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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名词解释：管卡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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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卡压&&&&指工矿企业制定的管理规章制度（厂长分工负责制、学徒制度、考勤制度、薪酬计件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质量检验制度，上级对下级的严格要求，等等。因为现代大生产，需要研发、生产、市场推广、核算等多部门合作，各个环节都有标准化要求；没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就无法完成衔接、整合。而这些东西文革中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统统称为“管、卡、压”，说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应该予以“批判”、屏弃。&&&&其中主要的指控说，刘少奇、邓小平搞的是“马钢宪法”的那一套，搞一长制，搞专家治厂，不依靠群众，不做思想政治工作，关起门来订规章制度。破坏和干扰毛泽东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工人被迫要死记硬背那些烦琐的规章制度；而且在崇洋迷外思想压制下，产品只准“仿”，不许创。典型例子是搞一项革新，工人要经过七道关卡，一张《技术革新表》有什么“革新设想”、“革新效果”、“革新预算”等等项目，工人没法填，看了感到哭笑不得，认定它是扼杀技术革新运动的“鬼门关”。束缚了工人社会主义积极性。&&&&流行于年。一方面适应打倒刘邓的政治需要，以列举罪行，制造舆论，在“大民主”的政治旗帜下，鼓动人们把自发的郁积、不满转化为直接的造反行动，一方面是建立文革新秩序的合法性需要。其间隐含的逻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强调“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延安道路”，地方分权将中共社会基础的工农阶级和大多数干部融入建设过程、倚为主体，避免高度依赖技术专家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苏联道路”。[注1]张春桥、姚文元甚至说：“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要总结一个没有规章制度的典型”。&&&&在“火烧一切规章制度，彻底解放工人”的冲击下，“造规章制度的反”、“造管、卡、压的反”，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指挥生产，没有计划、规程、调度，造成生产协调的混乱；纪律松懈，放任自流，有些人不干活到处瞎混，可以领到同样工资，形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氛围；同时，操作规程被冲垮了，违章指挥、盲目蛮干恶性膨胀，质量、安全事故自然增多了[注2]；取消了成本核算，说是“三年不算账，钱也跑不到外国去”，会计人员下放劳动，会计工作处于混乱和半瘫痪的状态。那时侯，一提起生产谁也不敢抓也不敢管，成了传染病。&&&&1976年以后拨乱反正初期，曾以划分合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来否定文革反管理、反现代化的民粹主义思想，把它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的。一定程度上仍然无法摆脱大民主的观念魔咒和群众情绪惯性，仍指斥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198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强调管理和日渐完善的科层制组织，从意识形态和实践两方面恢复了规章制度的权威。[注3]&&&&2000年代，也有稀弱声音怀念文革的狂飙时代，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各种管卡压，没有人敢以权威和老子自居，认为这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了高度民主的风气。高度赞扬充分的学术民主、真正的技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解放，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注1]参见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打天下出身的一大批大老粗中共工农干部，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管理需要，他们的思想情绪也与主张摈弃管卡压的思潮天然合拍。成为刘邓倒台的原因之一。[注2]年工矿企业年平均事故死亡16119人，较年增长2.7倍。[注3]同时大学教育里企业管理成为人们趋之若骛的热门，学界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经济管理名著。&&&&（参考资料：新华社记者《革命解放了生产力》，《人民日报》；王澈《再评所谓“管卡压”》，《人民日报》；Prince《中国在“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誓死捍卫&&&&立下誓愿，表示宁死、到死也要坚持捍卫的志向、行动不变，要“用鲜血和生命”来证明献身的虔诚。是政治表态的一种誓言。流行于文革十年。最常见的用法是：“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亦曾偶用作“誓死捍卫江青同志”。&&&&它是把话语环境看成尖锐对立到阶级斗争具有你死我活严重性质时的盟誓，已经超出通常话语范畴，是一种激烈的政治行为。当时的红卫兵诗歌豪横地写道：“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它的指向，1966年是刘邓资反路线，1967年是为了夺权而争锋相对的不同群众组织，1976年是被一举粉碎的四人帮。&&&&它不是基于认识-判断的理性行为，而是基于崇拜、信仰、激情的盲目冲动。不要求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冷静地分析是非、利弊，趋利避害，而是为了虚幻的政治正确，抓住某些口号的只言片语，放纵沸腾的热血支配自己的行为。偿付代价远远大于实际收益。忠不忠于毛泽东成为人们裁判名义上的终极标准。只问立场、阵营，不问是非。所以文革武斗就往往带有了某种准宗教战争的性质，[注1]其残忍程度远远超出了理性所能控制的范围。敌人和自己的生命都被献作这一崇高祭祀的“牺牲”、贡品。“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诗意花环被虚矫地点缀在那些荒芜的坟头。&&&&于是才会有武斗双方都是为了同样的信仰、口号，打成一团、血流成河，还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的惨剧。所以从语言事实看，“誓死捍卫”最流行的年恰恰与武斗最烈的两年同时。[注2]而从大火、洪水的肆虐中，抢出毛泽东画像等崇拜礼器也是倍受赞赏的“誓死捍卫”壮举。&&&&当派性组织1969年陆续退场后，“誓死捍卫”的有效性在逻辑上虽未失效，还在惯性推搡下滑行，仍然是杀敌立威的重型武器，但却失去了大规模群体冲突的现实基础。&&&&文革后，“誓死捍卫”成为人们批判嘲弄、嬉笑怒骂的对象，被认作阴魂不散的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奴性孑遗。