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暴恐案殉职保安妻子：他有了名分我才踏实
　　离开丈夫祖朝文10个多月了，刘春香对新京报记者说：“妹子，不怕你笑话。我现在还能梦到他。”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今天，祖朝文会正式获得昆明市见义勇为个人的称号。
　　去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发生时，保安祖朝文在昆明火车站当值。52岁的他抡起椅子抵住恐怖分子的长刀，为19名旅客的躲避赢得了时间。
　　妻子刘春香终于等到了这个说法。
　　她穿着红格子大衣，利落地将头发盘成一个发髻。左手断掌上套着的一只银镯子，和耳朵上的一双银耳饰，是丈夫祖朝文留给她不多的遗物。
　　刘春香不知道什么是恐怖分子，那天她没有见到祖朝文最后一面。
　　这一辈子，一直是他带着她往前走。现在，她守着祖朝文在山坡上的坟，过没有他的生活。
　　“用命换来的钱，动不得”
　　吃饭时，丈夫的遗像就挂在房子一角，黑色的幔帐被装饰成花纹。
　　蒜苗火腿、三七炖鸡、豌豆尖。这饭菜都让刘春香想到了祖朝文。
　　也就是近两年，逢年过节，她和祖朝文才能吃上这样好的饭菜。
　　上世纪80年代，她和祖朝文上山挖野菌子充饥。祖朝文有经验，总能在雨后的树丛里拔出一窝菌子来。
　　赶上很久不下雨，俩人就只能听着对方肚子里发出的咕咕声，饿上一整夜。
　　那时，他们觉得顿顿要能吃上米饭，就是天大的幸运。
　　如今米饭能吃上了，但只过了两年“好日子”，祖朝文走了。
　　云南的大山土质松软，一下雨，依坡而建的灶房顺势滑下去，塌了。刘春香只能花钱雇人，另起一座灶房。
　　这些家事原本不需要她操心。“如果他在，不用雇人。”她垂下眼睑，“他什么都会。”
　　山里人重视吃饭的家什，新灶房修得大，一间生火，一间是饭厅，比住的房子还好。只是这动用了祖朝文50万赔偿金，让刘春香不安。
　　她形容从银行里拿出几万块钱来花的感觉：“连手都在抖。”
　　剩下的钱，她打算一直存着。“他用命换来的钱，我动不得。”
　　她说自己爽朗爱笑，这辈子流泪的时候不多。
　　“那你什么时候流过泪？”
　　刘春香想了想，“想到再也找不着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的时候。”
　　“山土瓜”扛过的月子
　　刘春香的左手几乎只剩下手掌了。
　　幼年时缺乏照看，她掉进猪圈，救起来时，左手手指被猪啃掉了大半。
　　父母双亡后，刘春香跟姐姐相依为命，少年时代的记忆，只剩下饥饿、贫穷这些关键词。
　　读到了高中毕业，小学同学祖朝文托了中间人来提亲。
　　那是1983年，除了断指，19岁的刘春香清秀好看，还能识文断字。
　　怎么就嫁给他了？
　　感觉吧。一辈子没走出大山的刘春香说。
　　她的妹妹说，姐姐和祖朝文早就自由恋爱了，提亲不过是要走的程序。
　　刘春香形容祖朝文：“那么大个，本事好，又伶俐。”一辈子没跟祖朝文拌过嘴、打过架，“我这样子，他从来都不嫌弃。”
　　那时穷，连现在住的土塘房，也是结婚后两个人从山上运木头下来一起盖的。
　　吃菌子，借粮食，这对夫妇还是生下了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都是在这30多年的老房里出生的。请不起接生婆，刘春香就挺着肚子，顺手抓起两把稻草，靠在木头床头。祖朝文则在床上铺一张油纸，扶着她，挣扎了一阵，孩子落地了。
　　祖朝文扛起锄头上了后山，半天后满身泥土地回来，口袋里多了几个“山土瓜”。
　　山土瓜煮了，再放点借来的红糖，成了刘春香坐月子时最好的食物。
　　很长一段时间，一家四口住在两间土塘屋里，屋顶盖着茅草。山里落雨的时候，家里连接漏进来雨水的坛坛罐罐都没有。
　　“走，我带你出去”
　　即使这样，刘春香还是觉得嫁得值。
　　吃过午饭，围坐在灶炉旁，刘春香说，“你说女人嫁个男人，不就是为了依靠他吗？”
　　在同村人眼里，刘春香确实像个孩子，事事依靠着祖朝文。
　　她回忆起2013年年初，祖朝文说：“走，我带你出去。”两人就到昆明的长村租了间房，水泥地面，每月450元租金，一只桶，两个盆，加上楼上的小两口送的一张旧茶几，新生活开始。
　　此前祖朝文也辗转多地，干过不少工种，一有机会，总带上体弱多病的刘春香一起。
　　刘春香患有严重心脏病，医生曾建议她做心脏移植手术，祖朝文之所以带着她到昆明，也是为方便照顾和就医。
　　2014年2月，祖朝文成为云南鹰卫护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派驻昆明铁路旅行社担任铁旅保安，看守昆明火车站小件寄存处。
　　尽管2800元的工资还算不错，但早6点到晚11点的工作跨度，让52岁的祖朝文有些不适。事发前他还曾和刘春香商量，干完这几个月，看能不能换个岗位，找个稍微轻松点的活儿。
　　这愿望没能实现。
　　刘春香回忆起3月1日凌晨两点接到丈夫出事的消息。她浑身哆嗦着，连衣服也套不上，赶到昆明火车站的招待所，哭嚷着要见祖朝文。当时丈夫已经咽了气。
　　没见最后一面，也成了刘春香的心病。
　　“妹子，不怕你笑话。我现在还能梦到他。”刘春香说，“生病的时候，总能梦见他摸着我的头。”
　　丈夫实心眼 救了她的命
