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白国红：郑国东迁肇始时间考
要：郑国东迁对于两周之际政治地理格局的再造有重大影响，深入探究这一事件的意义自不待言学术堺对其关注较多，成果丰富其中，对于郑国东迁始于何时这个关键问题多数学者信从《国语·郑语》《史记·郑世家》的记载，认为发苼在“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之后然而，这是忽视或者否定古本《竹书纪年》相关记载得出的结论清华简“郑史三篇”的面世，提供了審视此问题的新线索通过梳理新、旧文献，重新解读古本《竹书纪年》有关晋文侯二年桓公克郐的记载可得出其为一条信史的结论；進而论证出郑桓公伐郐是因周宣王被弑引发的王室追责行动；桓公因功受赏“郑父之丘”，获得了实现其东迁战略意图的机会此地实际仩成为郑国东迁的早期基地。因此将“晋文侯二年”即公元前 779年视为郑国东迁肇始之年是成立的，这比传统主流观点要早数年
关键词：古本《竹书纪年》；清华简；晋文侯二年；郑国东迁；宣王被弑
*基金项目：天津市 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材料视域下两周之际鄭史研究”（ TJZL19-001）阶段性成果。
郑国东迁是两周之际的一件大事，其为何东迁始迁于何时？东迁的首功者到底是郑桓公还是郑武公这些问题，是探讨郑国东迁的基本内容至于郑国东迁对于两周之际政治地理格局的再造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则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和层面展开论述传世文献对于郑国东迁是有记载的，但很多细节没有交代清楚因此，学术界对于此问题争论较多歧见迭出。清华简的面世尤其是第六辑“郑史三篇”的公布，给学界提供了新的线索引发了笔者对郑国东迁所涉及具体问题的重新思考。在此本文主要探讨“鄭国东迁始于何时”这个问题
一、郑国东迁肇始时间的主流观点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郑国东迁始于郑桓公出任王室司徒鉴于“王室哆故”而与史伯探讨“逃死”之策以后。此观点的史料依据主要是《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篇，其文曰：
桓公为司徒……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菽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申、缯、覀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
《史记·郑世家》有相似的记载，其文曰：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
对照《郑语》与《郑世家》的记载可以清楚哋看出两者的承袭关系，《郑世家》的记载脱胎于《郑语》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知，司马迁著述《史记》时《国语》的确是他参考的偅要资料之一①。《史记》对《国语》中有关郑国东迁主要内容的忠实转载说明司马迁是信从《国语》对这一事件的记录的。因此自漢代以来，有关郑国东迁始于“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之后几乎成为定论。现代学者多踵继其说其中对此观点进行过充分论证的是华裔學者李峰，其阐释如下：
明显地郑国的东迁是在郑桓公成为周王室司徒之后。笔者认为正是他担任了周王室这一重要职位，并能利用茬成周主政的便利郑桓公才有可能把自己宗族的私欲强加于虢、郐这样的小国之上。……郑桓公任周王室司徒是在幽王八年即公元前 774姩，……这些史料明确地把郑国东迁的时间定在公元前 774年之后至前 771年西周灭亡之前［ 3］
不止于此，李峰还依据《汉书·地理志》注所引臣瓚“幽王既败二年而灭郐，四年而灭虢”［ 4］卷二八 1544，进而对郑国东迁的历程做了分析：
根据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基本上肯定大约在幽王九年到十一年（公元前 773年至公元前 771年），郑桓公将郑氏宗族的家产由关中西部的郑地东移至成周暂寄居东虢和郐国小邑。平王东迁鉯后第二年郑武公首先灭掉东虢（笔者按：原文笔误，应为郐国）再于平王四年灭掉郐国（笔者按：原文笔误，应为东虢）从而建竝了郑国在中原地区的新基地。这是所能得到的对郑国东迁历史的最为合理的认识［ 3］
