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刚（Lai Chi Gong），原籍中国香港，1982年获新亚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和文化比较研究学院，同时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所外研究人员。

黎志刚教授的学术生涯是从新亚书院开始的。新亚书院为史学大师钱穆亲手创设，所聘导师皆一时之选，黎志刚有幸得到全汉升等名师指点，打下扎实史学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那里完成了题为“郭嵩焘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郭嵩焘乃近代中国坐标式的人物，生前丛谤集身，死后百年却引起后人的极大兴趣。熊月之教授即为国内最早研究郭氏思想的先行者之一。在郭的家乡湖南，钟叔河、杨殷等前辈学者也曾肆力于郭氏研究。郭嵩焘之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重新走到时代的前台，主要是由于郭氏思想与今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士大夫，郭嵩焘提出的学习西方器物、西方制度的主张，以及他个人多舛的命运遭际，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黎志刚作为一名香港学子，和国内思想最敏锐的史家在选题上的契和，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的脉动使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善于从现实生活需求出发，到祖国历史文化中去深入挖掘资源的治学特点。黎志刚的郭嵩焘思想研究，后来发表在台湾某杂志，笔者虽然还来不及拜读，但从余英时先生应允黎志刚从其攻读博士学位揣测，他的学术素养已得到前辈名师的首肯。

完成了新亚书院的学业之后，黎志刚负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师从刘广京教授，学术兴趣遂由从思想史转入经济史。众所周知，刘广京教授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名家，他与费正清教授合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久为大陆学子所推崇。他的专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早已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他关于中国早期轮船公司的研究，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蜚声海外。在刘广京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黎志刚得窥经济史研究堂奥，学业猛进。他的博士论文《上海轮船招商局研究》获得亚历山大?格琴克郎奖，这是美国经济史协会颁给最佳非美国经济史博士论文的奖项。虽然论文由于黎志刚的慎重至今尚未出版，但部分研究成果已陆续在台湾和美国等地用中英文发表，引起了广泛好评。

中国早期工业化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园地中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费维恺、刘广京、陈锦江、高家龙等教授数十年来努力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刘氏的《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费氏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陈氏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为这一学科的成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以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汪敬虞、孙毓棠、严中平等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下，仍然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史料集，嘉惠天下士林，他们各自还撰写了一批功力深厚的经济史著作，例如汪老的《唐廷枢研究》等著作，已成为这一领域永久的经典。

经济史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学科。这一学科特点，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史研究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其中之一便是两国的史学家都比较注意企业史研究。一个企业是特定制度、文化环境的产物，企业史研究，可以加深理解特定年代的经济成长土壤。一个企业又处在各种网络和利益集团的纠葛之中，对企业的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对企业史投入极大的热情，刘广京教授的《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也可以说是企业史，费维恺教授的《中国早期工业化》则包括多个洋务企业的个案研究。国内经济史学界对企业史同样情有独钟，五六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一些著名的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研究资料和著作陆续问世。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民族企业。由于它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曾背负过种种骂名，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对轮船招商局局的个案研究并没有展开。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史学界对洋务运动作了重新评价。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民族企业才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成果陆续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陈旭麓、顾廷龙、汪熙先生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轮船招商局》和张后铨主编的《轮船招商局》。此外，张国辉等先生撰写的洋务运动论著中对于轮船招商局也作了专门的论述。

尽管现有成果不少，但与轮船招商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地位仍不相称，仍然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具体理由是轮船招商局遗留的资料堆积如山，相当部分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在资料掌握并不完整的情况下，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有待检验、拓展。二是现有的研究成果除《轮船招商局》为独立的企业史著作外，其余论著大都是洋务运动史，轮船招商局只是这些论著的一小部分，作者更多的是寻找洋务企业的共性，如官商矛盾、洋务企业的进步意义等等。对轮船招商局局的个性着力不够。这就为黎志刚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空间。

黎志刚的博士论文就是一篇关于轮船招商局研究的力作，虽然由于他的谨慎，迄今尚未出版，但其中的部分内容已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这些论文包括：《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盛宣怀等与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问题（）》，《李鸿章与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19世纪80年代上海金利源码头业权的纠纷》。将这些论文与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著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作者关于轮船招商局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

个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以小见大，在这里“小”指个案，是题材，“大”是作者论述的主题。在高手那里，个案可以论述出不同的主题来，全凭论者的敏锐头脑，但个案研究也忌讳论不适当，错误拔高。题材和主题应该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统一体。和一切优秀的史家一样，黎志刚具有从小题材发掘出大主题的才能。《盛宣怀等与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问题（）》就是这样一篇优秀之作。这篇论文主要研究轮船招商局自创立至20世纪初的经营管理问题，但其立意却是要探讨中国近代化延误的原因。作者从管理角度对1872年至1901间轮船招商局从艰难起步到步入全盛、又由盛跌入泥淖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和详尽的分析，指出导致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又与中国社会结构内的官商关系和商人人际关系网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为中国近代化延误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

《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和《李鸿章与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是两篇讨论国家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大作，李鸿章作为大力推行近代工业化的政府官员，他的作用在两篇文章中得到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198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功过作出重新评价，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正面作用得到了公正的肯定，但是对于政府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历史人物如李鸿章的评价，极左时代的“残雪”余寒尤在，影响着客观公正的研究。黎志刚对李鸿章的研究非常深入，在他看来，对李鸿章的公正评价不仅仅是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更在于这里面牵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在落后国家，政府对本国的工业近代化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这是政治经济学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处理政府与工业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黎志刚的这两篇论文通过对李鸿章竭力维护轮船招商局的商人承办制度，抵制“国有”，以及在财务上给予该公司巨大帮助的深入研究，肯定了李鸿章的干预对轮船招商局1872年到1884年期间取得商业成功所具有的价值。当1885年至1902年李鸿章陷于朝廷清流的攻讦，逐渐失去控制大权时，轮船招商局便陷入重重困境，经营状况一落千丈。由此，作者肯定政府可以通过官员对本国的近代工业化起推进作用，但这种作用 全视个人情况而定，是不稳定的，作者还引入亚历山大?格琴克郎的替代理论来论述晚清政府在中国近代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在《从历史视角看经济的落后性》一文中，格琴克郎提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受益于强大的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因为落后国家的干预有可能代替促成先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替代的程度，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黎志刚从替代的角度对李鸿章进行了全新的考察，准确点明了一个历史人物最主要的贡献。在难以计数的李鸿章研究论著中，这两篇论文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

除轮船招商局以外，近几年黎志刚还做过两项重要的商业史研究工作，一是为李承基础先生做口述采访。李承基先生是上海新新公司创办人李敏周先生的哲嗣，现旅居澳州。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尽管李承基先生曾经撰写过数种著作，旁人看来，新新的历史掌故，李先生未必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叙说。但历史工作者的眼光和当事人会有所不同，只要采访者有足够敏锐的眼光，就可以在记忆的枯井中挖掘出汨汨清泉来。为了做好口述采访，黎志刚做了细心准备，他曾在上海档案馆细心翻阅新新公司留下的档案，从中寻找采访线索，整个采访进行得很成功，为中国商业史抢救了一份高质量的历史资料。

