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与适应策略”项目启动----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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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与适应策略”项目启动
文章来源：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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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会现场
2月16日，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与适应策略”项目启动会暨课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该项目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研究员任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所5单位的20名骨干科学家参与。
项目特邀顾问、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研究员，科技部委派专家国家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院士，项目专家组组长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傅伯杰院士，项目专家组专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刘毅研究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七一零研究所于景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研究员、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戴彦德研究员，以及科技部基础司、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刘毅表示，地理资源所将全力为项目实施提供支持，认真按照科技部和项目的要求完成各项任务。项目首席科学家黄季焜研究员介绍了项目情况。该项目旨在全球背景下揭示气候变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系统影响的机理、途径和适应机制，探索气候变化经济学关键理论和方法，建立气候变化社会经济系统影响的综合模拟系统，适时定量分析在不同气候情景、适应、减缓和不确定等情景方案下气候变化对对我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提出我国未来不同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方案。
中科院资环局副局长冯仁国对项目的启动表示热烈祝贺，并对今后工作开展提出了意见。他指出，项目一定要围绕预定计划和总体目标来开展扎实、科学的研究工作，要特别关注国家需求、科学问题和人才培养三方面的内容，除了科学论文外，还要重视咨询报告的产出，课题负责人一定要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项目首席的整体协调工作。
徐冠华院士和秦大河院士分别发表讲话。徐冠华院士首先对众多年轻学者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表示赞赏，并肯定了经济学家参与本项目研究的重要性。他对项目组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要突出理论创新，争取在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开创性成果；二是要致力于培养一支全球变化的经济学研究队伍，为全球变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秦大河院士对项目的总体思路表示肯定，同时对项目组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项目研究的空间和时间尺度设定上要与国际接轨，研究结果能够与国际同行比较；二是年轻学者需要多参与国际气候变化方面的学术交流，了解国际气候变化研究最新进展。项目专家组组长傅伯杰院士也对项目的主要科学问题、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课题研讨会上，项目四个课题组长分别向专家和代表作了汇报。项目特邀顾问刘燕华研究员在听取了课题汇报后指出，要紧密围绕气候变化的主要直接和间接影响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明确研究的用户和研究尺度，把握气候变化的大动向，在全球背景下开展影响和适应研究。项目组专家于景元研究员、李善同研究员和戴彦德研究员等会专家就项目总体规划和思路、四个课题的实施方案和要点等作了质询，并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与建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促进了项目组成员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同时加深了对项目和课题研究方案的理解，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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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给社会带来什么变化？
如松在以前年份多次说过，未来人类将经历五十年以上的寒冷周期。
在这样的周期，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地球是冬季夏季温度普遍下降一个数值（比如一度或二度），如果气候变化是如此温柔，那就太客气了。而是旱涝加剧，在气温变化的起始阶段会经历奇寒与奇热并存但全年平均温度逐渐下降的情形。
明朝的运气不大好，1430——1520年是史玻勒太阳黑子极小期，1620——1710是蒙德太阳黑子极小期，一个朝代赶上两个太阳黑子极小期，走了千年大运。在这样的时期，我国东北、北方一直是大旱大涝共存（记载有很多，可自己查看），夏季有时干旱到草木皆枯死的情形，而洪涝时期，雨水淹没了农田和城镇，而冬季则奇寒无比，福建广东都狂降暴雪，北方的寒冷可想而知。
北方严峻的自然形势，使得人口向南迁徙，当国境线阻挡这种迁徙之后，就是战争，所以，明朝一直在北方屯聚重兵，与蒙古和女真人进行了持续的战争。
这种情形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许靖华先生研究过欧洲的情形，在那个时期也是北欧人向南迁徙的时期。
北欧海盗在那时最猖獗，源于生存的压力，需要向南抢掠。
今年是本次拉马德雷冷位相的第十五个年头，明年开始进入本次拉马德雷冷位相最严峻的后半部分，必定加剧气候的变化幅度，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太阳第24周期的峰值已经过去，未来一个太阳周期，将是气候转折的周期，估计未来十几年，都是旱涝不断加剧的年份。
据杨学祥教授推断，本次寒冷周期的起始阶段发生在2020年前后。这个时间点有科学性，恰恰与下一篇文章的报道基本吻合。《太阳将在2030年“休眠”
地球或步入“小冰河期”.cn/n//c6.html》，报道说：“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科学家警告称，太阳将在2030年“休眠”，这将导致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使得地球步入“小冰河期”。
　　瓦伦蒂娜·扎尔科夫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于威尔士兰迪德诺召开的国家天文会议上表示，他们研发的太阳活动周期新模型，该模型关注太阳两个层面——一个靠近太阳表面，另一个深入太阳的对流区——的发电机效应，预测到太阳活动将在2030年左右减少60%，届时地球将很有可能进入“小冰河期”。
　　扎尔科夫的研究发现，在太阳活动的第25周期(该周期的太阳活动在2022年达到峰值)，被列为观测对象的太阳两个层面的电磁波开始相互抵消，进入第26周期(2030年至2040年)后，这两个层面的电磁波变得完全不同步，导致太阳活动剧烈减少。扎尔科夫说：“我们预测这将引发与‘蒙德极小期’相同的效应。”