&&&&2000年在价值多元化时代的话语流通中，被极端修辞爱好者招来用于戏拟式的调侃、反讽：“服务器遭受非法攻击《诛仙》誓死捍卫玩家权益”，“HC们誓死捍卫的那些高僧”，“景德镇誓死捍卫千年瓷都品牌”，“犹他爵士盐湖城迎战马刺誓死捍卫‘魔鬼主场’”……虽然还保留了部分非此即彼、不共戴天的争斗性质，但已经消散了昔日铮铮杀伐的硝烟味、血腥味，更多凸现的是操弄者逗闷子、不当真的顽童心性。&&&&[注1] 与以利益纠纷掠夺为目的的普通战争不同，在对待俘虏上，宗教战争把杀人和“牺牲”作为对“主”的奉献，那些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的屠杀就具有了精神上满足的价值了。这也是文革武斗杀俘的心理依据。&&&&[注2]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分布的峰值期是1966年（4.01%）、1967年（24.75%）、1968年（36.12%）、1969年（10.70%）、1976年（6.69%）。&&&&（参考资料：邵燕祥《忽然想到“誓死”》，《人民日报》；温相《林彪对江青的集中吹捧揭密》，“飞扬军事” ；google）裴多菲俱乐部&&&&它（Petofi Circle）是成立于1956年，由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和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记者等知识分子参与讨论国事的社会团体。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命名。[注1]同年10月他们提出要求在匈牙利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工人自治，对拉科西时期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民族尊严和反对苏联大国主义等要求。在要求改组政府、苏联撤军的群众集会中与军警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被苏共等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人组织、反革命的舆论工具”，匈牙利事件[注2]的“发起者和组织者”。&&&&1957年发动反右的动机之一，是对匈牙利事件的预悸。裴多菲俱乐部就成为当时套在右派头上的方便魔咒。如章伯钧曾提出，把“只有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委员、党派干部以及参加政协的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才能作成员”的文化俱乐部的“服务对象”，扩大为包括“北京市区和郊区各大学教授和其他方面的大知识分子”的一般建议。在反右中被指责为要把“文化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就认定：陈谦参加文艺界反革命集团，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1959年庐山会议为彭德怀罗织的“军事俱乐部”罪名，就是从“裴多菲俱乐部”得到灵感演绎而成的。&&&&因此在年代的话语流通里，它成了“异端”、“反革命阴谋”、“文人造反”、“颠覆”、“罪行”的同义词，带有不祥甚至恐怖的意味。&&&&为了给文革造舆论，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个批示里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段名言使用虚拟（“据说……基本上……如不认真改造……”）的口气、修辞技巧，有利于推卸举证责任，麻痹敌手，使之产生侥幸心理，飘忽、游移的形式意味抹淡了内容的严重性，是为了给结论的武断、荒诞留下政治上进退自如的广阔空间。但在文革该批示被祭起来实际运用时，就成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杀伤力强大、令人恐怖战栗的权威论断。“1956年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搞暴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就是一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和知识分子的团体，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当前，我们国内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也正是“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前奏”。&&&&一时间，文联和所属各协会被诬蔑为“裴多菲俱乐部”，强行解散；上海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被认定“裴多菲俱乐部”，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为党内副部长、军队少将以上领导干部提供休息、健身舒适环境的“北京市人委交际处招待所”，因设在北海西侧的养蜂夹道1号，被人们习惯称为“养蜂夹道”。文革中被说成是“走资派”开黑会串联、阴谋篡权的“裴多菲俱乐部”，激起人们在“民可使由之”的信息闭锁中形成的窥视欲，对奢靡生活的艳羡和仇官的怨恨、狂躁的报复冲动。以此为名的冤狱遍于国中。&&&&滥用这一罪名的结果，造成了普遍的神经过敏惯性联想：只要有几个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爱好文艺的人在一起说唱弹琴，就会被工宣队或阶级斗争观念强的运动积极分子扣上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严重的，会被送去劳改、劳教，有的则被分配到极为边远的地区工作，在那些地方度过大半辈子，有的则因政治身份恶劣、生存状态艰难，直到中晚年才结婚成家……&&&&1976年天安门事件前夜，决策层认定群众性吊唁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为了给邓小平栽赃就说“存在一个地下 ‘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2000年代，中国学界对此甚少梳理。有研究者认为，裴多菲俱乐部对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大致限于运动的初期。在运动展开时期其成员已经各自行动，作为独立组织的裴多菲俱乐部不再有统一活动，实际上不复存在。到10月23日以后，真正影响历史走向的，除了苏军的铁血坦克之外，还有匈牙利社会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纠葛、激荡的民众情绪以及纳吉新政府的权威和力量。&&&&[注1]裴多菲（），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在1948年革命中他发表《爱国者之歌》等作品，号召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并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牺牲。&&&&[注2] 在苏联军队撤离时期，针对共产党和保安警察的报复行动在布达佩斯展开：10月23日至11月3日约有2千多人死亡。11月 3日，苏军坦克部队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随后近两个星期抵抗与镇压的血腥战斗，匈牙利有2万多人丧生，15万人被迫逃离匈牙利，沦为难民。人民推举出来的政府总理纳吉被判死刑，死在绞刑架上。