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文化大革命”逐步在天津全面发动起来。党的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文化大革命”的持续开展，加之唐山大地震的影响，使天津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的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抵制和抗争，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文化大革命”在天津的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在天津的全面发动经历了由党内到党外，由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到工厂农村，由社会动乱到全面内乱，由造反夺权到建立各级革委会的过程。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吴晗，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这一批判发展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运动中“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并转发全党。不久，“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被调离或停止了工作。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毛泽东对军队中所谓“反对突出政治”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批评。1966年1月，全国开展了“突出政治”大讨论。

根据全国统一部署，天津市委作出《关于开展突出政治问题大讨论的决定》，要求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市开展一次突出政治大讨论，提高全党对突出政治这一根本性、方向性问题的认识。市委指出，开展突出政治大讨论的目的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扎扎实实地、更有成效地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使毛泽东的书真正成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摆正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把政治工作真正摆在第一位”，强调“突出政治大讨论，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市委要求学习、研究有关文件，特别是要进一步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用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人们“揭发”缺点和错误。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此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5月11日，河北省委在天津召开文化革命工作紧急会议，要求认清形势，紧跟中央，积极投入战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由领导、专门班子、广大群众“三结合”的革命理论队伍，并要求党委加强领导。5月21日起，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等文件，天津市委领导人等出席会议。6月3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强调“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要求打破框框，放手发动群众，把突出政治的大讨论转到“文化大革命”上来。

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天津市各中学率先刮起造反风，“造修正主义的反”。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

6月6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混乱现象，劝告学生不要上街贴大字报，工厂不能停产，医院不能停诊，学校不能停课，机关不要停止工作。不久，市委又召开各部委、区委领导干部会议，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要抽调一些力量，加强对中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但是局势仍然向着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6月21日，天津市第十六中学(今耀华中学)学生在全市高三学生庆祝改革高考制度大会上散发《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揭发批判”市委的所谓“严重错误”，号召中学生起来反对市委领导干部。此信言辞激烈，充满所谓“造反精神”，被说成是“吹响了天津市革命群众向盘踞在天津市委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起的进军号，狠狠地刺中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要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天津燃烧起来了”。

正在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市委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坚定地认为天津市委是革命的，十六中学生揭发批判市委的行为是“闹事”，要组织全市群众及各学校师生对这封信进行辩论，并于22日向十六中派出工作组。派出工作组的举动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毛泽东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之后，天津市委不得不宣布支持十六中部分学生散发的《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检查在“十六中事件”中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陆续撤走派往各大专院校、中学的工作组。7月23日，在华北局工作会议结束当天，天津市委决定在全市市、区机关和宣传、文教系统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

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决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从8月18日起，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大串连，免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串连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扫“四旧”(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好得很！》的社论，全国随之掀起一股扫“四旧”、抄家的狂潮。

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他们甚至冲进天津市委大楼，殴打工作人员，抢走部分文件。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人，被当做“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围攻、批斗、抄家，遭到侮辱、殴打和迫害。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同时，在“冲垮官办文革”、“自己解放自己”的喧闹声中，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天津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

9月18日，天津市十六所中等学校红卫兵和学生召开首次“揭发批判”天津市委的大会。第二天，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万晓塘逝世后，天津广大干部群众深感悲痛，几十万干部群众连续三天参加悼念活动。然而这被指责为天津市委“用死人压活人”，从而使天津陷入更加深重的政治灾难之中。“天津高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先后成立。

10月5日，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10月9日至28日，中央又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

在此形势下，天津市部分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万(万晓塘)、张(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层层发起“炮轰”、“火烧”“万张集团干将、爪牙”的行动。种种越轨不法行为的不受约束，使整个社会不断陷于动乱之中。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围攻，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

面对这种局面，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工业生产领导的通知，要求妥善安排革命和生产，努力做到“革命生产双丰收”，保证生产不致中断。

12月，中央进一步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从此，“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进一步扩展到工厂农村。这使大批工厂企业被卷了进去，许多领导骨干受到冲击，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生产秩序陷于混乱。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天津市由河北省省辖市恢复为中央直辖市，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

此时，在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天津造反派掀起夺权浪潮。许多单位和大中学校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天津市85个工人、学生“红卫兵”组织及北京驻天津群众组织“联络站”还连续发出《紧急通令》和《紧急通知》，诬陷天津市委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并提出所谓“严正警告”。这更加剧了天津市的混乱局面。

