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跟父母生活了很久。我父亲喜欢看角斗，我母亲喜欢角斗，但那无关紧要。她总是站在光明正义的一边，就是那样。

她在风最大的日子里晾晒最宽大的床单。她就盼着摩门教徒敲响房门。每当工党人士在工人居住地组织选举，她就把一张保守党候选人的照片贴在窗上。

她从未听说过爱恨交织这种复杂的情绪。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

敌人：魔鬼（千变万化）

最初，还有我。我被她拖入了一场抵抗“我们以外的世界”的拉力赛。对于生养子女，她怀有一种神秘的心态。倒不是说她生不了，而是她不想生。玛丽亚抢先一步，处女生子，她一直怀恨在心。所以她退而求其次，安排别人找个弃儿来。那就是我。

印象中，我一直知道自己很特别。我们家没有《三圣贤》，因为她相信世上没有圣贤，但我们有羊。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就有这样一幕：复活节时，我坐在羔羊背上，她跟我讲“牺牲的羔羊”这个故事。那只小羊让我们吃了好几个礼拜天，配土豆。

礼拜天是主休日，是整整一周里最精神昂扬的一天。我们家有台收音机，正面的桃花心木板让人过目难忘，调频道用的是一枚胖鼓鼓的胶木圆钮。通常，我们收听的是轻松音乐频道，但礼拜天总是听全球服务频道，以便母亲记下传教士们的进展。我们的《传教地图》可精美呢。正面可见所有国家，背面有一列数字表格，它能告诉你部落名称以及他们各自的特色。我最喜欢16号部落：喀尔巴阡山脉的布足勒。那个部落的人相信，如果有只老鼠找到你掉下的头发、并用它造了窝，你就会犯头疼。如果那个老鼠窝够大，你说不定就会失心疯。据我所知，还没有传教士拜访过他们。

每逢礼拜天，我母亲总是起个大早，十点前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客厅。那是她祈祷和冥想的地方。她总是站着祷告，因为她的膝盖不好，就像波拿巴总是骑在马背上发号施令，因为他个子不高。我确实认为，母亲如此享受和上帝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和那种高低形势有关。她把《旧约》看得滚瓜烂熟。倒不是说驯良的品德或逾越节的羔羊很适合她，她宁愿身陷恶战，和众多先知一起冲杀在前线，每当所预言的毁灭没有实现，她就会愠怒。毁灭倒是时常发生，究竟出于她的意愿还是上帝的意愿，我说不上来。

她的祷告一成不变。首先，她感谢上帝让她活着看到新的一天到来。接着，她感谢上帝让全世界再活一天。随后，她谈论自己的各路仇敌，那是她所做的最接近教义问答的事。

一旦“复仇在我，我主说”的祷词穿透墙壁，传到厨房里，我就会把水壶坐上炉。水开、泡茶所需的时间刚好吻合她最后一项程式：列数病人的名单。她很有规律。我往茶里加牛奶时，她肯定刚好走进来，猛灌一大口茶，说出的话必在这三句之内：

“我主真好。”（冷钢般的眼神盯着后院。）

“这算什么茶？”（冷钢般的眼神盯着我。）

“《圣经》里年纪最大的人是谁？”

最后这句，当然还有一系列衍生变体，但总逃不脱《圣经》考查问答。我们的教堂举办很多小测试，母亲希望我能赢。如果我回答正确，她就再考我一题，如果我答不上来，她就发火，但幸运的是这火不会发太久，因为我们必须收听全球服务频道。总是这一套：我们一人一边在收音机旁坐好，她端着茶，我握着拍纸簿和铅笔。《传教地图》就搁在我们面前。遥远又缥缈的声音从收音机喇叭里传出来，带给我们传教活动、新教徒皈依，和问题争端方面的新闻。节目结束前，会请求您的祷告。我必须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记下来，母亲才能在当晚向教堂递交她的汇报。她担任传教秘书一职。对我来说，《传教近况汇报》不啻于重大考验，因为我们的午餐就指望它了。如果情况良好，没有发生死亡事件，皈依信徒也很多，我母亲就会炖大块肉。如果不信教的那些人不仅冥顽不化，甚至大开杀戒，母亲就要耗上一整个上午聆听“吉姆?里弗斯的灵修祷文选读”，我们就不得不吃煮鸡蛋配烤士兵。她的丈夫是个很好相处的男人，但我知道，这种食物也会让他很沮丧。本来，他是可以自己做饭的，但我母亲坚信，我们家只有她才能分清什么是炖锅，什么是钢琴。在我们看来，她是错的；但在她看来，还是她对；真的，问题就在这里。

不管怎样，我们熬过了那些个上午，到了下午，她和我会散步遛狗，而我父亲负责清理所有的鞋子。“看人要看鞋，”我母亲说，“瞧瞧隔壁那家。”

“喝！”当我们走过邻居家门前时，我母亲狰狞地念叨一句，“只有他们才会把马西波的处理商品目录里的每一样东西买回家。魔鬼自个儿就是个酒鬼！”（我母亲经常杜撰神学警句。）

马西波拥有一家大商店，他家的衣服很便宜，但穿不久，闻起来还有股工业胶水味儿。每逢周六清早，失意人、穷光蛋和邋遢鬼会彼此较劲儿，在他们买得起的衣服堆里挑挑拣拣，再去杀价钱。我母亲宁可绝食，也不想被人看到出现在马西波的店里。她把对那地方的恐惧之情全都灌输给了我。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都去那儿买东西，所以你很难说她是公正的，她从来就不具有显著的公正性。她爱，她恨，所以她恨马西波。有一年冬天，她被迫去那里买了一件束腹胸衣，结果就在那个礼拜天，圣餐仪式举行到一半时，有根鲸骨扎出来，刺伤了她的肚皮。整整一个小时，她无计可施。等我们回到家，她就一把扯下胸衣，把那根支棱出来的鲸骨插在天竺葵旁，以作扶持，但留了一片布料给我。我至今保留着这片布料，每当我受尽蛊惑想去裁件束腹胸衣，就会想起那根鲸骨，心里也就有数了。

母亲和我会步行上山坡，小山矗立在街道的尽头。我们所居住的小镇像是从山谷里偷来的，烟囱和小店铺挤挤挨挨，不带花园的小房子背靠背地凑在一起，整个儿乱成一团。群山围绕着我们，我们镇一路延伸到奔宁山脉，时不时被哪个农场或战后遗迹阻断一下。以前还有些旧坦克，但政府把它们挪走了。小镇犹如一大块墨迹，街巷从中渗出，蔓延到绿色里，稳稳地向上攀升。我们家几乎就在这条长而又长的街道的最顶端。那是条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当你爬到山顶俯瞰就能望见一切，就像耶稣在尖塔上，只不过没那么诱惑人心罢了。朝右望去，能看到跨越峡谷的孔桥，桥后面就是艾丽森租房区，每年一次的市集就在那儿举行。母亲允许我去赶集，条件是帮她带一盆黑豌豆回家。黑豌豆的模样酷似兔子粪，泡在吉卜赛鸡肉汤里炖至黏稠，味道好极了。吉卜赛人的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整夜都不睡，我母亲管他们叫“通奸犯”，但总体来说我们相处得不错。苹果棒糖被摸走了，他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如果人不多，而你钱又不够，他们仍然会让你免费坐一次碰碰车。我们老是绕着大篷车打仗，小街上的孩子——比如我——和大街上的富家子弟对打。有钱人家的小孩子去布朗宁，放学后也从不留校吃食堂。

有一次，我去买黑豌豆，快要回家时，有个老太婆突然抓住我的手。我还以为她要咬我呢。她看了看我的掌纹，大笑了几声。“你永远不会结婚，”她说，“你不会，而且你一生漂泊。”她没有要黑豌豆的钱，告诉我赶紧跑回家去。我跑啊跑，使劲想弄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根本没想过结婚的事。我统共才知道两个终生未嫁的女人，但她们都很老，和我母亲一样老。她们经营着一家文具店，周三我去买漫画书时，她们时常送我一条香蕉饼干。我很喜欢她们，也常在母亲面前提起她们。有一天，她们问我，要不要跟她们去海边玩。我跑回家，大呼小叫，忙着倒空储蓄盒，想买把新的沙铲，可我母亲开了铁口，一锤定音：不行！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她不愿意解释。她甚至不让我回去跟她们说我不去了。后来，她还禁止我去她们店里买漫画书，让我去另一家店买，哪怕那将远得多。我很难过。也没从格林斯比的店里得到过哪怕一条香蕉饼干。几个星期后，我听到她把这事儿告诉了怀特夫人。她说她们的激情是不正常的。我还以为她在说她们往糖果里添加化学剂呢。

母亲和我爬啊爬的，把小镇抛在了身后，直到爬上山顶的纪念石碑。风总是很猛，所以母亲必须多戴几只帽夹。通常她只戴头巾，但礼拜天不戴。我们坐在石碑下，她感谢主让我们顺利地爬上山顶。然后即兴发挥，对世界自然本性、人类的愚昧荒唐和不可避免的上帝的愤怒发表一通讲说。之后，她会给我讲一个故事，故事里有个英勇的人，鄙视肉体欢愉，转而信奉上帝……

那故事说的是“皈依的清扫工”，那个污秽而堕落的人沉溺酗酒，恶习多多，但在烟道里刮煤灰时突然看到了上帝的灵光。他心神狂喜地待在烟道里，许久都不肯出来，他的朋友们以为他快不省人事了。好不容易才劝服他爬出来。那些人说，尽管那张沾染煤灰的脸变得难以辨认，却熠熠闪光，犹如天使的脸庞。后来，他成了主日学校的导师，再后来就死了，飞往荣光之地。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尤其钟爱“哈利路亚巨人”，那个自然界里的异类本有八英尺高，却经由虔诚祷告，缩到了正常人的六英尺身高。