　　刘春香翻箱倒柜地找出了祖朝文的两份荣誉证书。
　　证书有些年月了。一份是2000年，优秀共产党员，落款是寻甸县仁德镇小河边村村委会；另一份是2008年，祖朝文缴纳了20元的特殊党费，为当年的汶川大地震捐款。
　　祖朝文做出救人的举动来，刘春香一点不惊奇。
　　当年在呈贡打工，两人去逛街，撞上一个男人当街压着女人猛揍，围观的人群瞧着热闹，没人出手。祖朝文冲了过去，拎起男人扔到一旁：“打女人，还算男人吗？”
　　就连出事前一天，祖朝文也做了件让刘春香哭笑不得的“好事”。
　　当时小件寄存处来了个神色匆忙的人，拎着两个香蕉礼盒，称原本是送人，没赶上火车，这么多香蕉吃不了，扔了又可惜。说得可怜，祖朝文不忍心，花了60元买下了。
　　香蕉太多，怕放坏了可惜，刘春香临时决定，当天赶回老家，把香蕉带给外孙子孙女。
　　按惯例，刘春香当晚原本是要去火车站找丈夫，一起坐公交车回到租住的房子。她觉得是祖朝文的实心眼救了她的命。
　　“他就是这样的人。”刘春香说。
　　她回忆起丈夫唯一一次贪小便宜，还是在呈贡的一个工厂做活时。
　　那时祖朝文捡了个鎏银镯子，送给了刘春香。又觉得不是纯银的，心有不甘，就效仿工友，每天从工厂弄出指甲盖一半那么大的配件，是银的。几个月后，找人熔了这些零碎配件，打了一只真的银镯子。
　　如今，银镯子还戴在刘春香的断手上，做起活来，和锅沿儿碰得叮当作响。
　　去墓地 告诉他名分
　　祖朝文入土的时候，刘春香托人从20公里外的镇子上运来了墓碑，雕花精致，两只小兽蹲坐在墓前。
　　碑上刻有对祖朝文事迹的简单描述：对抗恐怖分子，不幸牺牲。
　　新坟在祖家土塘房背后的山坡上。落成的几个月，刘春香每天都到坟前，和祖朝文说话。也经常坐在荒地的红土沿上，望着远处的大山发呆。
　　这种举动在山里有些格格不入。她从村里穿过时，有人议论：“这女人伤心啊，看起来走路都能被风吹倒。”
　　自从祖朝文死后，刘春香就被定格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村里人都说祖朝文是见义勇为，但刘春香觉得，始终没得到组织上的一个说法。
　　要个说法，成了刘春香向前走的目标。一辈子不管事儿的她，打起精神跑到村委会，要求对方给写一份证明，为丈夫对抗恐怖分子申请“见义勇为”的称号。
　　今天，昆明市政府最终确定包括祖朝文在内的22人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刘春香要去祖朝文的墓地，把消息带给他。
　　“总得有个见义勇为的牌牌。”她说，“做了怎样的事，就该给个怎样的评价。他有了名分，我心里才踏实。”
　　对于恐怖分子，刘春香并没有概念。
　　但在他的同事看来，“再没见过比祖朝文的死亡更惨烈的。”
　　查看过当天监控视频的同事说，当晚9点18分左右的监控画面里，一拨乘客惊恐地向小件寄存处涌来，后边则紧随着手持长刀的人。
　　类似于开放商铺一样的小件寄存处，有一进一出两个口，待乘客全部进入后，祖朝文一把拽过身旁的椅子，迎面抵挡住恐怖分子的长刀，并将对方引至无人的柜台。
　　并没能抵抗多久，祖朝文的头部、颈部都中了刀，他的血溅到一旁的柜子上。
　　此时，19名乘客已通过寄存处的出口安全疏散。
　　从2月入职到事发，这份工，祖朝文只做了一个月。
　　在小件寄存处执勤时，有旅客提不动行李，他会主动伸把手；队友偶尔要临时替班，他总会说自己住得近，主动顶班。
　　他习惯这般为人，同事都叫他“祖师”。云南话中，这是一种尊称。
责任编辑：AP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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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信箱: news#(#改为@)慎到，赵人也，其著作多佚。明慎懋编纂 ，并辑录慎到传记大略谓：“慎到者，赵之邯郸人也。慎到博识疆记，于学无所不究。自孔子之卒，七十子之徒散游列国，或为，或为，故卜子夏馆于西河，、、慎到之徒受业于其门，及门弟子者甚众。慎到与同时，皆通五经；轲长於《诗》，慎到长於《易》。
齐威宣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如、、、、慎到者流七十六人，命曰列大夫，为立馆稷山之下，高门大屋，尊宠之，不治而议论，天下诸侯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是以齐稷下学士，多至数百千人。
后慎到仁楚，为楚（顷）襄王傅。襄王之为太子也，尝质于齐，及其归也，齐王求东地五百里乃得归，不与不得归。襄王退而就慎子计，慎子令朝群臣而皆献策焉。上柱国曰：“不与则不信，请与而复攻之。”曰：“去东地五百里，是去国之半也，勿与，臣请守之。”曰：“不可与也，臣请西索救於秦。”王谓慎子曰：“寡人谁用三子之计？”慎子曰：“王皆用之。”乃遣子良北献地于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使守东地。又遣景鲤里索救於秦。齐王恐焉，乃遣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试，楚东地复全。”
