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香港电影前史（1896—1949）

香港电影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种电影形态的概念。在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中，香港一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一方面，它的思想文化受到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一直保持着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相通的关系。中西方文化的结合造就了独特的香港电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史基本上是以上海电影为主体的中国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也有其地域特色，但总体上看，与内地电影一脉相承，香港电影不仅与上海电影有着一致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两地电影的交流也十分频繁，从某意义上可把香港电影看作是内地电影的一个分支。1949年以后，才出现所谓“三地电影”的概念，但初期内地对香港电影的影响仍十分明显，一直到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才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影形态。

为方便讲述，我将1949年以前的香港电影史划为前史（初创期、孤岛时期、复兴期）；重点讲述49年以后的香港电影（黄金时期、转型时期、新浪潮时期、及合流时期）。

初创期：30年代以前的无声片

孤岛时期：抗战电影（1933—1941）

黄金时期：（5、60年代）

转型期：（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

新浪潮时期：（80年代）

1、香港电影是一个电影神话

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有着“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电影制片业十分发达。香港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这个约有650万人居住的城市，一直拥有全球数一数二规模的电影王国，是众所公认的“华人电影制作中心”，是娱乐电影的东方大本营，有“东方好莱坞”之称。香港电影历史久，类型多，产量高，雄霸东亚市场，影响力遍及海峡两岸及整个华人世界，也日受到欧美及亚洲等国重视。到60年代中期，共制作影片4000多部，其中，1961年产量高达300多部，仅次于印度、美国和日本，如按人口比例，香港电影产量实居世界之首。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电影鲸吞全球市场，在某些国家，甚至囊括九成票房，惟独在香港遭遇劲敌，票房不利。有时甚至所占票房不到三成。如《兔子罗杰》票房只及《赌神》的三分之一，《夺宝奇兵》只排到票房的第16位。香港电影是一个奇迹（九十年代重写这个神话的是韩国电影，《生死谍变》打败了《泰坦尼克号》）。香港作为“东方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基地，几乎每十年都会创造出一个奇迹般的景观，香港电影生命力的顽强表现在百年来无数低谷挫折它都能从容走过。

一个弹丸之地如何把电影搞得如此出色？首先是由于香港独特的社会体制、地理位置和东西方文化兼容的背景。与大陆政治电影观、台湾政娱合一的电影观不同的是，香港电影是娱乐电影观，由于身处一个身份尴尬的处境，生存是它惟一的目的（香港电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依赖市场发展的地区电影），却因此意外得到了自由创作、娱乐至上的前提，从而走上了一条与内地电影、台湾电影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香港电影在看似芜杂、粗俗的外表下，保持着最旺盛的生命力。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香港电影的题材一向回避政治问题，承袭了一条娱乐至上的商业化路线。从家庭情节剧/喜剧、戏曲电影、武侠功夫片，本土喜剧到英雄电影等多种类型传统，香港电影一直以娱乐逃避为最高宗旨。即使新浪潮的出现，这一路线也未改变，即使象一些明显的政治题材如《川岛芳子》、《滚滚红尘》，也是将其纳入浪漫、怀旧的情调中，回避政治上的态度。

在香港，电影一直是一门工业与生意。自70年代起，电影已高度商业化。电影运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一流人才投入商业电影制作，观念新，技巧纯熟，影片包装讲究，力追世界潮流，影象瑰丽，特技出色，提高了商业片的品质。香港电影善于计算、组织卖座元素，这是长期磨练与积累得来的。它善于吸纳流行文化，加上本土俚语，节奏明快。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莱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指出，好莱坞电影讲求细节真实，写情含蓄，重视布景、服装，力求真实，香港电影则追求激烈的感官刺激和快感，构思拍摄连场火暴，精雕细刻及超越极限的暴力镜头。暴力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导演德·帕尔玛认为经典电影已死，所以处处向传统致敬。“香港却只管勇往直前，把电影技艺为本的传统发扬广大，使之焕发神采。”

此外，除了产量、语言亲切感、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明星等历史文化背景外，在于电影本身的活力，大卫·波德威尔称：“香港电影不仅口味新鲜，而且生动刺激，是70年代以来最富有生气与想象力的大众电影”。

香港电影一向由于过于商业化、缺少文化内涵和历史感而为人诟病。造成香港电影“文化沙漠”的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在于，香港电影大多脱离现实，闭门造车，迎合观众，维持现有秩序，即使在香港“新浪潮”电影中，也找不到有理想抱负或胸怀大志，具有民族意识及使命感的人物，甚至没有忧国忧民的人物。对香港的现实，多数影片要么回避，要么夸张其暴力血腥的一面，要么制造脱离现实的奇诡梦幻与恐怖世界。电影只能满足观众做梦和宣泄的要求。其原因根本在于香港人作为殖民地人的处境和心态。香港人没有归属感，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但英国又不承认他们是英国人（如《阿飞正传》、《我是谁》）；其次，香港由英国人统治，一向轮不到中国人说话。香港人在着政治上有无力感。因次，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认为，国家感、民族感、政治感、历史感的缺乏，使新一代香港人成为无根的一代。“这一切加起来，便造成了香港人的目光如豆，没有时代使命感，缺乏民族国家意识，不知理想为何物，只知道为钱卖命，寻求感官刺激，今朝有酒朝醉。”正由于视野的狭窄，使香港电影一向缺少历史感和史诗格局的电影作品。

1、香港电影的初创时期

（1）电影传入香港和最早的电影制片活动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电影是1896年初传入香港的，路易．卢米埃尔兄弟的摄影师前来运东地区，第一站便是香港。卢米埃尔的助手在香港放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这年，美国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包括《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锡克炮兵团》。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算作最早的“香港电影”。

但直至1900年2月，香港的重庆戏院才第一次正式放映电影，当时称为“奇巧洋画”，是上演剧之后加设的节目。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据当时有关报导：“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1年，香港第一间电影院“喜来园”成立，开始常态性地放映风景短片和新闻纪录短片，自始有了“电影映演业”。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7月15日，香港地区公映了第一部中国生产的影片《德宗皇帝梓宫奉移》（《光绪皇帝金棺出殡》）。这是一部新闻纪录片，是用后期人工加色的，同时也是香港地区公映的第一部人工加色的新闻纪录片。

1909年3月22日香港中环大马路136号和137号的真光公司贴出了一则广告：“兹有影机器及影画数十套出售，价格相宜。”这是电影放映机和影片在香港用于商业售卖的最早纪录，这一举动对于促进香港及中国的电影放映事业，产生了很大帮助。

1913年，香港第一次公映有声电影，影片是外国电影《卡尼多芬》，当年的4月29日起在香港大会堂公映，当时还使用了人工加色。虽然这部有声电影的票房并不理想，但却说明了一点：香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当时的情况下，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总是比较迅速。

1915年，香港公映了第一部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师雪徒冤》。

1915年，二十世纪最大的电影机械和胶片的生产商和供应商、世界上最早制造电影放映机和留声机的公司——法国“百代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12号设立分公司，出租和出售各种影片及电影放映机等器材，电影放映日趋普及。1916年，尖沙咀地区开设了第一个露天放映场，於晚上对大众营业。1920年，香港第二间电影院“比照电影院”效法外国开办“循环映戏场”，观众可随时购票入座观赏电影。

（2）梁少坡与《偷烧鸭》

香港电影的拍摄开始于1909年。这一年，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经营的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就拍摄了默片谐剧《瓦盆伸冤》、《偷烧鸭》，《偷烧鸭》剧情简单，讲述一个相貌又黑又瘦的小偷（梁少坡饰演）想偷取肥胖的卖烧鸭小贩（黄仲文扮演）的烧鸭，小偷正在行窃的时候，却被警察（黎北海扮演）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这部短片比郑正秋、张石川的《难夫难妻》还要早4年。因此该片可看作是中国出产的第一部故事片。而台湾则是到了1921年，才有第一部影片《大佛的瞳孔》面世。

《偷烧鸭》由梁少坡导演，梁少波由此成为香港第一个电影导演，也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导演。《偷烧鸭》的摄影师是“亚细亚”的老板本杰明·布拉斯基。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除梁少坡外，《偷烧鸭》的演员还有黎北海、黄仲文等。他们几位都是香港人，作为香港最先参与电影制作的电影人，他们三位是香港电影制片业的先驱者。

