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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笔马晓溪
骑自行车老子从来没扶过把。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目睹了韩流风暴席卷亚洲，也见证了这场风暴背后的种种丑闻。抑郁、自杀、雪藏、经济纠纷、潜规则、霸王条约等阴冷的字眼，构建了韩国娱乐圈的另一面。作为《贵圈》“韩国娱乐三部曲”的最后一发，腾讯娱乐记者深入“基层”，走访了那些有志从事演艺行业的年轻人，这些“小人物”的亲身遭遇，也折射出韩国娱乐产业的一些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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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在首尔的年轻人 有梦想不见得有出路在韩国首尔，有超过两百所的综合性大学设有表演系，再加上各种经纪公司的练习生培训，每天都有无数年轻人为追寻梦想挥洒着汗水，康康、安庆洪、佳佳、张宰豪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追梦的道路上，最让他们感到无力的不是日子多累多苦，而是对未来的一无所知。练习生15人中仅剩1人 韩国著名娱乐公司T大楼一共七层，地下三层、地上四层。社长等公司高层都在地上办公，地下则是练习生们训练的地方，这似乎也暗示了他们在公司的地位。
在排练室中，15岁的上海少年康康留着厚厚的韩范儿刘海儿，身穿宽大的街舞服，看上去已经和其他本土学员没什么区别。三年前，他在T公司举办的中国选拔赛中脱颖而出，被带回韩国培养。刚到韩国时，康康心里还有些得意，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众多练习生中的一个。仅T这一家公司，同期的练习生就有几十个，才艺、资质在他之上者大有人在。三年来，一起进公司的小伙伴们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同组15人中就只剩他一个人留到最后。说到这，康康的语调一下低沉很多：“他们有些人是在考试中淘汰出局了，有些人坚持不下来回去继续念书了，还有些人转去别家公司了。”“成为最顶尖的K-POP歌手，是支撑我坚持下来的信念。”为了缩短和其他练习生的差距，康康每天唱唱跳跳十几个小时，几乎没时间睡觉，那些被标记得密密麻麻的考勤卡就是最好的见证。毕业可能就失业 学表演不如做代购在中央大学表演系的教室里，一群小鲜肉正在进行形体训练，他们全是“都叫兽”的学弟。在那里，记者结识了今年上大三的安庆洪。安庆洪的长相不算特别出众，朋友们也调侃他有一张“男N号”的脸。作为普通高中的理科生复读了两年才考进这里。相比班上那些已经和公司签约或是童星出道的同学，他算是“半路出家”的典型。眼看着身边的小伙伴们纷纷接戏，安庆洪对未来有点发愁：“如果签不到公司，没有戏拍，毕业就等于失业。”他的学姐佳佳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与《继承者》中的女主角朴信惠是同班同学。韩国学费比国内高出不止一倍，为了多赚些零用钱，佳佳利用课余时间在朋友圈做起了代购生意。产品包括李敏镐、全智贤、金秀贤等人的代言商品，生意十分火爆。已经大四的她目前正在筹备毕业演出，同时也在积极地为回国发展铺路。谈起当年和她在家乡一起念艺校的小姐妹，如今已经拍了好几部电视剧，佳佳感到有点小失落。“其实这几年我也面试了一些韩国经纪公司，但都没能签约。可能还是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像台词方面我就要比他们多花五倍的时间。而且，韩国新人拿到的酬劳很低，恐怕还没有我做代购挣得多。综合比较，还是回国发展机会大一些。”一边打工一边等待试镜通知每晚六点到十点，是首尔新沙洞林荫大道最热闹的时候。追求时尚的韩国年轻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或是购物休闲，或是钻进酒馆小酌几杯。演员张宰豪也会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准时出现在街边的某咖啡店里。他端着刚煮好的咖啡走到客人的矮桌前，轻轻蹲下，按照标准姿势将咖啡杯放到客人正前的位置，动作一气呵成，脸上也始终带着微笑。然而，这个情景并不是在拍摄《咖啡王子1号店》的续集，而是张宰豪的真实生活。除了煮咖啡、调制饮料，他还要负责一切杂活。店里的生意不错，每天迎来送往很多人。他说，有好几次客人都当面赞他长得帅、很面熟，但却从来没有人能联想到他曾在电视剧《奇皇后》中的演过某个小配角。“上次拍戏还是去年秋天的事”，张宰豪颇感无奈地诉说。