传中所记慎子为襄王献计事，发生于前299年。襄王即。（据六国表，立于17年，卒于周赧至52年）其父即。（《周书谥法解》曰：“慈义短折曰怀”）楚怀王赴秦会盟，被秦所欺而扣留于秦国。顷襄王立于周赦王17年（前298），襄王立之三年后，怀王客死于秦。
慎到与约略同时，但其政治思想则似完全相反。慎到有贵族思想，反对尚贤。而屈原则有，主张任贤。《庄子天下篇》称慎到：“　　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又述其言曰：“无用贤圣。”《荀子解蔽篇》谓：“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贤。”这种思想与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杨　　《荀子注》谓“慎到本黄老之术，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又述其言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是慎子以尚贤使能为非也。慎氏本《内篇》录《韩非子难势篇》慎子之言，曰：“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又曰：“贤智能不足以服从头则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638录之方，曰：“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又曰：“君立则贤者不尊。”《御览》523录慎子之言，亦曰：“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
梁玉绳记战国时有二慎子：“ 有慎子，为襄王傅；鲁亦有慎子，见《孟子》。”
按鲁慎子即禽滑厘。“滑厘，慎子名。”焦循《正义》曰：“慎子与之徒禽滑厘同名，或以慎子滑厘，或以慎子师事禽滑厘，称其师滑厘不识，皆非是。”
言慎到著作有十二论， 则谓四十二篇。但其书至宋只余五篇。、等从辑出二篇，共得七篇。慎到死于楚。
《慎子》一书，不仅讲“势”，而且讲“法”，书中虽未提出“术”的概念，但有部分内容是论“术”的。法家思想“法”“术”“势”初具规模，为后期法家之源。
在《天下》篇中，把慎到和、放在一起，作为道家来看待。也认为慎到是“学黄老道德之术”。慎到继承法家崇尚自然的传统；把天地造化作为世界运行的完美楷模。他在论述社会治理时要求效法自然，这种行为，慎到称为“因”，又叫“因循”。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天道”的概念，在《慎子》一书中具有普遍意义。“因循”天道，即按规律办事，慎到认为只有因循自然，才会长久。该思想属于道家范畴。
慎到与、庄子都崇尚自然，其出发点相同，但他们的归宿差之甚远。老子看到自然的伟大，鼓吹“绝圣弃智，复古归朴”，庄子在“完美自然”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充满绝望之情。慎子认为天地的伟大，但同时相信人们能能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上的，从慎子开始，走上了积极干预社会的道路。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提出较系统的法、术、势理论，为法家政治理论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在前期法家中，慎到以“贵势”著称。“势”有三层含义，其一相当于今天物理学上的“势能”；其二指的是一种有利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
他把所主张的“法”和道家所主张的“道”或“理”等同起来。道家认为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从”、“无为而治”。慎到则认为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无为而治”。这既是他的法律观所导致的结论，也是他的国家观所导致的结论。二者都源于他的公私观。在他看来,天子、国君以及各级官吏不但必须“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都是为了服务于天下、国家而设立的。因此他说：“立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他已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区分开来。