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爆炸原理为什么不是以中心为原点的半圆型 而是圆型

下列没有使用说明方法的句子是
A、赵州桥的桥洞不是普通半圆形,而是像一张弓。 B、另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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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赵州桥的桥洞不是普通半圆形,而是像一张弓。 B、另
叫做华、赵州桥的桥洞不是普通半圆形、另有一种比晕小的彩色光环。 C。 D;&nbsp,从近处瞻仰纪念碑,……一种可以称为“阵地战
下列没有使用说明方法的句子是
[&nbsp,踏着石道、我越过广场。 B、风沙的进攻主要有两种方式; ]
A;&&nbsp。一种可以称为“游击战”,徐徐走到纪念碑台阶前,而是像一张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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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如图,在锐角∠MAN的边AN上取一点B,以AB为直径的半圆O交AM于..
已知:如图,在锐角∠MAN的边AN上取一点B,以AB为直径的半圆O交AM于C,交∠MAN的角平分线于E,过点E作ED⊥AM,垂足为D,反向延长ED交AN于F.小题1:猜想ED与⊙O的位置关系,并说明理由;小题2:若cos∠MAN=,AE=,求阴影部分的面积.
题型:解答题难度:中档来源:不详
小题1:(1)DE与⊙O相切. 理由如下:连结OE.∵AE平分∠MAN,∴∠1=∠2.∵OA=OE,∴∠2=∠3.∴∠1=∠3,∴OE∥AD.∴∠OEF=∠ADF=90°即OE⊥DE,垂足为E.又∵点E在半圆O上,∴ED与⊙O相切.小题2:∵cos∠MAN=,∴∠MAN=60°.∴∠2=∠MAN=×60°=30°,∠AFD=90°-∠MAN=90°-60°=30°.∴∠2=∠AFD,∴EF=AE=. 在Rt△OEF中,tan∠OFE=,∴tan30°=,∴OE="1." ∵∠4=∠MAN=60°,∴S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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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已知:如图,在锐角∠MAN的边AN上取一点B,以AB为直径的半圆O交AM于..”主要考查你对&&圆的认识,正多边形和圆(内角,外角,中心角,边心距,边长,周长,面积的计算),弧长的计算 ,扇形面积的计算 &&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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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的认识正多边形和圆(内角,外角,中心角,边心距,边长,周长,面积的计算)弧长的计算 扇形面积的计算
圆的定义:圆是一种几何图形。当一条线段绕着它的一个端点在平面内旋转一周时,它的另一个端点的轨迹叫做圆。在一个个平面内,线段OA绕它固定的一个端点O旋转一周,另一个端点A随之旋转所形成的图形叫做圆,固定的端点O叫做圆心,线段OA叫做半径。相关定义:1 在同一平面内,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叫做圆。这个定点叫做圆的圆心。图形一周的长度,就是圆的周长。2 连接圆心和圆上的任意一点的线段叫做半径,字母表示为r。3 通过圆心并且两端都在圆上的线段叫做直径,字母表示为d。直径所在的直线是圆的对称轴。4 连接圆上任意两点的线段叫做弦。最长的弦是直径,直径是过圆心的弦。5 圆上任意两点间的部分叫做圆弧,简称弧。大于半圆的弧称为优弧,优弧是用三个字母表示。小于半圆的弧称为劣弧,劣弧用两个字母表示。半圆既不是优弧,也不是劣弧。优弧是大于180度的弧,劣弧是小于180度的弧。6 由两条半径和一段弧围成的图形叫做扇形。7 由弦和它所对的一段弧围成的图形叫做弓形。8 顶点在圆心上的角叫做圆心角。9 顶点在圆周上,且它的两边分别与圆有另一个交点的角叫做圆周角。10 圆周长度与圆的直径长度的比值叫做圆周率。它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通常用π表示,π=3.……在实际应用中,一般取π≈3.14。11圆周角等于相同弧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12 圆是一个正n边形(n为无限大的正整数),边长无限接近0但不等于0。圆的集合定义:圆是平面内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其中定点是圆心,定长是半径。圆的字母表示:以点O为圆心的圆记作“⊙O”,读作O”。圆—⊙ ; 半径—r或R(在环形圆中外环半径表示的字母); 弧—⌒ ; 直径—d ;扇形弧长—L ;&&&&&&&&&&&&&&&&&&&&&&&&&&&&周长—C ;&&&&&&&&&&&&&&&&&&&&&&&&&&&&&& 面积—S。圆的性质:(1)圆是轴对称图形,其对称轴是任意一条通过圆心的直线。圆也是中心对称图形,其对称中心是圆心。 垂径定理:垂直于弦的直径平分这条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2条弧。逆定理:平分弦(不是直径)的直径垂直于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2条弧。(2)有关圆周角和圆心角的性质和定理① 在同圆或等圆中,如果两个圆心角,两个圆周角,两组弧,两条弦,两条弦心距中有一组量相等,那么他们所对应的其余各组量都分别相等。②在同圆或等圆中,相等的弧所对的圆周角等于它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圆周角与圆心角在弦的同侧)。