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核酸检测”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那你们知道做核酸检测时，是会感到舒服，还是会感到疼痛吗?知道是用什么工具进行检测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核酸检测五年级作文600字，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学习!

核酸检测五年级作文600字1

前几天，妈妈告诉我就要做核酸检测了，我的心里既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

下午，我和妈妈、姥姥全副武装后，一路小跑到了社区。此时，我的心怦怦直跳……

社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许多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她们手持喇叭，对赶来的居民说：“大家排好队，不要着急，请保持1米距离。”我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走到了队尾。这时，又来了几位警察叔叔，来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和安全。

走进社区，测量体温，扫码登记，领取房间号码牌。因为我和姥姥的信息是用妈妈手机登记的，所以我们一同分到了3号房间。房间里是两位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她们早已站好，等待我们的到来。为了给我和姥姥打样，妈妈最先做了核酸检测。还没等我来得及仔细观察是怎么做的，妈妈已经做完了。

该我做了，工作人员冷静又熟练地抽出一根细长棉签，让我抬起头张开嘴，发出“啊——”的声音，随后用棉签擦了几下喉咙内侧。完了之后她一手捏着棉签的一端(另一端是擦我喉咙的)，一手快速拧开试剂盖，将擦我喉咙的一端伸入试剂瓶，“咔嚓”一声棉签从中间断开了，擦喉咙的那部分棉签落到了试剂瓶里。做完核酸检测后，我们马上戴好口罩，深深地向工作人员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便离开了。

回到家中，妈妈告诉我，这些做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医生、护士，而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者。第一次做核酸检测，我觉得一丁点儿都不疼，原来生活中有些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勇敢面对，克服困难，一切都不是问题。

核酸检测五年级作文600字2

新冠肺炎病毒爆发，德尔塔毒株出现，这次的暑假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刚进入八月，我们就“迎来了”第一次全民核酸检测。医院的医护人员接到通知第一时间赶到被分配的小区，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一坐就是一天一夜。还有社区工作人员，他们一直忙于组织、维护检测秩序，对小区进行消毒，稳定居民的情绪。他们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啊!下楼检测前，妈妈还给我们讲了核算检测注意事项：一是核酸检测前两个小时不能吃东西;二是要准备一个备用口罩，以防口罩被污染;三是检测时不能触碰检测人员及检测平台;四是排队检测要保持一米以上距离，不能讲话、打闹。妈妈说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交叉感染，尽快摆脱疫情。我希望疫情早日消除，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实在太辛苦了，于是，我开始了居家生活。图片

为了丰富这个不一样的暑假，我做了一个暑假课程表。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吧!早上八点至九点，语文英语朗读背诵时间，语文的课外背诵和英语单词的朗读预习我可是每天要和妈妈一一过关的。上午安排是两节课：第一节是练字课，我跟着手机里王洪涛硬笔书法老师一个一个字练习得可认真了。然后是休息时间，我可以跳绳，可以做眼保健操，还可以练单杠。我最喜欢做的还是和弟弟下棋，我们都想赢。

第二节课是听写课，英语单词和语文生字的听写，每次生字听写，我和弟弟都会争个高下，看谁正确的最多。下午午睡后，我安排一节课写语文题，一节课写数学题。

你觉得我的课程安排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不一样的暑假啊，虽然缺少了外出，缺少了玩耍，但是我收获了知识。希望疫情快点结束，这样我就可以正常开学，按时回到我美丽的校园，及时见到我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核酸检测五年级作文600字3

疫情期间，核酸检测到处都可以听到。8月6日下午，妈妈告诉我们，今天晚上要做核酸检测。做核酸检测痛不痛啊?是用什么工具做的啊?用不用打麻药啊?一系列问题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到了晚上十二点左右，妈妈把全家人叫醒，我们全副武武装，去学校门口排队了。我们在志愿者的指引下排到了长龙的尾部，我往前面看了看，看到了一个志愿者手持嗽叭着：“不要挤，不要挤，要距离一米远。"还看到在另一旁有几位警察叔叔在维持秩序，再向前看有一位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为我们量体温，我心里既期待又忐忑不安。

终于，轮到我了，还好妈妈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核酸检测的二维码，我们量过体温便进学校了。我们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进了房间，我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位女医生正在等着我们的到来，其他的医生正忙着给別人做检测。我看到妈妈正在扫二维码，我和姐姐在一旁乖乖的等着。终于轮到我了，我很紧张，医护人员让我把嘴巴张大，只见他拿着一根又细又长的棉签在我喉咙里转了一圈，随后，从我喉咙里拿出棉签放到测试瓶里然后把多余的部分折断，盖好瓶子。短短一分钟，全家人就都做完了。原来，做核酸检测也没那么可怕。

听妈妈说，那些医护人员从穿上防护服开始，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更不能上厕所。这么热的天气，这么多的白衣天使身穿防护服为我们做核酸检测，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众志诚成，就一定能战胜疫情，加油，河南!加油，中国!

核酸检测五年级作文600字4

今天发来一条让我开心，有惊喜的通知。今天要做一次核算检测!我高兴的，差点没蹦到天上去。

为什么我这么高兴呢?因为经常看新闻，很多人在做核酸检测。但是呢，我根本没有前提做，也没有尝试过，甚至于看都很羡慕呢!但我也知道，就是因为突发情况才会做的。所以以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天越来越黑，但通知上说的是两点钟就要做呀，我真的不耐烦了。吃完了晚饭，妈妈也觉得不耐烦了，因为我们要让着老人，等待其他社区的人先做，所以要很晚去。等啊，等等啊等，不知过了多久，那个社区。群里终于说要去做啦。说时迟那时快。我连忙快速穿上鞋和妈妈下楼骑车。

夜晚总是那么让人压抑。夜深了，只能听见蟋蟀那清脆的响亮的歌声和汽笛的“滴滴”声……终于到了核酸采样点，可不久就让我失望。这的人都排成“长龙”了呀!这难道还要等到深更半夜呢!

但天并没有让我失望，它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听到了我心灵的呼唤，知道了我隐藏在心的想法。

不久后，终于看到了第一个帐篷。这里每十个人算一组。到这里来了，路变得不那么堵塞了。终于到了采样点。

医生免洗洗手液消毒，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堆白色的，排了队似的小袋子，从里面拿出一个，轻轻撕开，一个棉签从里面探出脑袋。我坐下了，但是手臂不受控制的。放在了桌子上。那时我甚至不知道，桌子上是几千只，几万只病毒呢!但那个医生特别好心。让我用他们洗手的免洗洗手液洗一下。然后用棉签轻轻的伸到我的嘴巴，从嘴巴再伸到喉咙里，轻轻地刮了刮。最后再放到一个生物伤害的专用瓶中，折断。再用生物伤害的专用袋子将瓶子放入袋中，第一次核酸检测就结束了。

这是我难忘的第一次核酸检测。也算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经历吧!

核酸检测五年级作文600字5

我们都经历过第一次，有的第一次做饭，有的第一次自己睡还有的第一次骑自行车。而我今天又经历了一个“第一次”——第一次核酸检测。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早早的太阳公公就露出了一个像烧饼似的脸给我们送来了温暖，我穿好自己挑选的衣服，迅速洗脸、刷牙、吃完饭，我正吃着早饭，这时我忽然听见妈妈说：“今天要做核酸检测。”我当时心忽然一颤，想：不会吧，什么是核酸检测。听起来有点怕，我问妈妈：“什么是核酸检测，疼吗?”

妈妈笑了笑说：“放心吧，不会疼的。”

“我们几点出发?”我问妈妈。

“一点半。”妈妈回答。

九点……九点半……十点……十点半……一点……时间就像水一样流逝，转眼间就要到一点了，只见妈妈说我们出发吧，我们来到小区门口，就发现一条长城似的队伍，从小区物业一直到大门口，我们跟着队伍后排后面，并且保持一米的距离，我一直排在队伍后面，但是我的好奇心压不住我向前看，问妈妈：“我能到前面看看吗?”

妈妈点了点头说：“当然可以，但是不要太近，不要打扰到别人哦!”

接收到妈妈同意的信号，我立刻飞奔到最前面，只见前面的白衣天使一手拿着一根长长的棉签，一手拿着消毒液只见医生拿着棉签插入那位叔叔口腔里就像是戴上了“痛苦面具”似的很难受，我看了这一幕好怕极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下一个就是我们了，这是我恨不得让时间停下来，轮到我了医生把棉签在我的嘴里转了一圈，医生这时说：“好咯下一位。”我疑惑的结束了?便转身离开。

我回了家不惊的笑了笑当时的我，

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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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最后一天，万众期待的新冠疫苗迎来决定性里程碑——12月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最新消息：前一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批准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附条件上市，这是我国首个上市的新冠疫苗。

在和病毒抗争的过程当中

疫苗被认为是一张行之有效的终极王牌

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战役当中

中国诞生了一支央企科技抗疫“先锋队”

作为生物医药的“国家队”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科研工作者

创造了多个“全球率先”标志性成果

和一系列生物安全领域的“国之重器”

跟小新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疫苗“国家队”行动报告

——写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上市之际

2019年底，一个来历不明的幽灵，闯到了武汉，引发了一种怪病：不明原因肺炎。

当务之急是弄清病因。31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凭着职业的敏感，电令上海捷诺公司总经理夏小凯：“立即派人赶往武汉，查明病原。”捷诺专攻检测试剂，其生产的试剂盒，对22种呼吸道病毒，只须一次检测即可查明“户口”。2020年元旦，捷诺派出的专家组在武汉检测了一昼夜，发现它既不在人类已知的22种呼吸道病毒之列，也不在50多种消化道病毒之列，是一个没名没姓没上“户口”的新病毒！

中国生物与这个新病毒的战斗就此拉开了帷幕。

“顶梁柱，关键时刻要顶得住”

一个引发传染病的新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甚至超过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它是个陌生的入侵者，人们对它还一无所知，以致于一时无药可治！疫苗是控制、终结传染病的终极武器，但其研制往往在疾病流行之后，这是常规。但这一次，“我们应该打破常规了。”董事长杨晓明与党委书记朱京津、总裁吴永林、副总裁张云涛等沟通后，形成共识：“中国生物作为疫苗研发‘国家队’，要主动作为，在诊断、治疗、预防三个方面都要作出贡献，特别是在疫苗研发上要冲锋在前。”于是，董事会、党委、经营班子迅速作出决策，向下属单位发出了“预先号令”：令上海捷诺总经理夏小凯挂帅研制诊断试剂盒；令天坛生物武汉血制公司副总李策生在武汉生研所所长段凯的统一领导下，采集康复者血浆和制作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用于抢救重症病人；令武汉生研所所长段凯、北京生研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王辉分别挂帅研制灭活疫苗；令中国生物研究院院长李启明挂帅研制基因重组疫苗……

