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中,如何坚持“长期主义”?


2022年的高考结束了。

对于现年27岁,最近正在经历互联网裁员危机的李锐来说,十年前他所经历的这场“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似乎从未离开。“每当工作压力剧增,我就会梦见高考砸了。”

疫情三年,给高考与升学选择增加着新的不确定性。2020年疫情爆发,全国高考推迟一个月;今年,上海等地区高考延期一个月。

变化常在。自1977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改革一直在进行中。2014年9月,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标志,我国开启了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轮高考改革。截至今年,共有21个省市进行高考改革,“新高考”逐渐将原来的文理科改为“3+3”和“3+1+2”[1] 考试模式。

即使“千军万马过独木”,高考依然给不同身份、地位、财富的人创造了相对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改变命运的机会。但高考过后,还有更多岔路将改写人生未来。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不一定能让你成为人生赢家,但一定能让你少走弯路。在四年后的就业选择前,志愿填报便是高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选择。

在高考结束,无数年轻人即将走上新的征程之际,职场Bonus独家对话了两位分别身在理科、文科热门行业的领军人物——

邓亚峰,现任360集团副总裁、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兼搜索事业部总经理。

刘逸星,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上海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上海仲裁委员会委员。

无论如今获得了何种令人瞩目的业界成绩,他们都有着从平凡起步的过去。通过他们的高考回望,愿你找到“志”与“愿”,拥有遵从内心、自由选择的勇气。

[1] “3+3”考试模式为3门必考(语文、数学、外语)+3门选考(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3+1+2”考试模式为3门必考(语文、数学、外语/不分文理科)+1门首选(物理、历史)+2门再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01 从技术专家到公司管理者:我坚持长期主义

职场Bonus向邓亚峰发出采访邀约邮件后不到一小时,邓总就爽快地回复了,“让年轻人获取行业信息,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是很有价值的。”

“我出生在农村,我记得直到八岁,村里才通电,我现在依然记得第一次看到电灯时的兴奋。”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市里读高中,高考考上北航,并从清华硕士毕业,邓亚峰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二十年,如今已做到360集团的副总裁,管理搜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两个团队。

邓亚峰走上这条路的起因是“一种直觉”。

98年参加高考的他,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当时讯息不发达,专业方向的信息闭塞,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未来想得很清楚,“有一点盲目,但我对工程类、计算机类感兴趣,于是报了电子工程专业。”

在研究生阶段,他又因机缘巧合选择了计算机视觉方向,“我发现让计算机程序去自动识别一个图像里面有什么物体或识别人的身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如今,计算机视觉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最活跃的方向之一。

对一件事能否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做事能否有足够的积极性和上进心、是否有解决问题的逻辑性和基础知识,这是邓亚峰认为和分数、成绩同等重要的东西。“我们小时候,家长教育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可当今时代,不论是在知识技术等信息层面,还是在人文社科等思想层面,我觉得都是需要有基本认知的。”

他担心这个要求是不是对年轻人稍显严苛了,但“还是很有必要了解各行业各领域的动向和方向,特别是要多找机会和领域的专家沟通,也许只一句话,就能让你对一些事情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与邓亚峰共事的同事们,包括他非常欣赏的一些年轻人并非都有很好的背景。“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中,有自己专精的点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些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或没有考上特别好大学的同学来讲,如果对计算机或者一些工程相关的领域非常感兴趣的话,只要全心投入,一样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对邓亚峰来讲,乐趣所在更容易成为他所坚持的长期主义。从小成绩拔尖,在他眼里,学习并不枯燥,反而充满攻克难题的成就感,“人本身是有惰性的,需要一些快乐和刺激才能坚持。近几年,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日新月异,总有新的方法涌现,不断有突破发生,所以总可以不断学到新技术,让自己不断成长。”

2012年之前,因为技术不够成熟,专业岗位少,人工智能还没有进入火热发展的行列,所以选择这一方向的人并不多。邓亚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芯片公司做人工智能算法,后经一家创业公司,加入阿里云进入互联网行业,之后又选择了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这是一次重要转折。“因为那个时间点深度学习在国内刚刚兴起,而百度是国内最早投入到这个领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能驱动未来的方向,所以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离开百度到格灵深瞳担任CTO,邓亚峰的职业角色从技术专家转变为一个百人技术团队的管理者。这段经历让他成长很多,“不仅要考虑技术方案,还得为团队找到合理的目标,特别是如何让团队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