&&&&1989年 1月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同年 5月，匈共中央为纳吉平反，称他“在当时的特殊的环境下，为拯救国家而斗争”。&&&&(参考资料：巴金、周而复、柯灵、唐韬、章靳以、郭绍虞、赵家璧、严独鹤、罗稷南 《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军报》日；sbsni《裴多菲俱乐部》，“百度百科”；张文红《裴多菲俱乐部的主要活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2期)罪该万死&&&&诅咒语。形容一个人的罪恶大到了极点，即使处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消他的罪过。生命刑作为最高刑罚已经是刑罚的极限、剥夺的极致。俗语说人死债清的解释之一，包含了在法律报应前提下对死者的尊重。近代以前，中外都有滥用死刑、死刑崇拜的历史。[注1]而在中国古代绝对皇权观念体系中，“罪该万死”成为“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见证、补充、饲养；人格权、生命权都只是皇权的献祭（还要“谢主龙恩”）。它是等级制度下，卑贱者的性命也不足抵偿他对尊贵者冒犯的刑罚制度、话语系统。&&&&注定应该被现代文明唾弃的该词，在、1969年三年爆发式流行。[注2]罪该万死的原因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反动透顶”，首当其冲的罪名是政治上“反对毛主席”、“丑化革命领袖”。它既是狂迷群众情绪的随机宣泄，又能进一步从反面有效地神化毛泽东；“罪该万死”煽惑着对受害者“死有余辜”、“千刀万剐”、而且要“再踏上一万只脚”的邪火、虚火，仍不解恨，毁灭激情在迅速增长、淤积着。人虽然不能事实上死一万次，但它却不止是徒劳无功的诅咒，为泄愤、卑怯的在世折磨、荼毒，颁发了许可证。所以才有抄家、批斗、带高帽子、坐土飞机、剪阴阳头、关牛棚、惩罚劳动、请罪……一类酷刑和人格侮辱肆行无忌。&&&&连个人放弃生命以最后维护尊严的自杀，也被认作“畏罪”、“自绝于人民”，抗拒革命，玷污运动的正义性、合法性，更加罪该万死了。&&&&它的适用范围，还被无限扩大及于“批判鲁迅”（可能只是客观分析）、“恶毒攻击解放军”（也许是略有不同意见）、“镇压革命群众”（没有及时支持）、“隐瞒反动历史”、“毒害青少年”（介绍古今中外文化知识）、“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丑化劳动人民”（仅仅由于认定者不熟悉作者的表现手法）、“里通外国”（多数是嘘寒问暖的普通通信）……无须严格搜集证据，也不用形成因果关系的完整证据链，甚至也无需是严重侵犯人身安全、社会秩序的重罪，哪怕只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只要有革命群众、造反派空口白牙的指认就可以拍板定谳。反革命罪的死刑判处、核准、执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达到了恐怖的高潮。即使过往历史也可以成为当下溯及、现实惩罚的理由，如“剥削有罪，罪该万死”。&&&&这一诅咒语的流行，极大地助长了文革的暴力，而它的极端形式是滥杀和虐杀。对人格尊严和生命权的随意剥夺、践踏、漠视，达到令人发指的极端。而人们却像被梦魇住了一样，麻木地放任罪行肆虐。&&&&吊诡的是，1976年对四人帮的诅咒竟也是“罪该万死”：“……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郭沫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2000年代压缩限制死刑的呼声，在中国法律界、新闻媒体受到普遍关注。2006年12月疯狂杀害11人，并将其中一名受害者掏心挖肺、剜眼挑筋，甚至烹炒了心肺的邱兴华，由于判处、执行死刑前没有提供受刑者申请的精神病司法鉴定，而受到广泛质疑、批评。但人们对滥用职权、股市坐庄、房地产暴利、教育腐败、私人矿主、“亲日派汉奸”，仍然口出恶语――罪该万死。也只是快活快活嘴而已。&&&&[注1]秦律中的死刑有4种：戮，处死前先予刑辱，然后斩首；弃市，杀之于市，与众弃之；石桀，裂其肢体而杀之；定杀，抛入水中淹死或生埋。另外还有族、枭首、车裂、腰斩、镬烹等。西方中世纪也有焚刑、绞刑、割耳、割鼻、挖眼、挖内脏等野蛮残忍的刑罚。现代人权观念（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将生命权神圣化，开启了废除死刑的思潮和实践。到1980年代，世界上没有死刑和不处死刑的国家共85个，在全球180个国家中占47%。&&&&[注2]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分布的峰值期为1967年（14.23%）、1968年（25%）、1969年（11.54%）、1976年（7.70%）。&&&&（参考资料：邓坚荣《全国共诛之 全党共讨之》，《人民日报》；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牟丕志《我们怎样看人命？》，；张进德《邱兴华的罪该万死与我们的遗憾》，“砝码的自白” ）路线错误&&&&路线是中共在政治、经济和国家发展战略上，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路线错误是对党内斗争败落者的定性、称谓。使用两条路线概念，始于斯大林1920年代对苏共党内斗争的概括。&&&&在中共党史上，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王明借撰写党史（《两条路线》）进行党内斗争，以此达到改组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一跃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政治目的；使用的核心概念就是路线斗争。在延安针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开始使用路线斗争的名词。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开始，大讲路线斗争，到文革时达到登峰造极。代表作是日―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认定刘邓派工作组是搞国民党“训政”、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路线错误），和后来多种版本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围绕路线斗争和路线错误，不断生发、层累、形成了一整套固定化的观念和斗争模式、制度化的处理措施，造成政局震荡不已的恶性循环：&&&&党内斗争被看成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持有与主流声音悖反的不同意见就是路线错误，犯路线错误者成为主要的革命对象。斗争性质既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也是组织斗争。犯了路线错误就一切皆错、绝对的错，同时期的所有问题、责任都可以推到他头上；历史上也是从来就错，“新账老账一起算”。没有具体分析的余地：不能探讨斗争双方是否有共同点，是否互有对错，错误是局部性质还是整体性质或得到纠正没有，更不论个人、集体责任的具体划分。具体工作的是非都有指导思想的是非做背景，所以“上纲上线”是纯洁党性的要求。路线错误被认定是一个完整组织体系的产物，上下一气、脉络贯通，所以要以人划线、站队，上揪后台，下扫爪牙，瓜蔓相连，才能除恶务尽。论定为首者（路线错误头子）是坚持错误的（“改也难”）。&&&&“批判从严”更加重了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因为它要求不能就事论事地谈问题，而必须从根本上认识，提高到思想认识、政治立场的高度，不能怕痛护短。便成了脱离乃至捏造事实以拔高批判尺度，建议给农民留点自留地和搞副业生产就可以被认作资本主义，是在非法制条件下一种随意性极大的惩罚措施、事实上的政治“审判从严”。