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海:&远征军炮兵上尉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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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炮兵上尉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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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舅父
主人公名片：金组民，浙江瑞安大沙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王曲分校）。1942年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任炮兵团上尉连长。淮海战役后随军败退台湾，1991年返回大陆与家人团聚。2007年在台湾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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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战 风 云
20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岁月。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山河破碎，国难当头，
抗日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
地处东南沿海的瑞安古城也未能例外，一批在日本和国内大中
城市求学的青年，因受战事影响，纷纷返回家乡，掀起了小城抗日救亡运动的汹涌浪潮。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胜利消息传到瑞安，群情振奋。
这天，春阳普照，瑞安县各界抗敌后援大会在孔庙前的操场上即将举行。
操场上已经聚集了数百民众，县长甘家馨亲自主持会议，二百多名身穿童子军制服的瑞中学生，整齐地列队台下。
从民国财政次长任上致仕回乡的“洋状元”项骧，率先在台上慷慨陈辞。
只见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人捋起袖子，从长衫底下掏出廿张美钞和一包银元，“哗啦”一声扔在讲台上，然后用本地话大声吼道：
“不想当亡国奴的瑞安人走出来！”
一时间，台下鸦雀无声。随后，突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掌声，紧接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
这时，台下的学生队伍中走出几名少年男女，他们快步向前，朝项骧老人一鞠躬，随后各自掏出身上的钱币放在桌上。这一举动引发全场又一次热烈掌声。
两名男学生分别名叫金组民和谢秉恺，女生是姐妹俩，一个叫洪蕙如，一个叫洪卓如。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读书，但都是抗日救亡活动的热心青年。近一段时间，他们响应瑞安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的号召，劝募寒衣，收集废铜旧铁，油印刊物，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忙得不乐乎。今天，他们的被项骧老先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毫不犹豫地在大会上捐献出自己的另用钱，感到无比兴奋。
少 年 之 恋
金组民出身书香，家住城关大沙堤。父亲金声远，民国时任职湖州。他从小聪颖好学，跟随父亲在湖州青树小学读书，毕业成绩优秀，本可以免费直升湖州中学，但乃父考虑家中承继乏人，决定其返乡求学，就近招顾家庭。
1936年秋天，金组民进入瑞安初级中学，半年后，谢秉恺考进了同年级的春季班。因谢家住在二十里外的飞云江南岸平阳坑村，来往甚是不便，于是便寄居在金的家里。两人年龄相仿，性情相投，相处十分融洽，很快便成为无话不谈的少年挚友。
谢家祖上是地方乡绅，父亲经营绸缎布庄，家道殷实。因谢是长房长孙，被家庭寄予厚望。所以，家中早就为他订好了一门亲事。
洪家姐妹更是出身名门，祖父是晚清江浙一带颇有名气的戏剧家洪炳文。洪炳文博学多才，风流倜傥，是瑞安城里有名的才子。他盖了一幢小楼，取名《花信楼》，自称“花信楼主人”。
花信楼位于瑞安城西南的柏树巷，楼高二层，中西合璧结构，坐西朝东，幽静雅致，楼前临一泓湖水，长廊绕阁，景色极佳。洪家两姐妹自幼生长在充满书香翰墨的环境里，不但容貌出众，气质高雅，而且知书识礼，能写会画，深受家人宠爱。特别是妹妹卓如，身材修长，卷发齐肩，一双凤目，顾盼动人，她是当时瑞安中学的校花，也是全校学生心目中最为绚丽的一抹景色。
在频繁的抗日救亡活动中，他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不知不觉间，金和谢两人几乎同时爱上了洪家小妹，花信楼成了他们叙说情怀的大观园，而性格活泼的洪家姐妹也常到金家大院来玩，少男少女的朦胧爱情在萌芽，滋长，让他们的中学时代充满了浪漫和激情。
然而，抗日的炮火声打断了他们的少年之恋。
1939年，金组民和谢秉恺先后从瑞中毕业。这一年，他们刚满18周岁。走出卓公祠这幢古老的校舍，虽然不免依依难舍，但他们是属于这个战争年代的人，正像一首歌里唱的：“十八岁的哥哥哟等着军来参。”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这一代人的主流价值观。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在江山和美人之间，在民族存亡和个人幸福之间，他们必须面对，必须作出选择。
两个少年玩伴推心置腹，彻夜长谈，最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他们决定一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建功立业。
谢炳恺一拳砸在金的肩上，掷地有声地说：
“既然我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那就让战争和命运来选择吧。”
谢家捎信来了，催他择日完婚。谢秉恺决定立即动身，避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这样，谢的出走更具有一层反封建的悲剧意义。
临别前夕，小妹卓如来了，依依惜别之情隐藏在泪眼里。她给了金和谢一人一张自己的倩照，并郑重地写上一行字：英勇杀敌，还我河山。下署：你们的卓如。
这张照片，金和谢两人都保存了整整一生。
千 里 从 军
战争需要大批知识青年参军。
听说黄埔军校在浙江金华有一招生点，于是，他们决定先到那里去。
是年隆冬，寒风凛冽。金组民和谢秉恺等一批瑞安热血青年，置办行装，告别亲人，背井离乡，踏上北去从军之路。这一去，是生是死？这一去，何日才能返回家园？谁也不知道。
招考点窄小简陋，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让他们登记了姓名、籍贯、文化程度后，给每人发了一双草鞋，简单明了地告诉他们：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算是军人了，你们的目的地是西安王曲黄埔分校，一切等到了那里后再说。向后转，齐步走。”