梁少坡祖籍广东，出生于南洋，是世家子弟，在香港长大并接受教育，学贯中西。从小就很喜爱戏剧和电影，并参加了香港第一个文明戏团体“清平乐”，出演了《爱河潮》等文明戏。他精通英文，又对戏剧有一定的修养。拍摄了《偷烧鸭》后，梁少坡对于电影的兴趣更加浓厚，他和黎北海曾专门到上海学习电影技术。1922年，他参与了香港第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民新”的创设，并在该公司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中扮演了“毛大”。同年，他弟弟在广州创设“钻石影片公司”，请他执导了创业作《爱河潮》。他的太太高尚志，也参与了《爱河潮》的演出，并出任“钻石”出品的第二部影片《小循环》的女主角。她是中国最早期的女演员之一。1926年，梁少坡替广东南越影片公司编写了名为《添丁发财》的电影剧本，并在片中再次扮演了一个小偷。1930年，联华影业公司香港分厂成立，梁少坡被聘为编导，香港联华公司的第一部作品《铁骨兰心》就是由他编写的剧本，他后来导演了该公司的第二部影片《古寺钟声》，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香港联华影业开办的“联华演员养成所”的教师。梁少坡的电影生涯主要在无声电影时代。1932年香港电影进入了有声时代，他就退出了电影行业。梁少坡曾为香港电影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后来香港著名的粤语片导演李铁就是他的得意弟子，李铁曾担任过他的助理导演。梁少坡的妻子高尚志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演员之一。

《偷烧鸭》开启了香港的电影制片业。但往后3年并没有其它的本土制片活动。

（3）“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和《庄子试妻》

《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

黎民伟祖籍广东新会，1893年出生于日本，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由于其兄长是香港富商，他学成之后，也曾一度经商，获利颇丰。辛亥革命初期，黎民伟加入同盟会，1911年和梁少坡组织“清平乐”剧团，并利用演出之便，把枪械从香港运到广州，供黄花冈起义之用。黎民伟后来创办的民新和联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的进程，并为中国电影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1937年，“七七事变”后，黎民伟返港任职于启明电影公司，同时兼营电影冲印业务，香港沦陷后，他进入抗战区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出任永华电影公司技术顾问，并在香港率先使用机械冲印影片。他后来主持仙乐电影院直至1953年10月25日病逝。黎民伟是香港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他创办了香港第一家电影公司，制作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故事长片，创办了第一家培养电影演员的学校，开设了香港第一家全华资的新型电影院，因此，黎民伟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

《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黎民伟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通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商谈合作拍片。1913年，黎民伟和布拉斯基创办了香港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华美”，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黎民伟专为配合《庄》片的摄制而特地组织了“人我镜剧社”，其主要成员包括罗永祥、黎北海等，都是当年“清平乐”文明戏团体的成员，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摄了《庄子试妻》。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征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庄子试妻》片长两本，15分钟。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电影从《庄子试妻》开始，就已经很注意从传统艺术粤剧中吸取营养，并从此成为一个传统。

《庄子试妻》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庄子试妻》由黎民伟编导及反串演出庄妻、罗永祥担任摄影师。黎北海饰演庄子、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婢女、“华美”只出品《庄子试妻》后便结束业务。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珊珊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严珊珊之后，中国内地直到1921年才出现女性电影演员：殷明珠主演了电影《海誓》，台湾地区到1925年才有女性电影演员：连云仙出演了《谁之过》。

严珊珊本名严淑姬，广东南海人，出生于1896年，毕业于香港懿德师范学校。辛亥革命时期，她当过北伐军女子炸弹队队员，还曾经在南京、徐州等地从事了数月的救灾工作。严珊珊1913年开始做电影演员，1926年至1928年，她在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出演了《和平之神》、《再世姻缘》等电影，1928年她退出了电影表演行业，专心相夫教子，1952年病逝于香港。

据余慕云考证，《庄子试妻》曾被布拉斯基携回美国，与《偷烧鸭》一起在在美国洛杉矶公映，公映时还加映介绍这两部影片的演员的短片。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它是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它是第一部有电影女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同时也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4）“民新”公司的成立

1923年5月14日，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公开募股成立“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是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有规模的影制片公司，“民新”公司的董事长是黎海山，总经理是黎民伟，经理是黎北海，技术主任是香港的第一个摄影师罗永祥，顾问是关文清。

“民新”公司初期以摄制新闻纪录片为主。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为《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6届远东运动会》。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也是“民新”出品。

“民新”1924年在广州拍摄了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这部电影取材于古典文学名着《聊斋志异》。影片大意是说：宿介企图奸污胭脂，胭脂誓死不从，宿介就陷害她的意中人鄂生，鄂生含冤入狱，幸而官员明察，雪了冤屈，胭脂和鄂生终成眷属，宿介也得到应有的下场。影片完成后于1925年2月春节期间在香港“新世界戏院”公映，由于影片精彩，加上导人向善的主题和内容，大受欢迎，连演十天，场场爆满，创下香港电影的最高卖座纪录。香港电影事业自此逐渐走上正轨发展。

《胭脂》由黎北海编导，林楚楚担任女主角。林楚楚，广东新会人，原名林美薏，1905年出生于加拿大。1919年，她在香港和黎民伟结婚。1942年出演《胭脂》，从此以后，一直协助黎民伟发展电影事业。她一生共主演过26部电影，代表作有《西厢记》、《故都春梦》、《人道》、《慈母曲》等。她最后一部电影是《义犬救美》（1953）。1953年黎民伟病逝后，她便退出影坛，专心教育子女。1979年初，林楚楚病逝于香港。

《胭脂》的摄影师罗永祥是香港的第一个摄影师，他在香港出生长大，自幼爱好戏剧，也是“清平乐”的成员之一。1909年，罗永祥参加了《庄子试妻》的拍摄工作。在参与拍摄《庄子试妻》过程中，他向布拉斯基学习技术，并协助拍摄工作。后来，他又从书本和电影实践中不断地研究电影摄影技术，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摄影师。他也是民新的创办人和股东之一，民新的技术和拍摄由他直接负责，民新出品的大量纪录片，都是他和黎民伟拍摄的。民新迁往上海后，他加入联华香港分厂，担任技术主任和摄影师，香港联华出品的《铁骨兰心》等4部电影，都是由他拍摄的。他摄影技术高超，工作认真，为人宽厚，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24年，黎民伟带摄影队到北京，为梅兰芳拍摄京剧片段，后来剪辑成一部两本长的京剧纪录片。

在1925年“民新公司”迁往上海前，一共拍摄了19部新闻纪录片和1部舞台艺术纪录片。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还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机构—“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惜受到25年6月的大罢工影响，刚萌芽的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从1924年到1929年，香港电影基本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在1925年香港大罢工后成立了多间电影公司，包括：“两仪影片公司”、“光亚影片公司”、“大汉影片公司”、“四匙影片公司”、“满天红影片公司”等。出品过的剧情影片，包括《金钱孽》、《从军梦》、《做贼不成》、《艳福难消》、《两医生》、《乱世鸳鸯》、《忏红》等。除制片公司外，当时也成立了一间“明达公司”，代理美国各大影片公司的影片在中国和香港发行。“振业公司”则代理欧美各国的电影机械在中国销售。这两间公司都是由在香港和上海等地拥有最多电影院的“中国电影大王”卢根所创办的。自此，香港的电影发行业也逐

（5）省港大罢工和香港电影的第一个空白期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纷纷罢工、罢课，以示抗议。同年6月，大陆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电车工人及不少学生加入罢工、罢课的行列，而香港政府也开始加以镇压。当时香港人口不过60多万人，但参加罢工的人数已高达25万，其中超过20万更离开了香港到达广州。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影响甚至波及澳门。受到工潮影响，“大汉”、“两仪”等电影公司被迫结业，“民新”、“光亚”分别迁往上海和广州。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元气大伤，至30年代才恢复。因此，1925年是香港电影史上的第一个中止期。原本在香港工作的电影工业者，不少都到广州求发展，其中香港第一部短片《偷烧鸭》的导演和主演梁少坡便在广州创设了“钻石影片公司”。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却令广州的电影事业蓬勃一时。

1926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不过，大罢工期间，仍有人用“满天红银幕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及广州拍摄了29部新闻纪录短片。这些短片被剪辑成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命名为《香港时事画片》，并曾于香港的“九如坊新戏院”放映。

在这段香港电影业的中止期，唯一正式放映过的港产片是大罢工前出品的《从军梦》，而唯一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成立，导师为香港电影的先躯者黎北海。

然而，电影放映业到了1926年6月开始复苏起来。当时的电影院，除了以放映西片为主，亦放映过不少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公映的《薛平贵全集》。该片是第一部在美国摄制、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

（6）早期香港电影的教化意识

1930年以前，香港总共拍摄了28部无声影片。这一时期，香港电影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香港电影人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影以载道”的艺术观。“民新”在成立宣言中便明确提出“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要把中国“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的风格”介绍出来，而且“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因此，早期许多香港电影都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营养，他们认为“电影不仅供人娱乐”“且有移风易俗之功”，是“辅助教育、改良社会必须之工具”黎民伟更在当年提出“电影救国”的口号。当时的电影评论也注重电影的社会效果，强调“影戏的善恶，有左右社会的可能性”。这同西方影评人强调影片抒发纯个人感受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难兄》是香港第一部伦理片，讲述了一个受继母虐待的男孩，离家出走后，为富人家所收养，得以受教育而成为一位名医，在继母病危时，能不记前仇，为之治病，终使全家团聚。影片获“中国电影教育协会”名誉奖第一名。片中宣扬的“原人伦”的道德观，成为香港“影以载道”的传统之一。

