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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位于长江路121号，是2003年由郑州市政府与二七区政府共同投资兴建的一所公立性质的市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占地80余亩，交通便利、环境优雅，是一所花园式、富有浓厚学院气息的现代化优质高中。一流的硬件设施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使七十四中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高起点上。目前，学校已发展到了3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400余人、教职工150余人的规模。建校十余年来，学校以严格的管理、优异的成绩赢得了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广泛赞誉，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天的七十四中正在成为教学高质量、文化高品位、办学有特色的市级示范性高中。简&&&&称郑州74中创办时间2003年主要奖项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教&&&&师134人学&&&&生1755人
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位于长江路121号，是2003年由郑州市政府与二七区政府共同投资兴建的一所公立性质的市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占地80余亩，交通便利、环境优雅，是一所花园式、富有浓厚学院气息的现代化优质高中。
一流的硬件设施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使七十四中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高起点上。目前，学校已发展到了3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400余人、教职工150余人的规模。
建校十余年来，学校以严格的管理、优异的成绩赢得了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广泛赞誉，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天的七十四中正在成为教学高质量、文化高品位、办学有特色的市级示范性高中。占地约80亩，总建筑面积20836.75 平方米，绿化面积19240.45平方米，校园一角是一所花园式、学习型、现代化的优质高中。学校按国家Ⅰ类中学标准配置有完善的教学设施，有多媒体教室30个，理、化、生实验室6个，各项实验配套设施齐全。微机室、实验室、语音室、劳动技能教室、音乐、美术教室、报告厅等均配有和冷暖空调，校园网“”方便了工作和教学。学校建设有高标准的图书馆和学生、教工阅览室，藏书丰富，资料齐全。体育场17356.5平方米，体育器材完备，有400米标准1个，标准足球场1个，篮球场4个，排球场2个，羽毛球场2个。室内体育馆和健身房正在筹建当中。学校餐厅宽敞明亮，配套设施齐全，可容纳千余人同时就餐。以“中”的精神为核心，以“理解教育”为办学灵魂，学校已逐步形成了理解教育的五大支撑点：理解的课堂、理解的德育、理解的管理、理解的科研和理解的文化。74中的“理解课堂”作为郑州市道德课堂建设的典型范式之一，是郑州市道德课堂最富生命力的实践形态，中国教育报、教育时报、中国教师报、郑州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理解课堂”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
“三读理解，六有提升”是理解课堂的特色标识。“三读理解”即指导学生学会八字读文，五看读图，六元读题。“六有提升”即注意激发学生主动性，做到课堂有状态；注意内容重构，做到内容有要点；注意导学案编制，做到自主有引导；注意合作方式，做到合作有实质；注意提升思维，做到思考有路径；注意类型化，做到练习有类型。
在学校课堂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学校高考质量也连年创出新高。日，高考成绩揭晓，郑州74中再次刷新了高考纪录。2014年学校参加高考共计721人，本科上线392人，其中，纯文化课一本上线31人，比2013年提升了150%；二本上线228人，各批次上线人数都比2013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娄珂同学以681分的优异成绩获得了二七考区理科状元，位居全省第104名，被北京大学录取；张宝文同学以658分的优异成绩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从古至今，楼台、亭阁、书房命名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一个学校的文化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我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以“理解教育”为背景，以“中的精神”为核心，体现“理解、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努力营造富有学院气息的宁静清雅的理解型校园文化。
我们尝试将“中的精神”化解为九个关键四字词，即“中的精神”内涵阐释系列化，即：“闳约深美、中正平和、忍耐精进、慎独自修、忠恕宽容、平淡天真、虚怀若谷、至诚尽性、上善若水”九个篇章。其中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为“中的精神”的三个主要行动原则，这九个篇章分别以校园九座建筑物的楼名来进行命名。
群雕作品：《对话》
此群雕作品的题目设计叫做《对话》，由纯青铜制作，群雕由四个人物和两个空着的蒲团组成。这四位人物分别是：师尊孔子、弟子、弟子子路、弟子曾参，分别代表了立德、立功和立言，两个空着的蒲团意即虚位以待、中和化育，通过心灵对话、增进理解，和而不同。《对话》是我校“理解教育”办学思想的精神象征，也是“中的精神”总的统领和体现。
1、办公楼：闳美楼（）
闳约深美源于清的《》中“唐之词人，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1918年蔡元培先生书“闳约深美”赠，对“闳约深美”诠释曰：“‘闳’就是知识要广阔；‘约’就是在博采的基础上加以慎重的选择，吸收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人生有限、知识无穷，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以便学有专长；‘深’就是钻研精神，要入虎穴，得虎子，百折不回；‘美’就是最后达到完美之境”。
此四字，一是要求为学者要有宽阔的心胸和眼界，要博学多识，有广博的知识，坚定的目标，崇高的艺术理想，百折不回的求学精神，向着知识高峰永无止境地跋涉攀登，永不停育的历史责任，以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为己任，志存高远，心系众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科技楼：中和楼（中正平和）
