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文革时农民给生产队“打工”、种田有时竟然要倒过来付钱给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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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农民给生产队“打工”、种田有时竟然要倒过来付钱给生产队！
文章提交者：男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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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以前当过知青的人写的回忆性文章——《1970：我亲历农村“一打三反”运动》说，当年他插队的那个地方非常穷，有些农民给生产队打一年工，种一年“公田”（各家自己的“私田”——自留地以外的田），在年底不仅没钱拿，扣掉一年领的粮食，甚至还要倒过来付钱给生产队（平时只“计件”、计“工分”并 发一点粮食，拖欠到年底才发“工资”，按一“工分”多少钱折算工钱，但要扣掉一年里发的粮食所折合的钱的金额。我在问了经历过文革的我的母亲后认为，原因应该是平时按定额 发的粮食往往不够吃，不少家里少年儿童多、人口多的农民或农活“任务”繁重、劳动强度高、饭量大的青壮年村民，不得不超额领粮）。倒贴给生产队的钱则是他们平时到集市上出售自己家里的自留地所种的粮食、菜获得的。凤凰卫视主办的凤凰网的频道的知青“子频道”在刊登此文时附上了对作者刘光生的简介(具体网址是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articles/8_.sht--------ml)：“男，1948年1月生，河北唐山市人，大专毕业（工业自动化专业），中 共党员。日到河北省丰润县新军屯公社鲁各庄大队插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新军屯镇的鲁各庄村)，1971年7月至1976年11月先后在丰润县高丽铺公社、老庄子公社任团委书记。1976年12月至今先后在唐山市环保局、《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部门工作。曾先后发表上百万字环境科普、新闻稿件，1990年被团中央、国家环保局授予‘全国优秀环保宣教工作者’，1998年被河北省授予‘全省十佳环保工作者’。”开启中国人的“读图”时代的，著名的期刊式丛书《老照片》的第67辑也刊登了《1970:我亲历农村“一打三反”运动》：htt--------p://w-------ww.lzp1996.c--------om/wqyd/.ht--------ml，《中国文化报》日的那一期也登了此文：htt---------p:///ht--------ml//content_30741.h--------tm。此外，陕西省政协主办的杂志《各界》的2010年第10期与中国期刊协会主办的杂志《中外文摘》的2011年第2期也都刊登了此文。不同的媒体在刊登此文时有些对正文进行了一些删减，有些则对标题进行了改动。现将此文最完整的版本——“作者博客”版转载如下（此文在作者博客中的具体地址是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bc2c10100g80g.ht--------ml）：图1：日，作者回到插队地点——鲁各庄时，在村委会门前留影。 提起当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十分陌生，但对于像我这样上点年岁的人来讲，留下的记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图2：1970年夏，作者和同县插队的同学张心昊合影。张心昊原在张庄子插队，现为唐山大学党委书记。&ignore_js_op style="word-wrap: break-"&&/ignore_js_op&图3：1971年夏，作者（左）和同县“插友”张超英（中）、齐虎生（左）在丰润县 城关 合影。张超英原在珠峪插队，后为国家科委副司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就是现在的科技部的前身,1998年改名为科技部——转帖者附注）;齐虎生原在四户插队，现为中国棉花总公司总经理。（本贴末尾附有张超英的生平简介与现在的老年照）[b]一、，打出一堆谜团[/b]“村里又来工作组了！”——1970年初春一天，我从县城开完会刚回到村里，房东泽安二哥就悄悄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并特别强调：这次进村的叫“一打三反”工作组。这次到县城，我是作为下乡青年代表，参加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会上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央刚刚下发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日）、《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2月5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2月5日）三个文件，这三个文件精神合在一起，简称就是“一打三反”。没想到三个文件刚传达完，工作组跟着就进村贯彻执行上了。这次进驻的工作组组长叫李万儒，村里很多人都认识他，听说他原来在我们鲁各庄所在公社当供销社主任，文革开始即被打倒，前不久刚刚解放。一天我去工作组住房通知事情，正好碰到他，他和我聊起这次工作队进驻的意义：后，国内外阶级敌人遥相呼应，鲁各庄也不例外。 “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打断帝修反的腿、打瞎帝修反的眼，要‘五红夹一黑’对地富反坏进行专政！”李万儒尽管是解放不久的“走资派”，但谈话那架势好像不把鲁各庄搞个天翻地覆，不抓出几个现行的反革命来绝不罢休。