（7）“联华”时代的香港电影

1930年初，黎北海成立“香港影片公司”，拍摄了香港片的第一部大制作《左慈戏曹》自此结束了为期4年半的香港影业中止期。标志着30年代的香港电影工业开始复苏。同一年，“香港影片公司”的第二部电影，也是第一部根据粤曲改编的电影《客途秋恨》上映，这也是这家公司的最后一部电影。“香港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都是在香港第一间电影制片厂“香港制片厂”（1928年设于利园山上）摄制的。此后，香港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成立，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才见起色，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1930年10月25日，罗明佑和黎民伟等在香港成立“联华影业印刷公司”，创办资金100万港元，其中绝大部份为香港人投资。1931年3月，先在上海成立“联华上海分管理处”，后来更将公司发展中心转往经济文化条件较优越的上海，连公司的总管理处也移往上海，在香港只成立了“联华港厂”，即“联华第三厂”，厂址设在北角名园山已经停业的名园游乐场。联华港厂两年间一共出品了《铁骨兰心》（1931）、《古寺鹃声》、《夜半钟声》（1932）及《暗室明珠》（1933）4部默片。联华港厂开办了两年就宣告结束，其原因是开支过大，收入相对较少，“联华”只好将上海以外的分厂裁撤掉。联华港厂还拍摄了少量的新闻纪录短片和科教短片。

为了培养人才，1931年4月，在联华港厂内开附设了“联华演员养成所”。公开招生，投考者异常踊跃，人数近千，最后限于名额仅仅录取了60人。翌年，联华演员养成所继续举办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报名人数再次超过千数，最后录取60人。

“联华”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它推出了一连串主题健康、风格清新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打进美国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人道》、第一部在外国得奖的中国电影《渔光曲》等等，不但改变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电影的观感，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制造声默影片有限公司”，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香港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开始了香港影业的有声片时代。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但是，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在越南摄制，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此时，香港电影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各个电影公司相继成立，电影制作类型也走向了多元化。直到1935年，香港才停止了默片的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香港电影进入有声时代后，因为香港是粤语社会，所以当有声片出现后，电影大都是以粤语为对白，此间的粤语电影制片机构达50多家，促进了香港粤语电影的发展和繁荣。1933年，香港开始有粤语片的生产，当年的产量只有3部，1934年产量是6部，这两年只能算是粤语片的萌芽时期。从1935年开始，香港粤语片的产量，一年多过一年，到1939年已经超过100部。1935年至1937年是香港的粤语片的繁荣时期，这三年香港生产的有声电影都是粤语片。从1938年开始，香港才又多了一种有声电影——国语片。从此，香港电影进入了粤语片和国语片共存的时期。

30年代是粤语片的成长期。此时粤语片的产量明显上升，天一的港厂也出产了不少粤剧影片。

从1934年6月天一影片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厂开始，香港电影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由于“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所以，第一部粤语发音的电影《白金龙》由上海“天一”电影厂投资拍摄，汤晓丹执导，1933年公映。这是粤剧名伶薛觉先主演的时装片，改编自他的同名舞台剧，由他和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联合出品。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粤语片，因此在香港公映时十分轰动，在南洋各地和广州也大受欢迎，替“天一”赚了大钱，也为“天一”在海外开拓市场的邵氏兄弟打下了他们在南洋成立“邵氏兄弟娱乐机构”的经营基础。《白金龙》的成功，导致邵醉翁于1934年亲自到香港成立“天一港厂”，专门拍摄粤语片，供应香港和南洋各地的市场需要。1934年12月12日，天一港厂的第一部电影《泣荆花》公映，影片由邵醉翁、邵仁枚联合导演，白驹荣、胡蝶影主演。

邵醉翁（1898—1979），浙江宁波人。字仁杰。邵氏电影公司前身，天一影片公司的创办人。1914年毕业于上海神州大学法科，1921年担任中法振兴银行经理，同时在上海、宁波和天津等地与人合股经营商号。1922年和地产商人窦耀庭合资经营“笑舞台”，张石川担任顾问，其弟张巨川为前台经理，郑正秋为后台经理，上演文明戏，并创办和平新剧社，演出自编的时事剧本。1925年开始电影事业的发展，并将事业开展至香港及南洋一带，后因天一港厂遭到火劫，心灰意冷的邵醉翁于1949年以后闲居上海，将事业交于其弟。邵醉翁1979年病逝，终年81岁。他一生导演影片35部，电影剧作14部。

香港电影制片业初期是由方言性的“粤语片”主导，至1937年共生产了157部粤语片。尽管1937年，曾发生过“禁粤语片事件”：国民党政府属下的中央电影检查会以统一国语为理由，下令在该年7月1日执行禁止粤语片拍摄，也禁止粤语片进入内地。但尽管市场相对狭窄，战前的香港电影仍是粤语片的天下。

（1）“爱国片”热潮的延续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产量增幅超过一倍。除此之外，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制作又出现了新的类型，如歌舞片、伦理片和社会教育影片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爱国影片。从1933年第一部有声电影到1941年香港沦陷的九年间，香港共拍摄500多部影片，最有意义的是一批抗日影片，如《生死线》、《边防血泪》和《最后关头》等。

1933年，关文清在美国旧金山市大观旅馆发起组织影片公司，华侨赵树森首先响应，最终在众人的大力支持下，合股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为了表示纪念，这家新兴的电影公司就被命名为大观。大观在1933年由赵树森执导拍摄了第一部作品《歌侣情潮》，由关德兴和胡蝶影主演，这也是他们二人的电影处女作。

1935年，在抗日热潮的影响下，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由“大观影片公司”出品，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的《生命线》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影片讲述了一个爱国工程师，克服种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建成了一条既有利于国防安全，又能够对民众的生活产生帮助的铁路“生命线”的动人事迹。电影的基调昂扬向上，音乐也十分振奋人心。但是，由于主题是宣传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止在媒体上出现。因此，《生命线》也难逃被禁的命运，由此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不过，后来，关文清上诉胜利，影片得以重见天日。片中由男主角吴楚帆演唱的电影插曲《不堪重视旧征袍》流行一时，成为香港第一首电影流行歌曲。

1935年香港制作的爱国主义电影除了大观的《生命线》以外，还有“天一”的大制作影片《火烧阿房宫》和《马介甫》。《火烧阿房宫》原是刘大同根据《东周列国志》和《刺客列传》等史料改编而来的剧本，后来被人改编为粤剧。故事的构思非常庞大，影片只是选取了其中燕太子丹入质秦国直至刺杀秦王失败的这段悲壮动人的故事。剧情主要集中在“只有爱国，才能救国”的核心内容上，剧中人物无一不对祖国充满深沉的爱恋。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魔掌伸向了中国，国难当头之际，这部借古喻今的影片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本片从1935年12月31日开始公映，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连映10天，场场爆满。《马介甫》则改编自《聊斋志异》。把一个荒诞不经的惧内的家庭故事，改编成了一部爱国警世的影片。影片讲的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泼妇，不但致使家庭不睦，甚至逼迫丈夫出卖国家。一个慷慨任侠的壮士，为了国家，为了朋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手刃国贼。影片的总导演是邵醉翁，导演邵仁枚，影片于1935年12月29日公映。

1936年，“爱国片”增加了产量，包括大观影业公司出品、关文清导演的“抗战三部曲”之一的《抵抗》；“天一”出品、邵醉翁担任总导演，文逸民导演的《爱国花》；南国影片公司出品、姜百合导演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香港因为是英国殖民地，并未立即卷入战争之中。基于民族感情，香港抗日气氛高昂，香港电影界大量拍摄抗日爱国电影，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惊人。抗战时期，反映抗日的爱国影片以香港数量为最多。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出现了《血溅宝山城》等优秀的粤语“爱国片”。在众多爱国片中，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义务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经典之作。

1938年，香港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义务联合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正面宣传抗战的影片《最后关头》，影片于1937年8月4日开机，9月12日完成，12月29日首映，1938年3月2日正式公映。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效应。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在一个爱国大学生的启发下，逐步觉醒。明白祖国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应该立即动员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后来，他们就分头走到工商界、妇女界、电影界、农村和军队当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影片最后在全国人民誓死保卫国家的呐喊声中结束。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拍摄资金全是由香港的电影制作公司和电影工作者捐献出来的，影片完成后，各地版权公开招股，拍卖所得除了支援前方战士外，其余全部用来购买了救国公债。影片上映后，反响极为热烈。由此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虽然爱国主义影片的佳作迭出，但1935年的主流影片还是喜剧片。而当年最突出的喜剧片当属凤凰公司制作的《傻佬拜寿》，由鲁民编剧、彭年导演，子喉七、黄曼梨主演。影片情节来源于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讲述一个傻佬到他岳父家祝寿的谐趣经历。影片于1935年9月18日上映，非常卖座。凤凰公司由当时号称华南和中国电影院大王的卢根于1935年创立的，他准备投资200万元，兴建新的摄影棚，购买新型的设备，到处延聘知名电影人才，同时开办大规模的演员训练班。另外，凤凰不仅准备制作粤语电影，而且还准备生产国语电影，甚至打算在全中国的电影院放映。可惜的是，凤凰只生产了3部电影：《傻佬拜寿》及其续集《标准老婆》（1936）和另一部尚未公映的《落日》，就因卢根的破产而真正成了落日。