“中正平和”系的主要内涵。儒家认为能“”，则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境界。《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万物育焉”。
中正平和，《》：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所之绳也。道教语，中正平和指的是正气。《太平经，含三气兴帝王法》：“元气有三名，太阳、、中和。”北周瘦信道士步虚词之曰：“中和炼九气，谢三元。”“中正平和”，此后引申为的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儒家认为人们的道德修养能达到致中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了。现代汉语词典释：中正是指公正、公平的意思，平和泛指性情和言行温和，气氛平静，纷争停息的意思。
3、实验楼：精进楼（忍耐精进）
关于忍耐。雄心的一半是耐心，另一半还是耐心。学会忍耐了，心胸才会宽广，心胸宽广了，才能装下知识和财富。有人说，人的心胸是冤枉撑大的，不无道理。就我们常人而言，忍耐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我们坚决地和自己的欲望做斗争，更需要一种异乎常人的远见卓识与坚定意志。特别是在确定了一件事情，并坚持到一定程度将要突破之前，会出现一种难以忍受的难过，人一般在这个时候出现分化，忍耐到位的人，巨大的幸福感会不速而来，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一种从未意料到的欢喜，欢喜在拐角的地方！没有忍耐到位，就将前功尽弃，一事无成。说，伟大是熬出来的，很形象很准确。
关于精进。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能忍受超过半小时以上的孤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原因。精进是分阶梯的，阶梯是人内在精神生长的基本过程，也是基本规律，就像王国维所说的人生三阶，第一阶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阶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依消得人憔悴；第三阶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精进之道，在于修炼自身的气息与气场以及状态，不断的精进，将不断提高自身内心世界丰富程度，在我看来，精进的途径无非是，内省与感悟，内省是扩胸运动，使人有智慧，而感悟是益智运动，感悟后的东西才能算是自己的东西，与我们74中师生的核心习惯：“在错误中反思自己”也相辅相成相呼应。
4、北教楼：修德楼（慎独自修）
中的精神主要行动原则之一：慎独自修，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约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其文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5、南教楼：忠容楼（忠恕宽容）
中的精神主要行动原则二：忠恕宽容，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原则分别见一《中庸》十三章、三十章。“：‘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6、北餐厅：真味楼（平淡天真）
中国文化的审美，“平淡天真”是一个核心元素，也就是说，“平淡天真”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核心之一，意味着真、善、美的品学之境，也隐含了审美的文化理想，温柔而天真，敦厚而平淡。其实是“中的精神”的意境最美诠释。
在生活上，在《菜根谭》中所说：麦饭豆羹淡滋味，放箸处齿颊犹香。意思是：用粗糙的麦子大豆作为饭食羹汤，滋味清淡却悠远，放下筷子时嘴边处犹有余香。认真吃饭，真诚面对每一粒饭、每一口菜，然后在它的营养下努力，平淡天真是为真正的生活之中道精神。
7、南二楼报告厅：虚谷楼（虚怀若谷）
《》：“古时候善于行道的人，微妙通达，深刻玄远，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正因为不能认识他，所以只能勉强地形容他说：他小心谨慎啊，好像冬天踩着水过河；他警觉戒备啊，好像防备着邻国的进攻；他恭敬郑重啊，好像要去赴宴做客；他行动洒脱啊，好像冰块缓缓消融；他纯朴厚道啊，好像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料；他旷远豁达啊，好像深幽的山谷。
所谓“大盈若缺，大智若愚。”最大的声音反而听不见，最白的东西反而有。整天穿金戴银的人恐怕不一定真有钱；柔弱的人不一定胆小；糊涂的人不一定真傻。圣人的胸怀空虚得好像天地间的风箱，又好似山间的低谷，无边无际。所以他对自己从没有过自满。因为低谷不容易充满，而高岭也不容易失去。只有汇小溪、才能成为湖泊。这才是《道德经》中“虚怀若谷”的真缔！
虚怀若谷，典自《》“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8、男寝：至诚楼（至诚尽性）
中的精神主要行动原则三：至诚尽性。至诚尽性的原则是施行的重要原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良天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万物。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了。这就坚持至诚尽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9、女寝：上善楼（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意为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上善：至善，最完美；水：这里喻指与世无争的圣人。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就和圣人差不多。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
的《第八章》（易性第八）：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学校拥有一支德高业精、学科配套、结构合理的优秀师资队伍。其中，特级教师，国家、省市级名师和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共38人，中高级教师102人，具有研究生学历教师111人，本科学历达标率100%。
