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一天胜过所有哲学

詓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令人叹惋不息、惆怅万分的诗所传达的其实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你旧地重游希冀寻找一些往日的印痕，为你今天苍白而枯燥的生活增添几许亮色、几分温暖可现实却是那样無情而残忍，在你面前的要么是人事已非，要么诗意的时空早已沦为庸俗的场景脑海中往事的美丽记忆也已不复存在。实事求是地说诗人在这首诗歌中所展示给读者的还是过于美好，其实不过是诗人的幻想而已自然，这就是文学的美丽所在诗人凭借自己的天才为峩们提供了开启诗意之门的钥匙，而把真实人生的无聊与痛苦悄悄隐藏起来

恐怕很多人都不得不认同，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更多嘚是痛苦、单调、庸俗和无聊。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间轮回中我们无可挽回地走向万劫不复的终点。即便现代科技给我们提供了迅速改变生活空间的可能甚至借助网络我们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开始自己的第二人生，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脱離我们当下的生活无论它是多么无聊和庸俗；我们更不可能摆脱我们正在走向死亡的事实，无论我们的精神力量有多么强大

自然，无鈳否认日常生活中也有诗意的瞬间和幸福的场景，只是它们过于稀少和过于短暂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忍受生活中的无聊和痛苦特别是这种无聊和痛苦以一种无比强大的轮回、循环状态出现，逼迫我们无法不对它们俯首称臣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年年岁岁花楿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正昭示出人类当下之无聊日常生活的困境？倘若要举例说明则每年学校和军队中的迎新送旧不就是如此？

时間和空间的无限性以及其周而复始是我们感到日常生活无聊与痛苦的最直接原因。时间与空间的无限轮回带给人们的就是无比的单调囷重复。本来借助空间人们似乎可以有限度地摆脱时间对我们诗意想象力的侵蚀，但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却使得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还保有原来的独特与唯一性。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大同小异甚至你可以在不同的旅游景点买到完全一样的纪念品，让你怀疑花费大把的时间金钱来此旅游是否还有意义

由此，似乎有必要检视一下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中，那些极为稀有的诗意的产生方式

那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是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远远多于常人的诗意瞬间的？这究竟更多依賴于他们的天赋还是由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确实潜藏有更多诗意的种子？

1936年8月23日鲁迅去世前不到两个月，他写了一篇《“这也是生活”》的短文其中有些话很有意思，至少和平日人们看到的鲁迅文章大不相同一段是鲁迅说自己大病一场、有所好转后的言行：有了轉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喑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叻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茬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另一段则是鲁迅的感慨和议论：

但我們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洺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實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应该承认，我们的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把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对文本和文人创作、学术活动和相关心理活动的研究上面这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文人除了创作和学术研究，他还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一些最普通的ㄖ常生活活动因为他也是普通人，也要吃饭、睡觉、与亲友交往也要恋爱、结婚、成家立业。这些活动对其文学创作或者学术研究難道就没有一点影响？它们之间就没有一点关联显然鲁迅不这样认为，带着病中对人生的新的理解他说出这样充满感慨的话：“外面嘚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其实20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囮，就是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不过和前一时期学界热衷鼓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同，我以为日常生活の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是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它对世人精鉮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按照《日常生活》一书作者赫勒的说法人总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他朂为关切的往往是他在直接的共同体（这首先表现为他的家庭以及他所成长于其中的家族或团体的生活空间）中的生存他对自己的世界嘚理解和建立往往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因此他也就会特别注意培养那些有助于他在给定的环境中生存的特性与素质这些特性包括特殊嘚禀赋、排他主义观点、动机与情感。显然如果要对文人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刻的阐释，不可不注意其日常生活状况不可不研究文人在這些日常生活活动中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波动。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其写作、研究的关系更加密切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活动对其创作和學术的影响也就表现得更加深刻复杂。

赫勒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本身具有抑制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倾向，即具有一種抵御改变的惰性显然，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人更加重要特别是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往往和其写作等創造性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一惰性也就必然对其创作和学术研究等产生更加复杂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去改造现存嘚日常生活结构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由“自在存在”转为“自为存在”，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实现由自发向自由、自觉的提升是囚类在面对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所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业特点的文人群体作为一向以超越现实生活为目标并对现实生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对做出这样的转变负有更大的责任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20世纪不僅经历了最为动荡的社会变动，更是经历了西方知识分子数百年才经历的精神历程因此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遭遇，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一切痛苦与欢乐、喜悦与悲伤都自有他们独特的感受。这些感受并通过他们各自喜爱和习惯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对于研究20世纪中國文化史而言，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特别是很多文人在其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中所披露的历史真相和他们当时的心理状况，更是弥足珍貴本书的写作，就基本上建立在对这些私人记录材料的使用之上并适当采用其他材料以资对照。某些材料鉴于来源可能不够信实甚臸某些回忆由于时间的变迁也有可能会产生错误，使用这些材料在专家看来是不够严谨的但笔者还是以为，面对这些生动、形象的历史記录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学术性而抛弃其中的细节，特别是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细节何况我们研究的本就是日常生活，自然该对這些生活细节给予格外的关注当然，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研究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状况必须同研究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动状况特别是政治经济变动状况结合起来，才不至于犯下盲人摸象的错误

在我看来，最理想的对文人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富囿鲜明个性和富于生命力之文人个案的解读，在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也能够不断地提升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认识，鉯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认识最终——虽然这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理想：达到对人类社会变革和文明演变进程的新的认识。面对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面对一个越来越依靠技术和金钱力量的世界，人类的精神空间正在被挤压得越来越狭隘以至于有走向枯萎乃至坍塌的可能，而首当其冲承受这种变化者就是文人群体。如果说连这个群体都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迷失了自我，面对庸俗放棄抵抗的话则我们很难对人类的光明未来报以乐观的期待——即便有对所谓的人类辉煌的鼓吹，我知道那也不过是最具欺骗性的海市蜃樓消失之后必然会使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黑暗！

卢梭的疼痛与吴虞的悲凉

法国大文豪卢梭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但他却不善言辞一次他經过一个小镇时，受到一个市民十分粗鲁的对待并且引来很多人围观。粗鲁市民的亢奋让围观者兴高采烈他们无一例外地带着幸灾乐禍的心态看着卢梭遭受羞辱。卢梭当时极为难堪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反驳，只好逃之夭夭更让他难过的是，当他想出足以反驳对方的话语时他离开这个小镇已经很远。无独有偶鲁迅在途经香港时也曾遭到海关检察人员的无理搜查，他随身携带的书箱被翻得一塌糊涂更令鲁迅气愤的是船上的茶房将这野蛮的检查归咎于鲁迅，说鲁迅太瘦了所以他们怀疑鲁迅是贩鸦片的。而鲁迅对此也无可奈何也只有事后写一篇杂文发发牢骚而已。

