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是毛主席称赞白崇禧的话，是什么意思_百度知道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是毛主席称赞白崇禧的话，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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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家都不了解白崇禧这个人，白崇禧之才智军事才能有“小诸葛”之称，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人们都知叶挺的“铁军”国民革命第四军骁勇善战，却不知有比“铁军”更厉害的“刚军”白崇禧的国民革命第七军战无不胜，为中国结束军阀割据立赫赫战功。抗战八年，白崇禧提出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指挥武汉会战；指挥桂南会战。亲率昆仑关大战大胜，保卫了大西南，阻断了日军企图在昆仑关开辟第二战场。抗战初期唯一的“台儿庄大捷”也是白崇禧和李宗仁的杰作，大长了中国军民士气，重挫日军嚣张气焰。白崇禧所属的桂系部队当时的军事家史迪威也曾经评论：“桂系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日本二战的历史学家曾说：“桂系军队是是中国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队”。在当时可谓是国民党“杂牌军中的王牌军”。就连我军进行解放战争的时候也是避其锋芒，先易后难。对于和林的才能相比，早在四平会战已分出胜负，林败走苏联，后来在渡江战役优势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也没能敢到白的主力部队。白崇禧是一代战神，他生逢乱世，战功显赫，却因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终是历史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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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吴楚：泛指长江中下游。原指登上南京城，一眼望去，越远越觉得天下垂，除见苍天之外，空无所有。现也比喻一无所见。
〖出处〗元·萨都刺《念奴娇·登石头城》词：“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用法〗作宾语、定语、分句；指一无所见
〖故事〗元朝时期，诗人萨都刺来到南京畅游，他见到这六朝古都，十分高兴，登上城楼看四方，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即兴填词《念奴娇·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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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毛泽东评白崇禧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_白崇禧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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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白崇禧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收藏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评白崇禧　　、白崇禧的新桂系军阀起家时，总共只有4000人马。然而很快击败了盘踞在广西的旧桂系，年轻的前敌指挥官白崇禧就表现出多谋善断、指挥有方。　　桂系旧军阀视新桂系为眼中钉，想乘新桂系立足未稳之机，就地将之绞杀。　　1925年1　月30日中午，倾巢而出，白崇禧率先锋刚到广西，就碰上主力邓瑞征、邓佑文的两师约10000人左右，而白崇禧只有200多人，外加地方军400多人，总共600余人。　　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白崇禧双拳难敌四手，被围攻，乱军之中白崇禧险些被俘，只得逃进城内，闭门坚守。当时白崇禧初出茅庐，并未拿白崇禧当回事，并没有，只是屯兵城下。　　白崇禧坐困愁城，望着围城大军，思忖只要敌人一发动攻城，立成齑粉，不如乘敌不备，主动出击，或可有一线生机。于是白崇禧在埋锅造饭的时候，募集城内百余名敢死队，鸣枪呐喊，杀向敌营。沈军不明就里，阵脚大乱，立刻拔营后退10余里。　　不久，主力赶到，两下夹击，将沈部赶回柳州城。白崇禧又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以部分兵力柳州，而主力向东秘密进发，直奔的老巢桂林。到桂林城下30里的时候，沈鸿英才接到探报，促不及防，率残部三、四千匆忙北撤，逃入山区，希图再举。　　白崇禧见清剿困难，就设计将从山中诱出加以歼灭。于是命人广布谣言，说自己的部队马上要与滇军开展，大军即行南撤，同时派精兵埋伏出山的必经之路。　　不知是计，立刻下山，企图跟踪追击。只听一声号炮，白崇禧早已伏下的三路精兵一齐杀了出来，将围在核心，一通砍杀。沈军闻风丧胆，死伤枕藉，沈鸿英忙指挥部队往山里撤，适逢天降大雨，山洪爆发，两江河水骤涨，浮桥被洪水冲断，沈军无路可逃，溃兵多为白崇禧所擒。　　只身逃到香港，感慨道：“我沈鸿英纵横十余年，带兵数万，横行挂、湘、赣、粤四省，谁亦我何，不料今日竞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　　此役，白崇禧指挥如神，善于用计，尤其是那场暴雨来的及时，恰如白崇禧能掐会算一般，因此得名“小诸葛”，声名远播；新桂系也成了广西的霸主，并发展成中国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派。　　北伐期间，白崇禧任总司令部参谋长，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展露。　　之役，北洋军以三倍兵力进行猛烈进攻，总司令亲自统领的军队都被击败，失守，南昌被围。白崇禧急率由广西子弟组成的第7军救援，一举击溃孙传芳先头部队两个师。在双方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白崇禧出奇制胜，集中兵力攻击德安，断绝南浔线，先收复九江，再解南昌之围。双方肉搏三天三夜，最后孙传芳不敌，官兵两万余人被俘，取得北伐以来的第一次大捷，第7军得名“钢军”，与号称“铁军”的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白崇禧挥师向东追击，扫荡浙江，断绝宁沪线交通，在共产党的配合下收复上海，再次击退反攻，歼灭孙传芳部6万余人，取得北伐第二次大捷。然后乘势攻占保定、石家庄、北京，在滦东战场把张作霖、张宗昌两部打得大败而逃，占领了山海关。从此，长城以南，已无敌踪。　　上海的淞沪会战，桂系部队的精锐，被誉为钢军的第7军在廖磊率领下，只参战一周，牺牲人数竟达上万，6个旅长3死两伤，足见白崇禧的桂军勇猛凶悍。　　月间，、白崇禧指挥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围歼了日军第10师团、歼敌2万余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取得第一个胜利。