黎志刚做的另一研究工作是海外华人及其商业网络。谈海外华人经济，商业网络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至少近百年来以宗组和乡情为纽带的商业网络，把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商业圈连在一起，积极参与全球的商业贸易，事实证明，长期盛行的小农经济时代中国与世界隔绝的观点，很可能是个错误。黎志刚长在香港，长期在美国留学，现又执教于华人众多的澳州，独特的家族背景使他对海外华人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研究兴趣。前几年他曾撰写了《近代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文虽不长，却还原出香山商人从国内到美国檀香山、纽约到东南亚的全球网络的构建历史，征引之丰富、视野之开阔却着实让人钦佩。近代上海是海外香山商人的投资重点，理所当然成为文章论述的重点之一。该文让我们认识了上海与全球的商业联系，也理解了移民对近代上海商业的重大贡献。黎志刚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他谈香山商人，是游子追忆乡邦旧事，因而娓娓道来，别有滋味。由于他的出色工作，近代上海商业国际化背景的一部分得以清晰，这是黎志刚对上海研究的又一贡献。

行文至此，原该结束了，但笔者还想就自己接触的黎志刚谈点印象。结识黎先生约在10年以前，当时他第一次来上海，为修改博士论文，去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由我陪同。从此他经常来上海，每次来沪，我们都会晤一次。他的刻苦、敬业常让我感叹不已。他每次来上海必逛书店，又苦于时间有限，常常无暇尽兴徜徉，但时间再紧，他也不会放弃去书店的念头。我曾陪他在书店关门前不足一小时的当儿，跨入书店大门，急急淘书。他对研究对象，非常注意实地考察，以丰富感性认识。有一次来沪，办完各种事，已晚上9点，问明了路，他匆匆驱车前往去华东政法学院，去看从前的圣约翰大学。当时学校放假，时间又晚，仅在学院墙外转悠了片刻就打道回府，换了旁人，总会有些失落，但他却因了却了多年的心愿，感到非常满足。为研究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他几次回香山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商业文化。他研究轮船招商局的博士论文，某著名大学出版社早已接受出版，他却因尚未看到深锁密藏的盛宣怀档案，希望有机会看到这部分档案，对自己的论文再作修改后出版，这一等就等了数年。凡此，都让我深怀敬意。茨威格在《昨天的回忆》中说，他十多岁时，就有人说他是天才，茨威格说我不是，他们哪儿知道，我十六岁时，读过的书已超过了二十多岁的人。黎志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来自他的刻苦和勤奋。我相信所有的学术名家都有相似的品格，只不过其他人我不了解，黎志刚却让我有幸看到了。

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是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解剖学博士，是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

库恩博士现任库恩基金会董事长，该基金会由他本人投资创立，运作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文项目，包括追踪和传播科技和学术领域的新知识，举办古典音乐演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媒体教育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目前正在举办的项目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走近真实：科学、意义和未来》，这一节目由库恩本人制作和主持，展现了科学家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前沿科学、新知识和基本问题的不同观点()；纪实片《音乐家阿拉姆·哈恰图良的生平和音乐》（获2003年好莱坞电影节最佳纪实片奖）；中美财经、媒体和科技学者跨文化大会。

库恩博士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主要从事并购和企业理财，专职负责公司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

10多年来，库恩博士担任日内瓦公司总经理和合伙人，该公司在他的经营下成为美国私人拥有的最大的一流并购公司，后来经他洽谈出售给花旗集团。在他领导下，日内瓦公司完成了超过1200家私人公司的并购交易，并对10000家私人公司进行了估价，是美国当时业务量最大的公司。库恩博士担任库恩全球资本公司董事长，通过该公司管理自己的私人投资。

自1989年以来，库恩博士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邀来到中国，一直担任中国国家部委、机构、企业和大公司顾问。他为中国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并购、科技、媒体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的咨询。库恩博士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组织会议讲授并购和科技的商业化以及媒体经营。库恩博士还担任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副理事长。

库恩博士编著有25部著作，其中有《投资银行文库》（7卷）、《投资银行学：高风险交易的艺术与科学》、《创造性和创新性管理前沿》、《交易人》、《你所需要的谈判技巧和秘密》、《走近真实：挑战当今观念》、《在巨人当中胜出：中型公司的创造性管理》和《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等。他的三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交易人》、《走近真实》和《投资银行学》（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投资银行学著作）。

库恩博士是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理事，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分会会员。他曾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脑解剖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担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商务与财经策略教授。

施耐德，中国史学史研究专家，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教授。
莱恩。莫罗尼是新西兰沃太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思想，从跨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的地位。他是1995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东西方史学杂志的编委。
白永瑞教授是韓國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現任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會長。白教授主要的研究興趣為近代東亞的文化認同和中、日、韓三國的亞洲觀，近年從事有關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播、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教育勅語與朝鮮學校教育的研究。白教授研究成果甚豐，主要包括：《東亞細亞：爭點與視覺》﹝文學與知性社，1995年﹞；《東亞細亞人所見的東洋觀：19-20世紀》﹝文學與知性社，1997年﹞；《作為發見的東亞細亞》﹝文學與知性社，2000年﹞；《回歸東亞：探索中國的近代性》﹝創作與批評社，2000年﹞等。
杜润特，美国奥尔冈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史记》的研究专家。
大维,英国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学研究主任,中国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唐代历史。著有〈唐代的国家与学术>等学术专著。
佛朗西斯.沃德（Frances Wood），英国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著有多部学术专著。
佛郎克.派克（Frank Pieke），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主任，现代中国和社会研究专家。主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乡村发展和移民问题等。

英国传教士。出身于南威尔斯的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北上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学习中文。1876～1879年华北大旱，他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花1000英镑购买科技书籍及科学仪器，进行自修，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1886年11月，移居北京，受曾纪泽之托，曾为曾氏子侄教英文。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临时任《时报》主笔。次年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广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有过接触，张之洞曾拨款1000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企图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结果都未如愿。他主张“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宗教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他主持广学会达二十五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四十年间，出版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往来于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1916年5月，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

卜正明，加拿大学者。师从孔飞力教授，1984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现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主要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史学理论。著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等9部学术著作。他的新著《纵乐的困惑》获得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生前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荣誉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1945年副会长，1946年会长），亚洲研究协会会员（1955年副会长，1956年会长）。出生于中国北京通州，美国大学教授富善之子。双亲均为传教士。

研究中国史。主要著作有：
李润和，韩国历史学家。1952年生。韩国庆北人。1976年毕业于韩国庆北大

学大学院史学科东洋史专业。1991年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获博

士学位。1980年起在韩国安东大学工作至今。现为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中

韩史学比较研究、中国史学史。著有《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等著作:

1、《中韓近代史學比較硏究》,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4

2、 《簡論錢穆史學》,安東大論文集 6集, 1984.