说来也怪，就在工作组进驻鲁各庄不久，有人反映村子周围有人打信号弹。这是阶级敌人和帝修反联络的信号！——工作组对这件“敌情”高度重视，为抓住这些帝修反的“眼”和“腿”，村里全都发了枪，开始昼夜值班巡逻。一天傍晚天刮着西北风，我正在大队部值班，李万儒进来叫大家提高警惕，今天天气这么不好，阶级敌人很可能利用这种天气打信号弹进行联络。站在旁边的大队书记吴彩新认为有道理，于是拉着我各背起一杆破旧的枪，悄悄来到村东头一个曾发现过信号弹的东大井地方，我俩在一条地沟里忍着刺骨的寒风趴了大半天，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信号弹”好象故意和我们捉迷藏，你若等它偏不出现，可无意间却可能碰见：4月 4 日傍晚，我去大队开会刚出南小街东口，忽然看到百十米远的八队队部寨墙东边窜起一颗十几米高的信号弹，信号弹升空后由蓝变红，瞬间就消失了。我立刻不顾一切追了过去，这时恰巧民兵脚前脚后也赶到那里，结果和变魔术一般——现场什么“痕迹”也没留下。让人想不到的是，开始只是鲁各庄一个村出现信号弹，可是不久周围几个村也都相继发现信号弹，后来“信号弹”范围越闹越大，以至方圆几十里、鲁各庄所在丰润县从南到北很多村庄、公社都说有人打信号弹。记得当时我听到工作组一个内部传达，说此事已惊动了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当时李雪峰正在北京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回到石家庄后刚下火车就指示，一定要彻底查清严厉打击。信号弹正闹得人心惶惶，村里又出现一个怪现象：几户社员家养的鸡脖子上的毛一夜之间被无声无息剪掉，而且还在剪掉鸡毛部位涂上了红颜色。阶级敌人如此胆大妄为，工作组认定十有八九是村里四类分子干的，于是更加强化了对他们的专政：全体四类分子一律集中到大队劳动，平时不准请病事假，不准离开村庄，家里来亲戚要立刻向大队报告；每个四类分子胸前都别上一块“地主分子某某某”或“坏分子某某某”等字样的白布条，以便于识别；每个四类分子都指定几个“贫下中农”做为监视耳目，落实上级“五红夹一黑”的要求。每次有信号弹出现，村里都立即把四类分子集合在一起，逐个盘问排查，看有没有作案时间。即便这样，鲁各庄及周围村打信号弹一直未断，直到几年后我参加工作离开鲁各庄时还未查出个结果来。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多年后，一次当年的老房东到城里看我，无意间聊起这件事，才知道“谜团”几年前已经揭开，事情出人所料：打信号弹和剪鸡毛哪里是什么四类分子干的，都是当年负责追查这两件事情的人——大队民兵连长一人所为！这个民兵连长解放初期参军，复员后原在唐山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下放回乡。因我下乡不久就在大队民兵连担任专职文书，在他手下工作，在我印象里他是个对民兵工作敬业，上下关系相处得很不错的人。这件事是怎样告破的呢？原来，当时的农村十分贫困，这个民兵连长一次竟偷偷割了一捆电话线拿到集市上去卖，没料到他割得这捆线是军用的，结果判了10年刑。据说事发后他连带交代出当年打信号弹、剪鸡毛的事情。这个民兵连长刑满释放后不久即患半身不遂，日我回村时本想去探望他，可惜那天中午我醉了酒，结果与他失去见面机会，不久听说他就逝世了，这件事至今我感到惋惜。 &ignore_js_op style="word-wrap: break-"&&/ignore_js_op&图4：日，作者在天安门广场留影。当时抱的信念是——天安门上春晖涌，纪念碑下寸心红。&ignore_js_op style="word-wrap: break-"&&/ignore_js_op&图5：1974年5月，作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台基上观看“五四”运动浮雕。 [b]二、 葱头，社员的活命钱！[/b]“胸怀自留地，面向人民币。”“要有活动钱，全凭小菜园。”——这是当年我在鲁各庄插队时社员们常挂在嘴边的两句顺口溜。 那时，鲁各庄社员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一年，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还挣不了一葫芦醋的钱”，弄不好还要倒找钱。社员平时零用的“活动钱”全靠经营自留地，当时鲁各庄及周围几个村农民经营自留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新军屯的黄瓜，郑八庄的韭菜、溪歌庄的萝卜、鲁各庄的葱头（当地可能大多是用葫芦装醋——转帖者附注）。葱头和别的蔬菜不同，炒它要多用油，只有和肉炒在一起才好吃，因此在当时市场上被视为高贵菜，价钱也比其它蔬菜贵。鲁各庄不愧“葱头之乡”，几乎家家自留地里种的都是葱头。葱头这东西喜肥喜水，要想长得好，就得“粪大水勤”。因此各家为了种好葱头，就开始与生产队争肥争水，自家茅坑的大粪想办法不交集体，偷偷往自留地里送。七队有个社员叫冯步荣，身材虚胖，由于脑袋上有一块大大的疤，背地人们都叫他“冯大疤瘌”。冯步荣常年身体不好，很少上班，但他人很勤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留地葱头的经营上。他家自留地离我的住房不远，每到春天三四点钟天还没亮，我在朦胧中经常听到冯步荣老两口站在积水坑的小码头上，提水斗浇灌自留园的声音。冯步荣种的葱头面积大、长得好，他把自家茅坑里的大粪几乎全都用在自留地，人们戏称他家自留地“一抠一把屎”。事情传到工作组那里，认为种葱头这件事是挖集体墙角、助长投机倒把歪风的典型表现，非打击不可！开始，工作组只是在各生产队学习会上讲讲，劝告社员们把自留地里的葱头秧子薅掉，可社员们都把葱头视为命根子，哪肯主动去薅，于是工作组和村革委会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五月下旬，正是葱头“坐秧”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葱头已长到核头大小，一天下午全体大队干部、党团员在书记吴彩新带领下，先把自家自留地里的葱头薅得一干二净，接着就挨家挨户地薅。当薅到冯步荣家的自留地时，冯步荣见周围人山人海，全都直瞪瞪地望着他，吓的两腿直打哆嗦，嘴里连说“我薅，我薅”，可就是不忍心下手。