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文网文[号··京公网安备号·甲测资字·文化部监督电子邮箱：wlwh@·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admin1@&&&&&&&&&&&&&&&&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广告共享计划
中国历史要籍（杂史部分）介绍
中国历史要籍（杂史部分）介绍
10:54:10)=====================================================
1、《逸周书》
　　班固认为是周代的史书，刘向则认为是周代的“诰誓号令”文献集。但自唐以来，学者多怀疑《逸周书》非古人原本，成书时间约在战国、秦汉間。其中有些史料，如世浮、克殷、商誓篇的文字体例当属西周初，其中所载社会情形与习尚，亦多与甲骨卜辞和古金文所载相合，当属周初。
　　《逸周书》中的篇题，有的是后人作作注解时增加的，如书中的第一篇“度训解第一”的“解”字，就是晋代的孔晁作注时加上去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2、《通鉴外纪》
　　北宋刘恕撰。主要是补充《资治通鉴》起点以前周烈王二十三年的史实。全书共10卷，另有年表5卷，完成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作者曾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作者打算补充起讫时间以外的历史以拟取周烈王二十三年前编为“前纪”，后周周世宗显德六年以后的历史为“后纪”。后因病废在家，仅成“前纪”。因《国语》被称之为“春秋外传”，改称《通鉴外纪》。也称作《通鉴外传》，是我国最早的记述商朝以前历史的传记。
　　《通鉴外纪》还算不上史学名著，对后世影响也不大。但是，刘恕倾毕生精力于《资治通鉴》的修撰和补缺，其史学家高度的责任感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刘恕（），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少颖悟，读书过目即成诵。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皇祐元年（1049）举进士，未弱冠。初授钜鹿主簿，迁知和川、翁源二县。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马光自择英才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荐刘恕同修，转著作郎。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凡遇史事纷错难治，则交刘恕。其时协助司马光的副主编共有三人，一为刘恕，一为刘攽、一为范祖禹。汉代由刘攽分修，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因言宜恢张尧、舜之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忤王安石变色，恕不少屈，寻以亲老告归。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卒于家。刘恕除预修《资治通鉴》外，还自著《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等史著。
3、《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本书为“本末体”通史，南宋袁枢撰。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除了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决阅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编年体以“时”为中心，纪传体以“人”为中心，两者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所以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另外，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袁枢（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通鉴纪事本末》即是任严州教授时所作。袁枢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
4、《续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写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为止。《续资治通鉴》则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宋、辽、金、元前后四百零九年的历史，作者为清代的毕沅。
　　毕沅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续资治通鉴》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毕沅（年），字湘衡，号秋帆，因从沈德替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清经史学家，文学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
5、《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原本980卷﹐今存520卷。南宋李焘撰。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始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迄於宋钦宗赵桓靖康年间，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资料丰富。作者本著“宁失於繁﹐无失於略”的原则﹐於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徵博采。同时考证详慎﹐多有依据。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作者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乾道三年（1167年），李焘至南宋朝廷任兵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撰神宗至钦宗四朝国宋及徽宗实录，这一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撰工作大大加快。第二年，李焘又奏进太祖至英宗五朝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共一百零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李焘第三次进书，是神宗至钦宗四朝。淳熙十年，最后一次进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史学巨著
《长编》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记述详赡﹐史料丰富﹐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坚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原则：
