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昆明跨入21世纪后，随着现代新昆明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市政府为适应发展，决定从2004年9月1日对昆明主城原四区域之五华、盘龙、西山、官渡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是西山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和新的起点，新区划的调整为西山区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为西山区的规划与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今天从昨天走来，明天是今天也是昨天的继续。再到下世纪，后人为我们怎么记录下这段城市历史演变的遗痕？他们会记下些什么？我们今天付出极大的代价为昆明城市建设做出的规划，到明天会不会又变得极其平常。我们应该尽力让后人为我们今天的维护和发扬所付出的辛劳和功绩而惊诧不已?我们现就应当去全方位的多考量：昆明人特有的传统文化基因，还有多少遗留在我们身上？还有多少将通过我们传给后代？我们还应明了历史文化名城就像一锅数千年烹饪出的丰厚文化大餐，其锅内的各个部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
现昆明老城区的西南角划入西山区管辖，除有路、街、巷等通用称谓外，还因基层区划而留下了铺、里、村等称呼，因地缘特征而留下了河、高地、桥等称谓，因外来文化影响而形成了路的称呼，因有些街巷依托标志性建筑而出现寺、庙、会馆等称谓；昔日这些街巷冠名意味深长又丰富多彩，尽皆刻下了历史文化的沧桑印痕。如路和古街、老巷以及新旧地名有：金碧路、金马碧鸡坊、金马巷、碧鸡巷、东寺街、西寺巷、东西寺双塔、巡津街、德胜桥（云津桥）、盘龙江、书林街、石桥铺、通济桥（原金碧路与书林街交口处，连地名都废弃不存）、鱼课司街、司马地巷、崇尚街、后新街、盘龙路、敬德巷、福荣里（巷和名已不存）、土桥、西岳庙（庙已不存）、北岳庙（原址在玉带河西岸，东岸正对今省第一人民医院，庙早不存）、大梵宫（原址东南邻北岳庙，庙已不存）、鸡鸣桥、柿花桥、柿花巷、玉带河、高地村、高地巷、铁皮巷、新桥村、柳坝桥、柳坝村、双龙桥、螺蛳湾、南坝、弥勒寺（庙早已不存）……等。
昆明若不算两千多年楚国将领庄蹻入滇筑的“庄蹻故城”，又称“苴兰城（有一说，在今黑林铺附近）”，只提自唐代南诏阁罗凤派世子凤伽异于公元764年建拓东城起至今已有1250年建城史。从整个南诏时期，拓东城被称为“东京”、“东都”或“上京”，是南诏国和大理国时代仅次于大理城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南诏时叫“拓东城”，宋大理国时也称“鄯阐城”，元朝灭大理国，政治经济中心从此东移到昆明。把东都鄯阐城改为省城，鄯阐城换称“中庆城（府）”或“押赤城（鸭池城）”。我按“昆明建成沿革示意图”对照，唐代拓东古城内有近半区域在今新划定的西山区管辖。
古城昆明是一曲正在逝去的歌，又是一幅永远留驻在人们心中的民俗建筑画卷，一曲渗透在昆明人灵魂深处的歌，一幅永远让人咀嚼，让人回味无穷又可歌可泣的历史与风情史诗画长卷。或许不少新老市民会在矛盾情结中淡忘她，可一旦蓦然回首，“老昆明”还在你身边，人们又会感谢前辈的苦心经营，功德无量，转而更加思恋这座古城、爱着这座有幸保留下来的，并且是人文内涵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街巷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人文地理的世俗风貌，以及建筑史学的忠实记载。我追根溯源写这篇拙稿也是刻意想让今人和后人知悉点这座历史名城的西南一角仍包容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为西山区承前启后的发展添加点文字资料，就算抛砖引玉吧。凭借那些包含时代特征的古街、老巷旧地名，人们就能在脑海里勾画出昔日的斑驳陆离的市景，人们脑子里的风物景致正是当年市井文化生活的舞台，它忠实的展示出彼时彼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状态。
当今的金碧路中轴线南廊街面属西山区，在南廊中部的金碧广场上于上世纪末重建的金马坊和碧鸡坊巍然对峙，雄浑壮丽。这就是自古被誉为“昆明八景”之一的“金碧交辉”，再现昆明，金碧路就是因此得名。金碧路从古就是通京大道，外省及滇东一带来昆明的人，都是由拓东路过云津桥（今得胜桥）到三市街穿近日楼进入昆明老城。过去商贾大都在南城外进行交易，故金碧路上的得胜桥至东寺街及鸡鸣桥、三市街、忠爱坊一带一直是商业繁华区。
金碧路形成于元代，是元代“鸭池城（押赤城或中庆城）”的谷物、食盐、鱼肉、铁质农具的交易市场。明清时期，因街中有金马碧鸡坊，街就分别被称为金马大街、碧鸡大街。一度是新城铺市场以粮食、农具、布匹、烟茶等交易为主。公元1254年，元朝大将兀良合台到昆明时，见到的昆明城还是紧靠滇池三面临水。公元1274年前后两次疏通海口滇池水位大降，尽管如此，在白族诗人王昇的《滇池赋》中写道“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船蜂屯于城根”的景状。“云津”即云津市场一带。在盘龙江拓东路与金碧路段建牢固的石拱桥始于元代。桥建成之时，正逢朝廷改元“大德”，所以得名“大德桥”。后又毁于兵燹之灾，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西平侯沐春重修，以其当云南之要津，易名“云津桥”；在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后又被胜的一方清政府改名为“得胜桥”，大概就是为了纪念清军赵良栋在此大胜吴世藩军队吧。清道光八年（1828年），总督阮元重修，修复后的得胜桥“上复瓦屋，彻夜灯烛辉煌，俗名云津夜市”。是昆明著名的“云津夜市”，旧时昆明八景（或十景）之一。曾有
“云津桥上望，灯火万千家。夜间沽酒，问店客系搓。夜遥更漏尽，月圆市声哗。破晓游兴尽，疏钟传太华”的诗句形容云津市场的繁华景象。由于它地处水陆要津的重要地位，故历代不但商人要千方百计在这里争一席之地，遇有战事，这里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商业的发展使大德桥越来越繁华，战祸的频繁降临又让大德桥在几次在一夜之间凋敝。如咸丰年间回民起义军三次围城，同治年间“灯宵之乱”等几番战火蹂躏之后，曾使得胜桥周边的商业一蹶不振，让昆明的商业中心逐渐转移到有砖城护卫的城内正义路、马市口、威远街、光华街一带。