3、《關于中國近代史學成立的初步考察》,安東大論文集8集,1986

4、《論文心雕龍史傳篇的史學史的意義》, 历史敎育集13-14合

5、 《梁啓超和申采浩史學的比較試論》,历史敎育集17, 1992

6、《從宋書史論看条約的天命觀與處世觀》,中國史硏究94.

7、《范曄的政治生涯和現實認識》, 大丘史學50集, 1995

8、《試論儒學在朴殷植與章太炎歷史認識中的作用》,東岳论叢1996-

9、《關于讀通鑑論卷末〈敍論〉的初步理解》, 历史敎育论集 第22輯, 1997

10、《王夫之史論的哲學基礎和現實認識》,東岳论叢 98

11、《關于讀通鑑論〈秦始皇-二世〉史論》, 慶北史學 第21輯, 1998

12、《關于中國近代史學的流派分流》,中國史硏究 第15集, 2001

13、《王夫之()的晉宋之際解》, 中國史硏究 第28集,

14、《錢穆()史學中的時間和生命》,安東史學 第9-10輯, 2005

费约翰，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副校长，亚洲研究系教授，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顾问，澳中委员会主席。他的著作《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1996年初版，1998年再版，在欧美政界，读书界均有较大的影响。

二十二、嵇辽拉：莫斯科的“孔夫子”

本报讯据《环球时报》报道：20世纪后半期，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让世界刮目相看，而中国渐进有序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更令俄罗斯惊叹。俄罗斯人猛然间发现，这些东方国家成功的奥秘均与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汉学家们开始在儒家学说中寻找促进社会发展的灵丹妙药，以便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提供借鉴。于是，四书五经以及相关论著再版不断，与儒学相关的论争不绝于耳。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俄罗斯儒学研究振兴风潮之中，有一位在故纸堆里爬梳了大半生的老人以“莫斯科的孔夫子”的美誉站到了潮头浪尖。他接连推出几部重要论著，经常出席国际会议，以扎实的汉学功底和精辟的分析赢得国际儒学界的尊重。此人便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贝列罗莫夫，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俄罗斯分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孔子基金会会长。

　　贝列罗莫夫，一个地道的俄罗斯姓氏，然而，那张东方人的面庞分明告诉世人，他与儒学的故乡中国存在某种渊源。这位今年已经78岁的老人是一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贝列罗莫夫是他随母亲的姓氏，他还有个中国名字———嵇辽拉。

　　嵇辽拉的父亲叫嵇直，与恽代英、任弼时共同组织工人运动，1924年被党派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嵇直回到上海，在腥风血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嵇直第二次来到苏联，在海参崴爱上了教自己俄文的西伯利亚姑娘贝列罗莫娃，并成就了一段异国姻缘。1928年，嵇辽拉出生了。嵇直多次往来于苏联和中国，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曾受苏共委派化名潜回新疆从事地下工作，二战期间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战功显赫。

　　1955年在张闻天的帮助下，嵇直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文革期间，嵇直被当成“苏联特务”受到迫害，调到农业部和北京图书馆工作，1968年被捕入狱。1975年，经周总理保护，嵇直获得释放，四人帮倒台以后平反。也许是命运使然，嵇辽拉的父母于1937年离异，父亲回国后他和弟弟随母留在苏联，两个妹妹回到了祖国。经由邓小平和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协助，直到1983年去世前夕，嵇直才见到了分离已久的两个儿子。

　　从小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受家庭环境和血缘背景的影响，嵇辽拉从小便对中国传统文化神驰心往，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在父亲回国的前一年，他以一篇《秦帝国之建立与覆亡》的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而后他以法家为切入点，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政治传统关系的研究。他曾经来北京留学，得到过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点拨。1968年翻译了《商君书》，在前言中称孔子为世界上最卓越的思想家，其《论语》是伦理政治的典范之作。1970年他以《法家与中国第一个集权国家之形成》一文获博士学位。

　　1973年，在中国“批林批孔”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嵇辽拉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调至远东研究所，专事儒学研究。从此，嵇辽拉被中国学术界视为苏修尊孔反华的主要代言人，受到广泛的批判。在当时看来，这位“莫斯科的孔老二”、“反华小丑”，企图利用其“大毒草”文章，“无耻吹捧孔老二”，攻击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正在狱中的父亲而言，嵇辽拉的言论无疑产生着不打自招、雪上加霜的后果。

　　认为中国人善于发扬优秀传统

　　尽管亲人分散，世事艰难，但嵇先生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这个儒家学说的崇拜者和研究者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敌人，变成了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一时间荣誉和头衔接踵而来。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儒家与法家》、《孔子金言》、《论语译解》、《孔子生平、学说与命运》等著作以及文章当中，嵇先生不断表达着他对儒学的新思考。其新著《四书》2004年被普京总统当作国礼赠送给胡锦涛主席，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去年，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总结了他对儒家与传统文化及现代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儒学不是哲学，而是伦理，其功能是为了协调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儒学又有国家儒学与民间儒学之分。国家儒学就是贵族儒学，用来统治国家，其中融合了法家思想。而民间儒学表现为来自于儒家经典用以维持人伦礼序的行为规则。嵇辽拉说，中国政府正在将儒家思想融汇于现代化建设之中，其中就包括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以及目前提倡的“和谐社会”概念。他认为，中国人非常善于从传统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并发扬光大。这种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秘诀，也是当代中国发展和辉煌的保障。

　　求道、为学、致用，嵇辽拉先生真可谓参透儒学的精妙了。他无愧“莫斯科的孔夫子”的美誉。

ZELIN)，1970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美国教育部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研究领域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中国法律史、中外法律比较研究。著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1984年)、《近代中国早期的契约和产权》(Contract

盖博坚(Kent R．Guy)，美国西雅图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进行中华晚期帝国研究，包括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史。盖博坚是1980年哈佛大学博士，著有《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1987年），此书获1989年度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分会年奖。他还撰写了有关中国法律文化的反思批评的文章。
泰维斯,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主要研究当代中国。
敏怡（Michael Friedrich）, 当代德国汉学家，现任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主要研究中国古文字文献、宋明理学、佛学、中国现代史。曾多次访问中国，开展学术交流。
瀧川龜太郎簡介（），其父出生於島根縣，修漢學，長年為小學教員。1965年11月12日瀧川資言出生於松江，通稱龜太郎，號君山，為藩士之子。

明治初年，從雨森精翁、內村鱸香學漢文。1882年中學三年級中途退學，上東京入島田葟村私塾，又進入東京大學附設古典講習科，1887年畢業，同期有市村瓚太郎、和田英松、島田鈞一、林泰輔、山田準等人。

因為非東京大學本科畢業，不通洋學而十年找不到固定工作，水澤利忠說：「時代急劇變化之時，仍然完全按照前一時代生活方式生活。」（《東洋學的系譜》2輯，9頁）

1888年與市村瓚太郎合寫《支那史》六卷，1892年完成，吉川書店出版。1903年中國的「教育世界社」出版「橋本海關」的中譯本。

1897年9月，前往仙台第二高等學校就職。

1915年8月，曾與當時「一高」的鹽谷溫前往中國上海，購得《支那史》中譯本。

1922年前後，開始利用日本各種卷子本對《史記》校注，撰《史記會注考證》，又「發現」舊抄本中大量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佚文。

