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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新闻通稿】中国农民工第一奖“安子_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在深圳颁奖
中国农民工第一奖
“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在深圳颁奖
“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做为中国农民工第一奖，也是目前中国惟一由打工者自己设立的民间奖项。
历时近一年的“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共收到国内外2000多位打工作者的来稿。经过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评委会公平公正的评选。2011年12月18日下午，
“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 在深圳宝安区揭晓。四川籍温州打工诗人唐以洪获得“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大奖10000元，湖南籍东莞打工诗人孙海涛和山东籍打工诗人陈亮分别获得“安子&第二首届中国打工诗歌奖提名奖”各2500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20000多名打工诗歌写作者。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内打工诗歌创作的发展，“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由著名打工诗人，《打工诗歌》主编许强，中国打工皇后安子与深圳诗人之夜主要召集人客人在2009年共同发起。由“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评委会”、南方诗歌研究中心、深圳读书月青工大课堂组委会、深圳诗人之夜组委会联合主办。计划每年一届。评委会顾问为《诗刊》常务副主编、著名诗人李小雨，评委会主任为最早提出并丰富“打工文学”概念的评论家、深圳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评委分别为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著名诗人祁人，《诗刊》编辑、著名诗人唐力，《星星》诗刊编辑、著名诗人熊焱，著名诗歌评论家、教授、博士后、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张德明，《特区城市管理》杂志执行主编、著名诗人胡望江，《打工诗歌》主编李明亮、著名打工诗人、《作品》编辑郑小琼，著名打工诗歌评论家、东莞评论家协会主席柳冬妩。
在采访中，许强说：“本次获奖共有三人，一共入围共十人的作品将选入《2011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一书中，全国新华书店将上架”。
“打工诗歌要说出一般打工者说不出的话，要在人间传播真情、正义、良知和真理。”张德明谈起设立“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的初衷。客人则在颁奖词中说：“打工诗歌，是一种生命意识与人权意识的自觉开启，标志着打工部落的文明程度和心智发展的高度。”安子&首届中国打工诗歌奖获得者程鹏坦言：“渐渐地有更多的诗人怀着对打工群体的怜悯情怀，他们不凡才华出众。但历史会更加尊重在打工现场的诗歌。”
&“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获奖者都是来自于最底层的打工诗人。如唐以洪在一家鞋厂，白天修鞋晚上写诗。或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历了太多生活的磨难，都共同热爱着做为精神惟一支撑的打工诗歌。
唐以洪在获奖感言中说到：“打工者演绎的历史是真正的历史，他（她）们才是真正的打工诗人，他（她）们用肉体和灵魂，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里抒写着时代的现实的诗篇。我相信，只要是生活，无论什么样的生活，它的深处一定有一些很细小的秘密，而我们就被裹在这细小的秘密里，我只是试图用一把刀子将我们剥离出来。”唐以洪如今，依然是一个普工，在普通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他说当有人在耳边说起“普工”二字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不是滋味，他愈来愈觉得
“普工”和“外来工”一样带着一种歧视和偏见的味道……。
孙海涛认为：“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虽然只是一个民间奖项，但我相信，它在三亿打工人心中尤其是打工诗人心中，已然竖立起了一面旗帜。首先是被誉为打工皇后的安子本身，其次就是以其名字命名的公益性质的诗歌奖项。它才刚刚举办到第二届，却已深入打工人心。”
陈亮则对生存有更多地体会：“作为一个农民，从十八岁开始为了养家糊口，我就一直在社会底层辗转挣扎，做过大约十几种工作。作为一个怀揣诗歌梦想的农民打工者，要想在这个变革的，物质的，快餐的时代生存下去，到底都会发生什么，记忆都是酸辛的。”
每一个打工诗人背后，都有许多的故事与无奈。但打工诗歌作为他们精神的拐杖，在前行的路上永远支撑着他们，照耀着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诗歌”因此历经30余年不衰，并逐渐扩散至长三角直至全国。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主流文坛的广泛关注。深圳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说：“从打工情感生活的倾吐到对人类总体命运的领悟，打工诗歌无疑要担负着探寻真理、追求光明和提升灵魂的神圣使命。”