想不到从军就这么简单。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战争。
没有盘缠，没有介绍信，没有人带队，第二天就有人打道回府了。
这批立志从军抗日的青年大多数是瑞安的富家子弟，平时养尊处优惯了，从未吃过苦。如今去西安投军，且不说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更困难的是一路上敌我双方犬牙交错，战火频繁，日寇横行，危机四伏。怎样才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呢？这时颇有主见的金组民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他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又建议丢掉不必要的随身用品，商定行走路线和联络地点，然后化整为零，分散出发。大家听从金的建议，就地整简行装，把多余的书籍、相册、衣物统统扔掉，甚至手摇唱机之类奢侈物品也不例外，以便轻装上路。
从浙江金华到陕西西安，相隔六个省，行程达数千公里。他们凭着一股抗日热情，徒步走了三个月。沿途不时遇到敌机的轰炸，有的人在从军的路上就为国捐躯了。中途又有不少人因为遇到日军阻隔和其他种种原因，或改往别处，或原路返回。最后到达西安王曲黄埔第七分校本部报到的只有金和谢等寥寥数人，金华发的那双草鞋早已破烂，有的人就赤着脚走进王曲军校的大门。
黄埔军校的铁血精神和无比严酷的军人考验在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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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埔 百 炼
抗战期间，黄埔军校在全国各地共成立了九所分校，为抗战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人才。王曲第七分校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它位于西安城西南四十里，秦岭主峰终南山脚下，湘子河畔。军校利用民间庙宇祠堂，改建营舍，惨淡经营。金和谢在这里正式入伍，受到了最为严格的军事训练，也忠诚地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
后来，金在回忆军校生活时说：
“受训期间生活之艰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打赤脚，穿草鞋，十六人睡一张土坑，半夜就厕回来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清晨起床后，要到小河里凿冰取水，洗脸刷牙，寒风剌骨，痛彻心扉。手足冻疮，处处皆是。晨操后，还要负枪跑步4千米，枪击下肩，疼痛难言。吃的全是玉米、小米、黄豆等杂粮。偶然吃到馒头，六人一桌，仅有白菜一碗。”
学员除了出操、上课，行军，警卫外，还要开荒种地，修筑道路，入山砍柴，养猪种菜。对于金、谢二位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家少爷来说，真是吃足了苦头，无异于脱胎换骨。但这也锤炼了他们的体格、意志和毅力，为他们今后跋涉人生之路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身为抗战最高统帅兼黄埔校长的蒋介石，曾两次巡视西安王曲军校，对他麾下的学生们说：你们要担当消灭日寇，解放民众，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丰富的学问；二是高尚的道德；三是钢铁的纪律；四是优异的技能。这番话让军校这些思想单纯的青年激动不已，几乎成了他们今后一生的信条和精神支柱。
军校受训虽然是弃文习武，但由于陕西地处汉中，有许多历史古迹，文化积淀深厚。在王曲的两年中，他们多次开赴野外训练、行军、宿营，在潜移默化之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张良庙俗称“庙台子”，位于留坝县的紫柏山麓，是张良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的地方。这里松柏蓊郁，层峦叠翠，涧水淙淙，云雾环绕。
出国远征前，金组民曾专程来到“庙台子”。他佩服张良“博浪一击”的勇敢，更羡慕他功成身退的机智，面对羽扇纶巾的先贤塑像，他抽签默默祈祷，祈求先贤保佑，他暗暗发誓：一旦战争胜利结束，立即解甲回乡，回到那个山青水秀的江南小城，回到心爱的姑娘身边。
远 征 印 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土大片沦陷，东南沿海也迅速被日军占领，东南亚的缅甸成了中国对外的唯一通道。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进而大举进攻东南亚，挥师缅甸，妄图一举切断中国对外的联系。同月，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保护这条“生命之线”。
1942年，黄埔教官出身的罗卓英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并以杜聿明的第5军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进入缅甸。然而，由于作战缺乏统一指挥，以及英军的自私保守等种种原因，远征军在取得同古保卫战胜利后，被迫撤退，200师师长戴安澜为掩护全军撤退，以身殉职。伤亡惨重的中国军队被迫翻越野人山退入中国境内，在怒江一带与日军隔江相峙。接着仰光失守，缅甸全境陷落，形势十分严峻。
此时，金组民已在王曲军校（黄埔十六期）炮兵科学习毕业，被授于少尉军衔。随后被编入炮兵团，留在西安附近整训待命。
1942年11月，已经晋升为炮兵上尉连附（副）的金组民终于等到了为国效力的机会。重庆命令他所在的炮兵团人员空运印度，编入中国驻印远征军行列。
金和战友们携带随身武器，乘坐军用卡车从西安驻地出发，冲破日军层层封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
他们来不及休整就接到了登机的命令。
从中国西南到印度的航线长达1200公里，史称“驼峰航线”，是抗战期间中国对外的重要空中走廊。飞机要飞越喜马拉雅山，横穿康藏高原，气象条件十分恶劣。负责运输他们的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航空队的C—46双发运输机，飞行极限高度只有6000米，危险性可想而知。
飞机起飞不久，就遇到来自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冷湿云团，机舱内温度骤降，没有棉衣御寒的他们只能咬牙坚持。特别是飞越喜马拉雅山时，飞机在冰雪山谷中穿行，强烈的气流使机身颠簸得十分厉害，飞机有时剧烈下降，有时急速上升，两边的悬崖峭壁擦肩而过，飞机随时都可能面临不测，大家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经过数小时飞行，飞机终于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丁江机场，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下了飞机，美机飞行员朝大家竖起大拇指说：“My
pulled it of，ok!”。（我们成功了！）
蓝 伽 受 训