1932-34年，《史記會注考證》由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出版（1955-57年再版），受世界漢學界高度評價。

1946年2月23日，松江家中去世。

《史記會注考證》為他後半生力作，據1922-23年向仙台齋藤報恩會（獲得研究資助費用）《報告書》所說，包括下列內容：

【1】《史記》版本校勘

【2】究明司馬遷所據資料
【3】《史記》三家注的訂補
（水澤利忠＜瀧川龜太郎＞，《東洋學的系譜》2輯，頁3。）

版本校勘，在明代凌稚隆《評林》、清代張文虎校勘金陵書局本基礎上，收羅日本流傳的宋代以前各種鈔本殘卷，如日本宮內省、東京野村氏、京都神田氏（神田香岩、喜一郎、信夫）所藏各種殘本。古本如三條西實隆寫在元版彭寅翁本上的「三條本」、米澤藩的「南化本」（寫在慶元本上）、「楓山本」（宮內省所藏，寫在元本彭寅翁本上）等抄本。又據日本學者校勘成果，如金澤前田藩的大島維直（號贄川，年）《史記考異》、《博士家本史記異字》等，進行全面校勘。

注解上，他收羅大量日本研究成果。室町末期京都相國寺名僧桃源，用當時口語將以前各種解說《史記》看法，匯編為講抄本《史記桃源抄》，《會注考證》多所收錄。

對張守節《史記正義》輯佚，《史記》總論言：

偶翻東北大學所藏慶長寬永活本《史記》，上欄標記＜正義＞一千二三百條，皆三注所無，但缺十表。後又得《史記桃源抄》、《幻雲抄》（幻雲名壽桂，僧人）、《博士家史記異字》，所載＜正義＞略與此相合，於是知大學本標記所由，欣喜不能措手，錄以為二卷，題曰《史記正義輯存》

後有賀次君＜日本《史記會注考證》增補《史記正義》的真偽問題＞與程金造、袁傳璋等人文章，論爭張守節＜正義＞輯佚的問題。

龜太郎師承，與市村瓉次郎一樣為東京大學最早的「古典講習漢書課」學生，其後學最具代表性的為水澤利忠。龜太郎與林泰輔、市村瓉次郎等人，均非日本當時主流派（疑古、抹煞），而不被重視，但他們為日本傳統學術的繼承者。

杰明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教授，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中国教育史（1600－1900）以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目前从事有关中华帝国晚期的近代科学文化简史，以及18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经典儒学、医学和格致学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的研究。

几本著作是他中国学研究的有影响作品。《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受到很高学术评价，《亚洲历史学报》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呈现了18世纪中国学术的壮观场面”，《亚洲研究学刊》报道说，“中国的思想交流活动从来没有像这本著作被探究得如此详尽明晰”。 两部书提供了西方语言中关于今文经学内容及其演化的最丰富解说。他的《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是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科举制度的一部新文化史，叙述了科举制度从创立到终止的历程。其考据详瞻，征引广泛，内容翔实，被认为是当代有关考试制度专著中罕有的重要著作，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科举制度）的力作。

艾尔曼主张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他认为中国思想史在引用了文化、政治和社会史以后会更为丰富。他认为这样做，中国思想史家和社会史家，能够从对方学到很多东西。他将这种重叠称为“文化史”，他认为思想史家在包容了这类探究领域后，可以扩大思想史的范域。他的这一研究主张，受到国际中国学界重视和关注。

艾尔曼生于1946年。1966－1967年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学习，1968年在汉密尔顿学院获学士学位。同年夏，在菲律宾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疟疾流行病学的培训，后赴泰国为泰国国家疟疾根除计划工作至1971年，并为泰缅边境地区的公共卫生计划服务过；1972年，回国担任了纽约州Onondaga县的公共卫生官员；1973－1974年赴台湾的斯坦福大学汉语中心学习，后又于1976－1977年前往日本的斯坦福大学日语中心学习。1980年，师从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教授，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东方学博士学位。1992－1997年担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副主任。1992－1999年担任《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杂志编辑，该杂志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和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主办。1997－1999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艾尔曼教授的本科课程包括中国的文化社会史，中国和亚洲在西方的形象，以及中国历史（包括马可波罗游记、中日战争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等）；研究生课程则涉及中国的经典文献工具书、中国的教育史、中国的科学史以及中国的物质文化与技术等。

艾尔曼于1982－1983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在日本和台湾担任研究学者；1983－1984年和1990－1991年获美国福布莱特计划资助在台湾担任研究员；1983年和1994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1991年冬春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资助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担任研究员；1991年秋，获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资助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教授；1994年9月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担任国外客座研究员；1999－2001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院访问教授；2000年1月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客座研究学者。

杜维明，祖藉广东南海，1940 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 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 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 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从而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杜维明自述：“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此后，他抱定志向据此为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文化。

　　杜维明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学术起步到七十年代上半期，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主要“反映了当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努力”；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我关怀的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的展开拓展理论和实践的空间，是我近来的思想焦点”。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第一阶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其发展成熟期，第三阶段是其进一步发展期。尽管杜维明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动始终关怀着一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

　　下面对杜维明的新儒学理论的主要方面作一点简要的介绍。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杜维明早年以研究宋、明儒学思想而成名。但是进人80年代以来，他讲得最多的是儒家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意义，和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因此，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来形容杜维明的努力，无疑是最贴切不过的。　　

　　五四以来的“工具理性”使儒家精神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东方文明顿然成为糟粕，弃之惟恐不及。因此，重新揭示蕴含在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就成为杜维明著作的中心论题之一；另一方面，“要想从价值根源处寻求扭转此一状况的途径，我们必须深沉反思代表现代西方精神的启蒙心态并从其基本的生命取向掌握其论据的来龙去脉”。这是杜维明为新儒学的出路所设计的方向。因此，杜维明的儒学研究，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种回应。

　　在杜维明的思想核心之中，第三期儒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始终是他所关注的主题。对儒学的发展，杜维明是这样分期的：第一期发展是从先秦到汉。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从宋代开始，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因而形成了从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发展，并从某一角度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内核；鸦片战争以后，儒学式微，儒门淡泊，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

　　杜维明的儒学三期说引入了国际视野，将儒学搁置于东亚乃至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之中，最终将世界各国认同儒学观念的非华人也包含在内，这是从世界主义的情怀出发对儒学所作的发展，

　　从理论上看，儒家的第三期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哲学的重建，除此以外，杜维明提出还要从三个层次上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第一是超越的层次，主要是指基督教传统。儒家对于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他们对超越的理解和身心性命之学应有创造性的回应。第二是社会政治的层次，这一层次有多方面的挑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他非常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第三个层次是所谓的“深度心理学”，如佛洛伊德的学说，特别是关于人性阴暗面的理论。他以为存在主义等思想和这种深度心理学也有某种联系。他深知儒家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比较肤浅，因此期望在人性论上能回应深度心理学的挑战。