所以林彪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不敢承认自己的问题，是他看到凡是顺从政治审判者都丧失权力、翻不了身。&&&&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屏弃了以“路线错误”定义党内斗争的做法，认为这一概念“多次混淆了是非”，“把一切严重的错误都归结为路线错误”，“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不科学方法”。决意“通过这种改变来抛弃我们党内斗争已有长久历史、形成沉重负累的那一套不科学方法”，在“党内争论、批评和斗争中，开一代新风”，“在民主、和睦、团结的正常气氛中，通过科学的、原则性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总要发生的是非争论”。&&&&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因修改了对三次路线错误的定位及其表述，引起了广泛关注。如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别被表述为“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右倾错误”。新的表述被认为更有分寸感，超越了当时政治局限，而更接近历史事实。&&&&（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严秀《“批判从严”该休息了》，《人民日报》；《重新定位三次路线错误》，《学习参考》2003年第1期）蹲点&&&&到基层单位，用较长时间，参加实际工作，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实践。是中共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一贯方式，在1960年代的四清中得到推广。曾广泛流行于年代。[注1]&&&&蹲点不同于一般的调查研究，不是走马看花或下马看花，而是用一段时间扎下来深入基层实际（甚至要求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参与那里的工作、生活，调查并指导那里的运动，取得具体成效和完整经验。蹲点地点的选择，是它的各种困难、问题和经验是否有代表性，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它把一个基层单位作为各级领导的据点，长期联系、连续跟踪。&&&&作为一种制度，它具有获取底层实际情况，把中共高层的全局性决策意志本地化、具体化的功能。从积极方面说，它可以使长官避免照转公文式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修正上级指示使之符合实际情况，减小损失，是少数情况（往往还要吃挂落）；从消极方面说，它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决策得到操作化的执行日程、措施，强行落实下去（通过开现场会的方式），造成损失，是多数实际（符合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则）。因此，一方面，它是全能政治、强迫命令的标志，[注2]另一方面，政治空转（效率极度匮乏的形式主义空头政治）又需要它为其装点门面，提供合法性基础，成了落实全国一盘棋的认认真真的过场。建设大寨县、学大庆运动中，蹲点是普遍性的推动形式。它成为这种双向促进的恶性循环。&&&&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级领导都有自己的点：文革开始时北京建工学院是刘少奇的点，清华是王光美的点，中国人民大学是邓小平的点，北大是曹轶欧（康生夫人）的点，江苏太仓（产生典型顾阿桃的地方）是叶群的点。它是长官意志（政策、议程）的一种生产、表达方式，也是长官政绩的表现形式，给基层单位的成绩打上自己的印记，既可以出经验，出典型，又可以出干部，成为自己圈定的势力范围、亲信（干部队伍）的生产基地，借以培植自己的人事网络。这些基层单位（点）因此成为蹲点首长树立的典型，被视为他们的禁脔，能够优先取得资源、政策的扶持，在同级干部中享有了可以夸耀的资本。&&&&在意识形态上，还被赋予了通过共同劳动、工作、生活，学习生产机能，在感情上与工人农民达到一致，防止脱离实际的官僚化倾向、保持革命精神，以防修反修的政治意义。各地均有干部深入基层每年必须达到多少月（天）或三分之一的规定。&&&&在废黜干部中待遇稍好的（或者由于不是当下的打击重点，暂时放过；或者还有相当利用价值，存而备用），也被下放到基层闲置起来，不采取强制监禁措施，有较好生活待遇，但也没有大范围行动自由；给一个好听的名义，也叫“蹲点”。&&&&1980年代随着改革深入，为了激活效益造血机能，划小核算单位，行为主体原子化，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政府干预力衰减，蹲点方法日益退出人们视野。2000年代以来，注重三农问题、公平问题的解决，再次强调政府主导、调控，各种蹲点调研活动重新浮出水面。但也有报道说，个别首长蹲点有一大帮秘书和部门头头陪着，再加上前来请示工作的官员和护驾的民警、报道的记者，每顿饭一坐倒都是五六桌。以扰民为代价来“作秀”，糟蹋了蹲点本义。&&&&[附：一桩公案&&&&毛泽东最早号召四清运动干部要蹲点，却应者寥寥；1964年，刘少奇说如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省地委书记、部长和司局长，并指示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督阵。立即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位司局长、150万干部浩浩荡荡下去。毛难免生出大权旁落感觉，多次酸溜溜地说：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1963年王光美化名董朴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搞了一个“桃园经验”，[注3]把刘少奇主张的种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等，集之于大成。1964年以中共中央名义将“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王偕刘周游14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在中共党内，下发夫人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并由首长坐镇陪夫人巡回做报告，这是第一次。触犯了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潜规则”，风头太健。&&&&刘少奇还公开说，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中共党内都知道，“开调查会”是毛在大革命时期习用并一直提倡的工作方法。这种贬损容易使人联想到是觊觎之心的流露。江青因此对毛哭诉：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王力反思录》评论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江青重大的政治性意见。毛对此后来曾多次直接、间接地发泄不满：“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日）“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日）]&&&&[注1]根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材料，该词的分布峰值期是：1964年（4.28%）、1965年（5.60%）、1966年（3.89%）、1969年（3.18%）、1970年（4.32%）、1971年(6.88%)、1972年（7.94%）、1973年（10.35%）、1975年（8.90%）、1976年（5.21%）、1979年（2.52%）。