时不时地，母亲会把自己的皈依故事讲给我听，那事儿十分浪漫。我经常琢磨，如果素以罗曼史小说闻名的密尔斯和伯恩出版社能贯彻复兴宗教的政策，我母亲准会成为明星人物。

有天夜里，她误打误撞地走到斯普拉特牧师的“荣光神圣征途”——那是个帐篷，搭在空地上，斯普拉特牧师每天晚上会在那里谈论被诅咒者的命运，并展示治愈疾病的圣迹。他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母亲说他长得像埃罗尔?弗林，但更像圣人。在那个星期，很多女人找到了上帝。斯普拉特牧师的部分感召力源自他的兼职：拉兹伯恩锻铁工厂的广告经理。他很懂得放饵。“放饵没什么错，”当《时报》记者略带嘲讽地问他为什么给新近皈依的信徒发放盆栽植物时，他回答说，“我们的职责就是：得人如得鱼。”我母亲听闻此言便前去皈依，他给了她一本《圣歌》，又要她在圣诞仙人掌（没有花的）和铃兰之间选一种。她选了铃兰。第二天晚上，我父亲也去，她吩咐他一定要选仙人掌，可排到他时，盆栽全都分光了。“他就是没进取心，”她总这么说，停顿一会儿又说，“上帝保佑他。”

分完盆栽，斯普拉特牧师会和“荣光神圣征途”团的参加者们一起待一会儿，就是在那时候，我母亲发现自己对传教事业产生了恒久的兴趣。牧师自己在丛林和别的炎热地带逗留过很长时间，感化异教徒。我们有一张他的照片，举着长矛的黑人围着他。我母亲把它珍藏在床头。我母亲和威廉?布莱克有几分神似，她能看到异象和梦境，而且时常分不清跳蚤脑袋和国王的差异。幸好她不会画画。

有天晚上她走进夜色，思索自己的生活，思索什么事可能发生。她也思索自己办不成的事。她的叔叔曾是个演员。“非常优雅的哈姆雷特。”《时报》上曾这么说。

无论是锦绣还是抹布都化为旧日时光，而时光流逝。威尔叔叔死时身无分文，状如乞丐，她现在也不年轻了，世人又没善心。她曾经喜欢说法语，喜欢弹钢琴，但这些事儿究竟有何意义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又聪慧又美丽的公主，多愁善感。一只飞蛾死了，她都会几个星期忧伤不已。她的家人想不出办法。谋士无奈扼腕，贤人摇头叹息，连勇猛的国王也懊恼地离去。就这样过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公主走在森林里，偶遇一间木屋，里面住着的驼背老妇通晓神秘的魔法。这位老妇看透公主的内心，她其实是个拥有巨大能量、足智多谋的女人。

“亲爱的，”她说，“你有危险啊，你快被自己的火焰灼伤了。”

驼背老妇告诉公主，她很老很老了，一心想死，却不能死，因为她还有职责要完成。她负责照料一个小村庄，村民安居乐业，她既是他们的朋友也是导师。也许，公主愿意接替她，她的职责将包括：

3、 为村民的庆典谱写歌谣

她还将得到一根三足杖柄，以及所有属于驼背老妇的书籍，以助其一臂之力。还有最棒的东西：老妇人的小风琴。这是非常珍贵的、能奏出四个八度音的古董乐器。

公主应允了，她要留下来，忘记皇宫和那些飞蛾。老妇人谢过她，立刻就死了。

散步的那晚，我母亲做了一个梦，到了白天还在继续做。她会有个孩子，训练她，塑造她，把她献给上帝：

过了一阵子，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她跟着一颗星星走，直到它悬停在一家孤儿院上方，在那儿，有张婴儿床，床里有个婴儿。是个头发茂密的婴儿。

她说：“这孩子是上帝给我的。”

她带走了那个婴儿，婴儿哭喊了整整七天七夜，又恐惧又无知。母亲唱歌给婴儿听，赶跑了魔鬼。她明白，灵魂有多么嫉妒肉体。

如此温暖又温柔的血肉之躯。

现在，她就是她的血肉了，是从她的头脑里冒出来的。

不是臀骨下的颤动，而是圣水和福音。

现在，她有出路了，为即将到来的一年又一年。

我们站在山顶上，我母亲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我们站在山顶上，我母亲说：“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等我们回到家，父亲正在看电视。“威廉姆斯碾压机”对“独眼龙乔尼?斯托特”。我母亲怒火冲天：我们总是在礼拜天把电视机罩上的。我们有一块桌布，上面印着“旧约善行”四个大字，是个房屋清洁工送给我们的。这块布很豪华，我们把它收在一个特殊的抽屉里，里面不放别的东西，除了一块蒂凡尼水晶玻璃饰品和几张黎巴嫩的羊皮纸。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这些羊皮纸。我们还以为那上面写着《旧约》呢，其实是张绵羊牧场的租赁合同。我和父亲通常都懒得把那块布叠好，我刚好能看到抽屉板下的那堆布料上露出“摩西十诫”的字样。“有麻烦了。”我心想，然后宣布我打算下山去救世军团学打小铃鼓。

可怜的爸爸，他向来都不够优秀。

那天晚上，教堂里有位演讲嘉宾：来自斯托克波特的芬奇牧师。他是魔鬼方面的专家，布了一次骇人听闻的道，关于被魔鬼附身有多容易。听完之后我们都非常不自在。怀特夫人说，她认为她的隔壁邻居大概已被附身了，各种征兆都有。芬奇牧师说，被附身的人常有不可自制的暴怒倾向，还会突然爆发出狂野的大笑，而且一直一直都非常狡猾。他提醒我们注意，魔鬼会化身为光明天使出现。

礼拜结束后，举行聚餐。我母亲做了二十个屈莱弗蛋糕，还有平素拿手的奶酪堆和洋葱三明治。

“看一个女人的三明治做得好不好，你就能判断出她人品的好坏。”芬奇牧师对大家说。

接着他转向我，问：“你多大啦，小姑娘？”

“啊，七，”他嘟哝起来，“多有福气啊，七天创世记，七枝烛台，七封印。”

（七封印？按母亲的辅导，我还没有学到《启示录》，所以我以为他在说《旧约》里某些亦正亦邪、却被我忽视的人物。我花了好几星期，想从字里行间发掘他们，以防万一哪天会考到。）

“是的，多有福啊。”他继续说，转而沉下脸色，“却又多邪恶啊。”话音刚落，他握拳砸在桌面上，震得一小块奶酪三明治弹进了募集袋。我眼看着它蹦进去，心思却完全被他占据，竟然忘记告诉别人了。三个星期后，在姊妹聚会上，她们才在募集袋里发现了它。餐桌边登时鸦雀无声，除了罗斯维尔夫人，她耳背，而且很饿。

“魔鬼会七度重返！”他用眼神巡视桌边。吱嘎，罗斯维尔夫人的勺子刮出了声儿。

（“有人要这块蛋糕吗？”罗斯维尔夫人发问。）

“最好的可以变成最恶的，”他一把揪住我的手，“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绽放魔鬼契约的花朵啊。”

“好，那我就吃了。”罗斯维尔夫人郑重地宣布。

芬奇牧师瞪了她一眼，他可不是轻易罢休的人。

“这朵小百合有可能成为群魔乱舞之地。”

“呃，悠着点儿，罗伊。”芬奇夫人很焦虑。

“别打断我，格蕾丝。”他斩钉截铁地说，“只是打个比方，但我是认真的。上帝赐予我良机，而我们决不可荒废上帝的恩赐。”

“世人皆知，最圣洁的人也会突然被恶魔迷住心窍。更何况妇人，更何况孩童。身为父母，要守望你们孩子身上出现的征兆。身为丈夫，要守望你们的妻子。以上帝之名，祝福信徒。”

他松开了我的手——它们已经变得皱巴巴潮乎乎的了。

他揪牢我的那只手在长裤上抹了抹。

“你不该让自己这么劳神，罗伊，”芬奇夫人说，“来吃点屈莱弗蛋糕，里面放了雪利酒呢。”

我觉得好尴尬，便独自蹩进主日学校的教室。那里有魔毡小人儿，摆出《圣经》里的场景。我布置出但以理身陷狮子坑的布景，刚刚有点乐趣，芬奇牧师就进来了。我把两只手都塞进口袋里，盯着魔毡布看。

“小姑娘。”他打了个招呼，又一眼发现了魔毡。

“但这不对啊，”他说着，露出惊诧莫名的表情，“难道你不知道但以理脱险了吗？在你的画面里，几只狮子正要张嘴把他吞下去。”

“对不起。”我一边回答，一边倾尽全力展现我是有福善女的姿态。“我是想画约拿和鲸鱼，但他们的魔毡盒里没有鲸鱼。我是在假装，让那些狮子扮演鲸鱼。”

“你刚说这是但以理。”他很怀疑。

他笑起来。“那就好好说但以理的故事，好吗？”他小心翼翼地把几头狮子挪到角落里，再把但以理挪到另一边。“尼布甲尼撒怎么办？接下去我们玩儿‘拂晓震惊’那一幕。”他在魔毡人物盒里翻找起来，想找到一个国王。

