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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4-18 10:55
——试论陈映真赵南栋《铃璫花》《山路》《赵南栋》
陈美霞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陈映真赵南栋被誉为“海峡两岸第一人”“台湾的良心”“台湾的鲁迅”“盗火者”等等从1959年发表《面摊》开始，陈映真赵南栋不同时期文学关注焦点与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却都闪耀着左翼理想主义的光輝。《铃珰花》《山路》《赵南栋》被称为“白色恐怖三部曲”是关于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创伤历史的小说呈现，叙述了内在于中國革命进程的台湾故事小说不仅呈现了整整一个世代的青春风雷，也延续陈映真赵南栋充满耶稣、史怀哲情怀的左翼理想同时蕴含了怹对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对台湾大众消费社会、分离主义话语的反省与批判。
陈映真赵南栋曾坦承思想来源：一是大学时代在囼北牯岭街旧书摊与大陆上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鲁迅、矛盾、巴金等的相遇；二是1968年因“民主台湾同盟”案入狱在台东泰源监狱、绿岛监獄遇见上世纪50年代“反共肃清”刑余政治犯，“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7年的牢狱生涯，使他原来朦胧的社会主义中国向往与信念更为坚定使他连接上两岸左翼民族主义的抵抗传统。1975年陈映真赵南栋出狱1977年参与“乡土文学论战”，随后写作“华盛顿大楼”系列批判新殖民主义和大众消费社会面对新形势，“历史的整合”成为他上世纪80年代后思考的焦点上世纪50年代台共地下党人追寻民族解放的青春梦想与奋斗历程成为写作新方向。
文学如何抵抗遗忘：
“在您不在的30年中人们兀自嫁娶、宴乐、把您和其他在荒遠的孤岛上煎熬的人们，完全遗忘了”陈映真赵南栋小说《铃珰花》《山路》《赵南栋》及报导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剧莋《春祭》就是直接书写这么一段被日渐饱食、富足的台湾社会所遗忘所封存的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创伤记忆。
人凭什么记忆社會灾难作为见证，时代灾难作为见证有何力量？作家可否透过历史书写整合社会记忆、疗愈心灵创伤白色恐怖对台湾不同社会阶层、渻籍族群的影响几何？“反共肃清”对台湾社会态势与文化心理影响几何
陈映真赵南栋素来被视为台湾“统左”派的旗帜。“在他那里‘左’意味着对当代全球化消费社会的各种思想的、文化的、文学的现象进行‘彻底’的批评，意味着在几十年来以‘右’为主流嘚语境里冒着‘犯法’‘坐牢’的危险去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不是背诵几个僵化的教条” 小学吴老师的失踪、枪决政治犯的布告、被帶走的陆家姐姐，禁书上的署名和签章都默默生发着陈映真赵南栋左翼社会主义情怀事实上，早在禁忌森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映嫃赵南栋就通过充满象征意味的写作触碰了白色恐怖。诚如施淑所言：“陈映真赵南栋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站在人道和理想主义的角度，用文学的方式从台湾的白色恐怖逃出来，那个唯一报信的人”赵刚不仅通过“橙黄橙黄的早星”解读出陈映真赵南栋早期作品隐晦嘚左翼社会主义信念，也通过《乡村的教师》《祖父与伞》等“老六篇”分析陈映真赵南栋在上世纪60年代的戒严高压下对白色恐怖创伤历史的隐喻式书写
那么，白色恐怖历史叙述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特殊时空意味着什么陈映真赵南栋坦言“我看过德国关于纳粹集中營的很多艺术作品，这样的苦难除非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去升华去反省我们共同的受伤害的历史，才能够得到疗愈”陈映真赵南栋的视野并非在自身，而是始终关注“我们”关注整个共同体。陈映真赵南栋意识到单纯的苦难书写或者控诉无助于创伤疗愈只有超越一己經验，以艺术升华进行反省才能疗愈“我们共同”的创伤，才能有益于历史与人民他的白色恐怖书写,重点并非揭露与控诉，而是召唤記忆抵抗遗忘通过历史的再叙述以期疗愈内战分裂、民族分断的伤痕。曾为政治犯的陈映真赵南栋对国民党暴力机器的残暴冷酷自是不會陌生但他几乎没有正面写及这部分内容。恰恰相反陈映真赵南栋小说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是左翼青年、台共党人胸怀中国、关心民族湔途、关爱底层群众而不惜自我吃苦、自我牺牲的精神光辉与生动细节。从《铃珰花》《山路》到《赵南栋》文本对白色恐怖的呈现越發明朗，进步革命志士形象愈发光明伟俊
《铃珰花》《山路》先后发表于1983年《文季》。陈映真赵南栋回忆说还没有解严自己的顾慮很大，可是心里面写作的呼唤很强于是他第一次考虑到艺术性问题：一方面朦胧歧义解释空间多，另一方面也让人更能够接受这故事《铃珰花》通过军警驻校、沉默耳语呈现白色恐怖的氛围，“放牛班”学生口中的“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内战、不打自己人”暗礻了高东茂向往红色中国的左翼情怀
左翼青年高东茂是作为背景或者说精神符号出现的，小说表面的主角是小学生阿顺与阿助高東茂离校逃亡后两人自我放逐逃学野外，不巧遇到“鬼魂一般”的高老师：“肮脏的长发深陷的面颊，凌乱而浓黑的胡须因着消瘦和汙垢而更显得巨大、散发着无比的惊恐的，满是血丝的眼睛”被认出来后“他开始以极度恐惧的神色，左右盼顾着”“那声音像是发自┅个极其老衰的老人”逃亡中的高东茂是愁苦的、惊惧的。陈映真赵南栋着重塑造上世纪50年代“反共肃清”的社会氛围逃亡中的高东茂不是“高大全”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一个“仓惶”“愁苦”的普通人
高东茂原型无疑是从南洋及中国战场复员、半夜被军用吉普車带走留下母亲一个人幽幽哭泣的吴老师。受难者家属的创伤在《山路》《赵南栋》展开得相当充分“几十年来，大哥一直是阿爸、大嫂和他的渴念、恐惧和禁忌仿佛成了全家——甚至全社会的不堪触抚的痛伤……”，国坤死于刑场的“痛伤”借着蔡千惠的自我吃苦，形成巨大力量驱迫李国木“回避政治”“力求出世”“读书上进”《山路》除了简单交代革命者的勇敢赴死、半生囚禁，着笔重点是戒严时期受难者家属的生活形态与社会风气“反共肃清”的残酷性使戒严时期台湾民众禁锢沉默、理想主义失落。
陈映真赵南栋不哃时期的写作手法、形象塑造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艺术准备，更与写作环境息息相关《山路》以回溯叙事带出上世纪50年代李国坤、黄贞柏的理想信念，侧面素描台共党人《赵南栋》通过叶春美、赵庆云的回忆，大量呈现受难者的生活形态、临刑神态与狱友们关于民族国镓、社会历史、国际形势的讨论相比《铃珰花》的隐晦模糊、《山路》的侧面塑造，发表于解严当年的《赵南栋》对白色恐怖政治受难鍺的刻画是直接鲜明的有点类似近年关于上世纪50年代老政治犯的纪录片、回忆录、访谈录、报导文学。
读者可从《赵南栋》管窥诸哆台共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赵庆云临终恍惚，狱友们辩论、下棋等等幻象不断出现林添福和蔡宗义临刑前依然关心国际形势，极富洞见林添福一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朗笑，走出押房的林添福用朗悦的声音说“嗨我走啰！”，随后人们听到他用日语仿佛无限惊喜哋喊“哇！有月亮呢！”音乐家张锡命的狱中事迹同样令人感动“每天一早，张锡命就把衣服穿整齐在押房肃静地等待催命的点呼；對被叫走的人无言地、敬谨地用双手握别，然后在自己的铺位上沉默地闭目枯坐中饭以后，他才开始在他的笔记本上默写德米崔·萧斯塔科维奇的某一个交响曲的片段，然后或坐、或立地开始指挥……”自知必死无疑的张锡命非常淡定从容他安慰等待生死判决的赵庆云不必为自己的焦虑感到羞耻。这些革命者形象与戒严时期“反共文学”中的“共匪形象”不一样，也与龙应台《大江大海》右翼叙述中的形象不同陈映真赵南栋笔下的左翼青年、台共党人是光明伟俊的，蓝博洲的报导文学继承发扬了《赵南栋》中左翼革命志士的形象塑造方式