“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南宋人陈傅良曾表彰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起建隆、尽靖康二年，而一代元书萃年于此，可谓备矣。”清人谭钟麟也认为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
　　第二是继承和发展了“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著有《通鉴考异》，在书中排列不同材料，说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采用了这一考异的方法，“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气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多达一万二千余条，七十多万字。清人黄廷鉴以此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分注考民划详引他书，而于神、哲之代尤多。李焘虽然在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上和司马光很接近，但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日记》等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别是反映司马光政见且为神宗粉饰的《神宗实录》更是如此。相反，对王安石也能公正对待。虽然李焘“耻读王氏（安石）书”，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以私论害公议，公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
　　《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篇幅太大，故成书时就没有全刻，而只是由秘书省按《续资治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明朝《永乐大典》里录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录入的不是全本，缺徽，钦两朝事迹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金吾用活字排印爱日精庐本。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命黄以周等以《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校爱日精庐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印成浙江书局本。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李焘（）﹐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四川眉州丹棱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历任华阳主簿、雅州推官、荣州知州、潼川府路转运制官、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职。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春，李焘上书要求致仕，孝宗未允，数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阁学士，并以比致仕。
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李焘博览群书，特别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李焘性格刚强，特立独行。早年入仕正是秦桧当政，秦桧死后，李焘才被朝廷了解。在朝廷议论国政，慷慨激昂。南宋名臣张拭曾说：“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李焘一生自奉甚俭，不事铺张，没有嗜好，也没有姬妾，也没什么家产。李焘的著述很多，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王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卷。
6、《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本书体例同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为“本末体”通史。为清代学者李铭汉与其子李子锴共同完成，全书共110卷。主要依据清代学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编纂而成。体；体例上按历史事件标立卷目，详细叙述了宋、辽、金、元4个朝代的历史，主要时间界限为宋太祖960年至元顺帝1341年。是继《续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又一部对《资治通鉴》的补充完善。
　　李铭汉甘肃武威人，此书系家刻，不易得，可以《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代替阅读。
7、《绎史》
　　清代马骕撰，纂录上古到秦代史实的一部通史。《绎史》分为太古、三代、春秋、战国和秦代、外录五部分，共160卷。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开辟原始”至“黄帝纪”；三代20卷，夏、商、周传说与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东迁”；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鲁隐公摄位”至“春秋遗事”；战国50卷，三家分晋至秦亡，自“三卿分晋”至“秦亡”；外录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范、地理、诗谱、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10类。
　《绎史》在内容上既详载各代治乱兴替及其规律，又详载诸子百家之学说和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该书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罗齐备，唐、宋类书中所引已遗佚的古书材料，也适当采择。在材料上，除儒家经典外，广采百家学说，将经、史、子、集一例看待，互相印证。考订极为精详，容纳材料相当全面。
　　在体裁上，既具有记事本末特色，又糅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长处。诚如本书《征言》所云：“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在体裁上，除继续吸取《左传事纬》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形式之外，还融合了其它各种体裁，颇有创新。书后还列世系图表与正文配合，包括《世系图》37种、《地理图》、《天象图》10种、《古物图》85种、《建制图》8种、《谱表》4种、《古文字摹印》8种。创集记人、记事、图表、书表于一书的综合史书体裁。这在以往的史书中属前所未有，“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