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挨过没戏拍的难熬日子，他在这家咖啡店已经工作了两个多月，此前他还在餐厅和酒吧做过服务员。在江南区（韩国富人区，鸟叔《江南style》的创作背景），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小演员一边打零工，一边等待剧组的面试通知。“得到一个角色很难，即便只是个小配角，前后也要面试几十次。”导演会不断地提醒他，这个角色还有很多人同时竞争，“一个角色可能有1000多人试镜，能选上除了靠实力，有时还真得靠点运气。”在没有戏拍的这半年里，张宰豪每天都在等待经纪人的电话，希望能够早点接戏进剧组。他坦诚自己外形不够硬朗，戏路会有所限制，但他依旧在等，等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像这样的人在首尔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驻足在娱乐圈大门的入口，等待迈步进门的时机。而门内那些已经步入正轨的艺人，又是否真能过得意气风发呢？硬规定：卖身契一签10年 演出费抽走8成熬过漫长的等待期，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虽然有公司力捧、有演出邀约，但韩国艺人们的实际处境似乎也并没有那么乐观。众所周知，由于韩国娱乐圈的整体机制，经纪公司对旗下艺人的管控十分严格，而这一切先要从演艺合约说起。合约一签10几年，整个青春献给你经纪公司为艺人制定的演艺合同其实就是一份“卖身契”，时间长、分成比例悬殊，如果想解约还要支付天价违约金。曾有韩星自嘲：“和公司签约后，感觉自己就像被贴上主人标签的奴隶。”由于韩国娱乐公司对艺人合约问题严格保密，具体细节很难探听。PLEDIS公司的金室长在记者的多次询问下，也只是做了简要回答：“这几年，经纪公司一般会和艺人签订5到7年的合约，也有个别案例会长于这个时间。”但据记者在首尔结识的一位经纪人S透露，韩国90后艺人当中，有一半以上和公司签订了超过10年的长期合同。有消息称当红男团EXO，除了中国成员鹿晗签约5年，其他11人都签了10年。2009年，东方神起的3位成员和SJ成员韩庚先后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提前解除与SM公司签署的霸王条约，其中一项重要指控就是合约太长。据悉，韩庚签署的最初合约期限为“从第一张专辑发行日算起，至此后10年”，但是SM公司又通过两次附属协议，将合约延长到了13年。而东方神起出道时就签了13年，若再加上2年兵役时间，整个合约期限将达15年以上。这两起合约纠纷曾在韩国娱乐圈引起轩然大波，数百位艺人纷纷联名抗议，要求国家出台政策保护艺人权利。此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发表有关合同标准的规定，严禁艺人经纪合同期超过7年。艺人成赚钱机器 演出费公司抽走8成在韩国，公司对艺人收入的抽成比例相当高，一般为七三开或八二开，新人甚至是九一开。并且，韩国偶像组合人数众多，拿EXO来说，他们的收入和公司三七分，所得的三成酬劳还要12个人平摊。这样算下来，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并不高，这也是韩星热衷来中国捞金的一个原因。BEAST组合李起光曾在节目中爆料，出道一年后才得到公司支付的800万韩币（约5万人民币）。“所有收入都要和其他五位成员一起平分，即使是个人单独出席活动，酬劳也要分成六份，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东方神起也表示公司分成存在严重剥削：“合同规定，单张专辑销量达50万张以上的情况，发行下张专辑时每位成员才能得到1000万韩币（约6万人民币）的版税，否则将一分钱也没有。而销量不好的团队还很可能被公司雪藏，甚至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出道数年的明星依旧生活简朴，买车都要靠缩衣节食，更别说是买房。金秀贤出道七年一直是租房住，直到《星星》热播后，才终于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一出道就负债 想解约先交违约金
