所以，借房子的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

不可否认，大学时代的周瑾依旧很优秀，几乎体现在各个方面。

他拿了很多奖学金，大三便在核心学术刊物上接连发表了2篇论文，连学校老师都感到惊讶不已；他当过学生会主席，后来嫌事多辞了；他是校足球队主力前锋，后来当了队长；他自学了手风琴和电吉他，在全省大学生音乐节上技惊四座。

在我们忙着“DOTA”和“CF”的岁月里，他一直在准备雅思和托福考试；他的宿舍里还整齐地码放着他的600余册藏书，被同学们戏称为“编外图书室”，后来周瑾索性在教工宿舍租了一套两居室，其中一间布置成书房，一间放满健身器材，另外一间作为乐器室和平时同学们聚会的场所。

周瑾喜欢摄影，大二时就买了一台学生中少有的佳能单反相机，拍摄的风景照上过本地晚报的专栏；他还喜欢旅行，大一便考了驾照，每年寒暑假都会在QQ空间里更新自己租车去各地自驾的照片，引得同学们羡慕连连。

他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朋友，是外语学院的学姐。队友们说，学姐家里很有背景，父母来学校看女儿时，校领导都会出面接待。周瑾的照片里自然少不了女朋友的身影，和身材瘦高、长相清秀的周瑾在一起，是学校公认的“金童玉女”。

“这才是大学应有的样子。”一次，周瑾带队友们欣赏他在教工宿舍的“编外图书室”时，自己也这么感慨道。

队友们羡慕不已地看着他满墙的藏书和摆在桌上的单反相机跟镜头，问他这些东西肯定得花不少钱吧？周瑾说：“那当然！没有几万块是拿不下来的。”

很快就有队友问：“周队有没有什么赚钱的门道？”

周瑾本想说什么，但瞥了我一眼后，又笑而不语了。

那次借完房子后，周瑾对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热情主动起来。

球队训练时，大家都喝队上统一买的矿泉水，但他总是从背包里单独拿出一瓶运动饮料递给我；比赛时也把我加进首发阵容，我一下从“编外”变成了主力；平时的球队聚餐他开始主动约我，唯一不变的是，周瑾依旧经常告诫我——“不要跟别人提我以前的事情”。

随着与队友们的接触增多，我逐渐明白了他说这句话的原因。

“这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看咱周队，人长得帅，学习成绩好，球踢得好，琴弹得好，家境还好，女朋友也漂亮，简直就是新时代的‘五好青年’！”一次，队友聊起周瑾时感慨道。

我对大多数“好”深表认同，唯独对“家境好”有些疑惑。问队友，队友反倒比我还疑惑，“你跟他从小就认识？他家的情况你不知道？”

那时我才知道，我认识的周瑾与其他人眼中的周瑾，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在队友的描述中，周瑾的父亲是省城一家公司的大老板，非常有钱；母亲年轻时在国外留学，跟他父亲早年是情人关系，两人没有结婚，但生了周瑾。周瑾从小不能与父亲相认，但父亲给了他们母子很多钱，给他们买了别墅，家中还有司机和保姆阿姨——说白了，这是一个富豪私生子的故事，而周瑾就是其中的主角。

我问队友怎么知道的这些，他说是周瑾自己说的，大家都知道。队友反问我，“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我有些尴尬，也明白了周瑾此前对我的防范。只是对于队友的问题，我也只能摇摇头说不太清楚，“我们以前只是一起踢球而已”。

“上次去省城打比赛，我们就住在周队家。他家房子真大，全队都住得开，周队还带了他女朋友。听说他家在XX苑还有套别墅，我们住的那套房子只是他家不用的……”

我想我没必要现场拆穿他，就配合着发出了羡慕的感叹。

后来周瑾又找我借过几次房子，还托我借过朋友家的车充门面。某种程度上，我在他打造“富豪私生子”的人设中起到了某种工具作用。虽然每次用完后他都会把房间打扫干净，把车子加满油，但我还是颇感不屑，以为他就是为了在自己的“领导女儿”女朋友面前充数才如此的。但后来他跟外语学院的学姐分手后依旧如故，我也搞不懂他的路数了。