工作组说他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贼心不死”，当场就召开批斗会，把冯步荣拽到人群中间，一边强迫他薅，一边揭发他与集体争肥争水的罪行。冯步荣老伴见自己日夜苦心经营的葱头转眼之间就变成一堆废草，趴在自留地里一个劲打滚，边哭喊边抓着泥土往自己脑袋上砸：“葱头啊，我的命根子啊，一年的活命钱薅没啦！”（搞破坏、破坏生产，损毁劳动果实的人不是特务、坏分子、阶级敌人或城管，恰恰是村集体、生产队，是公家！生产队不仅在建立人民公社之初就抢去了农民的牛和农具，现在还“与民争利”，人民连自己排泄的屎尿都不能自己作主，由自己处置！——转帖者点评）这次薅葱头举动给老百姓造成的祸害，日后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好像过了趟日本鬼子”。葱头薅掉后，他们本来就穷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有的社员家窗户破了，连买张窗户纸的钱都没有；有的社员没钱扯布，穿的裤子是用当时进口的日本尼龙化肥袋子做的，上面印着“日本产”“尿素”难看字样。工作组走后，社员们把这笔帐都记在当时大队书记吴彩新身上，因为薅葱头是他带头干的。现在回想起来，吴彩新也挺冤的，他解放初期当兵，曾在南方参加剿匪战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复员回乡。吴彩新在村里当支书时，尽管自己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从不多吃多占，一门心思为集体，薅葱头时他首先把自家地里的薅了。可谁会想到由于执行路线不正确，到头来伤害了全村社员，前几年我们这些下乡青年回村探亲，当时的村委会干部请了很多原大队干部、老社员陪我们吃饭，唯独没请吴彩新，提起他村里至今骂名不断。图6：1970年夏，作者（右）在农村菜地里。&ignore_js_op style="word-wrap: break-"&&/ignore_js_op&图7：1974年初春，作者（左）在丰润县城关还乡河大桥上同插队知青张立新（右）、张志民（中）交谈。张立新现为唐山汇中科技公司董事长。[b]三、 冤魂，善良的冤魂！[/b]“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就是从严、从快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当年的张志新、遇罗克就是这次“从严、从快”的牺牲品。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很多地方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纷纷召开了公审批斗大会。可是鲁各庄村打信号弹、剪鸡毛的事情发生两三个月了，却连个反革命分子影子都没找到，这让工作组有些沉不住气。正当工作一筹莫展之际，一条“重要”线索反映上来了：二队社员李学敏过年期间在唐山市火车站对面商店里买梨时，和售货员吵过架。李学敏，解放前在开滦煤矿当过帐房先生，其间曾加入过工矿党，并任过区分部书记，这号人外出竟不请假，还和人吵架，也太嚣张了。就在工作组捉住这条线索的同时，二队又有人反映，李学敏在集体劳动时带块手表，左右着劳动时间；他还经常把自留地里产的西红柿、黄瓜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人说他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他还耍贫嘴：“你们看好喽，我家自留地里产的可是‘红心向党’西红柿、‘社会主义’大黄瓜。”李学敏很快就被看押起来，并从各生产队抽调基干民兵进行看管，我也在其中。李学敏这个人在这之前我并不熟悉，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我刚到这个村插队时，一次大队抽我刷写标语，一个赶车的社员路过，夸我的字写得好，并特别强调“咱们村的李学敏也比不上这个字呀”。李学敏是谁？我开始留意。一天，有人指给我一个正赶牛车往地里送粪的人：“这就是李学敏。”他高高瘦瘦的个儿，一张凹凸有致的脸上长着鹰勾鼻子，说话高声大嗓，看上去就是个性比较张扬的人。李学敏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当帐房先生时练得一手好毛笔字，一次我见到他写的字，深感自愧不如，社员夸我使我一下想起中学课本里《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的寓义，纯属偏爱过奖。李学敏关押在村中街大队部西屋，这个屋分里外两间，为方便看管，我们看守人员住外间，他住里间。我们几个看守都是单身汉，白天轮流值班，晚上集中到这里睡觉。我们值班时没什么事，就胡天海地的神聊，有时李学敏也参加。一天傍晚，李学敏被押参加公社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会回来，神情很沮丧，这时他的老伴在儿子李大路陪伴下送饭来了，她老伴站在李学敏身边，一边看着李学敏吃饭，一边反复叮嘱：“老头子，你可得想开点呀，你要寻了短见，我们娘几个可没法过呀。”李学敏看着老伴扑哧一笑：“你们娘几个想哪儿去了，放心吧，我这大老爷们那会办那种傻事呢。”待老伴儿子走后，李学敏却闷闷不乐地对我们说：“唉，三反五反我都经过了，都没有害怕，这回这运动真叫凶，关的关，杀的杀，还从严从快，我真的害怕了。”4月9日晚上，我在县里办完土记者培训班一身疲惫地回到村里，在看守室倒在炕上便睡。第二天早晨，梦乡中我突然感到有个人在推我：“光生光生，快醒醒，快醒醒，李学敏哪去了？” 我听出这是大队书记吴彩新的声音，一下翻起身跑到里屋，一看炕上的铺盖卷还铺着，但人没了。我脑子“轰”的一下，潜意识告诉我：李学敏出事了！吴彩新拍拍我的脑袋：“还傻睡呢，李学敏自杀啦！”这时屋里已聚集了七八个人，大伙随吴彩新来到后院一个浇园水井旁，我们向井下一望惊呆了：这个口径不足一米，水深不足丈余的水井水面上漂浮着两只脚。原来，李学敏那天深夜，趁我们几个看守熟睡之机，悄悄下床拉开了外屋门栓跳了井。事情发生后，我们几个看守由于看管不力写了检查（这么乐观的一个人也受不了这个“一打三反”运动，对未来绝望，自杀了！——转帖者点评）。