在全国夺权狂潮中，夺权者与倾向于支持原来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这一派夺权者与另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由此发展成为“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还批发多项命令、布告、通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1月23日，驻津人民解放军奉命进行“三支两军”工作(“支左”机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驻军支持革命左派联络站”，简称“驻军支左联络站”)，正式介入天津市“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支左部队介入后，奉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接管了一些重要单位和重要目标，严厉打击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并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进行支工、支农等项工作，基本代替原天津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职能。但是在“左”倾方针影响下，“三支两军”工作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在实行“三支两军”的过程中，按照毛泽东“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及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夺权指导方针，2月，天津市成立“三结合”“夺权筹备小组”(也称“夺权领导小组”)，并先后组织召开天津市贫下中农、市级机关干部、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等学校红卫兵和职工五个系统的代表会议(即“五代会”)，分别选出参加“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会议”的代表，同时推动各区、工厂、学校、部门、企业单位迅速实现大联合。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做法还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成为全国典型。

6月，“天津市夺权领导小组”改名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小组”)。“革筹小组”与驻军支左联络站、警备区党委联合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万晓塘、张淮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天津的忠实代理人、天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筹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采取武斗的形式攻击军工厂和天津市的一些单位，并与“五代会”相对立。为解决“五代会”与“大联筹”的矛盾，两派代表参加了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后经中央领导人指示，达成停止武斗、扩大“五代会”、扩大“革筹小组”的协议。

12月1日，毛泽东批准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委会)。6日，市革委会宣布成立。市革委会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行更高程度的集权，并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

市革委会成立后，紧紧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把天津市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总任务，推动“左”倾方针政策在天津的贯彻落实。一是建立各级革委会。到1968年3月6日，全市13个区全部建立革委会；市属各局有88%的单位、96%的基层单位建立了革委会。二是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规定全市各级机关一律每日上午8时至9时，星期三下午为毛泽东著作学习时间，组织全体人员学习，并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解决阻碍“紧跟部署”的问题。三是开展文化系统和公检法系统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为“彻底揭开”天津市文化界和公检法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出“黑会”(即“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黑戏”(即《新时代的狂人》)、“黑后台”，在“揭开天津阶级斗争盖子”和“砸烂文艺界”、“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全市掀起一股针对“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在天津的“死党”及“变色龙”、“小爬虫”等“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浪潮。四是以文艺界、公检法为重点，全面开展“一批三查”(“一批”即“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三查”即一查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查“混进内部的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三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运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连续召开各种批斗“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天津代理人的大会和电视大会。至下半年，全市又掀起一股“抓叛徒”的浪潮，肆意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群众，罗织“罪名”，制造了所谓“深泽叛徒集团”、“献县叛徒集团”等。五是开展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以“红卫兵”为主，各级“清理指挥部”全部出动，清理所谓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包庇下来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流氓、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以及其他分子”。六是组织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科研等单位，掀起“斗、批、改”高潮。在这个阶段，市革委会还按照中央要求，“解放”了大部分领导干部，组织干部下放劳动，逐步组织工农业生产并开始组织医务人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党的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通过的党章，对党的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天津的“斗、批、改”运动

党的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按照党中央部署，天津开展了“斗、批、改”运动。1971年9月后，初步开展了对经济的整顿。

党的九大之前，毛泽东曾经提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据此，九大向工、农、商、学、党、政、军、民各方面、各单位都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斗、批、改”还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和“斗私批修”，实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目的，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毛泽东还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

为贯彻九大精神，1969年5月，市革委会制定了《天津市斗、批、改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认真落实政策，开展整党建党工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

“斗、批、改”运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任务。1967年10月，为准备党的九大，毛泽东提出整党建党问题，并提出“五十字建党方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和“吐故纳新”(“吐故”就是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纳新”就是吸收“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把“忠于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挑选到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中去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些指示，天津市从1968年初开始整党建党试点工作，建立由干部、解放军代表、党员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整党领导小组，开展建党路线问题上的大学习、大批判，发动群众，开门整党。在试点基础上，10月，市革委会决定在“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委员会已经树立起无产阶级权威、阶级阵线基本分明的单位”开始整党建党工作。至1969年3月底，全市有1/3基层单位进行了整党。党的九大后，根据九大精神和新党章的要求，以及北京“六厂二校”、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经验，市革委会在天津城乡全面开展整党建党，坚持在阶级斗争中整党建党，狠抓思想整顿，对党员开展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继续革命和新党章的教育，然后开展组织整顿，恢复组织生活，吸收新党员。1971年5月，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解学恭当选为市委第一书记。此时，全市绝大多数基层单位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这次整党建党不可能根本解决争权夺利、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等问题，而且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条件。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次整党建党对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作用。