1936年，社会教育片又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天一”出品、邵醉翁执导的《广州一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天一港厂是30年代香港重要的电影制作公司。出品的电影不仅数量多，而且其中不乏佳作。不过在1936年5月11日和8月6日先后两次失火，给“天一”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令“天一”元气大伤，直接引发了“天一”的改组——后来“天一”港厂改组为南洋影业公司。“天一”改组后，邵醉翁离开香港返回上海颐养天年。新的南洋影业公司由邵邨人负责。“南洋”出品的第一部电影是《乡下佬探亲家》，公映日期是1937年元旦，导演是邵逸夫，这是他执导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电影。这期间的重要作品还有汤晓丹导演的批判一夫多妻制度的《金屋十二钗》，赵树森导演，何大傻、叶仁甫主演的《大傻出城》，以及吴楚帆与黄曼梨主演的关注社会问题的爱情悲剧《梨花落》。1937年，由于日寇逼近上海，邵醉翁携带家眷再次返港。定居香港后，他决定在南洋片场内重组天一港厂，并于1937年底宣布复业。复业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飞将军》，内容是描写爱国空军的阴谋英雄事迹。此后，又拍摄了两部爱国主义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1938），这是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另一部是侯曜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太平洋上的风云》。

1938年，三兴贸易公司出品了香港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这也是香港第一部有武术指导的影片。该片的武术指导是著名拳师何思杰、吴本超和女拳师吴美露，参加演出的武师共有200多人。

同年也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其中，《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也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8年，上海“新华电影公司” 出品了香港第一部国语片《貂蝉》。影片由卜万苍导演，金山、顾兰君主演。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香港自此一直维持“粤语片”和“国语片”双语并存的制片体系，一直至70年代才结束。

在1939年，香港还出现了鬼怪电影和民间故事电影的潮流，以及第一个香港女导演执导，全部由女演员出演的影片《女人世界》，以及光荣影片公司出品，黄花节执导，全部反串演出的《老婆奴》。

（3）上海影人南下和第一次电影“清洁运动”

因抗战关系，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一大批上海进步电影人南下迁移到香港，继续在港拍摄国语片。他们在香港拍摄了《白云故乡》、《前程万里》等国语抗战片。1937年，蔡楚生在香港创办了大地影片公司，导演了著名影片《孤岛天堂》，这是一部优秀的爱国主义电影代表作，该片在港九上映时，观众达5万人次，占当时香港人口的1/20。

此外，针对香港电影创作中存在的宣传封建思想和庸俗低级的媚俗影片，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发动了一次旨在廓清电影艺术氛围的电影“清洁运动”，对落后、色情的坏电影发起批判，促进了香港电影沿着爱国主义路线健康发展。

（4）香港沦陷和电影业的停顿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它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攻陷，开始了3年8个月的香港沦陷时期。一直到日本投降的1946年初，由于香港电影工作者不肯侍敌，拒绝为日本拍片，香港的电影制片业全面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日方在1942年拍摄过一部反英的故事片《香港攻略战》和一些新闻纪录片。香港在3年零8个月的沦陷期，除了一名受蒙蔽的女演员李香兰在日本人制作的影片中扮演过角色外，没有任何电影人同日伪合作。香港沦陷期间，好莱坞电影被禁止放映，皇后戏院被改名为明治，专门上映日本电影。日本电影和上海的国语片占据市场，但是数量不是很多。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部份戏院放映的都是库存的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香港光复。但由于英方抢先接收，重新控制香港。饱受日寇3年零8个月法西斯统治的香港，此时已成千疮百孔的废墟，物质奇缺，物价上涨，房屋毁坏严重，近20万人无家可归。制片场地在战时受到严重破坏，工作者从后方各地回港复员亦需一段时间，因此直至1946年末才恢复电影制作活动。这段长达五年的时间，是香港电影史上的第二个“空白期”。总的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

从1946年到1949年，香港电影逐渐复苏，共拍摄影片400多部。香港光复后拍摄的第一部国语片是《情陷》，在1946年末公映，该片由莫康时执导，吴楚帆主演。上演的第一部粤语片是《郎归晚》，在1947年初公映。此后，香港电影事业逐渐回复常规发展。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四十年代末期，由于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走避香港，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带动了香港国语电影的兴盛，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更达至高峰。在电影题材方面，这一时期，除了继续拍出一批爱国影片，如《民族的吼声》、《小广东》、《烽火故乡》、《正气歌》外，受大陆上海《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影响，现实主义开始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第一间较具规模的制片公司是蒋伯英于1946年成立的“大中华影片公司”。蒋伯英从邵邨人那里租借了南洋电影厂的设备。1946至1949年期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其后，“永华”、“大光明”和“长城”等具有影响力的电影公司相继在港成立，拍摄了《国魂》、《清官秘史》、《荡妇心》、《火葬》、《春雷》、《山河泪》、《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和《花街》等国语片，不但使国语片在香港迅速成长茁壮，在中国大陆各地公映也广受欢迎，因此吸引了不少知名艺人南来香港拍片，奠定了香港电影业的兴盛基础。

其中，李祖永与张善琨合作创办的“永华影片公司”是香港第一间大规模、现代化的电影制片机构。“永华”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朱石麟和吴祖光等著名导演。永华的创业作是《国魂》，拍摄的是文天祥的故事，其爱国热情对当时的香港观众造成了很大的鼓舞。最著名的作品是鼎盛时期拍摄的由朱石麟导演的《清宫秘史》。影片编剧姚克，摄影庄国均，由周璇、舒适、唐若菁主演。这部电影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大型的国语片制作，而且当时也是最具争议的影片。影片集中描绘了清末宫廷中的政治斗争和风流韵事，曾被批评为违背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于国内受到严厉批判。但是，张善琨与李祖永之间的合作并不是很融洽。1949年，张善琨转而创办战后最重要的国语电影厂“长城”。“永华”却一直无法解决财务问题，到了1954年被“国泰”接管。在香港的整个光复期，香港一共出品了76部国语片。战前，国语片市场在香港并不发达，可以说，是蒋伯英的大中华影业公司和李祖永的永华影业公司等将香港发展成为上海以外的另一个国语电影中心。

（2）粤语电影第二次“清洁运动”

1948年下半年，蔡楚生、欧阳予倩、史东山、张骏祥、柯灵、白杨、舒绣文、张瑞苏、王为一等一批左翼影人先后离开上海，南下香港，等待时机转赴解放区。居港期间，他们先后参与了拍摄国语片的大光明影业公司、南群影业公司、民生影片公司和以拍摄粤语片为主的南国影业有限公司的影片拍摄活动，相继制作完成了《野火春风》、《水上人家》、《恋爱之道》、《静静的嘉陵江》等国语片和《珠江泪》、、《满江红》、《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粤语电影。

40年代末期，由于社会动荡、人心不安，某些惟利是图的制片商，为了牟取暴利，拍出相当数量的宣传凶杀、恐怖、荒诞、色情的低劣电影。为改变粤语电影粗制滥造的现状，蔡楚生、苏怡、吴楚帆等知名电影工作者发起了第二次粤语电影的“清洁运动”，提出“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耻辱与粤语片绝缘”的口号，对香港粤语片的品质改良有实际帮助。这一运动造成了“伶（粤剧红伶）星（电影明星）分家”，吴楚帆、张瑛等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坚持电影应该“教育群众，反映现实的创作原则，继续拍摄一些表现香港当时面临的家庭伦理、住房民生、经济重建等社会问题的严肃电影。不久，这批人士又陆续成立了”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五十年代影片公司”、和“中联”、“新联”等在50年代发挥了积极影响力的粤语片制作公司，可以说，这一运动直接孕育了50年代粤语电影的黄金时期，促进了香港粤语片整体水准的提升。对于内地、台湾和香港三地而言，1949年都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两岸三地的电影基本维持着个别经营、独自发展的特异格局，形成了中国电影发人深省的独特奇观。及至五十年代，香港电影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形成了国、粤语片天下二分的局面，一方面继承了上海电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渐渐衍生出只能是属于这个城市的本土电影，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空间。

（3）粤语片及其它类型电影的繁荣

这一时期，香港粤语片产量惊人，共出品了420部粤语片。1949年的年产量首次超过了150部，成为世界上电影出品最多的几个地区之一。此时期的制片路线主要为反映战时生活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写实电影，代表作有《珠江泪》、《几家欢乐几家愁》、《复员泪》、《此恨绵绵无绝期》、《有冤无路诉》等。