这件事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我暗暗庆幸李学敏这个人心地善良，也暗暗庆幸我们几个看守待他不错，否则他连命都不要了，自杀前还不捎带拉几个“垫背”的——把我们几个正在熟睡的看守一 一凿死？几天后，村里召开李学敏畏罪自杀批判会。李万儒看到会场气氛沉闷，就引领群众一遍遍呼口号，想以此增加会场的火药味儿。但任凭工作组怎么呼喊，坐在台下的社员一个个低垂着头，跟随举拳头时有气无力、无精打采。李学敏无缘无故自杀使工作组一下陷入“不得人心”的难堪境地，社员们开始在背地质疑工作组，诅咒工作组。自打李学敏自杀事件发生后，工作组在村里干事“绝不罢休”的劲头收敛多了，以后除偶尔组织四类分子训训话、抓抓政治学习外，再也没有什么火药味的新举措，不久他们就卷起铺盖卷——悄悄出村了。 &ignore_js_op style="word-wrap: break-"&&/ignore_js_op&图8：鲁各庄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当年的乡亲们待我如同父母、如同兄弟姐妹，我和鲁各庄有着难以割舍的乡情，今天站在鲁各庄庄头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楼主总结：文革时农民种自留地以外的公田，生产队这种“农业企业”每月只发一点“伙食费”、“伙食”给“农民工”，“工资”、工钱一直要拖欠到年底才给“农民工”，而且粮食折算钱款的折算率高得农民甚至可能倒欠“企业”钱，要从自己出售自留地种的东西获得的钱里，要个人倒过来“发工资”给“企业”！——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当时压榨农民也压榨得太过分了吧！当年作者的“插友”，当年也在河北唐山市丰润县插队的张超英2011年左右的照片《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在报道张超英的一篇名叫《张超英：参与高新区事业足以告慰人生》的报道中，附有对张超英的简介：“张超英，1951年出生，中 共党员，研究员。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北京太阳能研究所半导体物理专业，美国加州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经济管理专业）。曾任北京太阳能研究所课题组长，国家科委攻关局能源处干部、工业局（司）综合处副处长、国家科委火炬办副处长，国家科委火炬中心高新区管理处首任处长，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科技部中国科技交流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高新区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理事、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理事。”“和讯”网新闻频道中的这个网页转载了那篇名叫《张超英：参与高新区事业足以告慰人生》的报道：htt---------p://news.hexun.c----------om//.ht---------ml&ignore_js_op style="word-wrap: break-"&&/ignore_js_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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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你打一年工，平时每月不发一分钱工资，拖到年底才发，而且扣掉伙食费后还要倒过来“发工资”、“发”钱给工厂、公司，给老板吗？！——旧社会再怎么剥削也不会叫工人“发工资”、倒过来给钱给老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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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交的公粮和“余粮”太多，所以最后留在队里，留给社员的粮食才那么少。而且每个队应上交多少“余粮”并不是在留足社员的口粮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确定下来的；而是在只让社员们吃个半饱，让社员们保持轻度、中度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确定出一个生产队应交的余粮任务的。当时由于中国大陆跟社会 主 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闹翻了，毛又错误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要爆发，因此当时大量的人力、农时、物资被用于“三线建设”、“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被用于战备工程。而且每年中国大陆又要对亚非拉各国进行大量的物资援助。关键是当时实行的是“农业支援工业（尤其是军工行业）”的政策，让农业和农民为工业做出巨大的牺牲，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的政策。国家拿农产品换外汇，再拿外汇到国际市场去买特种钢、生产线和各种工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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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到农村插队，主要干一些轻体力活，如开手扶拖拉机开插秧机打米机之类的，时间也不是很久，长的两三年，短的一年半载，便回城了。他们插队时偶尔也会生病，当地老乡热心照顾他们。当他们回城后，把这两三年的知青生活当成地狱之旅，到处向人诉苦，有的拍成了各种惨绝人寰的电视剧。他们再也不肯回到过当年插队的地方看一眼，对于在他们绝望无助时热心照顾过他们的那群老乡，被他们无情的抛到了九霄云外。