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记忆----曹野与襄樊（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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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最难年，武汉市也相继出台政策留住大学毕业生，。这使我想起了老一代襄阳人念念不忘的曹野书记。转载王伟举的一篇文章不是为了怀旧，更不是为了评价历史故人，只想力图实事求是地还原一个曾经风起云涌的真实年代，以及那个年代里风云人物真实的世界，从而寻找襄樊新世纪征程的启点。以此呼应“产业襄阳、都市襄阳、文化襄阳、绿色襄阳”为内涵的“四个襄阳”建设。 & & & & & &曹野与襄樊——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沧桑》节选&世纪早已转换，斯人也已作古。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曹野？　　在我看来，曹野关于招贤纳士的呼吁，是报晓第一声的雄鸡，曹野重视科技的举措是东风第一枝的报春花，作为中国最早的改革者，曹野是一个置个人荣辱于度外的勇士……　　然而这些似乎都不确切。人民的记忆与怀念本身就是最好的评价。在襄樊长达28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镇守襄樊的官员何其多也，刺史、郡守、太守、知府、专员、革委会主任、市长、书记、官名不断变化，人物也是走马灯似的更换，每个人的任期也都像白驹过隙般的短暂。但是能像曹野这样给人们留下深远的记忆者能有几人？在逝去多年仍被人口碑传颂者又有几人？　　是非已随浮云去，吹尽黄沙始见金。围绕曹野评价的那些争议、包括我们今天的任何美誉之词对于曹野都无意义。过去许多人为的评价最终未能改变历史自身的评价。在大改革大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是思考、继承与学习。曹野过人的胆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不知疲倦的忘我工作热情、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都应该是我们这个城市文化和精神遗产的一部分。 &　　在采访省经贸委副主任鄂万友先生时，这位思维活跃的前襄樊市委副书记谈到这样一件事：上个世纪90年代襄樊曾有一位市长对曹野当年的做法产生过兴趣，听说浙江大学大现任校长潘云鹤先生曾在曹野时代被鄂万友作为人才引进过襄樊，并且在鄂万友当年主持的科委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想请鄂万友出面与潘先生联系，让襄樊与浙江大学建立合作关系，请浙江大学以高校的科研优势支持襄樊的发展。鄂万友对襄樊怀有很深的感情，十分乐意的答应了。然而此事后来没有了下文，这位市长后来也调走了。鄂万友先生谈起此事颇为感慨。这位当年的襄樊市委副书记虽没有发表评论，但却让我陷入了思考。我想如果依曹野的性格和他雷厉风行的作风，肯定会马上付诸行动，那么此举对襄樊发展会有怎样的推动？其作用难以估量。　　我想，今天的科技人才已不像当年那样稀缺，但是建设真正的现代化大城市，襄樊的人才远远不够，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能仅仅满足于统计报表上的“大专以上文化”这种简单的数字。在现在一些在职干部花几千元钱抄几篇论文就可以弄一个研究生学历证书的年代，这种统计数字已毫无意义。我们要防止的就是对这种统计数字的满足，警惕被这种假象障目。我们应该统计的是，真正毕业于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有多少？属于原始第一学历的硕士生博士生有多少？真正具有研究创造能力的人才又有多少？应该看到，目前的襄樊，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都尚处在低水平状态。　　在科技人才普遍受到尊敬的今天，在城市户口不再具有价值的环境下，曹野当年引进人才的手法不能模仿，曹野当年的故事也不能简单的重复。我们唯一能借鉴的是曹野那种勇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那种对知识和人才发自内心的尊重。除了高薪吸引之外，还要创造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大环境、大氛围。善待包括曾为襄樊作过贡献而今陷入困境的人才，张开宽广的胸襟广招天下人才，再次让更多高科技人才垂青襄樊，让襄樊成为普天之下最好的人才乐园，这才是曹野精神人格的实质。关于曹野这篇文章已写得不短，由于资料的缺乏和作者的水平局限，我们的追忆不是要为曹野立传，意在寻找一种曾经失落的精神，一种促进襄樊发展所需要的宝贵精神。　　如果曹野在天有灵，如果曹野知道几十年后的襄樊人民仍然在讲述他当年的故事，赞扬他当年的眼光、怀念他当年的作风、追忆他当年的功绩，学习他当年的精神，曹野应该含笑九泉了。 & 历史如滚滚东逝汉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问谁人能够永恒不朽？是非功过需人民评说！曹野——这个名字将与襄樊这座城市同在！襄樊这座城市和襄樊人民呼唤新世纪的曹野！曹野在襄樊工作的短暂几年奠定了襄樊现代工业的基础，提升了这个城市的科技水平，特别是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才结构，正如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曾任襄樊市委书记）杨斌庆同志的评价，在襄樊工业发展史上，“曹野是一座丰碑”。然而对于曹野个人来说，他在襄樊的这些政绩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福祉。　　襄樊的发展速度和模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数以百计的城市纷纷来襄樊学习取经，一百多家新闻媒体云聚襄樊跟踪采访报道，襄樊的每个动作都会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曹野对人才和科技的重视使他成为在全国知名度极高的人物，于是传出了曹野要进北京的多种版本。其中主要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他要去中央某部任部长，另一种说法是国务院要选一个管工业的年轻副总理，曹野和孙健都是考察对象。但后来曹野却仍是回到了省里。离去时头上戴着省革委会工交组副组长（即经委副主任）的“花翎顶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术。然而曹野并没有按照人们的猜测得到提升，并且在文革后期还被政敌们要回襄樊批判了一阵。他在工业发展和人才引进上的功绩反在后来成为政敌们批判他的“罪证”。　　在能说得出上盘子的“罪名”中有一条是他曾“支持、重用造反派”。在30年后的今天这类问题已失去了任何意义，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却是足以让人丢掉乌纱帽的严重政治问题。为这个问题我询问了好些知情人。在当时的复杂政治环境下，已很难评判这件事的是非。其实，作为当时的“当权派”曹野，他本身就是造反派批斗的主要对象。据给他当过秘书的姜守德同志回忆说，当时将王根长市长打成重伤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曹野。为了躲过这场灾难，他带着姜守德“落荒而逃”，先是在火车站旁的小旅馆住了一夜，而后两人徒步逃到当时在襄阳南郊山中的空军医院隐蔽了一段才躲过一劫。为了使工业生产不受影响，曹野确实对当时的部分造反派实行过绥靖政策，并曾巧妙的借用了他们的力量。为了保证烟厂的生产，他在派驻工作队进厂抓生产时，用“掺砂子”方式将两个造反派头子也掺了进去，这一招实质上保证了烟厂的正常生产。造反派曾开着宣传车进烟厂喊着高音喇叭四处煽动工人停工时，烟厂却没有一个工人出来响应。这个措施使襄樊烟厂成为当时全国极少数没有停产的烟厂之一。　　此外大胆使用提拔青年才俊的做法也给政敌们留下了许多口实，并在后来也成为曹野的“罪状”之一。　　曹野十分重视青年干部，他认为青年们思想观念上成见较少，接受新事物快，社会发展最终要靠青年一代的力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市直机关和厂矿企业都破格提拔了一批青年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并选拔了十位优秀女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时称“十朵金花”。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焦海英的女青年，焦海英是公交公司的一个普通售票员。这个东北藉的女孩子人长得特漂亮，她泼辣大方且个头高大，很有几分女侠气魄，经常将挤在公共汽车上扒乘客钱包的小混混抓住，追回钱包还给旅客，还将小偷扭送到派出所。一时间在襄樊二城名声大振。曹野因为抓服务质量经常微服私访跟班乘公汽，便发现了这个传奇色彩的女孩子。很快组织记者作家将她的事迹总结出来，按照当时的时尚将焦海英树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份子。并按照当时的流行作法把她提拔上领导岗位。焦海英因此先后出任电视机厂党委书记、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并力排众议让她以青年和群众代表的身份进入最高决策层——市委常委。于是一些看不惯曹野的人便在焦海英这件事上做曹野的文章。在70年代的中国政坛，生活作风对官员的影响力远胜过当今的经济问题。当然这也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男女关系的兴趣超过了对任何事物的关心，于是围绕着焦海英便传出许多闲言碎语来。直到后来焦海英结婚生子，这股风仍未减退。甚至有比闲言碎语更不可思议的无聊事情。当焦海英生了孩子，地委大院那边竟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同志让人来打探，看焦海英的孩子像不像曹野。外边风声如此之大，他那位从事政治工作的夫人不可能不对曹野进行“审查”，家里的日子难过程度可以想象。直到曹野调走后上级仍曾派人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调查过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政治上有“支持造反派”的问题、生活上有关于焦海英之类的流言，曹野最终在两面夹击中离开刚刚起步的襄樊。尽管组织上是让他以身兼多个副职的上调方式离开的。然而许多襄樊人都感到曹野是遭贬了。对于曹野本人来说，他付出了巨大心血的襄樊实质上最终成为了他的伤心地。&而对于襄樊工业损失却难以估量。接受采访的人都遗憾地说，可异曹野走早了，如果曹野晚走两年，襄樊的前景不可限量。