直到清末，滇越铁路通车，终点就在得胜桥的旁边，昆明当局奏请开放商埠，又选中了得胜桥边的金碧路、拓东路一带，从此得胜桥附近重新云集商旅，再度繁华起来。这以后得胜桥一线只有几次虚惊，没再经战火破坏。2004年新城区划分，著名的得胜桥成为四城区交汇点。顺横跨盘龙江的得胜桥西头南行便是巡津街，此街北起金碧路，南至双龙桥，清以前俗称大河埂，清代在此设巡视汛情的岗哨，故名巡津堤，街也因此得名。20世纪初，法国人兴建的滇越铁路的昆明南站与巡津街隔河相望。依金碧路巡津街北段两廊房屋几乎全是西洋建筑，过西廊邮电局和东廊临江欧式建筑就是法国开设的“甘美医院（今市第一人民医院）”，法国人嫌华山西路的那个法国医院（今“市妇幼保健院”）太狭小，又于1928年在其修建的铁路南站彼岸开阔地带新建甘美医院。街东廊靠河边是门诊部，街西廊较宽阔为住院部。当时此医院设备比较先进，能做大手术。病房分头等和二等，三楼还开设特殊病房，专供上层人物疗养和住宿。甘美医院的服务对象多为外国贵族和云南政、军、商界要员，收费极高，百姓称其为“贵族医院”。当时鲜为人知的是，甘美医院还是法国人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基地。法国领事馆的情报室就设在顶楼，他们在这里隐秘接待情报人员，以医院为掩护，传递情报。如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动态，以及云南和平解放之际，省主席卢汉与共产党所属的“边纵”秘密联系的等等情报都被暗藏的谍报人员发往法国，并使欧美媒体最先知晓，故地方当局又称其为“间谍医院”。云南和平解放后，由新政府接管。1950年8月，转交云南大学医学院接管，改名为云南大学附属医院。1958年改为“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从此他成为昆明医术和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2014年3月1日晚，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严重暴力恐怖案。散尽天良的恐怖分子滥杀无辜，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昆明十二家大医院中抢救受伤民众最多的医院。多达71人，医务人员夜以继日抢救伤员的生命，此功绩最值得政府和人民表彰。
巡津街中段临河边还有一家专门的铁路医院，其门庭也为西洋尖顶式的。可能是如今北京路南段“铁路医院”的前身。巡津街南端过了双龙桥就是螺蛳湾，元代以前是盘龙江河尾，背靠玉带河，与滇池构成三面临水的渔港，并设有渡口。徐霞客在其游记里，曾记叙过他在这里上渡船从滇池去晋宁县的情形。
清宣统二年（1910年）昆河（也称滇越铁路，昆明至河口）铁路通车后，两广商人和越侨在此设立门市，经营商品，以五金、药材、洋纱等为主，故一度叫“广聚街”，又称“广马大街”，而紧靠金马碧鸡坊处又称“中堆”。1913年，火车南站旁开设了商务酒店，1916年，日本人在紧邻得胜桥开设日本酒店。金碧路日渐繁华，市场热闹，人气旺盛，发达的商业区，“以南门‘金马’、‘碧鸡’两坊间最闹热，百货云集，为全市精华所在地”。
过去的金碧路，金马、碧鸡坊附近还有一些小巷。如司马地巷在今天儿童医院后面,连接金碧广场和石桥铺,因清道光时司马李际春的宅地在此而得名。以及碧鸡坊南侧有个磬香巷曾住有我的大爷与三叔一家，我儿时常随父母去探望几位长辈。现此巷及周边一些小巷因建金碧广场而消失。顺碧鸡坊以西走出一百多步就是横跨玉带河上的“鸡鸣桥”。
此桥得名几种传说，如：很久以前有一对彝族恋人在林中约会，魔王害死小伙子，又紧追姑娘，姑娘拼命逃到这座桥附近，正好听见雄鸡长鸣，魔王不敢再追，姑娘得救以后，抱着鸡来到小伙子遇害的地方，等到鸡叫，小伙子又活了过来，两人终成家眷。这座桥就由此得名“鸡鸣桥。”又传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抓回昆明，走到这座桥时听到鸡叫，永历帝知道已到昆明，随之凶多吉少，君臣相对痛哭。这座桥以后就称鸡鸣桥。至于盘桓于明清砖城外南郊的玉带河，则是开凿于宋代大理国时期的鄯阐城之城南的护城河。因水质清澈，宛如玉带，绕城而过，故得此名。
民国时期的1924年，曾对金马大街进行改造，从三市街口延展到得胜桥头，将街面拓宽为五丈五尺（市制），车行道修为石块路面两旁人行道修为三合土路。据1934年，向尚等著《西南旅行杂写》：“其于大小街巷，都是用长条石板铺成，整齐光滑，比柏油路热天软化、雨天湿滑，似乎别有价值。街道宽敞，两面为人行道。来往人马毋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均各自动一律靠左，秩序井然。在我们旅行以来第一次见到，以西南几省看来，可说是有一无二的好现象。道路宽整，洋楼轩敞，与大都市全然相像”。要是老昆明人都记得金碧路的两廊建有两广式和西式铺面几百间。在人行道上种植法国梧桐，英国人还在此兴建有“惠滇医院”（今‘儿童医院’）等，同时也传入广州骑楼式店铺建筑和临街新式店铺建筑，如金碧路北廊以书林街北口相对有一条最地道的广式街——同仁街，以及昆明最早出现在金碧路的广东酒楼“冠生园”，与烹饪特色粤菜享誉昆明。成为当时风格独具的繁华闹市街路之一，曾是外商、法国邮政局、英美烟草公司、亚细亚水火油公司、法国酒店等云集之地。20世纪30年代末，又有一位叫赵君豪的学者写了一部旅游指南类著作《昆明导游》。此书对昆明当时街巷做了细致的描述：“……昆明街道，内皆青石铺砌，平整洁净，别饶风趣，青石又为本地（笔者注：多采自昆明西山石材）产品，可谓物尽其用。主要干道有金碧路，自东向西位于南门外，中国旅行社设于此，热闹异常……”该书还收录了李长之写的《西南纪行》，也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昆明街巷风貌：“一下车走不远，就望到所谓巡津街，这是邮政局所在地方。其中有中国旅行社所开设的商务酒店，很洁净而精致。这地方宛然是法国风味的租界；幽静而疏朗，有点像海防（法属殖民地越南沿海城市）。再走，边经过一条宽而长的街，惹人注目的，乃是两个古色古香的牌坊，一个上面有字是‘金马’，一个是‘碧鸡’。这街上的商业极盛。”又据《滇越游记》：“昆明有许多街道很美丽，有古色古香的牌坊，也有高大而油绘彩色门神的大墙门，不少人对我说，这里有些像成都和北平。”不过，另有位外地游客写的《旅途随笔》指出其中原因：“初到昆明的人，尤其是在北平住过的人，总觉得昆明太像北平了。民情朴实，生活极度之低，尤其是建筑，两地相隔万里，何以曾如此相似呢？据一般的推测，大概是明永历帝在云南三年，明末士大夫流落入籍者颇众，蓄意想把昆明模拟成北平，遂有此结果。”我祖上是明洪武从江浙一带迁来的世居移民。故认为：其实并不然，因早在元末明初就让昆明城奠定了中原和京城建筑格局的风貌，又历经几百年汉文化传承。细想，流亡小朝廷一路逃难，自顾不暇，兵荒马乱的暂歇足到此几年，根本不可能对昆明的城市格局有多少改变。