王为一导演的《珠江泪》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结合得较好的粤语片，被赞誉为“现实主义粤语片一个正确的、坚实的、全新的起点”，是粤语片的一部革命性的代表作、里程碑式的经典。这部影片描写了珠江岸边一对贫苦夫妇的坎坷遭遇，以及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阻力，奔赴解放区的生活历程。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揭露剥削阶级反动政权对人民的压迫，表现人民的反抗精神。全片洋溢着高度的生活真实感和浓郁的广东乡土风情，显示了编导对电影语言的娴熟把握、对故事情节的展示、对环境的氛围的渲染以及对银幕人物形象塑造的功力。

其它影响较大的粤语片还有关文清导演的《复员泪》，以及使香港粤语电影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一时期，香港制作了一系列社会写实的优秀影片，成绩斐然。

在百花齐放的制片环境下，各种新的类型电影也纷纷出现，包括了后来成为全世界最长寿电影片集的《黄飞鸿传上下集》、改编自由电台广播天空小说的言情片《梦断残宵》、源自广东传统戏曲的粤剧片《七月落薇花》、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片《七剑十三侠》、和改编自畅销漫画的《乌龙王》等。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底，香港共摄制了440多部电影。

在电影技术方面，1948年，香港拍摄了第一部彩色粤语片《蝴蝶夫人》。

第二讲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五、六十年代）（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的分立使得香港电影同内地电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见解、运营机制、人才格局以及出品的类型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这一时期，“华资的积累，及内地一些城市私人资本转移到港，奠定了香港制造业的基础。”促使香港由转口贸易港向加工贸易型的工业城市转化。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电影的繁荣，香港的电影创作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当时香港电影最大的海外市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两大电影发行机构国泰和邵氏，都投资香港，与香港本土的长城公司鼎足而立，形成港地最大的三家电影制片机构。此外，还有数百家中、小型的制片公司。

由于香港特殊的殖民地政治环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及东西方兼并的文化氛围，使得香港电影走上一条复杂道路。同内地强烈的政治电影观不同的是香港非常明晰的娱乐电影观，在娱乐电影观的促动下，香港的电影工业迅速崛起，很快就成为了中国商业电影的制作中心。

从资金、人才以及文化底蕴来看，香港电影在五、六十年代大致可划分为左派的中原电影与右翼的新马电影两种势力。中原电影势力主要自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从内地转移到香港，以长城、凤凰影业公司为代表，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拍摄了一系列受欢迎的电影作品，对香港电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真正主导香港电影格局的却是新马电影势力，就是自50年代初期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转移到香港的电影公司，以“邵氏”、“电懋”为主，它们立足于商业利益，迎合观众，票房至上，也最大程度地发扬了“娱乐电影观”。由于商业需要，类型化的制片策略成为考验电影市场的有益尝试，于是家庭伦理片、喜剧片、歌舞片、戏曲片、古装片、武侠片、功夫片等多种类型的片种应运而生，并发扬光大。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香港电影界经历了一番“左翼”势力和商业利益的此消彼长，从长城、凤凰等影业公司的历史舞台逐渐被电懋、邵氏占领，从五十年代的自由电影界逐渐转变为六十年代的大公司对垒，香港电影在去国离家的迷惘和安身立命的急切里张皇了许久，才终于在时代的大潮里确立了前行的方向。一直到七十年代许氏兄弟的市民喜剧和由许冠杰兴起的粤语流行歌曲终于成为主流娱乐时，一种属于香港的自我身份才在悄然中正式确立。这也正是香港经济迅速腾飞，港人对生活、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的年代。初来香港的那批人在这二十年里渐渐变老，他们的下一辈成为香港的主人，他们对于故乡的记忆是朦胧的印象。

    这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黄金时期，量、质都优。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香港一共出品了2100部剧情长片，其中包括粤语片1535部、国语片452部、厦语片137部、潮语片6部。此外还摄制了新闻纪录片30部。其中，厦语片是在1950年才首次在香港出现的新品种，首部作品是“一中电影公司”出品的《相逢恨晚》，由国语片名演员白云和鹭红主演。这些厦语片广泛发行于台湾和南洋等地，对50年代中期台湾崛起的闽南语片具有间接性的影响。潮语片直至1955年才出现，首部作品是《王金龙》，由夏帆和萧鸣主演。这个时期有三部港产片被收入法国出版的《世界电影辞典》中，它们是国语片《水火之间》（1955）、《阿Q正传》（1958）和《一板之隔》（1952）。被台湾名影评人黄仁和杜云之选为中国一百部名片之一的港产片，有国语片《碧血黄花》（1954）、《半下流社会》（1957）、《长巷》（1956）、《情场如战场》（1957）和《江山美人》（1959）等。港产国语片在“亚洲电影节”中，获最佳影片奖的有第五届的《四千金》（1957），第六届的《江山美人》（1959）和第七届的《后门》（1960）。同时期出产的粤语片《春》（1953），和国语片《一板之隔》（1952）、《绝代佳人》（1953）和《一年之计》（1955）等，同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1949至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

    1960至64年和五十年代末，同样是香港电影史上的繁荣期，它的繁荣首先表现在高产量上。这个时期的港产片数量（包括粤、国、潮、厦、纪录片）接近1,500部，其中粤语片接近1,000部（1961年粤语片产量超过200部，是粤语片产量最高的一年），国语片超过220部，平均年产量约250部。1960年年产量超过270部，是香港电影史上年产量最高的一年。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港产片产量最高呢？主要原因是当年香港院线多（粤语片四条，国语片三条），当时每片的影期一般是七天，即是一条院线每年大约放映52部电影，由于院线的供求关系，所以当年的产量如此高。

    1960至64年港产片不独产量高，而且佳作如林。在此期间出产的港产片，于亚洲电影节（以下简称亚展）中屡获殊荣，《后门》（1960）获第七届（1960）最佳影片奖，《花团锦簇》（1963）获第十届（1963）最佳喜剧金禾奖，于第十一届（1964）得奖的有《万花迎春》（1964）获最佳歌曲奖、《山歌恋》获最佳音乐奖、《黑森林》获最佳舞蹈设计特别奖，《今日香港》（1961）则获第八届（1961）最佳纪录片金禾奖。

    这期间的港产片于台湾金马奖中也收获甚丰。《星星·月亮·太阳》（1961）获第一届（1962）最佳剧情片奖，《谍海四壮士》（1963）获第三届（1965）最佳发扬民族精神特别奖，《千娇百媚》（1961）获第一届（1962）最佳音乐奖。1960至64年间，香港影人在亚展中获影后荣衔的，先后有第七届（1960）的尤敏（《家有喜事》，1959）、第八届（1961）和第九届（1962）的林黛（《千娇百媚》、《不了情》，（1961）、第十一届的凌波（《花木兰》，1964）。获最佳导演奖的有第七届的王天林（《家有喜事》）。这期间的香港影人在台湾金马奖中获影帝荣衔的有第一届的王引（《手枪》，1961），获影后荣衔的有第二届（1963）的乐蒂（《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第三届的李丽华（《新啼笑姻缘》，1964），获最佳导演奖的有第一届的陶秦（《千娇百媚》），第二届的李翰祥（《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上述年间的港产片，被中国著名影评人杜云之和黄仁评为中国一百部名片之一的有《一万四千个证人》（1962）、《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深宫怨》（1964）、《一毛钱》（1964）、《情人石》（1964）（以上由杜云之所评），还有《街童》（1960）、《女人与小偷》（1963）、《故都春梦》（1964，港名《新啼笑姻缘》）（以上由黄仁所评）。在旧金山国际电影展中得到好评的有《苦儿流浪记》（1960）和《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在威尼斯影展中得到好评的有《爱的教育》（1961），在康城影展中得到好评的有《武则天》（1963）。

    1960至64年间，除了上述的港产名片外，还有粤语伦理片《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火窟幽兰》（1961），写实片《一楼十四伙》（1964），社会教育片《人海孤鸿》（1960），粤剧戏曲片《凤阁恩仇未了情》（1962）、《雷鸣金鼓战笳声》（1963），武侠片《如来神掌》（1964），金庸武侠片《倚天屠龙记》（1963），喜剧片《难兄难弟》（1960）、《追妻记》（1961）、《七十二家房客》（1963），古装片《苏小小》（1962），民初片《疯妇》（1964）等等。国语片则有喜剧片《南北和》（1961），改编自《聊斋》的《倩女幽魂》（1960），悲剧片《不了情》（1961），喜剧片《梁上君子》（1963），歌舞片《野玫瑰之恋》（1960），文艺片《故园春梦》（1964）等等。1960至64年间港产卖座冠军片有《千娇百媚》（1961），并为港产第一部国语阔银幕影片；《大富之家》（1963），为港产第一部粤语宽银幕影片；武侠片《仙鹤神针》（1961），当年的收入破了十年来香港公映的中西影片票房纪录。1964年凤凰公司出品的《金鹰》则是香港第一部票房收入超过一百万港元的港产片。而上述期限出产的港产片，在台湾得到卖座冠军的有《千娇百媚》（1961），《杨贵妃》（1962），《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香港出产了首部客家语片《风雨亭》，1960至64年香港还有出产潮语片和厦语片。