郑州74中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学校先后被评为“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连续两年受到了委区政府的特别嘉奖，并先后荣获了“河南省普通高中实验室建设示范学校”、“河南省中小学校园网示范校”、“河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研究实验学校”、“河南省先进基层党校”、“郑州市教科研先进单位”、“郑州市文明标兵学校”、“郑州市实验教学先进单位”、“郑州市调节教学重点实验学校”等集体荣誉10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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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日——日），字寿朋，生于上海，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美国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并出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的起草工作。作为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的和法学研究事业，对中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学贯中西，著述颇丰，为中国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都曾受过他的教益。[2]别&&&&名寿朋国&&&&籍中国出生地中国&出生日期日逝世日期日主要成就起草中国第一部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法学院院长副主任毕业院校、
钱端升先生日生于上海。13岁就考入江苏省立三中（），1916年（民国5年）秋入上海南洋中学，17岁考入，19岁被选送美国，不久入深造，1922年，钱端升在美国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其间。在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先生介绍，到英国、法国、德国等地访问考察。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钱端升博士钱端升先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1924年归国后，在讲授政治学、。1927年，任教于南京，在《》杂志连续发表论述，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归还；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国行政系统。1930年，钱端升回任教并兼任课。1934年，继任天津《》主笔主笔，数月间发表议论170篇，针砭时弊，终也被迫去职，再度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怀人》诗，赞“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揽辔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筹建法学院，于辛勤教学外，撰写有关国际时事的论文和学术研究的专著，积极参加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年，钱端升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钱端升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回国后于任教，1949年5月，被任命为院长。1952年，新中国实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政策，钱端升参与（今）筹建并被总理任命担任首任院长。同时，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理事、外交部顾问，致力于新中国法制建设。作为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和、、一道，成为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国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钱端升等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司令，但面对钱端升等知识分子，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钱端升的这种独立人格，更多来自于其洁身自好，他压根就不愿意做蒋介石的官。先生在《寂寞钱端升》一文中就指出：“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怎么个多法呢？钱端升在一封致的信中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端升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任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大感其窘，大概陈布雷曾受人之托，欲令为我设法者也。”就凭钱端升的聪明，不会不理解见蒋介石的不容易，退一步说，他也不会不理解陈布雷对于其当官的利用价值，可是钱端升却依然想回学校教书，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
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张奚若等人的合影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同志赴山城和蒋介石举行。10月1日，钱端升和的另外九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在桌面上签字后，而背地下内战却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
由于有关方面的干涉，原定于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召开的时事晚会被禁止，云南大学被勒令不得提供场所。后来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办。除了的青年学生外，社会各界也来不少人冲破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挠，约有6000多人前来聆听时事演讲。在主持人王瑞源简短致词后，钱端升便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西南联大草坪上掌声雷动。
突然间一声枪响，紧接着枪声大作，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住师生，企图鸣枪驱散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先生并没有因此终止他的演讲。国民党军警此计不成，又突然停电试图结束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和其他师生一道，又点起汽灯继续发表他们的看法，一直到会议结束。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的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应该说，面对国民党的极权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正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1952年，新中国对原有重点院校实施院系调整，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合并组建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就是今天法学著名学府——的前身。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亲自签发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任命书钱端升院长的任命书，副院长刘镜西、的任命书是由政务院总理签发的，北京政法学院人事处长刘少农的任命书是由部长签发的。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创业者，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双层背景下，开始了新中国政法专门教育事业的拓荒工作。正像的一批教师，离开耶鲁去创办一样，以钱端升先生为首的创业者们带着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已凝练的传统云集北京政法学院。