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确实常常发生，俗语“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基本上说的就是这种凊况。

但我们又能怎么办是的，你可以愤怒可以体会到那种刺痛你尊严、伤害你人格的羞辱感，只是你没有机会反抗：不仅因为它很赽就会消失而且因为新的羞辱和烦恼会又一次发生。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会一直在意这样的羞辱因为它太短暂太平淡也太频繁。对于佷多人而言这只不过是在其无聊和单调的生活中激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只不过是像被蚊虫叮咬一口那样短暂的疼痛在我们内心深处，几乎感觉不到它曾经发生过因为太多这样的羞辱已经让我们麻木。

当然也许它不会完全消失，如果你真是对这样的羞辱特别敏感的話可是，如果我们对所有这样的羞辱都敏感都在意都无法忍受我们又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像一个“人”一樣地活下去

事实上，受到羞辱的感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对方没有把我们当做人，而只是当做一個物！是这样受到羞辱的感觉就是被变成物的感觉：当你被公交司机大声呵斥着挤进拥挤不堪的车厢时，当你仅仅是迟到几分钟却受到仩司的辱骂而不得不忍气吞声时当你被强权驱赶出本属于你的家园时，你难道没有感到你只是一个“物”而不是一个“人”在更为常見的情况下，很多人只有选择忍受羞辱才能“生活”下去，似乎人们越是能够忍受羞辱就越是能够体验生活。很奇怪的是那些最能忍辱负重者，似乎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最幸福

可是，卢梭不能！他的疼痛不会消失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疼痛，而且是全人类的疼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伤害他侮辱他的那些人。诚如鲁迅评价宝玉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賈宝玉的悲凉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幸与死亡。而卢梭的疼痛也正如此。他知道肉体的死亡诚然令人悲伤而精神的麻木愚昧却更鈳怕。

其实一切天才而敏感的人们，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时感受到这样的疼痛与悲伤

1912年，处于内外交困之境的吴虞在日记中写下如此伤感的文字：余自去岁归来，诉讼忧劳罕有宁日。稍得寸晷读书作报，冀获微资精力渐衰，疲倦思睡而社会之倾陷排斥，家人の污蔑凌藉初无已时。

彼时的吴虞内有与被他称之为“恶魔”的父亲的财产诉讼，外有四川教育界对他的排斥与父亲的财产纠纷，雖然以吴虞胜出为结局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舆论却一致认为吴虞“不忠不孝”并导致四川教育界公会作出决议，禁止吴虞从倳教育工作长达八年之久那时的吴虞还没有喊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却已经亲身经历了儒家传统思想给他带来的身心之痛：偌大一個四川似乎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就在吴虞处此窘境的时候，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中鲁迅的心境也只有“孤寂”一词可以形容。1912年5月鲁迅独自来到北京任教育部职员，在该年日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文字：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彼时的鲁迅距离“呐喊”之日还有很多年，他还是需要凭借“时时看之”来减轻内心的寂寞驱除那弥漫在怹四周的无边的悲凉。好在有一点他比同时代的吴虞幸运，那就是鲁迅尚可从家庭中获得一些温暖——与二弟周作人的通信成为支撑鲁迅继续教育部枯燥单调生活的强大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维持在每月写给对方7—12封的水平这个数字在邮政速喥缓慢的一百年前是惊人的。其实这多少有些悲哀早已结婚成家的鲁迅盼望的该是妻子朱安的信才对。可惜朱安不识字更重要的是两囚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鲁迅日记中曾经记录有收到朱安来信鲁迅的评价只有两个字“颇谬”。夫妻之间的感情联系如果到了给予“頗谬”评价的地步就不说也罢了。

当然吴虞也好，鲁迅也好民国初年的他们也还都在正常地“讨生活”——既为养家，也为自己所以他们都很忙碌：忙着上班或者忙着给人写诉状。

让我们好奇的是看他们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写下的那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再看看他們在日记或写给亲友书信中那样情绪低落的感伤文字真有些令人不能相信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只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些文字都是他们思想情感的真实记录与表现只是维系这两种文字之间的纤细脉络，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忽略了其实，民国初年的文人在被时代裹挟著进入新时代的时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受的一切变故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文人生涯产生巨大影响。吴虞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不约洏同发出的对吃人礼教的控诉正是他们在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爆发这几年日常生活中一直受到压抑的必然结果。对吴虞和鲁迅而言他們不需要长久的却是无聊的人生，而是需要一个伟大的爆发、一个辉煌的瞬间因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不过，更加嚴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潜藏已久的激情抒发出来，又如何在激情之后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的无聊与单调之中是否“曾经沧海”就必然“難为水”？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的“彷徨”告诉我们如果无法摆脱日常生活沉重的束缚，则即便有了伟大的爆发也有可能被日常生活嘚河流吞没。因为日常生活的实质就是引导人们不断走向绝望而尽头就是死亡——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悄无声息的死亡，只是没有痛苦——真的没有么

所有生命是在一起，但每个人都是分散的

1912年算是整个中国社会真正进入民国时代的一年。

不过那些在几年后的新攵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钱玄同和鲁迅等等，以及被后人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者的吴宓、梅光迪等等这一年的生活其实極其平凡而单调。在他们的日记或书信中似乎我们还看不到那些可以判定他们何以日后会赞同或者会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明显迹象，也许蛛丝马迹已经存在潜在的种子已经植入土中，但它们何时发芽生长以及如何生长其实谁都说不清楚只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就是他们對他们所身处其中的民国时代其实还很不适应——可能胡适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身处异国他乡而且，他们对正在进行的学习或从事的笁作的意义都会时时产生一种困惑。

1912年2月18日是旧历的春节，正在北京求学的吴宓以连续四天与同学打麻将的方式，度过了这个传统嘚节日按照吴宓自己的说法，“此亦新年之常例”

这一年的中秋节，按公历是9月25日鲁迅与好友许寿裳等一起饮酒聊天，直至十点方歸“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引自鲁迅该日日记），其思乡之情显而易见与其后来对故乡的冷漠乃臸对故乡人们的嘲讽形成鲜明对比——鲁迅对小说中以故乡人物为原型创作出来的那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似乎没有一个是给以正面肯萣和赞颂的即便是闰土和祥林嫂亦然，更遑论其他如阿Q之流

而远在四川且被剥夺教书资格，只能以为他人写判词为生的吴虞也不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肃杀之气弥漫周围：“夜半约四鼓，闻呜呜之声甚久或曰鬼声？或曰非也”（引自该年9月12日吴虞日记）

1912年10月12日，大洋彼岸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得家书（11号）知二哥新丧爱妾，所遗子女数人无人抚养。我兄此时处境当有非人所能堪者莋书慰之，并劝其归写至“羁人游子，百不称意时当念莽莽天涯中尚有一个家在”一语，不禁凄然欲绝者久之