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党的九大后，市革委会发出文件，要求进一步认识开展大批判的意义，各项工作都以大批判开路，坚持下去，贯彻始终，明确任务，结合实际，全面规划，既要发动广大群众，又要组织精干的大批判写作班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所谓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批判成为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手段和舆论工具。

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初，党中央分别发出通知和指示，大规模地部署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2月，市革委成立市清查“五一六”分子领导小组，将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反对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天津市主要领导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陷入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中。 进行“教育改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用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8月，经过群众推荐，再由各级革委会逐级审批，天津市选拔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71年天津的几所大学开始试点招生。1972年3月，天津八所院校自1966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以来第一次全面招生。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改革”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习过程中业务、文化课程大量减少，造成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虽然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总的来说，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教育改革”，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在城市中小学，实行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革命师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在农村中小学，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这些措施，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从1968年到1977年底，天津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38.5万人。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但是也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斗、批、改”运动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所有领域和部门，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斗、批、改”便很少再被提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运动、全国大串连和“全面夺权”，使国民经济因受到破坏而急剧恶化。随着各级革委会的陆续建立、党的九大的召开以及各级基层组织的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1969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提出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1970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拟定了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1971—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为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1970年4月，天津市召开计划会议，讨论并拟定1970年和“四五”经济计划初步设想，要求加快地方工农业建设。8月编制的《天津市第四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草稿)提出，要充分利用天津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工业基础，苦战三年，改变落后面貌，在第四个五年中，把一个天津变成三个天津，把天津建设成为全国的化学工业基地，为支援农业、支援国防、支援国家战略基地的建设，为支援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计划由于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确定的高指标完全脱离了天津的实际。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开展整顿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市委、市革委会一方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另一方面开展“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贯彻整顿措施，进一步落实政策，发展国民经济。安排和落实天津市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推动工农业发展。筹建天津石油化工总厂和造纸工业原料基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建设，发展郊县工业生产。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改造，举办天津市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展览会。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三年改变港口落后面貌”的要求，实施第三期港口扩建工程，加强天津港设施建设和机械装备，解决压船问题。加强对外交流，与日本神户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加强农村公社卫生院建设，提高城市卫生工作水平。这些整顿措施使1971年至1973年的天津工农业生产呈现恢复、上升趋势，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周恩来主持的整顿工作是与纠正“左”倾错误、批判极“左”思潮相联系的。这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作出林彪集团正是极右而绝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

在这种形势下，市委把批修整风作为头等大事，并称重点是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同时，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绝对化、片面化，提出学不学大庆、学不学大寨，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左”的烙印。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党的十大继续了党的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党的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文化大革命”在天津的结束

党的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学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

为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天津市委确定了由市委直接抓的“批林批孔”试点单位，举办有区、县、局以上的领导干部和新提拔的青年干部参加的“批林批孔”学习班，还分别召开市级机关和全市“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天津市委主要负责人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宣扬影射史学，在全国带头批宰相、批周公，捧女皇、吹江青，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6月19日，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来天津，参加天津市委召开的有80个分会场、共10万人参加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听取天津站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并在会上作“评法批儒”的讲话。江青还到天津宝坻县小靳庄大队、天津重型机器厂和大港油田4号井活动。她亲自将天津站、小靳庄、重型机器厂指定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三个“点”。

天津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根据江青讲话精神和意图，印发大量《儒法斗争史》和《小靳庄诗歌选》。7月，市委决定加强对江青指定的三个“点”的领导，并决定组织班子研究法家著作。《天津日报》开辟专栏，连续报道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理论小组”宣讲“儒法斗争史”的“经验”。天津出现一股“评法批儒”的浪潮，为全国瞩目。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在全国作出“样板”，8月，市委又召开“批林批孔”工作会议和注释出版法家著作规划会议，制定天津市注释出版法家著作规划，并对批判儒家的通俗读物、研究儒法斗争史的写作作出安排。

在1974年6月至1976年8月的两年多里，江青七次来天津活动，推动天津的“批林批孔”运动，大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干部。在此期间，江青还亲自策划，于1976年2月26日在《人民日报》抛出一篇题为《“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小靳庄大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前进》的通讯，吹捧小靳庄大队的“反潮流”精神。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也有所察觉，因而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特别是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多次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闭幕后，鉴于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全面整顿，着力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

