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万字《一个村庄的中国乡愁》试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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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独家
&&& 笔者追踪自己的村庄3年，写作20多万字社会纪实《一个村庄的中国乡愁》，
【作者简介】
程明盛，生于荆楚膏都盐海之地。幼时偏居乡野，虽过目成诵却不得其书而读；大而求学隆中，然隐居两年尚不得孔明之志。年方二十即出校门直入湖北孝感地区教委机关，胸无点墨仍笔耕不辍，终有所悟遂自比孔雀，几番躁动后迟飞南国，辗转东莞、珠海，觅中山故里而栖，现司职中山日报社总编辑助理、新闻总监、编辑中心主任，系中山市首届十佳记者。
处繁华富庶之地，历灯红酒绿之时，心不为所动，独恋爬格一途。以井底之蛙试图洞悉社会，先立身后立言。然至今一事无成，只得数百万字新闻易碎品聊以自慰。幸生性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踯躅独行，且渐行渐远。
目录序言 一个时代的乡愁
第一章梦回家乡
、我曾经背弃村庄
、年后再回首&&&&、程湾的前尘往事
、一个村庄的中国背影&&& 、个年份浓缩村庄流徙年
第二章 村庄镜像
、灌了河水的秧苗大多枯死
、麻将桌上的乡土中国&&、守在归乡路口的人情劫
、我们的校园被时代淹没了
、父母的故乡不是我的家
、乡土随乡村大戏一起谢幕
第三章 村庄群像
、空巢家庭：相距百米两位老人接连自杀
、老耕家：人工再上涨种粮可能不赚钱
、留守孩子：学生只及高峰期五分之一
、跳农门族：最后悔的是花钱买了户口
、镇上村邻：一个屠户的寂寞守候
、乡情圈：第二故乡的聚散离合
、新女性：超过八成选择剖宫产
、求职族：命运缰绳握在自己手上
第四章 城市化路径
、端阳：一个汉正街之家的命运沉浮
、小海：从小货郎到“西南日化王”
、华生：开飞机的他开着小车回乡
、军军：年前岁青年负气出走
、夏平：农家小屋的职业期货投资者
、肖平：把网吧开到深圳北站附近
、大顺：从搬运工到家电代理商
、春伯母：被女儿婚姻改变的家庭命运
第五章& 城乡碰撞
、木兰：从沈阳一处工地九楼摔下
、新生：一家三口三年走不出传销梦
、小峰：腊月廿六天上掉下万大馅饼
、德德：忙了年的小生意停了年
、宽窄：两口子连续两天遭遇车祸
、丁当：交了年的社保是不是没用了
、盼盼：网购劣质热水器泡了婚房
第六章& 都市屋檐下
、良哥：多年黑户想恢复户口
、丹夫：谁知建筑工万元月薪背后的艰辛
、享文：小学毕业的他在一所知名大学工作
、安迪：儿子在武警部队当了“逃兵”
、月生：我这小旅馆恐怕开不长久
、辣子：项目经理怀揣家装行业密码
、爱华：缺席小儿子的春节婚礼
、复华：儿子终于同意跟着做麻辣烫
第七章 乡村行为逻辑
&1、老支书：带着多人闯了市委大院
、萍儿：货车停在家门口惹来一场亲戚官司
、桂桂：两次惊人巧合的车祸
、发清：村里第一种粮大户被撞身亡
、祥子：这些牌场怎么没人管呢
、金平：住了年的老宅哪里舍得拆
、安可：我这一生毁在装卸公司
第八章 守望家乡&&、村支书：背负多万村债一筹莫展
、权哥：政协委员光环已然褪尽
、冬生：村庄走出的地产开发商
、丽人：不想再这样飞来飞去
、同喜：一个单职工的田园梦
、幺哥：还住在年前的泥坯房里
、幺叔：年前从梯子上摔下伤了腿脚
、香婆：摔伤的右腿再也伸不直了
后记 这本书是村庄为我写的
、蔚然：八年走过万千村寨
、寻访“井底人”背后的乡村
、一座“生态岛”的中国危机
、雄鹰：投资家乡回馈乡亲
【序言】一个时代的乡愁
1967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以一部《农民的终结》，预言“农民是即将消亡的群体”，1984年再版时肯定“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被誉为加拿大最好专栏作家的桑德斯以一部《落脚城市》，记录了“最后的人类大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预言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但孟德拉斯也发现“乡村居民始终是那么众多”、“乡村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复兴”。就像我们今天在欧美看到的一样，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里，对照西方的团体格局，创造性提出“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