&&&&[注2]所以1967年、1968年两年“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该词分布率急跌。&&&&[注3]该文件中，诸如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根子在上面，全国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等观点，都出自毛的原创。&&&&（参考资料：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新华社《结合斗批改进行思想和路线教育 汨罗县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胜利》，《人民日报》；高华《从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章选刊；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石飞《干部下乡蹲点　“蹲”得如何？》，“人民网”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1967年1月发生在上海的，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为主体、以张春桥为打倒对象的政治示威行动。&&&&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名义抵上海处理文革事宜。次日，工总司、红革会等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告上海人民书》。8日，成立张姚主导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毛泽东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9日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人民书》……拉开上海夺权“一月风暴”序幕。&&&&1月12日，在 “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宣布：“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1月中旬至2月初，上海先后发生过4次部分造反组织向市委、市政府夺权的行动。日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工总司二兵团等造反组织夺权；1月22日上三司再夺权；1月24日红革会夺权[注]和2月2日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夺权。由于未获控制政局的张春桥认可，均以失败告终。&&&&1月23日凌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次日，闹市区针锋相对地贴出了“张春桥≠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署名复旦“孙悟空”），和《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1月26日，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认为张春桥对群众组织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文化大革命有面临流产的危险。1月27日夜，他们从市委党校将徐景贤抓到复旦大学扣押，企图寻找突破口。上海警备区奉命派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全副武装的4个摩托车排和1个步兵连，追到复旦大学，被学生堵在校门外。红革会在全市散发《一二八事件真相》传单，在南京路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的大幅标语。&&&&1月28日晚，红革会系统各校负责人和上三司等组织代表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开会，张春桥、姚文元主动到场，受到红卫兵当面尖锐批评和指责，被困6个小时。1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了有2万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1月29日晚，陈伯达、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拍发特急电报（王力根据张春桥电话起草），强调“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张即命令出动几十辆广播车，并印20万份8开传单广为张贴散发。同时，王洪文受命派员上街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数万人紧急封锁人民广场，阻止与会者抵达。迫于形势，红革会取消了预定的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释放了徐景贤。&&&&日，“上海人民公社”（几天后改为“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张春桥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升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1967年5月，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日、3月15日，上海“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在文化广场召开反逆流大会。大会揪斗了红革会负责人，宣布红革会总部解散。3月24日，“揭批复旦大学1•28炮打反革命事件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红革会成员集体向毛主席“请罪”。&&&&1968年的“清队运动”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张春桥授意复旦是运动重点单位，组成了“03”专案组。大规模搜集“孙悟空”炮打张春桥的材料，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胡守钧被列为“复旦头号变色龙”。《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有些同志往往只注意历史的反革命，不大注意现行的反革命；只注意公开的活动，不大注意地下的阴谋活动。老的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还会有新的反革命分子长出来。” 日，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40万人声讨大会，胡守钧被逮捕；全市各大学、中学、电影院、剧场、音乐厅、俱乐部作分会场，上百万人听拉线实况广播。1975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胡10年徒刑。&&&&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因参加“1•28”炮打而受到打击迫害的达2500多人（不包括一般的请罪、写检查），其中被隔离审查的200多人，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440多人。