他打下的基础使襄樊一度成为“明星”城市，但由于曹野的过早离去使襄樊的良好发展势头未能延续下去，襄樊这颗“明星”也最终成为划过天空的一道流星光亮很快消逝。　　对曹野调离这段公案至今众说纷纭，较多的说法是曹野政敌太多的作用。那么曹野真的有政敌吗？我与一些知情人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以现在眼光看，我认为“政敌”只是人们评论领导人之间分歧的一种习惯说法。客观的说，真正能与曹野称得上政敌的具体人似乎无法找出来。因为至今没有找出曹野与哪位领导之间有过个人恩怨成份。依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眼光，恐怕更多的是工作方式、思想方法和对事物认识的观念方面存在的一种巨大冲突（这个观点本文在前面一节已经有过论述）。 &　　与一些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相比，曹野属于完全不同的“另类”。首先在形象上他很讲究仪表，无论在什么场合，曹野总是穿着整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而当时的地、县委书记们流行穿着不是将衣服披着、就是将袖子挽着（袖口一般露出白衬衣）、或是背一盘印有红五星和“人民公社好”字样的大草帽。因此在当地一群习惯于背大草帽的干部中，曹野的穿着也显得“格外”。这使他在周围的领导干部们中显得鹤立鸡群，鹤立鸡群其实也就孤立了。另一方面，按照世俗社会的眼光，当时的曹野势头太盛，这就免不了掉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酱缸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似乎是在以自然现象解释人类社会，然而两种事物毕竟是完全不同的。风是外力，树木高于整个森林，承受的风力确实是最大的。然而人不是树木，一个人出众之会伤害他的不是自然外力，这种伤害往往来自他的同类。曹野最终带伤离开了他曾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这座城市。 &　　不过当时正值用人之际，懂工业和城市经营的干部并不很多，时隔不久曹野又被再次起用，调任湖北工业重镇黄石市任副书记，仍然是抓工业。在黄石期间事曹野仍保持着那种被人称为“狂热”的工作激情，以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将黄石这座缺少生气的重工业城市很快激活。由于曹野在襄樊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首创的“招贤纳士”做法已被天下人知晓，而襄樊招引人才快速崛起的效应使各地都看到了知识份子和科技人才的作用。这时候引进人才已不再像襄樊时期那样遭受指责，而是呈现出一种竞争的态势。科技人员的身价渐渐看涨。但是曹野在科技知识份子中的威望已无人能比，他早已被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广大科技人员视为伯乐和知音。由于曹野在黄石的缘故，科技人员们心向神往的乐园就转到了黄石。一批批科技人才的加盟使曹野对黄石轻重工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很快收到立竿见影的效益，他那种雷厉风行的扎实作风在黄石也有了新的版本。《湖北日报》曾报道这样一则消息：黄石师专（今天的湖北师院）门前垃圾堆成一座小山，堵住了师生们出行的路。堵住了师生们出行的大门，一位教授写信给市委反映了这一情况。这位教授原本也没敢奢望引起市长的重视，只想发发牢骚而已。没想到曹野一看到信就亲自跑到现场检查，待看到情况属实后立即结合这件事在全市抓起了作风整顿和环境治理，他亲自和环卫工人一起到师专门前扒垃圾，直到把那垃圾山铲平。曹野在黄石同样得到了人民的拥戴，于是他在黄石再次名声大振。眼看他升任黄石市委主要领导人已成定局，却不料悲剧再次发生。这次悲剧是来自现在已被社会视为小节、组织不再干预的家庭生活。他的后院失火了。应该说，从男人的角度，曹野也是比较的不幸。他天生是一位充满激情，工作和生活都富有浪漫色彩的人，而他的元配夫人却是一位观念正统、脾气较大、由于长期从事政工工作而整天保持着严肃面孔的女人。这使他们在心灵上很少真正交流，很少交流就导致感情上的不信任。往往曹野同女干部打交道，夫人就心生猜疑。而当政敌们用当时最能打倒一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攻击曹野时，夫人不仅不能包容和理解，反而每每从后院发起攻击，同政敌们遥相呼应。在襄樊时曹野在这个问题上已很被动，在黄石，夫人又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他致命一击。就在他将升任市委书记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外面”传出了他和从外地引进的某女工程师过从甚密的流言。这些流言也是事出有因，一位从外地引进的女工程师因心高气傲三十岁尚未结婚，作为引进的人才来到黄石后，她认识了曹野。曹野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对黄石经济发展的远见卓识使她深为敬佩。曹野的风度气质和市长的地位也使这个处于成熟期的男人在她眼里显露出无穷的魅力。她喜欢找市长汇报工作的现象被那些戴着具有放大功能有色眼镜的人们发现，这种桃色新闻传播的速度往往使任何一种现代传媒工具相形见绌。夫人闻讯便向省委、省纪委、省委主要领导人一次次写信揭发曹野的“作风问题”。来自妻子的多次揭发不得不使省委提升曹野的信心产生动摇。曹野于是再次带伤下野。然而这次曹野做出了一个令天下所有男人为之敬佩的壮举。毅然决然地和前妻解除这桩折磨了他半生并多次葬送了他政治前程的婚姻。在舆论一片哗然中和那位女工程师结了婚。对曹野的这次婚变众说纷纭。有人说，曹野离婚与结婚说明了传言中曹野与女工程师关系的暧昧确实存在,也有人认为是曹野实在忍受不了这桩折磨了他半生的婚姻，最后只好选择破釜沉舟，在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驱使下，以弄假成真的方式向社会和元配夫人抗争。但无论怎样，这桩婚姻成为事实，并在后来成为美谈。不过曹野的政治生涯的上升趋势也提前结束。虽然后来他又当过一段咸宁地区行署的副书记、副专员，然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不过是一种组织上给他的软着陆方式。随后他就回省里坐了一个很是清闲的板凳——湖北省科协党组书记，这是曹野退出政治舞台的标志。然而此时曹野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已不在于他具体担任何职。在他彻底退休之后，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先后被河南、江苏的几个城市聘为政府高级顾问。而当年使他中止政治生涯的婚变也被社会重新认识，全国很有影响的《爱情●婚姻●家庭》月刊在醒目的头条位置，以一篇题为《市委书记的黄昏恋》的长篇通讯报道了这桩众说纷纭的婚姻。曹野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桩充满曲折的婚姻使曹野获得了幸福的晚年，在幸福的伴随下曹野退休后的生活充实而怡然，依然对社会事务保持着那份不减的热情。他们顺应新时代的生活潮流研究老年问题。，并发起编辑了一套《老年长寿丛书》，而当年被人们以“那位工程师”作代号的爱妻朱建华女士自己还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编著出版了一本研究老年形象修饰的专著《老年自我装扮》。从这本图文并茂的大开本专著中，我们依稀可以感知这位朱女士的高雅情趣和品位。也似乎为当初曹野顶着重重压力解除自己的痛苦婚姻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勇敢举动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诠注。　2001年，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在那位女工程师的陪伴照料下寿终正寝。　　曹野在政治仕途上经历了太多的颠簸与坎坷，工作、生活似乎都充满曲折。有人便据此认为生不逢时是曹野的不幸。&然而我却不这样看，从曹野充满传奇的从政生涯中我看见了另一种可贵东西，这就是当时官场的单纯与清廉。从这个角度看，曹野又是十分幸运的。属于曹野的时代竟然给了这个被称为“争议型人物”这样多的机会！这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很难想象。我们替曹野设想一下，如果在当今的官场，在许多重要职位完全要靠关系甚至要用金钱来“竞拍”的环境下，曹野必会遭遇更多烦恼，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有曹野的机会。我认识的好多学识、见识、能力、作风以及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感都不在曹野之下的干部，大都在不得志中郁闷而退，抱憾终生。从这一点来说，曹野又是十分幸运的，他的才能毕竟能通过好几个城市得以施展。这也使曹野的一生轰轰烈烈，充满传奇。不仅在所有工作过的地方都留下了许多的传说，留下了为人称道的口碑，连原本很普通的婚姻也变得轰轰烈烈。因此无论是作为一个官员的曹野，还是一个普通男人的曹野，他都应该是十分幸运的。“我们印象中曹野的最大特点是作风上雷厉风行” &　　（李萍，市冶金公司原工会主席，曾任电视机厂副厂长、纺织局副局长）　　李萍是襄樊电视机厂最早的副厂长之一，也是后来郑家山电视机厂的建厂元老。我采访她的目的是想寻找电视机厂由兴到衰的踪迹。但却顺便听到了一些有关曹野的故事。　　那时的李萍是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也是当时襄樊市有名的铁姑娘。　　那时的李萍象后来的影视剧里的知青一样，成天穿着男人一样的衣服，和男职工干着一样的繁重的体力活。她带着几十个刚从下乡知青中招回城的青年工人，用曹野时代的特有的热情、一种“不要命”的劲头争风夺秒的抢筹建。（李萍说，“抢”是曹野常用的词）真正是顶烈日、战严寒，风里来、雨里去。砌车间的石头靠人从石场往半山腰的工地上抬，水泥、红砖要人用板车往山上拉。水泥用火车运来卸在火车站，李萍带着一帮青工一包一包的从站台上抱上板车，再一步步拉到20多里外的郑家山工地。没有节、没有假，还天天加班。　　李萍回忆起年轻时的热情感慨万千。“曹野当书记对电子工业十分重视，当时不晓得哪里来的那股子劲，那么重的活不觉得累。手、肩膀磨破一次又一次。曹野十分关注电视机厂的建设速度。隔不了几天就要到工地上来看进度。这使本来已经很紧的弦绷得更紧。建总装车间时曹野又来到工地，问工地负责人是谁。工人们都指向一身灰土的我，曹野一看我是个小孩子很有些惊讶。问了基本情况之后，曹野指示说要赶在“五一”节前竣工。问我有没有把握。我一看离“五一”没有几天了，就说实在不行。心想他肯定要批我。” “曹野的特点就是作风上雷厉风行，最讨厌那种四平八稳温吞吞的人。”李萍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不过那天曹野并没有批评李萍，一个小姑娘带一班小青年这样下力已经不容易。