当时武汉行都举行10万人*，并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此外，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还指挥了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的桂南战役，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歼敌万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　　武汉会战后，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投敌，日本也想利用蒋、桂之间矛盾，制定“山工作”计划。乘机拉拢白崇禧，只要不再和日军作战，日军将“极力避免破坏广西的各项建设，并保护一般民众之生命”，表示要将南宁战役中阵亡的国军将士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养，但、白崇禧断然拒绝。　　白崇禧的军事指挥才能，后来主要用于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日，命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万人，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8月7日，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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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史上记载，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样能直接威胁南京，以解延安之围。　　刘伯承乃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在北伐时期就有“军神”的美誉，此时又被国民党视为“共军第一号悍将”。刘、邓大军南进，蒋介石腹心受迫，思忖再三，唯有“小诸葛”白崇禧能与之相敌。　　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白崇禧。　　“刘、邓的中原部队已进入大别山区了，锋芒直指南京。健生，你在抗战时曾指挥过长江北岸军事，现在请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保卫南京。”　　这是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一年多来，蒋介石第一次授其指挥权，而且对手又是极难缠的刘、邓，他硬着头皮也要斗上一斗！　　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自兼指挥所主任。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　　作为保定军校的高才生，白崇禧知道，共产党的首府陕北延安此刻正遭国民党重兵围攻，日子十分不好过。毛泽东指挥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在战略上应该说是一步妙棋；但在战役和战术上，却犯了兵家的大忌讳。　　不要后方依托，不靠根据地接济，向敌后远距离大规模出击，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异常大胆的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军覆没是非常可能的，即使不完全失败，部队被打散或损兵大半被迫退回的可能性也很大。　　白崇禧也知道，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基本没有时间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　　确实，劳师袭远，脱开晋冀鲁豫的根据地去作战，刘、邓情有不得已之处。　　鲁西南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因刘邓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致电刘、邓等人“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这与刘、邓原来主张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的设想，非常矛盾。　　但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二话没说，立即按毛泽东的战略要求改变部署，取消部队的休整，提前于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一贯用兵谨慎的刘伯承事后承认：“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　　白崇禧掐指算来，国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虽遭刘、邓重创，但刘、邓自身伤亡也比较严重；在苦战的28天中，也损失了1万3千人，而且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　　白崇禧看着挂在墙上的大别山区的地形图，不禁暗暗得意。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与陕北、山东相比，不适合刘、邓擅长的运动战。大别山内山路崎岖，刘、邓部队的大炮、辎重都要靠人背肩扛，非常不利于运动；因此在进入大别山不久，刘、邓就命令部队丢掉大炮等重武器。而大别山外的国军却可以利用交通便利的特点，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主力决战。　　白崇禧让作战处长找出了前一段时间的作战标图，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觉刘、邓部队在前不久的9月间，曾三次企图围歼自己的58师、85师的意图，后来都因运动速度缓慢，没有形成合围。只是在一个月前，在张家店和高山铺打了两仗，国军部分被歼，这说明刘、邓所擅长的运动作战，在大别山区受到明显的遏制。　　白崇禧决定不在给刘、邓部队更多的战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总体战”，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消灭刘、邓。　　对付已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白崇禧最经常说的一段话就是：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　　这句话后来传到了延安的毛泽东耳朵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文章中还引用过这举话。　　白崇禧确实对清剿共产党军队既有经验，也有股狠劲。1932年，对广西右江红军发动“围剿”，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的群众，不许带一粒粮一根火柴上山，企图饿死、困死红军。更收买叛徒韦昂，暗杀了红军领导人韦拔群。　　