1936年左右，金碧路从三市街北口以东至得胜桥一段称金碧路，后又将三市街北口以西至原环城西路（今西昌路弥勒寺旁）一段并入统称金碧路。又增建“金碧公园”及“省立昆华医院”等城市设施。在金碧路西端与环城西路交界处称弥勒寺。原来叫摆渡村，因村里有座弥勒寺而就此得名。据说原弥勒寺大殿内有：铜铸弥勒佛像，跌坐莲台，高二丈余，阔称之。殿高三丈，佛顶及梁，面目丰满，作大欢喜状，奕奕有神，鼻大昂首，乃能瞻其眉宇，不知需铜若干……。清咸丰七年（1857年）战火中，寺和铜像都被毁。后来弥勒寺重修，但铜佛像未恢复。因为弥勒寺远近闻名，后逐渐成为居民区，也叫弥勒寺新村。近年把弥勒寺附近原来的省委办公区改建成“弥勒寺公园”。
金碧路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扩宽改造后至90年代中期，约70多年的金碧路基本保持原貌。街的两廊店铺林立，是昆明南市区的一条主要商业街。我记得主要店铺及行业在金碧坊南廊附近是：“山西小吃”、山东烧鸡、中药堂、西药店、照相器材商店、湖南面馆、缝纫服装。朝碧鸡坊走过东寺街北口一小段就是“省第一人民医院（原称‘昆华省立医院’）”，地址选在傅宗龙（昆明人，明崇祯年间的兵部尚书）故居原址旁。此前，清末时的云南地方当局在傅宗龙故居基础之上辟建昆明第一个公园——“南城外公园”。民国初年，“南城外公园”经过几番修葺整治，被昆明市政公所更名为“金碧公园”。
昆华医院1932年就在此地开始筹备，直到1938年才建成。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李培莲因难产病危，去世前要求龙云建一所好医院给云南人民，并请一些医术好的医生来昆行医。龙云果然尊重夫人遗言，从南京中央政府请来得力人员，先后成立了卫生实验处和昆华高级护士助产士学校。昆华医院建设时，龙云为纪念李培莲，捐款修建了一个礼堂，正门墙上用水泥砌“红藕轩”三个红字，取莲花长自红藕之意。就在这个礼堂里，当时的中华医学会年会开了十天的学术交流会。至今昆华医院仍是云南最好的医院之一。
而早在昆华医院与金碧路南廊之间已修建的“金碧公园”和“京戏院”，正门向北，开在今金碧路上。为三孔石牌坊，中门横梁上石匾刻书“金碧灵囿”四字楷书。，进门是一个喷水池，水池后面有假石山，石山后面是大照壁。绕过照壁，是一大片梅林。梅园中央有一座大花坛。花坛四面各有一座小亭，分别叫“披风”、“延月”、“话雨”、“望云”。梅园东面是梨园，由梨园往南，沿公园东墙，依次是花红园、枣园、菊园、苹果园和植物园。内专门建有欣赏音乐的“音乐亭”，以及“园林艺术研究会”。梅园正南是公园的中心建筑商品陈列所。陈列所东面是矿产馆和农林馆。陈列所南面的广场中央，树立着辛亥革命先烈昆明人杨振鸿先生的铜像。铜像南面是池沼，池中有两个小岛，都有桥与陆地相连接，岛上还有小亭。整个公园树木葱茏，花卉艳丽，池沼、楼阁、亭廊、假山、花坛、铜像安排得当，布置错落有致，是当时昆明人游玩消闲的一个好地方。园里还设溜冰场、茶室、餐厅、电影院等娱乐场所。20年代前后，云南省和昆明市的许多展览会都在此公园举办，如1923年3月，由市政公所征集市内及近郊各种花木，举办了昆明市花木园艺展览会。这次展览会盛况空前。公园大门布置成西式建筑模样，爬满攀缘植物，称为“绿门”。公园里面更精心布置了杜鹃花山、牡丹花船、九层花塔、兰花牌坊，水池内摹建了苍山洱海风景，铜像前则陈列上等花卉。此外，盆景馆内展出山水盆栽艺术品，园艺图书阅览室内陈列中、英、法、日文，关于园艺的图书报刊三百多种，园艺器具陈列室内展出外国及外省的园艺器具数十种，展示牌上摘抄各种花木改良栽培法和各家种苗公司的商品目录，还有书画馆展出字画。这确实是八十年前昆明市的一次园艺博览盛会。但这都是民国初中期的事了，后因昆华医院不断扩建，此景观随之递减消失。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入驻了一家老昆明著名的餐馆——共和春。
此著名高级餐馆原是由金碧路上经营“第一楼”餐馆的朱仲和老板看着新辟的金碧公园每天游人如织，车水马龙，认准是块风水宝地，于是，他便邀约了黄沛然、钱又新、李耀卿等四人集资成五股，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此园内开设了餐馆。因五位股东与当时盛行的“五族共和”（汉、藏、回、维、蒙）之说，有同为“五”的联系，五位股东又希望五人能精诚团结、和衷共济，把餐馆经营好，便将这个餐厅取名为“共和春”。共和春的餐厅很大，陈设富丽堂皇，是一家以烹饪滇味为主的高档餐馆，主要菜肴有山珍海味，如熊掌、象鼻、鹿筋、海参、鱼翅等，光顾者多为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以及各国领事。由于共和春聘请的都是云南最有名的大厨师，菜肴的口味老少皆宜，让食客交口称赞一个好字。因此开张的头几年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经理李耀卿和几位股东，也因为经常接待达官贵人、巨商、名流而成了昆明的名人。生意的大红大火和太顺利冲昏了经理和股东们的头脑，他们成天忙于应酬疏于管理，过分追求餐厅的档次和菜肴的口味，忽略了严格的成本核算，再加上股东们都是商界头面人物社交很广，他们的三朋四友、亲戚故旧凡来光顾共和春的，一律打折优惠、记账赊欠，二股东们有时手头缺钱，也可以把营业款随意拿走。上行下效、采购、厨师、跑堂等人见管理混乱，乘机大把捞钱，或偷拿店内的东西。这样一来，不到五年就宣告破产。因共和春所欠的各种债务无法偿还，希望有人来接办，并承当债务，作为共和春最大债主的萧银仙左思右想之后，决定自己揽下这个烂摊子，其他债主的债务由他慢慢偿还。债主们见赊出的货又希望收到欠款，都表示大力支持萧银仙接办曾经辉煌的共和春。萧银仙是曲靖人，他早年从迤东收购鸡到昆明贩卖，在威远街开了一个很大的活鸡批发商店，主要买主就是昆明的各大饭馆，几年后成了昆明资本最雄厚的鸡贩子。由于他是从做小生意起家的，故精于算账，再加长期走南闯北，养成了宏大气魄。一扫过去的积弊。为吸引更多食客，共和春不但继续发扬烹饪原有山珍海味这类高档菜系，还兼营许多虽属中档，但很有特色的菜肴，如樱桃肉、生炸鸡、葱酥鱼、爆肚头、宫保鸡、脆皮鱼等
。萧银仙一有空闲，还经常与大厨师一道切磋烹饪技艺，探讨如何增加菜肴，改进口味。于是一道独创的名菜——糯米鸡，便在共和春的餐桌上出现。糯米鸡肉鲜米香，风味独特，一上桌便得到各阶层食客的青睐。不到几年，萧银仙不但还清所有债务，还赢利十多万大洋。后因昆华医院扩建，共和春不得不搬迁到三市街。但生意照样火爆，由于经营广泛灵活，食客不但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共和春最重视和尊重顾客，处处为顾客着想。每当顾客光临，在开筵席之前，先上一道“过盅”，指的是一小碗鸡丝面，或上两个极小的糖腿包子。用意在于让顾客先垫个底，免得“空心肚子喝酒”