1月2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5日完成其基因测序。国家疾控中心拿到基因序列后，夏小凯带着大家仅用48小时就研发出新冠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用于武汉“前线”。这是世界上第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26日通过国家药监局认证后，又获欧盟认证，并被世卫组织列入应急使用清单（现已升级为“七联冠”试剂盒，可一次检测出七种人类已知的冠状病毒，30分钟出结果）。

然而，疫苗是不可能像试剂盒那样突击出来的。业内有一个所谓“双十规律”，即搞成一个疫苗，需投资10亿，耗时10年。光是论证、立项少说也得一年时间。疫苗是创造性产品，谁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目前已知的病毒有数万种，做成疫苗的才50多种，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眼下新冠病毒初来乍到，就要刻不容缓地研制疫苗，成功的把握有多大？投资是否会打水漂？面对质疑，杨晓明说：“中国生物是国企，首先是国家，其次才是企业；中国生物是央企，是国家疫苗行业的顶梁柱，关键时刻必须顶上去。”回顾历史，我国消灭天花、消除脊灰用的是中国生物的疫苗，控制其它法定传染病，至今80%以上的疫苗是中国生物提供的。中国生物刚刚度过了她的百年生日，百年奋斗，百年辉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生物人让中国疫苗从跟跑阶段进入到与世界先进国家并跑和部分领跑的新阶段。如轮状病毒疫苗与美国等疫苗大国同步成功；EV71疫苗是中国独有的疫苗……中国生物的领导班子、科技平台、人才队伍、运行机制、经济实力和企业文化，方方面面都具备了挑战新冠病毒疫苗的能力。党委书记朱京津说：“现在要战胜新冠病毒，我们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既豪情满怀，又头脑清醒，中国生物董事会、党委会、总裁办公会一致同意，投资20亿，用于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生产。为增加保险系数，决定同时展开灭活疫苗和基因重组疫苗的研制。灭活疫苗是传统疫苗，技术和工艺比较成熟，质量可控，安全性好，目前仍然是疫苗市场上的主力。基因重组疫苗等新型疫苗技术上固然先进，从理论上说更适合疫苗的紧急研制，但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一个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两条腿走路，更稳当。

新冠病毒属“乙类病毒，甲类管理”，研制灭活疫苗必须与活病毒为伍，P3（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三级）实验室是必备前提。而负责研制灭活疫苗的武汉和北京两个生研所都没有P3实验室。怎么办？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鸡生蛋。武汉生研所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只有一墙之隔，两家八年前就订有战略合作协议，现在一拍即合，两家合作，用病毒所的P4、P3实验室研发新冠病毒疫苗。北京生研所拟借用国家疾控中心病毒病研究所（以下简称病毒病所）的P3实验室，杨晓明去谈判，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其他领导欣然应允。他们有7间P3实验室，腾出两间大的给北京生研所使用。

实验室有了，正是用人之时，可恰逢庚子年春节，人员大多回家过节去了。

1月24日（己亥年除夕）凌晨2点，武汉市发布公告，决定从当日10时起“封城”。这一下打乱了许多人的出行和工作计划。春节前，武汉生研所病毒类疫苗研究室主任王泽鋆考虑到新冠病毒疫苗立项准备工作不需要太多的人，只留下6人坚守岗位，让其余人回家过年了。没想到人刚放走，所长段凯就催他“不等立项，提前上马”，偏偏又碰到“封城”，咋办呢？他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了一则通告：“@所有人：新冠病毒肆虐，疫苗研制加速，武汉‘封城’，务请想方设法尽快赶回。”

孟胜利、卢佳、万鑫、郭靖、王文辉……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卢佳与丈夫带着女儿回合肥公婆家过年，一家团圆，其乐融融，而欢乐的气氛却被这条微信给搅黄了。这对博士夫妇商量，把2岁的女儿托付给爷爷奶奶，马上开车赶回。但两位老人坚持“再怎么也得过了大年三十再走”。春节一早，乘孩子还没睡醒，他俩悄悄开车走了。卢佳是含着眼泪与孩子告别的，“没想到这一别，大半年的时间只能在手机里见面。”

研究室回家过年的人大多在初一赶回了，而王文辉却被当做“高危”人员被控制在河南民权县的老家。他家的院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写：“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相互来往”。连门也不让他出。没法，他让所里给村委会和乡政府开来了《请让王文辉回汉参与紧急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函》……费尽周折，他才坐上了南下的列车，但当时列车在湖北都甩站。感谢列车长向上请示，为他这个肩负特殊使命的人下车，路局特批列车在武汉站停车1分钟。

除夕这天，北京生研所副所长王辉也在紧急收拢人员。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赵玉秀在保定公婆家中，正准备吃团圆饭，突然接到王辉的电话：“立即搜集有关新冠病毒的资料，准备研究疫苗。”刚吃罢团圆饭，王辉又来电话：“连夜赶回所里，讨论疫苗研究方案。”不用问，有关人员都会接到同样的电话。

大年初一，王辉带着赵玉秀、张晋、梁宏阳、李娜和丁玲，昼夜加班，拿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方案，宣布由上述人员组成 “六人小组”，领导疫苗研制。

大年初二，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带着北京生研所王辉、赵玉秀等人来到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与武汉生研所（视频）和另一家公司一起，做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课题汇报。按公共卫生紧急课题，三家均被批准立项。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战场，首先在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展开。P4实验室是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非常适合新冠病毒的毒株选育、细胞培养和动物感染实验的操作，但它的高“门槛”却将武汉生研所的人挡在了门外。进入者必须穿双层防护服，戴头盔、N95口罩、两层手术手套，呼吸全靠背后翘起的那根连着天花板的“长尾巴”输送来的空气。进出要经过10道门，每一道都要进行消毒、检测、审核。这就给疫苗研制出了一个大难题：能进P4实验室的人都是搞纯科学的，而制作疫苗是应用研究，二者区别极大。王泽鋆说：“比如，培育病毒，他们一般用试管、烧杯就足够了，而制作疫苗培育病毒要用反应器，用40层的细胞工厂，这么大的家伙，他们没见过，自然就不会操作。而会操作的人却进不去。”大家想到一个合作的办法：生研所的专家隔着防弹玻璃窗户看着里面，用电话指导里面操作。后来，生研所的卢佳和杨安纳经严格的培训，考取了“准入证”，可以进去工作了。

科研人员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

许多困难是以往从未遇到过的。比如，动物试验是疫苗研发中无法跳过的一环，建立动物模型则是动物试验的前提。可新冠病毒对人狠，对动物却不敏感，许多传统的实验动物如小白鼠等即使带毒也不致病。怎么办呢？中国医学科学院秦川教授等科学家通过基因技术让动物从不敏感变为敏感，从而建立起新冠病毒的动物模型。

困难很多，但大家最怕的不是困难，而是没时间。疫情肆虐，疫苗研发进度必须尽量往前赶。武汉的卢佳和杨安纳在P4实验室做检定，要把活病毒注射到打过疫苗的实验动物体内，以检验抗体抵御病毒的能力。小白鼠、大白鼠、豚鼠、兔子、灵猴、恒河猴，从小到大，一个一个试验，一项一项检定……工作时间屡屡严重超过P4实验室规定的4小时。既危险，又疲劳。从P4实验室出来，还得整理资料，结束工作的时间大多是凌晨4点左右。只有在这时，卢佳才能在手机中看到女儿的视频，那是她爷爷从合肥传来的。女儿问得最多的是：“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最扎心的一问是：“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她无言以对，哭了好一会才缓过来。

无独有偶，同样的“剧情”也在北京生研所上演。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赵玉秀春节后就到了病毒病所的P3实验室做研发。防护等级虽然比P4稍低，但穿、脱防护服也是很花时间的。嫌这样浪费时间，她尽量少吃少喝，并穿上了纸尿裤，进去干起来就不分昼夜，最长的一次在里面干了19个小时。凌晨4点，她脱下防护服，回到休息区，照例在手机上看孩子的留言。此前在研究脊灰灭活疫苗时，她就因为天天早出晚归与孩子不照面，疫苗搞成了，孩子却不认她了，说：“你不是我妈妈。”她决心要给孩子还上欠下的母爱。可新冠病毒疫苗一上马，她又身不由己了，只能每天凌晨休息前给孩子留言。虽然母子不能见面，但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也是一种幸福。可她没想到，今天孩子留给她的是一句“绝情”的话：“你已经两三个月不见我了，我没你这个妈妈。”孩子太小，还不能完全看懂妈妈，但妈妈能读懂孩子。爸妈都在忙抗疫，不着家，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独自过日子，该有多难啊！她的泪水像开了闸一样哗哗流下。

2020年12月25日，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包装车间内，疫苗产品在灯检机内进行灯检。

在北京生研所，赵玉秀的“待遇”算是好的，因为病毒病所在专家公寓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床位，而绝大多数在本所工作的人却只能睡沙发或行军床。王辉考虑到大家没法回家，便按2:1的比例给各办公室配发了行军床，以便大家忙里偷闲，轮流睡一会。朱迪做检定，在凌晨5时才完成手头工作，想回办公室睡一会，没料到几张行军床上都有了人，无奈，那就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吧！两小时后，又有新的工作等着哩！

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去武汉生研所慰问研发人员，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回答说：“没什么要求。”领导说：“大家别客气，有要求就提出来，我们解决。”研究室主任王泽鋆说：“硬要说要求的话，就是能不能放一天假，让我们睡个好觉。”全场鸦雀无声，刘敬桢却泪流满面，连擦了三张面巾纸。

另一位领导在北京生研所慰问时也流泪了，请大家提要求，想不到一致要求：“请让我多睡一小时。”

其实，即使领导让他们多睡一小时，他们也不会执行。因为他们在和疫情赛跑，也在与世界同行赛跑，不获胜是不会停下来的。领导没能满足他们“多睡一小时”的要求，但国药和中国生物党委通过“火线入党”、“火线提拔”给他们补充“精神食粮”。比如：武汉生研所的王泽鋆虽然资历浅，博士才毕业不久，却带领团队屡建奇功，被批准“火线入党”，破格提拔为总经理助理；北京生研所副所长王辉被“火线提拔”为所长、总经理。她既风风火火，又科学严谨，新冠疫苗上马以来，一直以办公室为家，沙发为床，昼夜与大家拼搏在一起，以致走不了50步就需要人搀扶。

