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及其意识形态十字军对阵法国大革命
摘 要: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的政治实践及理念具有深远的影响。尽管一些激进的英国作家们深刻同情法国大革命，并期望大革命的政纲能在英国传播，但绝大多数知识人则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舆论战中，意在说服英国民众相信法国革命的信念对英国宪法、政治传统、社会体制、宗教、公共秩序乃至个人财产都是威胁应予以拒斥。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信念是对秩序与稳定的威胁，它会摧毁贵族与君主制，也会威胁私有财产，并由此导致混乱、暴力与恐怖活动。1793 到1802 年英法开战，英国保守派政治宣传家们力劝对英国政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的人们认同他们对法国大革命信念的反对立场，从而支持他们在法国恢复旧秩序的战争诉求。本文即探讨并追溯由保守派宣传家们发动的、以其最知名者埃德蒙·伯克领导的这场颇具才干及影响力的政治争论。作者简介: 哈里·迪金森，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与古典学学院教授 ( 英国爱丁堡市 EH8 9YL)译者简介: 辛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 成都 610064)1789 年，大革命在巴黎的爆发无疑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于整个欧洲历史而言，法国大革命也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法国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激励了其他国家的改革者，同时法国人试图将他们的革命纲领传递给欧洲其他国家，并由此挑起了激烈而持久的战争，这一切对欧洲主要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英国，法国大革命激励了新的改革方向并且鼓励了现有的改革趋势，但同时它也阻碍了新的变革。就法国大革命对于英国的影响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于英国的思想界及议会内外的政治改革有着极为深刻且持久的影响力。法国大革命后的十多年中，“法国大革命”是整个英国的文学、哲学及政治学所环绕的最重要议题。在法国惊心动魄的革命事件爆发之初，英国的一些社会观察家根本不知如何应对此类事件，另外则有部分人持中立态度。不过，无论是持高度赞许的态度还是以极其消极的方式去看待，至少人们都对英吉利海峡对岸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产生了浓烈兴趣。但持续递增的观点的两极分化，既催化出了激进的政治改革活动，也鼓励了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这类人确信法国革命纲领不会在英国的土壤上扎根。所以，在英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部分人持支持态度，认为法国革命纲领有助于英国内部的改革;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国革命思潮会给英国带来动乱，如同法国内部一样出现恐怖的政治局面。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阶段鼓舞了许多英国自由思想家，如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 Charles JamesFox) 、威廉·华兹华斯 ( William Wordsworth) 、威廉·布莱克 ( William Blake) 和罗伯特·骚塞( Ｒobert Southey) 。大量政治激进分子如理查德·普赖斯 ( Ｒichard Price) 、托马斯·潘恩 ( ThomasPaine) 和托马斯·哈代 ( Thomas Hardy) ，也因受法国事件的鼓舞而要在英国发动宪政改革。法国革命纲领的迅速传播与法国战火的不断推进，不但激起了英国的保守反应并且打响了与法国的战斗。不过，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既反对国内的镇压，同时也谴责声称必须干涉法国内政的政治主张。当英国国内宪政改革渐被削弱和镇压而保守派势力取得胜利之时，一小部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激进分子转而合谋，并拟发动新的武装叛乱。在此情况下，他们转向法国人，希翼求得法国的政治同情、革命鼓舞以及军事支持。那些没有受到法国革命纲领感染的英国人，他们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最初，保守派相当乐意看到法国由于政治失序而导致国家整体力量逐渐衰微。