只是对她说：“要加紧赶，抢时间啊……”看得出他是暗自着急的。　　事后有人说李萍没能评上“十朵金花”是跟她在工地上向曹野的表态有关。“十朵金花”是当时妇女界在全市各战线评选出来的青年标兵，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是实质上的各局、厂的后备干部苗子。如果李萍当时拍胸说“坚决完成任务”，肯定后来也能当选“十朵金花”。　　李萍没感觉出这次表态对她的影响，凭着实干她还是当了副厂长、副局长。但李萍说有一个人确实是因为表态丢了职位的。这个人就是原电视机厂老厂长马保彦。当时电视机刚刚投产，曹野对电子工业十分重视，思想也很超前。在全市工业大会上，曹野突然把马保彦喊起来，问：“马保彦，你们厂能不能想办法上计算机？”计算机在70年代还是个陌生领域，连那种国外进来的小计算器都还是希罕之物。曹野说的计算机实质就是现在的电脑。好多人连听都没听过，马保彦就没听说过。当时被曹野喊起来后马保彦成了“蠓虫”，一头雾水，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说：“计算机？啥计算机？我们厂咋搞得了？” 　　曹野什么也没说让他坐下。但是几天之后马保彦的电视机厂厂长就被免职了，让他到纺织上一个小厂去了。　　李萍对这件事没有发表看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赞扬曹野这种用人观念。虽然计算机是新生事物，作为一般人不知道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马保彦就不应该不知道，身为一个电子行业大厂的厂长，连计算机都不知道，你这个厂还能有希望吗？后来的事实证明，电视机最终垮掉的诱因恰恰正是从用人开始的。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李萍感触颇多。李萍属于那个时代的创业者。过量的体力劳动给她落下一身疾病，但她并不后悔，反倒对那个年代生出许多怀念。“那时候凭实干，要想要所作为，你必须干出名堂来！现在想想当时的劲头也不知是从哪来的。” 其实答案李萍早已给出。曹野本人富有激情的工作精神和雷厉风行作风为全市树立了楷模，市委书记的工作劲头影响着整个城市。 &　　曹野是那种为了工作而活着的人　　（王同庆，退休干部，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曹野任市委书记时的秘书）提起曹野，王同庆一时不知怎样开口，因为时间久远，要忆起30年前的故事，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但是王同庆很快调整过来了，仿佛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年代。也许是曹野这个人的特殊魅力，当提到曹野的名字王同庆很快就激动起来。“应该怎样评价曹野这个人呢？因为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给他打下了争议型人物的烙印，以后人们就一直延续这个说法，但多数是人云亦云。我现在是退休的人了，淡出了政治圈，说话也就没有过去那些顾虑了。其实我跟曹野时间也不长，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因为他当市委第一书记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因为我跟曹野同志当过一年多秘书，后来有人就把我归到曹野阵营里，说我是曹野的人。其实那时候曹野思想上根本就没得圈子这个概念。&他要是讲圈子，襄樊的工业当时就不可能有那样的局面。曹野用人从来不问来路，监狱里劳改人员他也敢借出来用。只要你能干，他看准了就立马用你，真正的不拘一格。但是他布置的任务你要完不成，他马上会在大会上当上千人的面批评你。一点面子也不留。只要有那么两次他就不要你干了。曹野的事业心特别的强，也是我见到的少有的务实派、实干家、工作狂。大多数人们是为了活着而工作，而曹野是为了工作而活着。他当时就住在老市委那个两层的办公楼上，东边带钥匙头的，也就只一小间。旁边是办公室，但很少能在办公室看到他，早上天刚亮就出去了，主要是到工厂企业，挨家挨户跑。到厂里就直奔车间，问车间主任、问当班的工人生产上有什么问题？发现一个问题，必须当场解决。如果牵涉到其他单位，他会当场将所有关联单位的领导全部找到现场来。也就是现场办公会，是谁的问题由谁当场表态解决。一切为生产开绿灯。所以每天不到晚上11点他不会回来。所以在曹野当书记的时候，我们市委办公室的人不到晚上11点都不敢离身，不定他什么时候回来，不定他会发现什么问题，要你写什么材料或是通知什么会议。 &“我印象中他对烟厂抓得最具体，因为烟厂在财政中占的比重较大。他几乎每天都到烟厂去，记得当时他具体抓的是二车间，卷烟车间。这是生产的瓶颈。早上比工人去得还早，他发明了班前会和班后会制度。就是早上上班前车间开个会，把一天的任务和要求以及注意的事项都讨论一遍。让每个工人都明白当天工作的要点和目标；晚上下班后开个短会，把一天的生产总结一下，评出先进、找出问题和不足。开会还不能占用生产时间，这就使每个职工都要提前半小时上班。七点半开班前会。曹野每天早早赶过去，就是要参加那个班前会。冬天天亮得晚，曹野每天都在六点起来，六点半骑了车子往厂里赶。” “那时候市里没有小车吗？”听到市委书记骑自行车，我忍不住有些好奇。 &“市委有小车，一辆伏尔加、一辆吉普。但曹野轻易不坐汽车。” “他自己起这么早，可把我这秘收给害苦了。我那时住在襄阳四季青那边，离市委有些远，赶过来很紧张。曹野出门太早，逼得我比以往起得更早。有一回来晚了，曹野自己走了，不知到哪个厂去了，大家说秘书把书记跟丢了，弄得我很难堪。后来到打电话才在一个厂里找到他。曹野却没有批评我。他知道我住得远。但是我自己再不敢马虎。每天提前一小时起来，赶到市委来大门还没开，我就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等候开大门。 &“我听别人说，你还曾经把曹野撞倒过？” 　　此时王同庆十分感慨，他说“曹野工作太硬了，跟他当秘书实在太累了，每天早上那么早出门，我都受不了了。有一回早上从烟厂开完班前会，我们一前一后骑自行车回来。骑到老襄阳县的招待所附近，突然从斜刺里横窜出一辆自行车，这是一个上早学的孩子骑的。曹野措手不及，要不急刹车，就会把那孩子撞倒，曹野只好自己把自行车往斜里猛一拐，那小孩子从曹野身边出溜窜过去了，曹野避让小孩闪过来，正与紧跟在后面的我撞上。曹野被撞倒了，我也刹不住，结果我的自行车从曹野身上压了过去。我当时吓坏了，他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要撞骨折了可怎么办？要求他上医院，他没有去，拍了拍灰说没事，又骑上走。但我从后面看得见他骑车的姿势和速度判断他真的被撞得狠。过了两天还是上了医院，背上有些肿。　　当时我的秘书科长余大宽同志批评了我，并且马着脸要把曹野的自行车钥匙收了。所以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曹野只能走着去，他有些恼火。因为他不能老是坐车。“一个领导怎么能天天坐在车上？那他知道什么？” 　　后来曹野挨批了，调走了，人们跟我开玩笑说“曹野倒了，就是你把曹野撞倒的！” “这种玩笑我开不起来，我很难受，因为我很敬重曹野，从心里佩服他。” &　　我给曹野当过秘书，直到他离开襄樊。&一直是很平常的上下级关系。他并没有像现在的领导人一样给秘书作特别的安排。我们的职务也是他走后凭资历按部就班提起来的。所以后来人们也据此不再说我是曹野的人。因为曹野用人没有界线，没有圈子意识，看的是需要。那时为了保证烟厂正常生产，他还不得不起用一些造反派。后来给他罗列罪状时有些人不顾客观实际和主观动机，硬给他加上这一条，实在是冤枉了他。因为当时文革并未结束。我记得全国的烟厂都基本停产了，唯有襄樊烟厂生产正常。因为曹野采用‘以夷制夷’的绥靖政策。巧妙的利用了造反派。他在驻烟厂的工作队里掺进了两个造反派当副队长，结果这两个副队长生产中不起什么作用，但他们挡住了外来造反派对烟厂的冲击。当时襄樊地区著名的造反派头子张大麻子开了宣传车，架了高音喇叭从烟厂里喊进喊出，要人们停产上街闹革命。但整个烟厂却没有一个人出去。在当时，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全国好多烟厂都停产了，武汉那么大的烟厂也在造反派左右下无法生产。武汉钢铁公司只好派人来向襄樊求援，要求襄樊工人给大武钢的工人兄弟们解决吸烟问题。曹野也趁势找武钢要回来不少钢材。　　记得那一年襄樊光是烟厂的财政收入，就和整个湖北全省的农业税收入不相上下。　　王同庆感叹说，这个成绩实在不容易，当时曹野工作环境并不好，大环境还是在文革期间，中央上层两种路线斗争一直在持续，小平同志上台抓工业生产、抓各个领域的整顿刚有个头绪，“四人帮”又把他再次打倒了。下面抓工业生产也不理直气壮。曹野就是在政治夹缝里抓工业的。当时襄樊市归襄阳地委管，曹野是地委常委，但是在市委这边却有一个真正的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是军事代表杜维发。杜维发是市里一把手却又不是地委委员。而曹野是排在杜维发后面的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却又是地委常委。这使曹野很尴尬。杜维发也很计较名份，市里干部们习惯称他们“杜主任”、“曹主任”，杜维发便经常在大会上讲，“主任就是主任，副主任就是副主任，不能混淆。这是原则。”大家都知道这是针对曹野的，因为曹野抓工作硬，抓工业懂行，杜维发是个军队政治委员，基本不懂地方工作。　　但曹野很顾大局，他多次对杜维发表态说：“我明白自己的位置，进了河那边（指襄阳地委机关）的大门，我是地委常委，回到这个院子（指襄樊市委机关）我还是你的助手。” &“ 所以有些人认为曹野抓权力，其实不是，曹野要的是事权，他的一切目的是把工作抓上去，把生产抓上去。” “曹野跟谁都不发展私人感情，但现在人们都很怀念他……” 　　（余大宽，退休干部、曾任襄樊市樊西区委书记、市经委工会主席，曹野时期任市委办秘书科长） & &“曹野同志当市委书记期间，我在市委办秘书科工作。” 　　余大宽是个生活低调的人，我找了好久，才在樊城宾馆找到了他的家。这座昔日襄樊市最好的宾馆现在已面目全非。较好的地段做了区委的家属楼。剩下的一点地也已卖给了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住的家属楼在最边角上，周围已拆成了断墙残壁。他家就住在顶楼上。这是他爱人的房子。许多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已是搬了又搬、换了又换。这个曾经当过区委书记的正县职干部却住在这样一个角落里。我说了我的疑虑之后，老余笑笑说：“往好处比哪比得完呢？这比曹野时代强多了。他当市委书记那会，只有两间房，还不连在一起。他自己在办公楼上住了一个单间，老人和孩子们就住在大门口一间红砖小平房里。”说起曹野，老余感慨不已，他说像他那样的领导作风后来再也没见到了。说着似又觉得不妥，忙补充说：“当然，现在时代变了。工作方式也在变。也不能简单的同那时候比。”　　老余回忆说：“我在秘书科当科长，要说是专门为领导服务的。可是曹野这个人在生活上从不讲究，从不给我们布置过他家庭里的事。他的妻子和孩子跟其他干部职工的子女一样，从没找过办公室给他们办什么私事。平时连曹野自己也吃食堂。