2001年打工诗人许强，在《打工诗人》报创刊号宣言中明确提出：“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打工诗歌的命名，第一次正式形成。这也标志着打工诗人群体，开始自我觉醒。目前我国有三亿外出流动的打工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打工大潮，从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人类的流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自身和社会，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作用。千千万万的打工者在远离家乡的异乡挣扎着，不屈地向命运之神抗争着。在打工大潮的声势浩荡中，最撼动人心的正是这些平凡打工者平凡的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才是生命的底蕴。
中国打工皇后安子的名言“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入选对深圳最有影响力的30年30个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打工青年。继续支持做为本奖的资助人，她说：“对于打工诗人来说，我们经历了什么就该说出什么。打工诗歌能启开打工生活中的各种奥秘，揭开打工生活的厚重帷幕，点亮黑夜之中无数双渴求的眼睛和心灵。”&
对外媒体联络人：许强&
我只是想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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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获奖答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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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洪
我长期奔波在打工的路上，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因此，现实中的一些幸福和阵痛，很难用这张嘴巴说出来，即使说出来了，也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笨嘴笨舌，庆幸我的老实巴交的父母送我读了几年书，认识了1600多个文字，我还能用这些文字颠三倒四地组合成一些粗砺的句子，写成打工诗歌，来表达我的来自骨头里的微弱的声音。对于打工诗歌，我有一种敬畏的心情，我害怕我践踏了她神圣的使命，因此，我写打工诗歌就像在土地里侍侯庄稼，灌注了全部的感情。此次获得第二界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优秀的打工诗人大有人在，她（她）们更有资格获得，评委们把这一荣誉授给了我，是一种爱护和鼓励。在此，我感谢安子老师，感谢客人老师，感谢打工诗歌发起人许强，和所有支持打工诗歌的人们。他们不仅一次又一次推动了打工诗歌的发展，而且让更多的人在关注打工诗歌，在关注打工诗人。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在关注打工诗歌中写到的千千万万个打工的人。打工者演绎的历史是真正的历史，他（她）们才是真正的打工诗人，他（她）们用肉体和灵魂，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里抒写着时代的现实的诗篇，我只是用文字进行了复制和抄袭，我只是禁不住地把我对他（它）们的爱，对生活与生命的感受，注进了文字之中，我只是在用自己细小的触角，伸进打工生活的最深处，触碰着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我相信，只要是生活，无论什么样的生活，它的深处一定有一些很细小的秘密，而我们就被裹在这细小的秘密里，我只是试图用一把刀子将我们剥离出来。说真的，有时侯，我写着写着就有点不知道什么是诗歌了，这时候，我感到格外的孤独和痛苦，这时才明白，深夜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孤灯之下不能入眠，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烈地想把曾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全部说出来。
四川仪陇人。打工。流浪。作品散见《中国作家》《中国青年》《诗刊》《上海诗人》《山花》《延河》《广西文学》《诗潮》《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江南》《浙江作家》《野草》《北京文学》《延安文学》《文学港》《佛山文艺》《都市》《江门文艺》《绿风》诗刊《打工族》《当代小说》等刊物。2010年获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奖﹑《中国作家》首届郭沫若诗歌奖。
□唐以洪
一支皱巴巴的香烟
1993年，也就是我22岁那一年，我到了沈阳。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不出去不行，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土地里的庄稼和一群鸡鸭，经济那么拮据，许多与我同龄的年轻人都结了婚，而我还没有对象，父母难免要担忧。一天父亲对我说：“我给你找个建筑师傅，你跟他到沈阳去学搞建筑，挣够了彩礼钱就回来相个老实人家的女孩结婚，况且，有门手艺将来也不会挨饿。
我带着父母神圣的使命和村里的人出发了。一路颠簸。等到了沈阳的建筑工地才发现，还能学什么手艺？我们干的活儿是捣鼓混泥土，卖力气的活儿，出都出来了，干就干吧，于是横下心，操起了振动棒，别看那玩意儿不大，可够沉的，它一振动起来，混泥土就四处飞溅，整个人也跟着振动起来，一天下来浑身溅满混泥土的斑点，只看得见两只眼睛在转动，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一到晚上躺在大铺上浑身就痛得受不了，好像骨头散架了。
累就累吧，只要有钱挣，挣够了彩礼就可以回去结婚了，父母神圣的使命成了我吃苦耐劳的动力。可是一月后，甲方就通知我们不用上班了，也就是被停工了，说我们捣鼓的水泥出了质量问题，不合格，要另换一批工人进场。于是我们二十多人就窝在工棚里等工钱，甲方不给，说没有要我们赔就是好事了，奇怪的是，我们捣的混泥土并没有用大锤砸碎重来，另一批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开始干起来。后来，一些人看要不到钱就走了，他们带够了回去的路费，剩下的十几个人没有路费，就继续窝在工棚里等，一等就是一月多，等得一日三餐变成了一餐，有很多人把胃饿痛了，把脚都饿肿了，头饿昏了，后来饿得不行，我就和村里的一个年轻人跑到离工地有5里路的菜市里去拾掇枯菜黄叶，扛回工棚给大伙煮起吃，尽管没有油盐，