那些自称羔羊般善良的知青们，对那些照顾过他们的老乡们一口一声“乡巴佬”的骂着。我谨代表那些老乡们问知青们一句，你们在乡下就两三年的时间，并不长，却到处向人诉冤，我们乡下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又该向谁诉苦呢？当年你们背井离乡来我们这里插队，是我们这些老乡照顾你们，为什么你们一个也不回来看我们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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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我是70年代的农村人。 1979年农田包产到户之前，农村所有农田全部是集体所有，不存在私有。一看就知道，你这是乱说。有一部份自留地是旱土，面积很小数量很少，是集体分给每户农民种菜自供的，属于免费的，不存在付钱给生产队。你别乱说了。12楼&有这种情况，家里没劳动力或者不愿意出工的，以前农村结算是把集体所有的收成除以工分，1个工分拿多少收成这样定，工分少的家里人多（老人小孩）就不够粮食吃，一般村里有照顾也没人追究。一个村比如1000亩地，收成其实是固定的比如单产300斤，合计就是30万斤，除公粮外剩下的就是按照工分分，家庭劳动力多的工分多的就多分一些，很正常的东西，那时候农村穷和工分制没关系，主要是人多地少单产低造成的，地分了也只有1000亩，还是30万斤粮食，集体弄还能做些开沟挖渠种树修路社办企业的公共事务，人是要多幸苦些，不过也是自己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化肥和良种推广后农村单产提高到了千斤，这个才是改变农村收入的主要因素，再加上城市工业发展能容纳更多人工作，农村的富裕劳力进城打工赚取土地外收入才慢慢富裕起来。有些人故意把当年穷的原因归结到工分制上，实际上目的大家很明白的。60年前国家基础很差，工业化也要一步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53年）6亿人口，就在11亿亩耕地上找吃的，单产200来斤你们自己说说能不能富裕，工业无基础，从53年开始一五计划156项工业开始（虽然是贷款，但是工业投资依然要从粮食出口中转化得到，这就意味着工业发展越快，留存的粮食越少。因为要出口的越多），从80万工业人口起步到76年2亿工人，粮食产量从49年的11万吨到28万吨，增长何止迅猛，只不过起点太低，绝对值仍旧不高.但是工农业基础全部奠定，就这个发展速度历史上没有那个国家能超越当年的中国，有人幻想一步登天呢13楼&
你说得不对。生产队里有一些老弱病残，无劳动能力，没法出集体工，也就没有工分收入，这没错。可你别忘了，集体会给每个公社社员每年最低300斤基本口粮啊，就是不干一点活每人每年也能分到300斤粮食，相当于今天的低保收入，这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保障不饿死一个人。这是六十年代以后的国家政策。那时候很穷，原因很多:一，是农业技术低，没化肥没农药没科技型种子，干活全靠肩挑手抬;二，政府推行政治运动多，大伙天天搞阶级斗争，斗地主抓特务批判坏份子，时间浪费了;三，形势主义大于实干利益。大家天天到生产里出集体工，早出晚归，实际上是聚在一起闲聊打闹，出工不出力，互相推诿相互拖拉，效率出奇的低，没干多少活。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这种生产队的真实情况;四，国家政策不允许。谁敢搞养殖种植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挑战公有红色制度，要按敌我矛盾处理，必须接受大公批判改造，是要坐牢杀头的。人人心里害怕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只好缩着脖子做人，结果越过越穷。“大家天天到生产里出集体工，早出晚归，实际上是聚在一起闲聊打闹，出工不出力，互相推诿相互拖拉，效率出奇的低，没干多少活”——工分按天数计算而不是按每个人实际的劳动量，按每个人犁地、翻土的面积计算，也就是说干多、干少一个样，磨洋工的偷懒者与卖力干活者工分一样多。这么不公平的制度在“不患寡，患不均、不公”的人性之下自然大家都磨洋工，生产效率非常低，粮食的亩产、单亩产量能提高的，却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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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我是70年代的农村人。 1979年农田包产到户之前，农村所有农田全部是集体所有，不存在私有。一看就知道，你这是乱说。有一部份自留地是旱土，面积很小数量很少，是集体分给每户农民种菜自供的，属于免费的，不存在付钱给生产队。你别乱说了。12楼&有这种情况，家里没劳动力或者不愿意出工的，以前农村结算是把集体所有的收成除以工分，1个工分拿多少收成这样定，工分少的家里人多（老人小孩）就不够粮食吃，一般村里有照顾也没人追究。一个村比如1000亩地，收成其实是固定的比如单产300斤，合计就是30万斤，除公粮外剩下的就是按照工分分，家庭劳动力多的工分多的就多分一些，很正常的东西，那时候农村穷和工分制没关系，主要是人多地少单产低造成的，地分了也只有1000亩，还是30万斤粮食，集体弄还能做些开沟挖渠种树修路社办企业的公共事务，人是要多幸苦些，不过也是自己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化肥和良种推广后农村单产提高到了千斤，这个才是改变农村收入的主要因素，再加上城市工业发展能容纳更多人工作，农村的富裕劳力进城打工赚取土地外收入才慢慢富裕起来。有些人故意把当年穷的原因归结到工分制上，实际上目的大家很明白的。60年前国家基础很差，工业化也要一步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53年）6亿人口，就在11亿亩耕地上找吃的，单产200来斤你们自己说说能不能富裕，工业无基础，从53年开始一五计划156项工业开始（虽然是贷款，但是工业投资依然要从粮食出口中转化得到，这就意味着工业发展越快，留存的粮食越少。