1942年，由于美国对日宣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英、美三国开始策划反攻缅甸，罗斯福同意蒋介石的三点要求，将驼峰航线的空运量提高到5000吨，并答应给中国500架作战飞机。而作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的史迪威中将，怀着在印度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国陆军部队的热情，开辟了蓝伽训练基地，等候中国人员的到来。
金和他的同伴们是第一批到达蓝伽兵营受训的中国军人。自42年10月开始，到12月底止，每天有16架飞机往返驼峰航线，运来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史迪威将这些人编成两个整编师、三个炮兵团和一个可扩充30个师使用的教官团。
金组民生前对笔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受训的官兵到蓝伽后，先由美国军官监督进行严格的清洁处理：理发，洗澡，烧掉脏衣脏裤，然后按人发放军需品。每个士兵有咔叽布战斗帽、钢盔各一顶；钉有铜钮扣的咔叽军服夏冬装各两套；羊毛衫夹衣一件；棉织内衣裤两套；短袜、衬袜及呢绑腿各一副；帆布胶鞋、大头皮鞋各一双。还有毛毯、橡胶雨衣、橡皮褥垫、水壶、手电、遮风镜、防蚊头罩、毛巾、铝饭盒、行军背囊等等。军官还有皮靴，武装带，指南针等。
在这里训练，官和兵是严格分开的。军官受训的内容有：队列操练、体格训练、单兵射击、战术指挥、沙盘演练、无线电联络、步炮坦协同、地空协同、反空降等。
从训练内容可以看出，这正是当时中国军队所缺乏亟待补上的一课。
美军教官对中国军官的训练要求非常严格。为了适应亚热带丛林山岳作战，他们每天都要做爬山、越野赛跑、负重攀登的练习，有一次他们背上20公斤重的手榴弹做越野训练，肩膀磨得又红又肿，咬着牙才坚持下来。至于对士兵的训练那就更苛刻了。
在蓝伽，金的任务是接收并学会使用美制榴弹炮这一先进武器设备，掌握步炮协同作战能力，并筹建一个榴弹炮营。对于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大家的热情非常高，劲头也鼓得很足。一位美国教官在战后回忆说：
“这是一段了不起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人会这么样。他们的确进步很快。”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一支经过严格训练、配备美式武器，并具有较强战斗能力的骨干部队终于形成，后来经过扩充，成为驻印远征军反攻缅北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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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攻 缅 北
1943年1月，苏联红军开始反攻斯大林格勒，中、英、美也制订出反攻缅北日军的计划，代号叫“安纳吉姆”。
金组民在回忆录中曾有如下记载：
“反攻缅甸作战开始前，时任东南亚亚盟军统帅的英国人蒙巴顿，曾召集中国部队讲话。他说：‘英勇的中国弟兄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出发到缅甸与日军作战，你们要把以前日本人所加给你们的痛苦加倍的偿还。我们一切后勤补给和医疗设施，均已有周密而万全的准备，你们只管大胆地前进，勇敢地前进。祝你们胜利成功。’短短几句话，气壮山河，掷地有声，令人印象深刻难忘。”
揭开战斗序幕的是胡康河谷战役。它从1943年10月开始，到1944年4月攻克孟关为止，历时六个月。同是黄埔出身的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率领远征军第38、第22两个师出兵太洛河谷，在美军和坦克营的配合下，突袭瓦南关，抢渡大龙河，夺取孟关盆地西北面的重镇于邦。是役击溃日军自称“丛林战之王”的第十八师团，缴获敌十八师团大印一颗。随后，远征军新编第22师与日军在太洛盆地恶战，攻克瓦鲁班、孟关，继而血战孟拱河谷，收复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等重要城市，共击毙日军联队长官昌利大佐以下官兵6800余人，生俘原藤大佐以下官兵180人，缴获火炮77门，步机枪2800余支，载重汽车160辆，以及大量弹药和军需品，狠狠打击了日军的气焰，并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为反攻缅甸奠定胜局。
金组民在回忆录中曾说到此事：“日本十八师团（板坦师团）在缅北被国军击溃后，其师团部大印落入我方手中，几乎所有官兵都争相传阅，并盖印一份留念，可惜该纸年久遗失。”
金组民所在的炮兵团紧跟战斗部队，参加了收复太洛盆地、攻克马拉关、孟洪河谷重要隘口加迈和战略要地密支那等大小战斗数十次，他亲手指挥大炮轰击敌人纵深阵地，耳听炮弹呼啸而出的巨大响声，然后在掩体里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炮弹的着落情况，常常有一种无比自豪和痛快的感觉。
1943年5月，战事逼近缅北第一重镇密支那。
密支那位于缅北中心，喜马拉雅山脉南端，东临伊洛瓦底江，群山环抱。是驼峰航线必经之地，也是利多至昆明的输油管必由之路。同时密支那郊外有小型飞机降落场，如能占领密支那，不但能有效缩短驼峰航线，而且可把输油管延伸到此地，飞机随时进行加油，大大增加了飞机的空运量，使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到中国，保证美第14航空队和成都的B—29远程轰炸机队广泛出击，支援中国战区各战场，甚至远征日本本土、台湾。此外，密支那是日军缅北的粮袜、军火、物资的集散中心，日军一旦失守，军心势必瓦解。所以，密支那成了双方军队的必争之地。
日军占领密支那后，便开始构筑永久性工事，四周山头筑有坚固据点，粮食弹药准备充足，可供守备部队独立作战和长期坚守。
参加密支那作战的有中国远征军新第30师、第50师、第14师和炮兵部队、工兵部队，以及美军三个营。据守密支那的是日军第114联队，有兵力三千余人。
日，美军战斗机空袭密支那，远征军第150团攻占西机场，一营中国伞兵空降成功，日军疯狂反扑，战斗异常剧烈。从5月23日起，双方在郊区展开拉锯战，消耗了大量兵力。7月6日，军长郑洞国、师长孙立人亲临督战。次日，全线发动总攻，史迪威决定空运金组民的炮兵第2营第5连到密支那，参加攻城战斗，用15，5公分口径的新式榴弹炮轰敌人的据点。
& 笔者于1995年在家乡瑞安采访金组民时，他亲口证实此事：
“我军奇袭密支那机场成功后，但对密支那城久攻不下。最后才动用我榴弹重炮数门，空降机场，支援步兵，方告攻克，创下我国炮兵空降作战的先例。”
同时，美军数十架D—29轰炸机飞临密支那城上空，投下数以百吨计的炸弹，整个密支那尘土飞扬，火光冲天，天空一片火红。日军被迫退入地下坑道据险顽抗，整个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而残酷，战斗持续到7月下旬。远征军第50师主力驰援密支那，投入战斗，师长潘裕昆组织“敢死队”，在日军阵地中穿插渗透，最后全歼残敌，收复密支那城。日军指挥官水上少将在树下用手枪自杀。
由于炮兵团屡立战功，金组民被擢升为少校营附（副），并作为远征军炮兵部队的代表参加了盟军统帅部举行的授勋颁奖典礼。
他对当年有幸参与此盛典犹引以为荣。他说：
“记得那天烈日当空，气候非常炎热。参加授勋观礼的除军部各直属部队的代表和英美军的两个连，还有教导总队全体青年学生，以及许多盟军将领。司令台上金星闪闪，盛况空前。被授勋的战士有20人，还有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汀、坦克营营长赵振宇等将校。盟军统帅索尔登亲自给他们的挂上勋章，场面十分庄严而动人。”