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吃着吃着就哭了。那段时间，不但生活和工作没有着落，吃烟也成问题，烟瘾大的，常背着人拾以前扔的烟屁股抽，有一天晚上，我在行李里发现了一支皱巴巴的烟，刚一点燃，四五个人立即围在了一起，甲抽了一口递给乙，乙抽了一口递给丙……那时候，我多么的想亲人，和家里的红薯，土豆，和从来都不喜欢的玉米棒子。那支皱巴巴的烟忽闪忽闪的，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引领着我漂泊的灵魂飞回了故乡。
表哥的被子多像一张猪板油
　　1994年3月28日上午，我到了广州的番禺。由于我带的路费有限，在车上很少吃饭，又加上闻不惯汽油味，一走出番禺汽车站就感到晕头转向。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说到时一定来接我。我在一家小卖店的门口坐了一会儿，给我接尘的表哥还没有来，于是又给表哥打了一次电话，估计车间离门卫室很远，我等了几分钟，表哥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在电话那端说，他请不到假，叫我自己坐9路车到莲花山，然后向右转，向左转，就可以看到他的厂了，他的厂在五星工业区里。到五星工业区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很多厂都下班了，但没有看到有工人从工业区里走出来，两扇高大漆黑的铁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口站满了人，像我一样伸着脖子朝里面张望。一个保安朝我们挥挥木棍，让我们离开，很多人骂骂咧咧地走开了。我心里想，有点像探监。不一会儿，表哥来到了门口，他说他很内疚，厂里有规定，不能出来，要晚上10点下班后才能出工业区。三月的番禺，白天比较温暖，太阳照得人懒洋洋的，我躺在草坪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又在工业区的门口望了一会儿，明明知道表哥要10点才能出来，我还是望了一会儿。后来，我蹲在有灯光的地方，看一张晚报，越看越觉得有点冷的时候表哥和表嫂下班了，他带着我回到了出租屋。
　　出租屋很小，只放了放了一张床，床上面铺了一条棉被，另一条是用来盖的，两条棉被都很薄，很旧，从这边可以看见那边的灯光，像一张猪板油。看得出来，表哥和表嫂的打工生活过得也不怎么好。亲戚相见，格外兴奋，我们拉了很久的家常，当我上眼皮和下眼皮打架的时候，表嫂从床下拖出了一张大纸皮铺在床前，然后从他们的床上抽出了一条被子。表哥说，兄弟就奈何睡吧，出了门就只这个条件。表嫂也说，有睡的地方就很不错了，你没看见桥下躺的那些人吗，他们也是出来进厂的。表嫂说的不错，路过莲花桥的时候，我就看见很多人蜷缩在下面。于是，我就合衣躺了下去，但是，怎么也睡不着，感到浑身都是冰凉的，好像躺在冷水里，表哥和表嫂在不停地翻身，我知道，他们也睡不着。有好几次，我刚一睡着就被冻醒了，于是，把身体蜷起来，蜷成一团，把头尽量地靠向大腿，我知道，我的睡姿就像老家那条怕冷的狗，把头埋在肚皮上取暖。
老板说左憋子喜欢小偷小摸
1996年冬。几经周折，我终于进了番禺石基镇的一个鞋厂，老板是香港人，带着副眼镜，很少到车间，但他到车间的时候，身后就跟着一大帮人，比如保安，厂长什么的，如果看见那个员工在说话，没有坐端正，或者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他立即就要指着员工大骂，或者要求厂长把员工炒掉，因此，员工见老板就像老鼠见到了猫，很害怕。
我在厂里捶鞋，就是把鞋面上不平整的地方用锤子捶平，很累，工资很低，为了赢得加工资的机会，我干得特别卖力气，通常比别人早进车间，晚出车间。但是，只干了两个月就从厂里出来了，出得很郁闷，因为老板发现我是一个左憋子，说看到用左手做事的人心里就别扭，憋子喜欢小偷小摸。于是就把我炒了鱿鱼。
那天上午，我正在捶鞋，为了加工资这一崇高的理想，我捶得满头大汗。当时我并不知道老板站在我的身后在观察我，听工友说，他足足观察了2分钟，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从我的身旁走到厂长那里去了，我看见他指着我在给厂长说什么，整个上午我都在猜测这件事情，是不是老板看我干活卖力，要厂长给我加工资，或者提拔我当班长，我这样想的时候，感觉锤子不再那么重了，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下午，我刚一进车间，厂长就叫保安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没多久，另外一名工友也被叫来了。厂长说，从今天下午开始你们就不用上班了。当时我正陶醉在加工资的幻想中，因此厂长说了两遍，我才回过神来。我们问厂长为什么，厂长说这是老板的意思，他不喜欢用左手做事的人，用左手做事的人喜欢小偷小摸。我对厂长说，我用左手做事不是先天的，是因为小时侯伤了手，用右手习惯了。我不管你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反正老板不喜欢。后来，我们和厂长吵起来了，进来了几个保安，把我们拖出了厂门。
出厂后，我又回到了工地，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在脚手架上劳作，望乡，在深圳，东莞，佛山等一些地方辗转，直到2001年5月，一列绿皮火车把我哐啷哐啷地送到了北京。
我发誓这辈子不再搞建筑
2003年的北京，天气冷得比较早，一到十一月，漫天就扬起黄沙，还刮着冷飕飕的风，让人睁不开眼睛，到十二月就开始下雪了，很多工地在为建筑物生火保温，我们的工地没有保温的条件，因此停工了。停工就意味着要与工头结算工资，工头总是推三推四，说什么甲方还没有给钱，这一推就推到了年关，人们回家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
有人悄悄向甲方打听，甲方说早就给工头了。于是工人在马路上堵住了工头的小车，不给结帐就不让他走，没有办法，工头答应1月16号号给大家结算。16号离过年没有几天了。&&&&&&&&&&&