但当大革命的思潮席卷而来，暴力运动全面展开，法国旧政权被成功推翻，许多英国人这才益发焦虑起法国人积极开展的武装斗争，因为它不仅旨在推翻法国旧制度，同时也致力于影响整个欧洲文明。对于多数保守派而言，他们起初最根本的忧虑是法国革命纲领将走出法国边境线。尤其当目睹法国革命思潮已经摆好架势就要作用于英国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时，着实让他们很吃了一惊。所以保守派思想的本质不在于支持镇压内乱，而在于彻底击败激进分子对于政治变革的诉求，他们也准备随时拿起武器，与试图将革命思想传入整个欧洲的那些法国人奋然为敌。少数保守派思虑更深远。他们认为，一场仅旨在制止革命纲领传出法国的防御战绝不可能有效地反击法国革命的威胁，必须将大革命思潮的癌细胞在源头就予以切除，也就是说要深入法国直捣黄龙。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地谴责法国革命纲领，即使是在法国境外开展激进的政治、军事行动来抵制法国革命思想，也并不遂其所愿。他们急需要做的是在法国内部组建一支意识形态的十字军攻占法国，直到大革命思潮彻底地灭亡在它的诞生地。一、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威胁1789 年，英国保守派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感到吃惊并且有点被震撼到了，但它尚未提起英国的全部注意。埃德蒙·伯克 ( Edmund Burke) 写道: “英格兰惊讶地盯着法兰西。法国人正在为争取自由而战，而英格兰不知道是该谴责还是为他们鼓掌!” 外交大臣利兹公爵 ( Duke of Leeds) 很高兴地看到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法国已遭致损害。甚至两年之后，威廉·伊登 ( William Eden)也公开承认: “我由衷地憎恶也决不会支持这所谓的抽象民主体系; 法国人为了一个支离破碎、毫无效率的政府正在不停地斗争起义，但我不敢肯定他们的运动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政治利益与永久的繁荣。” 1790 年初，埃德蒙·伯克在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感到了革命的威胁，他试图警告英国人应警惕法国那副威胁的架势。但直到1792 年，他对于法国大革命会威胁到英国的担忧才被英国人严肃对待。 确切地说，是1792 年战争、九月大屠杀及路易十六被废黜 ( 随后被送上断头台) 系列事件的发生，才使得英国保守派确信，法国大革命会严重威胁英国的政治稳定乃至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的稳定。此后，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暴力的蔓延，更加剧了英国人的恐惧心理。一些保守主义者开始相信法国人正在上演一场席卷整个欧洲文明的政治阴谋。伯克与其他保守派的宣传家共同提出警示，法国新秩序是在最抽象的普世原则、最狂热且不切实际的理论指导下建立的。法国人吁求的普世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权利，诉诸的自由、平等及博爱等抽象概念，实际上已使他们自己处于太过依赖人类理性的危险之中。他们忽视了神圣天命、人性弱点以及沉重的历史经验教训。法国的革命者们正在上演一场危险的迷幻剧，他们误以为社会分工与政治制度的形成是人类理性的造物，可以简单地依赖于人类理性思考与判断。这一有关人类理性的毫无根据的确证一定要被拒之门外。人类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形成从不取决于人的理性判断，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神圣天命的创造物，或者可以说，它是历经数百年不断变化、适应调整及应对无数的突发事件汇集而成的产物。法国人愚蠢地否认了神权与天命，同时也忽略了人性本质上不可靠的弱点。他们过度地依赖于人类的理性认识，把人的主观意愿凌驾于宗教信仰、公正及历史经验之上，这样的结果无疑会使整个社会迅速地陷入混乱与恐怖之中。法国将走上独裁专制的统治道路，这会威胁到法国人民的自由与整个欧洲的稳定。保守派的宣传家们并不仅仅抨击法国革命纲领的基本法则。他们不停地重复警告，这些革命纲领已经导致了暴力和无节制的武装斗争，像这样漠视常规的放纵行动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伯克在提到法国革命者时将他们形容为 “放肆的、残忍的、野蛮群众”，约翰·鲍尔斯 ( John Bowles) 将法兰西共和国描述为 “一个混乱的、无法无天的组织系统”，阿瑟·杨 ( Arthur Young) 将法国革命概括为 “它已经给法国带来了更深沉的不幸、贫穷和毁坏，以及越来越多的监禁和流血杀戮，甚至还会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大革命在四年里对法国的破坏比旧制度在一个世纪里所做的还要多”。