红军长征的湘江之战，白崇禧指挥桂系军队，夹击红军，战士们的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原来设想，刘、邓大军大别山区落脚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因为过去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大别山建立过根据地，　　可在延安毛泽东却想象不到，此刻的刘、邓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无论天时还是地利，似乎都不在刘、邓这一边。　　大别山位于淮河以南，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中下层指战员基本都是北方人，对大别山的自然环境很不适应。当时战士就说“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改吃大米，加上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国民党军粘的又紧，双方几乎天天有接触，战士们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要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　　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就连共产党过去依仗的“人和”——发动群众，似乎在大别山区也收效不大。　　刘、邓所部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共产党军队转移撤走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当地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实行了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　　另外，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在大别山附近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发动群众的策略很难奏效。　　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更难对付，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深受其苦，掉队的伤员和留下来的伤员往往被其以残酷的手段加以杀害，部队行军还要带着伤员，自然影响机动速度。　　白崇禧的计策果然毒辣，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找不到刘、邓大军的主力，就找伤病员，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以此来打击解放军的士气。弹药奇缺，过去靠打胜仗来补充兵员和武器的方法不灵光了，国民党军猬缩在一起，解放军吃不掉。粮食补给也发生了困难，战士中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　　1947年12月，刘、邓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3个纵队6个旅在*、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白崇禧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刘伯承则率一部北渡淮河，向国民党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创建新根据地，调动敌人。　　后来据战史资料披露，刘邓大军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在14万人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已降为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等到了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全部野战军只剩下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　　比较解放战争的全局：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解放军野战部队总数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降为不足15万。　　几组数字的比照，一方面说明刘、邓大军为全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刘、邓指挥全军靠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觉性，以及不避艰险、无私无畏的精神，终于走出困境。　　另一方面也说明，白崇禧在占尽了天时、地利的基础上，还是显示出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　　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3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于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向中央建议转出大别山。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部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着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　　刘、邓最终突出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延安也失而复得。国民党尽管取得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局部胜利，但在战略全局上，却棋输一招。　　1948年10月底，东北廖耀湘兵团已被解放军消灭，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不顾反对，又匆匆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非要“再试最后一次”不可。　　白崇禧在汉口华中“剿总”总司令部里，一筹莫展。　　设在汉口三元里华中“剿总”总部，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有一小门通到白崇禧的私邸，这里以前曾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表面上看，白崇禧能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宋希濂、张轸、张淦4个主力兵团，可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7军、第46军和第48军才是桂系的基本力量。　　白崇禧一向反对在徐州与解放军决战，曾规劝过蒋介石。解放军刚取得郑州、济南战役的胜利，士气正旺，必欲将国民党军所剩精华一鼓成擒。他认为，必须将兵力撤回部署在蚌埠一带，利用交通线短捷，调动补给灵便，以内线作战姿态击破*，全力守住长江，才能避免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命运。　　