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90度的圆周角所对的弦是直径。圆心角计算公式: θ=(L/2πr)×360°=180°L/πr=L/r(弧度)。即圆心角的度数等于它所对的弧的度数;圆周角的度数等于它所对的弧的度数的一半。③ 如果一条弧的长是另一条弧的2倍,那么其所对的圆周角和圆心角是另一条弧的2倍。(3)有关外接圆和内切圆的性质和定理①一个三角形有唯一确定的外接圆和内切圆。外接圆圆心是三角形各边垂直平分线的交点,到三角形三个顶点距离相等;②内切圆的圆心是三角形各内角平分线的交点,到三角形三边距离相等。③R=2S△÷L(R:内切圆半径,S:三角形面积,L:三角形周长)。④两相切圆的连心线过切点。(连心线:两个圆心相连的直线)⑤圆O中的弦PQ的中点M,过点M任作两弦AB,CD,弦AD与BC分别交PQ于X,Y,则M为XY之中点。(4)如果两圆相交,那么连接两圆圆心的线段(直线也可)垂直平分公共弦。(5)弦切角的度数等于它所夹的弧的度数的一半。(6)圆内角的度数等于这个角所对的弧的度数之和的一半。(7)圆外角的度数等于这个角所截两段弧的度数之差的一半。(8)周长相等,圆面积比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面积大。点、线、圆与圆的位置关系:点和圆位置关系①P在圆O外,则 PO&r。②P在圆O上,则 PO=r。③P在圆O内,则 0≤PO&r。反过来也是如此。直线和圆位置关系①直线和圆无公共点,称相离。 AB与圆O相离,d&r。②直线和圆有两个公共点,称相交,这条直线叫做圆的割线。AB与⊙O相交,d&r。③直线和圆有且只有一公共点,称相切,这条直线叫做圆的切线,这个唯一的公共点叫做切点。AB与⊙O相切,d=r。(d为圆心到直线的距离)圆和圆位置关系①无公共点,一圆在另一圆之外叫外离,在之内叫内含。②有唯一公共点的,一圆在另一圆之外叫外切,在之内叫内切。③有两个公共点的叫相交。两圆圆心之间的距离叫做圆心距。设两圆的半径分别为R和r,且R〉r,圆心距为P,则结论:外离P&R+r;外切P=R+r;内含P&R-r;内切P=R-r;相交R-r&P&R+r。圆的计算公式:1.圆的周长C=2πr=或C=πd2.圆的面积S=πr23.扇形弧长L=圆心角(弧度制)× r = n°πr/180°(n为圆心角)4.扇形面积S=nπ r2/360=Lr/2(L为扇形的弧长)5.圆的直径 d=2r6.圆锥侧面积 S=πrl(l为母线长)7.圆锥底面半径 r=n°/360°L(L为母线长)(r为底面半径)圆的方程:1、圆的标准方程: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以点O(a,b)为圆心,以r为半径的圆的标准方程是(x-a)2+(y-b)2=r2。特别地,以原点为圆心,半径为r(r&0)的圆的标准方程为x2+y2=r2。2、圆的一般方程:方程x2+y2+Dx+Ey+F=0可变形为(x+D/2)2+(y+E/2)2=(D2+E2-4F)/4.故有:①当D2+E2-4F&0时,方程表示以(-D/2,-E/2)为圆心,以(√D2+E2-4F)/2为半径的圆;②当D2+E2-4F=0时,方程表示一个点(-D/2,-E/2);③当D2+E2-4F&0时,方程不表示任何图形。3、圆的参数方程:以点O(a,b)为圆心,以r为半径的圆的参数方程是 x=a+r*cosθ, y=b+r*sinθ, (其中θ为参数)圆的端点式:若已知两点A(a1,b1),B(a2,b2),则以线段AB为直径的圆的方程为 (x-a1)(x-a2)+(y-b1)(y-b2)=0圆的离心率e=0,在圆上任意一点的曲率半径都是r。经过圆x2+y2=r2上一点M(a0,b0)的切线方程为 a0·x+b0·y=r2在圆(x2+y2=r2)外一点M(a0,b0)引该圆的两条切线,且两切点为A,B,则A,B两点所在直线的方程也为 a0·x+b0·y=r2。圆的历史:&&&&& 圆形,是一个看来简单,实际上是十分奇妙的形状。古代人最早是从太阳、阴历十五的月亮得到圆的概念的。在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曾经在兽牙、砾石和石珠上钻孔,那些孔有的就很圆。到了陶器时代,许多陶器都是圆的。圆的陶器是将泥土放在一个转盘上制成的。当人们开始纺线,又制出了圆形的石纺锤或陶纺锤。古代人还发现搬运圆的木头时滚着走比较省劲。后来他们在搬运重物的时候,就把几段圆木垫在大树、大石头下面滚着走,这样当然比扛着走省劲得多。&&&&&& 约在6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轮子——圆型的木盘。大约在4000多年前,人们将圆的木盘固定在木架下,这就成了最初的车子。&&&&& 会作圆,但不一定就懂得圆的性质。古代埃及人就认为:圆,是神赐给人的神圣图形。一直到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才给圆下了一个定义:圆,一中同长也。意思是说:圆有一个圆心,圆心到圆周的长都相等。这个定义比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前275年)给圆下定义要早100年。&&&&&& 任意一个圆的周长与它直径的比值是一个固定的数,我们把它叫做圆周率,用字母π表示。它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π=3.……但在实际运用中一般只取它的近似值,即π≈3.14.如果用C表示圆的周长:C=πd或C=2πr.《周髀算经》上说"周三径一",把圆周率看成3,但是这只是一个近似值。美索不达来亚人在作第一个轮子的时候,也只知道圆周率是3。魏晋时期的刘徽于公元263年给《九章算术》作注时,发现"周三径一"只是圆内接正六边形周长和直径的比值。他创立了割圆术,认为圆内接正多连形边数无限增加时,周长就越逼近圆周长。他算到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圆周率,π= 。刘徽把极限的概念运用于解决实际的数学问题之中,这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一项重大的成就。祖冲之(公元429-500年)在前人的计算基础上继续推算,求出圆周率在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最早的七位小数精确值,他还用两个分数值来表示圆周率:22/7称为约率,355/113称为密率。 