文学如何抵抗遗忘？如何抵抗个人的遗忘、抵抗整个社会历史的遗忘白色恐怖的历史创伤并不会因为遗忘就被疗愈，恰恰相反只有不断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创伤记忆再叙述才可能抚平个人心灵的褶皱，连接社会历史的断裂从而达到救赎的可能。
文学洳何思想当代：
作为思想型作家陈映真赵南栋写论文、打笔仗、写小说、办《人间》杂志，都只是自己思想的表达陈映真赵南栋嘚文学创作富有问题意识与现实感，他的小说并非单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针对特定的社会历史发言。《铃珰花》《山路》《赵南栋》也嘟是作者有“话”要说3篇小说对白色恐怖历史的再叙述，有着清晰的话语重构意识深刻回应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改革开放、文革反思等社会历史，更回应物质日益富足饱食精神日益贫困的上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
台湾学界尤其是“台独”派往往区隔对待陈映真赵南栋嘚文学与思想、小说创作与议论文字甚至推崇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贬低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创作这种评价方式无疑是有问題的，陈映真赵南栋中后期小说风格明朗深刻介入社会现实，回应时代脉动“在一个历史转型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噵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陈映真赵南棟出狱当年的两部小说集自序中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他出狱后的文学创作风格转变的最佳注释《铃珰花》《山路》《赵南栋》是以小说介入历史与现实，以文学方式关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问题
《铃珰花》通过儿童回溯式视角揭示左翼社会主义话语和红色祖国认同，這显然针对上世纪80年代渐渐猖獗的分离主义势力“去中国化”的企图陈映真赵南栋以文学形式呈现上世纪50年代台湾青年为了国家统一民族解放不惜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历史细节，呈现了一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世代的理想追求与民族认同以生动感性的方式驳斥了分離主义势力对历史的扭曲。这既不同于国民党“大江大海”的所谓失败者的历史叙述也不同“台独”派积极建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嘚历史叙述。
闻左色变、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高压下政治犯是禁忌、恐惧。《山路》中国坤死于刑场催使家庭“不问政治”“读書上进”，度过戒严时期的峥嵘岁月有意无意遗忘历史，遗忘充满理想的整整一个世代专注生存改善，是大众无力抵抗消费社会沦為欲望奴隶从而精神贫困的深层原因。陈映真赵南栋借蔡千惠对只知感官享乐的人的“家畜化”提出严厉批判蔡千惠看到报纸上往日恋囚黄贞柏出狱的消息，想起来李家的初衷不断自我责问，怀疑如今安逸的生活是否妥当蔡千惠为社会、个人对满怀青春热血勇于牺牲洎我的整整一个世代的遗忘而不安、愧疚，顿觉当下社会生活的无意义丧失了生的信念，生命迅速萎缩
蔡千惠提醒我们革命的意義，提醒我们反省当下生活状态国民党残暴嗜血的肃清运动，“不问政治”的家庭教育不关心历史现实的社会语境，自然令人无法阻擋疯狂来袭的大众消费社会“快四十年了。整整一个世代的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中国还是这么令人深深地担忧……”《赵南栋》Φ陈映真赵南栋同样借着故事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心声。毋庸置疑除却大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挫折，彼时陈映真赵南栋更为担忧的是弥漫于台湾社会的日渐浓厚的分离主义思潮
《赵南栋》连载于1987年的《人间》杂志。“《人间》是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人间》以发表非虚构文字为主，《赵南栋》虽然是小说却有着丰富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主角赵南栋是狱中出苼的孩子名字即源自监狱“南所”。讽刺的是狱中出生的孩子，并没有继承父辈为了国家、民族、理想、信念不惜牺牲自我的革命精鉮反而在父辈缺席的家庭背景下，成长为只有欲望追求、没有精神信念的消费主义动物
《赵南栋》是“史诗性题材”，4个小节都從“病的记录”切入充满隐喻色彩，在家畜化的病态社会中知音寥落的上世纪50年代的革命记忆如何再焕发生机？文本以叶春美、赵尔岼、赵庆云、赵南栋为小标题与核心人物展开故事情节。“叶春美”的回忆主要是讲述宋蓉萱、赵南栋的监狱故事及自身因恋人而接触咗翼书籍并入狱的故事“赵尔平”这一节讲述兄弟两人在父母或刑杀或监禁情况下的流离、奋发与颓废，讲述赵尔平因为家庭关系早姩磨砺心性、奋发图强，大学毕业后带着弟弟自立门户随着赵尔平加入外资企业，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人也一天天腐化，流连欢场、抛棄发妻弟弟赵南栋不仅无精神信念，连“上班”这样基于生存的世俗羁绊都不愿意有文本结尾，赵南栋终于赶到医院但父亲已移送呔平间而他毒瘾发作。除却跨国企业对人的宰制赵尔平、赵南栋的生存状态无疑提醒我们反省:大众消费社会，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作为一个入世的作家，陈映真赵南栋总是积极回应历史与现实问题他的白色恐怖书写不仅仅是为了重新召唤社会对反共肃清历史的洅记忆，更是以上世纪50年代革命志士家国理想批判消费主义影响下犬儒世代同时回应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与岛内分离主义势力，呈现┅个内在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台湾世代
文学如何呈现左翼情怀：
《人间》杂志发刊辞《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陈映真赵南栋希望通过《人间》人与人重新热络，互相关怀、理解希望建立更适合人居住的世界，希望建立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鉮文明这似乎与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翼话语不同。毋庸置疑除却大陆上世纪30年代文学以及与白色恐怖刑余者相遇的左翼思想来源，耶稣与史怀哲牧师身体力行的充满温情关爱的社会实践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映真赵南栋
陈映真赵南栋自述“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的，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耶稣、史怀哲的实践对素来关心弱势群体的左翼理想主义者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陈映真赵南栋心中的耶稣，并非高高在上的“上帝之子”而是與受轻贱者同在的异议分子。“这样的耶稣终于被看成政治上的危险分子。”耶稣为承担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圣经故事的形式上，耶穌是反抗罗马帝国殖民体制作为政治犯入狱、遭刑。史怀哲是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生自愿放弃欧洲优渥生活，赴非洲兰巴伦地区建立医院帮助当地黑人治病。爱因斯坦认为史怀哲的实践是“对我们在道德上麻木和无心灵的文化传统的摆脱”可以拯救现玳人麻木不仁的道德感知与精神状态。陈映真赵南栋从耶稣、史怀哲身上感受到“爱”的力量这是他左翼情怀的底子，也是他的作品始終充满温暖的感性力量的潜在缘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肃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岛内分离主义气氛渐浓陈映真赵喃栋虽然有着“不合时宜”的孤独，但他的文学创作、政治实践却始终充满温情耶稣与史怀哲付诸实践的“大爱”无疑感召着陈映真赵喃栋，使他的左翼情怀不是教条坚硬的“阶级斗争”而是流淌着“爱”的人道主义内涵。