多睡一小时，是群众的奢望，也是领导的奢望。抗疫以来，从国药集团到中国生物，没有一个领导不是连轴转的。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因长期睡眠不足而先后四次晕倒在办公室。他两次被迫住进医院，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但除了国药董事长刘敬桢和同在一个班子的党委书记朱京津、总裁吴永林之外，包括董事长办公室的人都没人知道他住过院。因为每天都能照常接到他的有关指示，每天晚上领导班子的微信视频会议仍然照开。副总裁张云涛说：“我天天都参加他主持的视频会，而且每天都不止一次在电话中研究工作，可他住院的事，我一点没有觉察。”

其它疫苗的生产车间，符合GMP标准即可，而生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还必须达到P3标准。因此，生产车间的建设就必须与实验室研究同步，这样，才能保证疫苗研发成功即能投入生产。此前我国还没有人用疫苗的P3生产车间。

大年初二，杨晓明就指示北京生研所：“选择一个现存的车间，升级改造成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王辉选好一个车间，请示杨晓明：“是否马上将原有东西拆掉？”答复是“等一天再说。”为啥？因为异议强烈：“建一个P3车间，投资上10亿，如果疫苗研发不成功，或者疫情像SARS那样一下过去了，这么大的投资打了水漂，谁负责？”杨晓明得有时间来做说服工作。他说：“美国的P3实验室数以千计，我国却寥寥无几，中国生物是我国疫苗的‘航母’，竟也没有一个。P3车间建了即使这次用不上，也是给国家补短板。何况我们的研发队伍很强，我相信他们是能够做出疫苗来的。”次日，王辉接到杨晓明的指示：“拆！”第三天，杨晓明问：“拆了吗？”王辉说：“拆了。”杨晓明说：“这么快呀！”王辉说：“我不能让你有后悔的时间。”两人都笑起来，说：“破釜沉舟！不留后路。”

自投入抗疫，杨晓明就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他的不少决策都与风险相伴，如果失败，难辞其咎。他说：“习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对疫苗研发寄予厚望，我们除了冲锋，别无选择。”副总裁张云涛补充说：“我过去从未进过中南海，这次竟然去开了十几次会。杨董事长去了20多次。国药的刘董事长去了30多次。党和国家如此重视，我们必须破釜沉舟。”

就是凭着破釜沉舟的精神，北京生研所仅用60天时间，就建成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疫苗生产车间，创造了奇迹。

4月10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尚未投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生产车间内调试设备。

奇迹接连出现。武汉生研所与病毒所合作，仅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接着北京生研所的同质疫苗也获成功。4月，两款疫苗相继被批准进入临床试验。在进入临床之前，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现实版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4月10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展示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

3月23日，即在拿到临床批件前的19天，有4位科学家注射了武汉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按注射的时间顺序，他们是武汉生研所所长段凯、武汉血制副总李策生，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院士。他们被称为“新冠疫苗四君子”。继“四君子”之后，国药由董事长刘敬桢带头，中国生物朱京津等四级领导班子成员除身体不符合条件的，138名干部员工参加了试验。这是在中国才能发生的故事。

科学家和领导干部以身试药，传达出一种对中国生物疫苗的高度自信。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虽然是超常规在短时间内研发出来的，但一点没有违背科学规律。该做的实验一个不少，该走的程序一个不缺。王辉说：“动物试验，我们光小白鼠就用了5000多只。”那么，研发速度快在哪里呢？快在统筹安排和无私奉献上，王泽鋆说：“我们把过去‘串联’的工作改成‘并联’，比如，做动物试验，一般是从小到大一项一项‘串联’做过来，这次是各种动物、各项试验‘并联’起来做，虽然工作量成倍增加，但省下了不少时间。”另外，还快在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全力保障上，快在办什么事都一路“绿灯”上。

参加以身试药干部，差不多都瞒着家人，许多人不知道注射后还要抽10次血。中国生物纪委书记、总法律顾问周颂因抽血次数多了，胳膊弯的地方出现了淤青。家人发现后，一脸严肃地说：“你工作压力再大，也不能吸毒啊！”听了周颂的解释，家人竟吓得哭起来，问：“那是不是比毒品还危险啊？”周颂说：“别大惊小怪。全公司的领导都打了。我们的疫苗很安全。”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确很安全。中国生物与河南省疾控中心合作，两款疫苗第I、II期临床试验在河南开展。在河南省疾控中心临床中心主任夏胜利等研究员带领努力下，共接种4064人，从儿童到70岁以上的老人，无一例明显不良反应，均产生高滴度免疫应答，中和抗体阳转率100%。北京、武汉两所有关论文分别发表在《细胞》、《柳叶刀》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国际专业期刊上，得到世界公认。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即将进行第III期临床试验时，遇到了一个自豪的烦恼。因为第III期临床试验必须要在疫区做，而我国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3月20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归零。这足以让人自豪，但带来一个烦恼：III期临床只能到疫情严重的外国去做了。这将使这款疫苗上市的时间至少推迟3个月。在国外做临床，涉及到外交、法律、社会制度和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而我国经验不够，一切都得摸索。经过与50多个国家的200多场谈判，找到不少愿意合作的国家。7月上旬，中国生物兵分两路，重点派出朱京津带队到阿联酋、巴林、埃及等中东国家，这是第一路。随后又派出一路，由国药副总裁曾兵带队去秘鲁、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参试的各国志愿者超过5万人，样本覆盖125个国籍，各国政要带头接种疫苗，其中有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巴林王储等。

在静待III期临床试验揭盲时，紧急接种的数据已经向世界证明，在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两个疫苗的金标准面前，中国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是表现最好的。7月22日，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将中国生物研发的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纳入紧急使用（试用）范围。接种对象为出境人员、医务人员、防疫人员、边检人员以及城市基本运行保障人员等特殊群体。目前已紧急接种近80万人，无一例严重不良反应。

一家中资企业的138人在新冠疫情严重的国家工作，因为出国前接种了疫苗，全都安然无恙，而他们的外国同事不少人被感染了。感慨之余，他们穿着印有国旗图案的T恤，手抚一面大幅国旗拍了一个视频，说：“感谢祖国，让我们戴着护身铠甲出国，请祖国亲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平安回家！”这家央企特地把上述视频和一面锦旗送给了中国生物。看到视频中的这一幕，研发者不禁落泪了。

目前，已有阿联酋、等数十个国家希望采购中国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阿联酋、巴林还把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前者还准备宣布全国接种来建立免疫屏障。

冬天到了，而冬、春两季是新冠病毒的活跃期。全世界上都在为冬天发愁的时候，中国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因为我们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上市了，到2021年具备年产10亿剂的产能，可供构筑一道抵御病毒的坚固屏障。另外，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在武汉之后，北京、东北、新疆等地先后出现局部疫情，却没有一例死亡病例，为啥？一是抢救经验更加成熟，二是给危重患者使用了康复者血浆或从中提炼出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此“药”乃中国生物武汉血制的杰作，用于危重患者有特效：一天退烧、二天撤呼吸机，三天自己吃饭，四天下地走路，已挽救了700多人的生命。（作者

向病毒发出挑战，向科学探寻答案

央企科研工作者在科研攻坚战场上迎难而上

奋战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这是一个个能征善战的团队集体

这是一位位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一起认识疫苗背后的他们——

“六人研发小组”的庚子战疫

“研究新冠疫苗就是：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

2020年（农历庚子年）在全球暴发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其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前所未有。此次疫情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生物所”）的新冠疫苗项目研发团队，关键时刻他们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冲得上、扛得住，凝心聚力、奋力一搏。也为全球疫苗研发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研发突破：从0到1背后

2020年1月，看到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当时担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的王辉就有预感，和家人说：“这个年不好过了。”果不其然，1月19日，她就接到了中国生物董事长、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的电话，“开始干吧！”

从那时起，王辉就担起了北京生物所新冠疫苗项目总负责人的重任。她第一时间冲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了解新冠病毒毒株分离情况；又在第一时间抽调最精干的力量组织科研攻关团队进行疫苗研发工作。

除夕这天，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赵玉秀在保定公婆家中，正准备吃团圆饭，突然接到王辉的电话：“立即搜集有关新冠病毒的资料，准备研究疫苗。”刚吃罢团圆饭，王辉又来电话：“连夜赶回所里，讨论疫苗研究方案。”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大年初一刚回北京放下行李，就接到北京所副所长王辉的电话：搜集有关新冠病毒的资料，准备研制疫苗……

大年初一，一个“六人研发小组”火速成立了——王辉带领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赵玉秀，疫苗六室负责人、此前和王辉一起研发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PV）的团队骨干张晋，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所里最年轻的质量控制（QC）经理李娜和动物实验专家丁玲，负责牵头此次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虽然时间紧张，但是他们分工有序，紧密合作。他们每个人身后又各有一个团队做支撑。

然而，疫苗是不可能突击出来的。业内有一个所谓“双十规律”，即搞成一个疫苗，需投资10亿，耗时10年。光是论证、立项少说也得一年时间。疫苗是创造性产品，谁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而北京生物所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完成，但该做的实验一个不少，该走的程序一个不缺，不违背科学规律，这就要做到无限的细致，不能有任何漏洞。

回顾历史，我国消灭天花、消除脊灰用的是中国生物的疫苗，控制其它法定传染病，至今80%以上的疫苗是中国生物提供的。中国生物刚刚度过了她的百年生日，百年奋斗，百年辉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生物人让中国疫苗从跟跑阶段进入到与世界先进国家并跑和部分领跑的新阶段。中国生物的领导班子、科技平台、人才队伍、运行机制、经济实力和企业文化，方方面面都具备了挑战新冠病毒疫苗的能力。党委书记朱京津说：“现在要战胜新冠病毒，我们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中国生物投资20亿用于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和生产。为增加保险系数，决定同时展开灭活疫苗和基因重组疫苗的研制。灭活疫苗是传统疫苗，技术和工艺比较成熟，质量可控，安全性好，目前仍然是疫苗市场上的主力。基因重组疫苗等新型疫苗技术上固然先进，从理论上说更适合疫苗的紧急研制，但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一个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两条腿走路，更稳当。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策略和严格的疫苗研发计划表。从实验设计、质量控制、工艺流程，再到车间建设，每一步都是尽最大的努力考虑到每个细节，并且对标国际及国家的相关要求。这也是基于我们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平台。”王辉说。

在综合办公大楼六层的一间大会议室，王辉把这里称为“作战指挥部”。每晚10点，“六人研发小组”都会在这里开会。“会议室里有两块大白板。我们每人依次在上面写下当天的数据情况和任务落实情况，再据此进行分析讨论。不行的，就重新再做实验或者重新设计策略；可行的，就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做。根据每天的实验结果，都要进行策略性的调整。必须不能有一点差错，天天都要有新的推进。再一层一层分工下去。每天都有数百个人参与，成千上万个实验在同步进行着。天天如此。”王辉说。