2006年之后，因为附近公路整修，大市场的客流受到影响，周瑾的母亲退掉了摊位，专职摆夜市卖服装和日用品，晚上我和父母逛夜市时会遇到她，她认得我们一家，听说我和周瑾去了同一所大学，她很开心。她还会请我帮她给周瑾捎些东西去学校，还送过我一大包袜子，我穿了好几年。

每当我看到眼前在货架后面忙碌的周瑾母亲时，心里都会有些不是滋味。她肯定不知道周瑾那个“富豪私生子”的人设，也没去过周瑾照片里的那些地方。我把周瑾在学校的事跟父母讲了，父母都沉默了好久。

父亲说，周瑾的母亲很不容易，为了多赚点钱，每天下午5点便蹬着三轮到夜市，那时距离夜市开市还有2个多小时，她就把三轮车停在路边偷着卖货，遇到城管执法，再赶紧把三轮车蹬进临街的小巷里。晚上夜市12点闭市，她总要等到人走光了才收摊离开。白天周瑾的母亲也不闲着，上午在医院开电梯，下午在商场做保洁。

“成龙（周瑾原名）以后出息了可得好好感谢他妈，奔60的人了，这么个拼命法，可怎么受得了啊……”母亲感叹道。

2008年暑假，我在市里一家手机店打工时偶遇周瑾，看我站在路边一边吆喝一边往行人手里塞传单，他直言劝我：“干点别的，在这儿简直是浪费生命。”

我说开学后想买台山地车，要3000多。他说你家又不缺这点钱，有这时间读本书，学些东西多好。我说家里给的不如自己挣的花着自在。他说都是钱而已，哪有这么多名堂。

周瑾似乎对一切未知事物都充满好奇并愿意为之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有段时间，他喜欢上电脑编程，除了去计算机学院蹭课，还花了一大笔钱在省城报了培训班，并很快拿到了从业资格证；后来他又想学钢琴，请了音乐学院的老师上私教，甚至还给自己置办了一架二手钢琴；此外他还学过油画、厨师、拳击、调酒、茶艺、法语和西班牙语，周瑾非常聪明且精力充沛，只要是他想学的东西，很快都能上手。

“大学生把学东西的时间用来打工，是最划不来的事情，为了那千八百块钱放弃了最好的学习时光，以后后悔去吧！”周瑾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认同他的观点，但一方面自己眼前花钱的欲求实在太多，总跟家里要钱就逃不过挨骂的结局；另一方面我也很好奇周瑾平时的花销都从哪儿来。即便他的优秀与生俱来，但这些似乎都需要不小的经济支撑，可也从没听说他在课余时间打工赚钱。

“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家庭情况的人，不该过这样的日子？”一次，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我问起周瑾日常开销的来源，他如此反问我。

周瑾的确没必要在我面前营造“富豪私生子”假象，但说到这里，我已经明显听出了他的不悦。我没接话，周瑾却反问我：“我怎么生活影响到别人了吗？我找你们借钱了还是花到你们的钱了？”

我忙说没有，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

“大部分开销靠学校发的奖学金，小部分是家里给的。”周瑾接着说。

但我想，或许他把两边的比例搞颠倒了，有队友私下算过，即便不考虑他租房和购置的图书、相机、钢琴这些“固定资产”以及自驾旅行的费用，周瑾每月的正常开销都应在四千块以上，即便他奖学金拿到手软也远远不够。但我实在不想就这个事情再聊下去，只想赶快结束这个话题。

“你还记得以前王老师的儿子王府园吗？”周瑾继续问我。我说当然记得，复旦毕业后去了英国留学嘛，听说已经回来工作了。周瑾说他跟王府园一直有联系，王府园跟他说，只要是对自己未来有益的事情，就不要考虑成本，现在花小钱，以后工作了赚大钱，再反哺父母。