北政迅速汇聚了、、、、、、、、非、、、张锡彤、徐敦璋、汪瑄、阴法鲁、杜汝楫、朱奇武、程筱鹤、余叔通、、张子培等。这些令该们后辈学人仰视的学术星宿代表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大学科的最高水平。
新诞生的北京政法学院因拥有一大批这样的名师而自始就显得与众不同。是这些大师和先哲们创造了该校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北京政法学院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政治家成长的摇篮，法律家培养的基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法治昌明的骨干力量。1954年颁行的《》共有草案四稿， 第一稿是陈伯达一人起草的，但在宪法起草小组会议上没有被采纳。从日起，宪法起草小组重新起草宪法草案，即第二稿。宪法起草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 努力，2月17日草拟出宪法草案初稿。2月18日，初稿分送和在京的中央委员。2月20日以后，同志主持政治局和在京的中央委员讨论了三次，与此同时，发给全国政协委员征求意见。在主席的主持下，宪法起草小组对草案通读统改，2月24日完成 “二读稿”，2月26日完成“三读稿”。3月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反复讨论、修改，宪法草案的草拟工作基本结束。宪法起草小组据此进行了修改。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的起草工作完成，历时两个多月，拿出“四读稿”。至此，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起草任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讨论宪法草案提供了较成熟的文本。
3月17日，宪法起草小组回到北京。3 月中旬，总理、同志又邀请了非中共党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进行讨论。在此期间，请、钱端升为立法顾问，、吕淑湘为语文顾问，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专门研究。通过以上工作，正式形成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作为中共中央的建议稿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这个草案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和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基础，确立了54年宪法典的基本框架与体系。
与中国首部宪法起草委员的合影（前排左5） 日~22日，举行了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各组召集人、副召集人、秘书长、副秘书长、顾问等。在这次会议上，钱端升认为草稿：
第2条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也可放在后面，联系群众也是重要原则， 放在一起是可以的。前三条讲，将民主集中制这么重要的原则插在中间，冲淡了前三条的重要性。支持这一观点。但认为这三条不能分开。最后未达成一致意见。
第3条，钱端升教授建议将其分为三款。最后分为两款。　　第11 条，钱端升认为，对公民生活资料，是完全保护的，可以不要“依照法律”字样，对公民财产的，是有限制地保护的，要有 “依照法律”字样。不主张第12与第13条的对调，因为次序是：完全保护的、有限制保护的、对限制、禁止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最后按照钱端升的意思修订。　　第13条，“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钱端升认为，利用一词不合适，应当换一个词。最后决定由语文组研究“利用”一词。　　第8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有代表主张加上迁徙自由，而钱端升认为， 不要加，因为宪法有个总的原则，有这些权利，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时就可以变通。如果都写，就加不完了。最后决定不加。　　日，在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的问题。
第11条，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住宅等。钱端升认为，这里不包括房地产的，因此是完全保护，若用“房屋”一词，指的也是生活资料，不包括房地产资本家的房屋。　　日，在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节。有关选举届满之前一段时间内，必须完成下届选举的问题。钱端升认为改为一个月内完成选举，怕不能保证如期开会，还是改为“两个月之前”好些。经讨论，改成 “任期终了的一个月以前”。　　 日，在 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以及第三章。 钱端升提出，民族乡的是一般国家机关，不是自治机关。同意钱端升的意见，将民族乡非的性质和职权作出具体说明。总结说，同意民族乡行使一般职权，文字再研究。
第81条。认为，上有迁徙自由， 如果宪法中不写，问起来还要解释。 钱端升认为，可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同志评价说“改得好”。　　日，在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四节，以及第三章。第91条，钱端升认为“住宅，通讯”移作第一款好。得到了一致认可。