“没戏。”我心想，圣诞节那天，苏珊?格林生病了，没出席《三圣贤》舞台剧的表演，可一副魔毡道具里只有三个王。

我留他一人在那里。等我回到教堂中庭，有人问我有没有看见芬奇牧师。

“他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玩魔毡。”我回答。

“别太富于幻想了，珍妮特。”有人冒出这么一句。我抬头去看，原来是裘波莉小姐。她讲话总是那种怪腔调，我认为肯定和她教双簧管有关。吹那东西对她的嘴巴有影响。

“该回家了，”我母亲说，“今天的事儿够你兴奋的了。”

真怪，别人认为兴奋的事儿明明很古怪。

我们走了，除了我母亲，还有爱丽丝和玫。（“你得叫爱丽丝阿姨、玫阿姨”）我拖着脚步跟在后头，思忖着芬奇牧师，以及他有多么恐怖。他的牙往外龅，声音又尖又利，就算他憋着嗓子想装深沉严厉也没用。可怜的芬奇夫人，她怎么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呢？于是，我想起吉卜赛老太婆的话。“你永远不会结婚。”如此说来，那也未必是天大的坏事。我们沿着工厂低谷往家走。最穷苦的人都住在这一片，紧靠着厂区。有几百个小孩和瘦骨嶙峋的狗。我们隔壁那家就曾住在这里，紧挨着胶水作坊，但他们有个表亲，或是别的什么亲戚，留给他们一栋小楼，就是我们家隔壁的那栋。“魔鬼干的好事，在我眼里就是。”我母亲说。她始终坚信，这些事降临人间就是为了试探我们。

他们不允许我单独去工厂低谷区，那天晚上下起雨时，我想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如果魔鬼有地方住，肯定住在这里。我们走过卖灭虱颈圈和毒药的店铺。那家店的名字是“阿克莱特杀害虫”。我进去过一次，那时我家有蟑螂出没。阿克莱特夫人正在店里结算账目，我们路过时，她一眼瞅见玫，便嚷嚷着让她进去。我母亲很不高兴，但还是一边嘟哝着耶稣、收税员和罪人什么的，一边把我推进店门，站在她们所有人前面。

“这阵子上哪儿去了啊，玫？”阿克莱特夫人问着，还用洗碗布擦了擦手，“都有一个月没见你了。”

“嚯，你挣了不少钱吧？”

“在宾果游戏里连赢三局。”

阿克莱特夫人又艳羡，又仿佛在发脾气。

如此寒暄了片刻，阿克莱特夫人开始抱怨生意不好，逼得她要关门大吉，还说杀虫剂再也赚不到钱了。

“那就指望夏天热一点吧，虫子出来钱也就来了。”

傻子都能看出来，我母亲度秒如年。

“还记得两年前的热浪吗？哎呀呀，那可让我有了些买卖。蟑螂啊，甲虫啊，耗子啊，随便说一样，都能毒光光。没啦，再没那种好事啦。”

我们礼貌地静默了片刻，或更久，母亲便干咳几声，说我们该走了。

“等等，”阿克莱特夫人说，“这是给小不点儿的。”

她说的是我。她在柜台后头翻找一遍，拽出几只大大小小的铁罐头。

“可以放点玻璃弹珠什么的。”她解释了一句。

“哎呀，小玩意儿，这不算啥。”她朝我笑笑，还使劲地把她的手在我的手上摩挲，就这样，才让我们走出了店门。

“瞧瞧啊，玫。”我把铁罐头举起来。

“是玫阿姨。”我母亲插了一句。

“‘银鱼’，”她读出声来，“‘充分洒在水池、厕所及其他潮湿的场所。’噢，挺不错的呀。这只上头写了什么：‘对杀灭虱子、臭虫等有特效，无效退款。’”

最后我们回到了家，晚安玫，晚安爱丽丝，上帝保佑你们。我父亲早就上床睡了，因为他上早班。我母亲还得过好几个钟头才上床呢。

自打我认识他们起，我母亲就是凌晨四点上床，我父亲凌晨五点起床。从某种角度说，这挺好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在半夜下楼时用不着孤零零一个人。我们经常吃点培根和鸡蛋，她还会读几页《圣经》给我听。

就是这样，我开始接受教育：她教我读《申命记》，告诉我圣人们的生平故事，说他们曾是如何劣迹斑斑，常受各种欲望的摆布。他们不适合被崇拜。这是天主教堂犯下的又一桩异端邪说之罪，我万万不可被巧舌如簧的神父们误导了。

“可我从没见过神父呀。”

“好女孩的座右铭是：时刻准备着。”

我学会理解雨，云团在高耸的建筑物上彼此冲撞，譬如尖塔或大教堂；云团被冲破，云朵下面的每个人就会淋到雨。这就是为什么——古时候——最高的建筑才是神圣的，人们常说，清洁仅次于虔诚敬神。你们的小镇越神圣，你们的建筑物就越高耸，得到的雨水也就更多。

“所以那些异教区才那么干旱。”我母亲这样解释，接着眼神空茫迷离，手中的铅笔也在微微颤抖。“可怜的斯普拉特牧师。”

我发现，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善恶争斗的标志。“想想曼巴毒蛇，”我母亲说，“在短距离中，曼巴蛇跑得比马还快。”说完，她在纸上画下了蛇马赛跑。她的意思是，在短时间里，恶会赢，但决不会赢太久。我们过得很开心，一起唱我俩最喜欢的赞美诗《不向诱惑低头》。

我请求母亲教我法语，但她立刻拉下脸，说她不可以。

“那几乎是我沉沦的根源。”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锲而不舍地追问，逮着机会就问。可她只是摇摇头，念叨我还太小，说我长大了就会知道，无非是那套让人生气的说辞。

“早晚有一天，”最后她终于松了口，“我会跟你说说皮埃尔的事。”然后她拧开收音机，很长时间都不理我，我只能回床上睡觉。

她会讲一个故事给我听，转而跳到别的事情上，这种事屡见不鲜，所以我始终不知道“人间天堂”远离印度海岸后结局如何，还有整整一星期被“六七四十二”搅得糊里糊涂。

“为什么我不上学？”我问她。我对学校很好奇，因为母亲总是管它叫“养殖场”。我不懂养殖场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个坏东西，和“不正常的激情”一样。“他们会引你走上歧途。”这是我获得的唯一解释。

我在厕所里思考这一切。厕所在户外，我很讨厌夜里去厕所，因为蜘蛛会从煤棚那儿爬过来。爸爸和我好像总喜欢上厕所，我坐着，哼哼歌谣，他大概就那么站着吧，我猜。我母亲对此很光火。

“你快点儿，用不了那么久。”

可那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我们三人睡在一间卧室里，我母亲正在为我们搭建后房口的卫生间，要是布局得当，还能给我腾出半间房。可她的工程进展极其缓慢，因为她说她的想法太多，事情太杂了。有时候，怀特夫人会过来帮忙和水泥，可她们总是虎头蛇尾，干到一半就去听约翰尼?卡什的歌，或是写一份新传单，宣扬全浸式洗礼的好处。最后总算是完工了，但花了足足三年。

与此同时，我的课程还在继续。通过鼻涕虫和我母亲订阅的种子目录，我学到了有关害虫和园艺的知识，通过《启示录》里的预言以及我母亲每周订阅的《真相大白》杂志，我酝酿出一套有关历史进程的独到见解。

“伊利亚又在我们之中了。”她宣布。

于是，我学会了诠释征兆和奇迹，不信仰上帝的人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懂。

“当你进入传道行业，你就用得上这些本领。”她提醒我。

后来的一天早上，我们刚起床，想要收听“铁幕后的伊万?波波夫”节目，一只鼓鼓的棕色信封从信箱口扑通一声掉进来。我母亲心想，肯定是在镇会所大厅里举办的“治愈伤患荣光会”的参与者们写来的感谢信。她把信封撕开，脸色为之一变。

“我必须送你去学校。”

我立刻猫进厕所里，坐在马桶上。养殖场，终于来了。

“为什么你想让我去？”上学前的那晚，我问她。

“如果你不去，我就要进监狱了。”她拿起一把刀，“你想要几片？”

“两片，”我回答，“那里面有什么？”

“罐头牛肉，知足吧。”

“可是，就算你进监狱也会出来的啊。圣保罗就老是进监狱。”

“我知道，”她把肉压实了切，到我盘子里的罐头牛肉里只能渗出几滴可怜的汁液。“可邻居们不知道。把它吃了，别说话了。”

她把餐盘推到我面前。看上去很恶心。

“为什么我们不能来点薯片？”

“因为我没时间给你做薯片。我的脚要泡，你的汗衫要烫，还有那么多恳请祷告的请求要处理。况且，我也没土豆。”

我走进起居室，想找点事情做。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扭开了收音机。

“现在，”有个声音响起来，“是关于蜗牛家庭生活的节目。”

“你听见没？”她把脑袋探出厨房门，对我说，“蜗牛的家庭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言的‘可憎之物’，就好像在说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

我不禁多想了一会儿。阴雨连绵的星期三晚上，蜗牛先生和蜗牛太太在家。蜗牛先生静静地打着盹，蜗牛太太在读一本关于问题小孩的书。“医生，我忧心忡忡啊。他太安静了，不肯从他的壳里钻出来。”

“不是啦，妈妈，”我应了一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可她没在听我说。她又回了厨房，我听得到她在找国际服务频道，一边摆弄旋扭，一边喃喃自语地估摸着频率数字。我跟她走进去。“世上是有魔鬼，可这个家里没有。”她说着，凝视高悬在炉灶上的天主圣像。那是幅九英寸见方的水彩画，是斯普拉特牧师专为我母亲画的，就在他跟随荣光神圣征途团前往维冈和非洲之前。

那幅画叫《天主喂鸟》，我母亲把它挂在炉灶上方，是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忙这忙那，为广大信徒服务。画已经显旧了，天主的一只脚上还有一小块凝结的蛋黄渍迹，但我们不想剥掉它，生怕颜料也会跟着掉了。