　　公元1645年至1715年是蒙德极小期，在此期间太阳活动非常衰微，持续时间长达不可思议的70年，此时也恰好是地球的“小冰河期”，但两者是否有关联，仍然没有定论。
　　当时在寒冷的冬季，英国大部分河流都冻结了，人们甚至能够穿着旱冰鞋横穿泰晤士河。”
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人们应该尽量向南迁徙，向那些农业生产基础好、耕地充足的地区转移。人类的迁徙加剧并多发战争，就是气候变冷给社会带来的显著变化。
任何事情都要先行一步，即给自己造福也给子孙造福，后知后觉者注定是遭殃的人。
如松的新书《如松看货币之道》已经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在当当网销售，网址在：，京东、亚马逊和实体书店等渠道亦有销售。
长期以来，大家都很关心本人的写作，本书不仅包括了如松的知识，也包括所有网友的心血，因为你们的留言也开阔了本人的视野，你们的鼓励就是如松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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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
作者：刘伯红 王晓蓓&&&&&&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济南)2011年6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
摘要：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全球问题。已有的研究和事实显示：气候变化使本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一系列国际公约、宣言、纲领等国际法律和文件中已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其中。将性别平等纳入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重点关切领域包括：适应行动、缓解行动战略、技术发展战略、气候变化筹款机制。当今在全球，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种国际趋势、价值观和良好做法，对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性别平等和履行国际责任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性别/气候变化/公共政策social gender/climate change/public policy
　　当下，气候变化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成为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全球问题。本文试从社会性别视角讨论气候变化与社会性别的关系问题，旨在促进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所有人平等地参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气候变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一直以来，社会性别问题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中都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话题，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世界大多数地方，现有的社会体制结构和观念使男女在社会发展参与程度、获得资源、机会、权利、能力和影响力，以及工资报酬与福利等方面存在差距和不平等，女性因此在家庭、社会以及经济上均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女性不仅作为个体的权利受到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不能与男性一样，享有作为决策者、贡献者和受益者的地位①。
　　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直接导致她们在面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时更加脆弱和边缘化，也使她们面临更大的压力、风险和挑战。已有的研究和事实显示，气候变化使本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联合国人口基金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指出，(女性)这种被剥夺、贫困和不平等待遇的恶性循环，削弱了妇女作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使女性，尤其是生活在贫困国家的女性，成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之一②。
　　首先，妇女和儿童在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可能性是男性的多倍。经济学家Eric Neumayer和Thaoas Plumper通过对1981年和2002年间141个国家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数据抽样证实：“自然灾害(及其后续影响)导致女性死亡人数多于男性，而且女性比男性的死亡年龄更小。”例如，1991年孟加拉飓风中死亡的140，000人中，90%是妇女；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女性死亡人数是男性的3倍；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发生时，被困在新奥尔良的大多数人是带着孩子的非洲裔美国妇女，属于该地区人口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究其原因，两位经济学家指出：“社会结构导致女性处于性别弱势地位，这已经融入到日常社会经济模式中，使得女性死于灾难的比例高于男性。”[1]在我国汶川地震中，据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研究者考察，在死亡者中女性居多。究其原因，一是地震发生时，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使女性留在家里的较男性多；二是在危险来临时，妇女的家庭角色使其更多承担了照顾家人、救助孩子和老人的责任，直接减少了其自身逃生的机会；三是文化禁忌中对妇女行动的限制，使妇女不穿好衣服不便出门，同时，妇女很少有机会学习救助知识，丧失了自救的机会和能力。可惜，我们国家没有分性别的统计死亡数据来证明这一考察。
　　第二，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短缺，使人类的生存和健康面临严重威胁，也使妇女遭受更大的生活压力和负担。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没有充足的饮用水，24亿人喝不到清洁的饮用水，这些人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妇女作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到更远的地方获取生活用水。在肯尼亚，妇女们每天要花费85%的时间取水，在干旱的季节，妇女们甚至一天需要花8个小时找水。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妇女们只有更加辛苦地劳作，才能确保家中有基本的粮食、饮用水和其他能源，许多女孩因此被迫辍学回家分担母亲的工作。