在这种形势下，市委、市革委会召开一系列会议，贯彻中央和国务院有关精神，促进天津的整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支持整顿铁路工作。安排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制定天津市“五五”(1976—1980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提出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的方针，农业要搞好水利建设，工业要在大力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挖掘潜力的同时，重点建设钢铁、石油化工、电力等骨干项目。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动工业生产发展。为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在“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生铁保二十(万吨)，炼钢超百万(吨)，七项指标全实现”的行动口号下，掀起群众性的夺钢保钢热潮。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整顿工交系统企业，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推动“普及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设蓄水工程，提出要充分利用地上水，合理开发地下水，解决天津市工农业用水问题。经过一年的整顿，天津经济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取得一定的成绩，1975年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年度计划，比1974年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步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趋势遭到“四人帮”等人的反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逐渐不为毛泽东所容忍。毛泽东虽然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天津市委召开常委会，强调当前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使各级领导能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成果”。

而此时，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天津人民为失去敬爱的周总理而深感悲痛。在市委、市革委会不组织群众举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从15日起，便自发地、分散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追悼会，以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

市委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文件。会后，向中央报送了攻击、诬蔑邓小平的报告。2月，进一步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动员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4月8日，市委、市革委会召开10万人大会，市委主要负责人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两个《决议》，并在讲话中要求“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的两个《决议》，“声讨天安门的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市革委召开“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等罪名，判决一批人。

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严重地波及天津。11月15日，复发强烈余震，震中在天津市宁河县。两次大地震共造成天津死亡24398人，重伤21874人；遭到破坏的各类建筑共计7052万平方米，占原有面积的68%。办公用房、工业设施、商业网点、学校、医院、文化设施以及道路、桥梁、水库、上下水道、邮电通讯、农田水利设施等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天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面对灾难，巍然屹立，奋起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在余震频仍之中，先人后己地抢救群众，舍生忘死地排除险情，迅速恢复生产，社会秩序井然。

正当天津人民奋力投入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时候，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市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的哀思和怀念。在人民群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焦虑担忧之际，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天津的党组织和人民，以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的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对“左”倾错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形式多样的抵制和抗争。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打倒的，或是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困难中坚持生产，坚守岗位。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工农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保持了一定速度的增长，许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填补了全国生产上的空白，有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一、起义失败后的广州社会状况

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狂叫“宁可枉杀三千，不要放走一个”，许多走避不及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都大批地被逮捕，随后是严刑拷打，枪杀和活埋，敌人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捉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就不问青红皂白的一概格杀勿论，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活活烧死，广州市的一些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尸体。仅14日至19日，就公开屠杀了 5700多人，苏联驻穗领事馆5名工作人员亦惨遭杀害。广州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广州起义的爆发，促使汪(精卫)派军阀张发奎等在广州的统治迅速崩溃，桂系李济深的势力重占广州。另一方面蒋(介石)系军阀在广州的代理人陈铭枢，极力拉拢广州军阀李福林等扩充实力，因而广东政权分别落在蒋、李(济深)军阀之手。两系军阀对峙抗争而其他小军阀则各依一系以求生存。各系军阀霸占险地，到处征派军费、招募新兵，残酷地镇压工农革命力量。

桂系军阀重占广州后，即与当地豪绅买办资产阶级陈廉伯等勾结起来，对工农革命运动继续进行血腥的镇压，他们对革命群众施用酷刑后，或斩首或烧死，惨无人道。与此同时，恢复了反动的“商团”组织，解散革命工会并迫害罢工工人。在乡村，他们极力帮助地主武装“民团”，进攻农民，解散农会，镇压农民暴动。在城市，他们还以工贼爪牙组织“街坊自卫队”。无数群众被当作共产党员而遭杀害。

由于桂系与蒋介石矛盾加剧，1929年3月，蒋介石利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机，以邀李济深到南京开会为名，待其到达后即予以扣留，并剥夺了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权。粤籍军阀陈济棠和陈铭枢分别取得广东的军政大权。二陈为了争权夺利，又勾心斗角，各自扩充实力。

1931年，陈济棠为了撵走蒋介石的追随者陈铭枢，他趁与张(发奎)桂联军作战之机，不断扩军，使陈铭枢受到威胁。同时，陈济棠联合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反蒋，陈铭枢自感不能在广东立足，于4月悄然离穗。广东的军政大权遂落入陈济棠手中。

    在这之前的几年中，由于军阀混战，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严重混乱。工厂商店大批倒闭，百物腾贵，民不聊生。同时资本家又恢复包工头制，降低工资、增加工时，任意开除工人，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地主也以办“民团”为名，搜刮农民。人民群众过着悲惨的生活。