    在电影技术上，50年代的香港影坛也有了新发展。好莱坞是为了抗衡电视的冲击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其实，在当时物资贫乏的香港，这尤其是一个为了追求梦想而去发展技术的时期。一直醉心电影技术研究的邝赞，自己钻研磨制了一副三棱镜，拍摄用本土器材制作的立体电影《淘金记》（1953）。立体电影于一年间起落，新奇的技术未能有相应深刻的内容而遭淘汰，继而有宽银幕电影的出现。邝赞又钻研自行制造变形透镜拍摄宽银幕电影《木兰从军》（1957）。技术由是随人才的努力而蜕变，又有如摄影技术，何鹿影等摄影师不时精心构思“特技”，在《化身艳影》（1953）便有四个欧阳莎菲在同一画面出现。这个时期香港出产了第一部立体电影《玉女情仇》（1953，本片较同月上映的立体电影《淘金记》早开拍），第一部宽银幕电影《新玉堂春》（1954，“大观影片公司”出品，两片的导演都是赵树森），第一部潮语片《王金龙》（1955），第一部英语片《太平山下》（1956），以及第一部彩色木偶电影《芙蓉仙子》（1957）。其时彩色片在香港方兴未艾，不少公司尝试拍摄局部彩色影片（如《檀岛佳人》1953，《杨娥》1955，《月光》1956等），限于成本，全彩色的影片尚未成风。又限于财力、设备，与外地合作成为了新的契机。新华公司的张善琨，为了学习彩色摄影技术特地动员到日本拍摄《樱都艳迹》（1955）和《海棠红》（1955）。邵氏公司后来更干脆礼聘日本导演、摄影师来港工作。

    五十年代的主流电影是粤语片，占产量的3/4。写实电影继承了来自内地的上海电影的文化传统，占据电影市场的主流。到了六十年代初、中期，粤语片产量非常高，1960及61年均超过二百部，制作条件和技术掌握也较五十年代大有进步，而国语片则由于大片厂制度的壮大而渐渐占据了市场的优势，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粤语电影的戏剧性滑落，留下了伏笔。

    粤语武侠片开创了以广东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黄飞鸿系列。1949年，〈黄飞鸿传〉上映，成为对香港电影影响深远的一部功夫片。影片由胡鹏导演，吴一啸编剧，关德兴、曹达华、袁小田、李兰主演，开创了香港功夫片的时代。关德兴从本片开始，连续主演了97部黄飞鸿系列电影。

    这一时期，家庭伦理题材影片也广受欢迎，如《神·鬼·人》、《一家春》、《大地儿女》。

    方言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特点，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并不普遍。不算戏曲电影，香港曾有过厦语片、潮语片，台湾也拍过为数不少的台语片，但都不及粤语片生命力顽强，直至今日，香港电影仍以粤语为主。方言片在五十年代兴盛发展，以亲切感取胜，可说是奇葩。

    五十年代初，厦语片才推出即轰动侨区，菲、星、马、台等地的华侨富商见此商机，纷纷与香港合作开设拍摄厦语片的公司，极具规模的电影机构如邵氏、光艺等也加入生产。厦语片在五十年代末大盛，1957年出产了20多部，1958年增至40多部，1959年竟高达60多部。港产厦语片的产量在五十年代末，与国语片不遑多让，成为香港主要片种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港产厦语片十分卖座，因而导致台湾人开始拍“台语片”（台语和厦语同是闽语系），台语片乘势兴起，这与厦语片的成功不无关系。不久台语片在台湾逐渐取代了港产厦语片的市场。影响所及，继之而起的是潮语片，缘自散居海外的潮籍人士众多，居港的潮籍人士也为数不少，1955年间，几位旅泰的潮籍侨商，见到香港的国、粤、厦语制片业发展蓬勃，遂创立江影业公司拍摄潮语片。港产潮语片由1959年开始兴盛，踏入六十年代发展很快，在泰国最受欢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它的主要市场。厦语片和潮语片至六十年代中随影业的变迁而全面结束。

在香港国语电影界方面，其制作规模和摄制品质的进步较粤语片更甚。主要是1949年大陆与台湾形成对峙局面后，大批上海电影人南移往香港重建他们电影业。自此，香港取代了上海，成为中国电影制作中心。

1、“左派”的长城”、“凤凰”、“新联”

长城、凤凰等影业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品，深受观众喜爱。在电懋、邵氏等公司以娱乐观众为主的商业类型电影暂时还没有成为主流之前，那一段时间，在香港电影人的心目中，或许称得上是一个业已遥远的“理想年代”。

（1） “旧长城”改组“新长城”

张善琨于1947年协助李祖永创立永华公司，1949年初，因意见不合张善琨与袁仰安另组长城影业公司。长城影业公司总经理袁仰安、经理胡晋康、厂长沈天荫，而张善琨则一如永华时期，仍居幕后策划。“长城”的创业作是《荡妇心》（1949），根据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改编，导演岳枫，主演白光、严俊。短短一年半内，长城出品了《血染海棠红》（1949）、《琼楼恨》（1949）、《王氏四侠》（1950）、《一代妖姬》（1950）等影片，声势不凡，但此时国内形势已大变，长城市场失据，财政失控，人事上的矛盾更日见尖锐化。袁、张二人因财政及人事上的矛盾而分道扬镳，一年后，“长城”改组，张善琨退出长城、公司名称改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当年的主要作品有《豪门孽债》。改组后的公司仍由袁仰安出任总经理之职，拉上费穆的弟弟香港《大公报》的经理费彝民参佐戎机，得到以航运业起家的吕建康全力支持，又罗致司马文森为挑选剧本的顾问，也就是说，打从开始，新长城的左派背景已很清晰。新长城旗下有岳枫、李萍倩、程步高等资深导演。吕建康通过费彝民的协助，招纳和培植了夏梦、乐蒂、石慧、傅奇等后来叱咤香港影坛、独当一面的新一代明星。1950年完成讽刺喜剧《说谎世界》，该片打响了新长城的第一炮。该片由陶秦编剧，李萍倩导演。“长城”摄制故事片100部左右，类型大多为伦理爱情剧、轻喜剧、正统历史剧和民间故事片。越剧《王老虎抢亲》、黄梅调《牛郎织女》等戏曲电影进一步掀起中国戏曲电影热潮。“长城”是香港电影重要的左翼电影公司，而1950年代也是左右派电影人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双方各自拥有“读书会”和“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一些电影人甚至当时刚暂露头角的童星萧芳芳也受到双方的争夺。

    “永华”让张善琨这个灵魂人物走掉，经济上又不稳定，其后更因劳资纠纷发生了一次工潮，不少影人不得不另谋出路。这种艰难的处境，再加上那时候追求进步思想的社会气候，便促成了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的诞生。但它跟大光明、南群、南国等公司有所不同，它不是由老板投资，而是一家合作社式的公司，以员工们的劳动力作为资本。“五十年代”成立一年，拍了两部出色的影片《火凤凰》（司马文森编剧，王为一导演，1951）和《神鬼人》（顾而已、白沉、舒适合导，1952），重要的影片还有《妇人心》，改编自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由卜万苍导演。“五十年代”的经营模式和成功经验对后来的“兄弟班”公司如凤凰及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相信也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但一如其他几家带进步思想色彩的小公司，五十年代也没有维持长久，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两、三年里，许多影人北上归国，而留港的不少成员如程步高、刘琼、舒适、李丽华、韩雄飞、胡小峰、白沉、韩非等，也转到改组后的长城和稍后成立的凤凰去了。

和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的电影人以及一部分离开永华公司的电影人，龙马是由企业家吴性栽投资、费穆主持的一家电影公司。1951年，龙马电影公司出品的《误佳期》是香港新现实主义电影和社会生活喜剧的经典之作，影片由朱石麟、白沉导演。费穆病故后，龙马也被迫结束。在这个处境中，当时龙马的骨干朱石麟一方面集合原有员工接手管理，一方面筹组凤凰影业公司，并于1953拍了创业作《中秋月》。公司早期作品大多以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为主，1956年后，作品逐渐转向城市喜剧。成为五、六十年代香港唯一以喜剧作品为主要创作路线的制片厂。《男大当婚》、《情窦初开》等片受到观众欢迎，赢得了“喜剧之家”的美誉。1960年至1964年，是“凤凰”全盛时期，出品也由喜剧迈向多元化，爱情喜剧、民间传奇、武侠片、古装奇情片都有不错的卖座纪录。有别于商人出资的长城，凤凰是一家与人合资组建的「兄弟」公司，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

    1930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发起人有鲁迅、郭若、茅盾、郁达夫、沈端先（夏衍）、钱杏（阿英）、田汉、郑伯奇、华汉（阳翰笙）、沈叶沉（沈西苓）等五十余人。一二八战争结束后不久，共产党又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领导，不但向当时的电影公司提供具有进步内容的剧本，也介绍了许多以“左翼剧盟”为主的新派文艺工作者到各家影片公司去，更在报刊上建立评论阵地，推动左翼电影的创作。在中国电影的整体发展上，它直接影响了战后的香港电影。