到360后,管理的团队更大了,但更大的变化是,他成长为一个人工智能驱动业务的负责人。作为创新型部门兼成熟业务的管理者,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了:“需要考虑团队的投入产出,需要考虑如何找到最有价值的创新业务,需要考虑如何在成熟业务上找到增长点,这时候,行业视野,对业务方向的判断都变得更加重要。”

回看自己的整个经历,他坦言,“有些选择现在看来算不上明智,但因为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所以每一段经历都让自己收获颇丰。特别是最近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行业的经历,让我有非常多的改变和进步”。

对于职业选择,他看到很多年轻人短时间内频繁换工作,“其实要尽力少换工作,不要轻易放弃,特别是最难的时候,要想一想还是否有努力的空间。当然,该换的时候还是可以换,特别是当一份工作无法让自己成长时。但选择非常重要,要选择一个有潜力的行业,和一个有前途的平台,这很考验眼光。我很佩服的一个朋友,在通信行业最热的时候,毅然进入当时很不起眼的互联网行业,作为早期员工加入一家叫腾讯的小公司。”

“我们父母这一代人受时代的影响,相对传统保守一些,他们会觉得铁饭碗是最安稳的。但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和贡献,才是真正的铁饭碗,只要有价值,在这个时代,就不愁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除了安稳的工作,人还需要丰富的经历,要敢于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当职场Bonus向他问起如何判断行业是否有红利或发展空间时,邓亚峰提供了两个建议。“年轻人看不准方向很正常,我当初也看不懂,但想要看懂的前提必须是要接触足够多的信息,并保持开放的心态。而判断的原则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首先,要判断这个领域假如进步了,是否会大幅提高社会生产力,给社会带来巨大价值,即看其上限;其次,从技术角度判断这个领域的技术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到了爆发前期,即看其近期的下限。”

邓亚峰认为今天的生命科学领域就符合这样的条件。

“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流行的一个说法是‘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过去二十年,大家一直很怀疑这个结论,因为始终没有真正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认为今天已经到了‘爆发的前夜’。生命科学领域对于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之前的技术还没有达到特别成熟的状态。

“而如今,这一点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生命科学领域本身取得了很多进步,包括癌症致病机理的研究进展、细胞基因等新疗法、mRNA等新型疫苗研制技术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另一方面,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和这个领域深度结合,展现出巨大的可能性,一系列技术突破正在发生的过程中。更让人激动的是,我们看到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和各个领域结合:AI for Science、计算机创作等诸多领域,不断产生着让我们激动甚至惊诧的成果。”

硬科技研发的道路是漫长、枯燥但又充满成就感的,邓亚峰在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年。“真正和平发展的年代在整个历史上是相对少的,我们这一代很幸运,能刚好处于这样的时代,我们要珍惜。”

当被问到对年轻一代的看法时,邓亚峰说“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对下一代有误解。我们当年很多人都觉得90后不太靠谱,但我们后来发现,90后都挺靠谱的,很多人都已经成长为各个领域的核心骨干了。今天的00后一代,我接触得不多,但他们活跃的思维、更加自由的表达是让我非常羡慕的。我相信,当责任落到他们肩上时,他们依然能承担起来,依然很靠谱。”

“我期待大家每个人在未来,既能找到自己热爱一生的事业去追求,也能过上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更期待有一些同学,在科技领域,或者文化领域,能够产生世界级的成果,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也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影响。”

02 从车间工人到国际律所创办人:我做对了哪些选择

大洋彼岸的美国,正是夜晚休息时间,刘律师很快腾出时间,“只要对年轻人有用,一点不耽误休息”。

刘逸星,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同时也是上海市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政法学院仲裁员、研究员。身兼数职,刘逸星在视频那头精神奕奕地打着招呼,看不出一丝疲惫。

1970年,刘逸星出生于福建福安的一个知识家庭,父母都是老师。碍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时代环境,尽管父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也无力在财力、精力上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刘逸星初中毕业后,他离开学校,进入当地一家工厂,成了一名车间工人。

进工厂不久,上世纪的下岗潮滚滚而来。刘逸星心中崇尚自由、崇尚公平的正义感被点燃了——年仅16岁,他作为被裁员工的领头者,与厂长平等地坐在一张沙发上,为被裁工人们争取权益。即使,刘逸星这个名字,压根儿就不在裁员名单上。