因为要出口的越多），从80万工业人口起步到76年2亿工人，粮食产量从49年的11万吨到28万吨，增长何止迅猛，只不过起点太低，绝对值仍旧不高.但是工农业基础全部奠定，就这个发展速度历史上没有那个国家能超越当年的中国，有人幻想一步登天呢你说得不对。生产队里有一些老弱病残，无劳动能力，没法出集体工，也就没有工分收入，这没错。可你别忘了，集体会给每个公社社员每年最低300斤基本口粮啊，就是不干一点活每人每年也能分到300斤粮食，相当于今天的低保收入，这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保障不饿死一个人。这是六十年代以后的国家政策。那时候很穷，原因很多:一，是农业技术低，没化肥没农药没科技型种子，干活全靠肩挑手抬;二，政府推行政治运动多，大伙天天搞阶级斗争，斗地主抓特务批判坏份子，时间浪费了;三，形势主义大于实干利益。大家天天到生产里出集体工，早出晚归，实际上是聚在一起闲聊打闹，出工不出力，互相推诿相互拖拉，效率出奇的低，没干多少活。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这种生产队的真实情况;四，国家政策不允许。谁敢搞养殖种植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挑战公有红色制度，要按敌我矛盾处理，必须接受大公批判改造，是要坐牢杀头的。人人心里害怕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只好缩着脖子做人，结果越过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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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我是70年代的农村人。 1979年农田包产到户之前，农村所有农田全部是集体所有，不存在私有。一看就知道，你这是乱说。有一部份自留地是旱土，面积很小数量很少，是集体分给每户农民种菜自供的，属于免费的，不存在付钱给生产队。你别乱说了。 有这种情况，家里没劳动力或者不愿意出工的，以前农村结算是把集体所有的收成除以工分，1个工分拿多少收成这样定，工分少的家里人多（老人小孩）就不够粮食吃，一般村里有照顾也没人追究。一个村比如1000亩地，收成其实是固定的比如单产300斤，合计就是30万斤，除公粮外剩下的就是按照工分分，家庭劳动力多的工分多的就多分一些，很正常的东西，那时候农村穷和工分制没关系，主要是人多地少单产低造成的，地分了也只有1000亩，还是30万斤粮食，集体弄还能做些开沟挖渠种树修路社办企业的公共事务，人是要多幸苦些，不过也是自己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化肥和良种推广后农村单产提高到了千斤，这个才是改变农村收入的主要因素，再加上城市工业发展能容纳更多人工作，农村的富裕劳力进城打工赚取土地外收入才慢慢富裕起来。有些人故意把当年穷的原因归结到工分制上，实际上目的大家很明白的。60年前国家基础很差，工业化也要一步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53年）6亿人口，就在11亿亩耕地上找吃的，单产200来斤你们自己说说能不能富裕，工业无基础，从53年开始一五计划156项工业开始（虽然是贷款，但是工业投资依然要从粮食出口中转化得到，这就意味着工业发展越快，留存的粮食越少。因为要出口的越多），从80万工业人口起步到76年2亿工人，粮食产量从49年的11万吨到28万吨，增长何止迅猛，只不过起点太低，绝对值仍旧不高.但是工农业基础全部奠定，就这个发展速度历史上没有那个国家能超越当年的中国，有人幻想一步登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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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0年代的农村人。 1979年农田包产到户之前，农村所有农田全部是集体所有，不存在私有。一看就知道，你这是乱说。有一部份自留地是旱土，面积很小数量很少，是集体分给每户农民种菜自供的，属于免费的，不存在付钱给生产队。你别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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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个公与私的斗争，人多地少的地方加上劳动力少就有这个情况，分了地一样穷，只不过没的埋怨罢了。道理很简单，土地单产差不多，产出就是那么多，人越多个人所得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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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前，是有超支户，不是少而是很多！我在农村长大，农民种一年田可能没一分钱拿，倒欠对上的人家很多，可是口粮是按人头发的，没有少过，只记账，农民还是很苦的，我同学父亲吃了一辈子杂粮，1984年终于还清旧欠，吃上细粮，他父亲就被撑死了！嗨，苦呀！那时，有很多地方干部就会想一些办法，比如量地时，皮尺扯紧一点再放一乍，那就有富余的土地，或者把一些良田用各种方法藏起来，用来弥补农民口粮不足，湖北58年大洪水几基本没饿死人，那要感谢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他跪在地上三天给周总理打电话求粮食。那时江汉平原由于日本裂体血吸虫病的肆虐，人口锐减，再加上湖区开荒还没开始，加之内涝，粮食几乎绝收，不像现在，江汉平原的粮食可以供给小半个中国.那个时期的干部南方干部比较开放，想方设法在维持地方，北方干部比较左，所以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些历史都有记录，没人隐瞒，共产党也在反思，痛定思痛，决定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这些都以中国历史发展走过的一段弯路。