，即伤脾胃，又易醉人。共和春还备有轿车，为前来举行婚宴的人提供方便。餐厅的雇员常对亲朋说：“得罪了顾客，就好比得罪了萧银仙的九代祖宗一样，那马上就叫你卷铺盖滚蛋。”共和春对待顾客一视同仁，并不敢“店大欺客”，即使是挑葱买菜的农民来吃饭，也同样热情招待。共和春就是这样以爽口的菜肴、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各阶层顾客的好评，成为昆明餐饮业的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1955年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共和春在公私合营的锣鼓声中永远消失了，留下的是老昆明人对它的无限怀念。
往金马坊南侧走，靠书林街东口为禽蛋土杂店，右口是“昆明市儿童医院（原英国人开办的‘惠滇医院’）”老门面，崇善街东口附近是“锡安圣堂”和“新华书店”书籍批发部等；北廊不远处同仁街西口有金碧百货商店、副食品商店，医疗器械商店；再走几步就是越南人开的法式咖啡屋——“南来盛”。
“南来盛”字号名气不小，据一个老朋友说，民国时期欧美发行的《世界旅游杂志》曾专门介绍中国昆明有一家南来盛咖啡馆，是世界旅游组织官方唯一推荐过的云南餐馆。可惜我没有找见到这本杂志，不知为何这家国际知名杂志会青睐昆明这家小咖啡馆？可你别小看这小小的南来盛，它不仅较早地、成功地为昆明带来了西方美味、西方饮食文化，而且它曾经与胡志明、周恩来、胡适、沈从文、陈嘉庚等许多世界级、国家级的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昆明最早的外省和外国餐馆是随着滇越铁路的轨道进入昆明落户的。有两广和沿海各省的老板大都在金碧路经营各菜系餐馆的也有以法国人为主，英、徳、意等多国和越南人开的酒吧、咖啡馆，以及越南风味的小卷粉店。而“南来盛”是上世纪30年代一位越南女老板阮民宣来到昆明，她看到靠近南站的金碧路两边是碧绿的法国梧桐，法式建筑与中式建筑交相辉映，一幅异国情调的“特区”街。不少外来客商在金碧路一带开设了出售布匹、呢绒、五金、照相、钟表、玻璃、煤油、烟酒、糖茶、海产品等洋货商行、店铺。这是昆明“洋气”最旺的风水宝地，具有经商经验的老板娘相中了这条街，挂上了“新越西餐室”（即后来的“南来盛咖啡馆”）的招牌。首先“新越”的经营者就非同寻常，谁能猜到做出这响当当的硬壳面包的面包师是谁？他就是越南最著名的开国领袖胡志明主席。胡志明1940年2月来到昆明潜居，住在华山南路的一幢小楼上，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新越”西餐室面包师，化名阮爱国，这方便他秘密开展革命的抗法独立运动。当然，像他这种身份，又忙于从事革命斗争，也许只是象征性的做过几次，还也许从来就没有到店中揉过面，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外来的小店曾经与越南最高领袖和越南革命事业有过这一段隐秘离奇的故事。当时“新越咖啡馆”还可能充当“越共”驻中国昆明的秘密聚会点，或地下交通联络站。可惜直到现在关于“新越”老板娘阮民宣的身份仍然是个谜，极少人只知道她是越南太原的望族，但从她掩护本国革命领袖一事可推想，她也许是“越共”地下党，或是一位热爱祖国、关心同胞，有勇气、有魄力，敢作敢为的女中豪杰。正因为她有非凡的素质，所以在昆明早期的多家西餐馆中，只有南来盛成为西式餐饮的突出标志；在云南无以计数的大小餐厅中，只有南来盛荣登世界官方旅游组织刊物。“新越”西餐室虽然挂上名人，然而当时隐姓埋名的胡志明主席不可能给餐馆提高多少知名度。后来餐室的确吸引了很多名人，不过它靠的是特色的美味。让老昆明人看看精敏能干的老板娘是怎样吸引食客的：“新越”的西餐室经营的西菜品种比较齐全，常见有牛排、薄荷酱小羊排、四季海鲜色拉、意大利通心粉等。食客们最看好的是其中的蚌壳肉。这是一道“新越”极有创意的菜，那时远离大海的昆明人是很难吃到海鲜的，这道菜让昆明人过了一把海鲜瘾。因为华侨大多喜欢吃西餐，所以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昆明期间是新越的常客，他经常在那里借宴客，联络各方爱国人士，许多抗日工作都在此地完成。著名作家沈从文1937年从北平来到昆明，整个抗战期间他都在西南联大教书、写作，参加抗战文艺活动。沈从文来过“新越”西餐室后，发现那里的口味与环境都很有格调，特别选中它来宴请留过洋的大学者胡适先生。除了这些，也许还有很多当时入流或未入流的名人，如可能有梁思成夫妇、金岳霖、李政道、杨振宁、汪曾祺等享誉海内外的师、生辈精英们……抗战胜利后，战乱导致经济萧条，金融混乱不堪，又随着大量外来人士回迁内地，促使食客骤减，各种食品物资也逐渐短缺。“新越”的黄金时代逐渐走向结束。
“新越”为在新形势下谋生，“新越”西餐室改为以卖咖啡面包等西点为主，1955年公私合营后，店名改为“南来盛”咖啡馆。新中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因外事活动频繁出入昆明，也光临过南来盛，曾赞扬：这里的咖啡和自己留学法国时喝过的一模一样。这应该说伟人的口味比较很有说服力吧！不久，原老板娘不知去向，只留下几个越侨经营打理。不过，即便后来进入“文革”那炽热火红的年代，南来盛“资产阶级情调”的洋咖啡依然在昆明金碧路飘香四溢。“文革”刚结束，我记忆中在南来盛做出的品种已经不多了，可店内仍高朋满座，来光顾者主要是老昆明热衷追求时髦的老少“玩友”们，与他们身处一室自感有点相形见绌，我自认属老土冒一类，不敢动刀叉。进入餐厅内难免战战兢兢地啃个稍有咸味，带点微酸的法式面包；匆匆喝过牛奶、咖啡走人。此时也还有其它简单西餐供应，遗憾那时囊中羞涩，又觉氛围让我有些不安，故未敢品尝。后因推出昆明大众喜爱的凉米线、凉卷粉、凉面，还有更诱人的越南炒面，这些都价格低廉，较适合普通市民消费，但佐料仍配制得极佳，大家都喊：“好吃！”我才在这里从容吃过很多次炒面、凉米线、凉面。
上世纪90年代末金碧路再次拓宽改造，南来盛搬迁到圆通山附近的桥香园旁，谁知竟元气大伤，一时间许多老食客因各种原因不再登门，新食客又没“培养”起来。生存实在难于为继，只好满足大众口味，这个既有名气，又有人气的咖啡馆一度扩大越南小卷粉和米线、面条等抵挡制作与廉价销售。虽发展了部分食客，可是烹饪出来的食品口味变得不中不西，不南不北，不伦不类，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和魅力。惨淡经营至2009年初，一个较早把西方的风味传进中国南疆的咖啡馆；一个蜚声中外的咖啡馆；一个与历史文化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咖啡馆；一个曾经受新潮人士欢迎的老字号销声匿迹了。如今“南来盛”在金碧路，在新昆明的地图上都无从查找到。然而，2014年初听说：“南来盛”老字号又从金碧广场仿古街内冒出来了，还有一说：新生的“南来盛”在龙翔街或凤翥街挂牌营业了。“南来盛”这个招牌真是好神秘？！到底是正宗？还是歪宗？让不少老昆明人质疑。