　　第三，气候变化造成的粮食减产和物种灭绝，给妇女生活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带来重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劳动力，大都沉淀在传统农业中，全球的粮食生产，一半以上依靠妇女的劳动，其中60～8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劳动。由于受极端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的不确定性日益严重。有关专家预计，由于受极端气候条件的影响，非洲的粮食将减产20～50%；到2050年，气候变化将造成18～35%的物种灭绝，包括农作物和传统草药品种的减少。这使妇女依赖物种的多样性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降低，给全球粮食安全和妇女生活带来严重威胁，妇女不得不付出多倍的劳动来应对粮食减产而带来的收入降低与生活困难。一项在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研究显示，气候变化造成的粮食减产，使那里48%的妇女的生活受到影响；在刚果，这一数字达到了73%。
　　第四，气候变化加剧了疟疾、登革热和各种寄生虫疾病的频发和传播，并导致疾病的传播开始向高纬度地区扩散。受气候变暖的影响，一些从未遭受疟疾等传染病威胁的地方也开始受到严重影响。非洲许多国家每年都有上百万人死于疟疾。而妇女，特别是孕妇，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和与男性同等的卫生保健和医疗救治，而成为感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每年全世界大约有5千万孕妇生活在疟疾流行的国家，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孕妇生活在恶性疟原虫病盛行的非洲热带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的估计数据，每年大约有1万名孕妇和20万婴儿死于怀孕期间感染的疟疾，并且重度疟疾贫血是导致其中一多半人死亡的原因[2]。
　　第五，由于气候变化对生计、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的负面影响，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但是，我们看到，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由于缺乏迁移所需要的经济和其他资源，往往只能留在生存环境已很恶劣的原居住地。与此同时，人口的迁移和流离失所给包括孕妇、老人、残疾人在内的脆弱人群在卫生保健方面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卫生保健体系往往无法满足脆弱人群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日益增加的多重需求。此外，妇女和女童在迁移和流离失所的情景下，还会面临性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人口贩卖、虐待儿童和酗酒虐待等危险境遇，她们的生存面临更大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气候变化和灾害中的脆弱性和被边缘化，进一步强化了传统上对女性依赖、软弱和处于附属地位的看法，她们仅仅被看作是受害者，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她们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时的能动作用。她们作为平等参与者和贡献者的能力被忽视；她们的技能和生活经验没有被作为可利用的资源；她们被排除在了规划和决策过程之外。这种情况在加剧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的同时，对于妇女本身、她们的家庭、社会和国家来说，都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谈到该问题时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妇女绝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她们其实掌握着适用于当地生存环境的知识，在食物配给、粮食收割、森林保护方面经验丰富。我们应该认识到，她们的聪明才智在未来可持续型自然资源管理中能发挥巨大作用，使我们走向一个绿色繁荣的未来。”显然，我们不应该忽略妇女作为平等参与者的能力，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将性别视角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和策略中，从根本上改变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加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才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在气候变化议题内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国际法律框架和行动议程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过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对于实现人权、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和减少自然灾害的重要性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宣言、纲领等国际法律和文件中已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其中。
　　1.一系列国际人权法律框架从妇女权利即是人权的高度对社会性别平等做出了原则而全面的规定
　　首先是被称为联合国三大人权宪章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三大人权宪章均将平等和反歧视作为其重要原则，并就禁止对妇女的歧视和保护妇女的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联合国于2007年通过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明确禁止对妇女的歧视，确认所有权利和自由要同等地赋予原住民中的男性和女性，并确认了妇女在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行动中的作用以及妇女平等参与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决策的权利。
　　联合国成立以来还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提高妇女地位、实现性别平等的国际公约，其中最重要的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领》和《千年发展目标》，这些文件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战略高度对妇女各方面的权利做出了相关规定，在推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努力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合国大会于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第一个把性别平等和非歧视要求法律化的国际条约。它建立在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人权的原则上，将妇女的权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是一部综合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广泛适用性的妇女人权公约。它界定了对妇女歧视的定义，规定缔约各国对妇女享有平等权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目前为止，在19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缔约国和观察员会员国中，只有8个国家没有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这意味着绝大多数UNFCCC缔约国对推动性别平等做出了承诺。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列出了提高妇女地位的12大关切领域③，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在赋权妇女和性别平等方面最全面的政治文件。在“妇女与环境”部分，《行动纲领》提出，要确保妇女对环境问题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将社会性别观点融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计划；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加强或建立机制，以评估发展和环境政策对妇女的影响。社会性别、妇女赋权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正是在《北京行动纲领》之后逐渐成为保障妇女权利领域的3个重要概念。