那个时期谁能想到社会主义会养懒汉呀！唉，人类现在还在思想初期阶段，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必然要走的，社会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进步必然要求更多的权利，但是如何把握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责权分明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不管如何艰难，人类终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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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病态”，其实是优点。比方説，“习惯性怀疑”，总比习惯性唯唯诺诺好吧？“社会焦虑症”，总比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好吧？连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也不可一概而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逼出来的。晋朝的刘伶，肯定是被逼出来的，或者简直是为了避祸而装出来的，所以1500年来一直被同情着甚至被夸张地赞美着。 7楼&空头民逗们，有本事的就揭竿而起，血染大街，整天网上唧唧歪歪，美其名曰启人心志，实则没那胆，我估计你都不敢看回复 如果是这样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彻底批判自我，甚至反而歌功颂德，那么这样的中国人本就没有资格以中国文明的继承者自居！更没有资格对其他人的行为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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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病态”，其实是优点。比方説，“习惯性怀疑”，总比习惯性唯唯诺诺好吧？“社会焦虑症”，总比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好吧？连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也不可一概而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逼出来的。晋朝的刘伶，肯定是被逼出来的，或者简直是为了避祸而装出来的，所以1500年来一直被同情着甚至被夸张地赞美着。
空头民逗们，有本事的就揭竿而起，血染大街，整天网上唧唧歪歪，美其名曰启人心志，实则没那胆，我估计你都不敢看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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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李凝晚，你想当救世主？你的德行配吗？你知道怎么让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如何运转吗？你知道如何养活14亿人口吗？你们都不知道，只会喊口号，或者只会借机捣乱大发私财，就像那帮人渣在香港做的一样，一夜之间赚了十个亿，跟民主有狗屁关系，只跟你主子的腰包有关系！去你妈的美国民主自由！ 民逗们不知道以身作则，率先发难，只知道混淆视听，坐收渔利像楼主这种空头民逗，死多少都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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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凝晚，你想当救世主？你的德行配吗？你知道怎么让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如何运转吗？你知道如何养活14亿人口吗？你们都不知道，只会喊口号，或者只会借机捣乱大发私财，就像那帮人渣在香港做的一样，一夜之间赚了十个亿，跟民主有狗屁关系，只跟你主子的腰包有关系！去你妈的美国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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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小孩和老人不挣工分，小孩、老人多的家庭，一年所需的口粮多，一两个挣工分的劳动力所挣的工分换到的钱，扣掉一年所领的粮食的费用，就可能还要倒过来给生产队钱（有些家庭五世同堂，家里除了祖父、祖母外还有曾祖母、曾祖父！又或者没什么兄弟，父母、祖母由独生子或二个青壮年劳动力赡养）！工分是按天计算而不是按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劳动量计算的。最壮的壮劳力在队里的田里劳动一天算十个工分，普通劳动力一天算六到九工分，妇女一天四个工分——这是我父亲的老家江西广丰县沙田乡谢家村的情况。一“工分”值多少钱由各个生产队扣除全队要交的公粮和余粮后，所剩粮食的斤数乘以当时全国、全省或全地区统一的稻谷的单价，再除以全年全队总工分而得出。工分按天数而不是按每个人实际的“产量”或劳动量计算。总有一些人在种队里的田时干活不卖力，而那些干活卖力或想卖力的人，因为觉得干得多的人与干得少的人所计的工分一样多，不公平，因此干活也不肯卖力，生产积极性低，这就导致整个生产队、整个集体一年粮食的产量一直都很低。