　　《绎史》在马骕生前就有刊刻，顾炎武看到此书，认为是“必传之作”。时人还将马骕的《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称清初“三大奇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特别垂问《绎史》之事，命大学士张玉书搜集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马氏本籍邹平，以二百两白金买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运抵京师，由内府收藏。钱穆在评价马骕《绎史》一书在清代的影响时这样说：“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著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绎史》的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马骕（），字宛斯，一字聪御，清代历史学家。山东省邹平县人。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中恩科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选授淮安府推官。以裁缺改任安徽灵璧县知县。1673年（圣祖康熙十二年）因急症死于官邸。人祀名宦祠，私谥“文介先生”。
　　马骕自幼聪敏好学，成年之后又遍涉百家之言，其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地位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声望。他是清代前期享有盛名的古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毕生殚研经史，尤以研究夏、商、周历史著称，时人称其为“马三代”，先后撰有《左传事纬》、《绎史》、《十三代瑰书》等著述。《左传事纬》是他长期研究《左传》的心血结晶。他将《左传》所记史实编写成历史事件108篇，计12卷，另有《附录》8卷，成为一部以纪事本末体裁叙述春秋时代历史的通史。此书每篇都有他的精辟见解和详赡的史料依据，史评虽不免宣扬了一些封建观念，但其中不少独到深刻的见解至今犹给人以启迪。《四库全书总目》称：“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左传事纬》的编纂，显示了马骕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功力与才华。丛书《十三代瑰书》收集了自周秦以下十三朝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数百部，现仅存目次。
8、《宋史纪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宋代（960—1279年）三百多年历史的断代史书，明代陈邦瞻撰，共一百零九卷。在陈之前，冯琦、沈越都用纪事本末体编写过宋代史事，但均未完成。二人的弟子请陈邦瞻将二人之书加以增订。陈将二书合为一编，于万历二十二年（1604年）着手编撰，历时约一年完成。
　　《宋史纪事本末》有以下优点：
　　一是生动形象，可读性相当强。《宋史》对史事组织不太尽如人意，同时叙事平板。《宋史纪事本末》克服了这方面的不足，叙事引人入胜，形象鲜明深刻，读后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比如《丁谓之奸》，在描写丁谓讨好寇准时，对丁谓在一次宴会上用衣袖为寇准擦试胡须也进行了细致刻画。其他如对宗泽、岳飞、文天祥的描写，举不胜举。读起来，使人兴趣盎然。陈邦瞻多次在字里行间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褒贬见诸笔端。很多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得出作者的爱憎，如《丁谓之奸》、《蔡京擅国》、《张邦昌僭逆》、《董宋臣丁大全之奸》、《贾似道要君》等。
　　二是史事叙述较《宋史》清晰明了。宋代历史本来就头绪繁杂，《宋史》编撰史事更是支离破碎，首尾分离，《宋史纪事本末》对史事的叙述却给人井然有序、清晰明了的感觉。比如《契丹和战》、《西夏叛服》等篇，把历经几代的战事及和议等在一个篇目就交待得很完整清晰，一目了然，在后面的篇目再读到相关内容时，可以回查。又如《天书封祀》、《王安石变法》等，均用了几十页的篇目进行完整叙述，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一卷，收录了许多大臣奏折，对统治阶层内部和下层群众对变法的态度，以及王安石本人对变法的坚决程度的交待都很具体，对后世研究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很好的史料。
　　三是按时间编排，历史脉络清晰。我们读《宋史》时，由于其纪传体的缺陷，同一时期的人物、事件却往往被划分到不同的类别中，缺乏连贯性。但同是三百多年的历史，《宋史纪事本末》按时间编排，全书历史演变的脉络清晰，从《太祖代周》到《文谢之死》，对从赵匡胤开创帝业到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每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都讲得有条不紊。
　　《宋史纪事本末》的缺点主要观点上的局限和内容上的一些纰漏，包括刻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对此，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出版说明都给与了说明。
　　陈邦瞻，字德远，江西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后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卷二四二有传。除《宋史纪事本末》外，陈邦瞻还撰有《元史纪事本末》一书。
9、《金史纪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金代历史的断代史书。清李有棠撰，共52卷。光绪十九年（1893年）与《辽史纪事本末》40卷同时初刻，后经不断修订，引用书目达510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江西学政吴士鉴上奏朝廷，称“纪述淹赅，考定完密”，为“乙部中不朽之作”。《金史纪事本末》重视政治兴衰，于社会经济较少涉及。又事无巨细皆详加考辨，考异以小字夹注正文之中，又崇尚转述，故小字过半。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李有棠（），字芾生，清末史学家，今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周江村人。二十二岁时，以第三名考取入袁州府学为附生（即“秀才”）；在二十五岁时，以超等第一名，补授廪膳生；在二十八岁时，考取辛酉（咸丰十一年1864）科第一名优贡；次年，通过朝考，选拔为江西省峡江县训导。在任三年，即因祖母、母亲年高无人侍奉，弃官归家养亲。
　　李有棠幼年时读书，就已显露出天资的聪慧，不但能强记，而且十分注意锻炼理解能力。在十多岁时，他便领悟到
“有用之学，无不自经史酝酿而出”。所以他特别留心经史，不到二十岁，就已读完《十三经》。李有棠用力最专的则是史部，用了二十多年的精力，从事辽史和金史的研究。写成《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本》五十二卷，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石印成书，是为两书的第一次出版。之后又用十年的工夫对两书作了大量的补充、修正，于光绪三十年（1904）再版。印行了两书之后，不到一年，终因心力交瘁而去世了。清廷颁旨授“内阁中书衔”，由胞弟李有棻再请旨授正二品“资政大夫”。