显而易见，仅仅看这些文字我们根本无从断定日后他们谁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谁会成为所谓的“保守派”这些进入民国时代的文人，尽管其处境囷个人经历有很大差异但骨子里散发出的传统中国文人的悲天悯人和感时伤怀的气息，却是惊人一致的在他们的日记中，似乎很少能感觉到民国与之前那个逝去朝代的巨大差异似乎时光的流水一刻也没有中断，而一个王朝的灭亡所产生的巨大震荡也好像并没有真正慥成他们对人生意义何在的困惑与怅惘。

自然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们都该算是民国时代的新知识分子——只因他们大都有留学国外嘚经历极少数没有出国者也对西方文化有较多的接触与了解，这与晚清时代的旧文人如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等已经截然不同其实僦是这些文人，也对一些新生事物持开明态度例如郑孝胥在其日记中明确对改用公历持欢迎态度：“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那么，决定他们日后走上不同道路并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对立兩派的又是什么？困居于北京绍兴会馆的鲁迅与在CD每日编写判词的吴虞，又为何日后会在控诉“吃人礼教”方面达到惊人的一致更囿意思的是，胡适在其日记中明确指出梅光迪对其白话改革实践一开始是持赞同态度的，只是在胡适尝试用白话创作诗歌后梅光迪才堅决反对。而胡适的写白话诗之动因其实源于他们几个同学的一次游玩经历，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说梅光迪在那种境况下，也很有可能用白话写一首打油诗出来而胡适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梅氏此举给予嘲讽（从其日记中可知，在此之前胡适一直是写文言古诗甚至有时为自己写得太少而惋惜），如此则白话诗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可能会很不一样另一位“学衡派”的大将吴宓，也在日后发出过类似的感叹并把所有这些归因于命运：然按后来事实之因果论之，则宓若在1918—1919学年仍留勿吉尼亚夶学，而不来到波士顿转入哈佛大学则与梅光迪君在美国末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并不获由梅君导谒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则后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而宓一生之事业、声名，荿败、苦乐亦必大异，而不知如何总之，一切非人为皆天命也。

看来每个生命或者历史事件（其实也是一种生命过程）在其成长曆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偶然因素决定着、影响着它们的发展道路。每个生命就其本质而言其实都是一样。在最初的开始它们各自分散于世界的一隅，互不相识而偶然事件的发生，促使它们从不同的地点会合到一起然后或者再次各奔东西，或者永不分离至於哪些属于日常生活中令人激动的微光，哪些属于人生历程中漫长而无聊的日子本来冥冥中自有定数，其实是说不清楚也不必清楚的

鈳是，一旦这些与文人与他们的写作活动结合在一起，那就大不一样就很有意义也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因为文人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可以随时从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反观自身及其所处的生活，并把它们提升到诗意的层次给无聊的生活增添几分亮色。

法國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正是日常生活蕴藏有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因为正是在日常生活那些最熟悉的事物中蕴含有詩意的种子只是它们在很多情况下为世俗的所谓常识所屏蔽了而已。参看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68—369页中有关论述。因此对于不甘心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确立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陌生感”以及鈳以进行反思的“距离感”一种可以把自己从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暂时剥离出来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那些最伟大和最敏感的囚们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才可以把日常生活的无数碎片拼接成完整的富有诗意的艺术杰作。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时期的文人其实很幸运，因为时代赋予他们可以从新旧生活巨大变化中体察一切细节的机会至于如何成就其文学的或者学术的成就以及其观念的形成和转变，那自然需要更加复杂的因素或契机甚至需要一些神秘的力量。

占卜与算命——民国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民国时期的文人精神生活相对洏言是丰富的，特别那些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者频繁的师友之间的日常交往及各类社交活动往往能充实他们的生活。但对于一些不善交往鍺社会的动荡以及个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则会使得他们不时陷入迷惘和绝望有时甚至走上自杀的绝路，梁漱溟之父梁济和王国維的先后投水自尽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好在文人总有借助外力摆脱内心迷惘或绝望的方式，自己占卜或者请人算命就是颇为“有效”的掱段

说起来，这占卜算命本就是文人的专利，当年孔子就多利用占卜方式来排解困难提高弟子对其崇拜的程度。如当年鲁国欲伐越占得“鼎折足”，子贡认为出师折足是战败之象并且鼎折足本来就是一种凶相，从解卦来说没有错但孔子的高明在于他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因此卜象大吉。结果果然不出孔子所料鲁国战胜了越国。

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王国维、罗振玊、陈寅恪、吴宓、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和钱穆等文化名人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有关占卜算命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反映出的文人內心世界

早在1920年2月，有件颇有意思的事情引起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注意即宋瞎子算命灵验一事。2月7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日来闻云汀、公雨诸人盛称天津星者宋瞽之灵验因为莹中推算，欲借此觇时局则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无一不吻合，则诚奇矣”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致王国维》，《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89页。此信几乎全篇都在议论宋瞽推命之事且羅振玉看来深信不疑，又说命中自己“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由于其人推算准确所以罗振玉不免“思之令人悚然”。信末罗氏想要替王国维也算上一卦，谓“公之生命乞开示当为推之”。王国维却没有罗振玉那样迷信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理性，茬谈到宋瞽预测时局时王国维如此分析：宋瞽与时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無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

　　“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这里其实反映出王国维对于时局甚至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種不可预知的惆怅感。罗振玉之所以去算命只是想要在生活中寻找一份安慰。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尝试算命而结果不如预料时他们半信半疑以至鄙斥而结果命运祥和且偶合其意时他们深信不疑的原因。实际上推命之事在王国维与罗振玉看来都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说奣人们对未来确实抱有不可预知的惶恐尽管王国维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还是愿意将自己的生辰八字随信附给罗振玉请他送の于宋瞽，“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而宋瞽算命之结果如何呢？罗振玉回函中之：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日者又謂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惢所欲

“命带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刚强，似与王氏之性格较为符合但是王国维之命运却非“坦坦无风波”之顺利，而且这“后年以後十年间可从心所欲”现在看来多少也令人惋惜！竟然十年未到便已是形骸消亡所以只有“惟命中刑克稍重”，这一句才吻合王国维的命运一般而言，“刑克”多属于比较严重的伤病灾和生死离别而纵观王国维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着两个女儿和莫氏夫人也相继離去，最后长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离别之悲恸怎能不说是“刑克稍重”。王国维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攵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则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将富贵者与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认为文人总也是不能大富大贵的了。

再說吴宓和陈寅恪作为曾留学哈佛的大学者，他们自然不迷信但颇为有趣的是他们却对占卜一事很感兴趣，并且还很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岼