那天，工人在工地办公室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影，直到下午，他才开着车来到工地。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结清帐，只是给我们每人发了4000元，一年干到头才4000元，谁也不愿意，于是大家和工头吵起来了，工头说没有办法今年亏了，锅里没有，碗里就没有，说翻年给我们补上，说完就要离开，我们又拦住他的车，要他写欠条，他不写，使劲地按呐吧，没几分钟，几辆黑色的小车开进了工地，从小车上下来几个大汉，手里拿着铁棍，见人就打，把我们打得四处躲藏，有的人被打破了头，有的人被打躺在地上，我躲在一台搅拌机的后面，逃过了皮肉之苦，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那一刻我发誓，这辈子不再搞建筑，太苦了，太累了，太危险了，太不好要钱了。
我在鞋厂做普工
2004年，温州的一个小镇。刚去的头十天，我为找工作跑遍了大街小巷。这里的厂真的多如牛毛，什么制衣厂、阀门厂、五金厂、鞋材厂……在一些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手工小作坊，轰隆隆的机器声从白天到夜晚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里最多的厂要算鞋厂了，而且大多数外来工都云集在这里。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我进了一家小鞋厂。我的工作是打包装，就是把一双成型的鞋按要求放进鞋盒里，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很麻烦。或许是我的运气好，刚进厂就遇上赶货，一个月下来产量有30000双。虽然很累，但一听到工资可观，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到第二个月发工资时（在温州，许多工厂害怕员工流失，一般都要压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像掉进了冰窟窿凉透了心，我的工资和车间的一些人比起来低得太多，足足少了1000元。我怀疑是主管算工资时搞错了，便找他去理论，结果主管骂得我狗血淋头：“你想工资高，你去开前帮机，你去锤鞋……干吗要来干普工？”我无趣地离开了主管办公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普工。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在温州的许多工厂存在着员工等级分化的现象，特别是鞋厂，他们把员工按照工位分为特级工、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和普工，特级工的保底工资是元，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普工领计件工资。由于单价不一样，员工的工资悬殊很大，一级工和二级工一年到头能够存点钱，三级工的工资刚好够花费，普工就必须勒紧裤腰带，有的还得借钱花。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和那些一、二级和三级工相比，普工所付出的时间和劳动量并不比他们少，工资却比他们少得多；同时，普工在主管眼中比那些等级工低人一等，那些一、二级工请假时主管一般都会同意，而普工请假就困难得多，主管总是以人员不够用为借口不同意；有时候普工和一、二级工发生摩擦，挨批评的是普工，挨罚款的是普工，被开除的，普工占多数。总之用我们主管的话说，宁愿走十个普工也不愿走一个一级或二级工。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一、二级工也愈来愈看不起普工，常常对一些普工吆三喝四。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很想离开温州，但每当我走出工厂的大门，我就感到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或许是心里不平衡的缘故，我开始迟到和早退，开始和主管顶嘴。记得有一次，我感冒需要上医院，上午9点就向主管请了假，主管破天荒同意了，但他要求我再坚持一个小时，否则作旷工处理。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当时很激动，但这种心情没延续到二十分钟就骤然降到了零下。在我向主管请完假回到岗位不久，就发现一个叫陈雄的一级工拿着放行条屁颠屁颠地跑出了车间，经打听才知道他女朋友过来度周末了。于是，我愤怒地离开了车间，至于主管在身后吼叫什么的我根本没有理会。
第二天早会，主管宣布了对我的处罚，并把一张100元的处罚单贴在车间的罚款栏里，理由是无故旷工。在和主管辩理时，主管一再重复：“你愿做就做，不做就走人，工资一分没有，温州啥都缺，就是不缺两条腿的普工……”愤怒之下我撕毁了罚款单。晚上加班，我的工位被一个女孩代替了，主管说我不适合在厂里干。但最后，我并没有被开除，原因是我的一个老乡是是一级工，他对主管说：“他人生地不熟，又没钱，到哪里去？干脆我带他一起换厂算了。”虽然是这样，但我还是出了血。那天晚上，我们把主管请到一家饭庄吃饭，主管好像忘记了我们的不快，几杯酒下肚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看在都是打工的分上，他放我一马。他说只要我好好干，他下个月把我从普工升到二级工，现在还差个名额。后来这个名额被一个特级工的亲戚拿去了，主管不好意思，就给我加了50元奖金。其实那天晚上的饭钱加他洗头的20元总共230元，用去了我四分之一的工资。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盼望有一级工或二级工离厂，但这种盼望就像在做梦。我也想过跳槽，但在温州，普工跳到哪里都是普工。因此我相信了表哥的话——跳槽不如守槽。我一守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我目睹了肖扬、小雪、王克等十四位工友的遭遇，他们都是普工，没钱花了，干不下去了，辞职厂里又不批，最后白白地丢下一个月工资自动离职；我也目睹了十二名普工因工资太低拒绝上班的事，结果罚款的罚款，开除的开除；我还看到几名普工白天上班，晚上就和一些社会流氓混在一起，结果被人在街头砍得半死；我还听说某某厂两个月招了500人，最终只留住了38人。
如今，我依然是一个普工，在普通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但是当有人在耳边说起“普工”二字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我愈来愈觉得