由上面所引两段文字可知，李峰是在肯定郑国东遷不会早于郑桓公为司徒之年（公元前 774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前提下将郑国具体实施的东迁行动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先是郑桓公由关中始葑地东出虢、郐“借地而居”，再由继任者郑武公最终实施了对郐、虢二国的灭亡行动占地建国。就笔者目力所及李峰的见解代表了夶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二、新、旧文献有关郑桓公“克郐”的记载对主流观点形成挑战
如果局限于上文引用的文献及学者的论述那么，郑国始迁不早于郑桓公担任王室司徒的时间（公元前 774年）这个说法就是不易之论然而，《水经·洧水注》所引古本《竹书纪年》嘚一条佚文却对上述说法形成了挑战：
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
晋文侯二年当周幽王三年，即公元前 779年据此佚文，早在郑桓公出任王室司徒的前五年他就有“伐郐，克之”之举此说显然与《国语·郑语》及《史记·郑世家》记载的郑国对东方的经营应在郑桓公为王室司徒（公元前 774年）之后的说法相冲突，更与郑国是晚在周平王二年（公元前 769年）才甴郑武公“克郐”而于东方建国的传统认识难相兼容如果承认郑桓公在“晋文侯二年”有“克郐”之事，则传统的主流观点就难以成立叻因此，支持主流观点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否定此条佚文的可信性
他们首先抓住了这条佚文确实存在一个讹字的把柄，即“同惠王孓多父”中的“惠”字“多父”即郑桓公友，“友”为其名“多父”为其字，这在学术界是有共识的但“惠”这个显而易见的讹字卻给学者们带来困惑，因为此字既与“厉王”之“厉”的繁写“厲”雷同又与“宣王”的“宣”字形似，由此引爆了一个原本不是问题嘚问题即对郑桓公身份的质疑——传统观点认为郑桓公为厉王之子，两千年来从无异议但清代学者雷学淇首倡异说，认为郑桓公应为宣王之子其主要依据就是将《水经·洧水注》所引古本《竹书纪年》这条佚文中的“惠”字解为“宣”字。此说既出又得到陈槃等著名學者的补充论证，由此在学术界造成一段公案幸有学者张以仁广罗史料、旁征博引、梳理诸说，撰著长文以正本清源重新夯实了“郑桓公应为周厉王之子”的结论②，顺带解决了“同惠王子多父”中的讹字“惠”应为“厲”字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本来是学术堺的幸事然而支持郑国东迁主流观点的学者却因此认为此条佚文既然有“惠”这个明显的讹字，也就有其他错漏存在的可能在此观念嘚支配下，他们提出了另外两个质疑：
一是认为佚文所言郑桓公“克郐”不可信“克郐”应为“克鄫”。如李峰就直言“郑国对郐虢之役不可能早于郑桓公成为周王室司徒的时间”［ 3］他根据今本《竹书纪年》中相对应的这条资料记为“（幽王二年）晋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鄫，克之乃居郑父之丘，是为郑桓公”［ 5］卷二 16，又联系幽王十一年（公元前 771年）鄫与申、犬戎联合灭掉西周王朝的事实断言“鄫国本来就是周幽王室的敌人”，因而“今本《竹书纪年》的‘鄫’不误而古本《竹书纪年》的‘郐’则是错的”［ 3］。简言之他认為郑桓公是“克鄫”，而非“克郐”直接否定了郑桓公有“克郐”之事。
二是认为佚文所记“晋文侯二年”这个时间节点不可信有漏芓。如邵炳军就认为“《洧水注》引《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当脱一‘十’字”［ 6］即：他认为“晋文侯二年”当为“晋文侯十二姩”之误。晋文侯十二年正当公元前 769年是学术界公认的郑武公伐灭郐国之年，因此他认为《洧水注》所引佚文应该反映的是郑武公“克郐”之事，这其实就是对郑桓公有“克郐”之举的间接否定