无奈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为了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调防到徐州，曾打算让白崇禧任华东剿匪总司令，可又怕桂系力量由此坐大，将原本属于华中总部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另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心腹将领刘峙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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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前移帅，素为兵家所忌。况且刘峙的为人，也深为白崇禧所不齿。　　刘峙是蒋介石的亲信，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攻打吴佩孚军队驻守的武昌城，刘峙捏造情况，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的独立团送入绝境，叶挺当时就气愤地说：“刘峙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抗战时期，刘峙就被人讥为“长腿将军”。“七·七事变”后，刘峙身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军沿平汉路大举进犯，刘峙未遇强敌，不战而退，从防地保定一路南逃，遭日机和炮火狂轰滥炸，军需物资和作战工事尽被炸毁。刘峙率残部再次往南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刘峙“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更有甚者，刘峙甚至险些将白崇禧的座机击落。蒋介石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刘峙为了让街面肃静，竟然发假的空袭警报，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崇禧的座机先到，被自己防空部队的高射射击。白崇禧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刘峙才想起尚未通知防空部队。　　此刻，刘峙任徐州“剿总”司令，也颇遭人非议。有人说：“徐州乃南京的北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　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白崇禧曾命人收集徐州周围的情况，其中在山东临城的一张传单引起了他的注意，上以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口气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也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　白崇禧觉得，传单上的话虽然粗俗，但却也贴近事实。刘峙在徐州的命运绝不会像薛岳和顾祝同，结局只会更惨。　　蒋介石重用刘峙这样的蠢材，战局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白崇禧最后还是面谒蒋介石，以自己能力有限，且战区辽阔，不便兼任为由，坚辞不就。　　后来，蒋介石又让陈诚来指挥，陈诚称病；再让宋希濂来指挥，但宋希濂感到徐州的几个兵团都是蒋的嫡系，平日里飞扬跋扈很难指挥，也请蒋介石另选他人。最后蒋介石只得把正在东北葫芦岛的杜聿明紧急调回徐州。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了徐蚌会战的战场，果然兵败被擒。　　果然，淮海战役后期，刘峙因指挥无能而被蒋介石撤销了职。　　白崇禧虽未就徐州之职，却也为解徐州之围出了力，指挥华中总部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合围刘伯承南下的部队，可惜刘伯承机警异常，看见情势不对，下令迅速退却，一日夜北退两百华里，从容逸去。　　老蒋想把华中总部的精锐派往徐州，白崇禧实在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力量就这样消耗掉，只是派手下的黄埔系军队去增援。果然不出所料，黄维兵团不久就被解放军包围歼灭，而留守华中的桂系主力却丝毫未损。　　如果白崇禧当时放弃华中防地，亲率桂系精锐赴徐州参与淮海战役，中国历史是不是就可以改写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他的对手是高超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艺术的毛泽东，是“论兵新孙吴”的刘伯承，是果断决策、精心谋划的“百胜将”粟裕。　　而他的上级和同僚，则是犹豫不决，朝令夕改的官僚政客，如被歼灭的邱清泉所说，是混蛋的国防部，糊涂的老头子；两相对比，焉能不败？　　1948年8月初，国民党中原会战的失败，蒋介石主持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　　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承认两年多来兵员损失300余万，武器弹药也损失不计其数。　　有人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现在他们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我们遭到如此重大损失，这个仗还怎么再打下去？”　　蒋介石把两年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虚晃一枪，不做检讨。　　白崇禧心想：你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亏你还在日本学过军事，甭说是步兵指挥官，说你是步枪指挥官也未必合格。打胜功全归他，打败了仗全推的干干净净。　　轮到白崇禧在大会上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　　“宜川一战，胡宗南的刘戡部5个师全部被歼。洛阳一战，邱行湘被俘；豫东一战，区寿年兵团的6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9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一战，康泽被俘，战略要城襄阳丢失。抗战后剿共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5：1的绝对优势超过*。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手中？”　　接着，白崇禧又提出6条“戡乱”建议，其中有一条是专门对着蒋介石来的。他愤愤地说：“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超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全场掌声大作，热烈拥护。蒋介石微笑着，也拍了两下手，回到官邸就大骂白崇禧“居心叵测”。　　会议期间，郭汝瑰把一本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印的《目前的战略问题》附在文件后面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节选本，阅过感到“很高明”，遂批上“印发”二字，作为大会学习材料。　　