“我受够了。”她说，“走开。”

她又把厨房的门关上，还关掉了收音机。我听见她在吟唱《天主荣耀被赞美》。

“行，就这样呗。”我心里说。

第二天早上忙得紧。我母亲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大喊已经七点半了，还说她一宿没睡，说我父亲饭都没吃就去上班了。她往水池里倒了一壶滚烫的开水。

“你为什么不睡？”我问她。

“要是我必须和你一起起来，睡三个小时有什么用？”

她往开水里兑了些凉水。

“那你本该早点上床的。”我好心提议，挣扎地脱掉睡衣。这件衣服是个老夫人帮我做的，领口小得和袖筒似的，我总得生拉硬拽，弄得两只耳朵生疼。有一次，我淋巴腺发炎并且聋了三个月，也没人发觉。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思忖天主的荣耀，冷不丁想到一点：日子过得太安静了。我像平日那样去教堂，放声高唱，但好像除我之外没人吭声儿，而且已经有一阵子了。

我猜想，我准是因狂喜而灵魂出窍了，在我们的教堂里，这事儿毫不稀奇。后来我发现母亲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玫问起我为什么不回答别人的提问，母亲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主的意愿。”

“主什么意愿？”玫被彻底弄糊涂了。

“用神秘的方式显能。”我母亲说完，趾高气扬地走到前头去了。

于是，在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教堂内外盛传我迈入狂喜之境，谁都不该和我说话。

“你凭什么觉得这种事会发生呢？”怀特夫人很想弄明白。

“噢，不用大惊小怪的，她七岁，你懂啊。”玫停顿一下，制造了某种效果，再接着说，“这是个神圣的数字，离奇的事情都发生在‘七’上，瞧瞧艾尔西?诺里斯就知道了。”

艾尔西?诺里斯，她可是我们教堂里鼓舞人心的名人，也就是玫常提起的“证人艾尔西”。每当牧师要我们举证说明上帝的善行，艾尔西就会踮着脚尖叫起来。“听我说上帝在这星期里为我做的事吧。”

她需要鸡蛋，上帝就送了一打。

她犯了一次疝气，上帝就把病带走了。

她每天都要祈祷两个小时，早七点一次，晚七点一次。

她的爱好是数字占卦，每每翻读《福音书》之前必会掷骰子，任由数字指引她。

“第一把，决定章节数；第二把，决定段落数。”这就是她的格言。

曾有人问过她，要是读超过六章节的《圣经》该怎么办。

“我有我的办法，”她生硬地回答，“上帝也有他的一套。”

我很喜欢她，因为她家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她有一架风琴，要它出声儿你就必须踩踏板。我每次去，她都弹奏《引向仁慈的光》。她负责键盘，我负责踏板，因为她有哮喘。她收藏外国钱币，存在一个有亚麻籽油味道的玻璃箱里。她说，这会让她想起过世的丈夫曾经代表兰开夏州参加板球赛。

“他们都叫他‘强手斯坦’。”每次我去看她，她都免不了说一次。她总记不住自己对别人讲了什么，也总记不住水果蛋糕放了多久。有一段日子，她一连五个星期都给我端上同一块蛋糕。我很幸运，因为她也记不住你跟她说了什么，所以每星期我都用同样的借口。

“我会为你祈祷的。”她说。

最棒的是，她还有一幅“诺亚方舟”拼贴画。画上的诺亚爸爸和诺亚妈妈探身出去观望洪水，与此同时，小诺亚正打算逮住一只小兔子。但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那只可以拆下来的黑猩猩，用百洁布做的。每次结束拜访前，她会允许我玩它五分钟。我有各种版本的情节，但通常都是让它淹死。

礼拜天，牧师告诉所有人，圣灵充溢我的身心。他谈我就谈了二十分钟，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见，只能坐在下面看《圣经》，心想这是本多么厚的书啊。当然，这一举动显得极其谦逊，众人就越发坚信不疑了。

我以为大家都不和我说话，而别人以为是我不和他们说话。可到了夜里，我意识到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走下楼，写了一张字条：“妈妈，这个世界非常安静。”

我母亲点点头，又去看她的书了。书是斯普拉特牧师寄来的，她早上才收到。那是本描绘传教士生活的书，书名是《普天之下皆知上帝》。

我吸引不了她的注意力，便拿了只橘子，回床上睡觉。我必须自己想法子。

有一年过生日，有人送了我一根竖笛和几本乐谱，所以我靠在枕头上，吹出了一段苏格兰民谣《美好往昔》。

我看得到手指在移动，可是没有声音。

我又试了段《小褐壶》。

泄了气的我又开始敲打《老人河》的节奏段落。

无计可施，而我必须等到天亮。

第二天，我一跳下床就决定告诉母亲出问题了。

我的早餐留在厨房餐桌上，附带一张简短的字条。

我们必须去医院为贝蒂阿姨祈祷。她的腿一碰就折。

所以，我尽可能妥当地过好这一天，最后决定出去散步。那次散步拯救了我。我遇到了吹双簧管并指挥姊妹合唱团的裘波莉小姐。她可聪明呢。

“但她不够神圣。”怀特夫人曾说过。裘波莉小姐肯定对我说了“你好”，我也肯定没理她。她很久没去教堂了，因为她跟随“拯救灵魂交响乐团”去英国中部巡演，因而不知道我理应沉默并充满圣灵。她站在我面前，眉头都攒到额头上了，嘴巴一张一合的，吹双簧管也用不着那么大的嘴呀。我拉住她的手，带她进了邮局。我拿起一支公用笔，在一张儿童津贴领取表格背后写下：

她惊恐地瞪着我，也抓过纸笔开始写：

你妈妈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你不卧床休息？

写到这里，儿童津贴领取表格已经没空地儿了，我不得不再拿一张紧急事件联系人表。

我妈妈不知道。她在医院陪贝蒂阿姨。我昨晚是卧床休息的。

裘波莉小姐对着字条目瞪口呆。她瞪啊瞪啊瞪了那么久，我都开始考虑要回家了。接着，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拉拉扯扯地送我上医院。当我们到了医院，我母亲和别的姊妹正围绕在贝蒂阿姨的病床旁唱颂歌。我母亲看到我们，似乎有点惊讶，但没有起身。裘波莉小姐拍拍她的胳膊肘，又把老套路来了一遍，攒眉毛，嘴巴一张一合。我母亲只是摇着头，摇啊摇。最后，裘波莉小姐大喊起来，声音那么响，连我都快听到了。“这孩子不是充满圣灵，”她尖叫道，“她聋了。”

医院里的每个人都转头打量我。我的脸都羞红了，只能瞪着贝蒂阿姨的水罐发呆。我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但不见得是最坏的事。随后，有个医生过来了，火冒三丈，又和裘波莉小姐互相比画手势。姊妹教友们都扭回头，再次凝视唱诗本，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

医生和裘波莉小姐把我带去一间冷冰冰的小屋子，里面摆放着各种仪器，然后让我躺倒。医生用手指拍打我，这儿那儿的，还摇晃着脑袋。

那时候，真的是安静啊。

我母亲也来了，似乎搞清了状况。她填了一张表格，又给我写了一张字条。

没什么大毛病，你只是有点聋。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呢？我要回一趟家，把你的睡衣带来。

她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独自留在这里？我开始哭。我母亲好像吓坏了，赶忙从手袋里摸出一只橘子塞给我。我剥橘子皮是为了安抚自己，眼看我镇定下来，大伙儿面面相觑，又都走开了。

自我出生以来，总以为世界是以简单明了的规则运行的，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我们镇的教堂。现在我却发现教堂本身也挺让人困惑的。这是个问题，但我不想为它耗上很多年。当时的问题则很简单：我究竟会怎样。维多利亚医院又大又吓人，我唱歌却唱不出调儿，因为我听不见自己在唱什么。除了几张牙医广告和X光机器使用手则，就没别的可读了。我想用橘子皮搭一座小冰屋，可橘子皮老往下掉，就算乖乖竖起来了，我还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扮演爱斯基摩人，我又不得不编出一个“爱斯基摩人怎么被吃掉了”的故事，可那只会让我显得更悲凄。扮家家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总会被卷进去。

我母亲好歹是回来了，有个护士帮我套上睡衣，再带我俩去了儿童病房。那地方太招人恨了。墙壁涂成病怏怏的粉红色，所有窗帘上都有小动物。当然不是真的小动物，而是毛茸茸的小东西在玩彩球。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编进凄惨故事里的海象。它很邪恶，吃了爱斯基摩人，但它起码比这些玩意儿要强。护士已经把我的冰屋扔进了垃圾桶里。

我没别的事可干，只能静静地躺着，凝神思索自己的命运。几个小时后，我母亲又回来了，带来了我的《圣经》、圣经联合协会出的彩色图书，还有一块塑像黏土，却又被护士收走了。我气得扮鬼脸，她就在卡片上写着“不好，可能吞咽”。我看了看她，也写了一句：“我又不是想吃它，我想捏它。再说了，黏土没有毒，说明书上写着呢。”我还朝她扬了扬黏土小盒。她皱着眉，摇摇头。我转向母亲求援，可她正忙着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一封长信。护士开始整理我的床铺，把冒犯她的黏土腻子揣进了兜里。我算是瞧出来了，她铁了心，没什么能改变她的决定。