　　杜维明自述：他提出和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乃是“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定儒家传统业已死亡一结论而发”。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 他在三卷本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杜维明认为，列文森的观念很有代表性， 因为“这是一条为许多治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遵循的思路”。显然，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走向的论断必定是基于对于历史上儒家学说的思想特质及其真髓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文化要想获得彻底的复兴，儒学第三期发展必须经过相当曲折的道路，儒学必须面临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即工业东亚) 的挑战，把它真正的内涵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展示出来，并在这些文化中播种生根，然后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健康地发展。他自称“对此相当乐观”。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两极张力下，杜维明对儒学第三期复兴的前景作出了展望。他要以儒学的“文法”理解和讲述西方文化，或者用现代西方文化的“辞汇”来丰富和润泽儒家传统，再以按这种方式达到第三期发展的儒家传统重新涵盖中国文化。这就是他的结论。

　　“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

　　杜维明分疏了“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两个概念。前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是指儒教中国而言，而儒家传统则是“使得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它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涵盖天地的气度和胸襟的价值渊源；也是培育中国农民那种坚韧强毅的性格和素质的精神财富。”前者的主体是“政权化的儒家”，后者的主体是“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两者“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后者代表了儒家之道的“自觉反省，主动地批判地创造人文价值”的真精神。“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悲惨命运是由儒教中国所导致的“文化全面政治化和政治过程的一体化”的必然恶果。因而，儒学的现代转化应是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坏的客观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人性光辉；具有可贵的抗议精神——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儒家文化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内在。因此，“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 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又不是现实政权势力的一个环节，它“有着相当深刻的批判精神， 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外，儒家还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我认为，不仅孔子，包括孟子、荀子，都有相当强烈的宗教情操。儒家基本上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是一种人文主义，但是，这种人文主义既不排斥超越的层面‘天’也不排斥自然。所以，它是一种涵盖性比较大的“人文主义”“儒家的性命天道虽不代表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却含有浓厚的宗教意义。不过儒家的宗教性并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与无限性上”。

　　儒学传统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

　　多元的轴心文明----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说，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决不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亨氏对文化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是站在一种狭隘的政治学立场上，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一些人的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尽管“文明冲突论”产生了相当影响，并且这种思想还在发展，但今后它的影响会越来越薄弱，因为它的理据有问题。我们认为，冲突不一定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一个文明体系的内部，同样会有冲突。当今世界，很多民族都面临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破坏之间的冲突、物质生活的提高与精神价值的沦落之间的冲突，等等。这类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很多文明体系中都存在着这类冲突。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

　　20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大约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经历了一个极其辉煌的“轴心时代”：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都形成了高度的精神文明，产生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以及犹大教的先知等一批代表当时人类文化精华的伟大哲人。以色列的犹太教、希腊的哲学、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印度的兴都教和佛教等，是当时人类文明的几大精神支柱。这些不同的文明体系相互沟通，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第一次“轴心时代”。这几大文明体系，也就成了代表人类一文明的几个主要精神传统，体现了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沟通的重要意义。杜维明说，现在我们面临21世纪，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乃至“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出现”。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种产物，诸如东亚、南亚地区的印度教、回教，还有耆那教；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中东地区的犹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西方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完全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因此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也可以说，正因为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总之，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条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而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超过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　　

　　杜维明认为，儒学文明至今仍然具有作为全球轴心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力量，具有现代价值。在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中，以儒家、道家和大乘佛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应该是十分积极的参与者。

　　杜维明特地指出，尽管儒学文明对于当今人类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却不能单独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在呈现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的多元化格局。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是以全球文明多元化为背景的，这是我们谈论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问题时的基本前提。在当代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不可能单独在全球文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正如“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一样，人类文明发展也并不等于“儒化”。说儒学文明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只有儒学文明才有价值，其他文明系统同样有各自的重要价值同样是全球多元文明格局的组成部分。

　　在全球文化视野的背景中，考察人类的基本价值，从中凸显儒学的现代人文精神。杜维明以“探究真实存在”的本体论方式解析在现代与后现代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种种困境，指出儒学心性之学所代表的那种“内在于现实世界并转化之”的人文精神能够有助于人类处境的改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人类已经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特别值得关注、值得欣慰的是，伴随着这种反思，已经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启蒙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它不赞成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片面追求物质性、工具性、技术性和实用性。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这种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价值取向上是十分契合的。儒家思想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相当深刻的反省，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它以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人心与天道的和谐为原则，这也正是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方向，因此两者可以沟通。而儒学尽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基本宗旨却始终是主张个人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富于人文关怀的深刻见解。例如儒家提出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就是这样一种见解。这表明，儒学人文主义对于新人文主义具有启发意义，这种启发对于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就传统儒学来说，它必须实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

　　杜维明对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认为它所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人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从个人修身，一直到成圣成贤。杜维明认为，它的意义，绝对不仅仅限于道德实践的范畴，而是有着相当深厚的宗教内涵。圣贤人格作为体现其超越性的最高理想，却可以激励人们进行长期不断的奋斗，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体现其生命价值的内在动源。这种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的追求，不排斥宗教，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和终极信仰，又可以具体地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日用伦常、外王事功与自我修养上来。这是儒家的“哲学的人学”。儒家的人文主义与宗教精神并不相悖。

　　杜维明对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性的工作。这集中体现在以《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学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中与庸：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包容的人文主义”。因此，杜维明极力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决非一种出自个人喜欢的非理性意愿，而是其学术理性在深思熟虑之后自觉创造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和杜维明的讲学和宣传活动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应，80年代也正是新加坡在高中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学，日本文部省支援大专院校从事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关系十年计划，韩国退溪学会全面展开儒学国际化活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开始组织儒学研究队伍的时期。作为现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员，杜维明与其前辈相比，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点上和以更开放的胸襟来看待儒学在当今世界中所起到的作用及所处的地位等问题的。杜维明对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对儒学精神与五四精神关系的分析，表明他对儒学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从研究方法来看，他采用了一种“进去——出来”的研究法。所谓“进去”，即内在于研究对象的逻辑来掌握它的真理性；所谓“出来”即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杜的这一方法既与牟宗三、唐君毅等人过分强调在传统文化研究中需要一种“敬意”与“同情”的主观情感的态度形成对照，也与西方汉学家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死物、一种古董的“客观”研究方法完全不同，这些都显示了杜维明的学术特质。

　　作为现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员，杜维明与其前辈相比不同的第二点就是，在其以前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大都是试图说明儒家的内圣之学应该而且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的形上基础，认为科学与民主是儒家哲学本身的应有之意，因此这些人一般都致力于说明儒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同近代的科学民主精神是相融合的，所以，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比附”大于“论证”的倾向。而杜维明则抓住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工业”社会出现的解释，则部分地将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归于儒家文化导致的“不期而遇”的结果，体现出一种从儒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的倾向。