经纪人S称，培养一对偶像组合的投资成本很大，练习生几年的培训费、包装费以及生活支出大概要花费数百万人民币，这些钱会在艺人正式出道后的演出酬劳中扣掉。可以说，每位韩国艺人的奋斗史都是一部血淋淋的还债史。为了防止艺人走红后被人挖角或者自己提前解约，经纪公司会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所需支付的违约金比例，数额之高几乎让所有艺人都无力偿还，除非你找到金主愿意帮你出这笔“转会费”。东方神起在接受韩媒采访时表示：“解除合同需要赔偿公司总投资额3倍加出道后总收益额2倍的违约金，大家根本还不起，所以只能继续被束缚。”当年韩庚解约，SM公司提出的违约金高达的20亿韩币（约1200万人民币）。虽然此事最后以双方和解告终，但风波持续了一年之久，韩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痛。潜规则：无条件服从没隐私 女星被逼陪酒陪睡经典韩剧《On Air》里有这样一段台词，形象地比喻了韩国艺人在娱乐圈中的地位：“你以为成了明星，就会变得非常有名气吗？地位也能比以前高出一截？其实变高的只有你的高跟鞋，就那么点高度而已！”即便是成名的艺人，也很难摆脱经纪公司的高压控制，行事说话仍要看老板和经纪人的脸色。无条件服从公司命令 让你干嘛就干嘛为了获得力捧，艺人们通常要无条件服从公司的一切要求。比如必须随时随地报告自己的行踪，交代一切私人问题，像家人是否欠债、最近和谁谈恋爱等，连性生活也要有问必答。对于公司安排的活动，艺人没权利拒绝，演出宣传上通告全得悉数配合。2009年，全智贤手机遭窃听事件曾轰动一时，警方调查后发现，幕后黑手居然是与全智贤合作了13年的经纪公司Sidus HQ。当时全智贤与经纪公司的10年合约将满并无意续约，Sidus HQ为了探听她的未来动向，竟采取了这一极端手法。此举严重侵犯了艺人的隐私权利，成为韩国娱乐圈一大丑闻。整容也是艺人不能拒绝的要求之一。曾经担任过SM公司中国区负责人的司捷告诉记者，在练习生阶段，每人都要定时定期接受“镜头测试”――艺人站在舞台上接受各个角度的拍摄，然后由专业人士评估是否需要接受整容。神话组合的申彗星，就曾被公司要求去垫鼻子，尽管他本人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向公司做出妥协。被老板打骂是家常便饭 见前辈必须鞠躬问好 在健康的娱乐体系内，艺人和经纪公司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的。而在韩国，由于其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上下级、前后辈、公司和艺人之间有一条明显的阶级壁垒。艺人被辱骂、被体罚的现象随处可见，有些甚至还受到生命威胁。韩国艺人Sara就曾亲眼看到一位小有名气的女歌手因与公司高层顶嘴，被打得满身淤青；神话组合的ANDY早年也曾因惹怒公司而惨遭毒打，由于脸已经被打肿了，上节目时不得不戴上口罩，而公司却对外声称是他在浴室滑倒了；而权相宇则因为提出解约，受到有黑道背景的经纪人恐吓，称要杀光他全家。此外，韩国娱乐圈“前辈”制度盛行，后辈对前辈的态度必须保持谦恭。比如，后辈见到前辈要鞠躬问好，日常交流要使用敬语。如果不小心冒犯了前辈，被羞辱打骂也不能轻易还手。张宰豪就曾因在前辈面前“抢风头”挨过打：“有一次演舞台剧，当天台下气氛特别好，观众也很热烈，我一下来了精神，即兴加了几句台词，没想到竟被前辈揪着头发，拽下了舞台。”经纪公司成专业皮条 女星陪酒陪睡屡见不鲜 比羞辱打骂更让艺人难以接受的是出卖尊严，这一点在韩国女星身上尤为严重。2009年，年仅26岁的女星张紫妍因不堪潜规则在家中上吊自杀，她的死像重磅炸弹一样给了韩国娱乐圈一记响亮的耳光。2009年张紫妍自杀，所留遗书详细揭露了韩国娱乐圈性贿赂丑闻。警方经鉴定，笔迹为她本人所写。
在其生前留下的一份长达230页的遗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出道后被经纪公司逼迫，为娱乐圈高层提供性服务的种种内幕，震惊世人。遗书中指明，在2005年至2009年的4年间，张紫妍所属的经纪公司强迫她与企业老板、金融机构高层、演艺企划公司负责人、新闻媒体主管等31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多达100余次。甚至连父亲的祭日也被拉去陪客，有一次竟与4男同床。Baby vox3组合的中国成员林西娅也曾在采访中爆料，在韩国娱乐圈，不少经纪人都会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为圈内大佬攒饭局、办酒会，他们会以“洽谈工作”的名义要求女星前往大佬家赴局，酒过三巡之后，便开始玩类似“真心话大冒险”这类游戏，尺度之大令人乍舌。有了这轮铺垫，其后的种种交易也就顺理成章地进行了。2013年底，韩媒又踢爆某知名女星卷入“卖淫丑闻”，涉嫌与企业高层、政商名流进行性交易，另还有近30多名女歌手及演员也牵涉其中，陪睡酬劳高达上亿韩币。曾赴韩国发展的台湾女星林韦伶接受访问时表示，“不上床就等着发霉，不是陪睡就是浪费青春捐给公司。”自杀潮：抑郁成夺命杀手 9年逾30位韩星自杀在硬规定和潜规则的双重压迫下，韩国明星所承受的精神压力难以想象。再加上演艺圈竞争激烈、负债、事业下滑、舆论攻击等外力因素，很多明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严重者甚至选择自杀。自杀魔咒 九年超30位艺人自杀与韩流明星的高知名度成正比的是韩国娱乐圈中的高自杀率。自2005年知名影星李恩珠在家中上吊自杀起，在随后的9年中，共有超过30位韩星相继走上绝路，其中不乏崔真实、郑多彬等知名艺人。