在审查中有5人被逼死，6人被逼疯，许多人被打成残废。&&&&作家胡月伟、杨鑫基著有长篇小说《疯狂的节日》（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描写这次事件。&&&&[注]参与者在回忆文章中否认行动是“夺权”，只是“保护23颗印章”。&&&&（参考资料：《“炮打张春桥”事件》，“中共上海党志”《特记“文化大革命”纪略》第二章“改朝换代”， ；秦维宪 《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叶永烈《张春桥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九五命令&&&&1967年武汉“7•20事件”以后，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河南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注1]&&&&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社论发表后，全国各地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冲击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库。一些省、市、地、县军区军械库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信号枪、手榴弹、子弹等。在柳州南站一次抢了8个车皮援越军列，全是清一色全自动步枪和大批弹药。而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五不命令”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被劫夺的大批武器，促使各地武斗迅速升级。无政府主义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危险状态。&&&&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简称“九五命令”）。[注2]命令说：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注3]&&&&这一命令赋予军队自卫、制止武斗的强有力思想武器和法治依据，使之可以名正言顺地强行收缴造反派武器。军队相机组织了反击。各地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贯彻这一命令，派出大批宣传队，宣传“九五命令”，收缴枪支弹药。在形势严重地区，军队出动飞机撒印有“九五命令”的传单（10页36开大小），发动政策攻心。李德生麾下12军在安徽省2天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及大量弹药、凶器，成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决定性成效的典型。在部队主持、调停下，部分武斗的群众组织达成了停火、上缴武器的协议。但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部分。&&&&只是在“天下大乱”的惯性作用下，该命令虽然起到一定效果，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抢枪问题。毛并未彻底放弃肯定“武装左派”的意向。所以仍出现了大面积、严重抢枪事件。&&&&[注1]毛泽东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武汉“三钢三新”就拿到军队发放的枪，而上海公开发枪，组织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成为第二武装。同时中央高层也出现批评乱发枪的声音。&&&&[注2] 8月中旬，毛泽东把“揪军内一小撮”八一社论批为“大毒草”。并手令逮捕了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和关锋。他本人也处在以大乱冲垮旧有党政系统秩序和有效控制的两难之间。&&&&[注3]但同时补充：军队执行“九五命令”时要慎重，不要出问题。必要时的自卫反击，特别是开枪，要报军以上机关批准。收缴群众手中的武器时，不要轻易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参考资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文革武斗中的毛泽东》，“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扬子晚报”&&；陈扬勇《苦撑危局》，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火烧英国代办处&&&&1967年8月，在北京发生的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严重涉外事件。[注1]&&&&同年5月6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殴伤多人，拘捕21人。中国外交部在抗议声明要求港英当局立即无条件地接受其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几天后香港发生左派抗议行动，导致九龙暴乱。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随后内陆各地都进行了类似示威。5月22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反英标语。23日群众游行示威，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注2] 26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7月初，左派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集会游行，闻讯赶来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伤几名。驻守边防的中国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围。中国边防部队在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时，打死了英方几名警察。&&&&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此后外事系统造反派强行封闭外交部党委办公室，掀起了打倒部长陈毅、揪斗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的浪潮。&&&&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以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部为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于22时40分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防线，约千人从西墙、北墙、正门三面冲进代办处，肆意冲砸各类器物，并放火焚烧东、西院楼，致使9辆汽车及卧室、档案、车房、油库等房屋。[注3]&&&&《人民日报》8月23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火烧英代办2个小时后对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表讲话：“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火烧英代办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就使我们输了理。”