从老正宗“南来盛”出来是几家服装店，毗邻洗染铺、文具店、照相馆、银行、金碧旅行社、金碧理发室；在护国路口南廊段有原广东人开的著名老字号餐厅 “冠生园”；靠得胜桥南廊又有一家照相馆，紧接是钟表店；北廊是一家市百货公司经管的一家较大的棉布店。
随着“改革开放”促使经济的快速发展，金碧路与城市功能的扩张已不相适应。又借迎接在昆明举办的“99世博会”春风，促使1997年金碧路拓宽工程和金马碧鸡坊重建工程迅速展开。1998年全面竣工，全长1300米的金碧路已被现代化的高楼所取代。大道中部一条宽7米的中心绿化带隔离出两条三车道的双向机动车道和在机动车道旁的两条各3米宽的自行车道。只有金碧广场处出现一个对称大弯，内坐落着历经磨难又重建的金马、碧鸡二坊，她璀璨夺目，雄奇壮丽的屹立在昆明主城中心。
金马、碧鸡二坊始建于明代，但具体时间新旧方志记载各异：《新滇志》说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与忠爱坊同时营建，《老滇志》说建于明宣德年间，后于忠爱坊。500多年间，金马碧鸡坊屡建屡毁。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829年）重修。咸丰七年（1857年）云南回民杜文学起义，马如龙围攻昆明，两坊又毁于战火。光绪十年（1884年）重建，民国五年十二月（1916年）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重修。1966年“文革”两坊再次被人为撤毁。1998年重建的金马碧鸡坊给昆明人多年相沿的一个“梦”终于圆了。拓宽改造后的金碧路上，两座流光溢彩，金光跃动的牌坊，拔地而起，正如重建两坊碑记所载“……金马、碧鸡坊沿用呈贡孙清彦书迹复制。妥帖金箔，上下款仍落旧题……，旨求重建如初，再现昔日景观。”重建后的两坊，是改造拓宽后的金碧路显示了她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金马、碧鸡二坊之妙，就在“金碧交辉”。据载：即逢秋分中秋重迭之日，时至酉时（下午五六点钟），日落月出，东西相照，两坊倒影渐接，故曰“交辉”。由于地球、月亮、太阳三者运转角度的关系，如此奇景，须六十年一遇，不可多得。金碧广场上留下了原袭历史建筑风格而重建的金马碧鸡坊，显示着昆明立体而又灵动的市徽；面向中外的标识，并延续讲诉着昆明古老的神话传说。
金马、碧鸡坊是昆明悠久历史的象征。自古滇池区域就有金马、碧鸡的传说。相传在很古的时候，明镜般的滇池东边有匹金光闪闪的神马，若它与凡马交配，就会生出雄峻的“滇池驹”，能日行千里，这匹神马经常在昆明东面的松林中时隐时现，现时金光四射，万木生色。在翡翠般的西山上，则有只碧玉般的凤凰，它歌声悦耳动听，远近数十里可闻，凤凰展翅，五彩缤纷，眩人耳目，美不胜收。当时滇池居民不知道它叫凤凰，便称为“碧鸡”。后来人们把金马隐现的东山称为“金马山”；凤凰展翅的西山称作“碧鸡山”；继而在两座山脚分别建“金马寺”、“碧鸡祠”祭祀它们，再后，昆明城中兴建金马、碧鸡两座巍峨壮丽的牌坊，城外东西两面海建筑过金马、碧鸡二关卡，作为进入昆明的门户。金马碧鸡的传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传遍中原，进入宫廷。有人向汉武帝进贡“金马精神，缥碧之鸡”出于云南，是神奇之物，后至汉宣帝时，宣帝派谏议大夫王褒代表他来云南寻求这种神奇之物，可是王褒才到了四川就病倒了，还臆想移金马碧鸡到京城，于是病榻之上作了《移金马碧鸡颂》：“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广孚唐虞，德配三皇。黄龙沉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这篇颂意思是金马、碧鸡应当“归来”，不能“处之南荒，深溪幽谷，非土非乡，”说明南方不是久留之地，希望金马碧鸡之神尽快离开那里，来到国都长安。而中原却是如何如何的好。金碧之神他是请不走的，自己反而留下遗恨，客死蜀地。清代人赵士麟写诗嘲道：“彩云一片舞天鸡，五色光中望欲迷。化作青山千载碧，王褒空自度巴西。”
其实，金马碧鸡的神话，不只流传在人民口头上，而且屡见于典籍中，是云南最早的文字记录的神话之一。据《汉书·郊祀志》说：“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这些记载都十分简略，均未载明。不过，所谓“金马”就是滇马，又叫云南马。这种马生长在云贵高原，善于走山路驮重物，耐力特别强，茶马古道上运输的马帮多是此马。“碧鸡”就是孔雀，也就是古籍中凤凰的主要原型。孔雀翠羽开屏翩翩起舞，吉祥生辉，历来被人们看做瑞兽。马和孔雀都是古代昆明的特产。“金碧之神”传说出现，是古代滇池地区先民以滇马、孔雀为基础，借助想象来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一种创造。直到今天，昆明民间传说，很久以前昆明一带大旱，人们活不下去了。突然飞来一只巨大的碧鸡，展开翅膀，遮住了火辣辣的太阳。昆明人有救了，碧鸡却遭受着烈日的烘烤。正在这时，一匹金马飞跑过来，拼死搭救碧鸡，却被一阵雷电打倒在地。最后，金马、碧鸡双双死去，昆明人流着泪把它们安葬了。就在安葬金马、碧鸡的地方涌出几大股泉水形成浩瀚滇池，从此解出了昆明地区的旱象，造福于昆明人。还有一种按“人类学”说法，认为金马、碧鸡很可能是生活在滇池一带的原始人类部落图腾，金碧神话是从图腾神话转化而来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从侧面说明古代滇池之海滨森林茂密，水草丰美，气候温润，繁衍着很多良种马和孔雀、鹦鹉等珍稀动、植物……
我还是别扯得太远，与金碧路纵横交错的东寺街乃以古寺得街名。东寺街中断西廊矗立着西寺塔，附近原有慧光寺（也叫觉照寺，俗称大东寺），常乐寺（俗称小东寺）。在这条街上有明嘉靖官至陕西巡抚的昆明人孙继鲁的宅邸。孙继鲁在山西任上，与总督翁万达于兵事不协，被陷下诏狱。据清道光《昆明县志》记载：“继鲁读《易》，赋诗狱中，无褚乃以破碗画壁，与同时得罪御史杨爵倡和，凡百余首，名《破碗集》。”继鲁有诗云：“忧国忧民意至深，谏章一上泪沾襟。男儿至死心无愧，留取芳名照古今。”不久被处死。隆庆改元，为之平反，赠兵部侍郎。谥清悯。其后人孙光豫在东寺街设“万松草堂”应诊，同时出售“小儿急救丹”，从此由官宦人家改悬壶济世了。这也是旧事。