与会者中有人读过毛泽东的那两本书，翻开发给的《目前的战略问题》，目瞪口呆，惊愕地窃语：“简直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大会了。”　　白崇禧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军事著作也是颇有研究。　　太原失守后，　白崇禧在重庆期间，曾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以其科学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准确的预测而闻名于世。《论持久战》发表时，抗日战争爆发只有10个月，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趋势和前途议论纷纷，哀叹“亡国论”者有之，主张“速胜论”者亦有之。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基本特点的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且，他预测这场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后来的战争实际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些基本判断。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白崇禧还借鉴毛泽东关于游击战思想，主持编写了《游击战纲要》一书。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硬拼难以持久，白崇禧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作战指导思想，曾作为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的教本，他所确定的6条对日军作战的指导原则，后来便成为各战区作战的根据。　　相反，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却并不如何看得重。　　四平战役，白崇禧奉命督战，民主联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大踏步地后撤。白崇禧指挥国民党美械部队一路狂追，从四平到长春、吉林。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是一鼓作气追到佳木斯和满洲里，即使不将林彪擒获，也可将其逐出东北，赶往苏联。　　不料忽接蒋介石来电，命令白崇禧停止追击，且规定部队不准渡过辽河。蒋介石的理由是：据情报反映，长春驻有6000余穿便服的苏联红军，怕与其发生军事冲突。白崇禧本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杜聿明却拿出蒋介石的手令。　　白崇禧不服，乘飞机回南京当面向蒋介石陈辞，蒋介石仍然以怕引起与苏联红军的军事冲突为由，禁止追击。白崇禧则认为，林彪所部全线溃退，已无斗志，即使有6000苏联红军，也不足为惧。况且，按照双方的协定，苏联红军早就该撤回国了。如果继续追击成功，只留下少数部队驻防，腾出来的5个美械机械化师就可以入关作战，在华北跟共产党决战。　　不久，蒋介石与白崇禧一起到长春视察，白崇禧再次建议向北满出击，蒋介石仍是不置可否，只是要白崇禧早日回国防部当他的国防部长——东北的军事交由杜聿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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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当白崇禧百思不解的时候，李宗仁点拨了他：　　“如果你把林彪部队歼灭了，那桂系影响不就更大，桂系势力不就深入东北了吗？”　　徐蚌会战开始前，白崇禧曾经提出“守江必守淮”的策略。他向蒋介石提出：首先，中原只能设一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其次，华中“剿总”应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最后，也是重要的是，要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国民党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　　但蒋介石一条也没采纳，在徐州设立了另一个由刘峙主持的华东‘剿总’，华中剿总也没有设在蚌埠，而是设在了汉口，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　　白崇禧对国民党人心尽失感受颇多。在晚年的*中，他曾经谈到一件往事：1949年他任华中剿总司令，视察江防工事时发现，工事里搓麻将的比比皆是，且以长官居多，罚不胜罚，于是叹道：　　“人心散了，空有工事何用！”　　果然，“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精心构筑的防线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蒋介石将中原国民党军分割使用，是白崇禧最为反对的。等到锦州失陷，蒋介石又想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的时候，白崇禧对整个战役布势已经无能为力了。　　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宋希濂抵汉口去见白崇禧，说蒋也要他的部队东调驰援黄维。白崇禧陈说利害：此次作战之弊在于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蒋介石将兵力平均摆在点线上，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使*有机可乘，攻其弱点，易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黄维此去对战局毫无裨益，而自身反不免于被歼的命运。　　白崇禧的预言都得到应验。　　杜聿明在突围途中破围于永城地区，蒋介石命令机械化装备的杜聿明“死守待援”，白崇禧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指导，并讥之为“螳螂战术”，因为螳螂虽大，一旦被蚂蚁困住就寸步难移，那只有等死而已。　　蒋介石仍不死心，要把华中白崇禧的部队继续东调，白崇禧坚决拒绝，不惜以辞职为要挟。　　甭说蒋介石调不动，就连李宗仁也很难调动白崇禧的手下。　　国民党新桂系存续的25年里，白崇禧一直是桂系的核心人物。白崇禧又喜欢揽权，有时甚至李宗仁要委派一名少校官佐，也须得白崇禧同意，否则不能落实。北伐和抗战中，白崇禧分别出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及副参谋总长，他利用职权，极力帮助桂军扩充；在可能的条件下，无论军需补给，还是兵力使用，较之其他地方部队，均优先照顾。　　1948年4月，李宗仁当上副总统，但没有蒋介石的准许，李宗仁不得离南京半步；1949年4月，国共北平和谈期间，*方面出于关心李宗仁安全，建议李宗仁调动驻防安徽的桂军一师进入南京护卫。不料李宗仁气急败坏地回答：　　“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　　少顷，又愤愤不平地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　　桂军主力第7军、第48军、第46军，皆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统领，除白之外的任何人，都调遣不动。