10、《辽史纪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辽代历史的断代史书。清李有棠撰，共40卷。光緒十九年（1893年）與《金史紀事本末》52卷同時初刻，后经不断修订，引用书目达710种。该书特色和出版修改经过同《金史紀事本末》。1980年中华书局有点校本出版。
　　清人谭宗浚亦着有《辽史纪事本末》，稿成未刊，今存16篇，汇为《辽史纪事本末诸论》。
11、《西夏记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西夏历史的断代史书。起自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拓跋思恭居夏州，止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灭夏，囊括西夏建国前后共350年史事。原著据宋、辽、金、元诸史及《长编》、《宋元通鉴》、《册府元龟》成书，本书主要依据宋、辽、金、元诸史，李焘《长编》、毕沅《续通鉴》等书，兼采笔记、文集成书。
　　此书对了解西夏历史有较大作用。该书具体包括：得姓始末、夏台复入、统万堕城、乌白失期、灵州失陷、安全废立、夹攻覆亡等三十六事。各篇均究其原委，篡述历程，考其异同，间附夹注评议。其中卷首载《年表》、《西夏堡塞附图》、《历代疆域节略》、《职方表》，属于体例上新创。惟史料未出常见范围，且叙次丛杂，考证未精，华夷之间有专尊宋朝之偏见。
　　校证本以光绪十一年金陵书局刊本为底本，用光绪十年江苏书局刊本加以比勘，以其它书为他校书，进行校勘考异，方便读者使用。
　　张鉴，字春冶，归安人。巡抚阮元筑诂经精舍西湖，张鉴及同里杨凤苞、施国祁肄业其中，皆知名。嘉庆初，副榜贡生。阮元剿海寇，赈两浙水灾，张鉴为之赞画。时方议海运，鉴力主之。乃著海运刍言，凡料浅占风之法，定盘望星之规，放洋泊舟之处，考之甚悉，侍郎英和亟称其书。道光四年，河决高家堰，漕运阻。英和遂奏行海运，多采用鉴说。卒，年八十三。著《十五经丛说》、《西夏纪事本末》、《眉山诗案广证》等。
12、《元史纪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元代历史的断代史书。明代陈邦瞻撰。仅二十七卷，每卷一事。共二十七事。作者把元军灭宋以前史事属宋，明军灭元史事属明，材料俱出自《元史》及商辂《通鉴纲目续编》。书中对元代推步之法，科举学校之制以及漕运、河渠诸大政记载极详，尚有相当参考价值。但总的看来是书太简略。其剪裁，亦不如同是作者编写的《宋史纪事本末》之密。
13、《明史纪事本末》
　　记载明代重要史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清谷应泰撰。该书仿《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为一目。纪事始於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迄於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杀。
　　顺治十三年（1656年），谷应泰任浙江学正，开始编写《明史纪事本末》，大约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告成。书中大量参考张岱《石匮书》、谈迁《国榷》、蒋棻《明史纪事》等私家著作，又广纳博采，有张岱、徐倬、张子坛等参与编撰，至顺治十五年（1649年）成书。选定八十个历史事件或专题，按时间顺序排列，记述其事件始末，并附有作者“谷应泰曰”的史论。此书详于政治，略于经济、文化、制度，对于山东唐赛儿、郧阳起义、浙闽矿工皆有记载。但其书多采野史传闻，讹误与疏漏之处甚多又极力回避明满关系，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但因该书成于《明史稿》﹑《明史》之前，较后来的《明史》早了八十多年。又综合多种明代史料，而且属私人著述，颇为当时人所重视，至今仍是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籍之一。后來彭孙贻又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五卷，倪在田《续明史纪事本末》，可补原书不足。
　　《明史纪事本末》最早版本为顺治十五年的筑益堂本。此后又有《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广雅书局本﹑畿辅丛书本﹑崇德堂本等。1977年，中华书局以筑益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标点﹑校注，并补充抄本《补遗》六卷，又以彭孙贻所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五卷附後，可补原书所缺明清之际史实之不足。
　　谷应泰（），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十三年官至浙江学政，编撰《明史纪事本末》。顺治十七年（1660年）遭御史黄文骥弹劾，指斥书中有违碍之处。后经朝廷查阅为不实之词，后选入《四库全书》。另著有《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
14、《清史纪事本末》
　　记载清代重要史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黄鸿寿撰。记载自满州初起至宣统退位近三百年历史。全书共八十卷，四十余万言。它与《清史稿》几乎同时完稿，但并非摘录《清史稿》而成，取材主要依据《东华录》并汇参其他各书。这部书是1915年首次出版的。
　　该书选择清代三百年间重要的事件，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如《和珅之贪》、《乾隆极盛》、《增加兵额》等。从而能使人们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掌握影响最大的主要历史事件，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其中“多尔摄政及诸王内讧”、“立储之反覆”、“兄弟猜忌及大臣之逐戮”、“内禅之真相”、“太平天国之兴亡”、“捻事之起灭”、“预备立宪之宣示”，等条目均纂辑从详，康乾以来之边防用兵、道咸以后之对外用兵等又能总括并叙述条贯清晰。《诸儒学问出处之概》一篇载清朝之学术概况实为独创。但总的来说内容单薄，总共提出的事件才80个。清代各朝的“实录”、宣统时期的“政纪”以及清代国史馆编写的诸臣列传，均未采取，至于清朝留下的大量档案，更是未加利用，内容较为贫乏。参考数据亦仅限于王先谦的《东华录》等书。
　　《清史纪事本末》于1915年首次出版。2006年，南开大学多位著名清史专家集体编写了一本编年体的《清史纪事本末》，共十卷，每卷约三十万字，每卷记事五十件，其内容上比黄鸿寿多了近8倍，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15、《唐会要》
　　“会要”是分门记述历代各项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内容除各项经济、典章制度外，兼叙史实。始创于唐德宗时苏冕所撰的《会要》40卷，记载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各项经济、典章制度。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续德宗至宣宗事。宋代王溥增补至唐末，名《新编唐会要》，现简称《唐会要》。共100卷，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唐会要》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会要。会要体裁和《通典》的主要区别在于，《通典》是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综合叙述，会要则是有关典章制度原始资料的摘录。