当下泛滥的暴力斗争已经使君主政体、贵族阶层、教会和法律体系本身开始衰落。它使所有的财产不再安全，也破坏了业已形成的社会从属关系的整体精神。法国大革命向穷人们及弱者们鼓吹: 去抢富人的财产吧，不要再效忠长期以来压制你们的统治精英了! 它不是一个短暂性的罪恶行为，“如果它有未来的话，势必会给法国带来更糟糕的厄运”。因此，法国大革命应被谴责为一个庞大的、毁灭一切的独裁专制统治体系，它不但摧毁贵族阶级的特权，在这一过程中，也会破坏整个法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穷人的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由于法国人过度地追求自由，致使他们在重重危机与灾难中摸爬前行。对于法国社会而言，他们先是毁了君主政治、贵族阶级、教会统治，然后就是摧毁了整个法律规则和司法体系。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一群暴徒肆无忌惮地挥霍他们的意志，那么无论是政府、私有财产还是社会各阶层都不会长期存在下去。法国内部极度的暴力斗争与循环反复的不稳定主要归咎于它当下的政治法则，此法则由人类放纵的主观意识所决定，不再顺应神的安排。在这种背离真理与天理的政治法则指导下，法国人的公正与美德已经逐渐屈服于恶行、背信弃义及肆意纵行。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对教会公共财产的攻击，而是对井然有序的宗教组织本身的猛然袭击。这是法国人首次被说服接受这样的法则: 没有上帝、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以至于他们被教唆去相信，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罪恶的事。他们无视宗教的限制，反对圣经权威。他们的军队作为无神论的使徒们正在向全世界开拔: “法国大革命反对的不是指导法国的腐败的基督教; 它反对的是基督的圣名; 它反对的是上帝的主权; 它反对的是那些人们铭记于心的法则。人们珍重那些法则，因为它在艰难中给予慰问，在困苦生活中给予鼓励与指导，在内心世界里给予快乐与力量。”法国大革命的所有不足之处越来越多地被归咎于雅各宾派。英国保守党的宣传者抨击雅各宾主义是一种 “瘟疫”，一种 “传染病”，或者是一种 “灾难”。雅各宾派应该对传播暴乱与政治不满，对向人民鼓吹修正政治法则的煽动性言论，对教唆人们蔑视宪法、反对宗教、无视等级制度等行为与思想负主要责任。埃德蒙·伯克形容雅各宾派是 “一群绝望的意义不明的投机冒险家”和 “一帮武装狂徒，他们正在为有关暗杀、盗窃、叛乱、欺诈、内讧、镇压及无信仰的法则做宣传”。他也把雅各宾主义者看作是 “富有野心的反叛天才，正以国家利益为牺牲来创自己的业”。神父奥古斯丁·德·巴鲁尔 ( Augustin de Barruel) 率先详尽地发展了法国大革命是雅各宾派的阴谋产物这一概念，而此概念早在1789 年前就由法国哲学家、共济会员及德国的光明会宣传过，他们认为它是不道德法则的产物。1797 年，这个移民教士、历史学家写作了 《雅各宾派历史回忆录》。该回忆录迅速被译成英文，它猛烈地抨击了雅各宾主义并成功使很多人放弃了对它的信仰。富于战斗力的保守派旋即受到鼓舞而创办了系列期刊，如 《反雅各宾派》、《反雅各宾评论》。约翰·鲍尔斯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谴责雅各宾主义是 “谋反。它反一切宗教、反一切君主制、反一切贵族阶级、反一切法律、反一切投反对票的人、反对所有的政府及财产所有权———总而言之，它反社会、反对正常社会秩序下的一切事物”。英国的保守派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感到震惊，虽然对于整个欧洲国家而言都如此，但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大革命引起了严重的恐慌。根据埃德蒙·伯克的观点，“雅各宾派已经决心要彻底摧毁全世界的旧框架，再创他们自己的新社会”。人们指控法国人，因为他们鼓吹要在新纲领下建立新型政府，而这个新政府不能和现存的欧洲政治体系共存，或者说，它不能与任何一种社会文明体系共存。法国人自己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共和国的生存和繁荣必须要推翻欧洲的所有政权。雅各宾派也很清楚他们没有未来，除非是创建一个新的欧洲体系。因此，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通过世界革命而创造一个普世帝国。正是这一方针鼓励了他们对欧洲所有合法政府的抵抗和反叛: “他们不满足于颠覆自己的政府，新纲领的宣传家宣称反对尘世所有政府的战争已经开幕。他们声称已经准备就绪，随时扶持每一个愿意拿起武器反抗君主的臣民; 他们敞开了救济院，欢迎任何一个徒劳无功的勇敢者; 他们派遣使者，从埃及到北极广泛散播分裂国家的种子。”二、英国的意识形态运动英国的大部分有产精英并不需要法国大革命来教导他们如何去敬畏激进的政治改革，或者说无需鼓励他们为自己的特权地位辩护。