“你打工赚这千八百够干啥的？你看王府园，回国后进了外企，2年收入就够在省城买套房的。你靠打工，打到下辈子吧。”周瑾说，“我是开销大，我也知道我妈挣钱不容易，但我从来没乱花钱，买书读书是乱花钱吗？学编程学钢琴学法语考雅思托福是乱花钱吗？你平时见过我上网打游戏吗？是，我是去旅行、摄影，但有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错吗？况且我拍的照片有时还能卖给报社和杂志社……

那天，我很想问他即便这些都没错，又为什么要在学校打造他那所谓的“富豪私生子”的人设。但又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伤及他自尊，便没有问出口。

2009年，周瑾考上了省城一所985大学的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队友们在市里的饭店为他庆祝，但周瑾兴致似乎并不高。因为他同时申请了一所海外名校的硕士，原以为十拿九稳，但不知为何最后却落空了。

“如果当初真想在国内读研，肯定选复旦南开，甚至清北，怎么可能去那里。”周瑾言语中满是不屑。那所令我们望尘莫及的985，在周瑾眼里竟然只是个“备胎”。

大家问周瑾的暑假计划，周瑾说要带女朋友去欧洲旅行，已经订好了机票。饭后周瑾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同去的还有王府园夫妇。他们在英国见面，王府园答应顺带介绍周瑾认识自己的英国导师——他打算研究生毕业后也去英国读书，可以提前做做准备。我犹豫了一番说算了，计划太突然，自己来不及准备。

之后的整个7月，周瑾每天都会更新自己的QQ相册。周瑾的新女友依旧很惹眼，他们在希腊海边拍的照片后来登上了国内某知名旅行网站的宣传页。周瑾也如愿见到了王府园的英国导师，他们在伦敦塔下的照片被周瑾放在了QQ相册的封面。

“成龙不该事事‘攀’王府园，他俩根本不是一路人……”母亲在我电脑上看到周瑾和王府园的照片后说。

“有王府园这么个榜样在前面摆着不也挺好？‘攀’王府园总归比‘攀’付海强吧。”父亲并不认同母亲的观点。父亲提到的这个付海也是我们子弟学校早年毕业的学生，后来在街上当了混子，不少大院的孩子毕业后无所事事，都跟着付海一起“混社会”了。

“王府园他妈是中学老师，后来是区局领导，他爸是大学教授。周成龙父母是干啥的？”母亲说。

父亲抨击母亲的观点是“血统论”、“唯出身论”，但母亲解释说：“成龙这孩子吧，从小学习就好，这个我承认。只是他现在做的这些事儿，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来。”

7月中旬，身在法国的周瑾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他在省城学校附近租套两居室，他要把以前在大学教工宿舍的“编外图书室”的东西搬到省城来。

我帮他找了房子，原本租了台小货车，又在立交桥下的劳务市场找了2名搬运工，但周瑾母亲辞掉了小货车和搬运工，要自己蹬着摆夜市的三轮车去货运站把寄过来的电脑、书和钢琴拉回新租的两居室楼下。

货运站离出租屋有3公里，周瑾母亲的三轮车足足跑了十几趟。我一直站在楼下守着东西都热得满头大汗，看着烈日下几近虚脱的周瑾母亲，实在不忍心，劝她还是找搬运工吧，毕竟还有钢琴这种我们压根搬不动的大物件。思量了好半天，周瑾母亲才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她反复对比了好多搬运师傅的报价后，选择了最便宜的一位。我建议她找2位，多花百把块钱而已，她也不用再动手。但周瑾母亲还是坚持只找了一位搬运师傅，再自己和那名师傅一起帮周瑾把东西都搬进了出租屋。

“太贵了，邮费、车费、房租，再加上搬运费，这得多少钱？你们在学校上学，不知道赚钱的难，过日子，得能省则省啊……”那天傍晚，我蹬着三轮车，带着累到几乎站不住脚的周瑾母亲回家，她蜷缩在三轮车斗里呢喃道。她说想睡一会儿，因为晚上还要去夜市出摊。我劝她休息一晚，她说不能休息，一天不出摊，位置就会被别的商家挤掉。