金组民率领的榴炮营虽然离前线较远，少有与敌人直面拼搏的机会，但由于亲历战斗现场，耳闻并目睹了许多远征军战士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
于邦是孟关盆地西北的重要村镇，兵家必争之地。孙立人的远征军第38师与有“丛林战之王”之称的敌第18师团第55联队、56联队主力在此狭路相逢。第112连连长江晓垣带领战士向敌人主阵地发起冲击，在消灭70多名日军后，血战阵亡。在杰布山战斗中，远征军新编第22师第66团奉命追歼敌第18师团，日军在路上布满地雷，遍设碉堡，阻击我军前进。战斗中，上士张长友身系手榴弹，跳进碉堡，与敌人同归于尽。另一战士许守凤，拉开手榴弹引线，用双手塞进敌人暗堡的枪眼，一声爆炸，敌人的机枪哑了，他也英勇牺牲。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他还告诉我一个“成都兵用嘴咬死日本兵”的故事，这个成都兵姓陈，四川成都人，是三十师的一个上等兵。在那次授勋大会上他亲眼见到了。
在反攻缅北途经印缅交界处的山区时，他们意想不到地遇见了几位要求归队的远征军战友，他们是三年前作战失利后被遗弃于道旁的伤患士兵，后来被野人山的“野人”所救，并招为女婿，结婚生子。可谓是“乱世奇遇”。&&&
凯 旋 之 后
1945年，胜利捷报频传。
1月27日，中国驻印远征军和由滇入缅的远征军在缅北会师。
3月 6日， 英印联军攻克曼德勒。
3月 7日， 中国远征军攻克腊戍。
5月2日， 英印联军收复缅甸首府仰光，反攻缅甸战役胜利结束。
五月的昆明，风和日丽，艳阳高照。
中国远征军班师回国，受到全城人民热烈欢迎。
炮兵团奉命就地驻扎，休整待命。
鲜花和美酒没能留住英雄的远征军将士，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乡。
身为少校营长的金组民急急忙忙请假返乡。那里有他的年迈的父亲、寡嫂、姐姐，还有许多青梅竹马的童年朋友。&&&&&&&&&&&&&&&&&&&&&&&&&&&&&&&&
八年抗战，生死离别，他归心似箭。
劫后的古城瑞安，满目疮痍，人们匆匆返回，重建家园。
这时，金的父母已在战乱中相继去世，他的凯旋归来，不但光宗耀祖，而且邻里生辉，冷落了许久的大沙堤金家大院重新变得热闹起来。
金组民洗去一路风尘，全身戎装，英风凛凛，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几年的热带生活和战争硝烟，令他脸色黝黑，彪悍而英俊。
小妹卓如闻讯赶来金宅，他们久别重逢，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回忆往日情谊，叙说别后离情，爱情之火被重新点燃。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少年玩伴谢秉恺，随即多方打听他的消息，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然而，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举，邮路欠畅，谢始终杳无音讯。
爱情是无法等待的，两人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干柴烈火，瓜熟蒂落，势在必然。加上门当户对，亲戚撮合，二姐仲英当即拍板，很快就商定了婚期。
他们还是提前将结婚请柬寄往谢秉恺原来的部队，希望它能转递到谢的手里。
谢秉恺辗转接到这张他永远也不愿意看到的大红请柬后，火速赶到瑞安，可惜为时已晚。金洪的联姻无法阻挡，也不应阻挡。他思考再三，毅然决定去参加他们的的婚礼，他想保持他们三人之间这份纯真的感情。
这天，金家大院喜气洋洋，亲朋满屋，热闹非凡。大姐孟英早几天前就带着小外甥赶过来帮忙了。
自从金老太爷过世后，一直未出嫁的二小姐金仲英成为金家的当家人。
二小姐上海某护士学校毕业，思想开明，性格直爽，打理一间私人助产所，推行新法接生，在当地颇有点名气。她一手操办弟弟的婚事，大胆地摒弃了许多旧风俗，没有大办筵席，只在前厅挂上一对红灯笼，房门上贴起一副喜联，新房里添了一对红烛。
新婚之日，金组民仍依旧一身戎装，脚蹬一双铮亮的皮靴，容光焕发。小妹卓如早在女友的陪同下，来到金家。她身穿旗袍，薄施脂粉，淡画娥眉，端坐在新房里，看上去有些忐忑不安。他俩虽然两情相悦，即将迈进婚姻殿堂，但是总感到有一事始终放心不下，那就是谢秉恺到底有没有收到他们的请柬，他会不会来参加婚礼？
吉辰到了，二小姐吩咐下人点燃了一串鞭炮，响亮的鞭炮声和浓浓的火药味顿时飘荡在大沙堤这条窄窄的弄堂里，文明婚礼即将开始 。
正在此时，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听见院子里响起一阵“咯咯”的皮鞋声音，一位身着白色西装，系着红色领带的客人，手提礼物，急冲冲赶来
客人是谁？大家都惊呆了，鞭炮声同时戛然而止。
还是二小姐眼尖，一下子就认出了来人，连忙满脸笑容地迎上前去。
“这不是秉恺弟吗，终于把您盼来了，弟弟和卓如的婚礼正等着您呢。快进，快进。”
客人放下手中礼物，也不顾别人异样的目光，径自朝新郎新娘大步走去。
“秉恺！”
“组民！”
他们几乎是同时叫出声来，随即紧紧拥抱在一起。
谢秉恺双手抓住金的肩头，使劲地摇着，爽朗地大笑：
“好家伙，还是你动作快嘛，赶在了我的前头。不过，我这次来是喝喜酒的，不是跟你抢人的。”
大家听了这话，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
婚礼顺利举行。谢在金家一住就是三天，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
据说在婚礼的酒席上，金组民同意谢秉恺最后一次拥抱洪卓如，在金的默许下面，谢拥着洪长吻三分钟。这一吻，谢秉恺铭心刻骨，永生不忘，从此终生不娶，此是后话不提。
兵 败 淮 海
婚礼过后，宴罢客散，金组民沉醉在蜜月之中。不久，部队发来紧急电报，催金立刻归队。
金组民吻别新婚妻子，匆匆返回云南，随后随军远赴绥远。
次年，他回来携妻赴任。在一个偶然场合，他的才能被同为黄埔出身的温州人、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看中，被提拔为邱的侍从副官，进而成为邱的亲信。此时的金组民，年青有为，美人美差兼而有之，占尽人间风流。然而，世事难以预料，他忘记了当年拜谒张良庙时自己的誓言，此后追随蒋家王朝，参加内战，险些儿断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此后三年时间里，他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由胜利之师到失败之师、国民党由盛转衰的全过程。
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州战役）从1948年的11月初打响，到12月初邱部被围，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月。邱部被围后，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和弹药的短缺。虽然蒋介石曾责令空投，但投之者少，食之者众，远水解不了近渴。到12月中旬以后，天色渐寒，许多士兵没有棉衣，饥寒交迫，度日如年。没粮食比没有弹药更为严重，成为当时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在包围圈内的邱部士兵，首先是搜括民间粮食，其次是宰杀军马，骑兵旅的三千匹乘马，在一个早晨被统统杀光分光，接着就是吃野草、树皮，就连尚未出土的麦芽也被挖出吃尽。当然，在邱清泉身边的金组民，还是经常能吃到美制罐头、饼干、香肠之类的高档食品。