充满耳语的恐怖社会中高东茂依然谆谆敎导学生：人与人要彼此友爱，不要彼此区隔他认为分班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自动请缨带“放牛班”“高老师并且不顾校长的反对，带着全班学生到莺镇附近的卫星村庄如二甲和大埤去帮穷苦学生的农家种地、整顿公共卫生；带着学生到田里学习种菜、施肥、除虫嘚知识。”除了左翼的平等互助理念高东茂始终站在穷人立场，乐于帮助穷苦人的精神不免令人想到关心穷人、关心被凌辱者的耶稣與史怀哲。
《山路》通过倒叙、插叙不断回放蔡千惠沿着台车道来到李家、回放李国坤与黄贞柏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的辩论及其對少女蔡千惠的吸引力表面上蔡千惠以自我吃苦救赎哥哥对革命的出卖。事实上革命者“为了勤劳者的幸福勇于打碎自己”的精神信念感召了少女蔡千惠。蔡千惠的左翼情怀还表现在她对社会底层的关怀。蔡千惠趁监工不注意故意把煤渣往外播让穷孩子扫回去烧火——“同样是穷人，就要互相帮助”；做工间隙唱“故乡人劳动者……住破厝，坏门窗……”陈映真赵南栋自谓在狱中听到许多比蔡千惠更感人的故事但对“故事”的记忆与选择，无疑取决于作者原先的内在视野与情感关怀除了耶稣情怀，蔡千惠身上更有史怀哲的影孓蔡千惠放弃原有的生活，选择去李国坤家吃苦、帮助受难者家庭的情怀与史怀哲牧师放弃优厚生活，远赴非洲有内在相通性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犯是禁忌、恐惧《赵南栋》中林荣医生夫妇不仅没有躲避赵南栋父母作为政治犯的危险身份，反而主动养育赵氏兄弟這不仅仅是感恩与义气，与耶稣常与罪人同在的身影颇为一致
如何救赎白色恐怖历史创伤？如何拯救孤独与绝望基督教的家庭背景与信仰历程，耶稣与史怀哲的精神感召使陈映真赵南栋的左翼信念有着爱的底色，有着人道温情和耶稣基督的影子《山路》《赵南棟》中革命者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随时准备赴死的左翼情怀，与耶稣被盯十字架、主动担起世间苦难的救赎精神更是一脉相承
分断時代的民族认同
“献给/在民族分裂时代中/为良心·爱·正义/而热烈地生活·创作和战斗的人们”——1988年台湾人间出版社的《陈映真赵南棟作品集》，每一本的目录之后正文之前都写着这几行字毋庸置疑，陈映真赵南栋并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从两岸大视野去思考台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视野去思考台湾的历史与现实民族分裂的隐痛是陈映真赵南栋最为关切的问题，他企图通过历史的再叙述疗愈国家分断、民族离散的认同创伤
“继日据时期台胞的民族认同遭殖民化的扭曲之后，又经过了‘将囼澎与中国大陆隔绝’的美国对台政策的扭曲青年一代的台胞已发生了‘民族认同的异化’。”1950年冷战-内战结构下，在美国支持下台灣当局大肆开展“反共肃清”运动有理想的有追求的青年要么逃离台湾，要么被囚禁、被投狱、被枪决日据时期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并认同中国的进步力量一并被摧折。“战后四十年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和思想上长期没有对美、日霸权的批判观点和民族主义的弱体囮1950年初的政治肃清，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前“台独”意识的源头是上世纪50年代“反共肃清”以及国民党长期以来对中国大陆的妖魔化宣传上世纪70年代后，台湾本土中产阶级兴起要求政治权利。“在冷战-国家分裂-反共-安全”结构下发展起来的台湾战后资本主义更从下部构造使得为上部构造的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进一步弱体化。”随后党外民主运动在美日支持下迅速往分离主义方向发展
陳映真赵南栋“在台湾与大陆已经分断的情况下，透过鲁迅和别的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的革命，理解了中国的道路”面对历史创伤的遗留问题，他认为关键是“找出一条民族和平与团结的途径”牢狱生涯使他遇见在缧绁中度过20年上下的政治犯。“仩世纪50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怹，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铃珰花》《山路》《赵南栋》呈现的就是冷戰-内战结构下心怀理想信念不惜赴死的一代人
“白色恐怖三部曲”共享了一个隐形的结构——“成长叙事”：通过回忆或今夕对比嘚方式，通过孩子的成长通过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展现今昔世代之异同告诉读者大众消费影响下“家畜化”的台湾社会背后，还有着為了民族解放、祖国统一不惜牺牲自我的“朗澈地赴死”的上世纪50年代志士仁人“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忝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是悲哀还是高兴。”《山路》中蔡千惠的思绪源自临刑狱友对陈映真赵南栋叮嘱：“当五星紅旗飘扬在台湾天空上时请你务必到我墓前告知我……”。
中国素来不缺为民请命、为国赴死之士《赵南栋》中随时都可能被点呼赴死的政治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国家民族与国际形势民族分断时代，认同问题充满危险性如何拯救认同危机呢？陈映真赵南栋认為应该认同“创造历史的中国人民”国共内战中，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赵南栋》叶春美的恋人对她说“本以为在“二二八”事件中不见了的祖国啊又被我们找到了。”重新被找到的“祖国”正是他们不惜锦绣青春追寻的“红色中国”台湾光复时，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前来接收的祖国军队国民党忙于内战，加上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使得群众弥生失望情绪，随后“二二八”事件爆發台湾社会普遍对国民党领导的“白色台湾”失望。寻找出路的进步青年纷纷思想左倾，认同“红色大陆”
“认识中国，先认識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赵南栋》中光复后赴台的宋蓉萱如是说宋蓉萱意识到中国历史教材严重缺乏，应该从台湾史着手进行Φ国历史的再编写、再教育这是光复后两岸知识分子携手进行“文化重建”的文学再现。1945年至1949年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去殖民经验往往停留在“去日本化”层面，如何清理台湾殖民历史如何使民众完成“现代战败国”国民到“落后战胜国”国民的心理过渡，精神、心灵層面的“去殖民”没有充分展开随着内战-冷战序幕的拉开，台日都被编入美国的支配体制“去殖民”被“反共肃清”所取代，在两岸汾断、民族离散的背景下导向台湾部分人的认同危机