然而眼下，在城市化率超过50%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正以一天大约消失80个到100个自然村的速度，将许多人的乡村记忆连根拔起，在城市繁荣之后，将乡村落寞抛给留守者，留下一个家园不再的时代慨叹。&&随大潮“麻雀南飞”20年的我，与家乡聚少离多，偶尔的还乡也是匆匆而过。
&&3年前的一次家乡行，从珠三角回到千公里之外的江汉平原应城市郎君镇老家，行车记录里从村口到村中央一段2分半钟的视频里，没有出现一个人影。一种家园即将消失的恐慌沉重袭来！我的家乡会像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走向消亡吗？我能为即将消逝的村庄留下点什么？
&&从此，我以不同方式与家乡建立联系，不断追寻乡亲行踪，在乡亲集中的城市探访故旧，试图描摹一个村庄的轨迹！
&&上年五六月农忙季节，趁着乡亲回乡耕种的时节，我利用年休假回到家乡，小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终日游走在杂草丛生的村庄，穿行于田间地头，与相遇的每一个乡亲闲聊，并用镜头记录村庄。
今年春节，借着乡亲回乡短暂团聚的机会，我再次回到家乡，与许多远足的乡亲久别重逢，一起感叹岁月易老，家园难再。
&&20年前，我义无反顾地辞去家乡机关工作南下赶海,怀揣新闻理想，至今以新闻为业。&&20年里，一双并不善于观察的眼睛、一支言词艰涩的秃笔，一直忙碌地捕捉着改革开放前沿的光荣和梦想。到广东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风雨无阻民工潮》，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
&&在迎面走来父老乡亲的异地他乡，在与乡亲一次次不期而遇之后，我知道，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背景下，自己身处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环渤海湾一样，作为人口输入地，正在享受成群结队的离乡背井者带来的人口红利，创造一个个野鸡变凤凰的财富神话。而与自己家乡一样广袤的内地农村大地，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下的人口输出地，正在咀嚼人去楼空的“空心”，感受家园不再的落寞和痛苦。
&&我们提着笔杆子进城，以文字书写世界大同、城市安好，却有意无意疏远了自己的家乡，疏远了那方沉寂的土地，淡忘了那些曾经朝夕与共的乡邻。当激情的文字肆无忌惮地为城市挥洒，乡村的落寞正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凉，我们常常假装听不到。无数个没有星月的夜晚，我们在反躬自省中寝食难安。
至今，许多乡亲还像我当年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奔城市；新生的一代则像我的孩子一样，畏惧了乡村蚊蝇乱飞、蛆虫蠕动的茅坑，厌恶了家乡的遍地泥泞和荒草封路后，拒绝回到父母生长之地。
&&作为记者的我，对家乡是有愧的！不仅因为曾经背弃家乡的决绝，更因为长久以来对家乡的情感漠视。
&&74年前的日驻时代，寄居香港的著名作家萧红，凭借乡愁中的回忆和想象，于1940年写出了传颂至今的《呼兰河传》，留下家乡永恒的美惹人艳羡。“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的呢喃，读来令人心碎。
&&5年前，“心灵上刻满弹痕”的齐邦媛，以85岁高龄出版耗费4年心血的大作《巨流河》，“写下这一生的故事，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在华人世界引起轰动。
&&年轻时闯关东落脚黑龙江省安达市的姜淑梅，岁开始学认字，岁出版《乱时候穷时候》，以自己惊心动魄的经历，再现一段跑盲流的历史，也书写了一个励志传奇。