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虽然林彪在渡江之后，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打仗，但军人的好胜心仍然使他放不下白崇禧。　　跟林彪做搭档的四野政委罗荣桓，对桂系军队有过形象的评价。　　“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四野分兵东、西、中三路，追击白崇禧。林彪亲率中路的6个军19个师。　　49军的军长钟伟号称“中国的巴顿”，他遵照林彪“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率部急速追击，成了中路军的箭头。　　白崇禧恨林彪欺人太甚，竟敢以久战之师孤军深入。他对部下说：“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了。他以为有陈明仁的手下带路就万无一失，也太小看我能征惯战的八桂子弟了！”　　白崇禧决定在青树坪设伏，因林彪入毂。　　青树坪在距湖南湘乡西南140里的群山之中，扼守湘中通往湘南的咽喉之地。白崇禧一面命湘乡的部队做溃退状引诱*轻兵冒进，一面命已经退守湘桂边境的的张淦率桂军第三兵团星夜北上，在青树坪设下埋伏，专等林彪上钩。　　“对付林彪，就是三个字：快、猛、狠。当年在四平制服林彪凭的就石这三个字！”　白崇禧对前线指挥——桂军名将张淦说道。　　钟伟的49军不知有诈，贸然闯入桂军的埋伏圈。此时，49军离中路军主力已经有近两天的路程。　　冲入青树坪的49军146师，被桂军精锐第7军和第48军围了个水泄不通。钟伟指挥146师临阵不乱，就地组织防御。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桂军的冲锋一个波次连着一个波次，钟伟杀红了眼。　　关于青树坪战役的说法很多，其中一则比较离奇的说法就是：钟伟拿着手枪，逼着他的顶头上司陈伯钧司令员，不准他下撤退命令。这段记载并无正史出处，演义的成分居多，倒也能说明钟伟的好战性格。　　最终49军遭到了比较重的伤亡，但却没有撤退。白崇禧没有更多的基干部队能给钟伟一个致命打击。战斗以白崇禧小胜告终，青树坪成了白崇禧军事生涯中最后一个战果。　　在1949年国民党军风雨飘摇、一溃千里的情况下，冷静并敢于抓住机会进行果断反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只白崇禧一人而已。　　但此战役却暴露了白崇禧的主力位置，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战役的局势已经逆转，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　　白崇禧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保庆两地之间待命，准备与林彪一决雌雄。　　这下正中林彪下怀。　　远在数千里之外，坐镇北京的毛泽东，也意识到此时正是歼灭白崇禧的天赐良机！　　日，毛泽东亲笔手书给第四野战军林彪、邓子恢、萧克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下达《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　　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　　次日，毛泽东惟恐*轻敌，又致电西南前线，补充数点：　　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　　在国民党军内部，白崇禧看不起蒋介石，也看不起很多同级或职务比他高的，但惟独对职务比他低的两个人情有独钟。　　白崇禧在武汉时曾对其麾下说，具有大将之才者，一为张淦，一为胡琏。　　胡琏是黄埔军校四期生。1943年5月的鄂西战役中，身为师长的胡琏率部孤军奋战，浴血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终于固守住险关石牌，从此声名大震。　　1948年12月，黄维的12兵团为救在徐州战场被围的杜聿明部队，而被解放军诱入口袋，包围于安徽蒙城的双堆集。兵团副司令胡琏本来因父亲病丧请假在外，奉蒋介石之命，乘坐小飞机回到阵中，与黄维一同指挥作战。在突围前，黄维和胡琏都身带大量安眠药，准备突围不遂就自杀。结果黄维被俘，胡琏虽然乘一辆战车乘隙突围而出，背部已多处中弹。住进上海虹口天主堂医院，从其背部取出了32粒弹片。　　白崇禧对胡琏素来极为赏识，听说胡琏住院，特别从华中剿总驻地武汉给胡写了一封亲笔信，许胡琏为兵团司令官，负责拨补装备3个军。　　胡琏一贯追随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亲笔信后，当即投到火炉中，并表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黄埔子弟，岂能朝秦暮楚！”　　蒋介石获知，益发欣赏胡琏，拈笔手令国防部，任命胡琏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当时，各地反征兵、反征粮的浪潮此起彼伏，征兵困难重重，唯独胡琏如期在四月底如数征齐3个军9个师。　　白崇禧想胡琏兵团去阻挡解放军南下，蒋介石却密令胡琏从江西直退至广东潮汕地区，以保存实力。后来，胡琏的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重挫登岛的解放军，很是风光。　　张淦本是桂系的一员大将，以能征惯战而著称，当了18年中将兵团司令官，最后却当了俘虏。　　说起张淦被俘，也颇令白崇禧哭笑不得。　　那是1949年“粤桂边战役”，身为第三兵团司令官的张淦率部退到广西博白城内，将兵团指挥机关安在图书馆，城内只有一个特务营，一个炮兵营，总共两千多人。张淦以为离他最近的解放军都在90公里以上，三两天之内到不了，可以放心睡大觉。　　谁知解放军星夜兼程，夜袭博白。解放军43军128师379团的一个副连长用了只用5块银圆，就买通张淦的一个通信兵，用火箭筒炸开院门，将张淦从床下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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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张淦兵团的覆灭，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慨叹道："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7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以说是片甲不存。"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代表团的军事组常到国民党的军训班中去讲课，宣传游击战争。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交往较多。白崇禧很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军事才略和政治工作经验。而周恩来也很欣赏白崇禧的主战立场和指挥才能。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专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淮河流域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方针，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但在政治上，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白崇禧的弱点。　　