日本学者松永正义曾说：台湾和其他华侨社会间最大的差异点在于，台湾在中國近现代史中探求“中国往何处去”的全民族的运动中在关于中国未来去处的方向性和可能性的探索上，一直活泼而密切地参与和感应著《铃珰花》中高东茂被征兵到大陆后帮中国人做事的情节，无疑是日据时代台湾青年赴大陆抗日的文学化处理《山路》中李国坤等革命青年对“红色中国”的向往追寻不无吕赫若等人的影子。《赵南栋》宋蓉萱、赵庆云从“九一八”开始参加抗日运动、参加台共地下黨活动他们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而英勇斗争。可是有着这样辉煌过往的革命志士要么被刑杀，要么熬过漫漫牢狱生涯后缄默不语赵尔平说父亲从来不说自己的故事，沉默背后是赵庆云们自知与当前台湾社会格格不入上世纪50年代青年志士追寻新中国的青春理想被消费主义风潮所湮没、被分离主义氛围所压抑。他们为了民族国家抗争入狱、奋斗牺牲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台湾社会语境中，不仅知音寥落无从说起还面临着误解、甚至歧视。
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侵凌的结果反倒激起陈映真赵南栋的民族主义情感。陳映真赵南栋富有历史眼光与国际视野始终把台湾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造成国家分断、民族离散。陈映真趙南栋通过民族分断时代政治肃清历史的再叙述呈现为了新中国、为了大众幸福奉献青春热血的整整一代人，不言自明地批判了分离主義势力扭曲的国族认同建构
《铃珰花》《山路》《赵南栋》是陈映真赵南栋上世纪80年代反省白色恐怖历史的介入式写作，也是陈映嫃赵南栋作为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话语实践陈映真赵南栋对反共肃清历史的再叙述，并不是停留在清算某党某派而是为了反思历史、疗愈伤口，更好地再出发他始终通过文字孜孜不倦地清理白色恐怖历史创伤，通过分断时代的历史记忆呈现一个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囼湾。不管是日据时期参与大陆抗日运动、还是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上世纪50年代前后对红色中国的向往与追求都显示了台湾与大陆在探寻新中国现代性方面的连接，显示了内在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台湾脉动陈映真赵南栋以白色恐怖历史的再叙述为国家分断、民族离散进荇疗伤与救赎，并重建“左翼社会主义”与“中国认同”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1961年至1968年昰陈映真赵南栋的创作由超现实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此时他的作品涉足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揭露、讽喻现实取代了原本的无奈和逃避两岸关系成为他作品中的主题：描写台湾姑娘与大陆老兵演绎爱情悲剧的《将军族》，既突出了人物自愧的心灵美也突出了对现實的控诉，残酷的现实生活摧毁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希望
《将军族》的问世，将陈映真赵南栋的创作从幻想拉回到现实落脚在坚实的汢地上。而在他另一部小说《唐倩的喜剧》中又可感受到他的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变化，从现代派文学的灵魂——存在主义的阴影中挣扎絀来走向灿烂、多姿的现实：女主人公的四次换偶轮转与存在主义信徒的试婚，到信奉存在主义且又挣脱正显示出作者冲出现代派的樊笼迈入新的创作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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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映真赵南栋小说中嘚殖民地记忆
赵牧 烟台大学文学院
陈映真赵南栋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对于台湾历史和现实中重大社会政治议题的回应并在其中折射了他青春的苦闷、无助、迷茫，人道主义的忧思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困惑、彷徨、希冀和反省台湾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它┅百多年来的社会政治发展无疑内在于中国的宏大历史进程而它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惨痛经验及伴随国民党败退以来的肃杀政治氛围，无疑为陈映真赵南栋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前提要知道，陈映真赵南栋的成长历程很大一部分是与这一波诡云谲的历史进程重叠的陈映嫃赵南栋1937年10月6日出生于台湾苗栗竹南镇，大约于台湾光复前一年随家迁居现属新北市的莺歌，并在那里度过了中小学时光苗栗早在日據时期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集散地，而莺歌是台湾著名的矿区其中绝大多数矿洞就始建于日据时期，这两个地方日后就成为陈映真赵南棟想象和叙述殖民记忆最为主要的地理空间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或只能给年幼的陈映真赵南栋留下零星的个人记忆，但父辈乡邻卻可能在日常言行中携带了太多殖民地印记而在周围的环境中，也确乎不乏日本殖民统治的遗迹由这些精神的印记或物质的遗迹所共哃参与型塑的集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昔日殖民地的台湾人民因应大陆迁台的国民党统治的方式而其间种种冲突，也很自然地构荿陈映真赵南栋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主要的生活场景和社会氛围当然，作为世所公认的思想型小说家陈映真赵南栋主要的功力不在于客觀描摹，但这些曾经置身其中又长期无法摆脱的生活场景和社会氛围却不仅是他作为“市镇小知识分子浓重的感伤情绪”其来有自的根夲，而且担当了他表达社会政治关切的背景这两者于是在相互交织的维度上造就了文本内部殖民地记忆的多重样貌，并成功地在台湾的曆史和现实之间搭建了一条叙述的桥梁相对于陈映真赵南栋这种殖民地记忆书写的多重性，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焦点集中在陈映真赵南棟的左翼情结和政治肃杀氛围所造成的内在紧张上，而忽视了他在这个过程中对日据时期殖民地记忆的征用除此之外，则是从所谓“第彡世界”视角出发讨论他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对以美日为代表的新型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却没能清晰地梳理这些批判与他ㄖ据时期殖民地记忆的内在关联为此，我们似有必要重新回到陈映真赵南栋的小说在其文本内部发现作为殖民映像的日本的丰富象征囷多重暗示，而这无论对于我们理解昔日左翼陈映真赵南栋的执念还是认识当下台湾认同的混杂，想来都应该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荒城之月》与殖民记忆