“普工”和“外来工”一样带着一种歧视和偏见的味道……
我一直在社会底层辗转挣扎
非常荣幸能获得“安子·第二届中国打工诗歌奖提名奖”，作为一个农民，从十八岁开始为了养家糊口，我就一直在社会底层辗转挣扎，做过大约十几种“工作”。作为一个怀揣诗歌梦想的农民打工者，要想在这个变革的，物质的，快餐的时代生存下去，到底都会发生什么，记忆是酸辛的。
作为一个“草根”的打工诗人，我是这个群体里在精神上过早思考和觉醒的那一部分人，因为思考自己的命运从而会思考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命运，而这样思考了，自己的笔尖就不会轻松和从容了，注定是粗粝、沉重的、血性的，批判的，有根的。
多少个夜晚，或者是在流浪的路上，雷电交加的桥洞，简易的工棚里，那些失去土地而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工，被黑团伙黑中介围攻、袭击、盘剥的农民工，被拐卖的农民工，在流水线上耗尽血汗的农民工，要不着工钱的农民工，回不了家乡而跪地乞讨的农民工----似乎一直就在那里呻吟、呐喊和嚎叫，撕咬着我的灵魂和良知-----自己的命运和诗歌自然而然的已经和我们这个群体难解难分。
所以，我不愿也不敢让自己的笔尖轻飘和虚浮。作为打工诗人，我们要敢于担当或者为群类呼号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品质，尽管这些声音是弱小的。
作为我和其我的打工诗人兄弟来说，除了光怪陆离的别人的城市，家园或者归宿感是个重要的并且回避不过的写作主题，而精神家园理应是全人类的永恒主题和寻找终极。打工诗人就是这个精神家园里憨直、可爱、单纯、隐忍的群体。在农耕文明逐渐被工业文明侵占的今天，打工诗人们对农耕文明的回望、歌吟，已经成为当今诗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也一定会对惶惑的人类有着启示的意义。尽管我们的歌吟类似于蟋蟀的歌吟，犹如钢铁水泥森林里的弱草。
感谢上苍，这一生让我做一个清白的农民或者打工者，还要我做一个诗人，可以让我更加真实的，清醒的，更低一些，更慢一些笨一些的来观察或者思考，记录和见证这个时代，让我不经意间找到了隐藏多年的翅膀。感谢这个时代，它在我们心的年轮上留下了那些“美丽”的弧线，尽管这个代价有时候是痛苦、悲愤和矛盾的，有时候甚至会触及死亡或牺牲的边缘——
最后还要郑重感谢安子女士，感谢所有关心支持打工群体的老师和朋友们，让我单薄的身体和流浪的灵魂，在这凛冽冬天里感受到来自诗歌的奇异的温暖或力量。
1975183002008
我先后从事过十几份工作
□陈亮
&“我是用伤口在写诗，默默劳作的我很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这个农民工身份的诗人，要用诗歌表达、思考农民工的命运和疼痛”。现在，我除了种家里的10亩地，还外出打工，我用“吃不饱但也饿不死”来形容目前的生活状态。
我们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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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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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革：社会转型中的南方叙事
朱榜明、赵江的长篇小说《东江向东方》，还有黄运生的小说《空中飞着两只鸟》等
，是一部比较宏大的南方叙事文本,故事复杂,人物很多,有党员干部，有普通百姓，有香港商人，有日商代理人，有内地来的挂职干部，还有打工妹。小说的人物符号意义较为强烈，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并以太平手袋厂的创办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的人物谱系。作品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民兵营长孙阿茂。改革开放之初，他迷茫、困惑而愚昧，是传统思想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守护者；一个是外号叫东救济的孤儿东仔，他由一个供人取笑的弱势群体形象变得咸鱼翻身，不仅娶了老婆成了家，还当上了太平手袋厂的副总经理。他善良爽直，村里要引资办厂，他第一个带头捐钱；一个是村妇女主任陈媛，她是中共党员，敢破陈规陋习嫁了个外地人，是新事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她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太平村书记喜叔和村主任孙官瑜的鼎力支持下，正确地领会党的各种方针政策，打破僵化思想，，以卓越才能与眼光，使一穷二白的太平村走向改革走向富裕。小说以出色的文学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东莞农民的历史终结转到了孙阿茂这一代，这样的人物在市场化工业化进程中活生生的成长过程。作品令人震惊地写出了南方乡镇在这样一个改革和后改革时代的命运，着重描绘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城乡裂变，是后改革时代的南方乡镇的经典叙事，全面彻底地还原乡土东莞生活存在的历史状况。杨双奇为这遍热土开发财富，开发生产力而写作，为这遍热土正名而写作，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历史观和历史责任感，给东莞乃至广东作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小说中的太平村就是东莞虎门镇的化身，是珠三角许多镇区的缩影，是新时期广东人民的创业史，是当前正在前进中的历史。