在欧洲,直到1000年后的十六世纪,德国人鄂图(公元1573年)和安托尼兹才得到这个数值。现在有了电子计算机,圆周率已经算到了小数点后六十万亿位小数了。正多边形的定义:各边相等,各角也相等的多边形叫做正多边形。 正多边形和圆的关系:把一个圆分成n等份,依次连接各分点所得的多边形是这个圆的内接正n边形,这个圆叫这个正n边形的外接圆。 与正多边形有关的概念: (1)正多边形的中心:正多边形的外接圆的圆心叫做这个正多边形的中心。 (2)正多边形的半径:正多边形的外接圆的半径叫做这个正多边形的半径。 (3)正多边形的边心距:正多边形的中心到正多边形一边的距离叫做这个正多边形的边心距。 (4)正多边形的中心角:正多边形的每一边所对的外接圆的圆心角叫做这个正多边形的中心角。 注:正n边形有n个中心角,这n个中心角相等且每个中心角为。圆的计算公式:1.圆的边长即的周长C=2πr=或C=πd2.圆的面积S=πr23.扇形弧长L=圆心角(弧度制)· r = n°πr/180°(n为圆心角)4.扇形面积S=nπ r2/360=Lr/2(L为扇形的弧长)5.圆的直径 d=2r6.圆锥侧面积 S=πrl(l为母线长)7.圆锥底面半径 r=n°/360°L(L为母线长)(r为底面半径)8.圆心角所对的弧的度数等于弧所对的圆心角的度数;9.圆周角的度数等于圆心角的度数的一半;10.圆外角的度数等于圆外角所对的长弧的度数与短弧的度数的差的一半;11.扇形圆心角n=(180L)/(πr)(度)。弧长:在圆周长上的任意一段弧的长弧长公式:n°的圆心角所对的弧长l的计算公式为。(n是圆心角度数,r是半径,l是圆心角弧长。)扇形:一条弧和经过这条弧两端的两条半径所围成的图形叫扇形(半圆与直径的组合也是扇形)。显然,它是由圆周的一部分与它所对应的圆心角围成。扇形面积公式:(其中n是扇形的圆心角度数,R是扇形的半径,l是扇形的弧长。)设半径R,1.已知圆心角弧度α(或者角度n)面积S=α/(2π)·πR2=αR2/2 S=(n/360)·πR22.已知弧长L:面积S=LR/2
发现相似题
与“已知:如图,在锐角∠MAN的边AN上取一点B,以AB为直径的半圆O交AM于..”考查相似的试题有:
735111715747685671736105722875688649彩虹为什么都是半圆型的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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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为什么都是半圆型的
彩虹为什么都是半圆型的
水滴是圆的,反射的阳光形成的虹也应该是圆的,只是在地面上观测受到限制,才无法看到圆的虹
彩虹是因为阳光射到空中接近圆型的小水滴,造成色散及反射而成.阳光射入水滴时会同时以不同角度入射,在水滴内亦以不同的角度反射.当中以40至42度的反射最为强烈,造成我们所见到的彩虹.造成这种反射时,阳光进入水滴,先折射一次,然后在水滴的背面反射,最后离开水滴时再折射一次.因为水对光有色散的作用,不同波长的光的折射率有所不同,蓝光的折射角度比红光大.由于光在水滴内被反射,所以观察者看见的光谱是倒过来,红光在最上方,其他颜色在下.
造成彩虹的光学原理很多时候会见到两条彩虹同时出现,在平常的彩虹外边出现同心,但较暗的副虹(又称霓).副虹是阳光在水滴中经两次反射而成.两次反射最强烈的反射角出现在50°至53°,所以副虹位置在主虹之外.因为有两次的反射,副虹的颜色次序跟主虹反转,外侧为蓝色,内侧为红色.副虹其实一定跟随主虹存在,只是因为它的光线强度较低,所以有时不被肉眼察觉而已(参看).
彩虹其实并非出现在半空中的特定位置.它是观察者看见的一种光学现象,彩虹看起来的所在位置,会随著观察者而改变.当观察者看到彩虹时,它的位置必定是在太阳的相反方向.彩虹的拱以内的中央,其实是被水滴反射,放大了的太阳影像.所以彩虹以内的天空比彩虹以外的要亮.彩虹拱形的正中心位置,刚好是观察者头部影子的方向,虹的本身则在观察者头部的影子与眼睛一线以上40°至42°的位置.因此当太阳在空中高于42度时,彩虹的位置将在地平线以下而不可见.这亦是为甚么彩虹很少在中午出现的原因.
彩虹由一端至另一端,横跨84°.以一般的35mm照相机,需要焦距为19mm以下的广角镜头才可以用单格把整条彩虹拍下.倘若在飞机上,会看见彩虹会是原整的圆形而不是拱形,而圆形彩虹的正中心则是飞机行进的方向.主站无法访问时,请使用照片中国后备域名: 或  或 老照片域名: 均可跳转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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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试验
中国核试验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年轻人占了68%,26―35岁占了25.5%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曾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问题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回忆,年轻的科研团队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计算繁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当时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院士经常和同事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非常重要的参数,但又怀疑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因此需要通过试验来验证。于敏为这件事情想了好几天,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突然梦中惊醒过来,抓着夫人的手大声喊道“有了,有了,我清楚了,我清楚了!”