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修正稿全文讨论一遍。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关于的法律地位，有代表提出是否应当对其有个定义，“是国家元首”。钱端升认为，不科学也不妥当。与宪法第一节和第三节冲 突。最终认为，取消为好。　　关于第58 条，钱端升提出本地一词在法律上含义不清，建议把本地改为本区，本级改为同级。认为，把本地删除即可。　　日，在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 这是向委员会正式提交宪法草案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钱端升教授出席，并向同志详细说明了武装力量和武装部队的称呼问题。　　五四宪法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对1954 年宪法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 年 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这部宪法，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将更加充满信心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将要以更大的规模去推进社会主义事业”。[3]钱端升先生毕生从事法学、政治学研究，并积极参与政治，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钱端升撰有《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1934）、《》（1934）、《》（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5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英文版）等学术专著，合著有《比较宪法》、《》等等。钱端升教授率先运用&法律&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又称&政治学&，它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研究国家主要是研究，而国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宪法条文的集合，所以归根结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宪法条文，比较政治也就是比较宪法。
相关著作在此意义上，人们也将这种政治学称为&法律政治学&。较之传统的思辨政治学，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政治学终于把目光从概念中的事物转向了现实中的事物，政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导的新阶段，当&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发展至高峰之时，一些政治学家又开始呼吁：政治学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国家的法律形式，即宪法条文。它应该向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学习，运用经验的方法研究动态的政治事实和。于是，在早期的推动之下，政治学科学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建构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政治学距成为经验科学的理想甚远，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只要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长此以往，政治学当不难成为科学，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也。&钱端升先生分析了政治学和相近学科的关系。此外，历史学为政治学研究之工具，心理学有助于分析之心理基础，均不可忽视。钱端升完整地定义道：&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钱端升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具体化，构建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第一层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国际关系三大块。这应该算是中国政治学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的将政治学理论体系化的努力。
钱先生列举了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可见，钱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学作为之学，奋力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制度的昌明。钱端升毕生从事政治学、法学研究，并以学人身份积极介入政治，介入社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1925年提出的与国际公法之基于“主权属土”说背道而驰，列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非如过去近东回教国所赋予耶教国之出于自愿，纯系后列强所强加；有关租界条约所订的“按法审理”的“法”之系“程序法”而非“实体法”，领事裁判“僭越超过条约之所许”，理应废除，废除可取“先礼后兵”的办法（《治外法权问题》）。
对“”事变后的中日关系，在1934年就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一事，提出“中日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交涉于我国不利（《论华北大势——兼送黄郛委员长南行》）。对，提出“行政没有一定手续，而人民常遭压迫，那无论怎样规定，政治总不会怎样高明，令法律迁就事实易，令事实遵循法律难”，“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所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1929年《评立宪运动与宪章修正案》）。解放初，对国家工业化的途径，提出“为求工业化而过分奖励私营工商业，则有流于之危险。过分强调国营事业，则因国家财力薄弱之故，必将有延缓生产的危险”（1950年《统一战线·人民政府·共同纲领》）。为纪念钱端升纪念钱端升先生对中国法学研究作出的贡献，倡议以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名义设立“”。设立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是贯彻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意见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繁荣法学研究的一项善举，以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的名义命名该奖具有公信力，也表明了中国法学界在政治上的成熟。
针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违反学术规范问题，委员们强调了评奖对于的重要意义。为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与会委员形成决议：为保证评奖结果的公正性，奖励委员会委员一律不申报评奖，并将该决议写入奖励办法。首届奖励委员会主任由著名法学家、所长担任，副主任为著名法学家、、、。委员包括、、、、、、、、、、、、等著名法学教授。