　　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大会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确定联合国成员国要在2015年以前实现8大领域的千年发展目标④。其中消除贫困(目标1)，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目标3)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目标7)3大目标与气候变化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千年目标”要求成员国做出承诺，确保男女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促进妇女赋权，有效解决贫困、饥饿和疾病等问题，切实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男女平等获得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所带来的益处。“千年目标”将人权、妇女权利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规定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性别、环境和人权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2.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通过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逐步将性别平等纳入环境发展、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主流
　　在国际妇女运动和公民运动的不断推动下，性别、环境与发展视角从妇女诉求和学术关怀转变为国际共识，联合国历次重要会议呼应了性别、环境与发展的视角，彰显了性别平等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把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被称为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议程》的第24章，首次提出妇女在促进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妇女全方位参与公共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制定了目标和行动计划(详见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wssdlagendazl.htm.)。在这次大会上，联合国还通过了三个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UNCCD)⑤，被统称为《里约公约》。遗憾的是，这次会议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其后来的《京都议定书》(1997年)没有直接提到气候变化中的性别问题，也没有论及性别平等和妇女的参与。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WSSD)全面审议了1992年环境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该计划强调要使妇女与男性享有平等地全面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权利，号召在所有政策和行动策略中融入性别视角以消除一切形式的对妇女的歧视，使妇女在就业、土地、信贷、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从而提高妇女的经济、健康和生活水平。
　　随着全球意识的改变和能力的提高，社会性别议题逐渐在环境保护、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的议程中显现出来。在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框架中对性别问题阐述最明确的文件，是2005年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兵库行动框架》(HFA)。《行动框架》强调，在减少灾害风险5个优先领域⑥和所有进程中都要纳入社会性别意识，最终确保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和行动是性别敏感的。《行动框架》还指出“应将性别观纳入所有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计划和决策进程，包括与风险评估、预警、信息管理以及教育和培训有关的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计划和决策进程。”
　　此后，社会性别问题的重要性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2008年第63届联大会议上，秘书长报告了“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在宣传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育和动员男女在减灾行动中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制定性别敏感的减灾政策三方面，加大力度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情况。
　　在2008年第三届全球政界和管理界妇女大会上，250名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性别、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行动马尼拉宣言》，会议发表12项主要声明，包括女性和男性在社区、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必须平等地参与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的决策；政府和国际机构必须执行性别预算，确保划拨足够的资源，提高妇女特别是最贫困和最弱势的妇女群体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灾的能力。
　　2009在年北京召开的“社会性别与减灾国际会议”上，来自43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通过了《关于性别敏感的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行动北京议程》，呼吁各国政府对将性别纳入减少灾害风险做出政治承诺，鼓励政府开展性别敏感的脆弱性评估、风险评估、能力评估和监督。
　　三、将性别平等纳入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主流
　　近年来，把性别观点纳入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关注妇女向关注性别转变。这一变化的前提是，把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中女性和男性的作用及社会性别关系，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这一变化的最高目标是，气候变化和灾害管理的战略重点，从应对灾害策略向主动减少灾害和脆弱性方向转变。因此，社会性别主流化被认为是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