不患寡而患“不均”、患不公，“大锅饭”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必然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低，宁愿大家集体贫困、共同贫穷，也不肯去卖力地劳动！“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寡’，一个人穷，大家都‘寡’，都穷；光我一个人干活卖力，全队的粮食总产量也高不起来”——这就是当时大多数农民的心理。另外加上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本就不多的粮食却要交那么多给全国别的地方那些自己不认识的陌生人，给别人，给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自己作不了主，不能当自己劳动果实的家，作自己劳动果实的主，当然就更没生产积极性咯！当时中国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工农业产品价格实行“剪刀差”的&#8203;政策。国家把征来的粮食除了直接援助，或换成钱，买其它东西援助亚非拉国家外，还拿到国际市场去换或买生产线、工业设备、零部件，以便更快速地发展工业。还有就是当时中国化肥、农药的产量低，这也是粮食总产量低的原因之一。但关键还是“大锅饭”式的“农业生产”制度不公平，农民因“不患寡而患不公”生产积极性低（从主贴里所谈到的，当时农民种自己家的自留地时却非常卖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你傻逼，知道当时吗？没有倒扣的，最多记账。该给的口粮绝对不会少的。你们学一点政战部门的东西就胡说八道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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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和老人不挣工分，小孩、老人多的家庭，一年所需的口粮多，一两个挣工分的劳动力所挣的工分换到的钱，扣掉一年所领的粮食的费用，就可能还要倒过来给生产队钱（有些家庭五世同堂，家里除了祖父、祖母外还有曾祖母、曾祖父！又或者没什么兄弟，父母、祖母由独生子或二个青壮年劳动力赡养）！工分是按天计算而不是按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劳动量计算的。最壮的壮劳力在队里的田里劳动一天算十个工分，普通劳动力一天算六到九工分，妇女一天四个工分——这是我父亲的老家江西广丰县沙田乡谢家村的情况。一“工分”值多少钱由各个生产队扣除全队要交的公粮和余粮后，所剩粮食的斤数乘以当时全国、全省或全地区统一的稻谷的单价，再除以全年全队总工分而得出。工分按天数而不是按每个人实际的“产量”或劳动量计算。总有一些人在种队里的田时干活不卖力，而那些干活卖力或想卖力的人，因为觉得干得多的人与干得少的人所计的工分一样多，不公平，因此干活也不肯卖力，生产积极性低，这就导致整个生产队、整个集体一年粮食的产量一直都很低。不患寡而患“不均”、患不公，“大锅饭”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必然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低，宁愿大家集体贫困、共同贫穷，也不肯去卖力地劳动！“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寡’，一个人穷，大家都‘寡’，都穷；光我一个人干活卖力，全队的粮食总产量也高不起来”——这就是当时大多数农民的心理。另外加上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本就不多的粮食却要交那么多给全国别的地方那些自己不认识的陌生人，给别人，给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自己作不了主，不能当自己劳动果实的家，作自己劳动果实的主，当然就更没生产积极性咯！当时中国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工农业产品价格实行“剪刀差”的&#8203;政策。国家把征来的粮食除了直接援助，或换成钱，买其它东西援助亚非拉国家外，还拿到国际市场去换或买生产线、工业设备、零部件，以便更快速地发展工业。还有就是当时中国化肥、农药的产量低，这也是粮食总产量低的原因之一。但关键还是“大锅饭”式的“农业生产”制度不公平，农民因“不患寡而患不公”生产积极性低（从主贴里所谈到的，当时农民种自己家的自留地时却非常卖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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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病态”，其实是优点。比方説，“习惯性怀疑”，总比习惯性唯唯诺诺好吧？“社会焦虑症”，总比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好吧？连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也不可一概而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逼出来的。晋朝的刘伶，肯定是被逼出来的，或者简直是为了避祸而装出来的，所以1500年来一直被同情着甚至被夸张地赞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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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时农民给生产队“打工”、种田有时竟然要倒过来付钱给生产队！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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