考虑到大家没法回家，公司给团队每人都配备了一张行军床，或者就睡在沙发上，往往是干了十几个小时，还没有睡着，新的样品又来了，就又马上起来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去。赵玉秀现在回想起来说，“这就是革命友谊啊！”

创新突破：面对未知、惊险与挑战

整个项目组和研发小组的工作机制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围绕项目进行。“研发工作进行得这么快，就是由于生产部门也参与到研发过程当中去，每个团队成员都集中各自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赵玉秀说。

每天，团队成员面临的是各种未知、惊险与挑战。王辉举了一个例子，疫苗在临床实验之前，需要进行完善的临床前研究，这其中必须要有一个对猴子的挑战性实验，就是给猴子接种疫苗，再把猴子的气管切开，灌入上百万个病毒，测试它会不会得新冠病毒。如果它没有得，就说明疫苗是有保护作用的；如果得了，就需要进一步论证。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实验。”王辉介绍说，因为时间紧迫，疫苗研发团队把原先串联的实验变成了并联实验，把原先是从第1个实验做到第80个实验，现在分成4组、每组20个实验同时进行。“我们谁都不知道疫苗是否可以保护，但我们要赌一把。”

制定的方案要符合全球标准，团队成员就一夜一夜敲定实验的每个细节。比如，猴子咽拭子、肛拭子涂抹病毒的数量，对猴子的肝、肺、生殖等所有的生理体征进行全面分析，对猴子攻毒的计量做充分的考量。“如果考虑地不完善、不充分，就可能因为一个小的细节导致试验的失败。”王辉说。

“猴子一打上疫苗，我们天天给猴子‘磕头’。面临未知，我们也害怕。但最终的实验结果很好，就连注射低剂量疫苗的猴子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王辉说。

除了这样有惊无险的实验经历，王辉及研发团队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失败和绝望。他们常常是尝试10个实验方案，然后选取其中成功的1到2个再继续推进。他们会事先把所有的可行性都想好，再做出周密的设计，虽然这可能会多干两三倍的工作量。“压力很大，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梁宏阳说。

张晋回忆说，“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发制备，是与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为同一技术路线，我们立即对原有生产工艺做了新的改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查阅文献资料，为疫苗的顺利开发提供更充足的理论基础；疫苗研发过程的出现各种问题，我们立即查找并想尽办法解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制备出临床样品，经过中检院检定，全部合格！”

整个实验的执行是坚决的，然而整个过程也是异常艰苦的。但最终事实也证明，整个项目的设计是合理的。

北京所从2月初疫苗立项，到4月28日启动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北京所科研团队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跑出了科研领域的“火神山速度”；

6月28日，北京所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Ⅰ期、Ⅱ期临床试验揭盲，结果显示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高滴度抗体，且无一例明显不良反应；

7月22日，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将中国生物研发的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纳入紧急使用范围，出境人员、医务人员、防疫人员、边检人员以及城市基本运行保障人员为接种对象。目前已经完成300万剂紧急接种，没有非预期的严重不良反应。

自我突破：极限挑战，相互成就，护佑生命

“研究新冠疫苗就是：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王辉说。

赵玉秀春节后就到了中疾控病毒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做研发，是第一批进入接触新冠病毒的人员之一，在封闭近两个月的研发工作中，她克服身穿多层防护服、全负压空间的艰苦条件，开展疫苗生产用毒株的传代适应、建库、病毒灭活条件等研究，常常一干就是一天。穿脱防护服很花时间，她尽量少吃少喝，并穿上了纸尿裤，进去干起来就不分昼夜，最长的一次在里面干了19个小时。有一天忙到凌晨4点，她才脱下防护服，回到休息区，照例去手机上看孩子的留言。此前在研究脊灰灭活疫苗时，她就因为天天早出晚归与孩子不照面，疫苗搞成了，孩子却不认她了；

梁宏阳是第二批进入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工作时也是尽量不吃不喝。就在研究进入到细胞接种病毒环节的前一天，梁宏阳突然犯了痛风，左脚脚踝疼痛难忍，无法下地走路。得了痛风需要多喝水，加速身体代谢、缓解症状，但实际工作中又很难做到。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实验，梁宏阳吃下了大量止疼药。现在回想当时那个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李娜负责新冠检定及质量研究，她带领检定团队24小时待命；

“现在回想这一切，我只能用‘不堪回首’四个字来形容。”王辉的声音颤抖着说，与新冠疫苗赛跑的这几个月，可以说是生命张力发挥到极致的几个月。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都处于濒临崩溃和透支的极限状态。“在疫苗研发最紧张的时刻，我累到走不出去100米，此生从没有过这样的状态。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好，精力旺盛。大家都说，这十几年来在一起，从建立这个园区到研发IPV，从没有见过我这样子的崩溃过。但回首看看，我觉得这太值了。我的人生目标得到了实现，很为自己感到欣慰，我觉得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团队成员们都处于极度缺觉、节奏极快，用梁宏阳的话来说就是“癫狂”的工作状态中。团队成员有时候干事急了，也会经常发生分歧和争执。“但是我们都是为了把事情做成，更好地完成任务。”梁宏阳说。王辉也提到团队成员间提倡“有话直说，有话好好说”，“无论产生怎样的分歧和争执，大家都要知道，我们是要为着同一个目标努力，要‘相互成就，护佑生命。’”

国家主席习近平2020年11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强调，我们将履行承诺，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我们就是想要中国疫苗成真，我们要为国争光。”王辉说。

新冠疫苗生产的“先锋队”

“我们肩负着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期盼，这既是压力，也是荣誉挑战。”

从北京城区驱车向南行驶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位于南六环的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与周边的单位相比，这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就是在这个远离市中心、公交车半小时才发一趟的偏僻之地，诞生了一支新冠疫苗生产“先锋队”，他们不畏艰险，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生产出一支支新冠疫苗，为饱受新冠肺炎肆虐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2020年的春节，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而变得不再平凡。

在保定公婆家中过年的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赵玉秀接到了王辉总经理的电话：“立即搜集有关新冠病毒的资料，准备研究疫苗。”“连夜赶回所里，讨论疫苗研究方案。”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在接到王总电话后更是连夜赶回了北京，同样接到电话的还有张晋、张颖、赵雪……

王辉挑选的都是具有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经验的精兵强将：他们有的擅长反应器上游工艺培养，有的负责下游工艺培养，有人负责检定，有的负责动物实验……正是这些在各自领域擅长的人，临时组建起一个新冠疫苗攻关团队。他们昼夜加班，火速拿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方案，大年初二便按公共卫生紧急课题被批准立项。

新冠病毒属“乙类病毒，甲类管理”，研制灭活疫苗必须与活病毒为伍，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三级（P3）实验室是必备前提。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没有P3实验室，就借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病毒病所”）的实验室使用。

赵玉秀和张颖是第一批进入病毒病所P3实验室的。

1990年便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张颖参与过很多种疫苗的研发工作，在检定、研发、生产各方面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大年初二，张颖就开始给病毒病所送细胞，进行前期的病毒分离和各种检定。但由于这里管控相当严格，她根本不能进入P3实验室。随后，病毒病所对他们进行了理论和实操的系统培训，包括如何穿防护服，如何戴口罩，如何戴护目镜，怎么脱防护服，怎么防止把病毒带出来……考核合格后才可以进入P3实验室。“培训时，老师在我们的防护服上抹上荧光粉，反着脱完后用荧光灯检查，如果身上没有亮晶晶的颜色才算合格。”

2月初，张颖正式进入P3实验室。按规定，在P3实验室最多不能超过4个小时。而防护服加上呼吸装置有5斤重，一穿一脱就要花费20分钟。张颖嫌浪费时间，有时候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在里面不能喝水，我经常上火，嘴上长泡。因为鼻梁高，长时间戴3M口罩鼻子都青紫青紫的。”张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天天这样，都习惯了。”

为了防止内部气体泄漏到外面造成污染，P3实验室是完全密封的，室内处于负压状态。管倩倩刚进去的时候觉得憋得慌，难受得必须吸氧。张颖进去时还好，出来后醉氧，头晕得不行，原本身体特别好的她从此落下了头晕的毛病。而有的人则总感觉心脏不舒服……

病毒病所位于北京市北部的昌平区，在P3实验室的3个月里，张颖都住在昌平。她的妈妈已经卧床不起11年，不会说话，每天都要吸痰。平时照顾妈妈的阿姨回家过春节了，爱人在部队也经常加班。无奈之下，张颖只能临时找个阿姨来照顾。

不只是梁宏阳、赵玉秀、张颖、管倩倩，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还有许许多多人为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抛家舍业、挺身而出。而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一旦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梁宏阳和赵雪是第二批进入P3实验室的。两个人都比较胖，肩又宽，没有那么大号的防护服，穿是穿上了，但死活脱不下来。等他们按照步骤终于脱下来，整个人全都湿透了，衣服都能拧出水来。“梁主任手出汗比我还多，手都泡得出了褶子。”

这还是小事，梁宏阳和赵雪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设备不让进。病毒病所是科研机构，培育病毒一般用试管、烧杯就足够了，最大的产量是1000毫升的病毒液。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制作疫苗、培育病毒是应用研究，要用反应器，最小的罐子是10升的，也就是1万毫升。这么大的罐子，病毒病所的老师们见都没见过，觉得太不安全了，一旦泄漏，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梁宏阳和赵雪先用脊髓灰质炎病毒液做模拟实验，把罐子上的所有接口都用棉签擦拭，然后进行核酸检测。这样反复做了几次，发现确实没有一点泄漏，设备才被允许进入。“做模拟实验时，我们慎重又慎重，生怕出现一点纰漏。可以说，我们颠覆了病毒病所老师的观念：原来培育病毒还可以这么干！”赵雪充满自豪地说。

张颖做完前期的送细胞、做毒种后，就轮到梁宏阳和赵雪上反应器了。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都小心翼翼，进出实验室用84把浑身上下喷一遍。他们基本早上8点进P3实验室，下午3点才出来，在里面不吃不喝。在真正上新冠病毒的头一天，梁宏阳的痛风犯了，脚就像折了还得踩着那种感觉。当时进P3实验室的就那么几个人，而反应器上的罐子少说也有100斤，女生根本抬不动。

当天晚上，梁宏阳吃了大剂量的药，这其实对身体是有伤害的，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为了能缓解疼痛，他还吃了止痛片。第二天，梁宏阳强忍着疼痛，靠着墙穿好防护服进入实验室。操作过程中，他一会儿就站不住了，就用另外一条腿使劲。“当时我跟领导说我必须得进，罐子万一出什么问题，我不能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这个一米八几的北方壮汉几度哽咽着说不下去。