我吸了吸鼻子，消毒水和土豆泥的味道。我母亲捅了捅我，把信搁在床头柜上，再把一大袋橘子倒空在水罐旁的大碗里。我虚弱地笑笑，期待得到鼓励，而她却拍拍我的头，转身走了。于是，我又一个人了。我想到了简?爱，她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却总是那么勇敢。但凡我母亲感到悲伤，就会把《简?爱》读给我听。她说，它让她坚忍。我拿起她的信，信里写满了陈词滥调：别担心，很多人会来看望你，鼓起勇气来，要保证好好大小便，别让怀特夫人插手。她等会儿就来，就算她不来，她也会支使她丈夫来。我的手术安排在明天。读到这里，手中的信飘下了床。明天！万一我死了呢？这么年轻，这么有前途啊！我假想自己的葬礼，别人的泪水。我要我的坟墓里有《圣经》和《神谕》。我该写个墓葬指导吗？能指望他们留意到这些事吗？我母亲通晓各种疾病和手术。医生曾告诫她，像她这样的身体状况不应该到处走动，可她说时候还没到，而且她至少知道自己往何处去，不像他。我母亲在一本书里读到过，死于麻醉药的人比死于滑水的人还多。

“如果上帝带你回来，”她因胆结石而入院时曾对玫说，“你就会明白，那是因为他还有工作要让你去做。”我趴在床单下，祈祷自己能被带回来。

手术当天的大清早，护士们笑眯眯地又理了一次床，还把碗里的橘子堆出匀称的形状。两条汗毛浓密的手臂拖我起来，把我绑在冰凉的手推车里。脚轮咯吱咯吱地响，推车的男人走得太快了。走廊，对开门，露在密实的白面具上的两只眼睛。一个护士抓住我的手，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罩子扣在我的嘴巴和鼻子上。我吸入了一口，看到一整排滑水的人随波跌落，没再浮起，然后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就知道是这样！我已经死了，天使们在发我果冻吃。我睁开眼睛，还指望看到一双翅膀呢。

“来，吃一点。”那个声音在鼓动我。

“你是天使吗？”我带着希冀问。

“算不上，我是医生。但她是个天使，护士小姐，是不是？”

“我听见了。”我说，不是特意对谁说的。

“吃你的果冻吧。”护士说。

要不是艾尔西发现我身在何处，并且来看望我，我很可能衰弱无力地独自挨过余下的一周。我母亲得等到周末才能来，我知道，因为她在等管道工检查她的装修。艾尔西每天都来，讲笑话逗我笑，还讲故事，让我精神多了。她说，故事能帮助我理解世界。等我感觉好些了，她承诺会从基础知识教起，以后就能帮她数字占卦了。一阵激动油然而生，因为我知道母亲肯定不同意。她说过，占卦几乎就算得上发疯了。

“甭担心，”艾尔西说，“占卦可管用啦。”

我们过得挺开心的，就我们俩，不停地计划等我病好了该干什么。

“你多大了，艾尔西？”我很想知道。

“我记得大战，我只能说这么多啦。”随后她就开始说，她怎么驾驶一辆没有手闸也没有脚闸的救护车。

周末，我母亲来得挺勤的，但那是一年里教堂最忙活的季节。他们都在安排圣诞活动。她不能脱身时就让父亲来，他通常都会捎来一封信和几只橘子。

“唯一的水果。”她总那么说。

水果沙拉、水果派、水果奶油杯、果汁潘趣酒。恶魔果、激情果、烂果子、礼拜日的水果。

橘子就是唯一的水果。我剥下的橘子皮填满了小垃圾桶，护士们去倒垃圾时都不情不愿的。我把橘子皮藏在枕头底下，护士们又责骂我，还叹气。

艾尔西?诺里斯和我每天都分吃一个橘子，一人一半。艾尔西没有牙，所以她先吸吮，再揉烂了吃。我假装在吃牡蛎，把橘子瓣放在后舌根。人们会看我们，但我们不在乎。

艾尔西不读《圣经》也不讲故事的时候，她就找几个诗人做伴。她把斯文本恩和他的麻烦事儿都讲给我听，还有威廉?布莱克的苦闷。

“古怪的人，没人听从。”她说。她读给我听《妖魔市集》，是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女人写的，曾有个朋友送她一只罐子当礼物，罐子里有一只腌耗子。

不过在所有她喜爱的诗人中，艾尔西最爱的是叶芝。她说叶芝领悟到了数字的重要性，以及想象力对世界有多大的奇效。

“看起来是一样东西，”她告诉我，“却也可能是另一样东西。”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橘子皮冰屋。

“如果你想一件事想得够久，”她在解释，“很有可能，那件事就会真的发生。”她拍拍脑袋，“都在脑子里呢。”

我母亲相信，如果你为某件事长久祈祷，它就会成真。我问艾尔西，这是不是一码事。

“上帝在万事万物之中，”她若有所思地说，“所以，总是一码事。”直觉告诉我，母亲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可她不在，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我和艾尔西玩“卢多”、“吊死鬼”，探访时间快结束了，她在临走前又给我念了一首诗。

这句我懂，因为几周来我一直在坚持搭建我的橘子皮冰屋。有些日子里，只落得个巨大的失望，另一些日子里几乎大获成功。那是需要平衡和期望的巧活儿。艾尔西总让我加把劲儿，还叫我别去理会护士们。

“用黏土就容易多啦。”有一天，我抱怨了。

“但就没这么有趣啦。”她说。

等我终于出院时，听力恢复了，我的自信心也康复了（多亏了她）。

我必须跟艾尔西回家，并和她住几天，直到我母亲从维冈回来，她在那儿帮“迷途人协会”审计账目。

“我找到了一份新乐谱，”她在公共汽车上对我说，“幕间表演里有七头大象。”

“《阿比西尼亚之战》。”

显然那是极有名的，富含维多利亚情趣，就像阿尔伯特王子。

“倒是没啥了，眼下上帝和我互不干扰。偶尔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得空就去装饰房子。没什么花哨的，无非是擦擦护墙板。但当我和上帝在一起时，就完全没时间干别的了！”

到了家，她神秘兮兮的，让我在门厅里等一会儿。我听到她在屋里窸窸窣窣地摆弄什么，兀自嘟嘟囔囔的，还有什么东西吱呀吱呀地响。最后她终于推开门，气喘吁吁地大声宣布：

“上帝宽恕我，但这东西太烦人了。”

扑通一声，她把一只大箱子搁在桌上。

那是只圆顶的木盒，里面有三只小白鼠。

“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在烈火的炉中。”她的上唇牵出了一抹微笑。“瞧，我亲手画的火焰。”

只见盒子后板上有一片怒气冲冲的火舌，全是用橘色的颜料画上去的。

“也可能是五旬节啊。”我提出不同见解。

“噢，是的，通用的。”她表示同意。

“瞧，我还做了这些呢。”她在手袋里摸索，掏出两尊胶合板做的人像。两人都涂成了鲜亮的颜色，但一个明显比另一个要有神性，因为有翅膀。她看着我，得意扬扬的。

“尼布甲尼撒和主的天使。”

天使的基座下有道小口子，刚好能嵌入鼠仓的圆顶，不会干扰老鼠们。

“我知道。”她点点头，在天使身边掉了一点奶酪渣儿。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司康饼，围着火炉吃。她家的老壁炉上有名人画像，瓷砖上还印着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画像。壁炉上有克莱夫将军，还有帕莫斯顿，伊萨克?牛顿下巴有点焦，因为壁炉里的火窜得太高了。艾尔西把她的灵骰秀给我看，四十年前她从麦加买了好些回来。她把它们藏在炉膛后的小盒子里，以免被贼发现。

“有人说我是傻瓜，但世界包罗万象，肉眼所见只是一小部分。”我静静地等候下文。

“有这个世界，”她敲敲墙壁，活灵活现的，“还有这个世界。”又砰砰地拍了拍胸膛。“如果两个世界你都想搞明白，你就必须留意两个世界。”

“我不明白。”我叹了一口气，琢磨接下去该问什么才能理解得透彻些，可是她睡着了，嘴巴张着，而且连老鼠都没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艾尔西一直没有醒，我想大概等我上了学就能明白了吧，这就是我唯一的慰藉。即便等她睡醒，好像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宇宙解说，也忘了要给老鼠们造一条小隧道。我在学校里也没有找到答案，疑惑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上完三个学期，我开始泄气。我学会了乡村舞和初级针线活，仅此而已，没更多的了。乡村舞，就是三十三个东倒西歪、身穿橡胶底帆布鞋和绿色灯笼裤的小孩努力跟上“小姐”的脚步，而“小姐”反正都得跟着“先生”跳，并且目不斜视，绝不能瞄别人。他们很快就订婚了，但对我们没好处，因为他们又开始为舞会大赛做准备，也就是说把课时全用在操练舞步上，我们都跟着留声机里的指令上窜下跳。最糟糕的是花式部分，逼着你拉紧你讨厌的人的手。一下课，我们就连拧带打地甩掉彼此的手，结下的仇一言难尽。我烦透了被人欺负，俗话说久病成医，我也渐渐发明出一套最基本的折磨人的手法，并以甜蜜圣洁的外表加以伪饰。“小姐，你叫我？没有啊，小姐。噢！小姐，不是我干的。”其实就是我干的，我一直这么干。对女孩们来说，最最可怕的欺负莫过于被推进拉兹伯恩锻铁工厂后头的污水池，让你浑身湿透。对男孩们来说，是任何和他们的小鸡鸡有关的事。因此三个学期后，我坐在鞋袋上，郁郁寡欢。鞋袋室又黑又臭，总是有股臭脚丫子味儿，甚至开学第一天就很臭。