　　《唐会要》专门记录有唐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制沿革，自“帝號”始，以“四夷”終，共分514事目，细琐史事不能定目者，则錄於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唐会要》“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又保存了《新唐书》、《旧唐书》未载的史实，由於《大唐起居註》、《大唐實錄》，加上苏、崔二书均亡佚，部分內容多靠此书保存，是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可用以校勘两《唐书》。但由于不分门，查阅不便，另有张忱石《唐会要人名索引》可供查考。
　　《唐会要》所记，以宣宗前的内容较丰富，因为充分利用了苏冕﹑崔铉等人所编《会要》的旧文，有时还直接引用苏冕的一些议论。宣宗以后因编者无所因循，加以唐末历史资料散佚，故所述较为简略。《唐会要》至清代仅存传抄本，脱误颇多。嘉庆年间才以木活字排印并补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据旧抄本原缺卷七、八、九、十共4卷，后人以《旧唐书》、《册府元龟》、《开元礼》诸书中有关资料辑补。原目卷七封禅、卷八郊议，今卷八补辑的也是封禅，与标目不相应。
　　该书刻本至清初已属罕见，仅常熟钱氏写本，亦非足本。乾隆年间，四库馆搜访遗书，汪启淑所进抄本较钱氏写本，卷九二不残缺，卷九三、九四两卷首尾完具，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清代第一个刻本，成为通行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翻刻，校勘颇精，改正了其中一些错处，为清代最后一个刻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丛书”本，即以聚珍本为底本。1955年，中华书局又用商务印书馆纸型重印出版。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江苏书局本为底本，参以聚珍本和上海图书馆藏的四个抄本，校点出版，并附录《玉海》中的《唐会要》佚文36条，按原目编次。
　　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是五代至宋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于后汉乾祐中进士及第，授秋书郎。时李守贞等三镇叛乱，汉廷派郭威讨伐，郭威素知王溥才学出众，辟其为从事，为之效力。郭威称帝后，王溥步步高升由左谏议大夫至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端明殿学士。郭威临终时，所作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任命王溥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任命下达后，郭威说：“吾无忧矣”。周世宗即位后，加封其兼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宋初罢相，任太子少保，开宝二年（969）十月，迁太子太师。太平兴国初，封祁国公，七年（982）八月去世，时年61岁。谥文献。
　　王溥的著作除《唐会要》外，尚有《五代会要》39卷，另有《王溥集》20卷，《翰林酬唱集》1卷，但均已散佚。
16、《西汉会要》《东汉会要》
　　分别记载西汉和东汉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南宋徐天麟撰。成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徐天麟在抚州教授任上。《西汉会要》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十五门类分别记载西汉时期的典章制度。每门之中，卷数多寡不等，均有子目。总计376目（《四库提要》误作367）。其中“职官”110子目，“食货”36子目，很详细。尤其是“兵”一门，共38目，徐氏把《汉书》有关兵制一类的材料收集编排起来，查检很方便。
　　《西汉会要》仿照《唐会要》体例，史料都是根据《汉书》的纪、表、志、传，每条均注出处。唯本书仅取正史数据，未杂以其它笔记，恐有偏颇之虞。楼钥《攻媿集》有《西汉会要序》。
　　《东汉会要》记载东汉王朝的典章制度及沿革，亦是徐天麟撰。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书，后《西汉会要》十五年。徐天麟时任武学博士。《东汉会要》计四十卷。取材与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等，分作十五门，但门类名称与《西汉会要》不全相同，去学校、运历，祥异门，增文学，历数，封建门。子目共三百八十四。《东汉会要》四库本缺三十七、三十八两卷，三十六、三十九卷也各缺一半。光绪己卯（1879年），岭南学海堂刊本据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宋本补全，后有谬廷湘跋文为之说明，此书现已不缺。此书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本书与《西汉会要》合为《两汉会要》。
　　徐天麟，字仲祥，临江（今江西清江西南）人。为《三朝北盟会编》作者徐梦莘之侄。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曾任抚州、临安府教授，通判惠、潭二州，广西转运判官等，其生平事迹附见于《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徐梦莘传》，称其“所至兴学明教，有政惠”徐氏一门俱为史学家，徐天麟之父名得之，作《左氏国记》、《史记年记》，其长子孟坚作《汉官考》。徐天麟除了《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外，还作《汉兵本末》一卷、《西汉地理疏》六卷，今均不存。
17、《三国会要》
　　记载魏、蜀、吴三国典章制度及沿革的史料汇编，清人杨晨编撰。杨晨于明末曾供职于史馆，有感于《三国志》中无“志”，于是仿效徐天麟编纂《两汉会要》的体例，在光绪十三年（1886）秋天开始编纂《三国会要》。全书22卷，分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
职官 礼 乐 学校 选举 兵 刑 食货 蔗政和四夷，共15门，84目。琐闻轶事，作为杂录附于后。
　　杨晨的《三国会要》所采录的材料，有一百五十六种，较为广博。参与考订的有唐景崇，孙怡让等著名学者。因而流传较广。
　　本书由江苏书局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黄岩杨氏刊有《崇雅堂从本》；中华书局于1956据江苏书局版校点出版。
　　现存的另一种《三国会要》是据清代著名学者钱仪吉的手稿整理而成。钱氏所留的手稿未完，凡5册40卷。此书撰写于“乾嘉学派”鼎盛时期，资料丰富，考订详赅。其中天文、历史、舆地等门类，远较目前通行的杨晨《三国会要》为详备精审。为便利读者使用，书中还包含了“魏都城图”、“吴都城图”等历史地图。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整理出版该书时，对钱氏手稿中有所缺文之处，补入杨晨《三国会要》的有关内容；另外还配有《魏都城图》、《金墉城图》、《吴都城图》等有关历史地图。