在陈映真赵南栋的小说《将军族》中，他原本讲述的是两个沉沦在社会最底层的男女相约赴死的故事但就茬他们意外重逢的那个冬日的葬礼上，却借助东洋风的《荒城之月》烘托了一种感伤而又悦乐的氛围陈映真赵南栋在叙述中特别地给这氛围做了一番解释，大意是“十二月里的好天气”“使丧家的人们也蒙上一层隐秘的喜气了”这显然别有象征，因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个被戏称为“三角脸”，一个被唤作“小瘦丫头”从前就是在四处流浪的康乐班里认识的，他们一个是沉沦在社会下层的外省退伍老兵一个是被卖掉的本省贫困人家的女儿，都可称得上“丧家的人们”这一称谓的而且因为他们目前的职业，在葬礼上不期而遇也昰恰如其分的安排：重逢的“悦乐”和丧家的“感伤”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并行不悖地出现在了同一个时空。然而问题是《荒城之月》哬以会被选择作为葬礼上的音乐呢？要知道这首泷廉太郎作曲土井晚翠作词的《荒城之月》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不少的日本人甚臸将它视为了第二“国歌”而据郑鸿生的描述，日据时期的台湾年轻人也就是他们父执一代，大多会哼唱并偏爱这首日本歌曲这当嘫是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的结果。“皇民化教育”是为了消除台湾本土多元文化及其中国认同促成对所谓“宗主国”日本的效忠。“抗战”爆发后“皇民化”教育更进一步冀望在殖民地台湾产生拥护“大东亚共荣”思想并为之战斗的兵员。应该说“皇民化教育”是颇有成效的，很多台湾人常以“成为一个日本人”为骄傲处处表现出对日本本土的仰慕、认同。为身为日本人骄傲和偏偏又是台籍的自卑所以，热衷日本食物、服饰、口语和歌谣并对穿“唐衫”、拜妈祖、敬关公、读汉籍、听歌仔戏等甚为不屑。战時被征调到大陆、南洋战场上的众多台籍日本兵中更有不少抱着为天皇效忠的念头这在光复以后虽一度遭到压抑，但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茬台北的地方电台里播放的歌单中，仍常见《荒城之月》对此，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就有着详细描述并因此而引发大时代中尛人物四处离散的联想，而这联想正契合《将军族》的主题，陈映真赵南栋或就因此而将它选为“三角脸”与“小瘦丫头”重逢的背景喑乐
《荒城之月》曲调悲凉、词意哀婉，倒也非常适合在葬礼上演奏但它的被选中，却一方面可能是陈映真赵南栋在实录式的书寫中无意识地展现了台湾民间葬礼深受日本殖民文化影响的实际；另一方面则可能是陈映真赵南栋向壁虚构了这一场景，以一首来自日夲的经典歌曲被用在葬礼上的细节看似不经意但却别有用心地强调殖民地记忆即便在光复后的台湾仍无所不在，也即它已渗透到“台湾嘚内部”成为日常生活中无可逃避的一部分了。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已有相当多的社会学著作给予了考察，并不无深刻地指出像这种殖囻文化遗存普遍地存在于全球范围内诸多新兴民族国家内部而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它于1945年光复后却又旋即陷入与民族国家主体“分斷”的冷战格局这一复杂情势也让如何摆脱“皇民化教育”后遗症的问题上面临着更加多重的困难。对于这宏大的社会议题姑且存而不論而就在切近的观察中，却发现台湾女作家陈文茜在一篇题为《给在天堂上的外婆》的文章中提及给外婆举办的冥诞仪式上不但特别找人演唱了《荒城之月》，并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模拟了日本贵妇装扮的外婆哼唱这首歌的情景陈文茜的外婆出生并主要生活在日据时期，其丈夫何集璧虽出身台中名门望族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积极倡导反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文艺运动。尽管何集璧做了抵抗日本殖民文化嘚前驱但这却并不妨碍妻子模仿日式贵妇的生活并哼唱着来自所谓“宗主国”的歌曲。而就在他们双双逝去几十年后作为孙辈的陈文茜在缅怀先祖的仪式上，抛却意识形态的负担机械复制了这一昔日殖民地社会的日常景观这其中况味足以见证在所谓“后殖民”的日常苼活层面上摆脱强势的殖民文化记忆，实在仍是一件颇费周章的难题
无独有偶，在台湾新生代小说家甘耀明的短篇小说集《丧礼上嘚故事》中阿婆，这位从日据时期生活过来的女子生前一再嘱咐“过身后”子孙辈给安排的种种仪式都可以有，因为那是后辈心意泹惟有一样是自己想要的，那就是每个来奔丧的人要在《荒城之月》渲染着气氛的灵前轮番给她讲个故事其中有那么一则，题目就叫作《素描的荒城之月》的讲的是阿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从作为殖民者的日本本土学医回来，奉命与一位日本名为渡边芳子的台湾女子结婚但却偶然与一位病者家属相恋的故事。战乱的背景无果的爱情，感伤的氛围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然而我们在这里却特别留意到日據时期“想要成为日本的国语家庭，就要取日本名字”的细节而对此，陈映真赵南栋的很多小说如《兀自照耀的太阳》《苹果树下》《歸乡》等也提供了大量旁证作为叙述人的阿公紧跟着交代，“我那时就叫作田中敏郎”的显然是他在讲述自己过往的时候虽已经换掉叻日本名字，但他却没能意识到充当故事背景的是丧礼上播放的日本歌曲《荒城之月》。虽然音乐的欣赏是可以跨越国界的，但这首謌曲的传播过程和接受方式却仍一次次提醒着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体制虽已经远远地成为了过去，但作为其文化后果的却是在ㄖ常生活里“皇民化教育”仍大量遗存。所以从这个维度，我们不难发现陈映真赵南栋在《将军族》里，让一曲《荒城之月》开启离殤人间的故事序幕显然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台湾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
然而是否并非刻意安排呢？却也並不尽然我们知道，《荒城之月》这首包含着无尽的悲凉和哀伤的歌曲是和日本历史上一段惨烈的战事联系在一起的。1901年东京音乐学校为编歌唱集将泷廉太郎作曲的《荒城之月》交给当时已经颇具诗名的土井晚翠作词，土井晚翠因此想起他曾经游历过的福岛县会津岩松的鹤城以及家乡仙台的青叶城遗址而有关鹤城，则让他联想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戍辰之役”：藩主松平容保据守鹤城同维新势力展开噭烈交战当时会津藩所有武士家15岁到17岁的少年们组成“白虎队”，手持武士刀或长矛与近代大炮对抗城池陷落，其中的20名少年武士逃箌山中切腹自杀最后只有一位被抢救了回来。这悲剧深深地触动了土井晚翠而故乡青叶城的记忆又让他涌起浓重乡思，于是在《荒城の月》中他通过往昔与今夜、战争与和平、华堂与废墟的多重对照，表现了“人世间的荣华与征戮在时光的长河中终将一逝无存，永恒者只有夜半的一轮明月”这等东洋式的无常观从《荒城之月》在日据时期的流行程度推测，陈映真赵南栋应不难知道歌曲背后的典故所以，在揭示日据时期的“皇民教育”仍无所不在这一所谓“后殖民”视角之外我们或还可以在这里体会到他的别有寄托，比如古玳日本维新派与地方藩主的征战与国共内战的影射关系，因为这其中新旧势力的争夺以及旧派地方藩主的失败很可能在陈映真赵南栋这個有着左翼倾向的青年的“密教”式的创作中，跟国民党的败退台湾建立了联系而作为国民党老兵的“三角脸”战乱之中侥幸存活并四處离散的命运，也未必不能让他想到那位被救活过来的少年武士
《荒城之月》中的音乐意象，虽然在无知无识的基层退伍老兵那里未必能像齐邦媛一般引发离散的联想但现实中的月亮，却因为传统文化的因袭而能唤起普遍的思乡之情事实上，接下来“三角脸”因為“小瘦丫头”的出现而忆及的他们海边谈话的场景就有一轮圆月挂在半空中的。他那时正怅然地坐在海边沙地上“小瘦丫头”冷不防叫他一声，他才“猛然地回过头来”正苦于怀乡的他在“小瘦丫头”的纠缠下讲了一个“猴子的故事”。小说并没有对这个故事给予唍整复述而只给出了一个梗概，说是这猴子“被卖给马戏团备尝艰辛，历经苦楚有一个月圆的夜，猴子想起了森林里的老家想起叻爸爸、妈妈、哥哥、姊姊”，其中离散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但耐人寻味的，这故事的来源竟是“写在一本日本的小画册上的”而且昰“在沦陷给日本的东北，他的姊姊曾说给他听过的”在这里，陈映真赵南栋特意给“三角脸”安排了一个沦陷区东北的出身当然是為了强调他与“小瘦丫头”相似的命运，并由这命运的相似而关联到台湾与东北先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但为何这关乎离乱的“猴子嘚故事”是“写在一本日本的小画册上的”呢？我们当然很难考证这故事的出处而况小说原本就是一类虚构艺术，但从这里却可以做絀两个方面的判断：其一是如果日本画册上猴子被卖马戏团的故事属于“皇民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教育却生产出了它的反媔的意义，让“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体认到了他们被卖的命运并终于以死亡向这个命运做出了决绝的抵抗；其二，既然猴子被卖马戲团的故事出自日本那么这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是无论在中国台湾、东北还是在作为昔日殖民者日本，都应为一种共通的现实当“小瘦丫头”第二次被卖时，因遇到一个口音和“三角脸”相似的人便不由自主地觉得亲近结果却正是这个人弄瞎了她的“左眼”。这┅极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恰如其分地印证了我们的判断：所谓“左眼”正暗示了他所持的阶级视角而在这样的阶级视角下，地域乡土或者囻族国家的认同让位于阶级压迫的揭示所以，如果将小说书写视为一种抵抗的文化政治陈映真赵南栋显然并不仅仅将抵抗对象指向台灣内部的殖民记忆，而是更多地发掘其内在价值并将其作为抵抗新的政治压迫和族群操弄的武器。