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英国人对于英国宪法的坚定信念及对于激进改革的坚决抵抗都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上存在一个普遍的信念，那就是英国宪法很出色地平衡了权利与秩序的关系，而所谓的时髦民主政治将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也会威胁到私有财产的安全。人们普遍认为有产之人才会拥有教育、娱乐、体验的权利以及特权阶级的专属物资，而穷人通常是懒惰的、无知的、任性的，并且 “面对危险的煽动家是很容易上钩的头脑简单的人”。因此，在国家政治中，否定穷人的政治行动角色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不过，政府会极为认真地担当起保护他们公民自由权利的责任。法国大革命一旦被视为是英国激进运动的刺激物，并且被认为会对现存的国家制度构成暴力威胁，那英国的保守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会害怕它的影响并制止它的发展。埃德蒙·伯克是最早认识到法国革命纲领会蔓延到欧洲的人，他建议革命纲领的传播尚在摇篮时就应予以抵制，因为它会直接地威胁到英国自身。1790 年，他公开表明: “事实上，我的目标不是法国，首要考虑的，只是这个国度。”在 《反思法国大革命》( 1790) 一文中，他承认: “我的关怀惟是本国的和平。”他竭力提请读者警惕，英国的激进派们已经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尤其要注意理查德·普赖斯，他已经受到诱惑，相信法国正在为人类的自由注入新鲜的推动力。到1792 年，伯克对于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的影响更加恐惧起来。他警告威廉·格伦维尔 ( William Grenville) 注意法国革命纲领的威胁: “按照那些革命纲领的特性与实践方式来分析，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是不会在法国社会中倡导开来的。以此类推，在不遥远的未来，它也一定会颠覆英国宪法体系。”1790 年，人们普遍认为伯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担忧是夸大其词的，甚至有人认为他因恐惧而有些错乱。但到1792 年末，一大波对于法国大革命威胁的保守宣传在英国蔓延开来，尤其提醒激进派的追随者们注意，莫要被革命的光辉所蒙骗。资深的宣传家们如威廉·佩里 ( William Paley) 、威廉·科萨克·史密斯 ( William Cusac Smith) 、罗伯特·内雷斯 ( Ｒobert Nares) 、弗朗西斯·普罗登( Francis Plowden) 、萨缪尔·霍斯利 ( Samuel Horsley) 、理查德·海 ( Ｒichard Hey) 以及约翰·里夫斯 ( John Ｒeeves) 都纷纷与伯克并肩宣传，力图反击激进派的思想蔓延，以及抵抗法国革命纲领的传播和影响。这些保守派的理论家们警告道，法国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不清除这些危险的想法，那么他们将摧毁已建立的教会与国家体系，消除社会等级制度，破坏社会和谐与正义，煽动无产者来掠夺上层社会的财产。他们谴责激进派奠基于普世的、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概念和人民主权论的政治主张，强调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因其实用性、道德性，合乎自然法则、历史经验及早先惯例而被证明为正确。这些老于世故的保守理论家们所宣传的观点毫无疑问产生了效果，它削弱了英国有产精英阶层对于法国纲领的思想兴趣，并且提高了警惕，但它名副其实的真正动机是要将英国大众转化成富有战斗精神的爱国者，使之决心捍卫现有体制和传统价值观，抵制国内激进分子与法国革命者的威胁。在抵制法国革命的传道战中，保守派出版的刊物总量远远超过激进派的出版物。为了让下层阶级接受其观点，他们以一种精心设计的风格写作这些宣传手册，并大量发行。1795 年到1798 年间，由汉娜·莫尔 ( Hannah More) 和她的合作者执笔的道德训诫故事 《平价智库》，共发行了两百多万册。这些故事书被大量购买，成批运往陆军部队、海军基地、学校、医院、济贫院、监狱及各类工作场所。尽管这不是直接参政，但这些手册很明显是为了劝诫穷人们接受现有社会体制，切勿参与激进派的任何改革。英国上下各类保皇派组织也分发了成千上万的政治宣传手册，如 《威廉·阿时赫斯特爵士控告米德尔塞克斯大陪审团》(1792) ; 威廉·琼斯 ( William Jones) 创作的约翰·牛家庭通信集系列作品; 西奥多·普赖斯 ( Theodore Price) 以笔名乔博·诺特 ( Job Nott) 创作了许多流行手册。保守派也利用各类报纸和期刊来抨击法国革命信条。伦敦的 《星星》、《太阳》、《正不列颠人》、《观察家》等都发表了很多保皇派的观点。地方报刊也将类似的观点刊登出来，如 《约克科朗报》、 《利物浦凤凰报》、《曼彻斯特水星报》、《兰切斯特杂志》、《纽卡索尔科朗报》、《苏格兰水星报》、《卡尔多尼水星报》等。