病毒病所有个规定，所有东西只许进不许出，以免带出病毒。培养反应器需要反复搬进搬出气瓶，以提供氧气、二氧化碳。这些气瓶都要从南六环的亦庄搬到昌平，就再也不能搬出去。后来气瓶实在太多了，就按规定进行终末消毒，合格后才搬出来。“一开始，病毒病所的老师都不让我们拿气瓶，因为万一气瓶全爆了危险多大呀？我们最多的时候存了50多个气瓶，危险性可想而知。”谈到如此危险的事情，赵雪像聊家常一样平静。

是压力，也是荣誉和挑战

P3实验室是与病毒“零距离”接触的地方，进入P3实验室之前，大家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因为对新冠病毒完全不了解，虽然查了很多资料，但对它的传染性、尤其是突变性还是一个未知的概念。

“第一次进P3实验室确实害怕，因为没接触病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就想，老师比我进得早，他不害怕，我也就这么进吧。同事看到我们几个都没事，才就觉得没事。”张颖的侄女儿在系统内工作，听说她要去弄毒种，一下就哭了，说万一传染上回不来了怎么办呀？赵雪的爱人发朋友圈说爱人在做新冠疫苗研究，第二天办公室的同事都躲着她。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梁宏阳总是报喜不报忧，说自己离病毒远着呢。“害怕归害怕，当我们穿着隔离服的时候，心里还挺高兴、挺自豪的。特别是第一支苗分装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振奋，有人特意拿着疫苗拍了照片。”

一般而言，疫苗从研发走向生产，大概需要8到10年的时间。为了早日研发出疫苗，新冠疫苗生产团队不分白天黑夜，没有节假日，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用疫苗五室白江的话说：“所有人的工作都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七，有时候回到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同样付出心血的还有张萌、赵硕、张楠、张勇、王友良、常振、王铁军……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团队，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培育出新冠疫苗。4月27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件并同步启动Ⅰ/Ⅱ期临床试验。今年夏天，紧急使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两支灭活疫苗，均纳入了紧急使用的范围梁宏阳觉得心里特别欣慰、特别高兴，也为疫苗是自己和同事们研发生产出来的而感到自豪。

凭着破釜沉舟的精神，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仅用60天时间，就建成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疫苗生产车间，创造了奇迹。目前正在扩建，预计明年产能有望达到10亿剂。

梁宏阳和他的生产团队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习总书记说，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对外输出，要成为中国生物疫苗防疫事业的一个名片。我们肩负着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期盼，这既是压力，也是荣誉挑战。”

在新冠疫苗储运中创造奇迹

“大家伙就是有这么一口气，就是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担当！”

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量产，新冠疫苗的每一个进展都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而在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团队，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新冠疫苗的研发生产保驾护航，更在疫苗储运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见面时，储运部经理徐志忠一脸疲惫：“从春节到现在，我们很多同事根本没有周六日，十一期间8天假一天也没歇。无论多晚，一个电话就赶到单位。”

徐志忠带领的储运部，主要负责公司的物料和成品的管理，包括储存、养护、发放等。在新冠疫苗研发过程中，储运部必须提前做好物料保障工作，包括前期研发的原辅材料、后期产品的包装材料，像化学试剂、过滤耗材、危化品、西林瓶、标签、瓶签、说明书等，涉及几百个品类，每个品类里又有很多种小类，品种不断翻番。和日常保障不同，研发新冠疫苗要用到一些特殊的物料，不是随时可以拿到的，需要到国内各个角落甚至海外紧急采购。“当时正值春节放假，尤其又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拼的就是速度、效率和资源网络，大家付出的努力、精力不是常人能达到或想象的。”徐志忠说，“平时工作是有需求计划的，我们会判断一个采购周期和检定周期。而新冠疫苗研发是突发的，物料准备与课题研发和设计方案几乎同步。特别是当时面临断航、封城、隔离的局面，每个省都有自己设定的隔离措施，物流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很痛苦！”

储运部一共不到20个人，要负责新冠疫苗研发物料的采购、运输、储存、发放，同时还要为正常运行的车间、产品和研究科室做好相应的保障工作，工作量是往常的4倍甚至8倍。他们和疫苗研发的同事一样连轴转，几乎不休息，实在太累、太困了，就在工作室或办公室的沙发上倒一会儿。有个同事说：“我真的想我的床了！”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疫苗研发，平时就需要大量防护服、口罩、一次性鞋套和帽子等。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这些物资变得异常紧张。如果保障不到位，生产、科研都得停下来。怎么办？用徐志忠的话说：“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抢！”有一次，下着大雪，中国生物紧急调拨的25万只口罩到达机场。徐志忠联系厂家、向上级请示沟通、联系车、到机场协调……电话都打爆了。回来已经是凌晨，第二天还要给中国生物旗下的20多家子公司挨个分发，因下雪飞机又飞不了，那怎么办？“北京市和附近的就开车送，远的就想尽各种办法，还涉及隔离等问题，很痛苦，没法形容！”徐志忠说。

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储运部还参与国际援助，帮助中国红十字会等向国外运送口罩、药品、防护服等各种救援物资。

3月份的一天，徐志忠接到指令，要求他们下午把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运到上海，必须赶上晚上发往国外的航班，当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那时候，北京到上海一天只有4个航班，时间都不合适，只能坐高铁。徐志忠在风里举着电话，从中国红十字会到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海关、国务院联防联控办，一直不停地打。

最后终于在北京南站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把好几百公斤的救援物资背上了火车。那时候虽然一人一个座位，但大家心里还是很恐慌，因为当时车上就有从西班牙、日本回来的人。更让徐志忠和同事不安的是，回北京的飞机上有好几个发烧的，医疗队、公安人员都上来排查。“我们在飞机上等了一个多小时，很紧张。想着万一感染上怎么办啊？单位还有一堆事呢！”

随着新冠疫苗进入Ⅰ、Ⅱ期临床试验阶段，徐志忠带领储运部开始通过冷链提供疫苗样品。这个过程容不得半点失误，最关键的是要使温度保持在2~8度。因为疫苗对温度非常敏感，一旦温度异常就会影响产品的效果。

在冷链运输方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类似产品、类似的做法，但对于刚刚研制出的新冠疫苗，根本没有经验可循。为此，徐志忠和同事们在前期进行了多次测试、验证，并精挑细选了冷链箱，最后到现场组织装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冷链管理流程。为了保证全程冷链，工作人员必须在4度左右的冷库里进行装箱作业，包括在里面包装、冰板施冷、冷链箱遇冷……而且只有在温度符合的情况下，才能开启相应的温度记录仪，以及封箱、封袋的时间记录仪，记录仪的编号和箱子的编号、发运单、出库记录等都要匹配。所有这些繁琐的事项都要在冷库里操作，大家往往在冷库里一待就是一天一夜，或者两天一夜，最多的时候一直待了6天6夜，就是为了保证准确性，保证质量，保证不混淆。

在这个过程当中，全国各地的紧急使用，都由北京生物所储运部配送。徐志忠的手机里有无数个微信群：工作协调、新冠进口货运、新冠海外发货、物料、新疆、日报……“这只是其中一个微信号，刚看完这个回复一下，另一个群又跳出来信息。有时候一会儿冒出一个，都不知道该先看哪个。”

前段时间，新疆、黑龙江的绥芬河零零散散地出现疫情，不是在省会城市，而是在地市，甚至比较偏远的区县。徐志忠说：“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所有的办法我们都用上了。远的就用飞机运送冷链箱，到达后用冷藏车转运；近的直接用冷藏车拉过去。”

徐志忠大概算了一下账：以往公司正常的产能是三五千万剂次，现在增加到一亿剂次甚至更多。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在人手又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在冷库里连续作战就成了常态，但大家都在扛、都在坚持。

在保障疫苗储运的同时，储运部还要做好疫苗流向追溯管理工作。每一单、每一支疫苗、包括冷链数据都要及时上传到国家药监局建立的协同平台，以保证国家掌握每一支疫苗的流向。“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做起来非常繁琐。”徐志忠说，“大家伙就是有这么一口气，就是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担当！”

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新冠疫苗的Ⅲ期临床试验只能到国外去做，这就对冷链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涉及到海外，很多手续都比较繁杂，每一支疫苗、每一个冷链箱的重量、尺寸都要精确核算后报到联防联控、海关等部门，一丝都不能差，否则就会影响整体进度。

“海外发运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一是要保证温度，二是所有数量、批号不能弄混。一旦出现问题，不说对北京制品研究所，对于中国生物、国药集团，甚至对于政府来讲，我们就是罪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徐志忠带着储运部的工作人员开始了新的探索。

秘鲁、阿联酋、埃及等进行Ⅲ期临床试验的国家温度比较高，为了保证全程冷链，徐志忠带领同事们在精挑细选冷链箱的基础上，又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做极端测试，即在43度和零下5度的情况下保证全程冷链。之后又进行了动态模拟实验：新冠疫苗通过冷链包装之后，用冷藏车从公司运到机场，交接完后直接进入机场的冷库，这个过程始终保持2~8度。“飞机配载后，机舱内的温度一般在5度到25度，还是相对适宜的。如果到阿联酋，从北京起飞5个小时就能到达。按照惯例，疫苗都会启动应急清关，清关之后直接转到冷库。”徐志忠介绍说，“如果不能尽快进入冷库，根据我们的挑战性测试，冷链箱在非洲、南美洲能保持冷链温度7~9天！”

有一次，新冠疫苗发到秘鲁，由于当地基础设施条件不太好，冷链箱一直在常温下放了大概半个月。送疫苗的分管领导专门给徐志忠打来电话：“老徐你这箱子挺牛啊！现在第14天了，温度还是3.7度！”

大概从7月份开始，徐志忠和他的团队已经给阿联酋、摩洛哥、阿根廷、秘鲁、埃及等国家发运了近50次新冠疫苗，无一例出现问题。“新冠疫苗不是一般的商品，它关系到公司、集团、甚至政府，容不得半点失误，这是我们的责任！”徐志忠说。

在中东崛起的“健康长城”

在中国生物新冠病毒疫苗Ⅰ期Ⅱ期的临床试验初步确认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后，Ⅲ期临床项目是疫苗上市前最复杂最艰巨的阶段。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不具备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的条件，因此必须在海外疫情高发区寻求能够合作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的国家。新冠病毒疫苗三期临床项目由此成为了有史以来我国首家医药企业在国外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