到吃饭时从下面赶回来排在大伙后面买饭，回来晚了就让食堂下碗面或是把剩饭热一下。他那时会很少，一般都是在基层解决问题。平时他下去也不用车，市委有两辆小车，他很少动，主要是骑自行车。说是人家在干活，你坐着小汽车跑到车间里，人家工人咋看我们？直到有一回他骑自行车被撞，肋骨受了损伤了，我才批评了给他当秘书的王同庆，要他把曹野的车子钥匙收回来，可是曹野不给，最后我只好自己出面找曹野，说是机关自行车配得不够，办公室有的干部出门没车子骑。他才把自行车钥匙交了出来。为这事他埋怨了好些回，说他没有自行车下去不方便了。但他还是很少用轿车，近处走过去，远了坐车去也把车停得远远的。经常找干部们借自行车。”　　谈及工业布局，余大宽说他不太清楚。因为他只是在机关里，负责落实领导交待的具体事务。　　“不过具体的工业思路大家都知道。因为市委的简报、文件、下传下达中间的通知都看得出。他很重视抓名牌产品，当时白鹤牌香烟、松鹤牌床单、襄樊特曲、海鸥牌缝纫机、瑶池牌洗衣机、都是全国畅销的产品。他抓得很具体，白鹤香烟和松鹤床单这些知名商标的设计图案都是他亲自审定的。那时主要是搞产业布局，抓名牌产品，化工、纺织、电子信息、激光、数控、几大工业区布局都是按他的思路建设的，后来他走后郝风武又继续完善。当时襄樊的工业布局连国务院领导来看了都认为很科学。但是……”　　老余叹了口气，“后来没能按这个思路延续下去，像是猴子掰包谷，渐渐都丢了，因为每个领导各有各的思路……”余大宽不想再评价历史，便转换了话题。“再后来我就下基层了，机关里的事也不太清楚了。” &　　我问他下到什么地方，老余说：“是一个电机厂，很小，生产上不去，工人发不下工资，曹野就让我去当党委书记。”我有些纳闷，“你是他身边的人，怎么不提拔还把你派下去了呢？”　　老余笑了笑：“曹野就是这样个人，他跟谁都不发展个人感情，他越是信任的人反而越是往艰苦的地方派。不过那时都是这样。领导与下级没有私人感情。”　　我问曹野在任时有没有和谁特别好的关系。余大宽说，“其实他对谁都不错，也对谁都很严厉。对基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特别好，对中层以上的局长、厂长要求严。不知道啥时候因为工作不满意就被他抓住批一顿。但是这不影响人们对曹野的感情。现在说起曹野，人们都怀念他。”　　我托老余帮我找一些曹野时代的工作照片，老余说，“这个恐怕不好找，我们手里都没得，因为那时不像现在媒体发达，领导开大小会议都要录相、照相、登报、上电视。那时不兴这。”他搬出像册找了一气竟没找到一张，他记起曹野去世前回过一趟襄樊，老部下都去聚了聚，曾在科技馆合了一张影，也不知后来有没有冲洗。　　我无意中在他家发现了一件曹野时代的文物。他的卫生间有一台红色的单缸洗衣机，老余说，“这就是襄樊产的洗衣机，当时销得很好。其实性能也很好。到现在也没坏过，收废品的来了几回，我没舍得卖。至今还在用。”说着老余插上电源、扭动开关，洗衣机马上飞速转动起来。　　我赶紧拿出随身带的相机，将这台宝贵的“文物”拍了下来。我要走时老余感到没帮上忙，很有些抱歉，送我下楼时为我提供了几位可以采访的干部名单。说烟厂的事人大的江长发同志最清楚，他当时在那里当头头，没少挨曹野的批。我说，曹野好训人吗？老余说，要说这也是曹野一个缺点。他工作要求严，过硬得很。他布置的事千万不敢马虎，你以为他随口说的，其实他都记得。过几天就会找过去检查，看你落实了没有。谁的工作没搞上去，不管平时关系再好，他会不论场合把你训得抬不起头。还经常开批判会。把全市的厂长找来讨论你。说着老余即兴给我说了个小故事。当时他已下到电机厂当书记，并且很快扭亏为盈，把生产搞了上去，“但曹野并没有表扬我。到腊月二十八下午，看看要过年了，我在下班时顺路买了几张红纸门神对子（春联），没想到碰到曹野了。他连客气话都没有一句，劈头盖脸就指着我手里红纸说：　　“嘿，你还有心思过年？革命化春节你布置了没有？” &　　“我吓了一头冷汗。心想不知他啥时要在会上批我呢。”还好，后来他像忘了这件事，也可能他意识到说过头了。　　我说：“那这样恨曹野的人不是很多？”　　老余笑笑说：“他对谁都这样子，大家都习惯了。反而没有谁恨他。因为他为工作。现在说起他，都很怀念。”　　老余断断续续的回忆把我带回到了曹野的年代。想想时下的干群关系和人际关系，心头不由升腾起一种复杂的感情来。 &&　　“襄樊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人也应该是曹野……”　　（严永渊，著名画家、高级工艺美术设计师、曹野时代曾主持全市轻纺工业产品设计。） &　　著名画家严永渊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这是襄樊美术界广受尊敬的专家，也是襄樊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人。已故著名书法家王树人老先生的作品最初就是通过他创办的美术公司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打出国门的。他最初招进来的一批年轻学员都成为了襄樊乃至湖北地区工艺美术界重量级专家。曹野时代他曾主持了襄樊许多轻纺工业产品的花型设计和包装设计，也为襄樊培养了一批工艺美术设计专门人才。朋友们告诉我要写曹野时期的工业严老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因为当时他负责全市轻工纺织产品的设计，是曹野最信任的艺术家，也是曹野的工艺美术参谋。严老社会活动较多，找了好几次才找到他。然而一旦与他联系上，老艺术家的热情竟让我有一种感动。严老听我说明了金犁公司的创意，连连称赞“这是一件极好的事，一件功德事，那个时期确实值得回顾和总结。”严老师不仅认真回顾了曹野时代工艺美术事业对轻纺工业的促进，还追忆起许多感人至深的场景和故事。并找寻出一些曹野亲自审查讨论过的产品设计画稿。但我知道这不是老艺术家对一位作家的重视，而是老人对那个难忘年代的深深眷恋。 &　　“要说我是襄樊工艺美术设计的奠基人不敢当，其实真正的奠基人正是曹野同志，在曹野之前，襄樊根本不重视装璜设计。没有曹野就没有襄樊的工艺美术队伍，也不会有后来畅销全国的床单、香烟、缝纫机这些名牌轻工产品……”严老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之中。 &　　严永渊祖藉襄樊，1935年出生于武汉，50年代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黑龙江。工作10年后重归故土襄樊，任教于市一中。文革中发配到襄北干校劳动。在沙市有过抓名牌产品经验的曹野当时是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他发现襄樊工业产品不重视装饰设计，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便决心从设计包装这个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他要人们推荐一位懂工艺美术的专家，有人就推荐了严永渊。因为严永渊从东北回襄樊后搞过相当长时间的设计工作。但当时严永渊还拖着政治尾巴。有人说严永渊还没“解放”还要继续批判改造。曹野说：“我们用的是他的专业特长，没有改造好那就边使用边改造。”在曹野的坚持下，1972年初春严永渊离开农场回到市里，主持市针织厂的产品设计工作。　　说到这里，严老师感慨的说：“重视人才是曹野的一贯思想，他在沙市也是这样的风格。”严老师讲了曹野在沙市的一个故事。当时刚去沙市曹野就开始抓产品设计，他到处搜寻人才。后来得知市委机关有个懂美术的干部，水彩画画得极好，但是因言论过激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入狱了。曹野竟担着政治风险四处奔走，终于从监狱把这个干部给放出来，让他专门负责轻工产品设计；另一个叫熊家庆的画家在文化馆坐冷板凳，曹野把熊家庆也调过来搞设计。这两个人有感于曹野的知遇之恩，创作热情和灵感被充分激发了出来，后来果然不负曹野，为沙市的床单和荆江牌保温瓶设计出了许多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花型。熊家庆设计的床单图案“满篮香”、“海阔天空”都获得了国家级大奖。曹野说，“纺织品关键是设计，布是一样的布，如何让人看了赏心悦目，卖的就是一个花型。”严永渊在一边进行自己的设计创作，一边按曹野的指示组建全市轻工纺织系统的设计专业队伍。一批从事设计专业的人才从各地调到襄樊来，这是曹野为后来大规模招引人才进行的一次预演。一个叫吴鄂东的人从新疆调了过来，安排在轻工局设计室；后来曹野调走了，市文学艺术界成立，吴鄂东调入文联从事文学、美术理论研究，成为襄樊文艺理论界领军人物；　　一名叫常捷的画家从西安调了过来，安排在了提花织物厂，成为提花织物厂的台柱子；　　一个叫杨昌顺的画家从西安调来了，因为爱人在乡下小学，这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杨昌顺看到曹野很信任严永渊，就托严老师帮他找曹书记求情。　　严永渊当时其实没有任何职务，身上还背着黑锅。他只是受曹野指派组建队伍，杨昌顺的话让严永渊很为难。但严永渊是个热心善良的人。他看到杨昌顺焦急的样子，想了想说：“我实在没有把握，这样吧，我陪你一起去找曹书记试试看。”　　两个画家忐忑不安地找到曹野，杨昌顺虽鼓足了勇气却吞吞吐吐怎么也说不顺，只是说；“不该给领导找麻烦的。”但曹野已经从他短暂不连贯的话里听出了意思，说：“你是要解决家属问题吧？我知道了你不用说了，这事你不用管了。”就这样，两分钟时间就搞掂了。杨昌顺却仍是忧心，自己与市委书记非亲非故，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事，他不敢相信这么简单就能解决。　　然而没过几天，他那小学教员的妻子就由偏远的农村调进了襄樊市，安排在卫生纸厂搞政工。 &　　曹野说，单指望从外调人才是满足不了襄樊轻纺工业发展的。要有强大的轻纺工业就必须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高水平设计专业队伍。于是严永渊帮助纺织局各厂组建了设计室。大厂不得少于15人，小厂不少于5人。很快轻工纺织系统就有了一百多人的队伍。但这些人大多没受过专业训练，水平都不高，当时兴“7.21”职工大学，曹野就让严永渊以这种方式突击培训。　　“上海是全国的轻工业龙头，工艺设计水平最高，我们从上海请来了工艺设计专家给学员讲课，湖北美院、天津美院也都经常有教授来授课。现在国家一流的画家孙其峰、白庚延都来襄樊讲过设计课。” &　　严永渊如数家珍的列了许多名人的名字，但我没有能记住。　　曹野从此对设计人员更加重视，这些人才在他心目中有特殊的位置。严永渊什么官职也没有，却是曹野的“高参”。除了工厂外，曹野去得最多的就是轻工纺织设计室。有一天晚上严永渊带着几个人正在烟厂加班突击设计烟盒。到了晚上11点，烟厂党委书记刘明普让食堂给加班的设计人员一人下了一碗肉丝面。正要吃时曹野忽然来到设计室。一看人们面前只有一碗面，就对值班的说“把你们刘书记给我找来！”刘明普慌忙跑来，曹野指着面条说：“刘书记，我给你请这些专家帮你加班你就给人家光吃面？”刘明普忙叫人把面条撤下去，又让食堂炒了几个菜端了来……　　严老说起几十年前的故事仍很激动。眼眶也有些红。他说，“曹野对人才的重视并不只是生活上，更重要的工作中善于听取专家的意见。”　　有一年严永渊在上海参观全国工业展览会，见到了许多新产品，很有感触，觉得襄樊应该及时跟上，就给曹野写了封信，把展览会见闻和自己的意见一股脑说出来。但等到严永渊从上海回来，他的信已被市委办公室作为简报向全市转发了。　　