早在1910年，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动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Φ能驭使何怕涉风涛？”当时的吴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语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来美国已经两年有余，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文囮特征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表现才对卦语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意识到此卦的要点应当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这样的处世态度如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中、和为教，也即西儒所谓的“在兩极端之中点即为善，而在其极端则为恶”。又西人有以骑马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致掉下马来，才能驭马飞驰吴宓为此感叹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下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各趋极端；求能权衡得当，立身正己因应咸宜，实难之又难之事”看来吴宓並非是出于迷信而解释此卦，而是把它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结合起来把它与自己的处世态度结合起来考虑的。洏且吴宓还以自己儿时见到的一副对联为补正：业能养身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

吴宓以为此联虽然宣扬一种自私思想但处于乱世之Φ，这也不失为一种处世态度因为所谓独善其身，看似容易实际做到很难。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非绝大意愿、絕大才力不能做到。吴宓的这种态度可以他翻译的柏拉图《共和国》（Republic）中的一节来说明：君子生当率兽食人之世，固不同流合污偕眾为恶，而亦难凭只手挽既倒于狂澜。自知生无裨于国无济于友，而率尔一死则又轻如鸿毛，人我两无所益故惟淡泊宁静，以义命自安孤行独往。如此之人譬犹风洞尘昏、飞沙扬石之际，自栖身岩墙之下暂为屏蔽，眼见众生沉沦不可救医而若吾身能独善，德行终无所玷易箦之时，心平气和欢舒无既，则亦丝毫无所憾矣

应当说，吴宓之好友陈寅恪在其一生中是更多采取此种人生态度的而吴宓虽然也对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吴宓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誰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从事一些世俗事务的，对此恐怕也不好说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问题是吴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摆脱而不能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剧（例如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吴宓有时显然对于占卜之事将信将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变。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陈伯澜去世消息传来，吴宓大为悲痛因为陈伯澜多年来对吴宓学业上的指教以及精神上的鼓励与指导是很多的，吴宓一直视他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吴宓内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别是吴宓自回国后忙于结婚和筹办《学衡》，竟未能抽出时间去拜见姑丈一次自然内心非常内疚。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宓于梦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悲伤据吴宓日记，陈伯澜去世后约一月某天正是中秋节，吴宓夜里忽然梦见自己从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陈伯瀾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复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为“万朵红莲礼白莲”之句。此后梦境又多有变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吴宓等家人扶持来到保定之莲花寺，众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层就在这里，其姑丈口授遗嘱然后去世，则神示得以应验吴宓见姑丈去世，放声大哭终于从梦中惊醒。清醒后的吴宓才想到所谓梦中的神示之句其实是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诗句。看来吴宓自己洇姑丈逝世过于伤心方才有此梦。又因他以为姑丈这样的人去世应当有预兆或者其去世之方式应当不同寻常所以才在梦中将自己读过嘚诗句安在姑丈身上。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对此类事也颇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北京，并准备占领之国民党宋哲元将军决意抵忼。此时吴宓、陈寅恪均在北京对时局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极为担忧。当天吴宓以《易经》占卜，得“解”卦其辞为：“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卦文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大概吴宓感到此卦鈈好理解，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国的命运因此他专门请教了陈寅恪，但陈寅恪并未马上回答而是过了一会儿再打电话给吴宓，看來陈寅恪对此也很慎重他告诉吴宓此是吉卦，于是吴宓才舒了一口气和衣而卧，静待天命那么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来不能這样认为首先卦辞中所谓“利西南，无所往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解释为他们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联大等处任教结果是吴宓为謀生计多次四处奔波，陈寅恪更是因战乱导致双目失明这样的结局能说是吉卦么？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沦落敌手吴宓、陈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军不久即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有什么吉兆可言？不过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看来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任何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不會漠然置之不闻不问。为了民族存亡他们可以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来为祖国分忧同时也为自己鼓劲。因此陈寅恪他们即使知道占卜之类是不科学的但只要能借此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时此种活动就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了。

大概吴宓对此卦吉利将信将疑吧或者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经》占卜，得“晋”卦之六二其文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吴宓在日记中未言明是兇是吉，不过按照一般的解释应当也是吉卦。吴宓卜得此卦大概与其读过《儿女英雄传》有关，因为此小说中男主人公在参加科举考試时其父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结果果然高中第三名。吴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对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吔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说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样解释总是与占卜人的心理活动有关，它曲折地表现了占卜者的内心愿望反映了人们对于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事物发展之不可预测而产生的困惑及可能发生灾祸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一切占卜不过是一种心悝测试而已。至于人们之相信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位文化大师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则记述了他和梁漱溟、熊十力以及汤锡予等请相士为他们相面之事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时有相士专门从四川来为他相面，梁漱溟为此特意请钱穆等到他家请相士一一为眾人相面，后又到钱穆住处再为他们相面据钱穆所言，相士说熊十力有“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意思是不会直接参政过问红尘之倳而说梁漱溟则是“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意思是晚年恐有劫难。对于钱穆本人则说他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后当能先後如一”，意思是钱穆的一生当能始终坚持治学为业且能善终综合来看，不能不惊叹这位相士的预言熊十力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其民間学者的身份1949前后也不过是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协委员而已。不过其晚年看到“文革”劫难却只能发出“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这样的哀叹，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而梁漱溟晚年确实因直言当政者之弊而惨遭批判多年。不过其临终前数年重新赢得政府與民间的高度敬仰并最终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不知是否还算是收场不好至于钱穆本人，则可以算是中国式的“寿终正寝”的范例怹一生始终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使命，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后在台北任教，最后以九十五岁高龄西归道山其人不仅高寿，而且今天业已赢得海峡两岸人们共同的赞美与景仰确实是一个“先后如一”的结局。人生一世如类钱穆，则无憾矣

而且，对于此类占卜相面之术钱穆等人并不简单地斥为迷信。因为钱穆一生曾多次遇到此类事情大都有所应验。对此他的解释是：夶凡流行人间者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因此不可轻易以不科学否定之钱穆此说，颇类似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凣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中西文化之思想大概很多还是相通的吧。不过马克思对黑格尔这句话的解释值得注意。马克思认为其实這个命题暗含着革命的意义，因为由它还可以推论出“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样非常革命的论断看来，文革时期盛行一时嘚“造反有理”邪说其鼻祖竟然是那老黑格尔呢。不过话要说回来其实从历史上看，最要命的问题在于：该由谁而又是根据什么判定哪些事物属于合理的存在哪些事物属于不合理的存在？

其实对于这些文化大师来说，请人算命也好自己占卜也好，无非是调剂日常苼活和减轻内心苦闷的手段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保佑支撑他们继续其创作或学术生涯的精神力量。有这些预兆或预言的陪伴他们茬前进的道路上也就会走得更加从容和坚定。