自杀像传染病一样在韩国娱乐圈蔓延，引发全社会对韩国艺人生存状态的关注。纵观这些陨落的韩星，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生前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崔真实、李恩珠不堪舆论攻击舆论压力过大是导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2005年，李恩珠在其主演的电影《红字》中有许多大尺度表演，这一原本单纯的为艺术献身行为，却遭到了无情谩骂。电影票房失利，加上韩国公众的不理解，让李恩珠感到非常压抑。据她哥哥回忆称，“从演完《红字》后，妹妹经常失眠，抑郁症状十分严重。”在自杀的当日,李恩珠曾在个人主页上写下文章，其第一句便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2008年，国民女神崔真实在家中自杀身亡，韩国警方经调查后表明：因为“放高利贷”的谣言使她精神倍受折磨，不堪重负。在她生前，有大量网友给她留言，称“是她放高利贷逼死了好友安在焕”，并一度将她列为“韩国娱乐圈最恶毒的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崔真实在死前曾向首尔警察厅提交诉状，要求调查传言来源。可惜还未等真相大白，伊人便已消香玉损。郑多彬、禹奉植事业下滑 难以承受身份落差其次，韩国艺人更新换代太快，也是诱发明星抑郁症的祸根。曾因《那小子真帅》一炮而红的女星郑多彬，因种种原因在05年后便没再拍过戏。事业上的大起大落，让她很难适应这种落差，一度精神崩溃。她在遗书中写道：“没有理由的发火让我快疯掉。疲惫的身心让我要呕吐。头疼的直流眼泪。差点成为神经质的奴隶。”另外，今年3月被发现在家自杀身亡的男星禹奉植，也是一个被娱乐圈抛弃的艺人。多年没戏接的他只能靠做室内装修等临时工维持生计，事业上的不如意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并最终选择轻生。机制弊端：市场饱和竞争惨烈 资源分配太集中在我们为这些明星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在思考酿成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表面繁华的韩国娱乐圈，其实在机制方面存在很多弊端。市场空间有限，加速了韩国艺人的淘汰率，竞争压力巨大。再加上资源分配集中，电视台垄断推广平台，艺人失去了主动权，很容易堕入潜规则的怪圈。另外，韩国人的民族特性、男尊女卑的社会准则，也为不良机制提供了存在可能。市场空间有限 艺人淘汰率高韩国虽然只有5000多万人口，但艺人的数量却相当惊人。每年各大学电影戏剧专业的毕业生就有上千人，再加上演艺企划公司培养的大量练习生，竞争压力可想而知。有数据显示，从2010年起，韩国娱乐公司在4年多的时间内，共推出了102个偶像组合。其中，仅2012年，就有39个组合出道。在市场空间过度饱和的情况下，“红不过三年”成为了韩国娱乐圈的诅咒，很多偶像团体都难逃“一张死”（出道后发行一张专辑就解散）的命运，像CHAOS、X-5、VNT等组合仅仅出道一两年，便被经纪公司抛弃。而像东方神起、Wonder Girls、Bigbang等这样的长寿天团屈指可数。资源分配集中 电视台垄断资源分配过于集中是产生潜规则的最直接原因。有别于国内各省、市电视台数量众多，网络、新媒体应用发展成熟，韩国艺人的推广平台相对单一 ，还停留在主要依赖电视台曝光的阶段。由于韩国电视媒体都垄断在三大传播财团――KBS、SBS和MBC的手上，艺人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得罪了任何一家电视台就等于失去了1/3的露面机会。张紫妍生前男友朴一泽曾抱怨道：“艺人根本不敢得罪电视台！如果得罪了这些‘贵人'，他们便会通过各种资源和手段限制你在韩国演艺圈的发展。因此才会出现不少艺人出于畏惧和恐惧而选择屈服。”民族特性诱发韩星心理危机有社会学家指出，韩国人的民族特性也间接催生了娱乐圈这种不良机制。一方面，整个社会出人头地的观念深重，对成功的迫切渴望让韩星们全力拼搏，甚至不择手段。另一方面男尊女卑的思想仍然盘踞主导地位，女明星被经纪公司当成“社交筹码”谋取利益，潜规则是她们永远无法摆脱的精神牢笼。一旦负面新闻曝光，公众的严苛评判对她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调整：拓展海外市场 维权政策出台接二连三的悲剧给韩国娱乐圈敲响了警钟，在反思机制弊端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寻找解决办法。韩国演艺公司正努力开拓海外市场，通过跨国合作为艺人提供更大的空间；一些公司开始尝试打破传统流水线式的造星机制，突出艺人的个性，以延长他们的演艺道路。此外，保护艺人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逐渐完善，例如加强艺人合约审批力度，缩短签约期限；全国推行网络实名，以防网友言论攻击；严禁未成年女星参与大尺度表演，杜绝潜规则滋生等。