1992年,刘逸星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中国的考试制度相对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公平,我通过一场考试改变了命运。”

“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别人捍卫权利,就是侠客的一种反映。”除了追寻初心,他也想为当时破产的自己找寻一条新路。

“不论是在公有制的律师事务所上班还是在国家单位做公务员,在当时都是非常体面的归宿。”可刘逸星哪条路都没选择,他认为,改革开放会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的活跃。他满怀热情,想用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为社会创造新价值。

内部动力和时代背景为他指明了一个方向——1994年,他创办了福建省闽东地区第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而最早的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1993年才由司法部批准成立。可以说,他做的这个决定,直接踩在了当时的时代风口上。

虽然当时他的律师事务所风生水起,但他很快不满于此,直接买了一张北上的票去北大做旁听生。那个时候北大还很欢迎旁听生,对所有求知若渴的人敞开大门,“我从未妄自菲薄过”,刘逸星一边旁听,一边帮人打官司赚钱,“当我努力想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几乎把我所有的智商和精力都用在上面了,这是必须要付出的。”

在这种辛苦的生活中辗转两年,他迎来了人生中另一个重大机会。当时国内正急切地向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转变,他敏锐地嗅到这个气息,与上海另一位著名律师开设了一家上海本地律师事务所。

然而,刘逸星看到的行业未来再次使他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2015年,印度新首都新德里出现了一家名叫兰迪的律师事务所。他和所有合伙人共同立下一个事业誓言,那就是,要打造一家由华人主导的国际强所。

“中国需要国际化,所以中国经济需要国际化。而中国国际化的未来存在于我们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律师行业是服务于经济的,所以这个行业发展中国家一定有巨大的潜力。”

事实证明刘逸星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个起初只有22平方米的房间,经过四五年的发展,迅速扩张到全球18个国家,拥有超过40家分所。“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是强国了,如果世界历史舞台上,如果没有一家由华人主导的国际强所,那是一个悲哀,是中国历史的耻辱。”

为了鼓励年轻律师到发展中国家,他特地给华东政法大学捐了一百万创设海外法律人才实践基金:任何一个本科毕业生,只要英语六级,愿意前往印度、印尼、非洲等地,就可以获得资助。

但令刘逸星失望的是,响应的学生寥寥无几。

“二十年前,到发达国家留学还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可以学习西方更先进的知识。到了现在这一代,知识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但更多的市场其实已经来到了发展中国家。”刘逸星上个星期特地到拉美、墨西哥去考察,他看到广阔市场:不光律师行业,中国任何一个行业在这片土地上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我的团队里有两个从印度回来的九零后小姑娘,她们每一年带给团队的创收在300万以上;而一些回到国内做欧美市场的常春藤毕业生,工资不过七八千”,刘逸星告诉职场Bonus,这样的差异化蓝海在未来三五年乃至十年都会存在,“美国有十几万华人律师,蛋糕再大也不够分;印度哪怕只是biscuit(饼干大小),但没什么人竞争,分到手里的自然就多了。”

在和职场Bonus的对话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希望年轻人能够独立思考,“任何人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任何人身上都有时代的缺陷,这一代人应该要充分的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他明白中国教育下人们总喜欢去找标准答案,但他更加明白,没有完美答案这回事。

坚信过程比结果重要,或许这也是他深耕行业的动力源泉。

“我支持人们追求财富、热爱财富,但切勿过分迷恋财富。人一定要预设一个底线:当我没有财富的时候,我怎么生存?我给自己的底线就是:回高中教书、在老家开个小吃店,大不了最后就是刚刚说的那两种情况嘛。”

刘逸星对年轻人群体有着相当大的热情,“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才是中国律师业的未来。”在他看来,审美与文化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文化主导权要让渡给年轻人。年轻律师问他律所能不能养狗时,刘逸星给了肯定的答复:“我说可以,律所可以养花养草,当然也可以养狗。”

在采访最后,他引用了狄更斯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希望年轻人遇到任何困难、挫折都不要丧失斗志;我希望你们年轻一代,能够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力量。”

职场Bonus想说的话:

对高考生来说,无论成绩高低,这只是我们漫长人生中翻越的一个小山头;对大学生和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讲,无论环境好坏,我们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权利。

张桂梅老师去年写过一封信,很适合在这时送给大家:

「孩子们,你需要有一个人生大目标,去帮助你走过那些痛苦的、坚持不下去的时刻。但大目标就像一座高山,需要长久地攀登。

你还需要找到一条上山的“路”,在每天的日常里完成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一步步扎实地往上爬。爬着爬着,或许就走过了那一段黑暗的路,拨云见日。

你也许和我一样,正在完成每天的小目标。也许,正在寻找你的那个“大目标”。但只要你开始思考、开始行动,你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必然不易,但也充满希望的路途了。

放弃和认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下坡路”。

请记住,在任何一个你没有察觉的时刻,包括现在,通过行动去改变命运的机会,一直都存在。」

在今后的人生里,还会有很多烦扰与迷失——那些孟子口中“动心忍性”的时刻,也是我们等待的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时刻。

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既要信命运,也要信自己。

这就是那个时刻,祝福你。

你对高考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你觉得高考是你人生的分水岭吗?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一起探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职场Bonus”(ID:ZhiChangHongLi),作者:张瀚锐,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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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笔记侠(ID:Notesman)

内容来源:2021年3月,人大商学院《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创新特训营》课程内容——产业互联网时代的物种进化与战略升级 。

分享嘉宾:刘绍荣,智邑咨询高级合伙人、资深战略与组织变革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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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中国企业的普遍困境是什么?

商业物种进化路径有哪几条路径?

前言:数智时代,中国企业的普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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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笔记侠(ID:Notesman)

内容来源:2022年2月23日“参透博弈论,打破内卷”直播内容,全文略有删减。

分享嘉宾:王珞,美国威斯康星协和大学教授,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和谢富纪。

高级笔记达人 | 李云

笔记君邀您阅读前,先思考:

1.身边的5个内卷现象

内卷就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深陷内卷之中。

商业竞争的价格战,同样是内卷。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企业比较短视,遇到竞争就打价格战,用价格来打击对方。价格影响了企业的利润,利润一定时,企业就不会有创新。

中国发展了多年,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基本都在低层次上,成功的企业很少,就是因为其竞争手段多数是价格战。

薪酬方面,同样存在内卷。很多老板(可能和年代有关系),一遇到成本的压力就想办法先从员工的工资开刀,对员工的积极性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也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情况就会越来越差。

中国的物业管理也存在内卷。中国的房价可能翻了很多倍了,但是物业费几乎没涨过,又如何要求有更好的物业服务呢?所以我曾经就提出,物业费应该和房价挂钩,房价涨了,物业也能够享受到好处,因为他也在其中做出一些贡献,这样的话才能够去突破物业的内卷。

“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一辆失控的电车在你旁边,你手边正好有一个道岔,如果你不搬动道岔,电车会将前面的五个工人压死,而搬动道岔,只会使其前面的一个人死亡。

这时候如何选择?从经济角度考虑,死一个人比死五个人的损失要小得多,而从法律和道德角度考虑,搬了道岔会让一个无辜的人死亡。所以也造成了一种内卷的情况。

作为家长,孩子要不要补习?每个家长都有“去”和“不去”两种选择,假定孩子都不去补习,可以得3分,是双赢的局面。但有的孩子去了,有的孩子不去,距离就拉开了(去的可得了6分,不去的得负6分,一下就差了12分)。

这种时候我们做一下推导,如果大家都去,那大家都不会增加幸福感,也没有改变结果。其实孩子间的差别没有改变,但大家幸福感都降低了。

即使大家最后得分都是一样,但又不能不去。所以,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现象。

为什么内卷很难从内部突破呢?有两个原因:

其一,假定“去”和“不去”的几率各占 50% 的情况下,大家的理性选择都是“去”。

如果稍做变通,假如选择不去的人多一些,也即是利他行为多一些,这样,社会上的利他行为就会多一些,而好人越多,利己机会就会更大,坏人的收益更大。最后,反而鼓励了损人行为的增加。

其二,好人可以一次、两次吃亏,但持续下去,好人总是吃亏的话,他也会做一些利己的行为,这样好人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两个原因就造成内卷很难从内部去突破。

如何不让老实人吃亏呢?如果每个人都有些收敛,就是每个人不是全做的坏事(利己),而也去做一些好事(利他),内卷就不会严重了。所以我们要鼓励自律的博弈环境。

我们常说“别把事做绝了”,“做绝了”就是一旦有机会,他只做利己的事,而不做利他的事。要走出内卷,每个人都要有些自律,可以做一些利己的事情,但大部分多做一些利他的事情,这样,内卷的行为就会少很多。

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或者是竞争行为可能会导致内卷呢?