陈济棠独掌广东军政大权后，大力扩编军队，以重金向国外购买武器装备。为了解决其军事扩张的费用和保持广东半独立的地位，他利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进资金、设备、商品和先进技术，发挥广东优越的自然条件，制定了保护粤省工业的一些法规和政策，在组织管理制度上也作了一些改良。几年后，全省在工业、农林渔业、商业、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对这段历史，1980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美籍华人、大学教授)时已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⑥

被称为“南天王”的陈济棠，在政治上惯于耍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同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 (即西南政府)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抗衡，一方面又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充当剿共的南路军总司令，联合“围剿”中央红军；一方面打着反蒋抗日的旗号，一方面又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为了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他一方面摆出进攻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架势，搞些小接触，向蒋介石请功，一方面又于1934年九十月间，电约中央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使中共红军1935年能顺利通过粤境进行长征。这一停战协议的签订，是陈济棠为保住自己地盘而对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做法而作出的一个反抗，而不是说明陈济棠已经转向拥护共产党。⑦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仍然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自己政权的仇敌。他不仅通过其爪牙暗杀迫害共产党人，而且对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的革命活动也加以镇压。由于陈济棠政权具有的这一残酷性，使中共广州地下组织在黑暗中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二、市委机关屡遭破坏，领导人前仆后继

1928年1月1日至5日，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全体会议，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时，过多地追究领导者个人的责任，并采取了惩办主义做法(后来中共中央对此作了批评)，原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在这次会议上被撤去了职务。在省委的指示下，以麦裕成为书记的广州市委迅速组成。麦裕成曾参加广州起义，他深知在广州敌人的刀光剑影下，出任市委书记是极其危险的，但他仍以党的事业为第一生命，毅然地挑起了这付重担，与市委委员周文雍、季步高等人一起为实现省委全体会议上确定的工作任务而进行斗争。但不出麦裕成所料，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市委机关就被国民党卫戍司令部谍报队破坏，市委委员黄丽江、范慎修相继被捕，麦裕成则在召集区委联席会议时亦被敌人抓去并杀害。省委指示迅速恢复市委，季步高任市委书记，市委委员中仍有周文雍。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省委派他由香港重返广州，担任市委委员，并派女党员陈铁军当他的助手，开展工作。他们回到广州后，扮成一对华侨富商夫妇，租住房子，以此作为党的秘密机关，很快恢复了被严重摧残的基层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络网和交通线。根据党的指示，他们酝酿在春节期间发动工人举行骚动(又称“春骚”)。由于叛徒告密， 1928年2月2日，他们两人在安乐坊住所同时被捕。在狱中，周文雍坚贞不屈，尽管敌人施以酷刑，使他多次晕死过去，但都未能得到任何东西。当敌人拿来纸笔强迫他写自首书时，他却愤笔疾书，痛斥反动派的无耻和罪恶，还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一首气贯长虹千秋传颂的壮丽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敌人无计可施，最后判处他和陈铁军死刑。面对死亡，周文雍和陈铁军神态自若，毫无惧色。1928年2月6日，他们被押赴红花岗刑场，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群众闻声赶来，尾随刑车，形成了悲壮的送别行列。周文雍1905年出生在广东开平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1922年考入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中共党员，就义时23岁。

2月27日，省委派吴毅到广州，与季步高共同进行恢复市委的工作。战友的牺牲，更激励了他们要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在他们的努力下，5月间，中共广州市委重新组成。市委书记的责任再次由吴毅去承担，季步高任市委常委兼兵委书记。

吴毅与季步高来自四川和浙江，分别在广东大学(后称中山大学)和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均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已在广州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广州起义期间又驰骋在枪林弹雨之中。起义失败后，他们仍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先后从香港潜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广州，开拓党的工作。吴毅重新任市委书记期间(1928年5月至7月)，在党的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通过交通员宋维静(宋石锋)向她在国民党政府里当官的父亲那儿取得一笔钱，并巧妙地将她的家作为党的秘密机关，从而在这里先后油印出版党的刊物《手锤凿》和《工农兵》，及时报道了有关斗争消息和传播革命道理，指导广州的革命斗争。他分配特派员到油业、手车、起落货等业工人中去发展工会会员，并派人指导郊区农民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季步高除深入到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外，还利用黄埔军校老同学的关系，到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广州将要熄灭的革命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但1928年七八月间，他们先后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牺牲时年仅21岁和22岁。

1928年7月，省委派蒋光廷等人重建广州市委。但在8月 17日，市委书记阮峙垣在出发增城开展工作时被国民党军队抓走，市委其他负责人蒋光廷、吴星崖、闻禧、方达史等十余人先后被捕。