　　作为现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员，杜维明与其前辈相比不同的第三点就是，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人是出入于儒学与佛学之间，或援佛入儒，或由佛归儒，他们的哲学中虽然有西方哲学的背景，但更多的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冯友兰是借用新实在论、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来配合中国传统哲学来进行自己哲学体系的架构；牟宗三的一生正如其自己所言是配合着康德的哲学来进行哲学思考；唐君毅是配合着黑格尔的哲学进行哲学探究。而杜维明在面对世界性的现实经验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冲突中， 则是广泛地吸纳各种现代思想资源和哲学理念来论证自己的命题和观点，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维明站在人类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开阔眼光审视传统儒学，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这表达了一位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留念之情。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实现其现代化与世界化， 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之学’得以发扬”，我们深信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传统儒学的“照察”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不乏真知灼见，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儒学传统应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

　　杜维明年谱简编(胡治洪 郑文龙 编)

　　1940年 庚辰，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乡。
　　1945年 随家迁上海。入小学。
　　1949年 随家迁台湾。入台北女师附小。
　　1951年 台北女师附小毕业。秋，进入台北建国中学念初中。初次接触王阳明诗文。
　　1954年 赴菲律宾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夏，初中毕业。秋，继续在建国中学念高中。在周文杰老师指导下始读《四书》。
　　1955年 暑假期间旁听牟宗三先生讲授“中国哲学”课。初识徐复观先生。
　　1956年 5月，《四书》课毕。8月，在台北市郊淡水竹林初见唐君毅先生，时已读唐的《心物与人生》等著作。
　　1957年 夏，建国中学高中毕业。秋，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台中东海大学外文系。
　　1958年 转入中文系随徐复观先生攻读儒学。
　　1959年 从鲁实先先生学习“文字学”、“历代文选”。
　　1960年 从孙克宽先生学习“杜诗”。从梁容若先生学习“中国文学”，并由梁指导完成学位论文。
　　1961年 夏，东海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0月，服兵役。
　　1962年 8月，在嘉义退伍。9月，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留学。
　　1963年 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
　　1965年 为准备博士口试研读“欧洲及美国现代思想史”、“西方哲学”和“中国思想史”。
　　1966年 修完研究院课程并通过博士口试。6月，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向槟“明代思想会议”上初晤冈田武彦，会见唐君毅先生。7月，访荷兰莱顿大学。游历奥地利维也纳。在丹麦哥本哈根凭吊克尔凯郭尔墓。返台湾任东海大学人文学讲师，讲授“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撰写博士论文。
　　1967年 游历香港、日本京都、韩国汉城等地。在香港从牟宗三、徐复观先生凡六周。在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会见唐君毅。在汉城拜访韩国大儒李相殷，参观奎童阁藏书。秋，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兼职讲师。
　　1968年 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联合博士学位。升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9月，参加奥地利维也纳第十四届国际哲学大会。
　　1969年 夏，参加美国夏威夷第五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暑期班听唐君毅先生讲授宋明儒学五周。在夏威夷东西中心会见日本哲人西谷启治。
　　1970年 夏，旅居意大利、葡萄牙。在意大利柯木湖会见唐君毅先生。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会见唐。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劳思光共同主持“现代中国思想研讨会”和“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研讨会”，酝酿“保卫钓鱼岛”运动。秋，西谷启治在天普(Temple)大学讲学，居费城；两度前往参加研讨会，并邀西谷到普林斯顿小住。经西谷介绍结识日本禅师佐佐木承周。12月，参加印度马德拉斯世界哲学会议。
　　1971年 转任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参加科罗拉多州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亚洲思想研讨会”。4月，参加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举行的“保卫钓鱼岛”示威。在香港新亚书院会见唐君毅。冬，赴澳洲开会。
　　1972年 6月，参加夏威夷“比较研究王阳明暨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讨论会。6月下旬，访游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冬，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读明儒薛瑄《读书录》及刘宗周著作。
　　1973年 升任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游历希腊德尔菲。8月，赴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开会。9月，赴瑞士苏黎世参加世界象征学会举办的思想研讨会。
　　1974年 到美国密西根州安娜堡主持亚洲学会筹备会。
　　1975年 到香港、台北、日本东京等地。
　　1977年 升任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1978年 随美国海洋学代表团首次回中国大陆，为期一个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学术报告。
　　1980年 参加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
　　1981年 转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哈佛儒学研讨会主持人。春，获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赠熊十力《尊闻录》原版书一册。3月，到芝加哥参加宗教哲学演讲会。参加韩国“退溪学会会议”和台北“汉学会议”。
　　1982年 到夏威夷东西中心出席“国际朱子学会议”并宣读论文。受新加坡政府聘任，帮助完善学校儒家伦理课程，共事者有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应瑞士苏黎世大学哲学部邀请，前往参加“国际禅学讨论会”，并参加“苏黎世交谈”(Zurich Discourse)演讲会。
　　1983年 1月，赴德国法兰克福巴洪堡(Bad Homburg)参加“轴心时代的起源及分化”(The Origins of the Axial Age and Its Diversity)国际会议。2月，赴以色列参加由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中心及东亚研究系举办的“儒家——一个传统的动力”国际会议，以纪念陆彬(V．Rubin)教授，年底，在“康桥新语”聚会中阐释“儒家三期发展说”。
　　1984年 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迄于1987年。受聘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海外董事，迄于1992年。
　　1985年 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基金资助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同时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到湖北黄冈出席武汉大学等单位主办的“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报告论文。在武汉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作演讲。
　　1986年 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迄于1989年。
　　1987年 参加山东曲阜“国际儒学研讨会”。
　　1988年 当选为美国文理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受聘为台湾大学哲学与历史系访问教授。在香港法住文化学院出席首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并报告论文。
　　1989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十届“钱穆讲座”、香港大学第一届“金庸讲座”讲授儒家哲学。
　　1990年 借调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主持“文化中国”及“文明对话”研究项目。在美国柏克莱联合神学院毕业典礼发表演说。
　　1991年 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迄于1992年。受聘为法国巴黎高深学院(L’Ecole Practique des Haute Etudes)访问教授，讲授儒家哲学。
　　1993年 主持美国艾思本人文中心(Aspen Institute)“全球社群中的华人”研讨会、美国罗德岛大学“威廉·奥利弗·马丁(William Oliver Martin)讲座”、美国史沃斯摩(Swarth more)学院毕业典礼特邀嘉宾讲座、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杰出人才讲座”。
　　1994年 参加山东邹县“孟子学术会议”。出席北京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被新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推选为副理事长。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言。
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主持“国家讲座”。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一届“吴德耀文化讲座”和台湾东海大学第一届“吴德耀人文讲座”讲学。在夏威夷第七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作特邀主题发言。出席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研讨会”并演讲。在马来亚大学回儒对话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应联合国邀请参加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咨询委员会召集人。出席成都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在武汉大学“海峡两岸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上作主题演讲。受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并演讲《文化中国与儒学创新》。任“世界华裔馆(新加坡)”董事。
　　1996年 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赖世和讲座”、伯克莱加州大学“弗斯特(Foerster)讲座”、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杜沃(Dural)讲座”讲学。受聘为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人文论丛》学术顾问，并在武汉大学演讲《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1997年 任马来亚大学文明对话中心海外咨询委员。受聘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格林(Green)访问教授”。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欧金纳·伯克(Eugene Burke)讲座”讲学。到日本京都出席“阳明学术研讨会”。到印度讲学。
任美国哲学学会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文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迄于2000年。在夏威夷大学“陈荣捷讲座”讲学。在第20届世界哲学大学全会作特邀嘉宾发言。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出席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并发表《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的讲话，同时出席北京大学“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并作报告。主持“儒学的人论”学术研讨会并作总结报告。到越南胡志明大学讲学。出席韩国成均馆大学建校600周年大会并发言。到山东济南出席“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并讲话。
任“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家研究讲座教授”。到北京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被选为第二届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两度到武汉大学，1月，演讲《儒学与自由主义》；10月，主持由武汉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合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致词、演讲。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讲学。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届“方亨利(Henry Y．H．Fong)中国研究讲座”讲学。应邀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Civilizations)。在马来亚大学“国际宗教研究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在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纪念讲座”讲学。在联合国“千禧年世界和平会议”作特邀发言。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寻求东亚研究新方向国际会议”和韩国园光大学“未来社会与宗教国际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在美国肯塔基大学“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讲座”讲学。在台湾“国策研究所”“新世纪文化体系之变迁与挑战国际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在华东师范大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国际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在上海“21世纪创造教育论坛”作特邀主题发言。在中山大学“现代性与传统学术研讨会”上作会议评论。
　　2001年　获得第九届国际李退溪研究会奖。
　　近年来，杜维明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顾问、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中国哲学史》(中国)、《人文论丛》(中国武汉大学)、《当代》(中国台湾)、《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明报月刊》(中国香港)、《亚洲文化》(新加坡)、《人文杂志》(马来西亚)等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