　　1.在适应行动中纳入社会性别主流化
　　适应行动和缓解行动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相互补充的重要策略。适应行动是指，“在生态环境、社会或经济制度方面做出调整，以应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即对过程、实践和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减少气候变化的潜在危害或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契机中获益。”⑦通过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控制世界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在能源和工业生产中采用新技术等一系列缓解行动，必须与努力减少气候变化危害和损失的适应行动相结合。适应行动被看作是对缓解气候变化的各种努力的必要补充。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0次缔约国会议上通过的《在气候变化制度中纳入性别视角》的决议，对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性行动中纳入性别视角提出了10项要求：第一，分析气候变化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第二，在设计和实施项目时引入女性视角；第三，制定和应用具有性别敏感的标准和指数；第四，分性别进行数据统计；第五，充分发挥男性和女性的不同作用；第六，为女性参与各种活动确定目标；第七，确保决策过程中女性代表的人数不低于50%；第八，确保女性平等获得信息、经济资源和教育的权利；第九，重视男性和女性在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中的不同应对方式和特点；第十，对预算和投资进行性别分析。只有了解和重视气候变化给男性和女性带来的不同影响，在应对措施中考虑男性与女性的不同利益和需求，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缩小普遍存在的结构性性别不平等，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灾害风险管理，从灾前备灾以降低灾害风险，到灾后救灾以及长期恢复和重建，性别问题贯穿始终。
　　首先，在备灾阶段传播与灾害相关的知识，使社区的每个人了解应对灾害的知识，并在灾害即将发生时及时将信息传达到社区的每个人是对灾害做出有效反应的前提。1991年孟加拉发生飓风时，由于当地的预警信息是通过市场传播的，而在孟加拉这样一个高度性别隔离的社会，许多妇女是不被允许到市场去的；与此同时，男人们也没有及时将灾害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家人。因此，许多妇女在这场飓风来临时毫不知情，毫无准备，无法及时保护自己、孩子以及家中的财产，结果致使大量妇女儿童死亡。而在戈伊班达区，一个名叫萨哈娜的妇女在她所在的社区中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妇女们提供培训来应对洪水灾害：教给妇女们用粘土制作可携带的炉子，垫高她们的房屋，使用收音机收听气候变化或洪水的预警信息。萨哈娜的努力拯救了很多妇女的生命，并提高了她们应对灾害的能力(Oxfam，2008年)。这说明如果充分考虑到妇女们的不同地位和处境，使她们能够及时获得灾害的预警信息，则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其次，救济中心和避难所的设施与安全问题也包含着与性别相关的诸多因素。一些避难所缺乏能够满足妇女需要的设施和场所：由于空间狭小，妇女特别是孕妇、哺乳期妇女和月经期妇女没有隐私可言；一些避难所卫生设施严重不足，甚至没有男女分开的厕所或厕所没有充足的照明，致使针对妇女和女童的身体侵害和性侵犯事件时有发生。
　　再次，救援物资的分配和发放也需要考虑到妇女的特别需求。救灾物资中应该包括与当地文化相适宜的适合不同年龄段妇女的衣物，妇女专用卫生必需品，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婴儿所急需的营养品等；救灾物资还需通过适当的途径发放，以确保被救济妇女和儿童能够确实得到这些物资。
　　最后，充分发挥妇女在救灾和重建中的作用可以极大地改善救灾的效果。2006年巴基斯坦发生地震后，大量的妇女和儿童需要医疗救治。但是按照当地的文化，男性内科医生不可以为妇女做检查。考虑到这种文化因素，巴基斯坦政府专门调动了大量的女性医务工作者进入灾区，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灾区妇女儿童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多米尼加共和国遭受飓风袭击后，当地的妇女组织首先承担起了帮助难民的工作。她们在正式医疗队到达之前设法为难民们提供当地特有的草药，并为难民们提供治疗和照顾；在社区重建中帮助妇女们寻找和参加重建贷款项目，在当地的救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管理、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男性和女性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两性对环境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两性在使用、获得和控制以及分配资源中的地位不同；两性对资源的所有权及其他权利不同；两性对资源、其产品及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不同。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差异和不同，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为了自身和家庭的生存，妇女们正在利用她们在日常劳作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采取各种应对行动，以非常具体务实的方案解决她们所遇到的威胁和挑战。一些很好的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一些岛屿遇到了罕见的旱灾，饮用水的短缺使当地人的生活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妇女们所掌握的从祖辈传下来的关于当地岛屿的水文知识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当地人很快挖出了可提供饮用水的水井，减少了旱灾对当地人生活的影响，这些通常不参与公共事务的妇女们，此时提供的信息使整个社区的人们受益。孟加拉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平面的上升使大量的陆地被淹没，形成了临时的洼地。当地的妇女们充分利用起了这些洼地进行海水养殖，使她们的收入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妇女们还在自家的房顶上种植蔬菜，当洪水来临漫过耕地时，房顶的菜园还能为家人提供食物。
　　正如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比妇女更密切地知道过度开发的土地的现实状况如何，因为妇女们耕种、灌溉、使用土地的树木作为燃料，收获森林树木当作治病的草药和药用植物，用自己的传统知识造福社会……”⑧通过赋予妇女权力，进一步促进女性的参与，并对妇女提供支持，使妇女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力和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不仅可以减少她们自身的脆弱性，也将提高整个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在缓解行动战略中纳入社会性别主流化
　　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策略是缓解行动。缓解行动是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或者通过树和土地分隔碳等方式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行动”。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大户，发达国家应承担采取缓解行动的主要责任和义务，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担采取适应行动的责任和义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⑨。