蒋军士兵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飞机空投上，只要听见飞机的声响，他们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展开激烈的撕夺，甚至相互枪杀。
他还记得当年军中流行的一首顺口溜：“见了飞机乱哄哄，甩了枪杆打冲锋，不要性命要大饼，求得一时饱腹中。”
17日早晨，第74军军长邱维达到陈官庄的指挥所去看邱清泉。一见面，邱清泉就说：糟了，糟了，昨晚黄维又完了。邱维达问他：你准备怎样？邱清泉叫勤务员拿出一并蒋介石送他的威士忌，分别倒了几杯放在桌上。说：来，我们来干一杯。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拿出手枪，装进三颗子弹说：打二颗，留一颗陪陪自己。
这时，邱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被围40天后，日深夜，邱清泉再次给所属部队长官打电话，说自己不再指挥了，请他们自决。随后举枪自杀。
金组民在乱军中化装逃出，攀上南下的火车，辗转回到温州，见过妻子一面，随即登上海船，离开大陆。从此，茫茫大海，咫尺天涯，云山远隔，此恨绵绵，一去就是四十年。
孤 岛 生 涯
金组民兵败淮海以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心，只不过他清醒地意识到，以自己的情况留在大陆，还是非常危险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古人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到台后不久，他即从军中退伍，另谋职业，一干就是三十年。其间，娶妻生子，重组家庭，过起普通的平民生活。
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他对家乡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总是难以忘怀，常萦绕心头。他有时带领全家出外登山，每当站在山顶，向北远眺时，金组民总会动情地对他的儿子叙述家乡的一切，叙述飞云江和西山的故事，夸奖大沙堤老宅的宽敞舒适，以及父亲书房里的书是如何的丰富。
他还对儿子讲解那幅悬挂在自家老屋厅堂里的家训：“勿道人之短，勿说已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教育他们做人处事的道理&
流寓在台湾的金组民再也不关心政治，准时上下班，准时回家吃饭。一有空，就养鸡种菜，修屋造池（鱼池），还亲自动手打造家具，他的手艺往往令亲们友惊叹不已。
对于家乡的海鲜和小吃，也是金组民时常忆起并津津乐道的事情，每逢市场出现类似的海货时，他总会大包小包采购回家，利用他的精湛厨艺，烹调出一桌美味佳肴来，这时他会打电话招呼温州的同乡前来聚餐，共同品尝具有家乡风味的美食，大家边吃边谈，回忆温州的种种往事，兴高采烈。此时他的思乡之情，思亲之心，流露无遗。
最令他悔恨和痛苦的事是，在离开大陆前他没有将妻子和儿子一起带来台湾，他也无法知晓她们现在的任何情况，他只能默默地祈祷上天的保佑。
圆 梦 罗 阳
“归期屡定终虚沓，故国空劳魂梦绕，亲情何时了。怨深似海，
恨多于草，断肠何人晓。”
这是金组民在他的《会亲记》这篇文章开头所引录的一首古人诗词，也是他寓台数十年心情的真实写照。
还是让我们亲自聆听一下他自己的动人诉说吧。
“每当我读到上面这几句古人写的诗词，总是热泪盈眶，久久不自己。这不就是我目前心境的最佳写照吗？四十年离乡背井，骨肉离散。午夜梦回，能不唏嘘叹息？”
20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放宽去大陆探亲的限制，使许多去台老兵得以叶落归根，探亲访友，梦圆大陆。然而思虑缜密的他，还是冷静观察，等待时机，对自己的会亲活动作了周密的计划。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和二姐仲英及两个大陆的儿子终于在香港团聚。
他在《会亲记》里叙述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
“经过了四十年苦难而又漫长的岁月，双方相见刹那，真是悲喜交集，恍如隔世。是真？是幻？是悲？是喜？仿佛如梦境，谁也分不清今夕何夕？道不尽此情此景？”
“父子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不是古人发自内心的感慨，而是20世纪许多中国人啼笑皆非的残酷现实。这个陌生的台湾老人，对于兄弟俩来说从来都是一片沉重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是爱？是恨？是同情？是怜悯？或者什么都不是。
他们没有电视里那样抱头大哭，只是默默无言地相对。
两个儿子长得非常像他们的父亲。在短短几天会亲时间里，金组民带着他们遍览港九风景名胜，遍尝香港有名的特色名菜，他怀着负疚的心情，籍此偿还四十年未尽的父爱、父责，希望他们享受这短时间迟到的天伦之乐。
正像主人公自己所说，生不逢时，何其不幸？却又何其有幸。有幸的是历史的轮子总是向前的，任何力量都不能隔绝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肉亲情，谁也不能阻挡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历史潮流。
1991年，正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金组民，终于启程回到他魂系梦牵的家乡瑞安。他祭拜祖坟，探亲访友，观光旅游，乐观健谈，忙得不亦乐乎。他在这片久违的故土上徘徊留恋，感到陌生又亲切，他也在思考，他明显地看到故乡的沧桑巨变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体会到“温州模式”和台湾经济的某些相通之处。
他会见了当年的妻子洪卓如，也会见了当年的挚友谢秉恺，大家在耄耋之年重聚，梦圆罗阳。一时间，悲喜交集，五味俱陈，此情此景，确非笔墨言语所能形容。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仇恨，没有怨言，因为彼此都已经历尽沧桑，看透了人生。唯一的愿望是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幸福，子孙后代不再受战争的折磨，不再经历骨肉离散的痛苦。
笔者当年曾亲自陪同舅父上山祭谒祖坟，并对他进行过采访。也曾亲眼见到他的老友谢秉恺老人，谢仍然穿着那套白色西服，颈系红领带，腰干笔直，只不过白发苍苍，形销容瘦。谢的堂妹谢伊丽陪同前来
，我们因为文学的关系，一见如故。她说秉恺哥忠诚正直，后半生坎坷潦倒，但对洪卓如的爱情始终不渝，故终身未娶，现在她是他的唯一亲人。
次年，谢秉恺从四川回到平阳坑老家，不久病逝，落叶归根，走完他孤独寂寞的人生之旅。临终前，谢秉恺托堂妹伊丽把保存了一生的那帧照片归还洪卓如。
晚年的洪卓如回迁花信楼居住，子孙满堂，直到终世。
&金组民返台后不幸中风，2007年病逝于台北市。终年87岁。
&一代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就此圈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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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完稿于瑞安栖凤庐