    自从1933年左翼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他们即在公司内部以编剧委员会的形式，负责电影剧本的创作与修改，五十年代、长城和凤凰等公司都参照了这种集体创作方式。长城于1950年改组后成立了一个编导委员会，由马国亮、岳枫、李萍倩、刘琼、顾而已、陶秦等任委员，讨论剧本内容和演员分配的问题。新成立的凤凰也有一个艺术委员会，由朱石麟主持，当时许多电影剧本都是在集体讨论中产生的。这种集体讨论的方式诚然有优点也有缺点，好处是经过反覆讨论，作品的质素比较有保证，对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长城、凤凰便培养了不少编导人才；坏处是往往在过程中牺牲了个性。

    从编导人才培训这个角度来看，“左派”公司确有别树一帜的机制，如胡小峰、鲍方、罗君雄等都是内部培训出来的，其他如陈静波、传奇、张铮、张鑫炎等都是从演员甚至剪接出身而晋升为导演的，而作为女性，任意之和朱枫亦获得不少执导的机会，就连贵为第一线女演员的石慧也曾当过副导演，这些做法在其他同期的大公司如邵氏、电懋里便不多见。长城是商人出资，早期集合了岳枫、李萍倩、程步高、黄域等资深上海影人，编导人才比较多，而早期凤凰能独当一面的却只有一个朱石麟，对人才自然更加渴求。凤凰很多出品都挂朱石麟“总导演”之名，而实际执行的则是联合导演的新人，几部片下来，新人便可自立门户，独立执导演筒了。曾接受访问的影人，从演员到导演，几乎无人不提及朱石麟在这方面的贡献，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眼睛只向内看的做法却又难免封闭。左派公司甚少向外界招揽编导人才，自然也较少受到外间的冲击。这一点跟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界政治立场的壁垒分明不无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政府对“左派”的影响力非常敏感，1952年初先后两次将十名左派影人驱逐出境。1956年，王元龙、胡晋康、张善琨等影人正式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翌年改称“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所有电影若要在台湾发行，拍戏之前都要跟“自由总会”登记，没有他们的证书，台湾方面不会通过，影片便不能在台湾发行。文革前，“长、凤、新”甚至部份中联的出品都可在大陆公映，对于“左派”公司是很重要的支持。然而，这个庞大的市场对“非左派”系统的电影公司却早已关上了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市场便显得非常重要，除了“长、凤、新”等直属左派系统的影人外，其余大部份人都要参加“自由总会”，包括当年的邵氏、电懋（国泰）等大公司的工作人员。于是，“左派”公司即使有心向外界招手，“左派”系统以外的影人也碍市场的考虑而不敢加入了。而且，“左派”公司员工的酬劳也远远不及其他公司。影响所及，“长、凤、新”只好集中力量进行内部的人才培训。然而，“长、凤、新”不是跟外界绝缘的。事实上，他们跟其他电影公司有很多商业上的联系。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初、中期，邵氏和电懋均未正式开发自己的制片事业，但他们在东南亚却拥有庞大的戏院网络，需要大量影片上映，“长、凤、新”的影片制作严谨，明星有号召力，刚好填补这个空间。那个时候，电懋主要买长城出品，邵氏多买凤凰作品，光艺则买新联的粤语片，各适其所，各取所需。

    细看这一时期“左派”影片的内容，部分作品（特别是五十年代早期）反映了战后香港社会的现状及当时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矫饰（如《说谎世界》，1950和《百宝图》，1953），或在片末隐含返回“乡下”的号召（如《江湖儿女》，1952和《一板之隔》，1952），或委婉地将希望寄托于平民教育的兴办上（如《寸草心》，1953和《姐妹曲》，1954）。更多的作品倒是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与趣味（如《三恋》，1956、《情窦初开》，1958和《眼儿媚》，1958等），在写及现代妇女的处境时（如《我是一个女人》，1955、《新寡》，1956、《寂寞的心》，1956），也总是一方面表现出对个性解放的渴求，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太背离保守的社会气候，今天看来，作品往往因而显得有点尴尬。及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香港电影踏入了国语片的旺盛期，邵氏、电懋、长城、凤凰等公司百花齐放，“左派”电影的题材也越来越多样化，从夏梦主演的上海越剧电影系列（《王老虎抢亲》，1961、《三看御妹刘金定》，1962、《金枝玉叶》，1964）到傅奇、张鑫炎导演的新派武侠片《云海玉弓缘》（1966），从改编文学名著的《故园春梦》（1964）到远赴蒙古拍摄的侠义传奇片《金鹰》（1964），从讽刺喜剧《梁上君子》（1963）到爱情小品《含苞待放》（1966）。可以看出，“长、凤”的路线与大陆的思想意识形态相去甚远。

    从另一方面看，经过“长、凤”成立之初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浪潮似乎开始影响香港左派影圈。袁仰安拍摄改编自鲁迅名著的《阿Ｑ正传》（1958），并没有得到国内的支持，影片尚未正式完成，他便于1957离开长城，另组新新影业公司，《阿Ｑ正传》最后由新新发行。然而，国内的十年文革对香港左派电影事业造成了不能逆转的破坏。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大抵更多人是心怀疑惑，却又无法置身事外。之后，“长、凤、新”已不能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元气，1982年三家公司合并，组成银都机构，一直到今。

    “长城影业公司”改组后，主持香港电影业的左派人士司马文森进入“永华”，控制制片和编导部门，著名演员白光、洪流、王元龙等先后离开“长城”，加入张善琨创办的“远东影业公司”，拍摄了《雨夜枪声》等片。

    1952年初，香港政府先后两次将十名左派影人驱逐出境，同年，大陆市场正式关上大门。这对并不怎样依赖内地市场的粤语片影响不大，但对国语片来说，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其间，长城、凤凰和廖一原主事的新联影业公司联成一线，成为香港左派电影事业的核心。相对台湾于50年代逐趋于稳定，成为国语电影的一个主要市场，使香港电影界对台湾日益重视。台湾国民党政府把握这个时机，积极争取香港电影界人士。1953年10月，王元龙、张善琨、胡晋康、严幼祥等业界人士组成“祝寿劳军团”，访问台湾参加台湾为蒋介石祝寿活动，这是为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第一次接待海外电影团体，三年后正式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一年后改称“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此后，所有输入台湾上映的香港电影，必须是“自由总会”的会员出品，进步的左翼电影公司的影片则一律被拒之门外。“长城”、“凤凰”、“新联”（合称“长凤新”）等3家左派电影公司则与中国大陆持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关系，拍摄另一类的商业电影。从此香港电影业界左右分家数十载。

在五十年代末电懋、邵氏等大公司、大片厂称雄之前，独立制片公司是很蓬勃的。还有数百家中小型的制片公司，其中较具影响力的公司有重要的电影公司包括专门制作粤语片的“中联公司”、李祖永的永华公司、张善琨的新华影业公司、1953年创办的“亚洲影业公司”。此外还有黄卓汉创办的自由、岭光公司以及光艺等。“岭光”主要拍摄粤语片，创业作是陶秦导演的《慈母泪》，“自由”专门拍摄国语片，创业作为《名女人外传》。1956年，华侨影业公司成立，该公司与中联、新联、光艺并称为“粤语片四大公司”。

这些公司除了拥有雄厚的资本外，还拥有（或培养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成为电影制片界的生力军，并在往后的一、二十年主宰了香港电影的发展。代表人物包括导演李翰祥、秦剑、楚原、李晨风、陶秦、王天林、易文和演员林黛、尤敏、葛兰、乐蒂、关山、陈厚、雷震、萧芳芳、谢贤、凌波、李湄、陈宝珠等。

（1）“中联”、“光艺”、“岭光”等生产粤语片的电影公司

1952年，“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成立，在53年1月推出创业作《家》，实践有志的电影工作者的理念，象征了香港粤语电影界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力量。中联的创办精神较远可追溯至1949年的粤语电影清洁运动以及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的成立，近则在伶人当道的环境中团结自重，缔造较合理的创作空间。这是一个有意识地以群体力量来作改革的电影机构，公司21位股东，全部是粤语片的制片、编导和演员，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他们不计较个人名利，群策群力，专门摄制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并重、寓教育于娱乐、开创电影新潮流的影片。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李晨风、刘芳、秦剑、珠玑、吴回、王铿、李铁、白燕、容小意、黄曼梨、小燕飞、红线女、紫罗莲、梅绮、朱紫贵、李清、张活游、吴楚帆、马师曾、陈文、张瑛。从创业作《春》开始，该公司一共出品了33部剧情片，大部分是寓教于乐的文艺片，兼具思想性和娱乐性。这批作品沿袭中国电影的写实传统，写中国人社会的人伦关系，细腻深刻。如“中联”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的《家》（1953，吴回编导）大受欢迎，带起改编文艺作品的风气。此外，《春》、《秋》、《紫薇园的秋天》、《危楼春晓》、《芸娘》、《父母心》、《苦海明灯》和《爱》等，都是家传户晓的粤语片经典。进入六十年代，以资深影星为主的股东，适宜演出的片种有限，与社会现况及潮流的距离日大，中联的出品越见放缓，卒于1964年拍罢《香港屋檐下》后停产，股东之一白燕也于是年退休。中联股东因理念接近而走在一起，他们各自另行成立的公司，亦大都秉承文艺写实传统。吴楚帆设立华联、新潮公司，《人海孤鸿》（李晨风导演，1960），关注青少年问题；《火窟幽兰》（李铁导演，1961）刻划失足父亲对子女的爱。张瑛和谢益之的华侨电影企业公司，1961至63年间连接拍摄了六部改编自张恨水小说的电影，包括李晨风导演的《金粉世家》（上、下集，1961）以及左几导演的《满江红》（1962）、《秦淮世家》（1963）等；1964年则改拍较迎合大众口味的恐怖侦探片和喜剧片。白燕伙拍张活游的山联影业公司，由张活游的儿子楚原担任编导之职。