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为“公”，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和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官听从于君主的，而君主在做事是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用他的话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慎到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坚决主张“法治”；而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尊君和尚法。所以他说：“民一于君、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要求“民一于君”的主要理由是“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为了尊君，他不仅反对与国君分庭抗礼的，也反对儒、墨的尊贤、尚贤，认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主张“君立则贤者不尊”、“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民一于君”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只有国君才有权立法和变法，各级官吏只能“以死守法”，严格遵守和执行君主的法令。一般老百姓则必须“以力役法”，受法令的役使。但他的“民一于君”又是有条件的，即国君有权立法、变法，但不能随意立法、变法，而应“以道变法”，具体说，就是“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他这种“人莫不自为”的人性论，实质上正是当时以为基础的新兴地主阶级私有观念的反映。他认为国君如能“因人之情”来立法，立法以后凡事一断于法，就能治理好国家。
第二，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
慎到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势”被置于法、礼之上，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慎子关于“势”的理解，历代为所斥，但只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贵势”的思想基础是人的平等，即君主与匹夫一样。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师”理论，是道家“齐物论”哲学的应用。为了进一步说明“势”，慎到还引进了一个概念：“定分”。所谓“定分”，即“分定”“名分”“占据”之义。君主是国家机器的主轴，君权一定要大于臣权。慎到提出“得助于众”来实现此目标，核心是人，方法是“兼畜下者”。君主得“势”在于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民能”与“君用”；(二)上下关系。
慎到的的基础在于：权势大小取决于“下”、“众”支持的多少。其权势论最精彩处在于君主“为天下”说，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是有利于社会的治理。为了进一步要求国君为国家服务，慎到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即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因此，国君、天子为国家、为民众是当然的义务。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说。
基于“贵势”理论，慎到鲜明地主张法治。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保持人心之平稳与和谐，对于维护国家系统的稳定有关键意义。要达到这个目标，慎子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法治。“一人心”是法治的本质。
人治还是，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点，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最大的“私”，慎到的立法原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社会化。立法要遵循人性的好利，是一条原则。但法不能满足一切私利，慎到的又一条准则是“立公去私”。“公”具有一般意义，高于君主利益。为了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连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一书中，没有“术”的概念，但他的贵势，尚法理论要得到推行，就不可能没有一套方法。慎到把驭人之术总结为两条：(一)“尚法不尚贤”，(二)“君无事臣有事”。慎到反对“尚贤”，并不反对“任能”。“能”与“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指技术性的才干，而“贤”是道德、政治概念。君主的领导艺术在于知人之能而善用之。君主要有得当的驭臣之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事必躬亲。至于用什么人，慎到“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种空“言忠心”的臣子。