如今的东寺街北与金碧路相接，南和环城南路衔接，为南北走向。与前文说到的巡津街和后文将提到的书林街相同。老东寺街是北接金碧路，和羊市口街子正对着；南到玉带河上的“土桥”为止。由土桥至环城南路段街道名，也称“土桥”或“西岳庙”。“文革”初期，我正处学生时代，由于响应当时极左号召“围海造田”，近半年我和同学们每天徒步到海埂围海造田工地往返都穿行于东寺街和书林街之间；四十多年前我作为“知青”下乡前还曾在书林街南端的“昆明橡胶厂”做过一段时间临时工，故对南市这些老街区可说是了如指掌。那时东寺街路面较窄，拥挤不堪；到土桥段就更窄更挤，故又谐音戏称“堵桥”，是昆明闹市之一。两廊几乎全是两三层楼土木结构的铺面房。靠街北口东廊有好几个土产公司开设的土杂商店，“云南滇剧院”，在鱼课司街西南口有家铺面较长的“东寺百货商店”。
说起鱼课司街，不如说是一条巷更为确切一些。因为长不过183米，宽仅有6米。位于金马碧坊以南，东起书林街，西至东寺街。内含很多有名（如，富荣里）无名的小巷，鱼课司街虽小，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街的形成大约在唐（南诏）时期。在唐代，古滇池水域比现在宽阔多了，也许是“八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这才是对滇池水域临近昆明的真实描述。昆明城当时是东、西、南三面临水，鱼课司街在唐代（南诏）拓东古城或宋大理国的鄯阐城南门外，东寺街北段，地理位置为古代滇池东北岸边。由于滇池自古以来盛产鱼类。而鱼课司街很靠近滇池，又是出入昆明的通道，人来人往不断，故此渔民多在此设摊出售鲜鱼类产品。为此，唐（南诏）官府在此设立了“鱼课司”，作为征收鱼税的衙门。据《昆明文史资料汇编》载：鱼课司街就是因为此税收衙门而得名。南诏以来，凡滇池四周的渔民来此出售渔获都必须到鱼课司交纳鱼税，否则不得出售。1949年前后，鱼课司街是城南仅次于东寺街的热闹街道，除鱼市集散地外，更有滇南建水客商在此设“建水会馆”（此残留建筑至今还在金碧广场内南侧）。为建水籍人士旅昆集聚之处。原宽敞的会馆内建有大殿，中殿和偏殿等。大殿供奉财神，中殿供奉孔子牌位。另外，还建有两个戏台（后被大火烧毁）。每逢春秋两季，馆内都要设宴，唱戏祭财神，以求财神显灵，财源不断。馆里还有旅昆的建水籍人士提供食宿方便等。后在会馆内开设茶园，名“丹桂”茶园，后又改称“云仙”茶园。来园的人，可以边观戏，边喝茶。园内先后上演京戏、滇戏、川戏、黔戏等每日早、晚各演一场。当时，园内分设男座、女座。男座分三等，正座票价两角，厢楼票价一角，普通座铜钱八枚；女座分两等，正座一角，普通座铜钱八枚。此外，鱼课司街上还有一处值得一提，据明天启《滇志》载废文庙遗址在府南鱼课司街。文庙建于唐（南诏）以王逸少为圣人，建学祀于此。元代云南平章政事（云南最高行政长官），赛典赤在“中庆府”城内建文庙后，此废弃的文庙早于元、明、清城内的文庙几百年。对鱼课司街虽扯了那么多，但此街仍附属于东寺街。
东寺街北口西廊是“清真寺”，左右夹着一些商铺，再走几步有个理发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旁边开有一家“毛线王国”，几步之遥是“省卫生防疫站”机关大院门。紧邻就是西寺巷，其巷通往玉带河边的“三光殿”；与西寺塔南邻有个军医院,民国时期叫“陆军医院”。此医院在昆明，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西医院，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属云南军方直辖医院。当时清政府第七十六任云贵总督锡良训练新军，弄出不少伤病员，又为适应火器战伤救护需要，就在昆明南城外东寺街西寺塔南面军营建盖了这所军医院。出任云南陆军医院首任院长的广东人陈子华，他就成了昆明的第一位国人西医医师。后来又派一些昆明人到日本、法国和内地学医归来，加强了此院的医师及医疗水平。跨过玉带河上的土桥，两廊铺面较简陋矮小，街面突然窄小，而且坎坷泥淋。东廊有一段基本顺着玉带河平行向西南偏去，本就窄小的街面被沿途郊区农民摆摊设点卖蔬菜、粮食及交易农具、杂物等，经常堵得水泄不通，完全像一个乡街子集市。跨过柳坝桥，就是柳坝村了。这就是清代“八景“中的”坝桥烟柳“。
南跨土桥不远处原旧时有西岳庙而得此地名，西岳庙为道教寺观，是老昆明“五岳庙”之一。上世纪50年代后发展为南郊城乡居民混杂住宅区，玉带河两岸还基本保持农舍和田园风貌，但仍以“庙”、“桥”、“铺”名为片区名。
东寺街在上世纪90年代扩建中，填埋一段玉带河，打通拉直土桥至西岳庙南口瓶颈。为展示昆明历史文化，把东、西寺塔之间的房屋撤除，修成一条仿古步行街。由此，使东寺街与书林街直接相通。市政府为再现上世纪50年代撤毁的南城门“近日楼（今忠爱坊正北处的老昆明镶铜地图之位为原址）”风貌，由各级政府花巨资重建近日楼。把近日楼异地选址建在东、西寺塔之间的南侧线中部，让东、西寺塔与近日楼连成一片。想构造成一条历史文化较集中的文化步行街，形成一楼挑两塔，或者说两塔拱一楼的格局。但我认为：两塔之间拓成一条步行街，便于观瞻和保护，固然好；若移地重建，此楼非彼楼也，容易误导当今年轻人，也给后人考据带来麻烦。这次扩建东寺街使沿街的昆福巷、花椒巷、红星巷等不复存在。
昆明的东寺塔和西寺塔是云南历史上最悠久的古塔之一。东、西寺塔分别位于书林街和东寺街。唐代南诏时在今东寺街附近建有常乐寺（东寺）和慧光寺（西寺），两塔因寺得名。东寺塔在常乐寺内，又名常乐寺（东寺）塔；西寺塔在慧光寺（西寺）塔。两寺建筑群同毁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唯双塔残存。东、西寺塔约建于唐文宗至唐宣宗年间（公元829年——859年），距今一千一百六十二年。历经三十年才塔建成，后经历代修葺。特别是东寺塔，原址当在现东寺街旁，清道光年十三年（1833年）间因地震倒塌。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因怀疑旧基“土薄弗坚，乃移于迤东数百步内”，并参照慧光寺塔规模和建筑风格，在原三皇宫旧址上重建。这就是东寺塔不在东寺街，而在今书林街的原因。今西寺塔基本为唐南诏原物，东塔虽形制依旧，但已非南诏古塔。据查：“东寺塔高40.57米，为四方形十三层密檐式空心砖塔，底层南面辟有门，第二层檐上四面均开有劵洞，每洞内置有石雕像一尊。以上各层塔内逐层设有木踏板，可攀登到塔顶；西寺塔高36米，据《新纂云南通志》载：西寺塔有少量砖上有蜀地汉人名匠“尉迟恭韬监造”以及梵、汉文佛咒和窑户姓名等模印字样。为此，我带着疑问又查《昆明文物古迹》：“西塔曾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大地震时倾倒，弘治十六年（1503年，）仿东塔重建……二塔先后同毁于地震，又同时按对方式样重建，实在是有趣的巧合，由此可以证明，二塔皆保有唐代风格式样。”
大概西塔重修时选用唐塔未损坏的老塔砖较多。最近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又再对两塔进行保护性维修，据说要到2016年7月份完工。据我反复观察：东西两塔其形制和结构与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宏圣寺塔基本相同。