作者俞海，浙江瑞安人。作家、文化学者。现为瑞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瑞安市文联顾问、瑞安市玉海文化研究会顾问。通讯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凤山巷二弄55号103室。邮编：325200
&会员散文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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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云江上，摇曳着芦苇与咸青草籽，野鸭与小蟹们一个在天上嘎嘎的叫着，一个在地上遍地乱爬……它们给作者多少童年的温馨与快活，以至在记忆里，它们“随手一摆——就是一幅上好的写意画”。可以说，这是一条童年的江，一条诗的江，有着稀见的“飘逸，疏朗”的中国画意味。这是林新荣散文给我们的观感。在黄选坚的《干河街的流光碎影》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有着“跳荡的阳光”。正如作者所说的：“那些斑斓的阳光斜着进来，就像一首诗在跳动，意境美丽却朦胧，想要伸手牵住，可又似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是一篇出色的游记。
精致，优雅的生活是人们所向往的，尤其向往那种活“在诗意中”，生活“在红尘外”的悠闲。而茶就是其中的一个亮点。陈丽华通过对茶杯的种种思考，显然对生活有了自己独特的发现。浮躁是这个社会的通病，人更被生活逼得团团转，好像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倪亮说，“可至少，我们可以多一点爱，多一些关切，多几个电话，多几次回家”，作者以亲情为主题，有着思考的光环。回忆对陈桂芬来说大概是必须的？这是一篇对“故乡南山河”的种种回忆，通篇弥漫着温馨的气息：“她不自夸，不索取，不居功”，“出淤泥而不染”。在人们记忆的深处，也许过去了的东西都是美好的，虽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露天电影的那种噪杂与热闹了。我不知道王毅在《看电影》这一篇散文里它们到底找回来了没有？！(点评：林新荣)
飞云江上，摇曳着芦苇与咸青草籽，野鸭与小蟹们一个在天上嘎嘎的叫着，一个在地上遍地乱爬……它们给作者多少童年的温馨与快活，以至在记忆里，它们“随手一摆——就是一幅上好的写意画”。&&&
可以说，这是一条童年的江，一条诗的江，有着稀见的“”。(点评：林新荣)
野鸭，芦苇，小蟹与一条江
&& 横在我的居住地与老家之间的江叫飞云江。飞云江位列浙江的八大水系，与瓯江一样，数千年前，就有人类在两岸繁衍生息。在我的少年，飞云江上还没有一座大桥，隔江过水，全靠人工摆渡。在我大约15岁，老家才有机动船。潮涨潮落景致各异。潮涨时，芦苇、咸青草籽浸水，江水滔滔，白鸥斜飞；潮落时，涂滩尽现，路边，垄间，尽是洞穴，“涂蟹”遍地乱爬，稍大一点的叫蟛蜞，举着两条长毛的大螯，它的洞穴也大，你堵住这头，它从那一头溜出。空气中弥漫着野草的气息。野鸭呢，在稀疏的芦苇与咸青草籽间，在远处的沙渚上，飞翔，嬉戏。这时的江埠头，因潮落已远远落到江心。我们过渡，要脱了鞋，打赤脚，踩着泥泞的涂泥，一步一滑地向着渡船迈去。&& &夏天还好说，冬天那个冷呀！用冰寒彻骨四字也不为过。所以，六月天，我是喜欢回家的，无聊了，没事干了，我就经常溜回老家，坐在渡船上，又清凉，又有趣：野鸭嘎嘎，咸青草籽迎风飘荡，在落潮后的沙渚上，打沙人一上一下的运沙，心里特别羡慕。他们和鸥鸟可以在落潮的江心和睦相处，自由的停留，有着谜一样的诗意，何其惬意，爽快。& &&所以，我的心中经常有这样的画面：静谧的午后，野鸭在“嘎嘎嘎”的练习着飞翔。我酣睡在一片芦花中，寂寞的，是苇叶上的时间，有嗡呜像蜜蜂一样的轻响，江水上涨后，小蟹们吐着白沫，爬到我的身边，用它细小的爪轻轻挠着我的裤管。我咬着草茎，心事漫开来，是那么的空旷，寂寥。&& &有一天，我突然有了冲动，想写写关于飞云江的诗。儿时飞云江的一切，是那么的和谐——人，野鸭，咸青草籽，芦苇，蟛蜞，他们散置着，随意地组合，好像是谁随手一摆——就是一幅上好的写意画。
在沙渚/只感觉言辞的神秘/小鸟的趾爪
或野鸭的篆印/漂浮在空中/一点一点一点/打沙人已远去……
那是1992年夏天的某一天，我打算自费出版一本诗集，正在整理诗稿，突然灵感来袭，这是没有先兆的一次写作。我随手在纸上写下了这六句。这时的我，思维空前开阔，在诗中努力表达着什么，传递着什么，“野鸭”，“芦苇”等现实的物质，引出了我心中的许多哲思。吴晓教授在一篇评论中说，《无题》一诗写得纯粹，理性的光芒弥布全诗，在此，诗人对历史的瞬间把握得那么深刻……在纯粹的诗境中隐隐透出一种历史感、哲学感和神秘感。& &&在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独自到江边走一遭，人多的地方，我不去，我喜欢去无人寂静的地方，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想一想心事。生活中的种种不快，随着斜阳拍打苇叶的声响，渐渐落去。
晨雾里沙子还有点湿 /一只野鸭，与柔曼的江风/ 蹲在芦苇深处
/空气是这样的虚无
/我们已蹲了很久……
这诗写于2004年，两诗中间相隔了12年。有人说诗歌的场景应该是开阔的，深远的，富有人文气息的。诗歌的意境应该是超越地域，超越灵魂，超越自我的。斯言诚是。从1987年算起，我差不多有20多年的写作历史，20年间，我尝试过各类风格的写作，觉得诗意来源于生活的，诗句才有展开的可能，作品才会比较扎实。因为在进入诗境的那一瞬间，诗人的身心很纯粹，有如神助，你的笔将把你带到宏大、抽象、悲悯的诗境之中，平时的所思所想在这个时候显得分外重要，它无意中泄露你灵魂的震颤；对自然的一种发现；对时光的一种追问；甚至捕捉到时间与命运的律动。但一个诗人时刻保持这么一种纯粹的状态，谈何容易。作诗《江湾》：
我要将三两只野鸭的振翅声/归到这一片静谧里/此刻/嗡嗡爬行到苇叶上的时间/以及摇曳时间深处的寂寞/最为迷人//移动的云层下/我躺在阳光与芦花间酣睡//忙碌的小蟹/以及小蟹嘴边轻吐的白沫/和我无关/缓慢上涨的江水/和小蟹无关
文字中弥漫着散淡的“跳荡的阳光”，有着淡淡的忧伤。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所说的：“那些斑斓的阳光斜着进来，就像一首诗在跳动，意境美丽却朦胧，想要伸手牵住，可又似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是一篇出色的游记。(点评：林新荣)
干河街的流光碎影
在海宁硖石镇，随便找个人问徐志摩故居，都会指向这条有些冷清、寥落的老街。沿着逼仄的人行道走过，店堂有些狭窄，古旧的店面招牌，油漆剥落，似乎暗示着正渐渐淡出商业角色的干河街。路旁高大的梧桐树，枝叶横斜，挡住了天空，阳光很难照进来，斑斑点点的光影里，经过的公交车缓缓驶着，有几个上下车的人，脚步闲散。突然间使人觉得整条街充满了怀旧的气息，诗意盎然。
干河街不长，街的尽头便是古老的运河，航运依然繁忙，不时会有油轮驶过。那些载着重物，冒着黑烟的船只，速度极快，每次过去后，在不宽的河面上都会留下一道巨大的水线久久不散。当年，在徐志摩新婚的那段幸福日子里，他便常常陪着陆小曼坐乌篷船到乡下去写生，徐志摩的故居里还留有一帧当年陆小曼的画作：一条苍茫的河流滔滔而去，上面有帆影几点，对岸有平房数间，其间桑树丛生。整个画面笔意淡然，立意高远，可以窥测他们对当时生活的满足和幸福。
很喜欢在干河街散步，路上行人不多，可以慢慢地走着，静静地消磨时间，想想徐志摩和他的女人们的逸事，走累了还可以到和徐志摩故居只有一墙之隔的新华书店，书店为徐志摩做了一个专柜，放着他的诗文以及评论。一摞摞的书翻过去，徐志摩的形象在我心中便鲜活起来，仿佛就在我的隔壁，在他粉红色新房里扶着慵懒的爱人。这种感觉很奇妙，时间变得纸片一样脆薄，所有的细节开始放大，透明起来。