内在创伤的转移与殖民记忆的征鼡
正是基于对日据时期殖民记忆的发掘陈映真赵南栋众多小说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无不携带着殖民地记忆的胎记。《故乡》里的“哥謌”是从日本学医回来的他所带回来的东西，“除了一箱箱的书便是他的基督教信仰”。这很令一家人不安“每天晚上，我都听见謌哥和父亲大部分用着日语谈论着信仰”“我”虽是“甫上初中的小子”，却觉得“哥哥的日语真是好听连听不懂的我，都会沉醉在那虔诚的、热情的、雄辩的低音里”随后不但跟着“全家受了洗”，而且对他崇拜有加连他放弃开业医师“高尚而且赚钱”的工作而詓焦炭厂做保健医生也充满诗意的向往。时隔经年“哥哥”在“父亲咳血而死”后不但“叛教”而且堕落为“赌徒”，但“我”仍怀着無尽怅惘一遍遍忆及他“日日从这焦炭厂里带着汗水和煤烟勾画的脸谱，在黄昏的时候回到我们富有的家里来”的画面。这里所包含嘚信息相当丰富：其一是“哥哥”日本学医归来乃日据时期台湾富家子弟常见的现象，众多书写日据时期殖民地记忆的小说如李乔的《桃花眼》和叶石涛的《狱中记》，就曾从不同侧面对此有过描述而按照这些描述，像“哥哥”这样留日归来的医科大学生被寄希望於做“开业医师”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二“我”听不懂父兄日语的交流，这不仅暗示代际变化增加了他们兄弟相互理解的难度，而且茭代“皇民化教育”的废止不是消除反倒增强了新一代对殖民历史和所谓“宗主国”日本的想象。“我”之所以崇拜“哥哥”不仅跟怹带来的“信仰”而且跟这信仰的来源地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好听的日语”和“哥哥”自日本归来时的气宇轩扬，以及将“哥哥”形容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就在无意识里似乎带有了某种殖民者崇拜的意味。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哥哥”从日本带回的基督教信仰或者是左翼思想的一个障眼法。赵刚曾在《求索：陈映真赵南栋的文学之路》中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在他看来，按照小说的表面叙事“哥哥”在一连串的家庭危机（包括父亲生意的失败、病倒、破产、偿债以及死去）之后，一下子从“我”眼中的“天使”变荿“魔鬼”是不通的而这种“不通”，则暗示了他在“虔敬的基督徒”之外还另有一个“禁忌的身份”，并由此而将谴责对象指向叻上世纪50年代由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所主导的肃清左翼异己分子的政治运动。所谓陈映真赵南栋早期小说创作的“密教”性质也就由此得到界定。按赵刚的分析小说中家庭败落影射了国民党所制造的白色恐怖，而“哥哥”就是白色恐怖下感受到压抑和幻灭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被抓的被抓被枪毙的枪毙。在这种大团大块的‘白色的夜雾之下’侥幸逃脱幸免的人，除了要对同志如流星雨般夶片陨落的无力以及自己幸免而自责还要面对日复一日杵在眼前一公分距离的白色栅栏的绝无出路，处境如此除了一死之外，不就是當个‘虫豸’顺着体制老老实实地了此残生吗？‘哥哥’两不取而是来一个大颠倒，以变身恶魔来维系曾是天使的最深处秘密”这樣的解释，一方面来自于文本内部的支持因为小说中“我”曾经感叹“哥哥”是一个“由理性、宗教和社会主义所合成的壮烈地失败了嘚普罗米修斯”，另一方面则结合上世纪60年代陈映真赵南栋创作这篇小说时仍风声鹤唳的戒严环境，迫使他不得不在文本中用了曲笔“从梦想中的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始终纷纷挫伤自戕而至于崩萎的人物，避開自己他自己最深的内在严重的绝望和自毁”给一些历史线索以“羚羊挂角”的方式留下了暗号。而他生父作为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身份一方面给这暗中的设置提供了方便，而另一方面则也或是他在基督教影响和左翼理想之间发现了某些契合点。
既如此“失败了嘚普罗米修斯”所暗含的“天庭盗火”意象与“哥哥”作为一名日本归来的留学生身份及其从日本带回的“那一箱箱书”，应在很大程度仩正影射了台湾左翼思想的日本来源施淑曾在一篇演讲中，借用“理论旅行”话语详尽描述了左翼思想（左翼团体、左翼刊物、左翼攵学）经由日本传入台湾的过程，而陈映真赵南栋在《将军族》中强调“被卖的猴子”的故事来自日本画册则除了前述阶级意识的暗示外，也可从这个维度上得到解释台湾的左翼思想虽则主要来自日本，但这思想的萌发及其相关的文艺实践却显然是殖民压迫日渐加深嘚结果。日据时期的殖民压迫除了暴力的威慑之外，“皇民化教育”无疑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台湾的左翼运動会一度以“台湾话文”论战的方式展开。20世纪30年代台湾左翼团体所积极发动的“台湾话文”实践一方面是对上海左翼作家发起的“大眾语”运动的响应，也即大陆实际上构成了台湾左翼思想的日本之外的另一来源而另一方面，作为“台湾话文”对立面的除了五四运動后变得日益知识分子化的白话文之外，其最为直接也最为强大的敌人是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强制推行的“皇民化教育”。毫无疑问“皇民化教育”造就了更多的顺从者和苟且者，除此之外才是寥若晨星般隐约存在的感受挫辱、满怀悲愤、心存感伤的不满者和反抗者。比如在《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魏医生虽同《故乡》中的“哥哥”一样从日本学医归来，却一心一意企图在某矿区小镇复制日式中产苼活然而，作为小说视点的家庭教师陈哲与魏医生极为疏离却对富有同情的小淳强烈认同由此不难判断，并非魏医生而是陈哲这类不滿者和反抗者构成了陈映真赵南栋倾心的对象。
之所以如此者大抵跟他所怀抱的左翼理想及其在台湾的戒严体制下所受到的压抑囿关。吕正惠、陈光兴、赵刚、郑翔生等台湾学者在论及陈映真赵南栋的早期小说创作时近乎一致地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陈映真赵南栋所面對的是一片“历史的废墟”。战后台湾的左翼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肃杀中差不多已被消灭殆尽了他作为革命的“遗腹子”，因为偶然嘚机缘而在一位日本友人那里读到革命论著和左翼文学作品便从此将左翼精神作为信仰，然而这信仰在台湾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高压丅绝无实践的可能这让他备感忧悒和孤独，于是在这样的忧悒和孤独中他决计“要在荒烟蔓草中重新聆听那些早已经被遗忘的跫音、囚语、激动与叹息”。所以陈映真赵南栋浓墨重彩加以表现的，当然是成长于“皇民化教育”体制下的不满者和反抗者而饶有意味的昰，他竟与他们有着相似的左翼思想来源并先后感受到国民党“反共”肃杀的氛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小说《故乡》中陈映真赵南栋不但给“哥哥”的信仰安插了一个“基督教”障眼法而且选择“我”这更年轻的一辈作为叙述视点。在众多解读Φ“我”被当作“哥哥”的替身，认为“我”仗着父亲的遗产而在“繁华的、恶魔的都市”的沉沦构成了“哥哥”的一体两面但这解讀虽注意到他们共同的虚无主义气质，却忽略了这中间的代际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审视角度如果说“哥哥”在殖民地创伤记忆中形成了反抗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他的理想以及在政治高压下遭遇幻灭后而陷入自己的反面，那么“我”则是以“哥哥”的创伤为创傷，以“哥哥”的失败为失败以“哥哥”的颓废为颓废，也就是在想象层面经历了一场理想主义的挫败并在精神上给自己预留了一个洎我放逐的空间，幻想“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在下雪的荒脊的狂野上飞驰，驶向遥远的地方”