1928年8月，广州市委在省委派来的钟伯喧的筹划下，迅速重建，9月，市委书记李耀先被捕，市委再遭破坏。李耀先是广东揭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广州起义前夕，他协助周文雍等人组织广州工人赤卫队，并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仍留在广州坚持斗争，先后担任中共广州市河南区和芳(村)花(地)区的区委书记。在任广州市委书记期间，在他的领导下，广州工人进行了经济斗争，郊区的农民亦起来反对“护沙队”的欺压，反对征收渡江租、谷埠费等。但李耀先不久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无惧色，当敌人要他写坦白书时，他却利用这个机会详尽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英勇就义时仅

李耀先牺牲后，至1929年1月，仅在4个月的时间里，在省委指派下有四届广州市委产生。在这四位市委书记中，许潮和邓发很快回到香港调任其他职务。姚常和黎伟雄则被捕叛变，给中共广州地区党组织造成很大的破坏。为扭转这个局面，省委于 1929年5月派遣长期在番禺地区担任领导工作的凌希天主持广州市委的工作。凌希天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9月间，他组织了部分工人和市郊农民开展政治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10月10日，他还利用国民党纪念“国庆”节活动，组织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到街上散发传单，动员群众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凌希天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一些党员，重建了党支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凌希天和广东省委交通员沈卓青以假夫妻身份作掩护。10月下旬，他们去香港请示工作回广州时，在西濠口码头被广州市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长梁子光逮捕，10月27日，才29岁的凌希天被枪杀于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坟场。此届市委亦告结束。

1929年11月至1932年8月这段时间，中共广州市委(曾改称中共广州特别支部)仍有五次重组。其中三次又遭敌人破坏。1930年5月27日，因市委所在地被敌人侦知，市委成员10余人被捕，市委书记杜式哲牺牲。杜式哲1905年在泰国曼谷的一个贫苦华侨工人家庭出生，后回祖籍广东澄海县读书。1926年入党，潮梅地区是他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1930年4月省委派他前往广州任市委书记。他要求市委机关的同志，利用各自的公开身份和职业条件，做好宣传教育各阶层群众的工作，打好党在工人中的基础。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地表示：“为革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乃自身之夙愿，夙愿以偿，抛头颅也在所不惜。”7月1日，杜式哲与其他被捕的市委成员就义于广州红花岗。1932年3月中共广州市特别支部书记杨泓章，到香港汇报工作。由于省委驻香港特派员廖亦通叛变，省委遭受破坏，杨泓章在省委招待所被捕。1932年8月10日下午，敌人逮捕了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复，于当晚秘密杀害于南石头“惩戒场”。“惩戒场”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噩耗送到樗园陈宅。其父陈树人是著名的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又是著名的民主革命者，一贯支持陈复的革命事业。当他获悉爱子牺牲后，悲愤万分，写下了《哭子复》八首七绝，怒斥国民党反动派“人情天理已无存”，称赞陈复“革命至情能似此，已非吾子是吾师。”陈复是广东番禺人，1925年被广东革命政府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苏联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回国后，在广东和天津等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被敌人杀害时才25岁。陈复任宣传部长的这届市委在1932年10月被破坏后至1936年这段时间里，广州党组织被迫中断。

广州市党组织屡遭破坏，领导人接连被捕遇害的原因，从外部来说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从内部来说则是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危害。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但在1928年1月广东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却片面地根据海陆丰一些地方仍有农民暴动的情况，就以为广东革命形势仍继续高涨，把组织广东的第二次暴动作为当前的工作中心。 1928年1月25日省委在《致广州市委第一封信》中就说“我们目前的策略应是积极的进攻”，4月12日省委在《广东政治任务的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又指出“广州是全省政治中心”，“广州暴动的再起，又必然是全省暴动的完成。”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有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已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同时敌人也加强了白色恐怖的统治，此时党在广州地区的工作应是采取隐蔽的方针，逐步发展革命的力量，以待时机再起。而省委却急于要求广州市委为发动第二次暴动而采取进攻的做法，则把广州市内很有限的力量暴露了出来，更容易遭受敌人的镇压。而且，省委在干部政策上采取“左”的惩办主义的做法，也是使党牺牲了不少同志的原因之一。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已是乌云翻滚，血雨腥风，但省委却把曾参加广州起义领导工作被通缉而退却到香港的同志再派回广州，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样做无疑是把他们送进虎口。再者，党刚转入地下斗争时间不长，还缺乏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所以在1928年期间，广州党组织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另外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它虽然很快得到清理，但是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又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这两次“左”倾错误不仅给苏区工作带来巨大损失，同时给各白区党内的工作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就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其错误路线则能更快更直接地在其他白区的党组织中推行。这些便是广州党组织几年来付出惨重代价的主要原因。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④  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人民日报1958年7月30日。