主要学术成果 主要成果

　　杜维明论著编年目录(1965—2001)(郑文龙 胡治洪 编)

　　1．本目录分“专著”和“单篇论文”两部分。不少专著即是单篇论文的结集，且不同专著所收单篇论文往往互见。

　　2．杜氏英文论著经中译收入本目录。
　　3．一些访谈文章的作者虽为他人，但主要内容为杜答问或对杜观点的概述，亦编入本目录，括注原作者姓名。
　　4．杜维明先生写作及演讲文字甚为丰富，本目录难免有遗漏。编者对少数单篇文题作了某些筛选，因被筛选的文题多已见于文集之中。

　　《传统的中国》(合编，英文)，美国新泽西学徒堂1970年版

　　《三年的畜艾》，台北志成出版社1970年版
　　《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英文)，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译版，题为《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
　　《人文心灵的震荡》，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6年版
　　《行动中的宋明儒家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代(1472—1509)》(英文)，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文集》(英文)，美国柏克莱亚洲人文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题为《人性与自我修养》；美国波士顿Cheng & Tsui出版社1988年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中译版，题为《人性与自我修养》
　　《今日的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英文)，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84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版，题为《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
　　《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英文)，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译版，题为《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中译版，题为《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
　　《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三重和弦：儒家伦理、工业东亚及韦伯》(主编，英文)，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91年版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儒家世界的透视：当代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讨论》(主编，英文)，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1992年版
　　《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英文)，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9年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版
　　《常青树：今天做中国人的意义》(主编，英文)，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转化中的中国》(主编，英文)，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四小龙”的道德教育与经济文化》(主编，英文)，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新加坡1988年儒学群英会纪实》(主编)，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
　　《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儒学与人权》(合编，英文)，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十年机缘待儒学》(周勤)，香港牛津出版社1999年版
　　《文化中国的认知与关怀》，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
　　《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寻求文化的尊严：余秋雨和杜维明谈中国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杜维明文集》(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儒家精神性》(合编，英文)，美国纽约十字路口出版社即将出版
　　《儒家的人论》(合编，英文)，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漫谈儒家的品题人物》，载《征信周刊》1965年2月6日；收入《三年的畜艾》
　　《儒家的新考验》，载《人生》31卷8期，1966年12月；收入《三年的畜艾》、《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有关“儒学研究”的几重障碍》，载《明报月刊》1969年10月号；收入《三年的畜艾》、《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张力》(英文)，载《东西方哲学》第18卷，1968年1—4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寻求自我的实现：王阳明思想形成时期研究(1472—1509)》(英文)，1968年向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委员会提交的学位论文
　　《从“自我建立”到“国际学坛”》，载《大学杂志》1968年8月；收入《三年的畜艾》
　　《对儒学的一种整体研究》(英文)，载《第14届国际哲学会议文集》(维也纳)，1968年9月
　　《在美国教育子女所引发的感触》，载《联合》(纽约)1968年12月
　　《消弭学术界的趋时风气——介绍熊十力先生的(戒诸生>》，载《大学杂志》1969年2月；收入《三年的畜艾》
　　《从宋明儒学的观点看“知行合一”》(英文)，载《哲学：理论与实践——马德拉斯世界哲学国际会议文集》，1970年12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体验边缘的问题》，载《大学杂志》1970年12月；收入《人文心灵的震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儒家心性之学——论中国哲学和宗教的途径问题》，载《联合》(纽约)1970年；收入《人文心灵的震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宋明儒学的“人”的概念》(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71年1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心与人性》(牟宗三《心体与性体》评介，英文)，载《亚洲研究学报》第30期，1971年5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印度行感言》，载《华侨日报》1971年；收入《人文心灵的震荡》
　　《作为人性化过程的礼》(英文)，载《东西方哲学》第22卷第2期，1972年4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日本天理大学藏<王阳明讲学答问并尺牍卷>初探》，载《大陆杂志》1973年第2期
　　《王阳明答周道通书五封》，同上；《主体性与存有论实在——王阳明思维模式阐述》(英文)，载《东西方哲学》第23卷第1—2期，1973年4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论孔子人格之精神发展》，载《思与言》1973年第3期
　　《时间与时间性初探》(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74年第2期
　　《重建儒学传统》(钱穆《朱子新学案》评介，英文)，载《亚洲研究学报》第33期，1974年5月；又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王阳明四句教探究》(英文)，载《东方佛者》1974年10月号；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颜元：从内在体验到实践的具体性》(英文)，载狄百瑞编《新儒学的展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内在体验：宋明儒学思想中的创造性基础》(英文)，载穆尔克编《艺术家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古为今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1976年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欧阳德》(英文)，收入古德莱彻等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中与庸：试论<中庸>》(英文)，收入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协会所编单行本文集第3号，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究》(英文)，收入傅乐诗编《变迁的局限》，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1979年版；又收入汤学智编《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另见傅乐诗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姜义华编《港台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岳华等编《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均题作《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
　　《儒家思想：近代的象征与实质》(英文)，载《亚洲思想与社会》1976年第1期；收入R．Wilson编《中国社会的价值变迁》，纽约Praeger出版社1979年版；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作为哲学的转化思考》(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76年1—4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儒家的成人观》(英文)，载《代达鲁斯》1976年第2期；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王阳明的青年时代：关于我的研究方法的个人反思》(英文)，载《明代研究》1976年第3期
　　《写在(人文心灵的震荡)出版前》，载《中国时报》1976年4月22日
　　《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英文)，收入奥森伯格等编《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与未来》，纽约基础图书1977年版
　　《哲学家的风骨——为纪念方东美先生而作》，载《联合报》1977年7月31日；收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载《中国时报》1977年8月24日