  李鹰翔说,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上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时条件有限,上海那边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出门都是自己带着铺盖卷。
  当时计算机要用计算带打出结果,非常繁琐,而且计算带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装。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用来小心查看每一条纸带,因为每一个计算机打的眼都不能破裂,如果破裂就可能导致丢失正确的数据。
  从1965年9月起,经过100来天的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上海,并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
  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8%,26―35岁占了25.5%,两者之和则超过90%。
  “金银滩”上的青春奋战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谷子面,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菜汤
  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
  今年已经70岁的王菁珩曾任221厂的厂长。王菁珩1960年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1961年1月,王菁珩与4名同学从北京出发到兰州。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火车,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只能坐以闷罐车为主的“混合列车”。西北的冬夜寒风刺骨,当时他们中3人仅穿一件小棉袄。一名同学脱下唯一的一件棉大衣,4人围坐着盖起来,还是被冻得手脚麻木。列车运行了近10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西宁站,可是从西宁到基地还是没有交通工具。快过年了,4人在西宁呆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一辆向基地送日用品的货车。他们坐在卡车的咸菜坛子上面,顶着刺骨的寒风,辗转到了基地。
  当时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谷子面,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王菁珩说,那时虽然艰苦,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乐观向上。
  当时的保密要求很严,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省矿区办事处。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得很黑,但是从事的事业又不能跟家里讲。曾有同志回家后,孩子问:“爸爸,你在矿区工作,是不是挖煤炭的?”爸爸只能回答说:“是啊。”
  李鹰翔说,4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科研人员要有当年那样的自信。
  (据《中国青年报》)
  地平线上出现两颗太阳(现场目击)
  讲述人:“两弹”功臣之一李振先,69岁,亲眼目睹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过程,现为中山大学退休教授
  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爆炸前一个月,我受命从221厂去新疆罗布泊。因为我是搞爆炸实验的,所以去罗布泊主要是测试氢弹爆炸时电磁辐射的信号和数据。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设备安装、调试后,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
  6月17日上午8时20分,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时我戴着厚厚的防护镜,有幸目睹了这一场面。
  只听一声巨响,闪出一道炽热的白光,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强烈的光辐射,伴随着“呼、呼”的声音排山倒海般地袭击过来,真的好吓人。 虽然我距离爆炸中心58公里,但仍能感觉到强大的冲击力。13秒钟后,天空中渐渐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聂荣臻元帅亲自指挥了这次氢弹实验,当时我距离他只有十几二十米,他的镇定和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时20分,即氢弹爆炸后4个小时,防化兵开车载着我直奔爆炸中心。氢弹是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爆炸的,但地面仍然变成了一片虚土,足有半米厚。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核武器的爆炸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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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泊-中国核试验军事禁区
罗布泊-中国核试验军事禁区
  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在西部升起,无数国人为之动容。为了纪念40年前的壮举,本报记者专访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顾问、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回忆起当年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幕幕历历在目的往事仍令他激动不已。
  氢弹研发揭秘
  法国总统为落后于中国拍桌子
  如果说原子弹的成功部分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有前苏联专家帮助的成分,那么氢弹的成功则是在外界对我国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奇迹。
  抢先:中国研制氢弹比美国少用4年半
  “原子弹爆炸后,氢弹技术的研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鹰翔回忆说,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但氢弹的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为复杂。“跟原子弹相比,氢弹绝不仅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是原理的突破。”
  但是中国人还是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就提出要求: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而中国科学家却出人意料地将这一时间提前了。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是6年零3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为什么中国能搞得这么快,这在世界科技界成了一个谜。”
  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氢弹却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第四。“当年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出中国这么快研制出氢弹的原因。”
  创新:从“全民办铀矿”到“技术民主”
  如果说原子弹的成功还部分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有前苏联专家帮助的成分,那么氢弹的成功则是在外界对我国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奇迹。
  对此,李鹰翔有他的一套解释,他说首先有中央决策者的指示,毛主席特别要求“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另外有一点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真是聪明。”虽然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尚不强,但中国科学家的头脑却毫不逊色,当时的王淦昌、于敏等一批国家各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都被汇聚到核武器研制中来。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这些科学家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界的领导人才。”
  1958年,正在全国搞“大跃进”的时候,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后来反观这两个口号虽然有大跃进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好处还是很多的。通过“全民办铀矿”积累了一定技术力量和专家队伍。