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⑥  《南天岁月》第3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⑦  《南天岁月》第4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三、低潮时期广州的工人运动

中共广东省委在1928年1月举行全体会议时，由于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而确定的发动第二次全省暴动的工作方针，对广州工人运动亦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1928年上半年，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连续发生。渣甸船务公司大涌口货仓起落货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的斗争，因得到市委的领导而取得了胜利。但铁路工人要求恢复以前订定条件的斗争，粉面工人反对取消零碎收入的斗争，还有自来水厂、兵工厂、电灯厂等工人的斗争都归于失败。这不仅因为工贼从中破坏之结果，更主要的是因为党在工人工作方面存在如下的问题：在发动工人进行经济斗争时，必定提出过高的政治条件和政治口号，最后还是归结到暴动，这就把当时因广州起义失败、还存有恐惧情绪的工人群众吓跑了。而一般工人当时迫切要求的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小斗争。当时党内的做法却是寻求大的斗争，忽视小的斗争，对工人自发搞起来的经济斗争大都没有给予重视，所以这些斗争有的就因无人领导而消沉了，有的后来虽然派人去领导，但由于没有抓住时机，使斗争不久即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

为了急于发动第二次暴动，党在开展工人工作时，还有一种偏向，就是命令罢工。组织罢工的人员或只联系一部分积极分子，找几个人守在厂门口叫工人不要返工，或用秘密恐吓信威胁工人罢工。由于没有发动群众，不仅罢工搞不起来，还使一部分工人产生抵触情绪。另外，党的领导人用“左”的态度对待黄色工会，提出消灭黄色工会。对于一些不明真相而加入黄色工会的群众不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团结争取他们，而是简单粗暴地强令他们退出黄色工会，去组织赤色工会。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不仅黄色工会没有被削弱，赤色工会也组织不起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黄色工会扩大了影响。

为了总结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其方针路线和工作纲领，中共广东省委在1928年6月18日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会议检查了半年来广东职工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自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后，各地人民掀起反日反蒋运动的形势，认为当前城市工作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因此，关于职工运动的路线问题，《决议案》指出应把反日运动以至民权运动用公开方式发动起来，强调要利用经济问题来鼓动群众，要在工厂或工人集中的地方，利用各种原有社团，把工人组织起来；要帮助黄色工会中的群众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并脱离黄色工会的影响；对黑色工会(指反动工会)下的工人群众则从反对其头头的压迫剥削入手，使群众认识其反动面目。关于斗争方法问题，《决议案》强调“目前要由小的斗争做起，然后转到大的斗争；对群众自发的斗争，要加以引导，使其能达到目的。”此外，《决议案》对组织、宣传、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都作出了决定。省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其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它强调党的工人运动工作要最广泛地争取群众，同时指出的工作方法也是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的。

1928年6月2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确定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时指出，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11月间，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从而从根本上把广东工人运动的工作重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方面去。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会议精神，中共广州市委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上。由于广州的工人骨干在广州起义时大部分牺牲，幸存者也被迫出走，加上反动工会以欺骗手法拉拢工人参加其组织，这为党开展工人运动增加了许多困难。但中共广州市委没有因此而退缩，在争取群众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并逐步取得成效。首先，在1928年12月11日，在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时，发出《告机器工人书》，揭露机器工会的头目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充当反动当局爪牙的面目，号召广大机器工人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市委还派人深入到机器工人中去做宣传、争取的工作，从而在机器工人中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其次，市委派人到油业、土木建筑、煤炭、运输、钢铁、邮务、碾谷、米业等行业中去做发动组织工作，揭露工贼的罪恶行径，使群众逐步提高觉悟，在这些行业重新组织起革命工会。广州市委在一些行业还发展了党员，重建了党支部。

1928年6月至1930年6月，中共广州市委在深入做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工作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领导，并利用时机，开展公开的政治斗争。突出的如1928年6月，市委用“雪耻会”名义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与新军阀狼狈为奸，迫害中国人民，镇压革命运动，残杀无辜等罪行。“济南惨案”发生后，市委又发动工人、学生进行公开的反日运动，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1929年手车工人为反对包车资本家一再增收车租(由每日3角增至8角，后又升至1元)而愤怒举行罢工，并于12月 28日发动了4000多工人包围了公安局。中共广东省委即秘密散发《一致援助广州手车工友的斗争》的公开信，号召全市工人支援手车工人。斗争直到1930年1月7日才胜利结束。1930年4月，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粤汉铁路工人开展了“清发工资，每年例假15天”的斗争，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600多工人举行大会，并包围了铁路局。经过斗争终于迫使当局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发清拖欠工资，每年例假15天。群众情绪受到鼓舞。