保皇派的期刊包括 《观看》、《战斧》、《英国批评家》、《反对雅各宾》，而其中最成功的期刊是 《反雅各宾评论杂志》。保守派的各类出版物几乎囊括了所有可以表达政治观点的载体，如诗集、流行民谣、小说以及政治漫画。甚至有种更为广泛的宣传，即隶属于各个宗教团体的英国教士们，将成千上万的政治布道辞 ( 而且经常是以印刷成文的形式) 传递给每个人。保皇派的宣传刊物主要针对中下层民众，这些刊物形式简单但语调慷慨激昂，可以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几乎所有出版物都呈现了相同的主旋律———英国公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与法国人正在经历的政治恐怖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努力想要表明的是，不仅仅贵族精英阶层要远离法国革命，而普通民众也要将激进改革拒之门外。法国统治阶级可能是大革命最大的牺牲者，但数以百万计的法国普通公民更是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和军事侵略的受害者。英国的中下层阶级如果被法国革命纲领所误导或者试图跟随法国革命的步伐，那他们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甚至会失去一切。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体制与支持者的处境与赞成英国社会、政治秩序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保守派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就为了表明，一个稳定的政府必须要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社会自然分工以及抑制人自私自利和过度热忱的本性，而法国的政治动乱已经和稳定的政府相距甚远。政府不能依照一些抽象的法则和纲领来治理国家 ( 像法国那样) ，而是应该利用它的优势与能力去服务社会，满足代际相承的社会需求。评估一个政府的管理能力与价值，对其实用性、便利性和经验的考量远比纯粹的理论重要得多。尤其对于英国宪政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并不容易被修正，也不应该轻易被转变。法国人所宣扬的平等也是必须予以拒斥的，因为人类在身体条件与智力层次方面的不平等也是不证自明的。所以人类应该拥有不同数量的财产与享受不同等级的权利，这既顺其自然也不可避免，不平等是自然所赋也是神所赋。上帝用贫富之别来鼓励勤奋之人同时惩治懒惰之士，只有放荡的穷人才希望通过攻击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从中获利。即使有外力去平衡社会的不同等级，社会的中下阶层包括勤劳的贫苦人依旧要遭受苦难。法国社会的无序状态似乎已经证明这一观点。既然人类依自然天性拥有不同数量的财产，既然建立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个人私有财产，那么保守派宣传家所要论证的就是人不可能如法国政治诉求所宣称的那样，依自然和不可让与的权利而在国家体系中享有平等。是财产使其拥有者享有权利，最富裕的贵族阶级因此拥有了与其财富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富裕之人显然更可能具有可靠的判断力、丰富的学识和行为能力来统率他人。所以只要坚守财产决定等级与权力分工的自然法则，英国举世闻名的宪政原则与珍贵的公民自由权利就有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尽管现存的选举体系有众所周知的违法乱纪行为，但这一体系滋生的下议院是由选举产生的，它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与合法利益，它比起法国的任何一个立法机构都更有效。因为出现在议会里的人们都是最富有、最出色的，所以他们怎么被选举出来并不那么重要。的确，保守主义者一直坚信英国得益于它的政治体系，而在整个体系中，被代表的不是人而是财产。阿瑟·杨不是唯一一个对国家提出警告的，他说: “从法国经验推断并能被恰当书写的结论，就是: 若人被代表，则财产将被毁灭 ( IF PEＲSONS AＲE ＲEPＲESENTED，PＲOPEＲTY IS DESTＲOYED) 。” 如果公民权利被极端无限制地放大，那么英国的议会就会像法国国会一样被一群贪权图利的恶意阴谋家蜂拥占据。法国人把有产者踢到一边，篡夺了他人的财产，强行抹平人类社会分工中的天然差异。法国现代民主以人民主权论为纲，摧毁了社会阶层，破坏了政治稳定。他们将这一切诉诸于理性。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处于法国道路的危险中，他们正引领一群处在脆弱社会秩序边缘的无知贫穷民众循法例而行。大量保守派宣传家们试图宣扬英国的混合型政府以及均衡宪法体系给国家带来的无限好处，试图清晰阐释政府机关间相互制约的完美平衡体系。