朱榜明、赵江的长篇小说《东江向东方》，以东莞改革开放二十年后所发生的故事为题材，展现以莲湖湾为代表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呈现的新型社会图景和社会关系，具有很强的开放视角，社会场景广阔，生活质感丰满。伴随着一场大开发、大调整、大转型、大创新的过程，多元价值观及人生追求跃然纸上。文本塑造了数目众多的人物形象，面对征地拆迁的大举措，政府官员与基层百姓、行政干部与高知分子、既得利益与长远目标、家庭纠纷与信仰冲突等各种矛盾层层凸显。其中既有上下属之间对政策理解的支持和抵牾，也有对权力运行的博弈和利用；有政府与民众之间认识不同的观念分野和利益调整与斗争；也有亲朋之间的同袍之谊和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易等等，多种矛盾复杂交织，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烙印。文本中的许多人物都充满了矛盾和困惑，里面有很多混沌不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村与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纠缠在一起的就是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之间的较量。这一较量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几个农民性格冲突的过程，而是真正触及社会经济结构与习俗规范的革新过程，是伴随生产关系与各阶层各群体利益重新调整而使整个传统价值观念受到猛烈冲击逐渐蜕变更新的过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土地变革和城市化背景下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活现场。而这些现实的情节和真实的叙写，与现实社会的改革实践形成互动的言说关系。小说关注当前农村城市化的社会现实，考察了农村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人力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工业向工商业转变，乡镇向城市转变，民间资金向民营资本转变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图景，从特质上看更接近于改革开放进程中东莞的生活情状和精神征象。在文本中，“东江”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空间概念；“东方”代表的是一种方向，是一种象征，以此对时代价值观念进行隐喻式的描写，隐藏着一以贯之的对现代变革的弘扬。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工业文明无疑标示着进步和先进，对于广大中国乡镇的转型升级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路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乡镇和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和土地改革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遭遇的困境往往被现代文明的物质成就所遮蔽。小说带给我们最大的震撼是写出了农村家庭在时代变革中的觉悟和农民的现代意识的崛起。小说给人以人性的关怀和社会的思索，是一个拷问社会变革的大问题，一部关涉城镇命运的大题材，关注着社会发展的演绎和时代文明的进步。
黄运生的小说《空中飞着两只鸟》，以意识流的形式，叙述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莞和东莞人的生活状貌，从老东莞的符号土瓦房、大榕树、大石头磨子、咸鱼干，到社会变迁的符号生产队晒谷场、拖拉机手、斗地主、逃港、回城、文化广场，再到现代社会的心理符号三角恋爱、一夜情、横刀夺爱、生活作风与桃色绯闻等，片断式灵动地跳跃，在真挚的情感经历中，抒发着对东莞三十年来城乡社会变迁的感悟。作家在早年形成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会储存在作家的无意识深处并伴随其一生。家乡的方言、母亲讲的故事、民间的风俗民情都会作为创作的资源为作品增添独特魅力。黄运生在岭南文化中的长期浸染、对广府客家文化的熟悉，使他的作品形成独具个性的深刻和匠心独运的美学特色。他的另一小说《凤凰树开花的季节》，在较为沉淀的时间内高屋建瓴地描述了东莞乡镇引进外资的坎坷历程，勾画出改革开放之初东莞乡镇干部的务实作风和精神风貌。作者似乎在以目击现场的身份，痛击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城乡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陈见和保守心态，文本中有变革的痛楚，腐败的蔓延，民风的裂变，深刻地表现了东莞在经济社会双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与裂变，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上述作品都贯穿着社会大变革时代作家的现实思考，事实上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挫折与骄傲、抗拒与融合、反思与奋进的种种独特经验，刻录着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轨迹，隐喻着中国城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想象的方式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城乡发展史和社会流变史。东莞农村城市化和改革开放三十年进程与东莞文学三十年的运行轨迹，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叙事版本而已。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隐喻，当代东莞文学事实上已与当代东莞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对应性同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文学文本的生产与传播演变为一种对话和印证。因此，无论是,