“我只是一个搞艺术的设计人员，我的意见竟然被市委转发，使全市的工业设计人员都感到了市委对产品设计的重视。”　　这种政治上的信任感往往比生活上的关心更让知识份子们感动。以严永渊为代表的一批工艺美术家具有了一种更强烈的责任感。他们觉得如果不把产品设计好，首先就对不起曹书记。　　中国的“士”是肯为知己者去死的，这些设计人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解决了家属的杨昌顺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报恩的心情，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创作了许多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图案。如襄樊烟厂最著名的“白鹤”牌香烟，就出自杨昌顺的手。“白鹤”与严永渊设计的“丹江牌”、韩华设计的“襄阳牌”一度成为支撑襄樊烟厂的名牌产品，曾长期风行整个中国。 &当时颇受曹野重视的青年设计人员倪永瑞（现任床单厂党委书记）设计的“松鹤延年”获得国家银奖和纺织部一等奖，在市场上一直畅销、经久不衰。 &　　接着曹野又抽严永渊出来筹建工艺美术公司，严永渊物色了几位画家，又挑选了一批喜爱工艺的年轻人。“比如曾任襄樊美术学副院长、现在无锡美术学院任教的舒湘鄂、市里有名的画家房风歌、李淑明等都是从美术公司走出来的……” &　　美术公司一成立，首要任务就是为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做准备。广交会的影响在当时你是知道的。曹野要求严永渊把襄樊工艺美术产品打进广交会。准备了一批作品，主要有米芾书法碑刻拓片、王树人的书法作品、严永渊的工笔画《三顾茅庐》、《木兰从军》、《黛玉葬花》等一批作品在广交会上吸引了众多国外客商的眼球。销路十分好。襄樊对外文化产品出口实现了零的突破，王树人、严永渊、倪世伟、李叔明等一批襄樊书画家的作品也就从此走出了国门……　　这批人成为襄樊工业产品设计的顶梁柱，也使襄樊工业设计在全国全省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后来湖北省织织工业局出经费委托襄樊在隆中承办全省纺织系统的产品设计培训研修班，足见襄樊工艺设计之地位。 &　　“没有曹野，就没有这样襄樊这支工艺美术设计队伍。所以说曹野是襄樊工艺美术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一点不过份……”　　作者的内心独白：　　严老的话充满了对这位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领导人的怀念。而他谈的两个小细节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一件是曹野一次开全市工业会，到会的厂长们一进门就接到了两颗水果糖。厂长们很是高兴，心想平时严峻的市委书记也有幽默轻松的时候。竟像待小孩子一样给我们发糖吃。就很快把糖嚼了吃了。糖纸也随手扔掉了。　　开会时间到了，主持人宣布开会。请曹书记讲话。曹野没有讲话却忽然问大家：“我给你们的糖呢？”厂长们七嘴八舌地说“吃了。”有的说“还真甜呢。”　　曹野问：“糖纸呢？”厂长们说“扔了！”　　“你们扔了？”　　曹野说：“你们都把糖纸给我找回来！”　　厂长们面面相觑，心想曹书记真怪，糖吃了糖纸不扔干什么？却又不敢言语，只好埋头四处寻找。等人人手里都有了一张糖纸，曹野才说“我今天开的就是这个糖纸会，你们好好看看这张糖纸。” &　　厂长们这才认真打量手里的糖纸，见这小小糖纸十分漂亮，闪亮的玻璃纸上画着精美的图案，便觉得爱不释手。　　曹野这才说了主题：“我不是请你们来吃糖的，是来跟你们研究产品包装的，你们看看人家在一颗小小水果糖上下了多大功夫？想想我们的产品为什么质量丝毫不比别人的差，为什么卖不赢人家？”　　厂长们这才明白会议的宗旨。产品包装也从此为襄樊企业界所重视。　　另一件是曹野带给许多部门的不习惯。曹野在任时对每项重大产品包装设计图案都要亲自过目。轻工局也就形成了习惯，每次重要产品包装出来后都主动送去请书记审定。曹野走后，轻工局仍沿袭过去的习惯，在重要产品设计出来之后，仍交待设计室把设计稿样拿去给市里主要领导看。严永渊也习惯了这种习惯，仍将准备参加全国轻工产品评奖或展出的产品装饰画稿主动拿去请市委办转给书记市长审定。但送去多久也没有回音，后来去催问，办公室的人却告诉他说：“今后不必送审了，你们轻工局自己定吧，主要领导忙得很，哪有时间看。” &　　如果在今天的企业完全独立经营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自然无可厚非，可当时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支持、领导的重视与否往往是直接影响产品存亡的关键。比比曹野的精神和作风，想想后来许多很有前景的企业纷纷在自生自灭中破产倒闭的惨状，不能不留给人无限的遐想和思索。这也许正是人们至今仍如此怀念曹野的重要原因吧。　　人们怀念的主要是曹野的精神&　　（刘长斌、现任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在经委工作时参与编写《从零起步的襄樊》）“要说近距离接触曹野，我机会很少。因为那时我是在石棉厂工作。只有曹野来厂里检查我们才能见到他。后来调入市委机关了，也只是搞材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正在下雨，我们正在上夜班，大概是11点左右，忽然听到汽车响，一束灯照过来，车停在门外，曹野从车上下来，穿着雨衣、脚上是一双布鞋已经打湿了，那时厂里路面也没有硬化。一下雨都是稀泥，曹野踩着稀泥，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生产区，也不找厂长，径直来到各个车间，问生产情况，每班多少人？每班多少产量？生产中有什么问题？　　“后来我调到机关了，也只是写材料，从材料上和全局上感受到曹野的思想和作风。当时曹野抓工业面临的困难很大，基本是一穷二白。但是他要上的都是在当时处在尖端、前沿的产品。当时在襄樊搞数控铣床，就盯在那里，跟着攻关组解决问题，差什么就到外厂去借去调。那个厂建起来刚刚三个月，就拿出了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产品。曹野善于利用典型教育鼓励别人，任何一个具有创意的新产品问世，他都要大张旗鼓的组织宣传、表彰。数控铣床产品一试制成功，他马上把全市的厂长召到这个厂来开现场会。要大家对照先进找差距。　　“曹野很善于利用自身优势，解决自身供应的紧缺不足。在计划经济年代，计划是很厉害的。当时襄樊发展工业所需要的钢材奇缺，而襄樊地理位置好，农业发达，蔬菜生产很有经验，而十堰那边的二汽却常常买不到菜。曹野就到十堰去慰问，表态支援十堰。把新鲜蔬菜大批运往二汽，结果换回来生产急需的钢材。对市周边的军工企业也是这样，把新鲜猪肉、蔬菜、好米、都尽量优先供应。所以军工企业对襄樊地方工业发展也是大力的支援。　　“烟厂生产形势很好，襄樊烟叶却紧缺，曹野跑到河南，把市委才批回来的一辆新吉普车拿出去跟河南人换烟叶。烟厂红火了，特别是白鹤牌香烟风靡全国。河南是有名的烟草大省，烟厂也不少，但有一个时期，河南的市场都被襄樊的产品占了。当时河南新闻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郑州有个新闻记者发现了襄樊烟在河南的份额太大，这位细心的记者做了个试验，他在郑州街头拣烟头，发现一百个烟头中有一多半是襄樊烟厂的产品。这记者由此写文章在报纸上披露了这件事，结果在河南全省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我记起孙读声先生曾提到刘长斌曾经统计过80多项“第一”，便问及刘秘书长参与编写《从零起步的襄樊》时的资料。刘长斌很是遗憾：“这本书是读声同志负责统稿，我是参与部分章节撰稿，当时确实搜集了许多资料，由于年代久远，搬来搬去弄丢了，十分可惜。不过我记得确实统计了好几十项‘第一’，是把襄樊摆在全国的位置上横向比较排出来的，不过因为没有国家统计部门的权威数字，不一定很精确，但几十项第一肯定是有的。”　　回到曹野的话题，刘秘书长感慨的说：“曹野工作时间不长，他抓工业主要是思路清晰，作风扎实，襄樊的工业科学、合理布局曹野是功不可没。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孙健后来都曾来襄樊视察，他们对襄樊工业的布局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人们怀念曹野，主要是怀念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一杆子扎到底的精神。要使襄樊经济再次腾飞，就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襄樊古城在全国率先掀起电子热　　曹野的“争议”还在于他善于“标新立异”。电子信息工业对70年代初的人还是个神秘而陌生的领域，但曹野却在襄樊掀起了群众性的办电子热潮。　　国防科工委1969年10月曾开过一个发展电子工业的会议，许多地方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会议的意义，思想敏锐的曹野看到了民用电子工业的广阔前景，于是集中全市力量搞起了电子大会战。待业青年、街道居民、郊区农民们都对电子工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参与到办电子的行列中来。整个城市掀起了全民办电子的热潮。电子仪器厂、无线电厂、十二电容器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激光设备厂、半导体二厂、半导体四厂、二二八通讯设备厂、云母电容器厂、红光电阻厂、绝缘材料厂、电线电缆厂、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磁性材料厂、电子设备厂等一大批电子工厂创办起来并拿出了自己的产品。1972年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又提出推广电子技术的多方面意见。曹野再次在襄樊掀起了民用电子应用高潮。全市先从度量衡电子化突破。整个城市掀起了电子应用热，那个时候襄樊的大小粮油店卖米、卖油、食品商品卖肉、副食店卖水果、糕点都用上了电子秤，连收钞也实现了电子化，除此之外，银行点钞、车站售票都先后用上了电子点钞机和售票机……　　在曹野大力倡导下，电子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各个生产生活领域，襄樊成为全国推广电子技术的示范城市，各省大中城市纷纷前来襄樊学习取经。电子化热潮不仅提升了襄樊的城市地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电子知识的普及使原来深不可测的电子在人们眼里不再神秘，这也为襄樊的大力发展电子产业奠定了基础。