  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李鹰翔说,“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负责制造工作的技术工人,都可以到黑板上写出自己的想法,汇聚科学思想的火花。
  “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是最能激发潜能和积极性的。”
  李鹰翔激动地说,4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两弹精神今天仍然是取得成功的法宝。
  氢弹爆炸纪实
  领航员一度忘记投下氢弹
  由于执行的任务万分重要,心情比较紧张,领航员在心中还一直默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所以飞临指定区域时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按钮。
  -择日:一年中“良辰吉日”并不多
  其实早在日,中国就进行了氢弹的原理试验,不过当时只对外宣称“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李鹰翔说,氢弹爆炸的日子在科学家快马加鞭的工作下被一再提前,“周总理曾提出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科学家把这一时间提前了,聂荣臻元帅提出争取在1967年国庆节前完成,又被科学家提前了。科学家搞的实在太快。”
  氢弹爆炸的具体日期如何选择?李鹰翔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气。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当中找到适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因为是由飞机空投氢弹,所以首先要考虑天气是否适宜飞机飞行,另外高原风沙天气多,也不能因为风沙影响了投弹的视野。当时的气象设备虽说比不上现在的,但它还是能精确地推算出哪一天的天气最适宜。”
  空投:忘记投弹爆炸迟了20分钟
  日空投试验当日,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7时40分,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徐克江机组已经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8时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
  李鹰翔告诉记者,因为爆炸威力非常大,飞机投下氢弹后需要立即飞离该区域,否则有被氢弹的巨大冲击波冲击的危险。可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拐了个弯飞走了。“怎么回事?”亲临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问,空军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过了20分钟,轰-6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一颗太阳。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少的这一个动作就是“忘了按自动投掷器”。他说,由于执行的任务万分重要,心情比较紧张,他在心中还一直默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所以飞临指定区域时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
  氢弹基地解密
  金银滩下一个秘密藏了20年
  对氢弹和原子弹的问题,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它的绝密性,直到第一颗氢弹爆炸20年后的1987年,这些秘密才逐渐揭开面纱。今年4月28日,随着核基地地下指挥中心正式对外开放,青海的金银滩草原和一个名为221厂的基地才逐渐走进公众的视线。
  保密:孩子以为爸爸是挖煤的
  “可以说氢弹研制的保密工作是滴水不漏。”李鹰翔告诉记者,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厂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195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研究基地选址小组,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最后经过比较,选址小组还是觉得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较为合适,并且易于移民。1963年前后,生产和实验部门先后迁往青海研究基地。1964年上半年,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其余部分也先后迁往青海。至此,我国第一支核武器研究力量就都集中到了青海221基地。
  今年70岁的王菁珩是221基地的前厂长。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1960年,他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儿?西宁。叫什么单位?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从北京的科研院所,东北的军工企业奔赴221基地。在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事关国家机密。但是,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始终都在遵守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该问的不要问,知道的也不要说”。
  所有有关氢弹的事,他们都对家人守口如瓶,有人回到家,孩子问在哪工作,说在矿区工作,孩子看爸爸晒得很黑,就问爸爸是不是挖煤炭的?而在221厂内部,保密也是无处不在。“从这个车间到那个车间都是不能随便通行的,每个人只能持有规定车间的通行证,在当时这样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非常普遍,而全厂通行的通行证只有几位科学家和领导才有。”
  用途:曾为一级科学家准备地下掩体
  李鹰翔说,前不久刚刚解密的221厂地下指挥中心实际是一个地下掩体,“考虑到战备需要,遇到紧急情况时,一定要尽全力保护这些国宝级的科学家,地下掩体就是为疏散科学家而修建的。”
  从建成开始,它只使用过两次,分别是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前的演习。“当时一旦遇到情况,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科学家就可以疏散到掩体中,里面有通风、发电装置,还有通讯保障装置。”
  李鹰翔说,对氢弹和原子弹的问题,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它的绝密性,直到第一颗氢弹爆炸20年后的1987年,才出版了一本名叫《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的书,这才算是第一次“解密”,向社会公开披露了氢弹和原子弹的一些情况和细节。“这本书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在国外大使馆和情报部门很多人都有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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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已经高度近视,略有些背驼,头上华发稀疏。他便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1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15年过去了,许多不可以说的也可以说了。
  靠古诗词安眠
  78岁的于敏告诉记者,目前,他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体很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如今还挂着个顾问的头衔。
  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他一边说一边给我们背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国产土专家”
  于敏,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钱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致力于打破核垄断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他与王淦昌、王大衍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没有出过国的大科学家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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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
罗布泊:记录中国崛起的不屈与执着
  罗布泊,一个意味着“多水汇聚之地”的名字,一个现实中飞鸟难渡的死亡绝地。生存与梦想,死亡与绝望,共同演绎在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