九死一生的高尔泰，以含血带泪的散文体自传《寻找家园》，再现右派分子“死亡集中营”夹边沟的人间惨剧，以亲历者的书写，留下一部中国版《古拉格群岛》。
留过洋的自怜自爱的老人叶景吕，以岁开始持续年的影像志，被收藏爱好者仝冰雪演绎出一部《一站一坐一生》，叶景吕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告诉世人一个平民视角的晚清、民国和新中国。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里，有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弯浅浅的海峡，最是那一方矮矮的坟墓，触动了无数游子生死两隔的感伤和恐慌。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 当一个个村庄被从地图上抹去，当村庄的记忆被推土机的轰鸣连根拔起，当许多人对那个被世界遗弃的穷山窝子心怀怨愤，那是因为我们离家的距离还不太远、离家的日子还不太久。
&&13岁被迫离开家乡的台湾老兵高秉涵，在两岸隔绝的近40年里，难以原谅自己离乡时因贪吃石榴误过看母亲最后一眼，从此不吃石榴；在两岸打破坚冰后，把帮助台湾老兵灵魂还乡当作后半生的事业。
&&如果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看过头朝祖国方向的金山伯的坟墓，如果听过他们留下的“带我骨殖返乡”的遗愿，如果听过家不能归者的彻夜痛哭和心有不甘，我们会为自己对家乡的轻慢灵魂不安。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在看够了城市浮华和乡村落寞后，不能不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那句经典：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克·吐温140年前描绘的《镀金时代》。
&&感谢上帝，因为远离城市、偏居一隅的原故，我的村庄还没有“被上楼”，家乡的田园还郁郁葱葱，家乡的不少房子还保留着原貌，更重要的是，家乡的老人还在以乡音呼唤自己的小名。如果能够留住时光，我希望家乡和家乡人不要再老去。
&&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在蚊虫叮咬的村屋，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老人身边，听他们讲家乡的如烟往事，听他们回忆儿时的点点滴滴，听他们感叹这个不愁吃穿的时代，听他们唠叨落后村庄的种种不幸。
&&尽管家乡的孩子相对陌生，尽管家乡的新媳妇相对无言，只要村庄还在，只要村屋废墟犹存，只要家乡老人健康，我就有足够理由一次次回到家乡，因为那里有自己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少，那里有自己一生涂抹不掉的人生底色，那里是自己生命的摇篮、人生的港湾，那里包容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倾听自己一声声沉重的太息，抚慰一个个囊中羞涩的疲惫游子。
&&若到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那一天，当村庄里那些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乡音已经不再，我们就成了自己家乡的陌生人，那个村庄可能就不再属于自己。
&&赶在家乡消失之前回乡，可能成为几代人的共同心声。我们听得到游子近乡情怯的怦怦心跳！
&&当思乡的闸门一夜打开，回忆就像上涨的潮水浸漫开来，一时间连自己都猝不及防。就像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感慨的：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不过，真要记录自己的村庄，心里不免发怵。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村庄中，自己的村庄寂寂无名，既不像丽江古城一样美得令人流连忘返，又不像华西村一样富得金玉满堂，也不像江西南坑村一样寂寞得一人独守。但就是这样一个仅有四五百人口的江汉平原村落，留下了自己几十年完整的乡村记忆，只要闭上眼睛，那些逝去的日子，那些逝去的生命，就会飘荡在自己眼前，为自己讲述村庄的前世今生。