8月26日王力迅即被隔离审查。&&&&该事件引发香港市面普遍恐慌，楼价暴跌90％。是1966年、1967年间中国与已建交和半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中性质最严重的一起，即使在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使中国对外关系、国际声誉降至“冰点”。&&&&8月底，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部分英国人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注1]此前还有北京造反派日砸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5日砸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事件。&&&&[注2]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刊载时据此作了“血腥大屠杀”标题。新华社核实的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注3]一名英国外交官事后说：“真正最恐怖的，是这群殴打袭击的暴徒中，有一些英国人，其中有一个头目还是出身豪门，她穿着手工缝制的半统靴在一幅英女王画像上跳来跳去！”&&&&（参考资料：牛军《论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章选刊；卜伟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始末》，“独角兽论坛” ；陈扬勇《苦撑危局》，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出自毛泽东的著名短语。发源于苏联，在中国是与1958年大跃进一起开始流行的。毛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断言，“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指称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西方”、“西风”），“我们”指称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是“东方”、“东风”）。&&&&从形式上看，该语使用了反复（“一天天”）、对比（“敌人”/“我们”和“烂下去”/“好起来”）、对偶（结构相同、字数相等）的修辞手法，既突出了鲜明、强烈的表达效果，又为“敌人……烂下去”和“我们……好起来”之间建立一种相关甚至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从内容上看，通过东西方二分法，把世界划分为对立、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构建起单一的身份认同和东西方对抗的刻板观念，以此建立一套以民族国家、促进人类福祉的名义，绑架民意、实现集中（专政、宰制和虐待的委婉语）的强制性知识。&&&&当时的证据之一是苏联的宇宙火箭上了天，所以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标志，说明东风压倒了西风。八届六中全会公报说，全会深信，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意志和民族主义底层情绪的双重驱力，携带着浪漫主义诗意想象和官僚主义盲动攀比，成为大跃进、“十五年超英赶美”的重要动力。此语甫出，即被广泛引用，成了许多报刊的通栏标题和四处书写的标语、反复高呼的口号。&&&&多年运转，形成了围绕“资本主义危机重重，劳动人民受尽苦难”、“美国黑人群众苦大仇深，打倒反动派彻底得解放”、“亚非拉武装斗争烽火连天，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打败美帝”、“苏修叛徒倒行逆施，内外交困日子难过”，编织故事的概念体系。&&&&在这个故事里，人们看到的是：美国在国外建立了2000多个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在30多个国家、地区派驻100多万侵略军。20年时间内，进行了10多次侵略战争和大规模武装干涉，“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南越，几十万军队被打得狼狈不堪。1967年法国把北大西洋组织和美国在法国境内的司令部、军事基地，一起赶了出去。世界霸主地位彻底幻灭。而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支配地位也已完全动摇。其对外贸易份额，从31.7%到1967年下降至16.6%，出现了6800多万美元逆差。财政赤字累计达1200多亿美元。美国工人罢工一年近5000次，黑人的抗暴斗争在短短七天内席卷全国160多个城市，华盛顿火光冲天，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联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农业搞得一团糟――市场供应紧张，国内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就连莫斯科的商店中也很少看到蔬菜和水果，家庭主妇们在“国营”商店买不到卷心菜，看不见西红柿，更不用说牛肉和猪肉了。而自由市场上却熙熙攘攘，投机分子漫天要价，为所欲为。在东欧卫星国鼓吹“有限主权”，搞社会帝国主义，坦克碾压布达佩斯、布拉格……&&&&该语的反复操作，在精致组织、煽情功能方面日臻完善，以致于在1970年《元旦社论》到达了修辞学颠峰：“过去的十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注]正是这样的故事，为人们确定和规划了生活的方向，赋予了他们以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使人们萌生爱国主义激情，并且为了“祖国”和“国家”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欢天喜地、心甘情愿地去献身祭祀和消灭、统治、压迫敌人。这种豪迈感让人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堂。没有怀疑，没有思索，有的是狂热的崇拜。&&&&即使人们生活在困难中，但仍相信暂时现象不是本质真实，坚持宣传“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哪怕报道者本人饿着肚子，周围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饥谨和武斗)，还是本着党性原则描写“莺歌燕舞”、“高路入云端”。&&&&直到1970年代末的国门开启以后，人们才看到了西方世界的高速公路、市政建设、教育福利，认清东西差距。知道了以前被刻意屏蔽、过滤掉的事实：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变成2．5%，几乎掉了一半。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1/4。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4600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0000亿美元！于是重新调整自己的世界图式和建设思路。该语遂成为虚假宣传的典型和被反复嘲弄的话柄。&&&&[注]根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分布的峰值期为：1959年（15.69%）、1960年（11.76%）、1968年（12.42%）、1969年（22.88%）、1970年（5.88%）。&&&&（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本报记者《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天津市麻纺织厂工人座谈当前国际大好形势》，《人民日报》；安希孟《东方主义的迷思》，“ 哲学门” ；旷新年《用故事征服世界》，《批评家茶座》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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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26 &&