随着后来陆续引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的不断加盟，襄樊的电子工业创造出了许多在中国电子工业史上可圈可点的领先产品：如十二电容器厂的“地球牌”电容器厂曾用于第一次火箭发射和第一颗人造卫星；襄樊计算机设备厂研发的汉字宽幅打印机曾被选用于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计算机选票同步处理系统打印选票；襄樊电视机厂比四川长虹提前四年多研发出自己的电视机、产品质量曾跻身全国第四位并被国家计委列为全国定点生产厂家；襄樊仪表厂可控硅调速器后来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激光设备厂研发的激光医疗设备等产品多次获得科技创新奖；襄樊无线电厂研制的机动通讯车被北京亚运会选用、生产的对讲机已大量装备公安部门……　　用“母鸡下蛋”方式使襄樊工业快速发展　　很多人记得曹野发展工业的方式，当时工业都很小，财政力量也十分有限，投资工业，只有国家才有这个财力。作为中小城市如何快速发展自己的工业这是个大难题。　　但曹野总是有办法，在这个善于把书本教条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人，似乎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他的办法是一个成熟的工厂就是一所学校，可以培养出一大批技术和管理人员。从每个关键岗位上抽调一个人，立马就可以建一个行业类型相近的新厂。待新厂投产了，产品打出去了，这些积累了建厂和管理经验的人又会被抽出去建设新的工厂，有的干脆把一个车间成建制划出来作为核心再扩建成一个新厂。　　例如一度很红火的印染厂原来就是棉织厂的一个车间，拉出来经过几年经营就成了全国有名的专业印染大厂；而毛巾厂的一批成熟技术和管理人员抽调出来，带了一部分设备，就成了曾经生产出风蜚全国的“松鹤”床单的襄樊床单厂；“五一棉纺厂”分出来毛纺厂；针织厂人出来小化纤厂……“母鸡下蛋”成为襄樊发展工业的法宝，后来工业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这种经验被作为“襄樊模式”在全国推广。　　“孵化”是90年代才出现的现代企业发展理念。而曹野早在70年代就早已把这运用得驾轻就熟。襄樊市的轻工、电子、建材、医药等诸多行业的许多厂子正是用这种“母鸡下蛋”方式“孵化”出来的。“母鸡下蛋”模式使襄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集群。　　曹野是最早提出城市意识的人　　老干部吴道润：“襄樊像个城市还是从曹野开始的，襄樊过去实际就是个大菜场……”抓城市建设和管理也是曹野留给襄樊人的最深的记忆，在年纪稍长些的老人记忆中，襄樊虽然历史悠久，但在70年代基本上不像城市，市区很小、街道狭窄，市面基本上都是低矮的黑瓦屋，街上路面都是土路砸着黑砖头，曹野来到襄樊后才开始抓城建。据离休老干部吴道润同志回忆，曹野修的第一条水泥路是建设路。吴老说：“早先襄樊根本不像个城市，倒是像个大菜市场。要说襄樊像个城市还是从曹野开始的，当时襄樊街上简直不叫路，特别是六六厂那一带，满街大坑小洼，好晴天也是满街稀泥，遍地垫的都是烂砖头，街面窄得勉强只能过一辆车，要过车了，行人就得停在旁边等车过去再走。曹野修水泥路就从这条街下手。曹野把‘消灭泥巴路’当成重点工作，一年到头不停地修，不停的改造，到曹野离开襄樊时，市区也基本消灭了泥巴路。”　　今年72岁的吴道润是襄樊城市发展的见证人。吴老从民国31年（1942年）进襄阳昭明一中心小学读书，1946升入襄阳联中，直到毕业参加革命工作，先是与已故的前市委副书记果真同志在一个土改工作队搞土改，后来在襄阳专署民政科负责劳动就业事务，1956年调入原襄樊市委工交政治部、还担任过襄樊铁路公路两用桥（一桥）建设副指挥长，襄城、樊城桥头的第一座桥墩都是他指挥修筑的，参与创办东风路小学、现在的市第三中学、襄樊美校等一批学校，当过美校副校长、毛巾厂副书记、副厂长、激光设备厂厂长，最后在二轻局离休。说吴道润是襄樊城市建设的活化石是一点也不夸张。老人亲眼目睹了这座历经战乱的城市的破败景象和每个阶段的变迁。当时襄阳城墙外就是荒村，城内根本没有任何工业，也根本不像个城市。在他记忆中，原来人们几乎没有城市意识，曹野1971年从省里调来襄樊后才开始抓城市建设和管理，“曹野时代，街面上的建筑都得由他亲自审查批准，谁也不敢乱搭乱建！”吴老说着说着来了气：“像广场周边的树，要是曹野在，是根本不是不会让砍的，在那样繁华的地方建个配电站，在曹野时代也是绝不可能的！” &　　在采访中许多人都认为，曹野是最早创立“城市意识”的人。从曹野时代开始，襄樊人才慢慢有了点城市意识。从采访中听来的一些小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每逢下大雪，曹野准是全城第一个上街扫雪的人！”　　老艺术家吴鄂东：“曹野应该是最早提出城市意识的人，我是乘曹野引人才的风才来的襄樊，但我调来不久他就走了，不过我还记得曹野管理城市的扎实作风，只要一下大雪，曹野准是全城第一个上街扫雪的人。”　　“城市意识”是近些年新增的现代词汇，当时曹野虽未引用“城市意识”这样的词，但他的“城市意识”却特别强。“老一点的市民都记得，当时曹野对城市卫生抓得特别紧，也管得特别好，常规卫生天天搞，人们形成了自觉意识。每周一次大扫除，到年底全城进行一次搬家式的大扫除。那时候没有什么城管局、也没有这些带大盖帽子的执法队，街上倒比现在不知干净多少倍！”据吴道润介绍，“曹野每到一个工厂，不听你厂长汇报，他自己戴上白手套在你机器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油污，到居委会检查，也是直接到居民家里用手摸你的窗台，看有没有灰尘，你要经不住这一摸，就要倒霉了！整个城市保持一尘不染。墙壁上也不准乱涂乱画，不准有破墙烂皮，各条街道不是清一色的洁白，就是一片瓦蓝，或者是一片桔黄，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高档涂料，只有石灰，自己去调。一年变换一次，我记得每次开会，曹野都让给我们拿一个砖头，涂料颜色样板早就配好了，你这条街要刷白色，就用砖头在白颜色桶里沾一下，那条街刷黄色，就用砖头在黄颜色桶里沾一下，散会后带回去照着调……　　“那时候对于城市卫生人人都有高度的自觉性，哪里像现在，养这么多人也管不好，到处脏兮兮的，餐馆脏水泼在街上，卖窝子面的桌子支到街当中，餐巾纸丢一满街……” &　　三十年前为什么能比在现在专业队伍管得好？我感到困惑。吴老说，“现在哪里是管？现在成立一个机构就是养活一批人，只对收费的事认真，没有效益的事谁个当真？”吴老越说越感慨。关键是领导重视。吴道润也提到了曹野扫雪这件事，“那时候曹野亲自参加搞卫生，一遇下大雪，曹野第一个上街扫雪，他既不分任务，也不发号召，自己扛了扫帚先从市委门口扫起，他一上街，谁还在家里呆得住？”　　吴老至今仍清楚记得内燃机配件厂厂长陈明高为卫生丢官的事。内燃机配件厂简称“内配”，就在老市委对面，也正在曹野眼皮底下。厂长对卫生不当回事，也不按规定搞卫生。看到“内配”巷子口院内地面满地肮脏，曹野见动员无效，就自己扛了扫帚亲自到“内配”去扫院子，那位厂长实在麻木不仁，曹野多次批评不见效，就把他调出了内配，再没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这个惩罚是相当重的，因为当时政企没有区别，一个大厂厂长与政府局长不相上下……　　提到曹野时期的城市卫生状况，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加拿大友人朗宁1975年重回襄樊：“这是我看到的最干净的城市！”　　朗宁是加拿大传教士，曾长期在襄樊生活，把襄樊视为自己故里。70年代他两次回襄樊，他记忆中的襄樊全是破败和穷困。朗宁回襄樊时，襄樊的工业在曹野的思路正在崛起。朗宁面对这座工业新城感慨不已。但最让他惊讶的是襄樊的卫生，这座靠近河南的城市在心中一直是灰暗、肮脏的。然而当他这次看到的是个一尘不染的城市。无论工厂、商店、还是居民家中都十分洁净。赞叹不已地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干净的城市！”朗宁说的“最”不知是包括了他的家乡加拿大还是单指在中国。无论那种范围，卫生能得到一个加拿大人这样的赞叹在当时的中国实属绝无仅有。　　“曹野时代襄樊就没有蚊子！夏天睡觉也根本不需要蚊帐。”　　谈起曹野抓城市卫生管理，稍有些阅历的人都能忆起许多难忘的情景。市演出公司原党支部书记李绍先说：“那时候搞卫生可是动真家伙，一到春天，蚊蝇刚要出世的时候，曹野就组织全城干部打人民战争熏蚊蝇子，把点燃的药蒿子放到每条下水道下面，盖上盖子闷，每条下水道都不放过，蚊子根本无法生存，夜晚从到外面乘凉一个蚊蝇也没有。”　　外事局局长徐光忠说：“我那时刚毕业，分在地委宣传部工作，住的是老城根的低矮老瓦屋。按说那是最藏蚊蝇的地方，可是曹野抓卫生抓得紧，天天熏，城里蚊蝇真是绝了迹。整个城市一夏天睡觉都不用支蚊帐…”徐局长的话得到很多人印证，吴道润回忆说：“在曹野时代，当时的旅馆是不准挂蚊帐的，哪家旅馆挂了蚊帐就说明你这里有蚊蝇，卫生没有搞好……” &70年代襄樊街头的奇特景观——毛驴进城屁股后面吊个粪袋子　　在采访市人大副秘书长刘长斌时，刘秘书长谈了个曹野抓卫生的细节：“曹野城市意识很强，早在70年代就开始抓城市管理。比起后来的形象工程，曹野那时抓得具体而扎实，当时周边乡下进城的板车很多，这些板车大都是用毛驴牵引，造成城里满街驴粪。管住毛驴是个大难题。有人提出不让毛驴进城的意见，但曹野认为不让毛驴进城不切合实际。因为农民进城搬运、卖菜都需要毛驴，决不能因为抓管理影响人民生产生活。于是他想了个很有创意性的主意，让所有拉车人在进城的毛驴屁股后面挂一个粪袋。于是襄樊街头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许多新闻记者和城市管理者纷纷来襄樊看这个奇观。　　由此可见，曹野对襄樊公众城市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然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仍在为消除四处可见的路边小食摊和满街飘舞的餐巾纸努力、为时常被盗的窨井盖束手无策时，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们是否能从三十年前的曹野身上悟出点什么？当时的襄樊在曹野眼中算不上城市。曹野在调查中发现，市里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除了后来国家出于战备考虑迁来的一些军工单位之外，全市几乎没有能够称得上现代工业的厂子。市属工业中的大部分是在大跃进和后来的调整中仓促办起来的一些街道集体小厂，用曹野的眼光看，这些厂严格的说只能算是一些作坊。资本规模小、设备档次低、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低、工人素质低、经济效益低。要发展现代化工业，真正要“从零起步”。在既无项目、又无资金的情况下，曹野认为最稀缺的还是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各类技术人才。特别是研发产品的科技人才和生产急需的熟练技工。　　据史料记载，从1958年开始，全市人民在狂热理想的驱使下一鼓作气办了几百家小工厂，可是直到1960年全市竟没有一个具有工程师资格的技术人员。当时为办硫酸厂才从上海借来一个临时工程师。曹野看到了“板桶理论”上最短的一块木板就是缺人才。他需要一条取得人才的快速捷径。曹野迈出了当时许多人想也不敢想的一步。