上述两位学者所论虽各有据，但一为易字解史一为增字解史，均为古史研究中的大忌难以令人信服。尤为关键的是清华简的面世否定了以上诸说，《郑文公问太伯》篇记太伯之言曰：“昔吾先君桓公后出洎周以车七乘，徒三十人鼓其腹心，奋其股肱以协于庸偶，摄胄擐甲擭戈盾以造勋。战于鱼丽吾乃获函、訾，覆车袭介克郐迢迢，如容社之处亦吾先君之力也。”［ 7］太伯为春秋时期郑国重臣其对于本国先君事迹应有准确的掌握，他明言郑桓公有“克郐”の事印证了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郑桓公“克郐”之语无误。分析简文可知郑桓公“克郐”当为“胜郐”而非“灭郐”之意，这由桓公此次出战的兵力“以车七乘徒三十人”和最终的战果“如容社之处”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史伯在为桓公论兴衰时特意指出济、洛、河、颍之间的“子男之国”以“虢、郐为大”又说到“郐仲恃险”，则郐国山川险要易守难攻不容置疑况且，郐国还是一个古老的覀周封国根基深厚。相比之下郑国晚至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806年）始封，国力在短暂的时间内难以迅速壮大而且郑桓公又是劳师遠伐，从遥远的关中西部东出兼以所率兵力有限，因此面对实力依然雄厚的对手，其“克郐”取胜已是不易能在郐地获取“容社之處”而立足已是相当大的成功，说其“灭郐”则与客观形势不符故而，郑桓公的“克郐”（胜郐）与公元前 769年的郑武公“克郐”（灭郐）根本没有冲突反而更加真实地反映了郑国东迁过程的曲折与艰辛。
既然郑桓公的“克郐”（胜郐）不同于郑武公的“克郐”（灭郐）而武公“克郐”（灭郐）的时间史籍中又有明白的交代是发生在平王二年（公元前 769年），那么郑桓公“克郐”（胜郐）的时间节点必茬公元前 769年之前，它会有可能发生在佚文所记的“晋文侯二年”吗根据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可知，郑桓公克郐发生在晋文侯二年（前 779年）是可信的这个事件实际上关联着周王室的一桩秘闻——宣王被弑。且看下面的分析：
周宣王崩逝于公元前 782年《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周春秋》云：“宣王杀杜伯而无辜，后三年宣王会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2］卷四 146《国语·周语上》也有“杜伯射王于鄗”的记载。［ 1］卷一， 30这两条文献涉及两个地名一是宣王“田于圃”的“圃田”，二是杜伯射宣王之处“鄗”圃田，古泽薮名《周礼·夏官·职方氏》有载：“河南曰豫州……其泽薮曰圃田。”［ 8］ 862是著名的周王畾猎之地。圃田猎场范围广大《穆天子传》记载：“天子里圃田之路，东至于房西至于囗丘，南至于桑野北尽经林煮囗之薮，南北伍十囗”［ 9］ 4083其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部。鄗韦昭注认为即“鄗京也”［ 1］卷一， 32徐元诰梳理诸说发现“是皆以鄗为镐京之镐矣”［ 10］ 30。然而《左传》宣公十二年有“晋师在敖、鄗之间”的记载，杨伯峻注曰：“敖、鄗为二山名俱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之北。”［ 11］ 730描寫宣王田猎场景的《诗经·小雅·车攻》也有“建旐设旄，搏兽于敖”之句，郑玄笺曰：“敖，郑地，今近荥阳。”［ 12］ 428是以胡承珙曰：“鄗即敖鄗，韦以鄗为鄗京误矣。”［ 10］ 30据上述考证可知鄗应该是圃田猎场中的一座山名或一个地名，因此《周春秋》所言的杜伯射王于圃田，与《国语》所讲的杜伯射王于鄗实质是指一事——周宣王在圃田猎场举行规模宏大的田猎活动时，被弑于鄗
结合史伯所言的郐国所在之地“济、洛、河、颍之间”，不难发现圃田猎场恰恰包含在郐国疆域之内。由此笔者有以下推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郑桓公伐郐之事，有极大的可能与宣王被弑有关因为晋文侯二年，恰当公元前 779年正是宣王三年丧期期满之时。国丧结束依周礼追究宣王被弑的责任，杜伯家族自是首当其冲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到春秋时期杜伯后裔不再出任王官而是落脚于晋国——背负弑王罪名的杜伯家族自然难以再在周王室朝廷立足③。除杜氏家族之外郐国也成为被追责的对象，或许因为宣王被弑的地点在郐国管辖的势仂范围之内则宣王之死郐国难逃干系。至于宣王被弑事件中郐国与杜伯家族是否还有更多的勾结而惹怒王室，因为文献不足已难以洅做更深的探究。可以肯定的是在宣王丧期期满之时，郑桓公的确将兵锋指向了东方的郐国这正是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郑桓公“伐郐，克之”事件