总结陈词：韩国娱乐产业，且行且珍惜
这些年，娱乐产业作为韩国文化输出重要平台，其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让世人有目共睹。随着李敏镐、金秀贤等一批韩星成功抢占内地市场，也引发了国内娱乐行业集体恐慌。通过为期一周的韩国实地调查，我们既惊叹于韩剧产业的机制成熟，又折服于造星工场的点石成金，但在其成绩背后掩盖的种种机制弊端也不容忽视，值得大家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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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韩国女演员当中就有6名曾被要求提供性交易...[]
跟韩国的整容一样出名的，是他们死于自杀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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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复读生两次申请查卷遭拒 申诉期间答卷销毁
中国青年报&&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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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查卷四处碰壁，最后试卷都没了
　　因为对河北省考试院和教育厅的答复不能接受，张女士于日向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河北省教育厅作出的答复意见，并让河北省教育厅重新组织专家评阅试卷、重新出具答复。然而，桥西区人民法院却最终裁定不予受理，其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文件，对不服信访处理意见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张女士想不明白，自己去教育厅要求复查试卷，怎么就成了信访行为？原来，教育厅给她的答复意见是河北省教育厅信访工作机构出具的答复意见，并盖有河北省教育厅信访专用章。就是因为她的行为被归为信访行为之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都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张女士认为，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的通知》，复核试卷程序是明确的行政行为，不是信访行为。而他们也从未去信访部门登记过，故教育厅信访室出具成绩核查答复，其内容、程序都是违法的。于是她又向河北省政府法制办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对此予以纠正。结果又一次失望了。
　　张女士又尝试着走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她再次向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提交申请，要求向考生及家长公开小刚2009年、2008年原始高考试卷、答题卡，及两次评阅试卷的实体试卷资料，即何时、何地、何人签字参加阅卷复查的。
　　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作出答复称，小刚两次的高考答卷都由评卷专家组重新组织评卷并认定试卷评判无误，符合评分标准，所给分数合理有效。
　　答复意见中提到，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当考生提出试卷复查时，均不允许考生直接接触答卷。教育部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考生答卷不得公开，只允许相关评卷人员接触答卷。目前，教育部《信息公开实施办法》正在制定过程中，待实施办法出台后，我们再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考试院和教育厅都说高考试卷是国家机密，任何人无权调取查阅。可是，教育部不是宣布实行高考招生工作阳光工程吗？试卷为什么就不能公开呢？”张女士不服气地说道。