他提出将解决城市户口、住房、煤气、职称、家属子女就业作为引进人才的优惠条件，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严格管制下的70年代，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一个类似于离经叛道的行为。曹野的打算一出台，马上招致了从市委到地委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这是向国家政策挑战呀！搞乱了国家计划，上面追查下来这责任谁担得起？　　“怕担风险襄樊就上不去，上面追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曹野就是曹野，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拍板钉钉了！他毕竟是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方案最终在市委通过。从曹野作这个决策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的为官之道，敢于承担如此巨大的政治风险，说明他是一心想做事，并且把官位看得很淡的人。他要运用这来自不易的能拍板决策的机会，做他想做的事情。　　曹野承担的政治风险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如果放在现在，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曹野做这件事是在30年前，在那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户口是绝对的“雷区”。　　稍许上了些年岁的人都还曾记得，当时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只有一字之差，然而这“非”字就是一条无形的鸿沟，将城市与乡村分为两个世界。同样的国民也就明明白白的分出了高贵与卑贱。衡量的潜在标准实质上是人生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资利益。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造成物质极端匮乏。从粮食、食油、布匹、食糖、烟草、肥皂、到照明的煤油、火柴等一应生活必须品全部实行定量供应。说是“定量供应”也不确切，因为所有这些“定量”无一例外的都没有包含当时占总人口90℅的农村。在这种体制下，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每月配发有购买各种生活物质的票证，而广大农村则只能在满足城市供给的前提下得到少许的调剂。同时当时的城市还有低水平的收入保障制，城市的孩子到了就业年龄，社会的各种组织都会出面主动帮助安排工作，工厂招工、商业或事业单位要人，除了大中专毕业生外，也都尽力安排的城市户口的待业青年。偶有缺额，则只有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才有机会。至于普通农村青年，除了升学这一条独木小桥，要想进入城市发展简直比登天还难。而一个大城市的户口价值远胜于黄金。 &　　曹野对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看到了这种户藉制度给一个特殊知识群体造成的痛苦和尴尬。当时中国的婚姻，远不像现在这样现实和开明——合则聚，不合则离。那时人们婚姻承载着深重的道德重负。在高考制度没改革以前，每年也会有凤毛麟角般稀少的农村青年幸运的考上大学，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按照当时的风俗早早与当地的女子定了终身。这就造成了这批人进入城市以后长时间的不幸。自己成了城市人，妻子却像一条清朝满族人的大辫子拖在了农村。其间的鸿沟一如天上的银河将他们隔在了城乡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些不怕舆论唾沫的勇敢者破釜沉舟，抛妻别子在城市重组家庭。而绝大部分人却都慑于“陈世美”的恶名，一直秉承“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传统美德，长时间像牛郎织女一般忍受着两地分居的煎熬。这些人在城市里受着无形的歧视，他们被列入一个共同的另册——“半边户”。单位分房没有份，生的孩子不能在城里上户口，城里工厂招工也没有份，连在城市学校里读书的权力也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人也是城里人中的“另类”。曹野决定从关心这批知识份子生活入手，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借此为襄樊吸引来一批人才。在许多人还在争论这样做是否违反政策的时候，雷厉风行的曹野却已真刀真枪的干了起来。市委很快组建了一个引进人才的工作专班。招贤专班兵分两路，一组直扑京城寻找目标招贤，一组留守襄樊专门接应。这个招贤专班主要操作者其实是市科委，组织部和公安局只是协助开介绍信转户口。当时的科委主任是后来担任市委副书记、省经贸委副主任的鄂万友。在科委工作期间鄂万友就感觉到襄樊科技人才的奇缺，智者的眼光加上高度的责任感，招贤工作在他那带有创造性的具体运作下产生了超乎人们想象的效果。声势上轰轰烈烈、效率上雷厉风行。他们一面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搜寻线索，一面做好人才接收中的各方协调工作。一旦将招贤对象的有关情报传递回来，科委鉴定确认为人才后立即向市委汇报。曹野主持的市委雷厉风行，往往不过夜就研究。一旦表态“要了！”科委马上就以市委名义给对方所在单位发“商调函”。人还没来，市科委就协商好了接收单位，人一来，立马就开介绍信去接收单位报到。这个由科委负责的专班在当时有着至高无尚的权力，只要有学历、有专长，愿意来襄樊，一切条件尽可能满足。但凡有专长的科技人员，只要把档案拿过来，自己的工作和家属户口立马同时落实。许多人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感慨万千：“那个时候办事才真是高效率呀，只要一谈好，给你写张二指宽的纸条就办好了一切。”　　至于襄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当时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曹野的观点是：是才必有用，襄樊底子太薄了，什么样的人才对襄樊都是宝贝，人才对于襄樊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在武汉采访时鄂万友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当时招贤是从全市工业发展的未来着眼，是一种战略性的举措。按照襄樊发展的长远规划，什么人才都用得上。所以我和曹野同志的意思是只要是人才，有学历、有专长咱就要！有些人才虽然暂时用不上，也挖过来先储备起来。”据当时负责给引进的人才办手续的科委政工科长贾方政同志回忆说：“当时安排都是临时性的，不问专业对不对口、不问接收单位用不用得了，接收单位只要有以下条件就行：必须有房子，必须保证发得了工资，必须能安排家属子女工作。” &　　随着信息的逐步扩散，这种快节奏的抢人才方式，很快吸引了全中国知识份子的眼球，大批人才开始朝这个靠近西部的小城市涌来。襄樊重视、欢迎科技人才的声势越来越大，像当时社论常用的术语那样，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上下，尽人皆知。　　曹野率先打破了户藉和干部管理体制，向僵化的计划经济发起挑战。这种挑战犹如巨石激水，立刻在一潭死水般的人才管理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襄樊一下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等全国各大报都曾在头版位置连篇累牍的刊发大块文章。高度赞扬襄樊重视科技、重视人才的思想。曹野招引人才的意义也已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当整个中国还处在极左路线统治之下，广大科技知识份子还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的时候，曹野却在襄樊营造着知识份子的“伊甸园”，这种厚待科技人才的举措使那些在漫长的文革中颜面早已丧失殆尽的广大知识份子为之一振。曹野招贤的故事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人民文学》刊发了一篇小说，描写一位因家属在穷苦山区、自身因病致贫的科学家在临终之前对同事们说：“你们到襄樊去吧，那里有位重视科技人才的曹野书记，他是我们知识份子的知音哪……”由此可见当时襄樊引进人才的举措影响有多么深远。　　科技人才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身处寒冬的他们直奔春天而来。许多长期压抑的技术人才不等招贤专班来挖，自己就带了学历证书和家眷主动投奔襄樊。 &　　一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人才流动大潮涌动了，轻工、纺织、印染、化工、制药、建材、机械、电子元器件、计算机信息、激光、航天、生物医药工业、力学、自动化、包括火箭研发、核物理在内的一大批精英从各大中心城市、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从陆路、水路、乘火车、汽车源源不断的朝这个内陆腹地深处的鄂西北中小城市襄樊涌来。在人才潮高峰时期，工作专班以最快捷的速度也接纳不及。曹野指示采取特别应急措施，将当时最好的襄樊饭店整个包了下来作为接待站，来的人才没来得及落实单位的，就先在饭店安顿下来。那时整个饭店住满了从各地来投奔这个小城的科技人才。看看他们的穿着和“家产”十分寒酸，往往一家人的“财产”只有几只纸箱，但问问他们的学历和单位，都会让你吃上一惊——北大、清华、北航、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大连理工……他们调来之前的单位多是在中国科学院、中央各部委、各大专院校的科研院所。包括半导体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光机研究所、核物理所、生物研究所、航天研究所、计算机研究所……总之，英雄不用问来路，一问来路就吓你一跳！　　这是中国最早的人才大潮，由襄樊引发的这次人才流动大潮在当时全国产生的影响丝毫不亚于10年后才爆发的“孔雀东南飞”和“南海潮”。在一定意义上说，襄樊引发的这次人才流动潮，实际上也是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才大潮的预演。　　投奔襄樊的这批人才中不乏在中国科研领域里的佼佼者，他们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后来随着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返回了原单位，或是因无法发挥作用又投奔了别的大城市，但更多的人永远留在了襄樊，为这个城市的工业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直到终老。