他们尤其赞美政府有能力代表国家一切重要领域的利益，诸如经济、宗教、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那些攻击宪政的激进党人被指责为头脑虚弱、心如磐石的动乱分子。他们总是被比作法国雅各宾派，也被刻画为野心勃勃、蛊惑人心的阴谋家，他们嫉妒社会精英阶层所得到的荣誉与正当的财富。只有那些无所事事、放荡闲混的英国人才会被法国革命信条鼓舞和诱骗，这是些窃贼、骗子、醉汉和无产的社会乞丐。就这样英国雅各宾分子的目的被故意歪曲，他们采信的理念也被过分地夸大。议会改革被描述为通向法国式革命的第一步，它将结束君主政体、摧毁贵族政治。以攻击政治上的特权阶级为前奏，接下来就要推翻私有财产所有权、抹平所有社会区隔。激进派正在狂热地争取人类的平等权利，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将效仿法国，掠夺富人财产的同时也破坏穷人的生活。为了适用法国革命纲领，他们必定要辱骂上帝对尘世的安排。这样亵渎神明的行为的唯一后果就是造成社会混乱与暴民统治，如同法国事件那样。为了还击此类威胁，无数的布道辞与宗教手册印制出来，告诫现存的社会阶层都应该接受宗教的约束，教导勤劳的穷人们要遵循节制、节俭、勤劳、顺从与服从的道德伦理。让他们知晓能给他们指导和安慰的是宗教而非政治变革。穷苦的人尽管不可期待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巨大物质满足，但他们会在天堂得到嘉奖。这样的结果显然比法国收获的无神论社会更可取。三、抗击法国革命纲领之战为了阻止破坏性的法国革命纲领在英国的传播，英国政府以及时的调度、坚定的决心和充沛的精力来应对威胁。王室于1792 年5 月和11 月分别发布公告，敦促地方行政官员控制具有颠覆性言论的文学作品的传播，平息激进分子煽动叛乱的风波。1792 年末至1793 年初，保皇派组织在英国上下迅速地扩展开来，政府虽然没有建立相关的组织，但是它一定鼓励支持了保皇派的行动，而保皇派的组织确实对于抑制激进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威廉·皮特 ( William Pitt) 政府也开始镇压激进派组织的运动，这些组织受法国大革命鼓舞在18 世纪90 年代初期非常活跃。镇压很有效，许多激进派领导人被逮捕，之后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流放。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日常活动也受到了严格控制。英国不可能建立自己的 “恐怖统治”，但是为了粉碎内部叛乱的危机，它也必然会冷酷无情地行动。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法国事件与英国内部激进运动的内在联系，但是英国政府并不打算干涉法国内政也没准备向法国发动战争来抵制大革命的威胁。尽管如此，英国最终还是卷入了与法兰西共和国长期的激烈冲突之中。就是因为1792 年这场战争，它确实激励了更多的好战保守派人士，使他们相信务必反击、彻底从源头捣毁法国革命这个毒瘤的政策的正确。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英国的执政者们流露出喜悦的希望，因为法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对手正因内乱而降低它的竞争力。甚至到1792 年2 月末，威廉·皮特本人还是相信，从长远考虑法国革命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和平。1792 年末，当奥地利计划介入法国内乱时，英国政府拒绝支持 “反 －革命”的行动，并且发布官方声明，宣布保持中立。因为法国革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的卓越战绩，才促使英国政府在几个月之内重新考量保持中立的真正利益所在。奥地利的荷兰区被侵占并且联合省也受到威胁。1792 年11 月19 日，法国国民代表大会正式发布 《博爱与互助法令》，宣称向各国愿意争取自由平等的人民提供救助。英国这才开始担忧法国会破坏到欧洲整体势力的均衡性，更害怕法国有意对其邻国输出革命。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最初只关心法国将吞并奥地利的荷兰区以及对联合省的征服。1792年12 月31 日，英国政府宣布它 “绝不会漠不关心地坐视法国直接或者间接地使自己成为低地国家的主人，而且还要做仲裁整个欧洲权利与自由的女判官”。然而整个英国的保守党更担心的是来自法兰西共和国扩张主义的思想意识上的威胁。当1793 年2 月战争爆发以及整个90 年代，更多的宣传手册都在强调需要发动一场 “反 －革命”之战，而并非是为重现欧洲势力均衡之战。英国一向法国宣战，大量的仇外和反高卢主义的宣传就随之而来，要知道，反高卢主义曾是英国社会一个长期的特征。反复宣传的内容是，自17 世纪后期起，法国一直企图普世的统治，致使英国为了保卫她的宪政、她的贸易以及欧洲的势力均衡而卷入了一连串代价高昂的战争。正是法国人鼓励了斯图亚特王室奉行危险的天主教政策，也正是法国人支持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叛乱，他们还煽动了美国革命。