  纵观共和国的崛起史,罗布泊承载了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原子弹、氢弹的相继爆炸,一批批元勋、先烈的勇于牺牲,罗布泊这个美丽的名字如同一方相册记录着共和国强大的轨迹,它在历史中干涸,却又在历史中繁衍着生生不息的中华精神。面对困阻的不屈,不怕牺牲的执着,这是绝望的罗布泊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梦想始于罗布泊。日下午3时,随着一声震天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罗布泊的天空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原子弹的“靶场”,原子弹的试验基地,在寸草不生的戈壁荒野,这可能是唯一的现代“痕迹”。正是这点痕迹宣告了中国成为第五个有核国家,宣告了中国不再是任人欺凌的弱小民族。
  为了这点痕迹,一穷二白的中国付出了太多。
  “脱裤子当了,也要搞导弹、原子弹。”
  “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砂砾饭,笑谈渴饮枯水浆。”
  曾经的豪言壮语见证了“两弹一星”梦想背后的艰辛。
  还记得,当时设备资金跟不上,中国的铀提取甚至采用“土法制铀”,紧急时队员自愿裸露接触,为了那么几克、十几克的核材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也还记得,“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一次核爆试验失败后,勇于担起总指挥的职责,单身进入基地抱起未爆炸的核弹。
  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强盛。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评价的那样:“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两弹一星”代表着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从这个时代中升腾而出的不屈和执着一直在激励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后,我们有了洲际导弹,有了核潜艇;而后,我们实现了载人航天,实现了嫦娥奔月,实现了从“两弹一星”到“进军太空”的跨越。
  今天,我们将载人航天精神看作“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它生动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的不屈与执着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上天的梦想,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一次又一次划破苍穹,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为之付出了青春、家庭乃至生命。当载人航天成功后,我们看到“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悲喜交加、泪流满面。
  为了上天的梦想,杨利伟等航天员的魔鬼训练常常要以五年、十年来计。在离心机中,每个航天员都无数次去经历高重力加速度下的面部变形、泪水横飞。他们中有的上天了,成了英雄;但更多人默默无闻,低头鏖战。
  “两弹一星”传承下来的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载人航天集中体现的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从一穷二白到国力昌盛,从绝地走来向太空奔去。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在美国人登上月球40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聚焦罗布泊。还是这个美丽的名字,还是这块荒芜的土地。在不屈与执着的精神鼓舞下,我们在绝地中看到了中国的崛起,看到了共和国国防科技的日益强大、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
  这是一股将中国人拧成一股绳的精神实质,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解密——
  “两弹元勋”最高奖金仅20元
  1964年的一声巨响炸开了束缚共和国强盛的藩篱,原本以神秘与荒芜著称的罗布泊由此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两弹一星”的起源地。
  很多人将那场核爆称作罗布泊的闪光,固然是因为原子弹爆炸时强烈的光辐射,但更多地却是执着于共和国强盛的闪光。强盛从此而始,我们有了“两弹一星”,我们实现了载人航天,我们还在向往着月亮,向往着遥远的太空。
  “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对于原子弹,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战略上藐视,但战术上足够重视。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正是在那时起的随后几年中,共和国与核研究有关的科学家、专家开始汇聚罗布泊,十万大军开始汇聚罗布泊,所有与核制造有关的工厂将目光对准了罗布泊。一座高达百米的铁塔在罗布泊逐渐被树立起来,代表着中国国防力量的“罗布泊的闪光”就在这座铁塔上爆发。
  这一瞬间闪光的背后是数不清的艰辛与复杂。探矿,挖矿,加工,提取……先从南方的矿山开始,再把经过粗加工、细加工、精加工的半成品送到北方的工厂,北方的工厂加工后又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提取。可以说,核心材料铀235的提取辗转了大半个中国,任何一道工序都不能少,任何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技术标准。1964年初,当时的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一次会上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时任国务院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的赵尔陆上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罗布泊的“蚊子水”喝起来松乎乎
  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建造以及后来的运转都是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国情下实现的。从建设基地的工程兵到进行核心研究的科技人员,奋战在罗布泊的每个人都经历过忍饥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阶段。
  有的科研人员在食堂没有吃饱,就冲点酱油汤和黄糖水、含颗蜜枣顶一顶。很多人开玩笑地说,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可以坚持工作1个小时以上;吃一颗蜜枣,可以坚持工作1个半小时以上。在当时的罗布泊,部队驻扎地周边可以吃的如沙枣树籽、骆驼草等植物,几乎都被拿来充饥了。
  陈士渠将军后来曾回忆说,那时候很多人都在喝“蚊子水”。因为没有水源,战士们收藏了部分雨雪水,时间长了水里积了很多蚊子。杯里有厚厚的一层蚊子,有的已经煮熟沉到水底不好捞出来。而且蚊子太多,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不能看,端起来就喝,喝起来松乎乎的,别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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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5年,杨振宁看望身患癌症的邓稼先时,问起国家为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的事情。邓稼先说:“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原来,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发给整个“两弹”科研队伍的奖金总数仅仅1万元钱,受奖机构自身又拿出一部分钱按照10元、5元、3元的级别分下去。邓稼先当时拿到了最高的奖励级别,但每一个“弹”只有1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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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城曾建有17公里的铁路专线,如今这条专线仍在使用
原子城曾建有17公里的铁路专线,如今这条专线仍在使用
  上世纪60年代,杨宜城在“金银滩”核基地从事过核反应堆工作。他说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永恒的财富。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三十多位粤籍的221厂技术员和工人安置回广东。几十年的西北高原经历让他们几乎忘记了粤语,十几年来,他们在重新适应着家乡的生活。
  现在,广东这些“两弹”人员,不管是退休在家的老教师,还是继续在商场拼搏的老板,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时西望青海,怀念着“金银滩”那头顶蓝天,脚踏草原的岁月。
  杨宜城是广东普宁人,虽然71岁了,但还坚持每天去天河立交粤能大厦的办公室,那里有他自己开的公司。