　　要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2001年的水平，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0%，这就要求全球经济发展对能源的生产和分配、商品的生产和运输等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包括：提高能源的效率，增加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使用和转化，减少对排放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植树造林，对土地进行保护性耕种等等。多年来各国在缓解行动方面的实践表明，男性和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缓解行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首先，在森林资源管理和保护方面妇女已经和正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她们在造林、减少森林砍伐和再造林方面的保护森林行动，对于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具有独特的作用。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乌塔兰恰尔邦地区的妇女们为保护森林资源发起了著名的“抱树运动”，她们在造林行动中所种植的树木，成活率达到了60～80%(Joshi，2007)。这些树木不仅减少了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还解决了当地居民的燃料和牲畜饲料问题。在她们的努力下，印度北方邦颁布了喜马拉雅森林15年禁止砍伐令，她们正努力要求政府制定更符合人们生活需要和生态保护需要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这些妇女积极有效的参与，形成了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
　　其次，妇女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每天负责解决家庭燃料问题的主要是妇女，她们在家庭层面是能源管理的主要承担者。一直以来，她们做饭、取暖和照明所使用的主要仍是传统的生物燃料，在这些国家的总能源消耗中，生物燃料仍占据着相当高的比例。很显然，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在家庭层面的推广离开了妇女的参与将无从谈起。妇女不仅应该和可以掌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能源技术，而且应该参与到新能源方案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去。这样，才能使新能源更符合她们的需要，从而切实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再次，人类的消费模式在影响商品生产模式的同时，也对应对气候变化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那种在消费过程中考查商品的社会、经济、环境和道德伦理维度，商品的生产方式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消费行为被称为是可持续的消费行为。这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所带动的是可持续的商品生产行为，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根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研究，性别与可持续的消费行为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80%的消费决定是由女性做出的。女性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消费者，因为她们更倾向于购买有机食品；她们有更强的再回收意识，并且更注重节约能源；她们更注意所购买商品在是否使用童工及交易的公平性等方面的道德伦理问题；并将可持续消费模式的行为和理念传递给她们的孩子。
　　尽管如此，社会性别议题在缓解行动中还处于初步阶段：人们只是把环节问题当作技术问题；只把妇女作为受害者或脆弱群体的成员，不把她们当作专家或领导人；在气候变化政策计划及决策过程中，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并没有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程度过低等。显然，缓解行动只有将性别平等纳入其中，使妇女在资源控制、技术与知识的掌握、参与决策和同等受益方面获得平等的权利，才能最终达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在技术发展战略中纳入社会性别主流化
　　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当今社会，技术的含义已经由简单地指一种工具或机器，扩展到成为一个包括知识、过程、行为和社会文化意义在内的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性别视角看，技术的概念本身包含着性别维度，技术从来不是性别中立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技术一直属于男性的领域，女性始终处于其边缘；其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女性对于科学和技术的了解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社会及文化的偏见、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缺乏、受教育程度低(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对技术怀有惧怕心理或缺乏兴趣、没有钱购买技术服务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对女性获得和使用新技术产生影响；再次，女性自身的特点使她们对技术发展的需求以及她们获得技术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也明显不同于男性。
　　因此，我们在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技术的这种非中立性特点，将两性不同的生存环境、偏好和需求纳入到新技术的设计、推广和应用过程中，并关注女性的特殊需求以及她们在获得资本、劳动力、时间以及决策权等资源方面受到的种种限制。在新技术的实施主要由女性来完成的情况下就更应如此。让女性参与到新技术的开发、试验和应用过程中来，倾听她们的声音，吸取她们的意见，对于确保新技术的成功应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新技术推广的手段和方式也存在着性别维度。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技术推广是由农业推广部门的男性官员负责的，而依据当地的文化规范，男性推广人员很难或根本无法接触到女村民。结果，只有男村民成为新技术的受益者，女村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却无法获得新技术的信息。这从性别平等的角度看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也是极为低效率的。因此，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至关重要。而在工业化国家，关于气候变化的技术信息由于其专业化的技术语言和抽象的表达方式，公众特别是女性难以理解和接受。将技术信息放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解释，更易于女性理解，这正是我们向女性传递技术信息时所应注意采用的方法。