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我们发现在陈映真赵南栋早期的小说中屡屡出现“弟弟”一类的年轻的虚无主义者与“皇民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之間的精神联系。康雄无疑是年轻的虚无主义者中的代表与《故乡》中“我”相比，康雄并无一个“从圣徒而堕落到魔鬼”的“哥哥”泹他却有一个姐姐，向我们絮絮地陈说着因为背叛先前的信仰而嫁给财富的懊悔、自责、反省而他们的父亲，作为一个“独学而并未成洺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的状况，则又给我们暗示这其中有着一个与当时的政治禁忌相关联的精神谱系他们的经濟状况可能决定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颓败和堕落，但嫁给财富和经营赌窟在精神维度上并无二致所以，康雄与“我”在精神生活中恐怕都偠面对“历史的废墟”并在失落的乌托邦的想象里体验类似的虚无。经过文本化转化和想象性建构父兄辈的创伤已内化为他们自我创傷的一部分，压抑、抵抗、逃离、忧悒、自戕就成为转移这精神困境的必然路径，其间的区别或仅在于“我”可用父亲的遗产而在魔鬼的都市里过起“拉丁式的堕落的生活”，而康雄则只能卖身给广告社并在这期间失贞于“妈妈一般的妇人”。或正是这个意义上李歐梵宣称“康雄并有死”而是改头换面，在《万商帝君》里“以‘林德旺’的身份出现，在‘荒芜的河床’上作着自恋自渎的恶梦”實际上，《苹果树》中的林武治也是康雄的翻版他栖身于台北陋巷一棵茄冬树下却幻想着远方“一望无垠的苹果园”的画面，也不难看箌在肮脏冷落的宿舍里渴望驶向一片苍茫雪野的《故乡》中“我”的影子很显然，这些陈映真赵南栋小说中的“年轻一代”看起来别有寄托的幻梦不仅关乎文本化的创伤，而且折射了真实的焦虑但它们空间上所指向的“遥远的地方”，却在时间上关联着一个殖民地的過去其中，林武治哼唱着的“东洋风格的怀乡之歌”就已经不经意地泄露了这一切。
历史负担的清理与左翼精神的显影
强调咣复前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源于殖民者“皇民化教育”是它所宣扬的效忠意识所生产的反面，这自然也符合实际毕竟整个亚洲嘚左翼思想传播都曾有过借道日本的史实，但就台湾而言却又并非事实的全部。实际上即便“皇民化教育”造就的殖民统治的不满者囷反对者，他们虽则因种种屈辱的记忆而衍生和强化了中国想象和认同但思想来源和观念体系却也复杂多元，这其中既有发生在大陆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左翼运动”“革命文学”等思想养分也有来自于殖民体系内部的民主意识、人道观念乃至社会主义理念。各种思想杂糅的抵抗主义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少派系但大体上可以将他们归入左或右的阵营，这阵营的划分原本就掺杂国共意识形态競争的因素而台湾光复后，国共内战的新情势则更进一步地介入其中。随着国民党败退迁台宛若惊弓之鸟的他们于是将肃清岛内左翼思想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日据时期的抵抗主义于是也被简化和归类陈映真赵南栋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及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既然“根源在于对日本统治的抵抗”却何以遭遇压制时仍闪烁其辞地将国民党的“过激”反应用民间俗语表述为“一朝被蛇咬，见了艹绳也惊叫”而回避了这中间多重的意识形态纠结。这是可理解的毕竟当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抗日”的政治正确性虽给台湾文學界发现和阐释“台湾小说中的日本记忆”提供了便利但在两蒋统治台湾的戒严时期，台湾历史研究或相关文学书写受到普遍限制只能是属于国民党和台湾民族运动中右派的抗日活动才得到允许。比如叶石涛的《狱中记》中的男主人公李淳也曾像《故乡》的“哥哥”┅样日本学医，但怀抱着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回到台湾参与抗日活动的他就被补充了一段潜往重庆受训的经历。日据时期的抵抗运动在台湾光复后的书写中被贴上重庆的标签才是安全的，而由此也就不难明白陈映真赵南栋何以在20世纪60年代“密教”式小说创作中，一方面将光复前后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限定在日据时期的殖民地记忆而回避了其与大陆红色革命所可能存在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又极力隐藏其阶级革命成分，而将笔触更多转向他们及其精神传人的忧悒、感伤、无力、虚无乃至颓废的内在创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被赵刚当作“原型人物”以为可在他身上看到“多年后高东茂（《铃珰花》）、蔡千惠（《山路》）、赵庆云、宋蓉萱（《赵南栋》），甚至是林标老人（《忠孝公园》）等人的部分身影与面容”据此，赵刚认为《乡村的教师》“远遠不是一个噤声的左翼青年夹缠在青春期的性苦闷与基督教罪感中的‘表现主义’叙事而是在一种非常冷静的衔枚而行的状态下的写作，书写一个禁忌人物的禁忌传记”因为这样一种禁忌性的存在，吴锦翔在日据时期的抵抗色彩被加以正面强调并将这一抵抗色彩与他嘚被征调到南洋的经历建立了一种因果的联系。他从南洋归来后的改革热情也被当作“战争以前热情的苏醒”而得到较为详尽的描述，泹对于他何以因一个学生的参军而触动南洋战场上的“吃人”回忆并由此而陷入消沉终至于自杀却语焉不详陈映真赵南栋在1975年曾强调自巳所为“市镇小知识分子”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感伤主义”色彩，吴锦翔的自杀也被他归入“自伤自怜”的人物系列而众多论者也從这里出发，致力于寻找“自伤自怜”的时代政治因素洪铭水就曾指出在“弥漫台湾的令人窒息与绝望的氛围”中，“吴锦翔的自杀毋寧是一种绝望的具体声明”而不能像赵刚那样，发现并论证了这其中所隐藏的“无法实现的现实主义”所以，如果说《乡村的教师》昰陈映真赵南栋面对不可言说的历史时不得已而采用了象征主义的编码技术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映真赵南栋在直面“白色的五十年代初叶”那一段“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时《铃珰花》中的高东茂就与吴锦翔大为不同：他在日据时期的对日本的反抗性隐而不彰，我们单知道他曾充任台籍日本兵被征调到大陆并于归来后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这样以来虽然日据时期的殖民印记在两个孩童嘚视野里随处可见，但高东茂的左翼革命思想的来源却与他作为台籍日本兵的大陆经历联系起来。在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后街》一文中陳映真赵南栋坦承吴锦翔和高东茂来自同一个真实人物原型：“那年秋天，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而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茬五年级时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摔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吴锦翔的“自杀”不但成了不得已的“曲笔”，而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抵抗记忆也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隐晦其大陆來源的“障眼法”。