　　杨晨（），字定孚，黄岩路桥河西人。16岁有神童之称。清同治四年（1865）举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殿试二甲第8名，光绪十年，考中御史，同年开始编《三国会要》，后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道与河南道御史，河北定兴县掌教河阳书院，刑部掌印执事中。光绪二十三年，母卒，杨晨辞官归乡。民国11年卒，终年78岁。杨晨的其他著作有：《路桥志略》2卷，《三国志札记》1卷，《定兴县志》26卷，《临海县志（稿）》32卷等。
18、《秦会要》
　　又称《秦会要订补》，记载清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清人孙楷于光绪三十年（1904）撰成。共二十六卷。该书仿照汉、唐、五代《会要》体例，分为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14门。门下再分为三百零一目，以史事系其下，并注明引用档案文献名目。原书遗误甚多，后由徐复进行订补，逐条修正。195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书名《秦会要订补》。2000年，杨善群又对此书加以补充，订正，复原书名为《秦会要》。
　　孙楷（），字汉王旬，湖南湘潭人。清末学者。勤研历史档案，学理渊深。
19、《五代会要》
　　记载後梁﹑後唐﹑後晋﹑後汉﹑後周五代典章制度及其损益沿革的史料汇编。北宋王溥于乾德元年（963年）告老还乡的前一年修成。共三十卷（一作五十卷）。《五代会要》共设二百七十九目，除个别目﹑次略有调整外，体例一遵《唐会要》。每目内，先按朝代更迭，再依年代顺序编排史料，甚便检索。成书於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一说乾德元年（963）。
　　《五代会要》依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的诏令、奏议分类编纂而成，是研究五代典章制度必不可少的史料，价值很高，可視為《通典》之续編。《五代会要》在保存五代典章制度方面功绩殊伟。它成书於《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之前，是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最早撰著。而且由于此後诸史於五代典章的叙述均甚简略：《旧五代史》是辑本，《新五代史》又僅有司天、職方二考，《五代會要》遂成為研究五代这五十多年的典章文物制度的唯一史料。其“礼法刑政沿革”全赖《五代会要》得以流传。關於唐初世族之升降，唐役使民工兴建诸宮、府兵、养马、都督府的設置、佛寺之兴建等皆有記載，足補正史之缺。王溥仕於五代，后周时居相位，谙熟五代典章文物，编撰此书时又大量摘引五代诸朝实录中的诏令﹑奏议，故史料亦比後出的新、旧《五代史》翔实。。四库馆臣称该书“收放失旧闻，厥功甚伟”，又说：“读五代史者，又何能无此一书哉！”
　　《五代会要》撰成後，诏藏於史馆。北宋庆历六年（1046）文彦博初刊於蜀；南宋乾道七年（1171）施元之复刊於徽州（今安徽歙县）。元﹑明之际无刊本。清乾隆中方有活字本刊行。今通行本为清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书局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之校点刊行。
2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二百卷。时间从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36年的史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叙述，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史事，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该书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有此两书，对高宗一代史实可以得到较清晰的了解。
　　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熺父子专权，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因袭旧章，不免承其谬误。《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清《四库全书》本、光绪仁寿萧氏刻本和广雅书局刻本传世。
　　李心传（），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岁时，随其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传得有机会阅读官藏的当代史书，引起研究当代史的兴趣。庆元元年，（公元一一九五年）乡试下第，遂绝意应举，闭户著书。晚年，魏了翁等荐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修中兴四朝帝纪又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间，书成，擢工部侍郎。以言罢。心传有史才，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外，著有诗文100卷，《高宗系年录》200卷，《学易编》5卷，《诵诗训》5卷，《春秋考》13卷，《礼辨》23卷，《读史考》12卷，《旧闻证误》15卷，《朝野杂记》40卷，《道命录》5卷，《西陲泰定录》90卷。《宋史》有传。
21、《明会要》
　　记载明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清人龙文彬撰。共八十卷，共80卷。体例本于《秦会要》、《两汉会要》、《三国会要》，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动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十五门，子目为四百九十八事，征引赡博，间附论列辨证，可供检索明代制度资料之用。一般认为史料价值不及明代官修的《明会典》。
　　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光绪间（1875）广雅书局刻本线装24册、清光绪十三年（1887）永怀堂刻本线装20册。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点校本。
　　龙文彬（），字筠圃，江西永新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改吏部主事，光绪元年充棱穆宗实录加四品街。除《明会要》八十卷外，尚著有《永怀堂诗文钞》10卷，《明纪事乐府》三百首。《清史稿》有传。
22、《史通》
　　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的一部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为时九年。《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其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一、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二、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三、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