内卷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定义:一是客观环境,一是主观的理性。内卷实际上是个人的理性主义在客观制度环境下的表现。

在中国,客观环境是价值观单一,目标单一,标准单一,不鼓励个性,不包容个性,更重要的是输和赢的收益的差别过大,一旦失败,后果不能承受。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没有选择,只能参与,因为他不参与内卷,就会输得更惨。

当全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在有限的赛道,由于中国的超大人口规模,赛道必然极度拥挤,不鼓励个性、价值观单一、目标单一,失败者的后果到了不能承受的程度,包括一些制度性和规则上的歧视,造成了内卷是个人非常理性的选择。

内卷是怎么产生的?如何才能带来演进和突破呢?

博弈论有两个有趣的实验。

一个是阿克斯罗德进行的重复实验。他将囚徒困境进行了200轮,再请全球的博弈论专家参与,看看什么策略才能带来最好的结果。我们知道,单轮的囚徒困境一定是双输的内卷模式。但按规则进行200轮之后,惊奇地发现大家都走了出来,达成了合作结果,趋向双利。

但其中要遵循几个原则:首先,规则要公平;其次,利他的行为要得到鼓励,利己的行为会受到有效的惩罚。这样才能在囚徒困境产生一种互动,在长期的互动中走出内卷,走出困境。

博弈论,更大的目标在于追求一种共存,成员间的决策和行为是关联的。

所以,合作也是博弈,竞争也是博弈,不合作也是博弈,追求输赢只是其中一种博弈而已。比如,夫妻关系是合作的博弈。企业内部也应该走向合作的博弈。我们通常理解的博弈是狭隘的,也即是“输赢”的观点,造成了内卷。但当我们坚持长期主义,并且保证规则的公平和惩罚有效性的时候,就会走出内卷。

另外一个囚徒困境的实验是AB游戏。其中的规则不透明、不公开,利他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赞赏和奖励,而利己的行为不被谴责和惩罚,利己的赢面更大。这更像我们的现实。当存在着制度性的规则的不公平的时候,一轮轮下去,不但走不出困境,而且好人会越来越少。实际上这就是内卷的模型。

这两个实验充分说明了内卷的产生和走出内卷的方法。如果利己行为有一定的惩罚,利他行为得到鼓励的制度就会走出内卷。相反,如果利己行为得不到惩罚,反而让其赢得更多,社会就会越来卷,越来越内卷。

内卷已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且有其重大影响和后果,普遍意义上,当下就是一个“内卷时代”。这体现了大家对内卷问题的关心,也有对内卷现象的分析和认识的升华。

在互联网语境中,内卷是指没有发展的增长。本质上,内卷是一种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是一种恶性循环。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

相对于内卷(involution)从困境中走不出来,演进(evolution)则是可以形成良性的循环,革命(revolution)是在结构上的改变,业务创新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内卷可能带来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但是不会带来发展,同时,也没给大家带来幸福感,反而增加了大家的焦虑。

从博弈论角度来看,内卷是一种系统性的、集体的损人不利己现象。

已经陷入了内卷困境,如何走出内卷?

如果制度合理,就可以有效地约束利己行为,而放大利他行为。对于企业来说,有一些东西长期是有利的,但是短期来看,不一定有效果。

有一些东西,对公司来说可能是好的,但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付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才能获得30%的回报,个体很难去选择这样的额外努力。

1.内卷突破的5个行业案例

① 华为分钱——栽种、育苗、摘果皆有份

华为在这方面就有一些做得非常好的原则。比如华为有一个原则是“不让雷锋吃亏”。在奖金分配上,它既会分配给摘果子的人,也会分配给养树的人,还会分配给栽树的人。

在华为看来,这一期打下的粮食多少跟当下打粮食的人的努力程度是有关系的,也跟之前的拓荒,从0到1的员工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早期的工作很难去衡量价值贡献,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收效,也很难给到及时的回馈和奖励。

如果证明了前期员工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能为后期的结果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华为会对这种所谓的“挖井人”进行追溯奖励,这样就会鼓励更多的员工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从长远的角度来出发做贡献,而无视短期利益的得失。这种制度值得很多公司去学习和借鉴。