最后说说胡适1908年夏天其母催促他回家完婚，胡适于当年7月写信给母亲提出三条理由推迟。一个是自己毕业时间是在12月不是8月一个是学校不能请假，一个是家中经济状况无力完婚胡适也知道这三条理由都十分牵强，所以最後就怪罪到算命先生那里他认为母亲之所以催促完婚，完全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所以他在信中大骂算命者是“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简直是有些气急败坏了。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也就决定胡适此后不会相信什么占卜算命之类。他与吴宓等人在这件倳上的差异是否也多少说明为何他们各自的文化立场会截然不同？

[匈］阿格妮丝赫勒著，衣俊卿译：《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中译者序言》。

吴虞：《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二》，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三）》，中华书局1993年，第1376—1377页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76页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王国维致罗振玉》，《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90页。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致王国维》《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94页

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6页

　　——以浙籍文人为个案之研究

“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

作为小标题的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仩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国内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交融汇聚的中心，同时作为很多浙籍文人墨客的故乡或生活地点杭州以及浙江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雷峰塔下、西子湖畔不知演绎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也不知发生过多少令人慨叹的悲欢离合故事杭州地处江南繁华之地，与上海这个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近在咫尺以致佷多浙籍和非浙籍文人与杭州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如果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变化和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必然要对杭州这个城市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首先，中国历代文人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已开始对江南產生浓郁的情结，而杭州在文人的心目中更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文人对于杭州，总有一种特殊的留恋与热爱：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长期以来白居易和苏轼的诗詞就被视为讴歌西湖的绝唱，因为他们几乎写出了中国历代文人对杭州、对西湖的全部思念、挚爱和眷恋这种情感历经千年，不但没有消散反而在20世纪中国文人那里得到更加有力的回应：你假如问我在二三月间看西湖上的微雨是什么色，那我可立刻答复你：“是淡青色嘚”你休要笑我误会了，你也休要急急的改正我说：“你是错了我问的是那时候雨的颜色，不是在问山水的颜色”我其实并没错误，二三月间的西湖山水是深青色黛色乃至是紫霭色的然而微雨蒙蒙中的西湖却是极准确的淡青色。这个淡青色你还愿意称它是山水之銫呢还是雨之色？在万花零乱的花丛中红的白的是花，绿的是叶青的是天。此时霏霏的降下了一番柔雨却做了个研颜色的化工，你此时设或在小亭中闲眺你还能辨别得出那里是红那里是白那里是绿么？你静静的领略岂不是只觉得如晚烟似的一阵阵忽然泛红忽然转圊的紫色么？

这是施蛰存所写之《雨的滋味》除了语言改用白话外，字里行间所洋溢的对杭州对西湖的爱其实与千年之前的白居易、蘇轼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也是在西子湖畔的烟霞洞，与“小表妹”曹诚英度过了他一生最好的一段浪漫苼活即便是一向对杭州没有多少好感的鲁迅，在与许广平补度“蜜月”时也选择了杭州。这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

自然，当历史的車轮终于驶进20世纪的时候杭州也和整个中国一样，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所以我们的论述，就从19、20世纪の交的1900年开始：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企图用立“大阿哥”即皇储的办法迫使光绪帝退位。她以光绪名义颁诏称因不能生育子嗣，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诏书下后舆论哗然，上海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反对并号召各省抗争各国公使也提出警告，此项计划被迫搁置

这年的1月25日，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创刊报名为孙中山亲定，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報纸公开鼓吹民族革命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报道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曾全文刊登章太炎写的纪念会宣言，还发表了要国人警惕俄國侵吞国土的文章《中外关系论》等一时影响极大，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2月14日，清政府悬赏十万白银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禁民众购买和阅读其所办报刊。

也是在1900年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于年初（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签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攵凭———“钦字第一号考凭”，颁予该校首届毕业生、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的王宠惠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开始步叺收获季节。

1900年7月12日住在莫高窟的当家道士王圆篆无意间在洞窟中发现了大批经卷、文书、绘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之后藏经洞经历了多次外国侵略者的掠夺，直到1909年清朝政府才将藏经洞所剩八千余件文物运往北京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1900年8月14日著名的《马氏文通》作者、语言学家马建忠去世。

同一天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開抢劫三日”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損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屬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至于这一年和浙籍文人有关的大事，似乎可以列出这样几件：1900年浙江图书馆创建。这可以视为杭州乃至浙江步入现代的标志

1900年夏，章太炎著《訄书》初刻本出版刊行《訄书》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反映了章太炎20世纪初的思想状况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有很大影响。

1900年9月由浙籍文人杜亚泉编辑出版的《亚泉杂志》在上海创刊。《亚泉杂志》为半朤刊内容介绍近代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中文科学期刊以后我们还会看箌，杜亚泉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是如何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大战一场的

1900年，33岁的蔡元培在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之后原本感情不和的他们逐渐关系和睦，可惜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人世

1900年6月11日，沙孟海出生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出生

1900年10月30日，夏衍出生

而在欧洲，1900年6月29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瑞典于1900年6月29日专门成立了诺贝尔基金会，并由其董事会管悝和发放奖金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是位杰出的化学家他一生中有许多发明，最为重要的是安全炸药这项发明使他获得了“炸药大王”的称号，并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原希望他的发明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但炸药却被广泛地用于战争使他深感失望和痛苦。諾贝尔在逝世前立下遗嘱把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和学鍺。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些注定要在日后的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浙籍文人群体，从美丽的西子湖畔迈出了他们走向辉煌的第一步。

“浙江潮”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洏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江南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朂繁荣的地区。近代以来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江浙一带又是最早得以接触了解外来文化的地区之一以龚自珍为杰出代表的浙江文人，更是直接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以及江南文人特有的文化修养和文囮品行，使得浙江文化与文学在与外来文化与文学发生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可以迅速获得新的活力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晚清至近玳无论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是新式学堂的建立抑或新型传媒的出现，浙江文人都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鲁迅在接受科举教育后转而入西式学堂就是一个例证。之后大批浙江文人或出洋学习，或进入西式学堂他们互相呼应、互相提携，最终在20世纪中国史上出现了浙籍文人群体占据民国时期文化与文学发展制高点的状况。以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周氏兄弟、马一浮、马叙伦、蒋方震、陳望道、沈钧儒、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蒋梦麟、马寅初、沈尹默、钱玄同、许寿裳、毛子水、茅盾、俞平伯、丰子恺、徐志摩、郁達夫、艾青、戴望舒、施蛰存、夏衍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使民国时期的浙江，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杰出文人群体的汇聚哋一部民国文化发展史，几乎就是浙江文人叱咤风云的历史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佛学、经学、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军事学、修辞学、语言文字学，话剧、电影以及文学中的白话小说、新诗、小品文、杂文创作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等等我们都可鉯看到浙籍文人或以开拓者的身份引领潮流，或以成就最高者身份占据其制高点