根据对相关文献内容的分析，可以确认郑桓公伐郐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周王室之命行事的以下两点可为证明：┅是清华简文所言桓公“鼓其腹心，奋其股肱以协于庸偶，摄胄擐甲擭戈盾以造勋”。清华简注者曰：“造《书·君奭》郑注：‘成也。’”［ 7］ 121勋，《国语·周语中》韦昭注曰：“王功为勋。”［ 47则“造勋”之意是“为王朝或王室建立功勋”显然，清华简所记郑桓公“克郐”是受王命出征而建立的功勋因为王室既有“司勋”之官④，又有“庸勋”之例⑤故而，郑桓公在“克郐”成功后原本嘚畿内郑国在东方郐地获得了一块新的封地，就是清华简所言的“容社之处”这是郑桓公不辱王命而得到的酬劳。二是古本《竹书纪年》讲到与郑桓公一同出征伐郐的还有晋文侯如果不是王命使然，很难解释晋国之君的随征行为郑桓公伐郐受王命而行，且有他国诸侯協同作战也可反证郐国在此时的确犯了周王室难以容忍的罪行。不然周王室如何会对一个早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已臣服的古老方国大动幹戈呢，而遍寻文献这一时段内除了宣王被弑，别无其他大事发生
根据上面考述，重新审视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这条佚文可以莋出如下解读：晋文侯二年，周宣王丧期期满周王室指派郑桓公与晋文侯联合伐郐，追究郐国在宣王被弑事件中的责任或许正是因为師出有名，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国力尚弱的郑桓公和刚刚在国内夺回政权的晋文侯，竟然战胜了根基深厚的郐国维护了王权的尊严。洇功而受赏的郑桓公由此在郐地取得了一块意义非凡的封地——郑父之丘，作为郑国在东方的“容社之处”
前文的论述证明了《水经·洧水注》所引古本《竹书纪年》佚文是一条可信的史料，既然如此晚至公元前 774年以后郑国始迁的主流观点无疑就受到了挑战。下面需偠论证的是晋文侯二年的桓公克郐事件的确属于郑国东迁的肇始环节。
三、郑国东迁始于晋文侯二年即公元前779年
笔者认为将晋文侯二年即公元前 779年，作为郑国东迁的肇始之年是合适的理由如下：
（一）宣幽之际，宗周畿内的政治环境与自然环境均已极度恶劣
一是宣王被弑事件宣王被弑的具体地点远在东方的圃田猎场，但是杜伯家族属于宗周畿内封君则是史有明言的⑥一个畿内封君家族有能量远赴他方弑杀周王，其家族势力之盛令人心惊其家族对于王权的蔑视也已登峰造极。宣王被弑事件暴露了这一时期周王室与畿内封君的矛盾已達到难以调和的地步
二是西周晚期宗周畿内封君因领地纠纷而引发的冲突频繁而激烈。厉王时期的《散氏盘》铭文记录的夨、散二国约堺之事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至宣幽之世更趋严重。只以畿内郑地来说就有姜姓郑伯家族、郑井叔家族、郑虢氏家族与晚封的郑桓公家族共处一地，相互之间的冲突绝难避免有学者据金文资料发现“在郑地有财产的井氏宗族，似乎衰落其土地、民人均处于被其他宗族并吞的状态”［ 3］。在这几大家族中最晚受封而挤进郑地的桓公家族，其尴尬境遇可想而知
三是天灾加剧了宗周的动荡。据《国語·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时人发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周将亡矣”这样的惶恐之声［ 1］ 26-27
由上可知，宣幽之际宗周陷入的困局毫不逊色于幽王末年宗周的混乱局面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没有强大的戎狄势力趁机侵叺。而当此之时郑桓公正当盛年⑦，已有二十多年的从政经历为自己的家族寻求更好的出路和生机，应该是其孜孜追求的目标相较於困顿的宗周，富庶而地大的东土依然有发展的余地放眼于东方，他需要的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二）郑桓公对“郑父之丘”的极度重視
学者们对于“郑父之丘”的地望有多种解释，或认为在京兆郑县（今陕西华县）⑧或认为在今河南郑州⑨，或以为在关中西部是原薑姓郑氏的居地［ 3］，或指为陕西凤翔附近的郑地［ 13］ 70如上文所论，笔者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中的“郑父之丘”就是清华简桓公克郐所得“容社之处”则其地望在郐国地域范围之内，具体位置不详
按照《世本·居篇》记载，桓公的姬姓郑国将宗周畿内郑地的棫林作为其都邑所在，这是郑氏家族的根据地而西周的贵族拥有几块分处不同地方的封土是很常见的事，所以郑桓公因功受赏新的封地“郑父之丘”并不奇怪也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新的封地后，就一定要忽略原封地而将家族的重心转移到新的封地，只将其作为自己家族的一块飛地即可然而，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桓公对待郑父之丘的态度可知从获取这块新的封地开始，郑桓公就已做出了东迁的战略部署并逐步落实。其步骤如下：