&&具体到自己村庄的写作，我曾经希望以“中国式迁徙”为主题，以自己的村庄为切入点，剖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人口大迁徙的一个断面，呈现大时代里一个村庄的光荣与梦想。但上年夏天回乡居住的那段时间，两个相距百米的七旬留守老人，刚刚在一周内相继自杀的信息，深深刺痛了我，我从中读出了藏在村庄隐秘深处的寂寞和无奈。一个正在凋敝的村庄，以诀别式迁徙后的内部瓦解，以亲酬定律、乡酬定律下的异地重构，呈现出一个浓缩版乡村命运图，留下一个时代的“中国乡愁”。
&&这个时代已经习惯了歌颂，但当下村庄里更多呈现的是哀乐，一个个生命在这里与世界作最后的告别。衰草遍地、残垣断壁的家乡，更需要被时代记住的是他们守住的最后炊烟，更需要被社会听到的是他们沉没的声音。乡亲会在镜头前，把你当做拯救命运的救命稻草，把你当做政府派来的使者。可我们只能在来去匆匆间，让他们呼吸外面的空气。
&&我想用一本书告诉人们，每个人的村庄都是自己心中的中国，每个人的村庄都值得让世人记住，因为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悲欢离合、恩爱情仇。
&&若干年后，当人类真如桑德斯在《落脚城市》里预言的“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我们能以一个个村庄的记录告诉后人，我们曾经这样与村庄依依惜别！
不少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自己的村庄，那里有不可触碰的隐私，有许多人的童真梦幻，一旦写出来，就泄露了许多难以见人的羞惭，打破了美丽的怀想。
我纠结很久，要不要让自己的村庄像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无声无息地走向消亡？
这是一块生我养我的土地，这里有我们烂泥地里的童年。我们在贫穷与饥寒中长大，留下许多饥饿的记忆，靠着乡邻和亲朋的接济，一起度过最难熬的岁月。
那些声声喊着自己乳名的乡亲，曾在父母辛勤劳作无暇照顾孩子的时候，让我们淘气在他们的视线之内，他们看着我们在草垛间安然睡去，他们不厌其烦地唠叨我们还听不懂的事情，他们以夸张的言词鼓励我们的乖巧聪明。可如今，这些乡亲正在老去，一次不期而至的相见，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告别。许多人不曾留下一张影像，就从这个世界消失，我们和他们只能隔着一堆黄土，再不能见。
长期依附于土地的农人，终究抵不住城市的诱惑，乡亲似滚滚洪流盲动入城，来不及留下一个电话，就从村庄的记忆中消失。上回留下的电话，也被再次的流浪偷走。待他们再回家乡，也许是一个口不能言、身不能行的垂垂老者，可能只是一个叶落归根的苍凉结尾。
站在满眼废墟的寂寞村庄，我们在心里呼唤，乡亲们去了哪里？我们甚至怀疑自己的记忆，他们是否曾经在村庄停留？
当岁月无情老去，我们总想抓住岁月的尾巴，找寻失落的乡村记忆，其实就是找寻自己失落的青春，找寻曾经的岁月温情。
他们都曾经鲜活地存在，在乡村舞台上表演自己的喜怒哀乐，表演自己的成功浮华，纵然已经离开村庄，他们也会在某个恰到好处的时点，回到乡村舞台表演自己的衣锦还乡，这是乡村教给他们的荣辱尊卑。
但乡村舞台下缺少观众，就像沙漠里难寻绿洲。他们在一方寂寞的土地上顾影自怜，世界往往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可他们真切地在这里存在过，就算离开很久，他们的心也总在家乡游弋。
我们从这里走出，曾经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自我激励，在乡村的油灯下，挣扎着鲤鱼跳农门，在城市的大门外，把自己撞得鼻青脸肿。&&再回首，家乡却已物是人非。
带一本书还乡，正在成为自己最深的乡愁。我想用心记录村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告慰曾经朝夕与共的乡亲。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背弃落后的家乡。