2020年的炎炎夏日，中国生物组建了这支代号“长城”的“特别行动队”奔赴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但行前路，无问西东，就此开启了这项前无古人的破冰之旅。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新冠病毒疫苗临床研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造健康长城、抵御病毒的过程。”这支特殊的团队为何冠名“长城”，国药集团生物制品事业部总裁、中国生物党委书记朱京津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希望新冠疫苗Ⅲ期临床项目就像万里长城一样，为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建起抗击新冠病毒的健康屏障，回归正常生活、促进经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生物对于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国家的选择与接触从5月份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综合了各方因素最终首选阿联酋。一方面，中国和阿联酋友谊源远流长，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达成了充分互信；另一方面阿联酋是一个正在从资源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努力打造大健康产业链的国家，非常适合我们的项目开展，长城项目选择的是阿联酋的高新技术企业G42集团为合作伙伴，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和热情，并且得到了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朱京津表示。

6月底，中国生物获得了阿联酋关于新冠灭活疫苗国际临床Ⅲ期试验批准文件，经过十天紧张的人员选拔和筹备工作，长城项目团队的人员名单最终确定下来，长城项目团队第一批出征的29位人员组成可谓强将云集，其中包含了国家疾控中心、河南疾控中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国药国际等多个单位的专家和业务人员。“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国家疾控中心、河南疾控中心专家顾问现场指导，专业的临床研究人员冲锋在前，翻译和行政人员做全面沟通支持。”朱京津表示。

“远征”面临的困难也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生物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III期临床技术负责人杨云凯坦陈，长城项目团队的精英们在国内投入抗疫斗争已有半年时间，经常连轴转，没有经过任何休整就再次“披挂上阵”，而且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队员刘洋的孩子出生才3个月，妻子默默地将孩子的照片做成相框，悄悄地放进丈夫的行李箱；出发时徐业的女儿还不会说话，是在连线视频中听到女儿喊出第一声爸爸；结婚3年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没有要孩子的王伟，计划又不得不推后了；出发时恰逢儿子高考，作为母亲的杨云凯也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寄托祝福……可当接到出征的命令时，他们都没有迟疑和犹豫，“打起背包就出发”。

7月9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长城项目（Ⅲ期临床）团队，携带中国生物的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飞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疆拓土从来都是最为艰辛的，飞机落地阿联酋，长城团队马上就面对“四大难关”（疲劳关、高温关、语言关、饮食关）的考验。

此时，正是这个热带沙漠气候国家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白天室外温度在四十到五十度之间，在室外几分钟就足以让人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接收国内运来疫苗的队员，需要在烈日下从机场将疫苗接收运输至冷库，从40多度的环境中直接进入只有三四度的冷库里，身体根本吃不消。室内外温差非常大，预防感冒发烧成为了超乎意料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本没带厚衣服的我们只能到当地商场去购买，后来还委托从国内来的同事把秋裤捎过来。”杨云凯说。

阿拉伯国家的饮食习惯与中国的差距很大，没有热水、大量的橄榄和说不出名字的糊状食物让队员们难以下咽。刚来的时候，往往只能随随便便凑合几口，带来的“老干妈”、榨菜、方便面成了主食，后来，驻扎在阿联酋的中资企业中石油、华为等送来了可口的中餐盒饭，才让大家感受到了久违的家乡味道。

数万名志愿者入组接种，“长城”团队需要与当地合作伙伴、医院、CRO公司和各类保障机构等单位人员进行大量的沟通交流工作，对方的思维方法、工作方式、生活习惯等我方有着很大差异，病例收集、数据汇总、报告撰写、迎接核查期间大量的问题暴露出来，但就是凭借着一股子热情与韧劲，长城项目团队齐心协力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整个Ⅲ期临床试验过程中，长城团队没有任何休息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2小时，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儿。有时下午4点多才吃上午餐，顶着月亮返回驻地已经夜里1点，第二天照常八点多集合出发，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杨云凯笑言，“加班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了‘婴儿般的睡眠’，就是实在熬不住了睡一小会儿，醒来接着干。“和当地人的交流也是在克服困难中进行的，当地人的英语发音让人大伤脑筋，特别是涉及大量专业术语的时候，双方的交流非常困难。”来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III期临床沙迦现场负责人王伟说，一开始“长城”团队是通过翻译和英语较好的人进行交流。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大家苦练英语，大胆交流，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独当一面。

“当地的节日特别多，8月份到9月底的时候有十几天的时间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得休息，但是我们的工作是跟病毒赛跑，必须完全无休地保证方案及时执行，我们就得做当地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通过轮休的方式跟上我们的工作步伐。通过不断磨合和相互包容，工作开展越来越顺畅。”杨云凯说。

“长城”项目团队在阿联酋和巴林都经历了初期入组人数达不到预期的困难情况，但随着工作逐步推进，成绩突飞猛进。7月22日，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心（ADNEC）接种现场启用；7月30日第二批疫苗抵达阿布扎比，并完成入库；经过近两周的磨合，8月4日，ADNEC接种现场入组实现单日破千，两支小分队分别前往阿联酋沙迦酋长国和巴林王国开展新接种现场开设相关工作；9月3日：埃及小分队出征，开展埃及接种现场开设的相关工作……

当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心接种现场入组突破15000人的历史时刻，现场的广播中响起：“截至目前，新冠疫苗入组接种人数已达15000人。”一时间万众沸腾，全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都开始欢呼庆祝，热泪盈眶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深知其中的意义何在。

“当地的人民对我们格外友好，过路人、出租车司机都会友好地和我们主动打招呼，并喊出“中国！疫苗！棒！”。志愿者甚至全家上阵帮我们宣传，一位志愿者的双胞胎女儿就在当地的电视纪录片中‘现身说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回忆这些片段时，杨云凯有些哽咽。

经过中外人员的共同努力，“长城”团队创造了4个世界第一。入组人数全球第一；志愿者涵盖125个国籍，覆盖人群极其所属国别量全球第一；入组现场医务人员与工作人员数量全球第一；场地面积与设施投入全球第一。

在“长城”项目团队出发前，阿联酋这个接近1000万人口的国家每天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达到四五百人，后来增至每天1000余人，疫情十分严峻。

长城团队做了所能想到的最充分的防护准备，国药集团几个兄弟单位为队员提供了充足的防护服、护目镜、口罩、一次性手套、酒精棉等防疫物资。最为重要的防护手段的是，他们出发前都接种了新冠灭活疫苗。“或许，我们整个新冠疫苗III期临床团队就是疫苗有效性最好的‘试金石’，这也我们前方工作中最好的‘护身符’。”朱京津对“自家”的疫苗充满信心。

但当得知曾经面对面交流的人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时，说一点不害怕不担心是假的，毕竟接种的疫苗还处于试验阶段，谁心里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队员们对此都心知肚明。

朱京津参加完一次外事会见后回到酒店，随行人员就得到消息，刚刚会见的官员是新冠病毒感染者，而朱京津与其会谈时的距离不足2米，而且对方并未佩戴口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

为了寻找储存从国内运来的大宗试验用新冠疫苗的冷库，中方队员必须与当地一位疫苗储运工作的负责人通力协作，他们曾花费了大半天时间同车从迪拜机场附近的物流中心辗转到阿布扎比机场旁边的物流中心寻找合适的冷库，中午也共享了加油站麦当劳的薯条和鸡块，而这位负责人两天之后也被告知确诊新冠病毒感染……

“长城”团队每天的工作环境都是当地疫情最严重、患者最集中的地点。作为阿布扎比入组接种现场的阿布扎比展览中心，前身就是当地最大的一座方舱医院。在巴林的入组接种现场一墙之隔，就是一座新冠病毒轻症患者正在集中治疗的方舱医院，两边的医生不时穿行，就诊的患者甚至可以随时来到入组接种现场。

入组志愿者在入组前需接受核酸检测时经常会检出阳性，身边的医生、护士和保障人员感染也在所难免。“当地合作公司的同事，今天还在一起工作，第二天就被告知确诊了。”王伟告诉记者，有队员们故作轻松地开玩笑，“长城”团队身边有很多“潜伏者”。时间长了团队的工作人员也都“习以为常”，因为异常繁忙的工作根本容不得自己多想，也正是接种疫苗带给“长城”团队的强大信心支撑着队员们完成每天的工作。

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由于疫苗疫苗的保护，加之队员们的自我防护，全体队员无一例感染新冠病毒。

在中东的日日夜夜，往往都在紧张而忙碌中度过，而让队员们感觉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国庆节、中秋节双节合一的10月1日，对于这些身在海外的赤子来说，这个日子更增加了一份特殊的温馨色彩。

长城团队在这一天举行了长城项目组三国四地国庆中秋联欢会（阿联酋的沙迦团队回到阿布扎比，巴林团队、埃及团队在线视频参加）。当“长城”团队一行人坐在从工作现场赶往联欢会现场的大巴上，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面五星红旗，大家在车上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歌声缭绕整个车厢。

身在异国他乡，大家难得地欢聚在一起，感受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的温暖与祥和。11个自编自导的诗朗诵、舞蹈、歌曲联唱等节目饱含着爱国深情，精彩纷呈。“……众志成城抗疫情，国药号召我先行，锻造疫苗杀手锏，必赢；亲爱祖国是我家，繁荣昌盛不用夸，心系祖国啥感觉，想家……”王伟组织沙迦团队表演的三句半，更是把队员一会儿逗笑一会儿带哭。朱京津带领大家进行了宣誓，坚决完成好III期临床试验，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当阿布扎比的阿联酋少年唱响《义勇军进行曲》，当迪拜的哈利法塔亮起“中国红”展示巨幅的中国国旗，一位团员由衷地说，“从来没有哪个时刻有如此的自豪与幸福感”……

在阿联酋等国进行III期临床试验期间，朱京津与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研究员郑徽、河南CDC临床中心主任夏胜利等人会见了阿联酋、巴林、埃及、印度尼西亚、智利等国政要，在坦诚而真挚的交流中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各国政要都把中国的新冠疫苗III期临床项目视为关系到全人类生命健康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他们都明确表达愿意为‘长城’团队新冠疫苗Ⅲ期临床顺利推进尽其所能地创造良好条件。”这一点让朱京津非常感动。

7月15日，就在长城团队到达阿联酋的一周之内，阿布扎比卫生部长艾哈迈德就成为首位接受中国疫苗接种的志愿者。是什么让这位政要对中国朋友如此信任，朱京津回忆说，“当会见艾哈迈德时，他主动提出要第一个接种疫苗。他认为，在阿联酋开展III期临床试验必定充满挑战，为了推进III期临床试验的开展，他愿意当这个‘第一人’，对国民起到表率作用。”