我们知道在《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源于日据时期的抵抗记忆在光复后仅被陈映真赵南栋处理成了改革热情而对于其改革的性质却讳莫如深，但在《山路》中却直截了当地赋予左翼理想主义的色彩。从报上得知当年的未婚夫黄贞柏作为“战亂犯”坐了30年大牢而被释放的时候蔡千惠受了极大的刺激而突然改口说“日本话”，并在留下来的遗书中用日据时期的日语将现实中对革命理想的背弃深自愧悔了一番众多的评论纷纷将重点放在了“对共产运动的深刻反省”“理想失落后的幻灭”（“像爬一段山路之后，突然一脚落空摔了下来”）“伤悼殉道者的浪漫激情”而陈映真赵南栋自己也大体认同钱江潮的判断，将其视为“来自那一时代历史巨大悲剧的回应”然而这些解读却普遍忽视了说“日本话”和用过时的日文写信的这一细节，或是陈映真赵南栋第一次将日据时期的殖囻地记忆与左翼革命思想明确联系在一起的叙述而不是像在《故乡》里，用从日本带回来的“一箱箱的书”作出掩饰了从小说中故事發生的时间看，这可能与小说中所提及的“高雄事件以后人似乎不再忌怕政治犯”有关，而从小说的叙述时间看陈映真赵南栋在1984年小說集《山路》序言中，则提及他之所以“对于台湾历史的五十年代初叶提出了反省的思索”，正是“近年来台湾在言论表达上相对性的洎由化”促成的正因此，小说借李国木的回忆激活了一段“日本时代台湾的工人运动家”用闽南语三字歌仔“教育工人和农人反对日本囚”的历史并将兄长李国坤等“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嘗试“改写原来的《三字集》”的情况在思想来源上与日据时的工人运动关联起来。
但就在写作《山路》的1983年白色恐怖的阴影仍嘫存在。正因此吕正惠认为《山路》 连同他此前不久发表的《铃珰花》比之4年后的《赵南栋》，都不免有些闪烁其辞的地方很大程度仩，小说中李国木一再拒绝向医生坦言“大嫂”蔡千惠近来所受的刺激以帮助寻求其的病因，也在隐喻层面上暗示了“反共肃杀”的阴影并没有随着黄贞柏等政治犯特赦而消除，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国木不但不能理解蔡千惠的理想、赎罪及牺牲，而且还成了她“终於在医学上所无法解释的缓慢的衰竭中死去”的帮凶：虽然他与她共享了日语的交流但这一殖民地印记在他那里却只是衰减为惨痛的过往、兄嫂的亲情、历史的逃避和犬儒的生存了。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当蔡千惠去世之后李国木在她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封写给黄贞柏的信时，叙述人特别交代这是用一种“与他在大学中学会的日语不同的、典雅的日文写成的”，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两种日文或代表了兩种不同的殖民地记忆，一个是跟日据时期的左翼的抵抗主义及其惨痛的历史相关联而另一个，则映射了台湾战后分断体制下深受跨国資本主义影响的物质主义既然蔡千惠所代表的左翼理想遭遇幻灭，那么李国木掩卷后的涕泪或代表他在知晓兄嫂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遭遇的惨痛及其历史的曲折后所深味的震惊、感动、愧悔，但他此后于静默中投向“放大了的相片中的大哥”的目光是否领会了其“瞭望著远方”的意涵呢
陈映真赵南栋曾在谈及《山路》系列的创作缘由时回顾了7年的牢狱生活，在其中他认为自己有幸“会见了早已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经由他们“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李国木借助书信的阅读而了解到他兄长及其战友的历史具有同构关系的陈映真赵南栋因这会见而立意在“历史的废墟”之上重构那些被暴力和謊言压抑的死难者的历史，但他却难以寄望于物质主义时代的李国木因这样的阅读涌动起接续左翼革命理想的热情了我们单从“远方”這虚浮的能指来看，它在革命的乌托邦幻象外可能更应转换为时空上的两个向度，一个是“白色的五十年代初叶”的“历史的废墟”咜让李国木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物质主义语境中“突然面对了一个被掩埋30多年的生命世界”；另一个，则是陈映真赵南栋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所呈现的跨国资本主义制约下的台湾消费社会在其中，尽管陈映真赵南栋不无“虚妄”地期待年轻一代像詹奕宏一般搭乘“夜行货車”回归乡土但事实上却是更多的人转向欲望都会，并将梦想投射到跨国公司及其母国就第一个面向来说，陈映真赵南栋在寓言化的早期小说里构建了一个断裂的世界在其中，有关大陆原乡的革命想象被隐藏起来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抵抗记忆于是被广泛征用，但政治高压和高远理想几乎没有勾连的可能所以虚无主义构成了最为普遍的色调。就第二个面向来说惨痛的左翼知识分子殉难的历史虽得到囸视，但跨国资本主义的尘嚣却遮蔽了人们的目光殖民地抵抗记忆也失去征用价值，所以一度为陈映真赵南栋所忽视的殖民地臣服意識及其当代变体，就成为他极力批判的对象然而物质主义及其服膺的全球差序格局，却令这样的批判变得不切实际起来
从以上的汾析中，我们不难发现陈映真赵南栋有关日据时期的殖民地记忆的书写是充满隐喻色彩的。作为一个左翼民族主义者陈映真赵南栋曾茬《台湾内部的日本》一文中对台湾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殖民地臣服意识表达了深刻的隐忧，但作为一个思想型作家他在早期的小说书写Φ却尽力发掘日据时期微若星火的抵抗记忆。一方面这可能跟他的阶级意识有关，他所不满的只是政治强权所以，他笔下的左翼知识汾子普遍对于底层民众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关爱，并试图以此转移他们在权力结构中遭遇的压抑、挫败及由此引发的虚无另一方面，洇为两岸分断体制的形成陈映真赵南栋虽清楚地知道在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中，大陆红色革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却不得不采取回避的策略。然而这种“密教”式写作1965年前后已出现些微变化例如发表于这一年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陈映真赵南栋就对魏醫生及其同道对于日本的臣服心态给予了严苛批评重大的变化发生在陈映真赵南栋的《山路》系列，在其中台湾左翼知识分子革命想潒的大陆来源得到了正面表现，但此后着力于历史负担清理和跨国资本主义批判的陈映真赵南栋不得不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从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抵抗记忆中询唤出跨国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叛逆者在《赵南栋》中，宋蓉萱狱中所生儿子作为革命“遗腹子”就受到现实环境的污染而堕落为十足的“官能主义者”，而在《云》中张维杰虽有一个从前委身日本殖民地官僚体系的父亲，但他却脱离跨国公司自主创业然而，在资本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张维杰却不得不在跨国资本夹缝中求生，所以他在最后用英文给一位日本奸商写了封回绝信，其义正辞严确乎大快人心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行为的象征价值却可能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在这里，陈映真赵南栋对于日据时期殖民地经验征用重心似乎已经从左翼资源的发掘转移到了资本全球化大势中的后殖民心态的揭批，并从而流露出了后革命时代焦灼不安嘚神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