② 壹周刊——一字一金造写手

管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避免内卷而走向双利。所有的管理理念都在为工作服务。

张五常和壹周刊的故事也是一个走出内卷的经典案例。

80年代,香港的财经杂志不景气。经济学家张五常做了分析以后,告诉壹周刊的老板:财经杂志不景气的关键点是写稿的人都是兼职的,而兼职的人是写不好稿的,必须由专业人员来写才行。

但问题在于,现在是内卷的局面,刊物卖不出去,价格又不能涨,那更要压低稿费。而最压低稿费,就越拿不到好的稿子,形成了恶性循环,就是典型的内卷。

张五常提出了一个突破内卷的办法——大幅度地提高稿费。张五常建议把稿费提到一个字一港币,这在 80 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收入,写手完全可以靠写稿为生了。

壹周刊老板接受了此建议,结果产生了专业的写稿队伍,壹周刊也成为一个成功的财经杂志。

③ 网飞——认可人才市场价值

网飞是待遇最好的公司之一,当然,网飞的人才也非常优秀。很多公司想挖网飞的员工,网飞是怎么留人的呢?老板告诉员工,如果有其他公司来挖你,你问清楚对方愿意给多少薪酬,回来告诉公司,既然市场认可了你的价值,公司也给同样的工资。

网飞通过认可人才的市场价值,而不是压低人才价值,使其走出了人才内卷的困境。

④ 百事与可口可乐——共存,做大行业蛋糕

百事和可口可乐同是饮料巨头,他们的案例也非常有趣。330 毫升的可乐从8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都是两块五到三块钱人民币,30多年来,其价格一直没变过,而人民币已经翻了很多倍了。

这意味着,这两家碳酸饮料巨头,100多年来相爱相杀,但从来不打价格战,而是把整个碳酸饮料行业做得更大了。

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故事非常经典。但从历史角度来说,空城计并没有发生过,但他为什么这么精彩呢?因为故事中具有很高的博弈智慧。

假设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弹琴是为掩饰背后的空城,他会打进去吗?不会!因为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博弈方,也就是魏国的皇帝曹叡,司马懿当时已经威高震主了,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对手,他就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所以,从智慧角度来说,司马懿不会除掉诸葛亮,这就是高手过招。正因为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懿是聪明人,就用空城赌上了一把。其实这也是一种内卷,如果司马懿灭掉诸葛亮,司马懿也会失去价值,形成了双输的局面。当有了第三方(曹魏皇帝曹叡),格局改变了,双方形成了双赢的局面。

当看问题维度不一样了,维度升高一些,你就会找到突破内卷的办法。而突破内卷的策略有几个共同特点:其一,长期主义优于短期主义,长期利益会高过短期利益的时候,就会突破内卷;其二,虽是竞争对手,但有共同利益。

比如价格战的竞争,最后是把行业的蛋糕做小了。这些都是通过博弈结构的改变突破内卷的例子。

市场的核心是竞争,内卷是低层次的竞争。突破内卷,克服内卷并不是要消灭竞争。如果为了突破内卷消灭竞争,也会带来另外的后果,因为竞争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要学习?因为市场需要通过某些信息来鉴别你的能力。刚毕业的学生还不能体现出其能力,怎么办?成绩是一方面,所以教育的意义也在于帮助市场来鉴别能力。当然评价标准不能太单一。

价格也是一样。通过价格信号,反映了大家生产的效率,给市场提供的价值。市场需要竞争,竞争也需要一种鉴别的信号。如果把竞争取消了,市场就没有信号了,市场就会低效。

如果不看能力了,可能就看背景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的科举,实际上也有它存在的道理,因为它为底层人员提供了一种出路。只要规则是公平的话,就能给各种人提供了机会。

市场是需要信号。作为企业家,你要招一个人,希不希望有些信号来能代表他的能力?希不希望有信号来告诉你的产品在管理上是否更有效?只有管理有效,它才有更高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要克服内卷而消灭竞争,这样会非常低效,得不偿失。

一旦没有信号,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首先,好产品得不到正确的认可;其次,差的产品充斥市场。市场没有办法鉴别产品的优劣,就无法为好产品买单,也不愿意花更多的钱。这样好产品得不到回报,就会退出市场。

同样,如果坏人太多,好人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奖励,人才就没有必要成为人才,社会也不鼓励学习了。这样,不学习的人就得逞了,学习的人得不到正向激励。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冬奥会冠军谷爱凌,在获得冠军的背后,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还有家庭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不可否认,她的实力和家庭的支持已被证明。

有一个言论特别有意思,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谷爱凌,但没有人想把自己培养成为谷爱凌。当我们关注一个成功榜样的时候,更要关注这样的案例有没有复制性。大家在过度关注谷爱凌的时候,究竟有何意义?