法国已经用武装暴力掀翻了自己国家的政体，现在它正威胁着整个欧洲，屠杀、镇压及荒芜即将在欧洲蔓延。因此，每一个有爱国心的英国人都应该起而战斗，反抗法国公开的侵略或者秘密的背叛行动。如果他们要保卫自己所珍爱的一切自由，那就必须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法国人最初被刻画成嗜血和无法无天的恐怖分子，后来则被刻画为残酷的军事侵略者。当法国入侵了瑞士，甚至派军侵入埃及并威逼英国领土的时候，许多之前的大革命的崇拜者都加入意识形态十字军的行列，共同讨伐法国的军事侵略。英国危难之际，只有忠诚和团结，才能从法国革命纲领及武装侵略的灾祸中保卫自由、财产及宗教信仰。英国此时是以洪流般的宣传手册来支持对法之战争，并要人们以坚定的信念，即英国正在试图捍卫 “欧洲的公民自由，反对即将毁灭一切的暴政”，尤其要保护英国已建立的政治、社会秩序，来与法国作战。“为了保卫现存的宪政、保护人民所拥有的安全与繁荣，为了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必需发动这场战争。它同时是 “一场保卫个人财产的战争”，也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度 “远离混乱、革命、暗杀与掠夺的悲惨境地”。的确，这场战争有别于之前单纯为了保卫或获得财富，或者均衡欧洲势力的竞赛: “我们拿起武器，是为了民族的存亡; 是为了保卫宗教信仰，我们抵制无神论; 是为了维持正义和安全，我们抗击普遍的掠夺; 是为了护持人性拒斥野蛮和残忍; 是为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是为了合法的自由权利; 是为了使文明社会的公民有别于强盗或野蛮人。英国之剑已经出鞘，为了上帝与我们的国家，为了捍卫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家庭和所有我们的一切而战。”一般说来，英国政府和保守派的政治主张首要关心的是抵制法国革命的蔓延之势，但也有一些讨论，即是否需要对敌开展意识形态之战以在法国境内根除革命。英国政府一向关注法国革命对打破整体欧洲均衡造成的影响，但也意识到正是法国的内政使法国自身处于危险境地。他们认识到，是革命造就了活力充沛、富有进攻性的法国; 正是法国人力图输出的革命信条在试图颠覆其敌人的体制; 正是法国体制与其对手体制相左，才为寻求尽如人意的和平制造了困难。基于此，亨利·邓达斯( Henry Dundas) 才宣称，相当重要之事是终结法国的无序，建立一个政府，该政府能 “保卫其人民之普遍利益，使其免受该国前几年施行原则所必然导致的暴虐后果之害”。对威廉·格伦维尔来说，瓦解法国大革命就是捣毁 “那个向全欧洲传播革命信条颠覆所有文明社会……的老巢”，而对乔治三世来讲，英国的胜利可以被看成 “藉由正当理由而导致的上帝旨意的明白干涉，是为了摧毁圣经的敌人，是为了所有国民的福祉”。这些态度都鼓励了英国政府支持波旁王朝在法国的复辟。英国政府还提供资金用以支持流亡的波旁王室，但它小心地避免承认普罗旺斯伯爵为法国国王。由于法国保皇党人因实际的军事行动而在事实上可协助英国削弱法国共和政体的力量，因此为了双方共同的事业，英国为保皇党人提供了急需的军用品。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鼓励和经济支持，但它确实也是明确的军事行动。不过英国的官员们很快发现，支持保皇党是一项极富争议的政策，它有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保皇派肯定不能以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而英国的援助又很有限，并且经常延误。但英国依然向法国西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助来支持反抗大革命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800 年。威廉·格伦维尔很可能是最坚定的反法国大革命的政府内阁要员，他很支持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但是他依然认为完全重归旧政体并不可行也非适当。他承认由于旧制度的极度不公导致大革命的爆发，如果完全重返旧制度，很容易引起另一场革命。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剔除旧制度的恶习，建立一个参照英国模式的有限君主或君主立宪政体。法国君主的权力无疑要受代议制体系的限制。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格伦维尔和他的内阁同僚们极其反对法国自 1789 年以来的几乎任何变革。他们尤其不能接受法国对于君主、教会及流亡人员财产的掠夺。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充公财产都应该被归还。总体而言，对于法国应该建立何种新政体，英国政府并没有提出具体而明确的建议。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认定如果没有有产阶级与法国全体人民的支持，那永不会有稳定的新政体。