那年，确切地说是1926年的夏天，诗人徐志摩经过无数次的抗争，终于迎来爱情的瓜熟蒂落，他筹划着，憧憬着，他给远方的爱人描绘着他们的新居：“新屋更须月许方可落成，已决安置冷热水管。楼上下房共二十余间，有浴室二。我等已派定东屋，背连浴室，甚符理想。眉眉爱光，新床左右，尤不可无点缀也。此屋尚费商量，因旧屋前进正挡前门，今想一律拆去，门前五开间，一律作为草地，杂种花木，方可像样。惜我爱卿不在，否则即可相偕着手布置矣，岂不美妙。楼后有屋顶露台，远瞰东西山景，颇亦不恶。”当年的干河街车水马龙，是市镇最繁华的街道，光鲜的招牌随风飞舞，梧桐树还没长成，阳光无遮拦地照着沉浸在幸福中的诗人。
在干河街40号，正如诗人所描绘的那样，一座两层的小洋房，红黄相间的砖墙，刻着花纹的铁栏杆，还有不大却很平整的草地。大门是刚刚建好的，还没对外开放，门外的草坪里有几丛夹竹桃，欧式的风格，浪漫的气息，安静而平和地守着渐渐老去的干河街。
游人要从侧门进去，穿过一条碎石路面，就可以参观志摩故居了。外墙是翻修过的，室内结构却按原样保存了下来，一楼的厢房改成了陈列室，转角处摆上《人间四月天》的剧照，饰演徐志摩的黄磊用一种略带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让人恍惚中感觉诗人残留下来的身影。二楼东厢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新房，西厢是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卧室，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东厢是粉红的浪漫，西厢却是暗红的沉重。那个下午，我站在西厢巨大的阴影里，看着东厢屋檐上跳荡的阳光，突然有种“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悲伤。在诗人一生动荡的生活中，也许只有这里见证了他曾经红袖添香、月下伴美的幸福，诗人曾天真地想像着“从此我想隐居起来，硖石至少有蟹和红叶，足以助诗兴，更不慕人间矣!”可惜这样简单的愿望也只维持了两个月，便被迫移居上海。
干河街背倚西山，西山不高，树木葱茏，徐志摩的墓就坐落在半山腰，被树木环抱着，站在墓前，海宁整个城就在眼皮底下，干河街则紧贴在脚下。来墓前瞻仰的人似乎不多，不过，我每次来，却总能看到一两束新鲜的野花放在他的墓前。而墓上长满了苔藓，那些斑斓的阳光斜着进来，就像一首诗在跳动，意境美丽却朦胧，想要伸手牵住，可又似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如今是人也浮躁，社会也浮躁，人更被生活逼得团团转，每天都好像有忙不完的事情，“可至少，我们可以多一点爱，多一些关切，多几个电话，多几次回家”，全文以亲情为主题，有着思考的光环。
(点评：林新荣)
你永远不懂老人的痛
这几年来，母亲明显地老了，就像深秋枝头的落叶，挣扎地挺立着，可依然阻止不了干枯、黑瘦、佝偻与飘零……
有几次，我去老家探望母亲。母亲时常吃力地扭动脖子，我问她怎么啦？她平淡地说：人老了，颈椎也老了，夜里时常睡不着觉。我连忙掏出一些钱来，劝她早日找医生看看。可母亲却幽幽地说：人老了，病就来，看不好的，花这钱干什么，熬熬就过去了。然后，她就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儿子的近况。听着听着，母亲时常会开怀大笑，混浊的眼也透出光来。
母亲的病，就这样被她消解在对孙儿成长的祝祈中。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一天，我的肩膀与颈椎突然又酸又麻。起初，我并未在意。几天后，颈椎竟疼痛难当，无力自持，甚至无法举起头颅。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卧床休息，可怎么也睡不着，那酸酸、胀胀、麻麻的痛楚溢满全身，让我又烦又躁，感觉什么都不对，一切都令人厌恶。我将头倒挂在床沿上，颠倒地看世界，可痛苦依然不肯离去……
我猛然想起母亲，以及她那苍老的颈椎。原来，颈椎会痛得这么剧烈、这么难受、这么痛苦。可母亲竟说，熬熬就过去了。我突然很想放声大哭——原来，我永远不懂老人的痛。
我的泪水流了出来，倒逆着划过额头，凝结在头发上，然后再重重地摔落在地板上，破碎开去……
就在几天前，三岁的儿子手不慎被大门重重夹住。当时，我和妻子、保姆吓得脸色煞白。儿子痛得大哭：“阿姨疼——阿姨疼——”四十多岁的保姆阿姨心疼地泪流满面：“阿姨知道，宝宝手痛，十指连心呐！”那场景，如果有旁的成人在场，一定也会落泪。是的，我们都懂得孩子的痛。因为那痛，我们都曾经历过，可以感同身受。因为孩子年幼，我们甚至还会无意识地将这种痛，放大再放大，孩子痛一千，我们疼一万。
可是，我们永远也不懂老人的痛。
因为，当他（她）们在某种痛苦的炼狱中焦熬时，那苦痛于我们还距离遥遥，只能远望，无法亲临，永远不能感同身受。老人们又时常会把疼痛缩小再缩小，把一万说成一千、一百，甚至一十，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爱我们。
岁月催人老，时光最无情，它像一把刀残忍地切割着一个个老去的生命。
当老人们腰酸背痛时，我们真懂吗？
当老人们老眼昏花时，我们真懂吗？
当老人们直不起身来，我们真懂吗？
当老人们无法坐立，只能像活死人一样瘫在床上，拉屎拉尿，不能翻身……那种千般万般的痛，我们真懂吗？
我们永远都不会懂！！
因为，他们用生命为我们遮风挡雨，永远行走在我们的前头。当我们青春年少，不识苦痛模样时，他们已走进中年，开始品尝衰老的滋味；当我们赶到中年的人生驿站时，他们往往已是风烛残年，无法掌控自己的躯体；当我们真正感知，大风中摇曳的那一点烛光的无奈与挣扎时，他们的躯体已化为虚无，一切都已太迟。
的确，一代又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一代又一代人都是这么轮回着的。
可是，我们终归还要做些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爹娘，而我们也会老去。
我们永远不懂老人的痛。
可至少，我们可以多一点爱，多一些关切，多几个电话，多几次回家。父母是什么？剔除所有的溢美之词，我想，他们就是给了我们生命，然后转身去与死亡博斗的人。他们就像两支蜡烛为我们燃尽烧干，然后渐渐暗淡，默默熄灭。在越来越暗的岁月里，至少我们该为他们点燃一支烛火，哪怕驱散一点黑暗，增加一丝温暖也好，那样，那两根短短的灯芯一定会多一些从容与安宁。
&也许过去了的东西都是美好的，虽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露天电影的那种噪杂与热闹了。它们还可以找回来吗？！(点评：林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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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记得小时候，瑞安市民的精神生活极为贫乏。每当夜幕降临，唯一的娱乐节目就是大人们坐在门口扎堆聊天，小孩子听着收音机酣然入睡。那时，镇上放映一场露天电影就跟过节似的。消息传出，家家户户必定扶老携幼，全家出动。虽然离放映还有很长时间，放映场内却早已是摩肩接踵，人潮汹涌。闻讯赶来的居民们有的随身携带着小凳子，有的干脆报纸一铺席地而坐。如果来晚了，就只能蹲坐在四周低矮的墙根上了。