这里区分两个概念：“自我”与“为我”。前者是人的本性，后者是的私欲，要臣下舍身奉献，即忠臣。与此联系，慎到反对用忠臣，并不反对用能臣。他用直率的语言，揭露出君臣关系的本质，在上意义重大。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整理编定为十六篇（图片和释文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 ）。其中， 》和《太一生水》是道家著作，其余十四篇为儒家著作。楚简《老子》分为三组，抄录在不同的竹简上，整理者将三组简文分别称为《老子》甲、乙、丙。简文不分上下篇（“道经”与“德经”），亦不分章，其次序与现传本章序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简文全部加起来，约相当于现代本文字的五分之二。
《郭店楚墓竹简》
楚简《老了》是现在所能看到的《老子》最早抄本。竹简整理者认为：竹简《老子》是一个自足的抄本，具有完整性。它属于与、（甲、乙本）不同的第三个文本系统，也是年代迄今所见最古老原始的一个系统。
认为，郭店楚墓竹简的年代可以由相关楚墓的年代推定。出自郭店一号墓，其考古学文化性质最近于邻近的荆门包山二号墓，该墓的年代可由所出的竹简定为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一号墓位于楚都外墓地的范围之内。这一带楚墓的序列是清楚的，可以判定郭店一号墓葬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前。因此，郭店一号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即在——楚顷襄王年代之间，与的时代约略同时。但墓之主人的身份尚未表明。有人认为是屈原，有人认为是慎到。
郭店一号楚墓的出土文物中，于考证墓主身份最具启发性的材料，乃是殉葬耳杯铭文“东宫之杯”4字。因为，这表明墓主与应有其特殊的关系。庞朴先生认为“东宫之杯”是“东宫之师”4字，进而提出墓主应即楚国太子的老师。这一推断显然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如果进一步推论此“东宫之师”即是屈原，则很难成立。
一、屈原是否作过东宫之师？
据考察，怀王在东宫时的师傅正是屈原。依据有三。一是《离骚》中的荃蕙之喻有此暗示。二是中“来！吾导夫先路”一语，不能简单视作“引导之辞”，而是具有师傅身份的屈原对怀王发出的召唤之辞。三是中有“，置以为像”的话，其中的伯夷不是周初的孤竹君之子，而是指五帝时的，亦即五帝之一的帝高阳颛顼的老师。
怀王即位时（公元前328年），屈原23岁，“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恰好表达了屈原在准备作好东宫之师时的愿望与信心。
二、郭店楚墓中的东宫之师下葬于何时？
据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纹样等推定，郭店楚墓墓主入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在公元前300年上下。屈原卒年，一般认为是秦军陷郢之年，即公元前278年，故时间相距不小；又，屈原自沉于，此葬地相距亦远，且秦已陷郢，阻其道路，无法归葬于此。故郭店楚墓墓主不可能是屈原。
三、郭店楚墓墓主是顷襄王之师慎到。
怀王在位时，慎到为太子横之师。太子横质于齐（前300—前299年），慎到相随到齐。襄王归楚，“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则又可见慎子已随襄王自齐归楚，佐襄王巧妙地处理了楚与齐、秦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暂时安定了楚国，又维护了领土完整。慎子卒年大约在顷襄王二、三年（前297—前296年）。这个时间与郭店楚墓墓主下葬年代最为接近，且不与史实相悖。
慎到，据之《田完敬仲世家》及《孟子荀卿传》的《正义》，知为赵人，齐宣王时入齐。《史记》载，慎到列于齐之稷下先生之中，又被赐第为，大约是慎到初入齐时的事，后来则做了楚太子横的师傅。
又，慎到为当时著名学者。《汉书·艺文志》谓作《慎子》四十二篇；《史记·孟子荀卿传》谓著十二论；《正义》谓是十卷，在法家。慎子的学者身份，与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殉葬文献之多相映照。说屈原从齐之稷下带回竹书，固然可能；说慎到从齐之稷下带回大批文献，更为可信。虽说目前已搜集整理出来的郭店楚简属儒、道两家著作，但不能就此推论说此墓非慎到之墓；更何况，据说郭店楚简还有一部分被盗并已由海外购回，存量较已出版者为多，尚在整理中，安知其中无慎到本人所著之书？又安知，慎到为法家之说未必无误？