“你去不掉脚臭味儿。”我听门房很不开心地说过这话。

清洁女工直摇头，她驱除的臭味儿比她吃过的热饭热汤还要多。她曾在动物园干过活儿。“你知道那些动物臭气熏天，”但脚臭味儿让她很挫败。“这玩意儿能擦掉地板一层皮，”她挥动着一个红罐头说，“可拿脚丫子没辙儿。”

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反倒不觉得臭了，况且那是个很不错的藏身之地。老师们不靠近这里，顶多站在离门几码远的地方监督我们。学期最后一天，上半周的时候，我们集体出游，去查斯特动物园。那意味着每个人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比谁的袜子最干净，谁带的三明治最丰盛。罐头饮料是最让我们又羡又妒的，因为大多数人带的是特百惠塑料罐里的鲜榨橙汁。特百惠一加热就烫得要死，能把我们的嘴唇烫破。

“你带了黑面包。”三个脑袋顶来顶去的，凑上你的座位。“那是干什么用的？里面有不少哩，你是吃素的？”

我的三明治被人用手指头戳过了，我假装没看到。常规三明治检查是一个座位一个座位挨下去进行的，时而有啧啧称羡声，时而爆出尖利的笑声。苏珊?格林的三明治里有冻鱼条，因为她家很穷，只能吃剩菜，哪怕很难吃。上一次她只能带棕色沙司，因为连剩菜都没了。检查员宣布，雪莉第一名。雪白的卷饼里裹着咖喱蛋和碎欧芹。她还有一听柠檬水。动物园没啥看的，我们只能两人一排走完一圈。漫长的队伍迂回行进，沙子和锯屑湿答答地黏在一起，毁了我们的新鞋。斯坦利?法莫掉进了红鹳池，谁也没钱买小动物模型。所以我们回到大巴士上时，比预计时间早了一小时，然后就摇摇晃晃地回家了。我们留给司机的纪念品是三只满是呕吐物的塑料袋，还有几百张糖果纸。我们只有这些可以无私奉献。

“再也不许了！”佛图夫人拔高声调，护送我们下车，走到大街上。“再也不许让我丢脸了！”

眼下，佛图夫人正在帮助雪莉完成夏季晚会的舞裙。“她俩挺般配的。”我心想。

只有想到教堂举办的年度夏季露营，我才略感安慰。这一次，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德文郡。我母亲激动死了，因为斯普拉特牧师承诺：利用回英伦的稀疏机会过来一次。他要主持第一个礼拜天的礼拜，就在卡伦普顿外的福音营里。此刻，他正在欧洲举行巡展。他迅速成为我们教区派出的最有名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世界各地的土著把感谢信发到我们的教区总部，感恩灵魂被拯救、和上帝喜悦同在，而我们连那些部落的名字都读不利索。为了庆祝他的布道令第一万名信徒皈依，牧师得到一笔赞助，并能休个长假，到各地展示他搜集的武器、驱邪物、偶像和原始避孕工具。展览被命名为“唯主荣光才能拯救”。我只看到了宣传册，但我母亲知道得巨细无靡。除了斯普拉特牧师会现身，我们还为德文郡的农民精心组织了一场活动。过去，我们只有一套程式，不管是在福音营还是在镇公所，总是对地点毫不在意。后来，我们的活动秘书收到了总部寄来的一套活动指南，附上的解释是：基督随时都可能复临，我们应不遗余力地拯救灵魂，用什么法子取决于我们自己。活动指南，由灵恩运动市场委员会特别设计，解释了人和人不一样，需要不同的感化方式。你必须选择和他们有关、和他们的想法息息相连的救赎方法。所以呢，假如你见到一个渔夫，就得用大海来比喻，巧妙地传递出讯息。最重要的是，当你与别人一对一交谈时，一旦你知道他的生活最渴盼什么，又最恐惧什么，你就能决定该怎么感化他。这样一来，一下子找到关联点，他们就和福音分不开了。委员会让我们给参与“圣战”的那些人做周末培训，发放表格，以使我们掌握进步迹象，任何蛛丝马迹都会让我们深受鼓舞。斯普拉特牧师写了一篇私人推荐文，登在指南书封底上。还有张他的照片，比现在年轻多了，他正在为某个酋长施洗礼。我们的任务就是证实一点：上帝和德文郡的农民休戚相关。我母亲负责筹办营地小卖部，已经开始购买大批量的豆子罐头、法兰克福香肠。她告诉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们都期盼有更多人的皈依，多到足以在埃克塞特建一座新教堂。

“我记得，那时候在这里建起了福音堂，”我母亲充满期待地说，“我们都是一条心，只用皈依再生的工人。”那曾是光辉而艰难的时代，攒钱买钢琴和赞美诗集，抵挡魔鬼的诱惑，只干活不休假。

“当然，那些日子里，你父亲是个玩牌的人。”

到最后，他们从总部得到一笔资金，这才造好了屋顶，还买了一面旗插在上头，旗子上用红线绣出“寻求上帝”。升旗那天是无比骄傲的。所有的教堂都有旗帜，都是残疾的传教士们做的。这既能帮他们获得救济金，也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满足感。头一年里，我母亲的足迹遍布大小酒吧、各等酒馆，敦促酒徒们跟随她去教堂。她曾坐在钢琴边，唱《你心有空虚为主吗？》，她说她唱得感人肺腑。歌声一起，男人们就捧着大酒杯哭泣，放下了斯诺克球杆。那时她又丰满又漂亮，他们叫她“耶稣美女”。

“哦，是有人追求我，”她坦言，“也不都是虔诚的。”不管他们是否虔诚，反正教堂壮大了，我母亲走在大街上时，很多男人会停在路边等她走过，向“耶稣美女”脱帽致敬。

我经常想，她肯定是仓促成婚的。和皮埃尔那段纠葛之后，她不想再折腾了。当我坐在她身边浏览相册里面容严峻的祖辈时，她总会停在那两页——目录上称之为“久远的火焰”。上面有皮埃尔，还有我父亲和其他男人。“为什么你不嫁给这个或是那个？”我问她，十分好奇。

“净是些刚愎自用的男人，”她叹着气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一个例外，他只是个赌徒罢了。”

“为什么他现在不是赌徒了？”我想知道，便拼命假想我那温顺的父亲看起来和电影里的男人一样。

“他娶了我，也找到了上帝。”说完她又叹了一口气，把“久远的火焰”里每个人的故事都讲给我听。疯子波希，开一辆敞篷车，要她跟他住到布莱顿去；艾迪，戴玳瑁眼镜，养蜜蜂……就在那一页最下面，有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有个漂亮的女人，怀里抱着小猫。

“那是谁？”我指着她问。

“哪个？哦，是艾迪的妹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她放在这里。”她翻过这一页。下一次我们再看相册时，她的照片就不见了。

所以她嫁给我父亲，并改造了他，他建起教堂，并且决不恼怒于人。我觉得他人很好，尽管不太说话。当然，她自己的父亲是暴怒型的。他父亲对她说，她嫁错了人，失了身价，还说她本该留在巴黎，然后便迅速切断了和她的联系。所以她的钱从来都不够多，过了一阵子，她索性就忘记自己从来都没什么钱。“教堂就是我的家。”每次我问起相册里的人，她总这么说。教堂也是我的家。

在学校里，我好像学不到什么，也赢不到什么，就连抽签也抽不好，总抽到食堂监察的下下签。食堂监察的意思是，你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一只餐盘，水罐里不能只有几口水。食堂监察只能最后一个吃饭，只能分到最少的一份饭菜。我曾一连三次抽到这张签，同班同学对我大吵大嚷，因为我闻起来总有一股肉汤味儿。肉汤星星点点地溅在衣服上，我母亲逼我连着一周都穿同一套校服，因为她说了：只要我还负责监察，把我打扮得再干净秀气也没意义。现在，我坐在鞋袋上，前胸蹭着猪肝和洋葱。通常我会把菜渣抹干净，但今天实在太郁闷了。跟着我们教堂过了为期六周的暑假，我真的不能再应付这种事儿了。我母亲说得对，这儿就是个养殖场。倒不是说我没努力过。一开始，我倾尽全力想要表现出色，想要融入集体。去年秋天，就在新学期开始前，老师布置过一次作业，让我们写一篇题为《暑假时我干了什么》的随笔。我一心想要写好，因为我知道他们都以为我没有早点上学所以不会读也不会写。我一笔一划地慢慢写，写出我最漂亮的书法来，我很自豪，因为很多别的学生只能用打字机。我们一个一个朗读自己的随笔，然后交给老师。写的都差不多，钓鱼、游泳、野餐、沃特?迪斯尼的动画片。有三十二篇随笔都是有关花园和青蛙产卵的。我的姓氏排在字母表的最后，只能耐下性子等。老师是希望全班同学都快快乐乐的那种女人。她管我们叫小羊羔，还特别对我说，假如有困难也别担心。

“你很快就会适应的。”她安慰我。

我想让她开心，便充满期待，颤抖着开始朗读我的随笔……“这个暑假，我跟着教堂露营团去了科尔温贝湾。”

“天气非常热，贝蒂阿姨中暑了，反正她的腿也是一碰就断，我们都以为她会死掉。”

老师看上去有点忧虑了，但同学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但她好转了，多亏我母亲整夜陪护，无微不至地照料她。”

“你母亲是护士吗？”老师问，言语中透着一丝同情。

“不，她只是治愈伤患。”

老师皱起了眉头。“好吧，继续念。”

“等贝蒂阿姨恢复了，我们一齐坐巴士去兰迪德诺看沙滩场地。我打铃鼓，艾尔西?诺里斯带上了她的手风琴，但那架手风琴被男孩扔过一把沙子，从那儿以后，F半音就拉不出来了。我们打算到秋天办一次小甜饼义卖，筹钱修好它。