　　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23、《通典》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唐杜佑撰。书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时间从上古传说，终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各冠以总论，下系子目，凡有1584条，正文约170万字，注文约20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其具体成就如下：
　　第一，《通典》材料系统而丰富，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也为人们研究、了解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相当丰富。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这在历代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这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杜佑对史学的作用非常清楚，对自己撰写《通典》的目的性也非常明确。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曾任唐朝节度使和宰相等职，对中央及地方制度极为熟悉，他采录历代典籍，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希望为在唐帝国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第三，《通典》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第四，《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也有不足之处，如《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叙兵法而不载兵制，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记事中也偶有遗漏，窜入宪宗朝数事等。但瑕不掩瑜，《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著名的“三通”之一，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佑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812）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十一月病卒。赠太傅，谥曰安简其孙杜悰后来也做到宰相，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
　　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除《通典》，还撰有《理道要诀》一书，系《通典》的要义，被朱熹称为“非古是今”之书，今已亡佚。
24、《通志》
　　记载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史。关于《通志》有不同的定性：当今称之为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传统史学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类的史料汇编，列为“三通”之一；也有将其列入百科全书类的。就郑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并不在于作一部典章制度史，而是编一部从上古到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通志·总序》就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共200卷，其中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基本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制，不过改“表”为“谱”，改“志”为“略”，以及在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通志》的成就，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郑樵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郑樵力主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这当然有片面性。断代史固然有其缺陷，但也有其自身的优点。班固之后，各家断代为史，也是度德量力，未可厚非。但从“会通之义”来说，郑樵之说确实颇有见地，也反映了其睥睨前人的魄力。它着眼于通史规模宏大，能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变化大势，在王朝的兴废更替中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周期性的矛规律。从这点来说，其史学观是颇有识见的。
　　第二，《通志》的纪传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连缀。其精华在“二十略”，这也是郑樵最为关注和得意的部分，他认为是“总天下之学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又说“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这话未免有点夸张，因为《二十略》中，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等十略，前史已有立目；“器服略”也属礼的内容，基本上本于前史书志及《通典》；都邑、氏族二略，刘知己在《史通》中首先主张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郑樵由此受到启发，其内容则为新增。唯“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七略，以往旧史很少涉及，确是郑樵的首创。其中的《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心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也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对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使用等问题的看法都包括在内。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因此总的来说，《二十略》中有许多新创，确实别有心识且用力很深。后人评论《通志》，一致公认全书精华唯在《二十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云：“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称道它“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第三，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也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通”起来，所谓“会通”，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这种编辑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