东、西寺塔始建以来，历经千余年风雨沧桑，它是昆明“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的历史进程最好地见证物。2006年东西寺塔一起被中央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称为“慧光寺塔和常乐寺塔”。它是现如今见证昆明建城史的文物“瑰宝”之首。西山区老城区内还有一些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陪衬着东、西寺塔“瑰宝”。如：位于盘龙路26号院内的“盘龙阁”；位于东寺街大花椒巷5号的“马氏大院”；位于金碧街道办事处巡津新村5号“裴氏楼”；位于巡津街35号“甘美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内）旧址；位于金碧街道办事处西岳庙社区内的玉带河上的“柿花桥”。
书林街也许到民国初期才成街市。我认为其理由是：虽然远在唐代筑拓东城就划入城区内。紧接宋、元城池仍延续其中。其街南连螺蛳湾附近的玉带河，北至金碧路，可能这期间已形成街市，后因明代初北移筑建砖城，使此地域变为城外南郊。明未清初，因街与南诏时期所建文庙毗邻，常有读书人驻留此处，但从晚清老照片看，只见东寺塔高高耸立，周边一派荒凉，房舍稀少，沿途仍是一片浓厚的乡村田园景象。民国初期书林街东廊的东寺塔南侧还存有个财神宫，另有四川人在此印书，使各类书铺林立，因而得此名。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昆三中、书林一小、书林二小建在此街东侧。东寺塔附近有“云南出版社”及直属经营的几家书店，市总工会、市委也在此周边。街南端依新桥村两侧是“昆明市橡胶厂”我至今还记得街东廊靠石桥铺处有家小副食品杂货店，店主是一位神奇得让路经老少佩服的中年男性盲人，那时我和同学们找他买零食吃，亲见其收钱、找补，并用老式砝码台秤摸着秤杆上的秤花，同步滑动着砝码，就能应对一切生意，就连称量半两或一两水果糖等均准确无误。有一次我们刚要离开此店，就见来了一群顽皮的小学生想逗耍戏弄他，往口袋里掏出揉得皱巴巴的几团纸币包裹着硬币的凌乱分、角、元钞放在柜台上。我们就好奇地驻足观看，只见其熟练地用双手细磨大小不一的纸币或硬币，并迅速的就辨别出真假和面值，以及能及时察觉台秤被谁动了手脚……他都能依依识破诸多伎俩，使在场者无不惊叹。
书林街北口连接金碧路处，旧时有座“通济桥（又称奏功桥）”，
据清康熙张毓碧纂修《云南府志》记载：“原由盘龙江达濠水流入于市而不可渡。因建是桥。元梁王格杀段平章于此。”通济桥下此古老河道顺书林街西侧并行南流，属盘龙江支流，沿河还有石桥铺等桥梁，到晚清因此河流污染严重，故称臭水河。在东、西寺塔与今书林街北口的元代“通济桥”之间，元末时期曾发生过惊心动魄又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就是华夏著名的云南元梁王与大理段总管之争，后酿成“孔雀胆”的历史悲剧。
据史载：元末，云南战事频繁，元统治云南的实力消弱，历任大理总管的段氏与元梁王抗衡，又互相利用，彼此实力不相上下。而内地红巾军起义的烽火四起。至正23年（1363年），红巾军的一部在明万胜的率领下由川入滇，“士民冒雨争降”，很快攻占昆明，云南当权者梁王把匝拉瓦密，仓皇西逃至楚雄。梁王向大理总管段功求援，眼看红巾军危及段氏老巢，段功只好出兵与梁王共同对付义军，经关江滩、古山寺、回蹬关、七星关诸战役，义军败退，复得省城。梁王绝处逢生，“深德段功，奏授平章”，并以公主阿盖许给段平章（相当于省长）为妻。蒙古贵族公主阿盖，美丽痴情，段功遂恋居昆明。一日，梁王父女与段功宴酣，阿盖即席作《金指环》诗：“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灵辉彻南北东西，皓皓中天光映月。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父王永寿同碧鸡，豪杰长作擎天乎。”段功乐不思归，大理原配夫人高氏，填了一首《玉娇枝》云：“凤卷残云，九霄冉冉促，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緑。寂寞倚屏帷，春雨纷纷促。蜀锦半床间，鸳鸯独自宿。珊瑚枕冷，泪滴针穿目，好难禁，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影与身独，盼归来，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寄给段功。段得信后，乃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返回大理，沿途他志得意满，于途中作诗云：“去时野火遍地赤，凯歌回奏梁王怿。自东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归来草色绿无数，桃花正秾柳苞絮。杜鹃啼处日如年，声声只促人归去。”
在大理不久，段功又想到昆明会新婚燕尔阿盖。他的部下杨智、张希乔等俱献诗劝阻。杨智的诗情切意深：“功深切莫逞英雄，使尽英雄智力穷。窃恐梁王生逆计，龙泉血染个惨西风。”段功不听，再回梁王府。希望以自己对元皇室的忠诚求得梁王的信任，来改善蒙、汉、白民族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主观愿望，由于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偏见和所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仅无法实现，反而因功更遭到梁王的疑忌。再加上左右有人乘机挑拨，进谗言：“段平章复来，气焰很大，有吞金马，咽碧鸡之野心矣，曷图之？”梁王惧段功权重望高，危及自己，就密召公主阿盖，对她说：“亲莫如父母，宝莫如社稷。段功不灭，孤与他善罢甘休，没有他，你还可另嫁他人，不愁富贵！现交给你孔雀胆毒酒一瓶，找机会把他毒死！”阿盖惧怕父亲威严，又不忍加害段功，内心十分痛苦。夜阑人静，夫妻相聚，阿盖私下密告段功说：“我父非常疑忌，准备加害于你，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奴愿与你尽快潜回大理”。段功不信，说：“我为你家立下功劳，梁王平时对我甚好。我脚趾踢破，你父曾亲替我包裹。你怎说这种话？”阿盖只好拿出父亲送来的孔雀胆毒酒给段功看，段功还是不信道：“你不要想得太多，放心吧！”