在此之后、各国政要都纷纷率先接种新冠疫苗，阿联酋总理、迪拜酋长阿勒马克图姆，外交部长阿勒纳哈扬，卫生与预防部长欧维斯，内阁事务部长格加维；巴林国王哈马德、王储萨勒曼、最高卫生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亲王、卫生部长萨利赫、外交部长扎亚尼、内政部长阿勒哈利法；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长哈莱……朱京津一一列举，他们用实际行动来对中国疫苗的信任“投票”，还主动上电视和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号召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临床队伍当中来。

疫情何所惧，疫苗传佳音。在阿联酋等国家坚定不移的支持下，12月9日，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在阿联酋正式注册上市，也成为全球首个正式获批上市的疫苗，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在国外上市疫苗。正如阿联酋卫生与预防部部长欧维斯所说的那样，这是阿联酋政府对该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重大信任投票。

好消息接连不断，12月13日，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在巴林注册上市，12月30日，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在国内获批上市……中国生物“长城”项目的英雄团队通过辛勤忘我的工作，展现了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次没有先例可以遵循的开拓行动，为今后中国开展类似的全球临床试验及国际合作行动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坚实基础。

“这是关系到全人类生命健康的伟大事业”

——记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朱京津

在新冠灭活疫苗预测试的的首批30名接种志愿者中，有一个“ZJJ”的姓名拼音缩写代号。这个人就是朱京津，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生物”）党委书记。

“要战胜新冠病毒，我们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朱京津说。朱京津身上有一种军人的作风，看起来似乎永远精力充沛，走起路来脚步生风。他与人说话总是态度和蔼、面带微笑，但骨子里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坚毅与果敢。

12月30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这背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热切期盼，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团队日以继夜的科研攻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朱京津一刻也没闲着。这一好消息传出的时候，作为国药集团海外临床长城项目团队总负责人的朱京津还未归国，他在异国他乡激动得热烈盈眶。此前12月9日、12月13日，阿联酋、巴林已正式批准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注册上市。

“疫情防控，照见央企的奉献与情怀。不计名利、奋勇向前，一切服从国家需要，是央企特有的情怀。”朱京津说。

“中国生物作为疫苗研发‘国家队’，要主动作为，在诊断、治疗、预防三个方面都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作出突出贡献。”这是中国生物领导班子在疫情暴发时就达成的共识。从率先研发出新冠病毒核酸分子检测试剂盒，到率先提出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方法及技术标准，再到现在新冠疫苗上市，中国生物可谓是创造了奇迹。

朱京津表示，中国生物取得这样成绩的“秘诀”是多方面的。第一是高度敏感，迅速出击。处处下得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凡事想在前，干在前，是我们取得抗击疫情成绩的关键。第二是高效组织，布局清晰。手里有什么牌，什么时候出哪张牌，用在哪个地方，都有系统的谋划。第三是团结协作，众志成城。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生人做到了醒得很早，起得利索，走得快健，还做到了协调上下左右各方面的资源，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践行着关爱生命、呵护健康的企业理念。

“不仅如此，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关键还在于中国生物在抗疫斗争中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这是走好每一步的前提。”朱京津说。

朱京津曾经在主题党课中讲了一个例子，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科研“逆行者”方习静，春节期间回到了安徽淮南的家中，为了参加抗疫科研工作，她找到多个部门和单位办理了返汉申请，告别了5岁的儿子，登上不经停武汉的高铁。原计划到岳阳下高铁后再想办法回武汉，但列车长得知她的工作性质和特殊使命，毫不犹豫地为她在武汉站进行技术特停。

“中国生物这家百年央企在护佑人民生命健康中的责任与担当，每一个人中生人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以及中国生物强劲的科研实力，以及国务院国资委郝鹏主任等领导的决策指导，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大力支持和帮助，国家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精心设计与带头攻关等，都是我们在抗疫斗争中取得重大成绩的‘秘诀’。”朱京津说。

“我们的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得到了国家卫健委、药监局、科技部、工信部、联防联控机制等多个部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外交部和驻外各领事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些与我们的Ⅲ期临床试验取得这样成绩是密不可分的。”朱京津表示。

“在全球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在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疫苗能够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跨国医药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决高下，我们有些方面还领跑世界，这本身就很好地展示了中国科技、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和中国的责任担当。”朱京津说，作为中国生物的一员，他感到非常自豪。

而这自豪背后，其实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危险。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即将进行第III期临床试验时，遇到了一个“自豪的烦恼”。因为第III期临床试验必须要在疫区做，而我国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III期临床只能到疫情严重的外国去做了。这将使这款疫苗上市的时间至少推迟3个月。7月上旬，国药集团组成长城项目团队，朱京津带队到阿联酋、巴林、埃及、约旦等国家进行III期临床试验。

在临床试验期间，作为团长的朱京津带领核心人员出席了一系列外事和公关活动。一次，朱京津在参加完一次外事会见后回到酒店，外方人员不经意地告诉他，刚刚会见的官员是新冠感染者，还特意解释说是轻症。而当时，朱京津与其会谈时的距离不足2米，更为尴尬的是，因对方未佩戴口罩，他出于礼貌也将口罩摘掉了。

听闻此言，朱京津先是心里一惊，然后释然地说：“问题不大，咱们不都打疫苗了吗，我对咱们的疫苗有信心！”结果也正如朱京津所言，在疫苗的保护下，同行所有中方人员并未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

这样的事情可能随时都在发生。阿联酋阿布扎比入组接种现场的前身就是当地最大的一座方舱医院，与巴林入组接种现场想通的场馆，则是一座是实实在在的新冠肺炎方舱医院。

当巴林小分队的成员们初到巴林，勘察现场、沟通方案的时候，队员们穿过入组现场旁边的一个小门，来到了隔壁，发现这里有很多的小隔间，每个小隔间都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床头柜以及相应的电源设备等。正当队员们好奇的时候，巴方人员介绍道，“这里是我们对轻症新冠患者集中治疗的方舱医院，大家平时没事最好不要到这边来。”

因为这个小门并未上锁，朱京津带人与现场负责人沟通，希望关闭这个小门。但两边的医生有时需要相互交流一些信息，关闭小门会带来诸多不便，这个建议并未被采纳。“起先大家有一些顾虑，但忙起来也顾不过来了，是疫苗给予了团队强大的保护。”

“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远离病毒”

作为生物医药临床专家，朱京津一直有着“造福国人、奉献世界”的情怀，“疫苗研发临床是一项关系全人类生命健康的伟大事业。”

从7月到12月，在经历了5个多月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后，终于迎来了阿联酋与巴林正式批准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注册上市。这是两国政府和人民为灭活疫苗安全性与有效性投下的最为可贵的信任票。

“阿联酋为全国人民接种疫苗，体现了政府对人民健康的高度负责。阿联酋希望通过全民免疫，阻止新冠病毒传播，使人民生活回归正轨，国家经济发展得以恢复，同时也为国际树立了抗疫样板。”朱京津表示。

在阿联酋，朱京津深深感受到了中阿之间的友谊。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阿布扎比、迪拜对武汉人民抱有很大的同情与支持，多处标志性建筑打出广告为“武汉加油”；中国新冠疫苗临床团队来到阿联酋之后，点燃了中阿两国联手抗疫的热情，十一国庆期间，迪拜的哈利法塔、阿布扎比的石油大厦、首都之门等建筑再次点亮“中国红”。

“阿联酋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故意诋毁中国疫苗的时候，阿联酋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开展III期临床试验，并顶住压力，率先在全球紧急使用中国疫苗，率先科学审评批准中国疫苗在阿联酋上市。在阿联酋5个多月的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阿联酋人民善良与淳朴，大家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都非常友好、和善。”朱京津说，如今，这个合作正在开花结果，“我们之前所有的付出正在开始回馈世界。我们由此也看到了阿联酋希望通过疫苗，尽快让老百姓的生活回归正轨，让国家的经济发展得以恢复的决心。”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疫苗终于在中国、阿联酋、巴林上市了。朱京津说：“疫情尚未结束，奋斗不能停止。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加大科技投入、人才引进、产品开发的力度，为社会提供优质疫苗这一公共产品，让更多的人远离病毒，远离疫情，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回到正常的生活，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为自己感到欣慰。”

——新冠灭活疫苗研发生产总指挥 王辉

“在疫苗研发最紧张的时刻，我累到走不出去100米……但回首看看，我觉得这太值了。”

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综合办公大楼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总经理王辉总是走路风风火火，你可能会在过道里与她擦肩而过，但她但未曾放慢脚步，再次急匆匆走进办公室。

从2020年除夕到现在，作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疫苗项目的总指挥，她带领新冠疫苗研发团队和新冠疫苗车间建设团队，吃住在办公室，以分秒必争的干劲，让新冠灭活疫苗在短短10个月内从无到有，让全球首个高标准新冠疫苗生产车间交付使用。用她的话讲：“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一次生命张力的极致展现。”

10个月，疫苗研发的超极限挑战

2020年1月，看到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王辉就和她的家人说：“这个年不好过了。”果不其然，1月19日，她就接到了中国生物董事长、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的指示。

从那时起，王辉就担起了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疫苗项目总负责人的重任。她第一时间冲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下称“病毒所”），了解新冠病毒毒株分离情况；又在第一时间抽调最精干的力量组织科研攻关团队进行疫苗研发工作。

大年初一，王辉就带领紧急成立的“六人研发小组”，牵头进行此次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工作。每晚10点，在一间被王辉称为“作战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六人研发小组”都要在这里总结当天数据，部署第二天工作。

疫苗研发一般有个“双十定律”,即一款新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投产平均需要10至15年，至少花费超过10亿美元。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完成，且该做的实验一个不少，该走的程序一个不缺，不违背科学规律，这就要做到无限的细致，不能有任何漏洞。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策略和严格的疫苗研发计划表。从实验设计、质量控制、工艺流程，再到车间建设，每一步都是尽最大的努力考虑到每个细节，并且对标国际及国家的相关要求。这也是基于我们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平台。”王辉说。

在研发IPV时，王辉就带领团队建立了疫苗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平台，“我们把这个平台技术平移到新冠疫苗的研发上来，这也是我们有底气不断提速疫苗研发进度的关键所在。”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需要用超常规的方法，“我们建立了很创新的方法，来证明得到的疫苗质量是好的。”

为保证疫苗的研发进度，王辉有时候一天一顿饭都吃不上，有时候半夜才吃上一顿饭。“这大半年里，我是不吃午饭的，因为没时间吃。”作为团队的总指挥，某一个点上如果出现问题，她都得第一时间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能拖，不能拖，一下都不能拖。”

60天，从无到有的疫苗生产车间

除了带领疫苗研发团队夜以继日的攻坚克难，王辉还同时牵头成立了新冠疫苗车间建设组。从2020年2月15日到4月15日，仅用60天的时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就建成了国内首个通过生物安全三级防护（P3）认证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许可的新冠灭活疫苗产业化车间，创造了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建设的“火神山”速度。