在省城读研后，我和周瑾依旧保持着联系。他有时会专程跑回母校踢球，有时也会约我们到省城跟他的研究生球队比赛。他的“编外图书室”规模扩充到了1000多本书，有苹果电脑和索尼PS3游戏机，还在屋里养了一只哈士奇做宠物，名叫“桂花”。

周瑾研一下半年便完成了学校有关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大多数科研要求，还进入了导师往年只招博士的课题组。周瑾的导师非常欣赏他的科研能力，一直鼓动他继续报考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但周瑾好像对本校的博士并不感兴趣，一门心思想出国深造，为此导师还在做他的思想工作。

“王府园在半山买了别墅，还换了一辆100多万的卡宴，这事儿你知道不？”一次，周瑾问我。我说不知道，早跟王府园没啥联系了。

“妈的，那别墅600多平，我以前觉得你家那房子够大了，他那个得顶你俩。”周瑾接着说，眼神中满是羡慕，“唉，老天真是不公平……”

我大概能理解他口中的“不公平”指的是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装作没听到这句话，配合着发出羡慕的感叹。

2012年初，周瑾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他母亲病倒了。先是在夜市出摊时频繁晕倒，后来颈部淋巴结肿得让脖子粗了一倍，实在抗不过去才到医院做了检查，确诊了癌症。春节前，汽车厂的老职工都去医院探望，我和母亲也去了。见病房里只有她的床边无人照料，所有事都得靠她自己应付，老同事们便问她儿子去哪儿了。几个人接连问了好几次，周瑾母亲才说，周瑾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冬令营”，没有时间。

“什么破X冬令营比他妈的命还重要？”有人气不过，当场想给周瑾打电话叫他回来。但周瑾母亲急忙阻拦，说那个“冬令营”关系到周瑾研究生毕业后留学的事情，不能不参加。自己已经通知了老家的亲戚，过几天娘家哥会从老家过来，先帮着照料几天。

既然当事人都这样说，众人也不好多说什么，大家闲聊了一会，放下礼物和补品后，我和母亲也和大家一起离开了医院。

“优秀归优秀，但这孩子太自私了，他心里只有他自己……”回家的晚上，母亲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觉得周瑾身上“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

“也许他想的比较远吧，就像他说的那样，以后赚了大钱回来，好好报答他妈。”父亲说。

“他妈这情况，还等得到他赚大钱吗？”母亲反问父亲，父亲略带尴尬地笑笑，没再说什么。

过了几个月，母亲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是周瑾的母亲找她借钱。她原以为是为了治病，没想到却是为了送周瑾去英国留学，对方学校需要一笔“财产证明”，数目挺大——不过，这笔钱只需要放在周瑾母亲名下的账户里即可，并不会真的用到。

我想了想，跟母亲说别借，说是不会用到，就周瑾那消费水平，不会用到才怪。眼下周瑾母亲治病也需要钱，他如果到了英国还保持以前的消费习惯，估计那笔钱且拿不回来呢。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次周瑾的母亲找所有能说的上话的人都借了钱，但最后还是没能凑到对方要求的数目，所以周瑾毕业当年也没能出去留学。

那时我已经去了外省读书，只是在网上偶尔和周瑾交流两句。他在社交平台上的状态依旧如故，旅行、摄影、美食，还有他的“桂花”，却没有透露过任何有关母亲患病的消息。

我跟周瑾聊过几次家里的事情，但一提到他母亲，周瑾便岔开话题。只有说到留学，他才会很积极，劝我也趁年轻“出去看看”，还委婉地向我提出过几次“借钱”的想法，我建议他这事儿或许可以找王府园求助。至于我这边，千八百的小钱我说了算，需要应急的话随时可以。但是再多了，我就做不了主了。