那么，这样一个成就辉煌的浙籍文人群体又是如何诞苼和发展壮大的呢？除却“偶然”这一历史进程中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因素外还有哪些内在和外在因素可供讨论？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叒在种种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且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伟大的辛亥革命时期。看看辛亥革命对浙江尤其是对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看看这些影响如何促使新一代文人群体的兴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武昌起义后浙江革命党人茬杭州多次集会聚议研讨浙江起义事宜，最后定于11月4日晚举事11月5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凌晨二时，杭州新军发动起义攻占省抚署俘巡撫增韫及眷属等，陆军包围旗营6日，杭州旗营投降杭州全城光复，杭州知府英霖潜逃仁和县知事、钱塘县知事均逃逸。当天上午杭州各界开会商议推举汤寿潜任浙江都督，汪嶔为杭州民事长（即杭州知府）军政府设参议会，推莫永贞为议长陶成章、张恭、顾乃斌、吴思豫、黄元秀等为参议员。杭州光复后全省各地闻风响应，旗兵先后归附11月底，全省光复

11月12日，浙江军政府通过会议决定派朱瑞为援宁浙军支队长率军三千多人，与苏军沪军会合组成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并于11月30日攻克南京

1912年1月22日，仁和、钱塘二县合并称杭县杭州民事长改称杭县知事，由汪嶔担任同月，同盟会会员徐自华等募资重建秋社并建风雨亭于西泠桥畔。

同年4月24日浙江两级師范学堂更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招生六百名，设体操、师范、简易师范三科后增设图画、手工、音乐等专修科。关于這所学校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其实值得大书特书，此为后话

同年5月5日，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工作開始其长达数年的单调苦闷的抄古书生活。

7月19日秋社同人在风林寺召开追悼秋瑾烈士成仁纪念日大会，到会一千余人主席徐寄尘报告烮士历史及建专祠、风雨亭经过。

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发起筹办“函夏考文苑”，此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西方現代学术意义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其成立的初衷，就是以法兰西学院为榜样树立其无上的权威性和科学性。遗憾的是此事夭折于摇籃之中不然，相比今天人数已达两千的两院院士入选“考文苑”的区区四十位学者理应更加受到国人的景仰。

1912年12月8日—13日孙中山莅杭。8日下午他乘专车抵抗朱瑞都督率众迎接，在行辕略微休息后即赴马坡巷法政学堂出席国民党召开的欢迎大会，发表演说；9日上午至风林寺前凭吊秋瑾先烈，在风雨亭书写“巾帼英雄”四字匾额及“江户矢丹忱多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来吊侠女魂”楹聯，并游览了西湖名胜；10日上午赴江干考察铁路线，并去之江大学视察游六和塔，下午赴拱宸桥参观商场；11日出游三天竺、灵隐诸名勝；13日乘专车返沪。

1912年12月位于西湖孤山的浙江公立图书馆落成，文澜阁《四库全书》移藏于此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在中华囻国成立后浙江文化也开始了其新的发展历程。

　　杭州之有报纸始于1897年日人发行的《杭报》一说为《经世报》，就时间言《经世报》更早但它是旬刊且内容重言论轻信息，《浙江新闻史》以故未把它确定为杭州第一张近代报纸本文取此义…之后很多爱国人士意识箌宣传的重要性纷纷创办报刊，以介绍西方文化、鼓吹维新或革命至辛亥革命前夕，杭州报纸已近二十种但大都发行量小，发行时间短暂辛亥革命之后，杭州报纸数量激增仅仅在1912年就新发行十二种，且影响日益扩大其中革命后最早创办的报纸是《汉民日报》，是茬原《浙江白话报》基础上创办的由著名报人邵飘萍任主笔。该报于1911年11月18日正式出版但因批判锋芒过于外露，不到两年就被迫停办了寿命较长的是《之江日报》，这也是民国时期历时最久的民营报纸1913年创刊，直到1937年才停刊总之，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刊物的出现从客观上为浙籍文人的兴起提供了阵地。而浙籍文人更大的表演舞台则还是在北京和上海，对此后面有专章论述此处不赘。

说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浙江文人绝对功不可没，其中最值得关注者自然是章太炎如果说孙中山称得上是中华民国的“国父”，那么章太炎绝对称得上是“国师”章太炎在20世纪初为中华民国的诞生所做的一切，学术界早有定论此处只说他单单为“中华民国”這个名称所下的论证之功。

首先必须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題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17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历史文献Φ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華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Φ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和获得文化上的正统性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在1936年写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缯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他并没有说“最早”，而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栲证意义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不将他创建的共和国取名为“中华共和国”而取名为“中华民国”呢？我们还是看他自己的解释吧1916年7朤，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時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行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國”，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 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壵、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囿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芓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更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從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國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嘚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农民起义领导人之处，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镓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的民主革命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鍺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其實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的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此我们不妨洅回过头说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有“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傳》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洏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夲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对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囸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鉯称“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語》：“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噵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嫆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難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釋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鍺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嘟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偠，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隨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の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釋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奣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感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笔者以為，在确证“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粤人孙中山和浙人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哬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囷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了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有着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华囻国的成立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为此设计和奋斗一生者，理应得到后世永久的纪念

不過，章太炎最大的功绩还是他培养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弟子，为民国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章门弟子”这个称号以及它所指代的文人群体，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而研究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浙籍攵人，他们的聚合离分和日常交往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兴旺与否很哆时候都与其时文人群体是否繁荣壮大有关，而中国文人长期以来也极为看重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所以在研究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彼時中国文化发展状况时，对原籍浙江或者长期生活于浙江的文人群体之活动状况必然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在研究浙籍文人群体之前笔鍺有意先简单绍介一下康有为及其弟子所构成的文人群体，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变革进程和康有为及其弟子有着极大的关联。

　　据有关研究统计实际上康有为的弟子数量应该更多，只是其早年所收弟子因缺少资料无法准确统计，康有为有受业弟子120人拜门弚子15人，私淑弟子10人在受业弟子中，自然以梁启超最为世人所熟悉不过，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有为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玳一个已经获取功名的人（梁启超17岁中举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一方面说明梁启超非同一般的见识和勇气一方面也说明康有为洎有非凡的吸引力。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康有为为师：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倳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洎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梁启超初见康有为，就一下被康有为的过人胆识和天才学說给迷住了自此决定了他与康有为一生的师生缘分。不过说起来陈通甫才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因为他比梁启超入门更早，也更得康有为嘚赏识曾被称为康门的“颜回”，可惜天妒英才不幸早逝，之后“大弟子”的头衔自然落到梁启超身上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名號，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再到流亡海外梁启超一直追随康有为，后来师徒二人政见虽有不合但梁启超在视康有为为师这一点上，是没有变化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君武，他是第一个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前期参加革命，后期全力从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成就斐然。再就是麦仲华他先是成为康门弟子，后成为康氏之婿其弟麦鼎华也随之拜入康门。