1965年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回国时，　禧有过中肯的评价：　　“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　　相信这个评价代表了中共领袖们的共同意见。　　说白崇禧政治上低能，主要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认识不清上。　　1929年初，白崇禧在率部击溃“直鲁联军”后，在北平大谈天下大势时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向蒋介石统治的江浙进军之势。　　日，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发出致蒋介石电，提出“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时局的主张，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25日，在白崇禧指导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无法，只好以李宗仁继任“代总统”。　　毛泽东看穿了白崇禧的伎俩，在日的一次对外谈话中，讥笑道：“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方案，提出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两军“就地停战”，“划江而治”。　　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共产党拒绝了。　　*当时参加了*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警告国民党：“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　　白崇禧的政治短视，还体现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　　对此，李宗仁有过中肯的评价：“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　　淞沪会战，蒋介石要亲自到上海前沿阵地去视察。因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白崇禧建议蒋介石乘英国大使的轿车去。但英国大使的车还是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幸亏蒋未在其中。戴笠事后甚至怀疑白崇禧想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在作战指挥的很多问题上，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意见相左。　　这些，蒋介石自然都耿耿于怀。　　桂系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白崇禧却上了蒋介石的船。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李宗仁试探白崇禧，要他起义。但白崇禧反劝李宗仁去台湾，李宗仁气的大骂“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白崇禧对李宗仁进行牵制，故于12月10日派专使到海南请白崇禧去台北“归队”，并许愿去台后“自有重用”，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一职。还给白崇禧捎去数万两金砖，说是发清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　　白崇禧遂于12月30日乘专机赴台，从此落入蒋的严密控制之下，成为蒋的“电钮”。每当李宗仁对蒋介石有所批评、揭露时，他都要奉命“驳斥”。　　日，白崇禧在台北寓所逝世，据说是因心脏病。　　去世的前一天，与其热恋的护士张小姐在白府留宿。而发现白崇禧遗体时，张小姐已不知去向，唯见白崇禧尸体周身发绿，留有死前痛苦地挣扎的痕迹，颇有可疑。　　精明一世的“小诸葛”白崇禧，就这样谜一般地离开了人世。　　白崇禧小传　　白崇禧，字健生，民国时期军事家，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日生于广西临桂(今桂林)。回族。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年任桂军连长、营长、统领。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参谋长。1924年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提出先攻陆荣廷后击沈鸿英之策得手，于1925年结束旧桂系军阀对广西的统治，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1926年3月两广统一，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参谋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1927年1月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3月兼任上海警备司令，积极参与策划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扩张了桂系势力。蒋桂战争中失败后逃往越南。1930年在蒋冯阎战争中参加反蒋军第1方面军，出兵湖南被击败。1932年4月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民团司令，提出并实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得李宗仁支持，巩固了广西势力地盘。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1938年7月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12月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第四、第九战区对日军作战。1939年底至翌年初指挥桂南会战，在昆仑关战役中，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　　1945年10月晋陆军一级上将。1946年5月任国防部部长，积极执行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政策。1948年5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情况下，1949年初仍主张与共产党划江而治。4月任华中军政长官，指挥20余万兵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中南，所部在解放军发动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被歼。9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2月由海南岛去台湾。日，在台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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