整个2013年，周瑾的社交平台都有些沉寂，朋友圈里偶尔会发几张球场上的照片，有时我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很久后才会回两句“没啥、瞎忙”，“跟以前一样呗”。周瑾的母亲依旧在治病，汽车厂的老职工们后来又去医院看望过她几次，她还在为儿子留学的事情发愁。大家蛮可怜她的境遇，有时会帮她凑个三五百块的红包，但对于“借钱”这事儿，似乎没人答应。

“刘婶子确实怪可怜的，但她到现在连套房子都没有，自己又得了这种病，谁敢借给她钱？说是儿子以后会还，但这个以后得‘后’到什么时候，谁说的准呢？”一次，母亲的同事来家里做客时说起了这件事。

父亲说周瑾父母以前都是厂职工，都享受过福利分房政策，房改时至少应该有一套吧，怎么会没房子？那位同事阿姨说，周瑾母亲以前在汽车厂二宿舍确实有套很小的“房改房”，但后来为了儿子上学卖掉了。

“早劝过她别卖，那时候房价低，一共卖了不到十万块，放到现在起码能卖个四五十万。她就是不听，非说儿子有出息，上学要用钱，还说以后赚了钱会给她换套更大的……但是话说回来，咱孩子都上过大学，确实花钱不少。但你说刘婶子这些年又是开小卖店、卖布、摆夜市，又是做保洁、开电梯的，这么拼，她赚的钱应该足够供儿子读书吧？我听说有人摆了几年夜市都买小汽车了，她怎么反而要卖房子呢？”那位阿姨有些疑惑地问母亲。

“唉……”母亲叹了口气。她一早就从我口中知道周瑾这些年在学校的生活“档次”，也肯定明白周瑾母亲为了供儿子读书而卖房的原因。但母亲只是沉默半晌后摇了摇头，对同事阿姨说了句“谁知道呢”。

直到2014年端午节前后，父母打电话聊天时告诉我周瑾母亲去世了。那时，周瑾已经远走高飞，去英国留学了。厂里给周瑾母亲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他们打算去参加。我说看到周瑾的话跟他要2000块钱，他前一年年底从我这儿借的，然后就不理我了。

过了几天，再跟父母通话时他俩跟我说，并没有在告别仪式上见到周瑾。

原本我没打算在那次学术会议上跟周瑾“叙旧”，但会议结束当晚，我接到导师电话，让我临时开车送一位专家去机场赶飞机。

在学术交流中心接上那位“专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周瑾。当晚他要飞去另一座城市，第二天在那边还有一场“高峰论坛”等他发言。

学校专门派了一位科研处副处长送机，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周瑾和副处长一直在后排交谈。我没说话，周瑾也一直没认出我来，可能他压根不会想到驾驶员会是我。

从他们的交流中，我大概知道，周瑾和当年的王府园一样，在英国某著名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期间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很快有了孩子。周瑾的岳父是他现在供职高校的领导，于是他博士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拿到了现在的教职。岳父母家的经济条件很好，周瑾夫妇现在住的房子是女方家准备的，价值接近2千万。

车子停在机场航站楼前，副处长和周瑾的交流才不得不中断。他提出加周瑾的微信好友，以便之后继续交流，周瑾笑着掏出了手机。副处长这才顺势把我介绍给周瑾，让我也加个微信好友，“以后有啥学术问题，要多向周教授请教”。

我从驾驶室出来，站在“周教授”面前，他总算认出我了，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疑惑，还有些我一时之间难以读懂的东西。

其实我的微信好友中一直有周瑾，但他好像早就不用那个号了。我扫了周瑾的名片二维码，果然，是新号。当天夜里，我思索再三，给周瑾的新号发了一条信息：“瑾哥，最近可好？”他一直没回我，可能还没下飞机。之后我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看见周瑾深夜的“回复”——他啥也没说，只是给我转来3000块钱。我收了钱，想了想，决定再退1000块回去，但红色的小叹号随即就跳了出来——他把我拉黑了。

题图：《冰糖炖雪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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