如今这批人才中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如70年代曾来襄樊工作的现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潘云鹤先生、73年来襄樊工作、后来考研回到华工、现在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的张天序先生、1973年来襄樊工作、后来考入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丁肇中实验室的张乃林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1973年从十堰投奔襄樊、后来在中国首先发明了条形码的陈承志（音）先生、还有曾与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同学、后来考研留在了西南大学的熊正尤教授等等，此为后话。 &　　当时曹野面对如此多的精英真正是喜出望外。每当新来一批人才，他就在鄂万友的陪同下亲自去看望，问寒问暖。襄樊虽小，毕竟是建市资历较早的城市，妻儿老小一家人能在这样的城市里团聚，并且能在一夜之间由农村户口一下子变为城市户口，也是饱受分离和歧视之苦的知识份子们所求之不得的。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党的一把手前面大都加了“第一”的注脚）如此厚待，这使一直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份子们大受感动。中国士大夫历来信奉“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从这位市委书记身上看到了这座小城市的未来期望。心里升腾起融融暖意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这批人才成为支持襄樊发展现代工业的人才基础。他们的到来使襄樊工业结束了长期在手工作坊型低水平徘徊的局面，开辟了现代工业的新篇章。有了这批人才，曹野抓工业也有了底气。襄樊的轻纺、化工、机械、电子、建材、异军突起。很快形成了以樊西纺织工业区，清河口化工工业区、万山机械工业区、钱营建材工业区、余家湖制药工业区、郑家山电子工业区等各大产业集群。这使襄樊的工业在后来长达10年的历史空间保持了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这10年间，襄樊凭借着少有的人才优势，创造了当时工业产品和工艺的许多第一。据参与编写《从零起步的襄樊》这本书的市人大副秘书长刘长斌同志介绍，他在搜集材料时把襄樊放在全国的坐标上，结果统计出当时在全国的80多个“第一”。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纷纷来襄樊取经，首次全国十大工业明星城市会议后来也在襄樊市一招（樊城宾馆）召开。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总理谷牧、孙健先后来襄樊考察并对襄樊的工业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襄樊的经验发言成为整个会议谈论的热点。在这之后许多城市慕名前来参观访问、取经学习。70年代襄樊那份风光，一如80年代的深圳特区。　　人才的引进、现代科技的注入使襄樊工业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进化。原有的工业完成了升级换代的改造，一批属于高科技领域的工厂、一批具有时代领先水平的高新技术和一批高科技产品在这些人才支撑下先后诞生。　　对于襄樊工业，曹野在襄樊的这个时期类似于地球生物的“寒武纪时代”，寒武纪时代是生物物种进化大爆发的时代，其典型标志为“三叶虫”化石。而襄樊工业的进化，曹野则是一个公认的标志。曹野为这座农耕经济包围中的古老城市向现代工业化城市迈进奠定了基础，一个现代新型工业体系和产业集群在襄樊基本形成。往更深的层次看，曹野更大的价值似乎不仅仅是在工业上的贡献。在当时整个中国处于文革极左路线和思潮统治的年代，曹野就大胆的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较早的认识到了科技的力量和人才的价值，率先打破了中国人事制度的坚冰，为襄樊营造了一个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和人才的小气候。曹野的人才战略和工业发展思路为后来襄樊荣登“十大工业明星城城市”榜首奠定了基础，而“十大明星城市”的桂冠也使襄樊人赢得了从未有过荣耀。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名字。　　作为现代襄樊人，没有哪个名字能像他这样具有强大的共振效应。只要提到这个名字，人们脸上都会生出一种敬仰，一种少有的冲动和激情，并且被人们共同赋予一种传奇的色彩。　　　　这个名字就是曾在襄樊担任过市委书记的曹野。当我决心要写这个人物时，却感到难度很大，因为这个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的人物，流下来的资料却十分有限。 &　　我从党史办借了一本厚厚的组织史，翻过来找过去也只查到关于曹野的这样一点痕迹：在原襄樊市市委班子成员名录中1971年5月——1973年2月期间有曹野的名字并在括号中注明为“第一副书记”；　　在中共襄阳地委领导名录中1972.11月——1975.8月这一阶段有曹野的名字；证明他1972年11月到1975年8月曾是中共襄阳地委常委、副书记；　　在原襄樊市委主要领导人名录中只有一行简单的记载：1973年2月——1975年8月任中共襄樊市委第一书记。　　从组织史上看出，曹野在襄樊工作过四年多，真正做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市委书记）只不过短短的2年半时间。　　两年半，如果以天数来计算，曹野在市委书记的任上不过900天左右。如同白驹过隙，可是他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这样深远的记忆！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于是探寻曹野的心理也更加强烈。除了当时各大报刊报道襄樊时偶尔提到曹野的名字。所能找到的文字资料十分有限。　　有关曹野的资料大部分珍藏在无形的博物馆，珍藏在襄樊人不灭的记忆中。时隔30多年的采访中，人们提到起他仍然充满敬仰。谈到曹野的故事，人们如数家珍。　　老市民们提到曹野，都是充满感激与怀念，他们说，“曹野太值得写了，早该写了，你这次算是完成了我们多年的一个夙愿。”　　“襄樊当年哪像个城市，街不像街，路不像路，也就是个大菜场，从曹野手里才开始抓城建，在曹野手里襄樊才像个城市了。”　　“那时候哪有什么工厂，全都是些手工作坊，从曹野时代才算有了工业，基础都是他打下的……”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科技人员提到曹野都会百感交集——在讲述自己辉煌的经历时他们会顺便说一句“我还是曹野时代引进人才调过来的。”话语中蕴含着一种自豪。 &　　描述自己时下的艰难，他们往往说：“要是曹野时代那个气候，我们怎会沦落到这步田地？”谈到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的红火与兴旺，他们会充满眷恋地说：“说实话，这还是曹野时代打的基础呢。” &　　提到某个没落破产的行业或者企业，他们会说：“多好的基础呀，要是像曹野那样抓下去，那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提到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稍许上了年纪的人们往往会感叹不已，“曹野时代，我们襄樊在外面名声大得很呢！那时全国学襄樊，我们襄樊人走到哪里都引来羡慕的目光，那时候的襄樊人泡得很呢！”　　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人也认为：“曹野嘛？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对襄樊工业发展的贡献确实值得总结。要写襄樊的工业你必须了解曹野，这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　　我注意到，许多人在提到曹野时都把他的名字与“时代”联系在一起。 &　　其实曹野在襄樊工作的那个时代正是文革中后期。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时代，而曹野却创造了襄樊的工业时代。　　只要翻阅一下当时全国的报刊出版物，看看那连篇累牍的文章，每篇文章角度不同，但“关键词”无非都是“革命”、“斗争”、“路线”“批判”之类。　　这个时候的曹野却在襄樊使用“生产”、“发展”、“科学技术”、“人才”这些词句。 &　　当整个季节还处在寒冷的严冬时，曹野已开始在冰封的土地上掘地播种了。他以自己的智慧超越了时代，努力为襄樊工业发展营造一种春天的气候。这才有了人们记忆中的“曹野时代”。　　正是由于曹野打下了基础，襄樊这座原本只能在阅读《三国演义》小说时才会被偶然记起的古城，才会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一度奇迹般跃入中国十大明星工业城市行列。当时“十大工业明星城市”主要有常州、襄樊、无锡、佛山、潍坊、沙市、洛阳、咸阳、牡丹江等。这些城市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相当于后来的深圳、宁波、珠海等特区城市。1983年，中宣部曾与工业出版社一起，以这十大工业明星城市的工业发展经验编辑出版了一套共计十册的《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丛书，最先面世的就是《从零起步的襄樊》。襄樊，荣耀的排在了十个明星城市之首！20年后的今天我从当时主编这本书的孙读声同志（曾任市委工交工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手里找到了《从零起步的襄樊》这本书，找遍10多万字，虽然没有一处提到曹野，但了解襄樊历史的人从那些真实的数据和艰难的起步过程中都不难看出，无论是工业布局、发展思路、招引人才，曹野的影子和思想无处不在。这也正好与我采访到的一些人物对曹野的评价形成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现在看来，曹野推行的是一种超越历史的城市发展之路——这种超前思维使襄樊打了近10年提前量，或者说曹野为襄樊赢得了比其他城市提前10年起步的宝贵时间。 &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襄樊工业，曹野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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