  杨宜城对记者说,他现在是3家公司的董事长,7家公司的董事,商业上的成功得益于当年221厂积累下来的技术和拼劲。
  日,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杨宜城还是一个武汉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大四的学生。那时,他还没想到自己一年后命运也会与我国的“两弹”事业联系起来。
  一到221厂就搞反应堆
  杨宜城告诉记者,1965年,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次年,氢弹研制也在紧张进行着,221厂一下子从全国各大高校要了850名学生,杨宜城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武汉大学物理系去了两个人,我是班长,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类人,因此被要去了青海。” 杨宜城回忆说。
  但毕业后的第一年,杨宜城并没有立即进入“金银滩”。那时,全国各地来的学生以“北京大学生劳动实习大队”的名义在青海湖周边搞“四清”工作。
  1966年7月,杨宜城进入了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实验部三室。当时,九院的设计部、实验部和生产部都在221厂。“刚进221厂的时候,因为我是‘调干生’(上大学前工作过),觉悟高呀,实验部副主任胡仁宇找我去谈话,让我去搞反应堆,这份工作辐射污染危险非常大。”
  此后,杨宜城一直在胡仁宇领导下工作。胡仁宇是我国“两弹”事业的功勋人物,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就是科研室负责人,此后,又转入氢弹技术的实验工作,担任了实验室副主任。1985年9月,胡仁宇接替了病重的邓稼先担任九院院长。
  杨宜城告诉记者,实验部是原子弹、氢弹研制的核心部门,主要承担模拟实验、冷实验和热实验,还承担了后来的核潜艇研究。而杨宜城负责的是零功率反应堆中子能谱测量和300号反应堆的组织安装,并担任机械组的副组长。
  刚到221厂,杨宜城住的是单身宿舍,就是将军楼附近,十个人一间房,每天要坐5公里的车去六分厂(爆轰场)做实验。
  就这样,杨宜城在“金银滩”一呆就是4年,直到1969年随九院搬迁到四川绵阳。
  对于在“金银滩”工作的那几年,杨宜城用三个“非常”来形容:非常危险,非常保密,非常不好找老婆。“我们那一年去的850个青年学生,基本上都是单身,很多人的婚姻耽误了。外面的人一般18岁就结婚了,而我们开玩笑说要18‘公岁’(36岁)才能结婚,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回来的人到19‘公岁’(38岁)才结婚。”
  而与其他同事相比,杨宜城找对象似乎更难。“我老家是广东的,别人前后给我介绍了十几个对象,但一调查都有海外关系,你说我这份工作哪能找有海外关系的人为妻?”为此,直到32岁的时候,杨宜城才结婚,可是妻子还是有个亲戚在香港。为此,他还在“文革”时被人告了密。
  1978年,杨宜城调离九院,回到广东工作。如今,早已退休的杨老不甘寂寞,经营着自己多家公司,但忙碌的他从没忘记“金银滩”那段岁月。1999年他特意回过221厂体会往昔的岁月,3年前,他回访四川绵阳九院时,还曾赋诗一首:
  裂变聚变共一家,两弹一星强中华;
  东风西风同球舞,矛尖盾硬惩恶邪;
  中子穿甲如稀泥,激光聚变似神箭;
  炎黄子孙十三亿,统一大业谁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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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夫妇向记者展示“两弹”纪念章和荣誉证书
陈飞夫妇向记者展示“两弹”纪念章和荣誉证书
  结婚时不知丈夫的职业
  今年69岁的陈飞是221厂的工程师,1964年从清华无线电半导体专业毕业后就去了青海,为中国的核事业奉献了28年的青春。现在陈老和老伴蔡华英都是广东省电子技术学校退休教师和职工。回想起那28年的岁月,陈老一脸感慨。
  陈老夫妇1971年结婚,因为蔡华英在广西钦州市人民医院工作,两人分居了5年。
  “结婚的时候,我只知道他在青海工作,究竟在青海什么地方,干什么都不知道,写信的地址也只是‘兰字839部队’,或者‘西宁市××信箱’等,他从不跟我说具体的工作。结婚后,同学都说我傻,都不知道人家干什么的,在哪里的,还嫁给他。”说到这里,蔡华英爽朗地笑了。
  防空袭机器藏到农村
  毕业时,陈飞在班里是最早被中央组织部要走的人,当时他只知道去青海,不知道去干什么,也不知道具体去什么地方。当时教导主任曾经找他单独谈过话,说让他去青海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条件会很艰苦。1964年8月,陈飞坐火车到青海西宁报到。
  陈飞报到的时候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前夕,美苏成天威胁说要对核基地进行空袭,“221厂的人很多都撤离了基地,像我这样刚毕业的学生就暂时没去那里了。记得当时连很多机器也被藏在了农村里了。”
  陈飞说,我国第一次试爆的原子弹体积很大,差不多有半个火车头那么大,当时无线电技术用得并不多,因此不具实战性。因此他进221厂后,221厂主要的工作是使核武器小型化,实战化,以能达到装备部队的要求。
  “我一去基地就做‘定型’,就是按部队提出的参数设计达到实战水平。我在学校学的是无线电半导体专业,因此主要是研究原子弹的控制系统。”
  陈飞说,离开“金银滩”15年了,一直没有回去看看,今年7月他准备和老伴重返“原子城”,体会一下两弹爆炸年代的生活。
  难忘“金银滩”的爱情岁月
  与陈飞相比,今年47岁的曾启南对“原子城”的怀念更加强烈。曾启南是广东梅县人,3岁随父母去221厂。在“金银滩”,他与祖籍韶关的莫信芳恋爱,结婚。1992年,夫妇两人调到花都工作。
  曾启南说,到广东15年多了,他现在还很怀念“金银滩”,“那里人际关系简单,有人情味、亲情感,人与人之间交流容易。我记得,那时候我出去打牌时不锁门,怕妻子没带钥匙。”
  曾启南还能清楚地回忆他与妻子在高原草场上浪漫的爱情。“谈恋爱的时候,我经常偷父母的自行车,载着她去草原采蘑菇,去青海湖玩,翻过金银滩的山,骑车不久就可以到了。这段时光太令人怀念了。”
  “我现在经常去我家附近的兰州拉面吃饭,因为老板是青海人,我们聊起一些事情来就像是老乡。” 曾启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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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厂“末代厂长”王青珩
221厂“末代厂长”王青珩
  “末代厂长”核工厂的33年
  王青珩,1960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被分入了第九研究所,也就是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从上世纪60年代参与筹建221厂开始,他从一线基础技术工作做起,到上世纪80年代末221厂撤厂时当上厂长,他亲历了221从出生、成长、辉煌到谢幕的整个过程。
  记者:您是怎么去221厂的?
  王青珩(以下简称王):1960年我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到了第九研究所,就是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很快,就让我到前方基地去了。从221厂的筹建到撤销,我在那里工作了33年,头顶蓝天,脚踏草原,3年最困难的时期,队伍筹建最艰难的时期我都经历了,一直到1964年队伍基地建成。
  梦想激励着我们
  记者:都说在那里工作条件艰苦,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最艰苦的是哪方面?
  王:回忆起来,创业初期,条件艰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自然条件艰苦、高原缺氧,年平均温度在零下0.4℃,四季不分明,每年有八九个月穿棉袄,春秋时候总有大风沙和沙尘暴,水不到80℃就开了。
  记者:毕业分配怎么选中您的,有同学和您一起去吗?什么时候知道是去研究原子弹?
  王:我是1961年1月到基地去的,是学校毕业分配的。当时,我们学校有4个人分配到了221厂。我记得学校党支书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说我们要到遥远的西北工作,是核工业方面的工作。我们4个都是独生子女,家庭背景简单,被选去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觉得那里是干事业的地方,心里觉得很温暖,好像那里有梦想激励着我们。
  记者:怎么去基地的?
  王:那时,铁路只通到兰州,到西宁的车只是试运行,我们到了兰州站后,就要去搭那种混合车厢,也就是闷罐车,那趟列车上只有一节客车车厢,没有暖气。
  车一到,我们就一起爬上去了,没灯,没服务员,连门都关不上。有个同学有件棉大衣,我们另外3个都穿得很薄,不知道西北原来这么冷,冻得难受。正在那个时候,有人说,我们跑到前面去吧,我们也不知道车停多久,摸黑下了车,向前面狂跑。
  经过三次辗转,终于爬上了客车的车厢,虽然那个时候里面没有暖气,但是比装货的闷罐车强多了。我们几个围在一起,那个有棉大衣的同学把他的大衣脱下来,盖在我们腿上。
  刚到基地住窑洞
  记者:一直长在北京,到了西宁是不是感觉落差特别大?
  王:到了西宁,发现街上没啥人,所有的副食品都要票才能买,除了酱油膏。不过,用火车票一人可以买一条黄鱼,我们就一人买了一条,烤干了,我第一次尝到了青海特产黄鱼的味道。在西宁的办事处,我们领到了四大件,狗皮帽子、一件棉大衣、一双大头鞋、一块单毛毡,当时,工地有车出来拉春节的副食品。粉丝、咸菜,我们就穿着四大件,上了大卡车,坐在酱菜坛子上,晃晃悠悠地向基地去了。
  记者:刚去的时候,你们都干些什么活?
  王:当时正施工劳动呢,有40多个人已经在那了。我们分在不同的组,几个同学分到了混凝土队、钢筋队,我被分到了油气工队,去了以后住的都是窑洞。洞上就土做顶棚,用红柳条糊上泥巴做半圆的帐篷,里面只有土炕。
  记者:当时全国都挺困难的,对你们应该有优待吧,你们吃什么?