　　《儒学批判精神》(英文)，在韩国哲学会中国哲学组的演讲，1978年
　　《论孟子的道德自我发展概念》(英文)，载《一元论者))1978年1月号；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康德的问题意识与超验问题》(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78年第2期
　　《李混的心灵观》(英文)，载韩国《退溪学报》1978年第19号
　　《<退溪心性论>书后》(英文)，载韩国《退溪学报》1978年第20号
　　《文本与历史：经常变动的视角——S．厄灵顿论文读后感》(英文)，载《亚洲研究学报》1979年2月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的价值》(英文)，载《人文》1979年5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民族自觉与民主理想》，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台北)1979年5月11日；收入周阳山编《五四论集》，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
　　《作为群体行为的终极自我转化：论自我修养模式》(英文)，载《中国哲学学报》1979年6月
　　《“黄老思想”：马王堆汉墓的黄老帛书读后》(英文)，载《亚洲研究学报》1979年11月
　　《<西游记>：一部寓言式的修身求法历程》(英文)，载《宗教史》1979年11月
　　《略论维特博格尔的社会科学观》(英文)，载《有政治关怀的亚洲学者通讯》1979年10—12月
　　《建立知识论坛》，收入吴建国编《来自伯城》，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
　　《再论建立知识论坛》，同上
　　《海外知识分子的自处之道》，同上
　　《一种关于痛苦的宗教哲学观》(英文)，载科斯特理兹等编《痛苦与社会》，柏林达莱姆研讨会，1980年
　　《美籍学者杜维明教授谈儒学研究的途径》(李毓英)，载《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6期
　　《宋明儒学本体论初探》(英文)，载《中国哲学杂志》1980年第7期；收入W．Schluchter编《马克斯·韦伯论儒家与道家》(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3年版)、《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载《中国哲学》第5辑，三联书店1981年版；收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收入周阳山编《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与趋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王阳明讲学答问并尺牍》，载《中国哲学》第5辑，三联书店1981年版
　　《仁：<论语>中一个充满活力的隐喻》(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81年1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从意到言》，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1月号
　　《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东亚思想观念中的“道德共范”》(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81年第3期，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儒家的抗议精神——访杜维明谈政治化的儒家》(章韦)，载《八十年代》第三卷第四期，1981年
　　《无题诗》(又见佛光)，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1年8月20日
　　《转世精神——杜维明教授笔谈录》(陈弱水、周阳山)，载周阳山编《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文化传统的重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意义》，载《争鸣》1982年第2期
　　《退溪对朱熹理学的刨造性诠释》，载《韩国杂志》1982年第2期
　　《刘因儒家隐逸主义解》(英文)，载狄百瑞等编《元代思想：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收入《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孤往探寻宇宙的真实——重印<尊闻录>》，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收入《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玄圃论学集》(北京三联，1990年版)
　　《清初思想中关于“学”的观点》(英文)，载《唐君毅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版；收入《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文化两极与两栖文化——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适应与认同诸问题初探》，载周阳山编《知识分子与中国》，时报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3年版
　　《掘井及泉》，1983年6月11日(出处不详)
　　《为往圣继绝学》，载曹永洋等编《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时报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徐复观先生的胸怀——为纪念一位体现忧患意识的儒学思想家而作》，同上；收入《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
　　《孟子思想中的人的概念：中国美学探讨》(英文)，载穆尔克等编《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儒家传统：儒家做人观》(英文)，载韦林编《世界的宗教传统》，爱丁堡T&T克拉克出版社1984年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宋明儒学与人际关系》(英文)，载德·沃斯等编《东亚宗教与家庭》，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984年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英文)，收入卢纳编《论自然》(诺特达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J．B．Callicott and R．Ames编《亚洲思想传统中的自然》(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M．E． Tucker and J．Berthrong编《儒学与生态学：天、地和人的相互联系》(剑桥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1998年刊)
　　《魏晋玄学中的体验思想——试论王弼“圣人体无”观念的哲学意义》，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体用论的动态体系及心学非主观主义》，载《求索》1984年第2期
　　《访杜维明教授谈儒家的现阶段发展》(吕武吉)，载《联合早报》1984年2月27日—3月12日；收入《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
　　《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载《天下》杂志1984年10月号；收入《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
　　《杜维明谈：工业东亚的发展模式，新加坡如何推展儒家运动，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同上
　　《儒家自我修养中的痛与苦》(英文)，载《东西方杂志》1984年10月；收入《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从身心灵神四层次看儒家的人学》，载《明报月刊》1984年11月号，收入《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现阶段儒家发展与现代化问题》，载《中国论坛》第19卷第6—7期，1984年12月25日；收入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古典儒学中的道、学、政》(英文)，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5年刊；又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收入《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刘宗周哲学人类学中的主体性》(英文)，收入孟旦等编《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观》(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李退溪关于人性的见解：韩国新儒家的“四七之争”初探》(英文)，载狄百瑞等编《韩国新儒家的兴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自我与他者——儒家思想中的父子关系》(英文)，收入德·沃斯等编《文化与自我》(伦敦塔菲斯托克出版社1985年版)、《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载殷允芃编《太平洋世纪的主人》，天下丛书1985年版
　　《传统中国文化的未来》，同上
　　《二十一世纪工商企业的责任》，同上
　　《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宋儒教育观念的背景》(英文)，载《史学评论》(台北)第9期，1985年1月
　　《工业东亚：文化的角色》(英文)，载《美国人文、社会与科学院院讯》1985年4月号
　　《以开放的心灵接受传统的挑战》，载《青年论坛》1985年第6期
　　《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薛涌)，载《读书》1985年第10期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薛涌)，载《知识分子》(纽约)1985年秋季号；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薛涌)，载《九十年代》1985年11月；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论“体知”——儒家人学的认知意义》(提纲)，台湾清华大学讨论会，1985年12月16—18日
　　《儒家人文主义的“五伦”初探》(英文)，载斯乐特编《儒家家庭的心理文化动力》，汉城韩国国际文化社1986年版
　　《迈向儒家人文主义第三期》(英文)，收入艾伯尔编《儒家：传统的动力》(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6年版)、《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玄学、自我认知与诗的视野》(英文)，载欧文等编《抒情表达的生命力》，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载《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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