1930年下半年，由于“左”倾路线已逐步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严重地干扰了工人运动的发展。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广州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工人运动处于沉寂状态。但共产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是根深蒂固的，广大工人等待着党的召唤。

四、在南石头监狱中的党组织

位于广州河南的南石头监狱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广东唯一的大监狱，名为“惩戒场”。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都关押在此。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刘尔崧、李森、邓培等都是在反革命事变中被捕押南石头监狱，数日后被秘密杀害的。仍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牢记烈士的教导，坚持在狱中开展斗争。他们秘密推选8个代表组成领导小组，与中共广州市委取得了联系。1927年7月，领导小组成员大部被杀害。根据市委的指示，狱中的共产党员重选负责人，组成了特支。广州起义失败后，特支与广州市委失去联系，至1928年冬，特支书记潘云波出狱，他到香港找到了省委，特支遂由省委领导。①  

南石头监狱中的党组织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采取各种方式与敌人作斗争，保护了自己的同志，争取教育了群众。

狱中的党组织建立了一个侦察队，利用各种途径侦察敌人内部情况，破坏敌人在狱中的组织。

狱中党组织还成立了“群众运动委员会”，以不同的名义将基本群众组织在“三合会”、“东莞同乡会”、“广宁同乡会”、“一心泪社”(为文艺组织)中，使他们成为党组织的外围。还设法使全场政治犯的买菜代表人员由可靠的人来担任，从而获得了较多的方便条件，以利于党的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在狱内成立了“感化院”。狱中党组织便成立了“感化生干事会”，及时揭露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使敌人的“感化”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狱中党组织订立了严密的学习制度，利用放风和其他松散活动的机会，向党员传达上级指示和信件，从中学习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还召开党的小组会议，分析敌情或研究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反省，以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气节。

狱中党组织还采取措施接济生病和困难的同志。在与市委未断联系前，经费每月由互济会拨钱。失掉联系后，狱内党组织成立了储蓄会，规定凡同志中有家人或亲友接济的，便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以作为买药治病之用。随后又成立了“经委会”，对有外援的同志征收特别党费。狱内同志团结一致，患难与共，增强了生活的信念。

由于狱方供给的伙食愈来愈坏，为了改善伙食，狱中党组织领导难友进行了数次的绝食斗争。1934年4月间，一场大规模的绝食斗争在狱中展开。事前党组织推选出7人组成了总罢食委员会(简称罢委)，筹划绝食的有关事宜，还起草了《快邮代电》稿，准备向社会揭露监狱虐待政治犯等罪行，以争取外界舆论的支持。

绝食斗争按计划进行。一天傍晚，当伙房把饭菜摆开时，难友们齐声呼喊“总绝食开始了!”人们敲打盘碟的声音汇成一片，震动全楼。狱方当班值勤齐出动，加强戒备，并派人把饭塞进各仓内，逐仓进行劝食，但遭到难友们的一致拒绝。为了把斗争进行到底，狱中的难友又开始绝水。在绝食斗争的四天时间里，难友们滴水不沾唇，粒饭不入口，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终于迫使敌人作出让步，提出要政治犯派出代表协商解决问题。邓少卿、李光、周启明被推举作为代表与狱方进行谈判，经过近一天的周旋，狱方接受了改善伙食、改善卫生设备，准许政治犯通风、家属探监等要求。政治犯们复食才一个星期，在绝食斗争中与敌进行谈判的3个代表就被敌人秘密杀害了。

组织读书会，也是狱中党组织领导难友们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他们买通一些狱卒每天从外面购进报纸，还通过亲友探监时带进了不少革命书籍，组织难友们互相秘密传阅。有的人在狱中还学习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习了英文、日文和世界语。

南石头监狱也关押了不少女共产党员，区白霜(区梦觉)、莫琼兰等人都曾在1934年秋被投进女牢。他们与男难友一起与狱方进行斗争。

南石头监狱像一座魔窟，吞噬了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的生命，也摧残了无数热血有为青年的身躯。然而，狱中的中共组织开展的各种斗争，使南石头监狱又像一座“政治大学”，使不少人在这里锤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面对魔鬼而勇往直前。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经中国共产党的交涉，囚禁在这里的政治犯获得释放。这些人便继续战斗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①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第51--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