　　从应对气候变化缓解行动的角度来看，能源问题是其重点关注的领域。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缓解技术。发展中国家妇女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生物燃料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受到重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开发替代性能源的同时，设法改进技术，降低其成本，减少其对妇女的负面影响，使它们对贫困家庭和对妇女来说更经济、更适用，则应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缓解行动纳入性别视角所考虑的重要问题。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动的角度来看，其主要目标在于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人类社会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很多适应行动中都包含有技术因素：一方面指保险计划，轮作种植或传统经验等“软技术”；另一方面是灌溉系统、抗旱农作物品种或防洪堤坝等“硬技术”。考虑到妇女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着获取信息的重重障碍，这样的做法和系统要能确保这些妇女也能及时地获得信息，并帮助她们掌握灾难发生时的应对方法。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鉴于妇女从整体来看收入低于男性，能源、食品、交通、医疗等费用的增长对妇女，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妇女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针对妇女的适应技术必须是低成本和易获得的。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技术。在有些情况下，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还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策略中，性别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和组成部分。只有充分认识到无论是缓解技术还是适应技术都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影响，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提高性别敏感性，将性别分析纳入到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政策中，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技术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在气候变化筹款机制中纳入社会性别主流化
　　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缓解行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据估计，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高达全球GDP的2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了具有多重手段和机制的气候变化筹款机制，以促进和确保适应和缓解行动所需要的资金，从而达到稳定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推动向低碳经济转变的目标。
　　目前的国际气候变化筹款机制具有多重结构。它以4个公共筹款网络为中心，由私营部门的行动和项目作为补充。前者包括全球环境基金(GEF)、世界银行、其他多边金融和发展机构，以及一些双边援助机构，通过税收政策、政府投资、保险、低息信贷、补贴、优惠融资、联合融资以及项目支持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包括基金会、创业基金、私人碳基金和一个交流支持网络，主要通过国外直接投资、期权以及股票和证券投资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
　　气候变化的多种筹款机制无疑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功地应对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需要超过通常水平以上的资源。但从促进社会和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这些资金机制在操作层面还存在着种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和不足。尽管妇女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掌握对她们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许多由妇女发起的社区层面的适应行动得不到充分的认可和资金支持，妇女不能充分而容易地获取资金来补偿气候异常导致的损失，在接受适应与缓解服务中被置于边缘地位。
　　四、启示
　　当今在全球，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2004年，在118个国家向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提交的报告中，只有19个国家提及了社会性别问题；2009年，根据《兵库行动框架》向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提交的62个国家报告中，有52个报告提出了减灾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和妇女发挥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社会性别主流化认识和能力的提高。这种国际趋势、价值观和良好做法，对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性别平等和履行国际责任具有积极的意义。
　　1.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流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确定为推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我国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道国，我国政府是首先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49个政府之一。但遗憾的是，世妇会已经召开16年了，在我国，无论是政府、社会团体、学术界还是公民，了解何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人和机构都微乎其微。在观念和做法上，常常把社会性别问题妇女化，把妇女问题妇女组织化，把妇女组织边缘化，不但使性别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使将性别平等纳入气候变化和减灾工作的事业受到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在政策和实践层面对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的关系缺乏了解；社会性别问题通常在机构和部门被机制性地边缘化；性别继续被当作一个“附加”的问题，而不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减灾风险的宣传与行动中，缺乏切实的政治责任和财政支持；社会性别活动与政府气候变化、减灾风险的工作没有充分接轨；机构和个人均缺乏将社会性别纳入气候变化与减灾风险的能力和工具等。因此，我国政府、社会团体、学术机构、政策研究机构和利益相关方，应该提高对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相互关系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增加真诚的政治责任感和资金投入；在全社会开展将性别平等纳入气候变化和减灾风险的传播和行动；提高机构和个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能力并提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工具。