　　本以为苦苦申诉会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可没想到，最后的答复是“考生答卷已按规定销毁”。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在签章意见的最后提到，“根据教育部2008年和2009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36条规定：‘考生答卷保存期为考试成绩公布后半年’。我院已于2009年年初及2010年年初将上一年度的高考考生答卷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清理，故考生答卷已按规定销毁。”
　　而在此之前，张女士曾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请求河北省政府法制办保全考生曲某的试卷和答题卡，并附上了《试卷证据保全申请》。
　　高考查卷的是非之争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高考高招咨询热线杨女士说，历年来教育部都规定不能查卷，学生是不能接触试卷、看到试卷的。最多就是合分，看分数是否相加正确，但现在合分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以前是手工改卷，或许有错误，现在都实行网上批改，试卷扫描到电脑里，连改卷老师都看不到原卷，并且都是至少两个老师批改，如果两个人批改的误差较大，就会转给第三个人再批改，这样误差可以争取到最小，“所以分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她说，现在要求查卷的考生并不多，个别有争议的，也是考试院组织专家复核试卷，再给文本通知。如果非要看试卷，只有走法律程序，但最后的结果也都是不能看试卷。
　　对当前“查分不查卷”的规定不满的考生，不只小刚一个。
　　2009年7月，开封考生邢如风就因数学只得了1分而申请查卷。“我能否争取看一下自己的高考试卷？”招办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要求不太现实，查看试卷需要严格的程序，“省招办没有这个时间，也没这个能力。”
　　2009年10月，北京考生小峰(化名)因对试卷评阅成绩不满意，向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办公室要求查阅其试卷并向社会公布评分细则，在遭到拒绝后，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诉至法院。
　　不过，也不乏成功案例。据中国法院网报道，2008年高考成绩发布后，因怀疑评卷教师打分有误，河南考生小刘申请查阅试卷，高招办以“高考试卷属于国家秘密”拒绝了他的要求，小刘遂将河南省高招办告上法庭。郑州中院受理了此案，并支持小刘的申请，责令省招办对小刘公开其2008年高考试卷。
　　著名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一旦开放高考查卷，问题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杨东平说，理论上，考生应该拥有考后查卷的权利，但从操作性上考虑，可能会非常复杂，哪怕只有5%的学生申请复议，就很难进行了。“愿望和操作两者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杨东平认为，要开放考生查卷，只有使它变成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建设，这样才能成为一种可实现的权利。
　　说到查卷的可行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如果考生查卷要具体到每一道考题，这确实存在困难。一方面，会增加查卷工作量，它是对试卷的重新批阅，如果提出查卷的考生特别多，完成查卷工作会需要很长时间，但高考录取是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规定查卷的时间也只有一两天。另一方面，有人可能钻这个空子，出现权钱交易，尤其是一些主观题，比如20分的作文改成30分，“那就没有规则可言了，反而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熊丙奇也认为，要求阅卷老师在第一次批阅时做到过程严密、认真负责，这样可能更有价值，而后续查分的操作性和公平性很难实现。（王俊秀 实习生 吕昀蔓）&&[2]
 编辑:张阿芳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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