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眼里，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功高盖世、罪恶滔天”。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历史的主流、主线、主题方面具有“功高盖世”的地位，但即使这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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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历史虚无主义”？&&&&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　　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　　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　　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　　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 彭劲秀：无限上纲的“文革”遗风可以休矣&&&& 日前，拜读了一篇《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其观点似曾相识，毫无新奇之处，依然是沿用过去的老套路、老腔调：挥舞政治帽子唬人、抡起政治棍子打人，仅此而已。&　　梁柱说：“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于是断定“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梁柱说的这幅画我没有看到过，不好妄加评论。但是，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在那个饥饿到“人相食”的年代，既无粮食救命，又不准外逃求生，只有就地等死，与监狱何异？如果有人把这段历史如实地写出来告诉人们，难道就是“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难道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丑化”？难道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难道就是“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难道就是“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如照梁教授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认定的“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第563页）和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第873页），党史的认定和时任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记述，是不是“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是不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丑化”？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不是“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不是“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说如实记述这段历史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那么，肆意歪曲、刻意掩饰这段历史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呢？&　　梁柱说：“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并说“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好的，我们就按梁教授认定的“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的、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三条标准对三年大饥荒问题对照一下：&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大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第873页）这能算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吗？“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第884页）这能算是“促进社会进步”吗？“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这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姑且不加上两年的数字及其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人相食”惨剧，这能算是“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吗？&　　大饥荒是极其惨烈、不堪回首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开篇就说：“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尹文说：“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萧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尹曙生举出与我近在咫尺的凤阳县为例。他说，凤阳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县委书记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好了，我不忍心再举其它实例了。面对千百万在和平年代被活活饿死的冤魂，我怎么能丧尽天良，抹杀史实，自欺欺人地大唱“莺歌燕舞”？&　　至于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更是罄竹难书。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一书披露，“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在《读刘丽英回忆录》记述，曾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过的中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在《往事回首》一书中披露，“文革”中，“事实上，在辽宁被割喉处死的有三十多人，张志新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她还说：“‘文革’十年中，辽宁省有两万五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南方周末，E24往事阅读版，日）。面对如此血淋淋的史实，我怎么能泯灭人性，中了邪般地狂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大饥荒的悲剧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人们如实地记述当年的史实，并非是为了给谁“抹黑”，也不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丑化”，主要是为了缅怀千百万饿死的骨肉，告慰千百万屈死的魂灵，让人们牢记历史的失误，吸取历史的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然而，现在有人一旦见到这样的记述，或者听到与他们不同的声音，不是心平气和、有理有据地交换意见，展开讨论，澄清争议，取得共识，而是像挖了祖坟似的，气急败坏地把不同意见诬为“造谣”，甚至将这些调查研究成果视作“阶级敌人”的“抹黑”、“丑化”和“颠覆”，这种闭眼不看事实，刻意掩饰真相，只会依仗政治帽子唬人的伎俩是难以服人的，除了欲盖弥彰，充分暴露自己的无理、虚弱和野蛮之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凡是有良知、有胆识的史家，他们只知道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因为，有大量活生生、血淋淋的史实足以支撑自己的观点，说明问题，根本没有必要依仗政治势力、挥舞政治帽子唬人。而那些妄图抹杀历史的人则不然，他们不愿尊重历史，不敢面对史实，总是喜欢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千方百计地歪曲、掩饰历史真相，却声嘶力竭地攻击别人“灭史”；他们惯于用“真相”、“揭秘”之类的名义歪曲、掩饰历史，却攻击别人“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其实，他们正是这样干的。某些人不是正在张罗出版以所谓“真相”为名的大部头“巨著”，以“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吗？但是，任何掩饰、歪曲、抹杀历史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嘲弄和惩罚，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令人可鄙的是，作为年届八旬的老教授，置身于著名的高等学府，皓首穷经，理应以自己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和与人为善、以理服人的学者风范，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钦佩和景仰。然而，他却甘做“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鲁迅语）。对别人的不同意见统统上纲上线为“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挥舞政治帽子唬人、抡起政治棍子打人的恶劣行径和作风，实乃内心虚弱、蛮不讲理的表现，人们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见得多了，毫不感到新奇。&　　现在，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人们不再愚不可及，对是非早已具有相当的独立思考和鉴别真伪的能力。对梁老教授的这篇高论，我刚才统计了一下，在读者投下的1297票评价中，赞成和肯定诸项加起来共80票，仅占6．17%。这充分说明广大读者的人心向背。过去一手遮天，对公民的发声动辄给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或“现行反革命”等政治帽子的行径早已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摒弃，无限上纲的“文革”遗风可以休矣。现在，有人重新祭起这样的破旧玩意儿唬人，徒增笑耳，何足道哉！&更多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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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坦白：网名：土车阿里，男，回族，五九年生于北京一个军人家庭。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78年入读人民大学。祖上是西部的少数民族，在古时被中原汉文化主流社会统称为“胡人”，故本人所言所文皆为一派“胡说”。鄙人健康的活了大半辈子，至今没开过刀但经常使刀（菜刀），政界、业界、思想界一直没太出头儿，一次喝高之后把姓名上的顶子全掀了，晒晒阳光淋点儿雨，兴许出个头儿、发个芽儿，最起码儿不容易腐败变质。可去了房顶的“土车”又不像人名，看着像个东西，还不是好东西，但经过自我考证安慰说：盘古开天地时肯定用过，是件实用东西。但本人绝对不是东西，是人；一个脚踏在黄土地上自由溜达、刨食、看景的土人。（感觉好像绕进去了，有问题！据最新统计：与我同姓名者：全国50866人，重名太多了，“土车阿里”就只我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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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侯把 English 读为“应给利息”的同学当了行长；读为“阴沟里洗”的成了小菜贩子；读为“因果联系”的成了哲学家；读为“硬改历史”的成了政治家；读为“英国里去”的成了海外华侨；而我一不小心读成了“应该累死”! 欢迎朋友们闲得没事，常来逛逛，，金钱越分越少，快乐越分越多！
（土车阿里敬告博友：本博所转载的文章仅代表原文作者的观点，提供朋友们多渠道多侧面的信息源，对错真伪的判断权属于每一个读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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