“生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车间必须达到P3标准，因此生产车间的建设就必须与实验室研究同步，这样才能保证疫苗研发成功即能投入生产。此前我国还没有疫苗的P3生产车间。”王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建设P3车间的楼宇要抗9级地震，对层高和技术夹层都有很严苛的要求。大年初一，我们就在园区内选定了地址。”王辉说。被选作生产车间的大楼原本是有其他用途的，如果砸掉重装，一投入就是10个亿。这么大的投资如果打了水漂，谁负责？在当时疫情出现的时候，谁也说不准它会不会像SARS一样很快消失。所以这次疫情来袭最开始，“我们都是比较被动的。”

“但我们从疫情角度出发，如果疫情延续，这个楼将对于保障人类健康发挥巨大作用。如果疫情消失了，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高生物级别的车间，也对以后传染病防治有很深远的影响。”王辉问杨晓明：“到底砸不砸？”他回答说：“容我想24小时。”等到大年初二晚上，王辉再问他：“砸不砸？”他说：“砸！”破釜沉舟！不留后路。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第一时间成立了“三人工程建设小组”。王辉负责组织人员、建立策略、统筹资源和对技术的整体的安排。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后续设备的订制和进场。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开始24小时连轴转。

这样高生物级别的生产车间，在全球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建设这个车间，首先要符合欧盟的要求、国家的要求、WHO的要求，要有前瞻性，在此基础上再增加生物安全的要求，这样的标准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参照欧盟的要求，一边建设，一边摸索，与国家有关部委一起起草建设标准，再请国际和国内相关专家进行反复的论证和修订。

“我们希望以此推动各方共同提高技术水平来达到国际标准。” 王辉说，“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水系统、送风系统，都要全面实现管道化、密闭化，要有可追踪性和可视性，每分钟不仅要有视频监控，还要产生成千上万个数据，难度可想而知。”设备生产厂家虽然已经有一些基础的设备，但此次非同一般，对每一个技术参数都有十分严苛的要求。团队人员就逐一核对设备参数，再把要求反馈给厂家进行修改。厂家也是24小时加班加点进行改进，在规定时间完成设备交付。

“我们给所有的设备供应方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必须符合国际质量标准；二是以国家利益当前，疫情面前，24小时加班完成任务；三是价格公平合理，不能发国难财。所有设备生产厂家都签了‘我愿意’的协议书。”

王辉介绍说，此次车间建设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大部分设备都来自于我国国内的生产厂家，实现了真正的中国制造。“这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力量，这也是对国家实力的一次考验。”王辉说，中国的工程建设、设备制造及各方配合和调度，都抗住了这次考验。

35年，与疫苗结下不解之缘

“现在回想这一切，我只能用‘不堪回首’四个字来形容。”王辉告诉记者，与新冠疫苗赛跑的这几个月，可以说是生命张力发挥到极致的几个月。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都处于濒临崩溃和透支的极限状态。“在疫苗研发最紧张的时刻，我累到走不出去100米，此生从没有过这样的状态。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好，精力旺盛。大家都说，这十几年来在一起，从建立这个园区到研发IPV，从没有见过我这样子的崩溃过。但回首看看，我觉得这太值了。我的人生目标得到了实现，很为自己感到欣慰，我觉得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篇一：做核酸检测作文600字

今天早上，我、妈妈和弟弟走在去做核酸的路上。天阴沉沉的，风吹动着树梢，也吹在我们的脸上，凉凉的。

我们来到洛东村委门口，只见做核酸的队伍很长，像两条弯弯的长龙。大家都戴着口罩，踩在一米线上，没有人插队，也没有人嬉闹，比第一次做核酸时的秩序好很多。人们一会儿低头看看手机，一会儿抬头看看前面的队伍，“两条长龙”缓慢而有序地向前移动着。

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几句话：“提前准备好健康码，人和人之间保持一米距离。”马上就到我们出示健康码了，弟弟跑上前，想站在妈妈前面，妈妈一把拉住弟弟，对他说：“你要踩在黄线上，别人往前你再跟上。”弟弟这次特别听话，前面的人往前一步，他就一跨，跨到了前面一条黄线上。

弟弟前面有一对父女，那个高个子男人回过头，对排在另一个队伍中的一个女的说：“你们排到我们前面来吧！我们这边快。”但是，那个女的摇了摇头，态度坚决地说：“不要！我们等等就好了。”我想：那个女的真是好样的！她坚决不插队这点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很快就轮到我们做核酸了，眼前的医生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防护面罩，把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的。轮到弟弟了，妈妈弯下腰，把弟弟的口罩拉上去一点，露出了嘴。医生俯下身子，把一根长棉棒伸到弟弟的嘴边，轻声对他说：“张开嘴，啊――”弟弟听话地张开嘴，医生把长棉棒伸进去，一会儿就好了，妈妈立即帮弟弟把口罩戴好。轮到我了，因为不是第一次做核酸了，我娴熟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透过面罩，我看到了医生微笑的眼睛。

回来的路上，天色似乎亮了一些。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常州的疫情也会像这天色一样逐渐放晴，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红梅公园，尽情感受春暖花开。

篇二：做核酸检测作文600字

上午天气很好，但我忐忑不安，因为今天要去做核酸了！

这是我第一次做核酸检测，难免会有些不安，而且这第一次做，是没有妈妈陪同的！我、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去做，奶奶从小没上过学，没有文化，也就是说，这次做核酸的所有流程由我完成！我还是个孩子啊！

做核酸检测的地方是一个公园，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有一条“长龙”等在外面，我们很快就融入了进去。排了一会儿队之后，有一群志愿者跑了过来，拿着大喇叭喊着：“所有人打开‘我的常州’，扫码获取核酸采样码！”我顿时慌了，什么玩意儿？妈妈啥也没给我弄呀，什么采样码？看着周围的人都在点击着手机屏幕，我突然觉得很无助。又过了一会儿，我们排到了公园里面。这里有三条队伍，我们随便站在了一条后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天气越来越热，喧哗声也越来越大，我们也终于接近了核酸检测点。“下一位！”白衣天使温柔地说。我拉着弟弟妹作文吧/妹跑了过去，因为没有任何采样码，只能让志愿者教一下。我尴尬得完全乱了手脚，那位志愿者阿姨很有耐心，一步一步地教我，身份证呀、手机号呀……“好了，可以做了。”弟弟最先跑了过去，穿着防护服的白衣天使拿着一根长棉签弟弟走来，但弟弟看着这么长的棉签，吓得撒腿就跑。“我不要，我不要，呜呜呜――”叫着叫着他就哭了。看着弟弟张嘴，白衣天使眼疾手快，把棉签伸进弟弟嘴里，迅速刮了两下唾液，结果弟弟直接咬着棉签跑了，白衣天使在后面追着。“呜呜呜――”好在还是把弟弟抓了回来，可那棉签就像是活了，挂在我弟嘴上不下来，这可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虽然这一次我很尴尬，但被弟弟这么一闹，全部的不安我都放下了，带着家人顺顺利利地做完了核酸检测。

没有想到这次的疫情这么严重，集体核酸都来了。新冠新冠，你快走吧，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会把你赶跑的。加油，常州！加油，中国！

篇三：做核酸检测作文600字

吃饭、做作业、看电视、睡觉，停课在家的日子一直循环“播放”着，可是，这天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核酸。

刚听到这个消息，冷汗便淋湿了我的衣角：做核酸？是不是要打针，还是要抽血？或者……一个个可怕的验血方法在我的脑海里徘徊着。

来到医院，站在人山人海的队伍里，我胆战心惊，环视四周，注意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他神情愉快，时不时哼着一首小曲，或者对别人做个鬼脸，然后哈哈大笑。看着他轻松的样子，我顿时平静许多：可能做核酸并不可怕吧？但又转念一想：也有可能他已经做过许多次核酸，已经习惯了那种疼痛，才不会感到害怕。再想想自己第1次做核酸，恐惧又占据了我的心。

不一会儿，我便拿到那使我恐惧以久的核酸器材。我小心翼翼地拿着它，用似乎灌了铅的腿走进了核酸检测点，开始做核酸。我闭上眼睛，仿佛自己是一个提线木偶，任由医生摆布。我双手紧握着，不停地冒出许多的冷汗，我本想要松开，可双手就像野马一样不听使唤，反而握得更紧了。过了几秒钟，医生用棉签在我嘴里搅了搅，就说：“做完了。”我惊讶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原来做核酸这么简单，只要沾一沾口水就行了呀！顿时，我心花怒放，心中的乌云散去了，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哦！原来做核酸这么简单，真是让我虚惊一场啊！不过，这次做核酸让我明白：疫情事态严重，所以我们更加要提高防护，不让国家为我们操心。

篇四：做核酸检测作文600字

这一次是我做核酸最痛苦的一次，由于妈妈公司有确诊阳性病例原因，我们被迫居家隔离。

“明天早上06：20就要做核酸。”妈妈对全家人说，“咱们得起床早点等着。”啥？6：20。不会吧？这么早，耽误睡懒觉。

“人家大白更辛苦“妈妈白了我一眼。

大白真的来了，居然还提前了20分钟。大白熟练拿出棉签，又用酒精喷壶对着我家门口一顿喷射。消毒完毕后，奶奶也准备好了，坐在大白的对面。奇怪，奶奶怎不张嘴啊？以前核酸不是张嘴让医生捅嗓子吗？只见医生拿起一根长长的棉签插进奶奶鼻子里面，奶奶头向后仰，紧闭着嘴巴，眉头紧皱，眼睛也闭着。奶奶一定很难受。大约过了一分钟，终于做完了。我连忙问：“奶奶，痛不痛？”

她笑笑说不疼，痒痒的。第二个做的是妈妈。人家护士的棉签刚插到她的鼻孔，我妈妈就嗷嗷大叫，恨不得把医生的手推掉。看来一定很痛。不行，我要溜到房间里。就在这时，护士说：“下一个。”

“儿子，你上吧。”我妈意味深长地看来我一眼。没办法，我只好做了下来，横下一条心。

大白露带着厚厚的护目镜，我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睛，她对我说：“把头往后仰抬。”我照他说做。那根棉签伸进我的鼻子，刚开始像一个小虫子爬进来，痒痒的。过了几秒钟，棉签捅得越来越深，我感觉马上都要捅到我的脑子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要脑浆迸裂了。我挣扎了一下，可是大白又快、准、速，把棉签在鼻子里面“旋转”了一圈，那感觉像十几个钢针一齐扎向太阳穴。短暂的几秒钟仿佛一个世纪，这滋味我终身难忘。

一想到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好几天，我的心如同沉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