将面向高校教师、法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及社会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工作者。[4]最感激周恩来
按照钱端升的后人提供的信息，“在他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和总理的交往，钱端升先生最尊重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
钱端升教授位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塑像钱端升和周恩来大约相识于1945年、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上，此后不久，钱端升还应周恩来之邀，去上海周公馆与之讨论国是。1949年之后，钱端升的经历亦与周恩来对其的信任有着莫大的关系。钱仲兴（钱端升的儿子）写道：所以我们相信解放后让爸爸出任副会长一定是周恩来的主张。当时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我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与这些国家的往来都是通过民间组织——外交学会来进行的。记得那时爸爸常接待外宾，较有名的如日本前首相，英国前。
1956年美国伊顿邀请中、美、英、苏四国的科学家在加拿大聚会，当时外交部认为我国没人可去，就将邀请信压着没有报告总理，“后来被周总理知道了，他说怎么就没人可去？钱端升就可以去嘛！当时爸爸还担心有人不放心他独自去，就请示总理要不要带秘书。总理很放心地说，就你一个人去。”这个细节在日记中得到了证实。胡适日的日记中写道：“大使从Ottawa打电话来说，听说钱端升近到Canada的Nova Scotia的一个美国人Cyprus Eaton的庄子上，参加会议。Canada Gov‘t 特别（准）他入境”。
被打为“右派”之后，钱端升终日郁郁寡欢。周总理知道和钱端升私交不错，便于1958年的某日让李四光找钱端升谈谈，安慰钱一下。钱端升当时对于被划为“右派”亦希望能够向人诉说。“他们约在颐和园见面，走在颐和园后山的小路上，但由于李的秘书紧紧跟随，钱端升始终未能把心底话说出来。”但是这次会面，的确让钱端升感到极大的安慰。
1960年的一天，钱端升带了全家去政协礼堂吃饭，饭后钱氏一家正在二楼的大厅里，突见几个警卫在催促那里的人群快些离去，钱端升一家只好加步准备离开。“突然电梯门开了，只见大步走来，口称‘端公’，爸爸只能停下。总理安慰了爸爸一番，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对我们在场的家人都一一问及。”
1972年访华后，问题出现端倪。而就当时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双方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冻结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财产，而美国亦以美国境内的中国财产属于中华民国为由，拒绝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要建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对于当时的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他们以前没有碰到过。周恩来对他们说可以去找钱端升，这样钱端升教授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条发司，研究档案资料，应该根据什么法约来进行谈判。外交部给钱端升派了个车，每天接他到那里去。”
钱端升和周恩来再次见面就在1973年了。是时缪云台先生自美国来定居，总理宴请时亦邀请钱端升作陪。“爸爸引以为憾的是再一次见总理时，竟会是在向总理遗体告别之时。此后他只是把总理一人的相片挂在客厅中，表示对总理永恒的怀念。”
正是基于这些，度过文革大劫的钱端升，对于周恩来非常感激，钱端升在文章中回忆：1957年的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磨难。但是1960年春节和1973年周恩来总理两次给予我亲切的关怀和坦诚的鼓励，却使我永志难忘。可以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饥即食、病即医，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周恩来总理的开导分不开的。
红卫兵强占住宅
钱端升的故交先生曾指出，“在此后的22个年头（自1957年算）中，他住在北京的旧宅，或旧宅的一部分里，拿着少量的生活津贴，他的才能被湮没。”费正清所指“旧宅的一部分里”属于事实，并不算太唐突，文革开始后，钱端升家即所谓“旧宅”，随即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而此时钱端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钱端升一家只能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那么这些挤占钱端升“旧宅”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如同上引文章所示，钱端升的后人们因为种种顾虑只是说“被一伙人以的名义挤占”，而钱端升先生直到晚年亦对此守口如瓶。据笔者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讲，当时挤占钱端升家的其实就是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极右派的激进职工。
钱端升的房子被挤占问题，最后在乃至周恩来等的关注下才予以解决。在乔冠华赴美参加前，周恩来亦要求乔冠华在赴美之前，再到钱端升家商讨一下。乔冠华的传记作者罗银胜指出，“乔冠华领命后，马上进入紧锣密鼓的临战状态。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程拜访外交部顾问、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的钱端升教授，商讨赴美事宜。”钱大都对于房子问题的解决有着具体的论述：
我们家原来住在离政协礼堂不远的四合院，在“文革”之中住进了很多人，变成一个大杂院。还好，我们没有被赶出去。后来乔冠华主持这项工作，到我们家去，他到我们家一看很吃惊：“你家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开玩笑地说：“了嘛。现在是。”说：“这怎么行，请他们回家。”乔冠华离开我们家之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由此我们对于钱端升在文革期间的景况有多差，不能不有所深省。
费正清的诧异
其实，最令费正清感到诧异的，并不是钱端升一直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而是钱端升思想深处的某种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着某种时代的背景。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对1972年访华时见到钱端升的情形是这么说的：