露天电影的放映地点通常在镇四小后面的空地，两棵大树的中间悬挂着白色的幕布。电影放映前，小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放映机和白色幕布间做着各种动作，银幕上出现的每一块黑影都让他们雀跃不已。大人们则相互谈笑着，家长里短聊得不亦乐乎。电影开始放映，场地里立刻会变得很安静。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享受着电影“大餐”，除了影片里的人物对话以及老式放映机发出的机器声响外，只剩下晚风吹拂树枝的“沙沙”声了。电影放映结束后，呼亲唤友的声音此起彼伏，放映场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吵闹。
长大以后，图书馆、电影院等公共设施渐渐增多，看电影的场所也从露天转移到了室内。华侨电影院是看电影的第一选择，它可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高档影院。每当放映好片子的时候，电影院的售票处就排起了长龙。聚集在电影院台阶边的“黄牛”们趁机大发横财。电影还没开始放映，等待入场的观众就早早地围在影院门口。有的欣赏着玻璃框内的影片介绍，相互间交换着对电影的见解，还有的带着小孩子到台阶边的书店看连环画。西砚山上那两间不大的店面以及里面满满当当的连环画承载着童年里最美好的记忆。电影放映结束后，父亲拉着弟弟的手走到前面，母亲则牵着我在后面亦步亦趋，那副温馨的画面直至今日还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
渐渐地，电影院成了年轻人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晕暗的灯光下，相连的靠椅间，恋爱中的男女紧紧依偎在一起喁喁细语，浑然不知电影已放映至何处，精彩绝妙的电影此时倒成了甜美爱情的陪衬。随着VCD、DVD等影碟机的出现，电影被浓缩成了一张张小小的碟片。看电影的场合也从影院搬到了家里，躺在沙发上我们就能从从容容地欣赏到一部部精彩的电影，以前那种夹在拥挤的人群里，拼命踮高脚尖看电影的好兴致却也不复存在了。
也许，等瑞安广场的新影院建成后，我才能重温当年看电影的感觉吧。
精致，优雅的生活是人们所向往的，尤其向往那种活“在诗意中”，生活“在红尘外”的悠闲。而茶就是其中的一个亮点。作者通过对茶杯的种种思考，显然对生活有了自己独特的发现。
(点评：林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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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必须的吗？这又是一篇对“故乡南山河”的种种回忆，通篇弥漫着温馨的气息：“她不自夸，不索取，不居功”，
“出淤泥而不染”。(点评：林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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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南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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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有一条南山河。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并没有体会到南山河存在的意义。自离开故土之后，却有着对南山河的眷恋和思念，特别是少年时的快乐时光常常浮现于脑海，挥之不去。
南山河并不长，大约３００多米，是天然河道，还是人工挖掘，无人知晓。为什么叫“南山河”，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条河是风水河，吃了这条河的水，长命百岁，寿比南山，所以称之为“南山河”。也有人这样说，河在马屿高峯山的南面，称为“南山河”。是否还有其它美丽的传说呢？虽然我没有更多的听说，但南山河是我永远解不开的情结，因为她早已融入我的血液，我的灵魂。
南山河静静流淌着它那不平静的生命之源，而且四季不干。河的两边都是农田，春播夏种都是依赖这里的水。遇到大旱，烈日暴晒，禾苗孕育新生的果实正需要吸收大量的水分时，农民就骑在水车上日夜在南山河取水，为两岸的良田灌溉，让禾苗茁壮成长，这是江南水乡美丽的风景线。后来有了电动抽水机，抽引南山河之水，灌溉了一片片绿色田园，让水稻在南山河之水的哺育下，快速成长它那金黄的色彩，黄橙橙稻穗慰藉那勤劳的农民。当人们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感悟到南山河润育着一方乡土生命。
这条河，曾经种植菱角，那是童年的记忆。大人坐在木制“稻桶船”里，拉着菱藤，高兴地采着菱儿。水灵灵的女子梳着乌亮的麻花辫结伴采菱，眉眼儿贮满了清波，她们散落在南山河里，大片菱盆衬映着她们斗笠下的花衣，那风情，那韵致，令人走进了古老的《诗经》，走进婉约的宋词小令。小孩子经常光着屁股蹬着木盆回转在小河采菱，惊喜若狂。菱角，生的那是一个个红的透亮，熟的牛角似的，黑黑的，扒开菱角，菱肉鲜白，味道很香，吃起来可口干爽。
南山河真让人欢喜让人忧。小时候，我最喜欢用长柄网罩在南山河网泥螺，一天我至少为家庭提供一盘菜；晚上和同伴在河中放钓鱼钩，第二天早上就有野生鳝鱼、甲鱼上钩；一场大暴雨之后，还到河堤上捕捉野生田鸡，每次回来就有几毛钱的收入。
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在河边采菖蒲、艾草。插在门上、窗户上，顿时芬芳扑鼻。炊烟袅袅，端午草里煮着粽子、鸡蛋、鸭蛋、大蒜，芳香笼罩着整个村庄。
有一年，闸门开闸放水后，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河岸边的河泥上种植了20来株的茭白。第二年丰收在望时，所种的茭白被大队（现为村委会）没收了，批评我是挖了社会主义墙脚。我心痛了好几天，暗骂大队干部是“敌人”。
夏天，我们几位小伙伴经常逃出大人的视线在南山河里玩水，小河成了欢乐的场所。有一次我试着像大人那样学游泳，慢慢地向河的深处试探，河水从齐腰满过胸部再到颈部，一个踩空，滑到了深潭里去了，我在水里不断挣扎，以为自己这下肯定上不了岸了。同伴在岸上恐慌地乱叫，我不知乱摸到水草似的什么东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回到了岸边，这时看到大人从河堤上飞奔过来救我。那次我不但没有学会游泳，却呛了好几口水。我父母知道后，狠狠地教训了我一番。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下河学游泳，至今我还不会游水，就是那次溺水的缘故吧。
我离土不离乡。经常来看看自己的老母亲，一直没有涉足南山河。现在的南山河“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夏日风风火火地走过了，肆无忌惮地让你感受到《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的境界。
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乡民。在城市内的水泥路、柏油路上，踩不出的足迹的我，每当夜晚入静时，便会想起故乡的南山河，想起给我乡情的河流，想起她在春夏秋冬的日子里，哺育了河内的生灵，滋润两岸的好田园。南山河，家乡的母亲河。她不自夸，不索取，不居功，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在茫茫人生路上，她一直启迪我去面对复杂的人生，就像河中的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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