　　《通志》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采取敌视态度等。但这无法掩盖《通志》的巨大学术成就。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郑樵对史学的贡献：“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
　　《通志》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流行的版本。二十略有单行本。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过《通志二十略》为套装上下册，竖排繁体字本。
　　郑樵（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
“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宋高宗绍兴22年（1152），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绍兴27年（1157），郑樵已修书五十种，献给皇帝，被授右迪功郎，但没有接受，回家后，筑草堂于夹漈山，编纂《通志》丛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通志》书成，郑樵到临安献书。适逢高宗赴建康（今南京市），戒严，未得见。第二年春，高宗还临安，诏命郑樵将《通志》缴进。高宗授他枢密院编修官，是时，他已病逝，终年58岁。郑樵一生述著颇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
25、《文献通考》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南宋末年马端临撰。记载时间上自上古，下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因此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杜佑《通典》的扩大与续作。马氏著《通考》的目的，在《自序》中曾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类似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经籍》、《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该书中唐以前取自《通典》，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门类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文献通考》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1986年中华书局出影印本。
　　《文献通考》具有较高的史学地位。马端临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端临（），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端临亦随父回乡，侍奉父亲。赵昺祥兴二年（1279），南宋为蒙元所灭，马端临以隐居不仕进行消极抵抗。自其父去世後，在元朝压力下，马端临被迫出任慈湖书院和柯山书院院长。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出任台州儒学教授，三个月告老还乡，不久病逝。享年70岁。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马端临在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著作除《文献通考》外，还著有《大学集注》、《多识录》等。
26、《文史通义》
　　史学理论著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撰，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由于他认为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著作，皆有不足之处：“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其中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史之源起先于经，提出“六经皆史”论。《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六经皆史”虽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二，在历史编纂学上，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纂辑”。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第三，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为此他肯定郑樵的《通志》。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章学诚（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27、《路史》
《路史》47卷，(宋)撰，前记9卷，后记14卷，国名记8卷，发挥6卷，余论10卷。此书为。路史，即大史之意，记述了以来有关，，，氏族等方面的传说和史事，取材繁博庞杂,是历史之作。全书内分《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余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
　　南时代，学者罗泌著《路史》一书，采用等遗书的说法，再上溯高推旧史所称“”以上的往事，文章华丽而亦富于考证，言之成理，书名《路史》，意思是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史”之意。从他的著作宗旨看来，深惜孔子“”断自唐，忽略远古史的传统。
29、《世本》
《世本》，又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司马迁的《史记》、韦昭《国语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林宝《元和姓纂》和郑樵的《通志》都曾引用和参考书中内容。南朝时，《世本》已缺《谥法》一篇，到唐朝又有更多篇目散佚，直至南宋末年全部丢失。后世的学者们根据其他书籍所引内容进行辑补，共分为八种不同辑本，商务印书馆曾于1959年将辑本集合而印成《世本八种》。
世本，根据《汉书·艺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该书原有十五篇，但是旧有篇目已经不可复得。根据历代注解，可知有帝系篇、诸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居篇、作篇等。该书下迄春秋，但是今本有战国时期史事记载，可见后人增补痕迹。
　　茆泮林，清代嘉道年间（嘉庆、道光）著名学者，治学严谨，所辑世本六卷，博采旧闻，考据甚为精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辑录的周详方面，茆泮林辑本较之他本，都略胜一筹，因此本文将以茆本为依据，以孙冯翼、张澍等人辑本为参考，阐述世本的内容。茆本无目录，为解说方便，特依茆氏辑录，撰世本篇目，有“帝王世本”“诸侯世本”“卿大夫世本”“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