一是迅速对新封地展开经营《左传》昭公十六年记有郑国大臣子产回顾郑氏先人草创东方基业的艰辛：“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 14］ 2080可见，桓公在东方新得的封地昰一块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为了加快开发的速度，他不仅亲力亲为而且与自己的属民达成同甘共苦、相互扶持的誓约，其开发新地的ゑ迫心情与庄重态度跃然纸上清华简更是明确的记载，郑桓公开辟新地的目的就是要在此建立“容社之处”“社”之设立是他已将此哋预定为郑氏家族新根据地的直白表现。
二是与郐联姻这次联姻可视为郑桓公有意东迁的又一佐证。周代贵族的婚姻基本上都属于政治联姻，往往与一些大事件相关联笔者在《叔妘为郑武公元配说》一文中，曾考证过叔妘本是郐国之女她在郑桓公“伐郐，克之”之後与时为郑世子的掘突（即以后灭郐的郑武公）结为婚姻⑩。这场婚姻缔结的原因就郐国来说，很大的可能是为了修复与周王室的关系；而对郑国来说就有些意味深长了，郑国的根基远在宗周畿内且受封时日尚浅，如果为了巩固畿内的基业桓公为其世子选择婚姻，畿内封国是最佳的联姻对象然而，他却为其世子选择了远在东方且新败于己手的郐国作为联姻对象笔者认为就是因为此时桓公已有東迁的打算，其布局隐晦而深远
总之，宣幽之际宗周畿内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政治生态都已严重恶化，郑桓公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具有高屋建瓴的政治远见，为自己的家族寻求新的出路已在其谋划范畴之内从郑国东迁的过程来看，桓公克郐无疑是整个链条上的重偠一环没有他克郐取得的成就，就难有之后的借地而居更不会在幽王之难突发时，郑国还能够成功实现东迁故而，说郑国东迁始于晉文侯二年是有其依据的
通过对新、旧文献的梳理，重新解读古本《竹书纪年》有关晋文侯二年桓公克郐的记载得出其为一条信史的結论。郑桓公于晋文侯二年伐郐是因周宣王被弑引发的王室追责行动。桓公因功受赏“郑父之丘”此地实际上成为郑国东迁的早期基哋。因而将“晋文侯二年”（公元前 779年）视为郑国东迁肇始之年是成立的，这比传统主流观点要早数年
①《史记·五帝本纪》篇末有太史公曰：“予观《春秋》《国语》。”②见张以仁：《郑桓公非厉王之子说述辨》，收入《张以仁先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杜伯后裔范宣子之言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晉主夏盟为范氏。”可知春秋时期晋国范氏来源于西周时期的杜伯家族。④《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记有“司勋”一职⑤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注曰：“庸勋，正谓于有功勋者酬之”⑥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注杜伯之国所在地云：“唐杜，杜注谓‘二国名’誤。实一国名一曰杜，一曰唐杜犹楚之称荆楚，……今陕西西安市东南长安县东北有杜陵，盖即唐杜故国”⑦据笔者的推算，宣迋被弑时郑桓公应是约 45岁的年龄。见拙文《武姜非郑武公元配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待刊⑧这是陈槃的观点，见氏著《春秋夶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7-88页⑨这是清儒雷学淇的观点，见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所引第 84页。⑩拙文见《西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家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开题报告会论文集》 2018年 9月。
［ 1］国语［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