面对内卷,大家有几种选择:有的人选择领跑,当卷王;有的人从众跟着卷,因为不卷就会下滑;还有很多人选择躺平。

实际上,躺平也是面对内卷的一种策略。博弈论的目的是均衡,是共存。如果在一个事件中还有赢的机会,才会参与博弈,如果连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就一定会退出,这就是躺平。所以,只有每个人都有赢的机会,均衡才会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躺平,退出博弈是理性的选择。所以,躺平现象是对内卷的理性的一种对应策略。而且,躺平也是一种利他的行为,他让利己行为的对手没有了对象。躺平现象,一旦形成规模,可能对突破内卷是件好事情。

我们从另外角度去看,躺平可能是价值观的一种多元化现象。对躺平不能只是要简单的批评,比如,面对老龄化问题,要求现在的年轻人生二胎、三胎,那谁又来替他们解决养老问题?我们不能把问题都交给了下一代。

所以,从年轻人的角度,躺平是一种可以接收的价值取向。我们不能用上一代的价值观去指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这并不公平。

爱因斯坦说:你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思维层次解决问题。

这句话非常清楚地阐释了内卷的产生以及突破。突破内卷的方向就在维度的不同,内卷是单一的、短期的,存在竞争关系的维度,而突破内卷就需要在多维的、长期的,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

哲学家卡斯认为,看问题的维度在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区别。他提出一种观点:价值观分两种,一种是有限游戏,一种是无限游戏。有限游戏的价值观强调每一轮游戏的输赢,消灭对手;无限游戏的价值观强调把游戏玩下去,而不是消灭对手,让游戏终止。这就是一种长期主义的博弈论。

无限游戏与有限游戏,都是一种价值观的取向。但价值观导向长期的无限游戏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内卷。

“田忌赛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典型的博弈论的故事。在仔细分析了“田忌赛马”之后,你就知道,它是利用了规则和执行的漏洞投机取巧的胜利,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在价值观上是不可取的。它取得了短期的赢,但是长期来说,它是不可持续的。

历史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领导的都是民兵,缺少训练,装备也差,英国都是正规军。而华盛顿的策略是拉长了战线,每一次战斗,英国军队都赢了,但英国内部有个议员非常清楚,仗如果这么打下去,英国就要破产了。

同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日本人入侵略中国,在拉长了战线以后,短期看,每一场战斗都赢了,但长期来看,根本就维持不下去。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不能只看短期利益,更要关注长期的利益。谷爱凌现象也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她拿了金牌了,大家都为她开心,但长期来说,她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我们从理性和情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理性,大家要更多地从本质,从经济学以及一些其他学科的角度来平心静气地看待问题。

在电车问题中,没有理由让一个人为五个人做出牺牲。如果我们接受“少数人该为多数人做出牺牲”的价值观,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因为在某种场合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少数人”,都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样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游戏就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社会包括政府要让企业家应该有长期的信心,企业要让员工、高管有长期的信心。大家都要有长期主义,不用短期的行为、优惠政策去诱惑他们,让他们偏离该有的轨道,要真正鼓励长期主义的价值观。

从很多角度来看,长期主义价值观有几个认识:

第一,不要一切都是为了输赢,不能以输赢为导向,要追求长期的赢,不追求短期的赢,长期的赢才是真正的赢;

第二,要有“利己先利他”的概念,如果你这样对别人,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对你,更多人这样想,就会好很多。别人的生存环境不好,也意味着你的生存环境也不好,别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大概率你也会受到不公平待遇。

这样的换位思考正是博弈论所需要的,也是突破内卷所需要的。有了长期主义的心态,从社会到集体,从公司到各个圈子,都会有利于突破内卷。

提到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利益冲突,不得不提一下“罗伯特议事规则”(笔记侠注:《罗伯特议事规则》出版于1876年,由作者亨利·马丁·罗伯特编写,作品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有专门讲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规则,有针对会议秘书的规则,当然大量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有针对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表达的规则,有关辩论的规则,还有非常重要的、不同情况下的表决规则)。