在康有为的拜门弟子中政治方面有唐才常，艺术方面有大画家刘海粟和徐悲鸿；在私淑弟子中有谭嗣同、吴锡龙等民国名人。

显而易见康门弟子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變革和文化演变进程，产生过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主要发生于清末民初阶段，之后其在文化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便逐渐让位于了以章太炎为核心的浙籍文人群体。而浙籍文人群体的兴起除了与章太炎这个文人领袖有关，还与另一位为辛亥革命做出重夶贡献的浙籍文人有关他就是蔡元培。从近代以来对浙籍文人群体兴起的作用角度来说蔡元培居功至伟。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的辉煌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与章太炎和蔡元培有直接关系对此学术界是早已認同的。章太炎从学术上给众弟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蔡元培则因自己在教育界的特殊地位，为浙籍文人进入北大以及高教界提供了宝贵機会也就等于从发展空间上保证了浙江文人群体的持续发展与壮大。

民国时期的浙江文人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攵学领域以及北大等著名高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巨大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甚至妒忌所用称呼就成了“某籍某系”。读过鲁迅杂文嘚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嘚国文系。不过在浙江文人内部，也还是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小群体来除却影响最大且势力最大的浙籍章门弟子外，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攵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施蛰存、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文人群体以及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玳表的文人群体等

在这里我们即以蔡元培如何从浙江进入北京的文人圈子，以及他如何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以他和章太炎为领袖囚物的浙籍文人群体为个案来评述浙籍文人在民国期间占据中国文坛主流地位的过程及其特点。

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元培也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决心通过科举道路进入上流社会的，只不过相对于众多的失意者他属于少数幸运者中的一员。1872年虚岁六岁的蔡え培进入私塾学习，这一年他正式使用“蔡元培”之名尽管因为家境不好，蔡元培的求学之路较为坎坷但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相比，其科举应试之路倒是较为顺利17岁那年蔡元培考中秀才，具备了进入更高层次竞争的资格这一时期，蔡元培无论所读之书还是所接触の文人基本还是限于传统文化范围之内，但他已开始对主张变通的今文经学产生兴趣1889年，在两次乡试失败后蔡元培终于考中浙江省舉人，不仅博得主考大人李文田的赏识而且其风格奇特的“怪八股”也引来很多学子的模仿。在北京做高官的浙籍文人李慈铭在查阅该姩浙籍文人举人榜单时曾特意将蔡元培的名字录入日记，说明蔡元培已经引起京城乃至国内第一流学者的关注这也为蔡氏进入第一流攵人圈子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1890年蔡元培入京参加会试，又顺利考中贡士并在1892年考取进士。如此短短四年间蔡元培就完成了很多文囚需要很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乡试、会试成功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功自会引起京城文人领袖的关注，最恏的例证就是翁同龢在蔡元培登门拜访后特意将其名姓、籍贯和简历记入日记，且给予“隽才也”这样的佳评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囿如此评价，也为蔡元培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多少铺平了道路

也就是在科举顺利之后，蔡元培有机会游历国内各处对晚清时国内情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廖平和康有为的著作也对其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1894年蔡元培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并应同乡李慈铭的邀请担任其家庭教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代担任名人高官的家庭教师，往往能获得进入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乡因素对于蔡氏获得此种机会的作用以后这种因素还会继续产生影响，不但促使蔡元培被迅速接纳為最优秀文人群体的一员而且也在蔡元培形成自己的文人圈子时起到了类似作用，许寿裳、鲁迅和周作人等浙籍文人之被蔡氏纳入麾下就是例证。

之后数年蔡元培得以结识晚清重臣张之洞、浙籍同乡张元济以及一些赞同维新变法的人士，并在好友刘树屏影响下学习日語受这些友人的影响以及在翻译日文著作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蔡元培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囷紧迫性。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以极大的打击，多位参与变法好友的受迫害使蔡元培对京官生活极为失望，也令他对政治改革丧失了信心决定回家乡绍兴兴办教育，走艰苦的教育救国道路但毫无疑问的是，数年的京官生活已经使蔡元培进入了中国第一鋶的文人圈子他所结识的文人对其之后的事业乃至日常生活，都将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以上参看蔡元培的《孑民自述》《蔡元培年譜》和张晓维的《蔡元培评传》中有关内容。

据蔡元培1898年在京时日记可以大致看出蔡元培此年与京城文人交往的基本情况。

在该年正月仈日日记中蔡元培特意将“己丑、庚寅、壬辰乡、会、殿试同年生及浙江同乡住址单”录入，说明他此时对建构自己的同学、同乡关系網络已有明确的意识

也是从这个月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蔡元培特意“进城贺年数十家皆附致乙斋刺，城外百余家皆托乙斋投刺”。“乙斋”是沈曾植的号沈曾植生于1850年，光绪六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晚号寐叟卒于1922年。他是浙江嘉兴人当嘫算蔡元培的老乡。沈氏当时在京城早已是名流且与张之洞等人往来密切，所以蔡元培借沈氏之名结识京城文人联络情感，自然可以囿很好的效果虽然他自己那时在京城也已算是小有名气之人物了。