  王:当时干部是定量的,一人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副食,顶多就有点白菜帮子、咸菜和腐乳。每天早晨喝的都是黑乎乎的青稞粥,一点咸菜,半块腐乳,中午和晚上半个青稞馒头,除了粘牙,吃了还作气,一碗白菜汤,不少人吃了以后得了浮肿。有一段时间,吃谷子面,很多人便秘得厉害,一些同志实在痛苦极了,就用手去抠。在窑场里,我们还自己烧砖,冬天天寒地冻的,每天从早干到晚,晚上一上床,浑身就像散了架。
  记者:那时候,和当地的牧民有接触吗?
  王:当时,小电厂开始发电了,由于备件不足经常停电,食堂停电了,只好让我们上山打红柳条拿回来做饭,按照规定一个人一天要打30斤。旁边的那座山,看起来很近,其实有3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到山脚下。
  下山的时候,看到牧民帐篷里冒出了白烟,就经常有人建议去牧民那里坐一坐,牧民说着生硬的汉语特别热情地接待我们,给我们奶茶喝,我们也拿出春节发的一丁点烟回敬给牧民。直到后来,中央知道了基地生活的困难,硬是从军队那里“化缘”化到了许多黄豆、罐头、咸菜,支持了几个基地。
  夫妻只能周末团聚
  记者:分黄豆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开心?
  王:(笑)是啊,我就参加了那次分黄豆,到仓库的400米长的路上排成了长龙,背的背,扛的扛,很快就完成了卸货的任务。这对稳定队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队伍站住了脚跟,就能造出原子弹了。
  后来,厂里也下决心要抓好生活,建设了农、牧、渔业三个专业队,种蚕豆、油菜,下河捕鱼,职工们自己也到河边开一块小荒地,种上土豆、青菜。青海省政府还拨来了40000多头牲口,建了国营牧场。
  那时候,有身孕的女同志,想吃好东西没办法,捕鱼队分了黄鱼,黄鱼的内脏有毒,不能吃,有的孕妇就把内脏放在盆子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晒出点鱼油来沾着馒头吃。
  后来,厂里盖了房子,就是几栋楼房,领导们带头搬进了帐篷,把楼房让给了工程技术人员住,双职工的因为没有房子只能分居,一到周末,同宿舍或者同帐篷的人临时到别的帐篷挤挤,让室友可以夫妻团聚。
  记者:后来真正到了为造原子弹作准备,您是从学什么开始的?
  王:我后来分到了一个负责加工炮轰实验探测装置和模具的车间。车间里承担一种小探测装置,要求加工的精度非常高,由于设备刚刚调试,运行得不好。加工的时候满足不了要求,那次,王凎昌王老戴着眼镜,穿着一件长皮衣看望大家,他听了汇报以后,说现在有困难不要紧,只要好好商量,问题就可以解决。等王老再次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笑了,说还是你们的“三结合”搞得好,也就是干部、技术工人、生产工人结合得好,那时候气氛非常民主,只要是关于技术的问题和想法,不管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工人还是专家,都能发言,而且都可以畅所欲言。
  材料遭破坏没人敢进厂
  记者:那时候,饿好像是最通常的印象,有没有吃饱的时候?
  王:有啊,草原上虽然生活单调,只有露天电影可以看,但是草原天气多变,一会晴空万里,一会大雨倾盆,这样的天气是最好的长蘑菇的时候,大家三三两两地跑到草原上,一般在废弃的羊圈里雨后会冒出许多蘑菇,很多人口袋装不下了,就把外裤一脱,两个裤腿一扎,这是用来装蘑菇的最好的工具。(大笑)我们去得晚了,错过了,就把吃剩的罐头空盒,用铁丝一绑,去拣田里剩下的野萝卜,小拇指那么粗,一个上午可以捡一小盒,用柴一烧,就能美餐一顿了。
  记者:在那样的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是不是特别单纯,特别真诚?
  王:想起来那段日子,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真是特别纯真,我记得后来我搬到了窑洞里,10多平方米的窑洞,我们两家住。中间用油毛毡和板条间隔就是墙,小锁在铁丝上一挂就当是锁门了,房子里就一张床,一个炕和一个灶。有一天我煤气中毒了,那天早晨一起来我就发现头特别疼,我就大声叫对门的邻居,说我可能是煤气中毒了,他们两口子立刻跑了过来,把我送进了医院。还煮了香喷喷的大米粥给我喝。
  记者:听说“文革”期间,基地遭到的破坏比较严重,后来怎么恢复的?
  王:“文革”期间,基地破坏确实比较严重,“文革”后,尤其是核材料的东西破坏得特别严重,当时职工人心惶惶。后来职工不敢进车间工作,当时党支部提出,车间领导跟班劳动,表示有了问题领导负责的态度,打消了工人的顾虑,生产才逐渐恢复了。
  任厂长时遭遇退休风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当领导,情况怎么样?
  王:我一上任就遇上了退休风,当时因为流传个别退休政策要变,很多人抢着退休。7000多人的厂,一下子退休了1000多人,还有2000多待业青年。25岁、26岁了还找不到工作,很多人心理负担特别严重。后来想办法解决这些待业青年的问题,采取职工出一点,厂里补贴一点的办法在外面买招生指标,送这些待业青年到合肥培训安排就地就业。很多人还被安排到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就业。
  记者:撤厂的时候,很多职工是不是很反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可以说是家园都没有了?
  王:那是1987年,我们从省里拿到了文件,由主管的上面的领导召开了厂方领导会议,宣布221厂撤厂正式开始。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议论很多。其实在那以前,消息老早就开始议论了。后来召开了技术工人、技术干部等三个座谈会,大家都很激动。当时作为厂里的领导,我也觉得压力很大,想了很多办法去安置这些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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