在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谨慎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个体和群体的权利。他会关注各个群体的权利,包括意见多数人的权利,也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甚至缺席人的权利也会被考虑到。他把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去综合评估每个个体的权利。

“利己先利他”是一种价值观。如果你看得够远,比如让车的行为,你今天让了车,将来别人也会来让你。再如,有的人愿意帮助别人,也是因为他相信,他在将来遇到了问题别人也会帮助他。

2.不确定性,利他更甚

未来是不确定的。游戏的重复,尤其是游戏结束的时期是不确定的时候,人都会趋向利他,为什么?你不利他有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别人有惩罚你的机会。

我在博弈论实验中,通常不会告诉参与者游戏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大家都非常愿意合作,因为谁也不知道最后惩罚的机会在谁的手里,如果不利他将会受到惩罚。

我更相信重复的博弈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多少轮次。如同不知道人生还有没有来世,这样,你就有了敬畏心。如果你知道这辈子肯定结束了,将会无所顾忌。正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怎么回事,这一点不确定,就让你有了敬畏。当每个人都有敬畏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不确定的时候人的心态不一样。确定的情况、确定的结果和不确定的结果,人的心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西蒙斯的文艺复兴基金是量化投资巨头,西蒙斯是世界上顶尖的数学家,他靠数学模型投资,取得非常高的收益。但他对人的管理并不做量化,他在公司更鼓励人与人思想的碰撞的火花。

因为如果一定要去追溯贡献值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不贡献了,就不做利他行为了。

我们有时候过度强调了 KPI 的量化,实际上很多贡献是无法量化。我愿意做贡献,因为我知道我今天为你做出贡献,最后我还是能享受到他的回报。

我有信念,当然愿意“利己先利他”,“利己”的结果来源于“利他”的行为,所以他就会有“利他”的行为。

1.人是自私的还是利他的?

人是利己的,在利他的时候可能对自己有好处,所以,自私和利他并不见得是矛盾的。我们不能否认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这是本源,要改变的话就等于我们要求别人为其他人做出牺牲,这样一来,社会就会不公平,每个人都会不安全。

价格战在中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愿意为好东西付费的时代,还处于比较早期的时候。50、60年代人是从艰苦中过来的,看待钱的态度和80、90后不一样,他们要好东西,但又不愿意为好东西付费,造成了价格战。当然,这可能有个人的偏见,我相信随着几代人的品味的提升,大家愿意为好东西付费的。

从我个人角度看,我永远看好上海市中心的楼市。在我们对不确定进行决策的时候,要抓住其中的确定性。确定性就是已经证明了的规律。上海的楼市有一个特点叫租界效益。

上海租界的房地产发展和上海的开埠有关系。租借的楼房地产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样和上海开步有关系。之前外国人到中国只做贸易,后来太平天国和小刀会发生动乱以后,有钱人就带着钱来了上海避难,上海就需要造房子。于是,中国房地产的发源就开始了,上海石库门房子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雏形。

从这个背景看,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当全国的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上海的楼市肯定好,但更有趣的是,大家没有信心,不看好的时候,上海的楼市反而会更好,这就是租界效应。中国有四个城市有租界效应,就是北上广深的中心地带。

3.关于行业壁垒的建议

真正的行业壁垒来自于你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来自于政府的各种监管。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打造自己的行业壁垒,首要打造无形化的核心竞争力,因为“无形化”别人无法模仿。

包括个人的竞争力也一样。你就要到什么程度呢?当你很厉害,但是别人又说不清楚你为什么厉害,你才是真正的厉害。如果别人讲得清楚你是为什么厉害的时候,你反而不厉害了。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和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道理,真正的壁垒,真正的护城河,就是你那种别人学不去的、只有你有的能力。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这样的能力。

本文来源:公众号 @笔记侠。中国新商业知识笔记共享社区,微信最具价值排行榜:职场榜第一、总榜前三。独家笔记支持湖畔大学、混沌大学、青腾大学、高山大学、中欧创业营、京东商学院、北大国发院等顶尖商学院课程,BAT、TMD、小米、华为、网易等知名企业,丁磊、傅盛、李善友等知名人士,超过100万企业决策及管理层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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