梁王深知阿盖不能成事，遂另设圈套。第二天，邀请段功到常乐寺（东寺）参加“演梵”佛事。二人并马同行，刚走到通济桥头，便遭暗算，段功马失前蹄摔下，乘人仰马翻之时，梁王迅捷命左右侍卫将段功杀于桥下。阿盖闻变赶来，痛不欲生，失声恸哭道：“昨晚在灯下才把真情告诉你，可你不信，并讲云南施宗、施秀因烟花殒身，你还是不听规劝不信，今日果遭毒手！阿奴虽死，奴只有一死以表明我的节志！”欲自杀，梁王多方防备劝慰，并命下属以王礼仪式入殓段功，灵柩送归大理。阿盖在她俩的新居内蘸着血泪，写下了一首动人的挽诗，并找出秘藏的“孔雀胆”毒酒，悲愤中饮下毒杀段功的鸩酒而死。诗曰：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里彩”系蒙语锦被）。吐噜吐噜段阿奴（“吐噜”是可惜；“阿奴”是对段功的爱称），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押不芦花”是北方起死回生之草）。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凤潇洒（“铁立”指松林）。
一位是才貌出众的蒙古族少女阿盖公主，一位又是六诏驰名的英雄，两人结为夫妻，互敬互爱，为当时云南各民族人民所称道和仰慕。
段功随从杨渊海，素有才干，梁王想收为己用，渊海不屈，题诗粉墙，掷笔在地，迅速拔剑自刎。其诗曰：“半纸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生死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哀怜永诀云南土，絮酒还教酒泪頻。”
段功遇害，其子段宝承袭父职。梁王为铲草除根，遣人刺杀未遂，派兵七攻大理不克，“乃讲和，奏陞宝为云南丞”。不久，红巾军复攻昆明，梁王派其叔铁木的罕向大理借兵，段宝不允，作书答云：“待金马山换作点苍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时来矣，”书后附以诗道：“烽火狼烟信不符，骊山举戏是支吾。平章枉丧红罗帐，员外虚题粉壁图。凤别岐山祥兆隐，麟游郊菽瑞光无。自从界限鸿沟后，成败兴衰不属吾。”梁王见之，恨宝入骨。当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等征云南时，梁王因无后援，打败亏输，只好带着家小逃到晋宁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其妻子赴滇池溺水而薨。”阿盖与段功已故去六百多年了，但是非分明，忠于爱情的阿盖公主却永远留在云南和昆明人的记忆里。
被遗忘的老昆明记忆，或许只有昆明老人才能回忆，而没有见证过老昆明的年轻人有的仅是对老昆明这个概念的陌生感。老昆明迷失在新昆明城里，曾经熟稔的城市发生了改变，由熟悉到陌生，这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几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然而，要想勾勒出已经被历史抛入了时间河流里的老昆明，仅仅是凭借今天因为城市改造而变得面目全非的街道，以及因为年代久远而可供辨识记认已远不如从前的文化留存，今天人们据此品尝出来的城市文化史，肯定是大异从前。于是，对于那些热爱昆明而又亲眼目睹着这座城市在时光中不断新老更替的人们，他们是那样的依恋和怀想从前。正如活着的儿女，只有他们，才会在不经意间，从心里升腾起对已然辞世的父母的阵阵怀念。怀旧真的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顽疾，人们纷纷在这座城市的报纸上怀念那曾经清澈的滇池，以及雨后石板上会泛光的金碧路，以及街头形形色色的风味小吃……这一切，都是他们曾经经历，然而今天已然难以触摸得到的生活。
我再拿“昆明建成沿革示意图”、“清末昆明街道图”，以及民国30年代测绘的“昆明市街图”和今昆明城区地图对照，唐（南诏）拓东古城内有近半区域在今新划定的西山区管辖。从此块水系、地貌和地名中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其中更为有趣的是：在此不大的范围内，有元代昆明“十景”中的“五景”是“碧鸡峭拔而岌崕”，“双塔挺擎天之势（东、西寺塔），一桥横贯日之虹（云津桥）”，“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根（中庆府城西南面城墙濒临古滇池）”；明代“六景”中的“三景”是“碧鸡秋色”、“玉案晴岚”、“滇池夜月”；清代“八景”中的“三景”是“滇池夜月”、“云津夜市”、“坝桥烟柳（今柳坝桥、柳坝村附近，当时靠近滇池边）”；当代的“十景”和“十六景”等有七、八个景之多，如“金碧交辉”、“大观远眺”、
“绿埂晴沙”或“海埂风情”、“睡美人山”、“龙门飞峙”、“长联映月”、“大坝鸥翔”、“鱼浪涌月（白鱼口）”。还有老昆明全区域从古代遗存下来的“十八铺”或“二十四铺”的地名之说，竟多达十个在新西山区辖区内，如：云津铺，在巡津街南段（今青年路最南端，靠近螺蛳湾处）；新城铺，即过去的广济街，今天的金碧路东段；石桥铺，在鱼课司街以南，原来昆明茶厂以北的一段；鱼课司铺，就是现在东寺街中段的鱼课司街及司马地巷；碧鸡铺，就是现在金碧路西段；东寺铺，即原东寺街北段；西寺铺，即原东寺街南段；土桥铺，在原西岳庙附近；鸡鸣桥铺，在今桥西周边；近华铺，今大观街。古代昆明设铺的意思是对外来官、商、路客作为接待驿站，后延为地名。至于铺也逐渐以街、巷名取而代之。
昆明是历史文化名城，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市民对昆明的历史却知之甚少，地名成了这个城市目前仅存的有关历史的“活化石”。昆明有很多地名都带有“山、江、河、湖、湾”等字，比如五华山、盘龙江、金汁河、翠湖、潘家湾、莲花池等地名，这些地名表明昆明是一个山水错落的城市，有水的地方一定会有桥，比如双龙桥、桂林桥等地名。带“湾”的地名自然也和水有关系，而很多地方水里有螺蛳，“螺蛳湾”这个地名便由此而得。我认为，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尽量不要乱改街名、地名，因为老街地名延续了历史文化和城市特色，要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并宣传标准地名。其实保护老地名，并不是无病呻吟，也非发乡土幽情。昆明融合了人文历史的痕迹，有一些古建筑虽然已不在了，但是老地名仍在唤醒人们去珍视记忆。
上世纪的1983年大雪后，摄者可能摄于昆华医院西侧背后的玉带河边：两岸林木茂密掩映下的古石拱桥残雪景色，树上，地上和桥上都有很多积雪；桥上下还有几个穿着红色衣服的行人点缀，河中倒映朦胧，河水里蒸腾上升着稀薄的寒气。这一切都使雪景画面渲染得有诗意般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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