朱榜明、赵江的《东江向东方》，还是黄运生的《空中飞着两只鸟》《凤凰树开花的季节》等，小说中的地域场境、南方元素和叙事意象，不仅是一种文学内容，而是一种社会性集体记忆。这一历程作为改革实践者生命体验和社会变迁的生动显露，构成当下城乡中国的城乡发展史和社会变迁史。因此，对这一宏大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整体叙事与深度阐释，既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形象认识，也是在后改革后工业化时代对城乡社会命运的积极思考。
近年来，当底层书写重复挑战人们的审美极限，当主流文学喜好显露精英主义的颐指气使时，王十月用真实的在场叙事传达着他对底层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他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跳出了打工文学以前的局限，从单纯叙写生存之艰与内心之痛，开始转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表现个人力量在遭遇时代危机时对自己命运把握的无能为力。小说叙写了一个小老板的乖张遭遇:
小老板面临着三角债的危机，香港人赖查理欠小老板的货款，小老板欠供货商的钱和工人工资。为了完成赖查理的订单，小老板让员工日夜加班，最终酿成工人张怀恩疲劳死去的惨剧，小老板无路可走，自寻短见。为了那个订单，几乎所有的人都付出了代价,张怀恩付出了生命,小老板面临破产,李想放弃了友情,更多的人付出了超乎寻常的艰辛。王十月站在对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场上，书写打工者群体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他在直面现实、再现尖锐矛盾的同时，试图进行某种调和，将劳资纠纷消弭于无形，这是一种对以往打工叙事的颠覆，它以全球性的视野，对中国打工者的背景因素贯穿着一种总体性的把握，“作者有意识地将眼光放向全球的空间，开始来探索全球语境下打工者乃至国家的发展可能性。”
Williams,,Hamlin Garland
农民进城后的生命状态以及作家对
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现代湘西的传奇故事。小说从凤凰市沱江镇公安分局局长吴永福突然被人谋杀切入，以龙玉虎、朱刀客等人的情感纠葛与命运冲突为网络，展开了一系列复仇与死亡的叙述。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审视历史长河中湘西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裂变，宣告理想形态的湘西的终结。作品所展现的人与人关系恶化、个体生命的堕落无常，无不散发着古朴纯真的乡土诗情。小说
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文学叙事来关注他们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及其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目标。东莞作家詹文格的小说，正是这一写作主题最直接最原生态的呈现。他的短篇小说《谁在城里种玉米》，讲述了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吴驼子帮开发商看守一块圈地，因久不施工，农民的天性使他在那块地里种上了玉米，然而却招来种种不测；局长的父亲，电视台曝光，邪恶的工头，各色人等的矛盾纠结穿插其中，反映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人性及价值观念的冲突。文本侧重揭示的是农民进城后的生命展示。他的小说文本在为这一底层经验平添新的叙事向度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着底层写作对现实的想象性建构和文学诉求下的社会性对话。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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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那些事”似乎是东莞作家小说叙事永远的兴趣所在。她的写作几乎都是围绕女性的种种隐私、种种秘而不宣的情感和私人经验而展开。小说《初红》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较多的理性思考，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情感和少男少女的成长流变。女主人公海婷是个敏感而带些神经质的女人。一天早晨，她和博宇的双人床单上发现了一滴来历不明的血渍，“那床洁白的小碎花的刚洗过、晒过、铺好的床单上，今天怎么会出现一滴血？这让海婷太费心思了。”无独有偶，刚买的两粒红豆也离奇失踪。于是，她怀疑丈夫博宇有不轨行为。故事就这样绕着一滴血和两粒红豆的蹊跷叙事而展开。后来在跟踪中发现，都是儿子小可和同学楚子彼此情窦初开而惹的祸，多时的山重水复终于迎来柳暗花明，一切真相大白。文本叙事在阐释小说戏剧性的同时，对人们长期回避的女性隐秘的内心和本能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吴诗娴是当下作家中直接插入女性意识深处的人。“初红”作为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意象贯穿于整个文本之中，许多女性极端隐私的经验，如性体验、爱恋、月经、怀孕、离婚等，在她的笔下是不设防的，其中还有大量露骨的性描写，文字中充满着煽情的挑逗和心动的诱惑。这种对女性性经验的直接描写让人觉得多少有点不适应，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我们伦理文明最深处的禁忌。尽管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能把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揭示得那样彻底、深刻和微妙。“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官、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林白）吴诗娴之所以不回避描写生活中的性，是力图通过有性的生活去写爱，通过爱去写人性中那永恒的美。
意义：解构重构的叙事想象