　　2.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点之一是赋予妇女权力
　　妇女，特别是贫困妇女、脆弱群体的妇女，不仅是气候变化和灾难风险的受害者，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变革者、推动者和决策者。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村妇女，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应该在气候变化中受到更大更多的关注。在我国的工业化和非农转移过程中，农村妇女更多地滞留在农村，承担了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的双重责任，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但奇怪的事实是，农村妇女的巨大贡献并没有转化为她们参与农村发展政治决策和社区管理的资本，现有的农村经济、政治和婚姻制度有可能继续使她们成为男性或家庭的依附者。因此，若使农村妇女，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真正成为气候变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决策者，在适应行动、缓解行动和技术发展中做出独特贡献，使她们的生活智慧、地方知识和生存策略成为战胜气候变化的宝贵财富，从而提高她们参与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无异于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有无数挑战性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3.大力加强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的研究
　　在我国，无论是政策研究部门、行政部门、学术界还是妇女界，都没有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历史和基础。我们没有分性别的数据统计系统，鲜有擅长社会性别分析、决策、执行、评估、审计的专家，少有将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既懂得气候变化又懂得社会性别的专业人才，更稀有既追踪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前沿活动又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特别是深入中国农村调研的专门工作者。因此，迅速建立社会性别和气候变化研究的机制和队伍，倡导性别平等主流化的理念与文化，制定具有性别敏感的政策，发展性别敏感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是当务之急。
　　①从统计数据来看，在经济上，女性比男性更加贫穷：世界上日收入不足1美元，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近70%是女性；与男性做同样工作的女性，其收入只有男性的78%；在全世界5亿5千万低收入工人中，60%是女性。在政治上，女性比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更少的决策权：世界各国女性在议会席位中所占比例的平均水平只有17%；在各国政府的部长中，女性部长不足8%。在教育方面，全世界8亿7千6百万成年文盲中，女性占75%；女性往往缺乏知识和技能，也缺乏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只被视为家庭主妇和在家庭单位中的次要收入者和母亲。女性的脆弱性并非因为她们是“天生的弱者”，而是社会文化及其制度造就或建构的结果。资料来源：Training Manual on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117页。
　　②《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面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妇女、人口与气候》。
　　③12个关切领域也称为12个战略目标，即：妇女与贫穷，妇女的教育和培训，妇女与健康，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妇女与武装冲突，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权力与决策，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妇女的人权，妇女与媒体，妇女与环境，女童。
　　④8大千年发展目标即：目标1：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目标2：普及初等教育；目标3：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目标4：减少婴幼儿死亡率；目标5：改善孕产妇健康；目标6：与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作斗争；目标7：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目标8：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⑤但是《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UNCCD)是少数几个将环境、性别平等和社会参与联系起来的国际公约。
　　⑥5个优先领域(进程)是：政治进程需要国家当局为减少灾害风险营造一个可行的环境；技术进程强调科技在减少灾害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和运用；社会教育进程关注提高国民对减少灾害风险的认识、知识和能力的方式；发展进程强调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发展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道主义进程强调备灾和有效援助的重要性，加大力度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备灾和重建中。
　　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做出的定义，2001年。
　　⑧Goetz, A. M. and others. 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 Who Answers to Women? Gender and Accountabil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UNIFEM),p17.
　　⑨/html//news_88_738245.html.
参考文献：
　　[1]Neumayer, E., T. Plumper. The Gendered Nature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Impact of Catastrophic Events on the Gender Gap in Life Expectancy,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551-566.
　　[2]Malaria, Pregnancy. Retrieved from the World Wide Web[EB/OL]. http://www.who.int/malaria/pregnantwomenandinfants.html.^
（作者简介：刘伯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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