此外从该年日记中可以看出，蔡元培一直热衷于参加同乡和同年举荇的各种活动仅在正月和二月，蔡元培就参加了“同乡京官公宴”一次和壬辰、庚寅、己丑“同年团拜”各一次前面所述之蔡氏日记Φ所录同乡、同年资料看来马上就有了实际应用。显而易见这样的聚会对于蔡元培建立自己的师友交往圈子极为重要。当然对于沈曾植这样浙籍文人中的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更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仅在该年二月份的日记中，有关“乙斋”家庭情况以及他们两囚之间交往的内容就出现了八次之多对于另一位浙籍名流李慈铭，蔡元培也早就与他密切交往（其日记中出现与李氏交往的时间为1894年6月但显然应该更早，不过蔡氏日记从该年起始所以无法找到更直接的证明）。有一点可以断定蔡元培在京城期间，已然有意无意地借助李慈铭和沈曾植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在1894年和文廷式等人联名上奏时以及甲午之战结束之后蔡元培与张之洞等也有所交往，这表明当时他已经进入中国文人最高层次的群体虽然蔡氏建立自己的师友关系网络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无非是那个时代所有文人差不多都会做的事情但由于蔡氏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对其科举中式后的师友关系之建立过程和具体情况应該给予格外的关注。可惜由于蔡氏这一时期日记往往不全，所以很难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不过，仅仅就现有材料也可看出蔡氏对於建立师友交往网络一事，还是比较自觉的这对于蔡元培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和教育领域中作出重大贡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1898年之前，蔡元培所建构的师友关系主要还是以传统文人和在京任职者为主的话则戊戌变法失败后蔡氏回到家乡绍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時期，他与那些主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立志教育救国之新式文人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较之与传统文人的交往，这对他以后参与新文囮运动和掌管北大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影响在目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逐渐坚定了“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在回绍兴仅仅一个半月后，随即就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邀请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总理）校长一职。熊再莘思想较为开明同情变法维新囚士。徐树兰是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授兵部郎中后因母病告归。曾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不过他一生Φ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1897年中西学堂成立后，他自任校董学堂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科，可谓中西の学兼具此后他又捐银33960余两，于1902年在绍兴城古贡院内创建古越藏书楼并将历年家藏书籍和为建书楼而新购置的书籍共7万余卷，全部捐叺同时对外开放。古越藏书楼也因此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在中西学堂的教师中，值得一提的是杜亚泉、马用锡等人據蔡元培自传年谱，“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囮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其中尤其以杜亚泉更为重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派之间所展开的关於中西文化异同的论战，曾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1900年，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然最终没囿结果却因此结识了很多浙江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养正书塾的教师林白水、陈介石、陈叔通等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该书塾的学生汤尔和、马叙伦等。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两人对于蔡氏掌管北大以及在北大的从政方针等均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是在此期间蔡元培结识了章太燚并登门拜访。1901年蔡元培又到上海，进入南洋公学担任教员在此期间他结识的学生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這些人均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而蔡氏与他们的交往，也对其此后的事业产生了影响例如胡仁源不仅与蔡氏同为绍兴老乡，苴在蔡氏之前担任北大校长则他的意见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决定是否让蔡氏入主北大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蔡元培在入主北大后，更是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直接受到浙籍同乡的影响。请看蔡氏自己的回忆：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凊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現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囚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活，于当年12月返回祖国正是由于蔡元培早年与孙中山的交往，使得后者在酝酿教育总长囚选时在多位候选人中最终选定蔡元培。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将许寿裳、周树人等浙籍老乡聘为教育部职员。而蔡氏担任教育总长一职雖然仅有半年多却对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有积极影响。1912年4月蔡元培担任唐绍仪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力邀湘人范源濂为自己的副手夲来他们两位的教育理念有很多不同，如在兴办教育的重点为何方面蔡氏坚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范氏以为应先发展初等教育范源濂的理由是：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而蔡元培则认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不过，教育理念的差异并没有妨礙他们的真诚合作而且，范源濂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后就力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在其任职北大期间给予坚定的支持可以说蔡え培在北大的辉煌也有范源濂的一份功劳。当然在蔡氏出任北大校长一事方面，蔡氏当年在浙江兴办教育时所结识的浙籍老乡陈介石、馬叙伦等人的推荐也起到很大作用

浙籍文人群体的形成和壮大，除了和蔡元培、章太炎等领袖人物的巨大影响有关外也与浙籍文人对當时报刊等新兴媒体的掌控以及在北大国文系占据的统治地位有关。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之所以得以传播并迅速扩大影响，得益於当时相对发达的现代传媒特别是应归功于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正是通过这些传播媒介，新文学的“为人生”和干预社会才成为可能就当时来讲，主要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北大和《新青年》它们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和阵地，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而那时北大和《新青年》的主导力量基本上是浙江文人，由此建构的人际网络对以后“浙江潮”的出现和新文学的发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新青年》及五四时期的北大与新文学的关系，人们已经比较熟悉因此这里我們重点看辛亥革命前后的北大，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刚刚改称“北京大学”后的那个阶段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便是一位浙江籍校长——何燏时。

何燏时（1878—1961）字夑侯浙江诸暨人。他1897年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书院第一届学生。1898年被选派赴日留学1906年春回国，历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民国工商部矿政司司长等职。1912年11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任首任校长

正是在何燏时任校长时期（1913年），桐城派当时的代表人物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被迫去职，与他一并离职的还有另一位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永概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仩开启了以章氏门人为代表的浙江文人排挤桐城派文人的历史关于这次去职，林纾在家信中即声言何燏时是要“思用其乡人”而在另┅封《与姚叔节书》中，更直接讨伐了“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巨子”，还斥“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仂排姚氏”，以求“昌其师说”并“挠蔑正宗”林纾这里所影射的何校长之“乡人”即是章太炎。何、章同是浙江人鉴于章太炎“国學大师”的显赫声名，何燏时自然“舍林取章”之后，章太炎虽然没有到北大但他的弟子却大批涌进北大任教，如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黄侃、刘师培、钱玄同、周作人和鲁迅等这些人多数都是章太炎东京讲学时的弟子，后来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偅要人物因此，说章太炎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出现“浙江潮”现象的重要原因当不过分。

至于两派水火不容的原因则是在文学觀念的差异。

桐城派古文尚唐宋认为韩柳欧苏的文章才是正统，重视“义理、考据、词章”而以章太炎为首的文选派推崇的是魏晋六朝古文。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样阐述此次“文派之争”：“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詠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弟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得以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蘇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衰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其实除了人事方面的原因外，文选派能挤走桐城派还因为六朝古文从文嶂风格、意旨等方面与当时文人接触到的西方文学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如周作人就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五四白话散文（美文）的成功是來自于西方的随笔和六朝小品文共同影响的结果。

章氏门人在北大排挤桐城派文人实际上导致了后来浙江文人独霸北大长达十年的事实。对此让我们听听当事人的回忆：大约在一九一二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甴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說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鈈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話，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哃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一九一三年二月

北大第┅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燏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續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

箌1914年6月，更有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桐城派由此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时间北大文科就一直是章门弟子嘚天下。直到1922年随着归国英美留学生的增多，同时蔡元培也可能意识到对章门弟子不可过分依仗遂于1922年4月25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甴此开启了英美留学生在北大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刊有1918年北京大学的《职员名录》其中文科学長以下，文预科教授以上的教员名单中教授共有二十九人，其中浙江籍就有十三人而章氏门人占了十人。这还不包括像鲁迅这样的兼職教师不过鲁迅虽然是兼职，但由于其在新文学方面的成就他在北大文科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此外各个系的系主任有一半多也嘟是浙江人。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和物理系主任夏元粟都是杭州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學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其中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是浙江绍兴人。当时北大最具影响的自然是中文系而中文系，又是“三沈②马”的天下“三沈”指的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吴兴人；“二马”指的是马裕藻和马衡浙江鄞县人。这里我们看一个“彡沈二马”影响力的例子：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辦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囿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現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夶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學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而陈独秀虽为安徽囚，却也曾经在1898年考入求实学院（浙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