余华说过：“写作不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发现，它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同时又给它一种新的生活面貌。”[4]他的小说《活物》涵纳了乡下人现实与幻想的交互视线，是最见作家想象功力的典型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他以他熟稔的乡下人的立场，从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村怪志异中窥见他小说中“楚州”的生存世相，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里本身就寄藏着我们所处时代的新的隐喻。他的小说带有先锋小说的现代性标记，叙事中往往以“探访”作为小说的故事框架或叙事线索，而探访的结果则似乎无关紧要。《活物》即是一个标准的“探访”框架。小说一开头就设置了一个总的悬念，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假想的奇异村落：每个人都爱做梦，做梦做得最好的人可以当村长。于是，围绕村长之争，人们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村长白大迷糊连哄带骗地娶了个来历不明的漂亮女人郑小茶，郑小茶却与走乡串户的货郎偷情生下白夜，白大迷糊因此怀恨在心，并在合适的时机吓走了白夜，村民白折腾、白富贵和白大迷糊一起卷入了一场谋杀之中，一切变得扑朔迷离。王十月以极为通俗的话语方式建构着既寻常又颇不寻常的生活。作者充分利用了梦境和真实的互换，不断地推敲、推理、质疑人物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想法，给每个主要人物都笼上一层神秘的光环。几乎都以非常偏执的方式李敬泽说，“《活物》有开阔复杂的精神背景，对时空、梦境和民间仪式的处理富于想象力。”小说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写实性话语，通过纯粹的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在虚拟的生活场景中，将大量隐喻性的审美载体进行了诗性的发挥，使得这部小说既带有乡土神话的某些色彩，又带有浓厚的魔幻意味。但是它的引申和寓意，它所影射的社会现象、思想以及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人深思的。卡夫卡说过：小说就是探讨一种存在的可能。有人说，余华的后面有卡夫卡，我看王十月的背后也有卡夫卡。他在《活物》中虚拟性的探索即提供了这种逻辑可能。这种可能性与卡夫卡所说的可能性是一致的，小说的内容是荒诞、迷幻、诡异、滑稽，甚至疯狂的。“谁最会做梦谁就最有资格当村长”这种违背常理的叙事前提使其后的一切破坏成为可能。
“有时候荒诞比真实更有力度地贴近现实。”王十月的另一小说《理发师和艺术家》倡导的是一种新民间叙事。理发师周五喜欢上洗头妹夏依，而夏依却喜欢嘴唇上方长了个痦子的胖子艺术家；艺术家经常过来剪发，周五灵魂出壳，潜意识中老是想用剃刀割死他，然而却始终未遂。割不死艺术家，周五荒谬地选择自残的方式来获取艺术家的惊诧与同情，以令人费解的行为艺术来折磨艺术家。最后，长叹着夏依的名字割向自己的生殖器。作品以几个小人物的情爱纠葛为主线，以荒诞的表现手法揭示现代人的情感困惑。小说是一个颠狂的感情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文本真正的审美力量还是来自周五的“阿Q”式精神自恋和行为自残。文本中无所不在的荒诞、反讽、象征手法的运用都是后现代的。周五一次一次地想杀死自己，显然是一个精神破碎的人。他对夏依的过度追求，使他的行为充满了变形，并蕴含了某种隐喻。他选择自残是一种真实的幻觉，他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来赢得自慰和爱情尊严，为的是诠释一种精神和意志，代表了他情感上的萎缩，其实是一种命运，读来让人多少有点沉重和心酸。夏依的爱情观中带有形而上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底层打工妹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适性，她们冥冥中以为艺术是高雅的东西，是有品位生活的象征，演绎出现代底层人生的浮华和躁动。王十月向我们指呈了一个不可绕开的文学视角，他在暗示中力图帮助人们去陈述一种理想，或者说在捍卫一种新的价值观。
80后作家穆肃的小说《河流的谜语》，以诗意的文笔和浪漫的叙事，抒写了少年“小木”把窥视女人的隐私部位作为重要生活目标而在内心默默地守护的情感历程，其实是从经验的角度书写少年的成长。一次“小木”去河边洗澡，小伙伴让他猜一个关于女人生殖器的谜语，刺激得他对那个神秘东西的热烈向往，从此他一直对女人那个东西萦绕萦怀，不由自主地被那个神秘的东西所俘虏。他发现，“能让女人无意中暴露那个私密的东西的地方，竟然还是在河流中。”于是，他整天守护在河边，企图约会那个神秘东西，那怕是女人内裤等与那个东西相关联的东西，譬如他发现一个女人在河边洗衣，风将裙子吹了起来，露出一片鲜红的色彩，譬如大雪天异乡青年老婆临产难产场面等，都令他产生美好的想象与回味，稀释出许多快感来。真切的故事和顽皮的语言娓娓道来，让人在意料之外的阅读之中获得情理之中的感受。在虚幻经验的把握中，作家始终注重的是氛围、情绪的营造。作品中似幻似真的象征和寓意，增添了文本的表现深度和阅读兴致。作品充满儿童时代特有的“灰色幽默”，从少年的心理层面入手，把荒诞当作真实，把非常态当作常态，具有后现代主义的鲜明表征。文本所叙写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隐性经验中的另一种发现、情感上另一种珍藏和成长中的另一种风景，是一个少年儿童的隐秘成长史。他的小说具有宽阔多变的叙述才能，他他的小说中的文字魅力令我们深陷其中无力自拔。
以几个小人物的情爱纠葛为主线，以荒诞的表现手法揭示现代人真实内心的情感困惑。他以极其现实甚至显得有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了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类精神困境，使得小说在象征层面上具有了普遍的人文关怀意义。
Bruce Bare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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