“我们从科尔温贝湾回来后，隔壁邻居又生了一个孩子，他们生得太多了，我们都分不清是谁的孩子。我母亲从院子里挖了些土豆送给他们，可他们说不需要救济粮，就把土豆扔过墙头，全扔回来了。”

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看着我。

“是的，还有两面纸。”

“也没什么，只是讲我们如何租到了澡盆，那是为了治愈伤患神圣征途之后的洗礼仪式准备的。”

“很好，但我想今天没时间了。把你们的作业收进小书桌里去，现在开始画画，画到下课为止。”

班里响起咯咯的轻笑声。

我慢慢地坐下去，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肯定有什么状况。等我到家了，我对母亲说再也不想去学校了。

“不想去也得去。”她说，“来，吃个橘子。”

又过了几星期，我一直竭力表现得普通又正常。好像有点管用，后来开了缝纫课，每周三，吃完约克郡烤饼卷香肠和曼彻斯特蛋糕之后，就开始上课。我们学了十字缝和链形缝，然后就要想出一个主题。我决定给艾尔西?诺里斯做一块绣布。邻桌的女孩想给她妈妈做一块，主题是“献给深爱的母亲”；对桌的女孩想做一块生日布。轮到我了，我只能回答老师，我想绣一句经文。

“绣‘受苦的小孩’怎么样？”佛图夫人提议。

我知道这句经文不适合艾尔西。她喜欢预言。

“不，”我断然否定，“这是给我朋友的，她基本上只读《耶利米书》。我在考虑这句：‘夏日终结，我们尚未救赎。’”

佛图夫人是个措词圆滑的女人，但她自有她的盲点。把全班同学的绣布主题列表时，她把别人要绣的内容尽数写上，却在我的名字旁写上“经文”。

“你可能会让别人感到困扰，”她说，“好了，你想选什么颜色呀？黄的、绿的还是红的？”

我确实困扰到别的孩子了。我不是故意的，但效果卓越。有一天，斯拜热夫人和斯宾塞夫人到学校来了，两人都很气，抖得像筛子。她俩来的时候刚好是课间休息，我看到她们提着手袋、戴着帽子走上水泥台阶，气呼呼地撅着嘴。斯宾塞夫人还戴着手套。

有些学生明白原委。篱笆墙那儿站着一小群人，窃窃私语。有个人还指了指我。我假装没看到，继续玩鞭子抽陀螺。那个人群越来越多，有个女孩嘴里的冰冻果子露还没咽下去，就冲我大喊大叫，我没听清她说什么，但别的人立刻放声大笑。接着有个男孩过来，出拳打中了我的脖子，然后又过来一个再一个，全都是打完就跑。

“小心，小心！”老师过来时，他们一窝蜂地喊起来。

我先是一头雾水，而后怒火攻心，那种愤怒是窝在肚皮里的。我扬起小鞭子，刚好够上一个男孩。他痛得叫了一嗓子。

“老师，老师，她打我。”

“老师，老师，她打我。”别人跟着起哄。

老师揪着我的发根，把我拽进屋。

外面，只听铃声响起，脚步声、冲撞声和门扇开合声，嘈杂一片，然后就安静下来了。那条走廊尤其安静。

我在教工办公室。老师转向我，神色似乎很疲惫。

我伸出我的手。她去找戒尺。我想到了上帝。办公室的门开了，走进来的是福尔夫人，校长。

“啊，我看到珍妮特已经来了。请在外面稍等片刻，好吗？”

我缩回那只将被牺牲的手，深深埋进口袋里，从她俩中间溜了出去。

也巧，我刚好看到斯宾塞夫人和斯拜热夫人远去的身影，那义愤填膺的劲儿都快溢出来了。

走廊里很冷，隔着门，我能听到里面的低语声，但没有别的动静。我拿出圆规在暖气片上戳着玩儿，把塑料腿拗出弧度来，假装自己在俯瞰巴黎铁塔。

前一天晚上是祈祷者聚会，怀特夫人看到了异象。

“看到了什么景象？”我们都急切地问她。

“噢！可神圣啦。”怀特夫人说。

圣诞活动的安排正在进行中。我们征得了救世军团的同意，分享他们在镇公所外的空场地，还有传言说，斯普拉特牧师会带些改邪皈依的异教徒回来。“我们只能希望并祈祷。”我母亲说完，立刻去给他写信了。

我又赢了一次《圣经》知识竞赛，还被选中担任主日学校露天表演的解说员，这可让我松了一口气。过去的三年里，我一直扮演玛丽亚，再演也演不出什么来了。更何况，那得和斯坦利?法莫演对手戏。

天气晴朗温暖，也让我很开心。

这一次也一样，门最终打开时，我已经蹲在地板上了，只能看到羊毛袜和暇步士鞋。

“我们想和你谈谈。”福尔夫人说。

我急忙站起来，走进屋，感觉自己好像但以理。

福尔夫人拿起一只墨水瓶，仔细地端详我。

“珍妮特，我们认为你可能在学校里有些问题。你想不想对我们说说？”

“我很好。”我含含糊糊地顶了一句。

“你确实全心全意的……这么说吧，虔信上帝。”

我目不转睛地瞪着地板。

“你的绣布，比方说吧，其主旨让人很不安。”

“那是给我朋友做的，她喜欢这个。”我一想到艾尔西接到这份礼物时该是多么容光焕发，这话就脱口而出了。

“她叫艾尔西?诺里斯，她送了我三只在烈火炉子里的老鼠。”

福尔夫人和老师面面相觑。

“那你写动物作业时，又为什么选择戴胜鸟和岩獾，而且有一次，我相信是有的，还写了虾？”

“我母亲教我读书写字。”我几乎是绝望地跟她们这么说。

“是的，你的读写水平很不一般，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母亲教我读的是《申命记》，里面到处都有动物（大多数都是不洁的）。每当我们读到“凡分蹄成为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这段，她会把所有提到的动物画出来。马、兔子和小鸭子都是略有寓意的，但我很了解鹈鹕、岩獾、树懒和蝙蝠。这种极富异域风情的喜好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就像威廉?布莱克那样深受其害。我母亲画过飞虫和飞鸟，但我最喜欢的是海底动物和软体动物。我从黑泽海滩捡了好多带回家收藏。她有一只蓝色钢笔，用来画大海，还有棕色墨水，用来画蟹壳上的斑纹。红色圆珠笔是画龙虾的，不过她从没画过虾，她更喜欢在蛋糕里吃到它们。我认为，这事儿困扰了她很久。经过了无数次祈祷，和什鲁斯伯里一位虔诚贤人的一次商讨，最后她总算认可了圣保罗的说法：上帝涤净的东西，我们决不能称之为平凡。那之后，我们每个周六都去莫里的海鲜店。《申命记》也是有瑕疵的，里面尽是“可憎的”和“不可说的”。每当我们读到私生子、阉割这类字眼，我母亲就把那一页翻过去，说“把那个留给上帝吧”，但等她走了，我会翻回去偷偷瞄一眼。我真高兴自己没有睾丸。睾丸读起来很像肠子，只不过长在身体外边，《圣经》里的男人总会把它们割掉，然后就再也去不成教堂了。真吓人。

“好吧，”福尔夫人开始催了，“我等着呢。”

“我不知道。”我回答。

“那又是为什么，你要恐吓其他小朋友呢，这个问题恐怕更严肃，是的，恐吓其他小朋友？”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斯宾塞夫人和斯拜热夫人今天早上特意来告诉我，她们的孩子都做噩梦了？”

“问题不是你做不做。你一直在对无知年幼的心灵谈论地狱。”

这倒是真的。我无法否认。我确实跟同学们讲过，魔鬼有多可怕，被诅咒的命运又有多恐怖。我还曾亲身演示过，差点儿把苏珊?亨特掐死，但那纯属意外，后来我把自己所有的止咳糖都送给她了。

“我很抱歉，”我说，“我以为那很有趣。”

福尔夫人和老师都摇摇头。

“你先回教室吧。”福尔夫人说，“我会给你母亲写信的。”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早点听说地狱真相，总比日后掉进地狱烧死要好吧。我走过三班教室外复活节兔子的拼贴画，想起艾尔西的诺亚方舟拼贴画，还有那只可以拆下来的黑猩猩。

显然我属于那里。十多年后，我就可以进传教士学校了。

福尔夫人信守诺言。她给我母亲写了信，解释了我的宗教学识所带来的困扰，并请母亲好好开导我。我母亲冷笑三声，然后带我去电影院，作为奖励。电影院里在放《十诫》。我问她，艾尔西会来吗，但母亲说她不来。

那天过后，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躲避我。要不是母亲早已断定我没做错什么，我说不定会很伤心的。我拿出十分劲道做好作业，还老想着教堂，好像完全忘了那档子事，其实功课也好不到哪里去。这种情况，我跟母亲提过一次。

“我们的孤立是上帝的旨意。”她说。

我母亲也没多少朋友。人们无法理解她的想法，我也不理解，但我爱她，因为她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

颁奖日快到了，我从艾尔西那儿取回绣布，进了刺绣班。我始终认为这是所有作业中的杰作，字全是黑色的，边框全是白色的，下端还写意地刻划出下地狱的灵魂，那惊恐万状的神色挺像是艺术家的手笔。艾尔西亲自装裱，看起来格外专业。

佛图夫人站在讲台上，收集同学们的绣布……

“雪莉，好的。”（雪莉是个布朗宁。）

“这是我的，佛图夫人。”我说着，把作业放在书桌上。

“好的。”她嘴上这么说，言下之意却是：不好。

“如果你希望参赛，我会收进候选名单的，但实话实说，我认为这不是评委们期望看到的那一类作品。”