    1955年，秦剑得到星马片商何启荣的资助，创办光艺制片公司。光艺与中联、华侨、新联建基于五十年代初中期，并称粤语片时代的四大公司，其实李晨风、吴回、左几等导演都有为这几间公司执导。

    秦剑曾在六十年代的一篇访问里，将粤语片分做三个时期：一、中联成立之前，二、中联成立之后，三、光艺公司成立之后。“光艺”是五十年代的一股新兴力量，创业作是秦剑编导的《胭脂虎》（1955）。那时期的粤语影业倾向保守，不敢起用新人，“光艺”却勇于尝试，培植了谢贤、嘉玲、南红、胡枫、江雪等一班年青俊美的年轻明星，也给传统粤语文艺片这个类型添上了比较现代和中产的气息。《难兄难弟》（1960）中的谢贤傻气却依然“型仔”；《五月雨中花》（1960）中的嘉玲和江雪，一个成熟温婉，一个叛逆天真；《嫂夫人》（1962）中的南红从活泼少女，到含蓄真的少妇，都叫人难忘。光艺为新加坡光艺机构在香港设立的分公司，于1955年由秦剑策划组织，与邵氏和电懋的情况相若，其出品供应光艺何氏在星马发行，在旗下电影院放映。光艺在六十年代初中期锐意扩展，成立多间“光艺系”兄弟姊妹公司：1962年成立“新艺”，起用周骢、龙刚、王伟以及发掘新人陈齐颂等，进一步增加粤语片源，及至1965年又有拍摄彩色片为主的“联艺”；1962年成立的“潮艺”专拍潮语片，主将为陈楚蕙和陈丽丽；专拍武侠片的“粤艺”，由胡鹏执导《南龙北凤》（1963）打响头炮，以别于“光艺”出品的文艺形象。由陈文、谢贤、嘉玲合组的兄弟电影公司的出品亦均由光艺发行。

    1959年开始摄制影片的岭光影业公司，是六十年代另一间比较重要的粤语电影公司，其制作重点为社会写实喜剧，编导以擅拍喜剧的莫康时为主。岭光创办人黄卓汉在五十年代初开始制作电影，成立自由影业公司拍摄国语片，五十年代末邵氏、电懋雄霸国语片坛，独立制片困难。黄卓汉有见当时香港影坛，优质的粤语片其实与粗滥的国语片成本相若，如他以原来拍国语片的资金拍摄粤语片，制作规模会是一流的。于是，1959年他在光艺机构的支持下，改拍粤语片，岭光亦成为六十年代一大粤语片公司。

    岭光的制作绝大部份由当家花旦丁莹主演，丁莹15岁与林翠同期考入自由公司，初拍国语片，到岭光时代始露光芒，成为粤片红星。黄卓汉所培养的新演员中，无疑以丁莹最突出，突显女性在社会中转型，从逆来顺受到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三女性》（1960）中，罗艳卿和顾媚，一个是传统女性，倚赖丈夫，一个是新潮女郎，女权至上，丁莹则吸取二人教训，以免过犹不及。丁莹塑造新兴劳动阶级女性形象别树一格，从《工厂皇后》（1963）到《点心皇后》（1965），皆经济独立、态度积极而富正义感。岭光的家庭伦理片，也走出了“家春秋”式的封建大家庭格局，迈进小康之家，探讨现代都市小夫妻间相处之道，《大丈夫日记》（1964）挟广播原著之势，连场闹得不亦乐乎之余，终归墨于几对夫妇间的角力。

（2）“永华”、“新华”、“亚洲”等中小公司

 “永华”则是曾出品《清宫秘史》、《火葬》等名片的著名电影制片机构。1953年，进步电影人在“永华”组织读书会，发动斗争老板李祖永。香港政府采取行动，将司马文森、舒适、刘琼、沈寂等20多名进步电影人驱逐出境。1959年，李祖永去世，永华改组为电影懋业公司，钟启文主持，继永华之后，继续称雄香港影坛。

张善琨离开长城后则重组新华公司，重用导演易文、王天林、屠光启、姜南和卜万苍。除了拍有一些历史题材影片外，大部分是适应市场需要的商业片。张善琨多次带队远赴日本学习拍摄彩色片，1956年更以《桃花江》开启了国语歌唱喜剧片的风气之先，“小野猫”钟情也因而红极一时。

1953年，获美国方面经济支持的亚洲影业有限公司成立，主持人是张国兴，重要作品有《传统》（唐煌，1955）、《长巷》（卜万苍，1956）、《半下流社会》（屠光启，1957）等。此外，由当红影人及伶人开设的影业公司，如芳艳芬的植利影业公司，张瑛、谢益之的华侨电影企业公司，邓碧云的宝宝影业公司等，由红星红伶自己担纲演出。其他如罗剑郎的国贞影业公司，严俊的金龙电影制片公司，李丽华的丽华影业公司，及陈燕燕、王豪的海燕影业公司等则出品不多。

3、电懋和邵氏两大电影巨头（国泰、邵氏）。

五十年代末期，国泰（电懋）和“邵氏”这两大电影制作机构与长城等左派公司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1）电懋与邵氏的崛起

星马市场是香港电影各公司的主要市场。在星马经营影院和发行的机构，以国泰和邵氏规模最大，各有一、两百家影院。最初购买影片，后来，自己投资生产。1957年，两家涉足香港电影生产。

由“天一香港分厂”改组而成的“南洋影片公司”，于1950年改以“邵氏父子公司”名义在港摄制国语片，属下的“南洋片场”改为“邵氏制片厂”，负责人为邵氏兄弟中的邵邨人和他的几个儿子。“邵氏父子公司”对制片的兴趣不大，反而将发展焦点放在电影院，先后购下“北河”、“油 地”、“中华”（翻修后改为“丽都”）三家戏院，并自建“新华”戏院。组成了“邵氏父子院线”，成为电影发行业和映演业的重镇。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折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5年，“永华”因财务不继而衰落。星马“国泰机构”的娱乐业巨子陆运涛辖下的国际影片发行公司接管“永华”原有的厂房和电影器材，翌年改组为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大举拍摄国语片。“电懋”创业作为林黛主演的《金莲花》，公映后广受欢迎，成为后来居上的国语制片界霸主。管理经营上参考荷里活的模式，更吸纳了一批比较年青、西化的知识份子型人才如宋淇、钟启文、易文、陶秦、张爱玲、秦羽等，配上气质独特的红星如林黛、葛兰、尤敏、林翠、叶枫、李湄、雷震、陈厚、乔宏等，电懋以喜剧为主，成就最高，占产量的半数，另外，文艺片和歌舞片也有许多名作，制作出来的重要作品有《情场如战场》（1957）、《曼波女郎》（1957）、《四千金》（1957）、《玉女私情》（1959）、《龙翔凤舞》（1959）、《香车美人》（1959）、《小儿女》（1963）等，都既摩登又富青春气息，四十年代末在上海电影里没来得及充份发挥的都市小品情调（如《太太万岁》1947、《假凤虚凰》1947、《哀乐中年》1948等作品），倒在十余年后的香港电影里开花结果。可惜陆运涛夫妇及电懋高层人员王植波、周海龙等都于1964年的空难中丧生，不然香港电影可能另是一番风景了。

    电懋的崛起，对邵氏父子公司构成极大的威胁。1957年，邵逸夫亲自来港主持改组后的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掌舵“邵氏”。有感于香港电影工业落后的现状，他决心效法美日等国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工业模式，创造一个属于香港的好莱坞式的先进电影工业。邵逸夫在香港九龙清水湾兴建了庞大的电影城，影城于1961年竣工。他又罗致各路人才，如陶秦、严俊、岳枫、李瀚祥等都投奔到“邵氏”的麾下。拍摄多样化的类型电影，尤以文艺片及大制作的古装宫闱片、黄梅调歌唱片最受观众欢迎；有趣的是，这些影片在题材的取向上与上海天一公司的通俗民间故事古装片路线一脉相承。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很少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邵逸夫，1907年出生于上海，年轻时和其兄邵醉翁一起经营“天一”公司，二战时曾被日军以“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