慎到把规范化，用规范的形式体现和保证的利益，无疑是杰出的思想。慎到的法治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一，他论述了君主与国家的关系，指出君主仅仅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是法的工具。其二，他把国家职能规范化，使治理国家的方法由神秘转向公开，是上的一个创举。
慎到的势、法、术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尚法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而法之行，赖于统治者的威势。有威势、始能令行禁止，而达于至治。重势之说为吸收继承。
对于慎到的学说与思想，历史上的评价分歧颇大。 把慎到与、等量齐观，认为他们都是，他们“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趋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是故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于物，以为道理。”由于庄子是道家，其思想与慎到有共同之处，所以，的评论与分析都是赞扬性质的。慎到
的评价就不一样了，他在中说慎到的思想学说：“尚法而无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纠察之则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荀子·解蔽》中又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由法谓之，道尽数矣。”后来杨亻京在注《荀子》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慎子本黄老，归刑名，多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故其说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得其法，虽无贤亦可为治，而不知法待贤而后举也。”杨亻京的这种解释和发挥对帮助我们理解荀子的观点很有裨益。
荀子认为，慎到的思想学说是一种迎合君主与大众的学说，细究起来很难看出它的旨归所在，散乱而不成系统，因而是不能用来安邦治国的。而且慎到片面强调法，忽视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认为法可以包办一切，这又走向了极端。但是，慎到的学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非毫无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备一说的。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定于一尊局面的出现，慎到的学说遭到了彻底批判。 说：“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慎到、、、、、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则是十子之罪也。”这个意见既是正统儒家的看法，也是以代表官方的意见。后面的几句话与荀子的评论相同，或者本来就来源于荀子，但是口吻却有天壤之别了。
客观地说，在慎到的学说中，确实存在着重法轻贤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与顺自然这两者难以统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庄道学纯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张绝对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两种极端。它对稍后的法家具有启蒙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创者。清代的评论说：“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以申、韩多称之也。”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所以，现代学者在作时，全用了这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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