“您是什么意思？”我追问道，“这幅作品包罗万象，探险、痛苦、伤感、神秘……”

“我的意思是，你所用的颜色很有限，你没有发挥各种色彩的潜力。比方说，雪莉做的村庄风景吧，注意看那些丰富多彩的用色。”

“她用了四种颜色，我用了三种。”

“另外，也没有人用黑色。”

“而且我使用了教堂里的对立浮雕法。”我力挺自己，手指着惊恐万状的下地狱的灵魂。

佛图夫人双手托着脑袋。

“你在说什么呀？如果你说的是下角落里那团污糟糟的……”

我火了，幸运的是，我一直在读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如何侮辱透纳的故事。

“您说不出那是什么，并不代表那就不是了。”

我拿起雪莉的村庄风景绣布。

“这一点儿也不像绵羊，就是白乎乎的一团。”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珍妮特。”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我能怎么办？我的缝纫课老师阅历有限，并为此受罪。她是根据期待和环境来辨认事物的。如果你在一个特殊的地点，就会期待目睹特殊的事物。绵羊和山丘，大海和鱼。如果超市里有一头大象，她要么根本看不到，要么就叫一声“琼斯先生”，然后和它谈论鱼糕。但面对她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时，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她和大多数人的反应一样。

问题不在于是什么，或我们在哪种环境下发现它，问题在两环相扣时出现。惯常的场合里出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最喜欢的伯母在最喜欢的棋牌室里），或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出现在出其不意的场合（最喜欢的一套扑克牌捏在最喜欢的伯母手上）。我知道，我的绣布在艾尔西?诺里斯的前厅里绝对相得益彰，但在佛图夫人的缝纫班里却绝对是大错特错。佛图夫人得有想象力才会考虑到我在此时此刻的努力，并赞同我，要不就得有高瞻远瞩的本领，意识到将有一场关于某样事物是否既有绝对价值，又有相对价值的大辩论。真若那样了，她就应该给我质疑的权益。

因此她很生气，把头痛也归咎于我。这一点和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如出一辙，他也老说透纳让他头痛。

反正我的绣布没有赢得任何奖项，我失望极了。学期最后一天，我把它带回艾尔西家，问她是否还想收下它。

她一把抢过去，义不容辞地挂到了墙上。

“上下颠倒了，艾尔西。”我指出这个错误。

她到处摸索眼镜，盯着它看。

“是倒了，但对上帝来说都一样。不过我还是要把它放正，让那些不明白的人看得懂。”

她小心翼翼地把绣布放正了。

“我以为你大概不再喜欢它了。”

“小异教徒──上帝本人也曾被这样嘲弄过，别指望没洗过的人会懂得赞赏。”

艾尔西总把没有皈依的人称作“没洗过的人”，当然这个词也有“无知”的意思。

“唔，有时候那样也挺好的。”我斗胆说了一句，流露出一丝相对派的口吻。

这可把艾尔西惹恼了。她是个绝对派，没时间答理那些没看到牛就以为牛不存在的人。事物一旦被创造，就永远存在。它的价值既不该贬斥也不该褒扬。

感觉，她说，是个大骗子。圣保罗不是说过我们都透过黑暗的镜子张望吗？沃兹沃斯不是说过，匆匆瞥一眼便可见世界吗？“这块水果蛋糕,”她边吃边扬了扬蛋糕，“这块蛋糕不需要我吃它来证明它是可以吃的。不管有没有我，它都存在。”

这个例子不太漂亮，但我明白她的意思。那就是说，创造才是最基本的，为了赞赏和感激，为了增补不足。一旦创造了，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和创造者分离了，不需要任何辅助就已完整存在。

“再吃点蛋糕。”她欢喜地招呼我吃，可我没吃，因为就算艾尔西的哲学观有误，但蛋糕不需要我们就坚决存在的说法是绝对正确的。或许一整个小镇的居民也如此存在着，兀自拥有价值，以及风言风语的习俗。

多年来，我竭尽全力想赢个奖。有些人则希望改善这个世界，却仍然蔑视它。但我从没成功过。肯定有什么公式或秘密，我不知道是什么，可去公立学校或布朗宁的那些人好像都深谙其道。这种秘密公式会贯彻我的一生，哪怕是从微不足道的种风信子比赛开始，然后是牛奶检查比赛，最后在剑桥大学的某项蓝装体育竞赛中结束。

我的风信子是粉色的。两朵花。我给它们起的名字是“天使报喜”（你必须编出个“主题名称”）。这是因为花朵蜷缩着凑在一起，让我想起天使拜访后的玛丽亚和伊丽莎白。我觉得这是一次不错的结合，园艺和神学。我写了一小段说明附在花盆底端，还加入了《圣经》中的原文，以便观众有心查验，但这盆花没得奖。得奖的是一对儿张牙舞爪的花，名叫“白雪姐妹”。我捧着“天使报喜”回家，拿它去喂我家养的兔子。之后心里七上八下的，唯恐这是异端邪教之举，而兔子病了。后来，我又想赢得复活节彩蛋绘画比赛。每次牵涉到圣经题材，我都赢不了，似乎该试试新的招数了。也不能用上前拉斐尔派风格，因为珍?莫里斯很瘦，不太适合由一只蛋来演绎。

柯勒律治和“来自波拉克的人”？

柯勒律治挺肥的，但我觉得人物和场景缺乏戏剧化的吸引力。

“那还用说，”艾尔西说，“选瓦格纳呗。”

我们便开始剪纸板箱，搭布景，艾尔西负责背景，我来做半只蛋壳里耸起的岩石。因为要讲究细节，我们通宵达旦地制作人物场景。我们挑出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幕，“布伦希尔德与父亲对峙”。我做布伦希尔德，艾尔西做奥丁大神。布伦希尔德的盔甲面具是用顶针箍做的，还加了几根从艾尔西的枕头里抽出来的羽毛。

“她需要一支矛，”艾尔西说，“我会给你一根鸡尾酒调酒棒，但你不能告诉别人我用它来干什么。”

最后，我剪下一缕自己的头发，做成布伦希尔德的头发。大功告成。

奥丁大神堪称杰作，棕色蛋壳的双黄蛋，手举乐之饼干盒做的盾牌，头戴眼罩。我们还用火柴盒给他坐了一辆双轮战车，不过太小了。

“戏剧化的亮点。”艾尔西说。

第二天，我把它带去学校，放在别人的彩蛋旁，根本没有可比性。所以如此杰作竟然没有得奖，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惊悚。我不是个自私的小孩，也了解天才的品性，理论上应该尊重他人的天赋，可面对得奖的那三只贴着棉花的鸡蛋——美其名曰“复活节兔子”，我真的做不到。

“太不公平了！”那天晚上，我在姊妹聚会上对艾尔西说。

“不管怎样，”怀特夫人听了这件事后插了一嘴，“他们都不神圣。”

我没有一蹶不振。我从烟道工的故事跳到《欲望号街车》，我绣出《扬帆》封面上贝蒂?戴维斯头像的靠垫，我用七巧板拼出威廉?泰尔——拿着真苹果，最棒的是，还完成了亨利?福德的土豆雕塑——他站在纽约城克莱斯勒汽车大厦外。不管用哪种眼光来衡量，这份手工艺清单都令人惊叹，我就像丹麦国王克努特迫令海浪回头一样充满希望，却愚蠢至极。不管我做出什么，根本没人惊叹，结果只是激怒了我母亲，因为我放弃了《圣经》的研读。她倒挺喜欢《扬帆》的，因为她就是在看那场电影时完成求婚仪式的，但她觉得我应该用七巧板拼出巴别塔，哪怕我跟她说那太难了。

“主能在水上行走。”当我费劲解释时，她只会说这句。但她自己的难题也不少。很多传教士被吃掉了，也就是说，她必须向他们的家人做出解释。

“不容易啊，”她说，“即便是为了主。”

以色列的孩子离开埃及时，白昼有云柱为向导，夜晚有火柱。对他们来说，这似乎不是问题。对我来说，问题可就太大了。云柱就是一团雾，令人费解，不可思议。我不理解这种规则。日常世界就是异象世界，无形无状，因而空虚。我把他们所认为的事实真相翻来覆去地组合搭配，尽可能地安慰自己。

有一天，我得知四面体是一种几何形状，用橡皮筋在手指尖上就能绕出来。

其实，四面体是个国王……

四面体国王住在一个完全由橡皮筋搭成的皇宫里。右边，变化多端的喷泉涌出弹性很强的水花，像丝一样柔韧；左边，十个游吟诗人日夜不休地弹奏橡皮鲁特琴。

到了晚上，瘦狗都睡了，乐声让所有人安眠，除了那些最警觉的人。宏伟的皇宫关闭大门，设置关卡，以防邪恶的等边三角形入侵，它们是庄严的四面体国王的宿敌。

但到了白天，守卫们就拉开大门，让日光洒进来，也能让进贡的人带着厚礼进来，献给国王。

许多人带礼物来。有的是精妙无比的材质，气温一变，就会融化。还有的是坚实无比的材质，用它建造所有城市都绰绰有余。

还有故事，关于爱和荒唐。

有一天，一位可爱的女子带给国王一个由侏儒操控的旋转舞台。

侏儒们会表演所有悲剧，还有很多喜剧。他们同时表演悲剧和喜剧，幸运的是，四面体国王有很多张脸孔，要不然他准会死于心力交瘁。

他们同时表演悲剧和喜剧，而国王呢，绕着戏院踱步走着，能同时观赏悲剧和喜剧，只要他愿意。

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明白了无价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