当乔冠华设宴款待我们时，他的老师，逻辑学家和钱端升一起参加了宴会。真正是老朋友了，他们穿着新制服，坐着轿车到来。他们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供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乔冠华以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建议让钱端升、金岳霖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们。显然，这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安排这件事。当他们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我向他讲述了当我被指责与钱端升交往而同者争吵时，他却闭口不谈当他被指责与我通信时的相同经历。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这就简洁地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决不会这样！
如果我们对钱端升先生保持同情之理解的话，钱端升的这种“加强语气强调”可以看作时一种针对当时公安人员的监控而做的一种样子，此做法乃是保护自己的一种不得不为、不能不为的策略性方法。当然此种状况也恰恰证明了费正清先生的另外一个判断，“正如我现在所知道的，在1972年，及其对专业知识阶层的迫害和折磨远远没有结束。毛主义者的平均主义仍然是把专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降至一定程度的托词。”
幸好这不是费正清最后一次见到钱端升先生。1979年8月琼？访华时，费正清再次随行并前往拜见了钱端升，“我为有幸能够陪同琼？蒙代尔去拜访钱端升教授一家，作为对开明人士的一种表示而深感高兴。”
晚年送别学生
1982年的时候，钱端升不顾他的身体不好，硬是参加了一个追悼会。这是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为国效力的，由于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死的学生。谢泳先生亦在文章提及类似的事情。转引《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中的材料，提及了一个叫做田保生的人：田保生当年曾和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凌其翰说，田保生出身，是钱端升的高足，后来参加第一届高等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四十年代末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眼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而这个田保生和钱端升的联系即在于，他当年之所以回国正是受钱端升的劝告才回来的。写道：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许多人劝他留下来，也劝过他，但钱端升还是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中国，不仅他回来了，还劝他的学生田保生也回来，学生一般都听老师的话，田保生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奔归新中国。回来后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凌其翰回忆说，“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可惜后来田保生和钱端升一样，都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杀，后来才获昭雪。
所述田保生和钱仲兴所述一个学生的追悼会，是否同指田保生必须得在更多资料的基础上查实。但是事实上，无论其是否是同一个人，已经不是特别重要，——如果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钱端升也只是再多经历一次同样的悲痛而已——重要的是，钱端升在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来送别自己的学生。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学生本身“是钱端升的高足”，而且其回国，又是和钱端升本人的劝说分不开。那么，在钱端升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田保生的死于非命对于钱端升内心的撞击就不难想象了：后悔？歉疚？无奈？……如此种种感情。个中之味恐怕只有钱端升自己知道。中国人最怕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钱端升经历了这一切。
应该说，就中国政法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期间的遭际来说，钱端升的经历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钱端升依然是幸运的。他的书和日记被毁了，但钱端升自己还活着；他的房子被占了，但钱端升一家人还能相聚；他发自内心的对周恩来感激，宣布马克思主义还有五千年的寿命，但并不能完全掩盖其早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光芒；他的学生被迫害而死，但钱端升毕竟还能在文革结束后以老迈之躯送别一程。这恐怕正是劫后余生的钱端升生活下去的动力和理由。
但从钱端升前半生的经历和作为来说，无疑从1949年开始钱端升又是及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这二十年时间中，钱端升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术无缘，与政治无缘，与知识无缘，所求不过“饥即食、病即医”，已经不顾知识分子的尊严底线，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卑躬屈膝。对于后人来说，这只不过换得一声叹息，毕竟文革中此类悲剧包括比钱端升还要悲惨千万倍的亦不下千万人。只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来说，这次第，怎一个叹息了得？[5]钱端升先生生于上海。191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赴英、美、法等国宣传抗战。他曾撰文抨击蒋介石独裁统治，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连续担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不顾体衰多病，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各项工作，任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名誉会长等职，对我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钱端升先生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的和法学研究事业，学贯中西，著述颇丰，为我国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都曾受过他的教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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