scheler博客“旧语闲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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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56 &&
管卡压&&&&指工矿企业制定的管理规章制度（厂长分工负责制、学徒制度、考勤制度、薪酬计件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质量检验制度，上级对下级的严格要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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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07 &&
管卡压&&&&因为现代大生产，需要研发、生产、市场推广、核算等多部门合作，各个环节都有标准化要求；没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就无法完成衔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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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6 &&
管卡压&&&&而这些东西文革中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统统称为“管、卡、压”，说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应该予以“批判”、屏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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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41 &&
管卡压&&&&其中主要的指控说，刘少奇、邓小平搞的是“马钢宪法”的那一套，搞一长制，搞专家治厂，不依靠群众，不做思想政治工作，关起门来订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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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21 &&
管卡压&&&&破坏和干扰毛`泽东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工人被迫要死记硬背那些烦琐的规章制度；而且在崇洋迷外思想压制下，产品只准“仿”，不许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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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50 &&
真实，已经收藏，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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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54 &&
管卡压&&&&典型例子是搞一项革新，工人要经过七道关卡，一张《技术革新表》有什么“革新设想”、“革新效果”、“革新预算”等等项目，工人没法填，看了感到哭笑不得，认定它是扼杀技术革新运动的“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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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9 &&
管卡压&&&&束缚了工人社会主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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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57 &&
管卡压&&&&流行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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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37 &&
管卡压&&&&一方面适应打倒刘邓的政治需要，以列举罪行，制造舆论，在“大民主”的政治旗帜下，鼓动人们把自发的郁积、不满转化为直接的造反行动，一方面是建立文革新秩序的合法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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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28 &&
管卡压&&&&其间隐含的逻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强调“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延安道路”，地方分权将中`共社会基础的工农阶级和大多数干部融入建设过程、倚为主体，避免高度依赖技术专家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苏联道路”。[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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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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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04 &&
张春桥、姚文元甚至说：“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要总结一个没有规章制度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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