所以法国人的根本任务是，团结一致抵抗大革命的极端行为，支持建立有限君主制，而具体的政体形式留待日后再细作打算。当然，像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证明其不切实际的一面。英国政府联系实际，已经充分认识到，必须放弃将推翻法兰西共和政体作为此番战争的目标之一。多数内阁成员已经准备在法国内部寻找任意一种稳健的政体，且打算与之协商共建和平。几乎没有英国人仍打算为复辟法国君主制而死战。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例外情况。少数好战的保守党仍是绝对支持战争，一再游说英国必须发动一场“反 －革命”十字军运动来推翻法兰西共和国及大革命的纲领。埃德蒙·伯克、威廉·温德姆( William Wendham) 和约翰·鲍尔斯是叫嚷倡导这一战略最起劲的人，而一些宣传手册和报纸期刊如《泰晤士报》、《正英国人》也还支持保皇派的复辟观点。尤其是埃德蒙·伯克，长期致力于讨伐雅各宾主义。他深信干涉法国内政的正当合理性，因为法国大革命是如此这般地威胁到了整个欧洲文明: “我们正在与一种政治体制作战，就其本质而言，此政体对其他所有政府都造成危害，它制造和平也造就战争。但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都服务于它的颠覆目的。用它那种武装斗争学说来看，我们正处在战争中。” 因此，对于来自法国的威胁不得不以攻击的形式予以反击: “我细思，只有发动对雅各宾派和雅各宾主义的全面战争，才是我们唯一将欧洲从可怕的革命中拯救 ( 而英国是欧洲的一份子) 的机会。”在某处，他又写道: “我只有一个指导方针，就是消灭法国的雅各宾主义，同样它也是当下政治军事事业中唯一有价值之事。”如此坚定的信念支持他力促英国人民支持反法国的正义之战。他不相信法国人可以自救: “如果要治愈那些疯子，就必须像对其他疯子一样，先制服他们。” 尽管伯克强烈支持联合流亡分子及保皇派共同抗敌，但他确信并没有机会在法国内部取得 “反 －革命”的胜利。雅各宾主义必须从外部被粉碎，而这只能由一个强有力的欧洲 “反 －革命”的联盟来达成。不过，伯克并没有敌视法国普通民众，他只是力促英国用尽全力将法国的雅各宾主义连根拔掉。这是一场殊死战: “你们是敌人，要么屈服，要么征服，只有一个选择。如果剑已从你手脱落，那敌人的屠刀就会将你的喉咙穿透。对雅各宾主义，没有权宜之计，没有妥协之言。”约翰·鲍尔斯与伯克观点一致，认为法兰西共和国绝不可能与欧洲其他政府共存，他也坚持要长期宣传对法之战，以赢得更多的支持。他坚称法国正试图推翻欧洲所有的君主制，这些君主制国家别无选择，只有发动战争来抵制法国革命。只要法国在雅各宾理念治下，和平就不可能获得。他谴责那些没能意识到源自法国的威胁之规模的人们: “( 他们) 只考量了法国的武装力量，却忽略提防大革命的思想资源，是这些资源壮大了法国的实力，同时也构成了她的弱点。他们与法国的军队作战，却似乎从来没有深入他们的内心与其原则作战。”在鲍尔斯看来，只有终止大革命，恢复法国君主制，和平才能再现。他也意识到，英国不可能将某种政体形式强加给法国，但法国一定要成立一个坚实、稳定、永久和可靠的政府。?瑏瑡不过，只有古老的波旁王朝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埃德蒙·伯克同样希望法国政府无一例外地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他想要复辟波旁王朝、恢复贵族阶级统治地位并归还他们全部被没收的财产。他也希望雅各宾派被严厉惩处，但他并不期望恢复旧制度中的每一个特征。因为专制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复辟并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也不能实践法治的真谛。只有有限君主制才能造福社会，但此类君主政体需要有活力的贵族阶级支持，也需要复兴宗教文化。法国的新政体也需要从法国人民那里获取信心。极富战斗力的保守派们，如埃德蒙·伯克和约翰·鲍尔斯，虽然他们富有热情、决心及献身精神，但最终他们并没有说服政府支持其观点，也未能在 1790 年代末期实现他们最珍贵的希望。尽管皮特明确地表明英国没有能力支付伯克所期待的战争，威廉·格伦维尔作为外交部长最终仍然认同伯克的信念———英国要与法国大革命决一死战。但是格伦维尔担心持久的战争会带来无尽的痛苦并且结果也不确定。1797 年，他在论述法国大革命威胁的性质与程度时写道: “无望全面根治。邪恶已经深深扎根于欧洲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因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它势力大增，甚至彻底的 ‘反 － 革命’行动也已无回天之力。恐怕可以预见下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是宪政与政府形式所导致的战争，是君主政体、贵族统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斗争，正如上个世纪是宗教改革与领土扩张导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