多年前，我还在家乡孝感市教育机关工作，村里偶有乡亲登门拜访，自己觉得算个村庄名人。年，镇上征用村里土地兴建三屋泵站，给了村里部分农转非指标，这是那个时代村里人梦寐以求的事，许多年轻人获得了指标，条件相当的大弟弟却被排斥在名单之外。我找村干部理论，想知道指标分配标准，可村干部一句话将我噎了回来：“你们兄弟已经有个考学出去了。”我知道这是歪理，我们考学靠的是苦读，何况小弟弟的自费中专花了几千块钱报名费。但那种“爱上哪告告去”的蛮不讲理，让自己明白了，村庄不是说理的地方。
年，我离开家乡机关南行已经年了。月日那天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大弟弟因为过去超生的事，被抓到镇里关起来，逼着要交块钱罚款，怕他在里面挨打，想我筹点钱回去。他们在电话里最委屈的是，村里同样情况的人没罚，可能看我们家有人在外面，就拿我们开刀。从家人的叙述中，我知道大弟弟第二个孩子是被捉去引产下来的，按说已经落实了计生政策，不用罚款，之前一年却被罚了元，当时说好以后不再找了，不料这次又找上门来。末了，父母叹息一声:湾子里住不下去了。
那时，年届六旬的父母经人介绍，到我曾工作的孝感市的运管处当起门卫，却一次次被村里追讨提留统筹。
年春节前后，我携新婚的妻子回了一趟双方老家，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对方父母，第一目的地湖北，第二目的地才是浙江舟山。
飞机晚上点左右在武汉天河机场降落，把我们从广东的暖冬投进湖北的严寒，妻子裹上厚厚的羽绒服，将脖颈系上长长的围巾，羽绒帽将头脸蒙住后几乎只剩下一双眼，仍不住地喊冷。我猜想妻子是因为陌生而心生畏惧。
开面的的姐夫早早迎候在机场，我们步出机场，姐夫麻利地把我们的行李装进车厢。我们的车没有奔向老家应城，而是径往父母工作的地方，门卫需要天值守，春节也要有人留守。
我细细打量起父母的工作生活地。这是一间八九平方米的门房，吃住都在里面，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油烟的味道，墙面和桌子尽管经过精心打扫，但难掩常年煤烟熏染后的灰黑。我有点难过，离开家乡年了，没能给父母安置一个窝，还要让他们在城市里起早贪黑，给家庭分忧。
夜已经深了，我和妻子住到了当地的孝感宾馆，那是我当年在机关办公室工作时，经常安排会务、接待客人的地方，距我当年的工作单位和宿舍只有两三百米距离。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在自己工作年多的城市，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单位里已经没有了我的小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还是姐夫开车，一家人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村庄，那里住着大弟弟一家四口。村庄以带点惊喜的热情迎接我们，隔壁邻居、伯父伯母、叔叔婶娘，还有探头探脑的孩子，一拨拨地涌进房间，为的是看一眼初次登门的新媳妇，吃一口迟到的喜糖。不断有人过来邀我们去家里做客，实在吃不下了，乡邻就送来不少土鸡蛋，算是对没有招待的弥补。
妻子很快感觉了对村庄的不适应。先是穿着皮鞋的我们，在霜冻后泥泞的村庄里，走几步就步履沉重，因为鞋底拖着沉甸甸的泥，甩也甩不掉。更让妻子不适应的是，家里没有厕所，只有茅坑，妻子也许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茅坑，心有余悸地说：“这厕所太可怕了，居然是两片木板搭在茅坑上，踩上去颤悠悠的，如果这木板条子断了，人就掉粪坑里去了。”
看得出妻子的眉头越来越紧锁，但一直在努力克制着。送客的间隙，我提出到田间地头走走。
在没有村人出没的田头，妻子终于情绪失控，一个电话打给已回舟山的小姨，带着哭腔哀求：“你一定不要跟我老公的弟弟谈恋爱，一定不要嫁到这个村子来，这个地方没办法住。”
到这时，我才确知，弟弟跟小姨恋爱了。几个月前，我们结婚后，把多出来的两个房间让给了他们，没想到成就了一段地下恋情。
我在曾经工作的孝感没了小房间，如今连乡下的大房子也惹人生厌，而白发苍苍的父母还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一股内疚感油然而生，我想让亲人离开村庄。
当晚，一个没有预兆的家庭会议召开了，话题由我挑起，没有跟妻子商量，似乎就做了决定：在孝感买套房子，旧房子也行。我依据当年在孝感和应城得到的二手房信息，预计的价格是万元，由我出大头，约万元，大弟弟筹万元。谢天谢地，妻子没有对我的慷慨提出异议。
当年月，家人以超出预算的价格，分期付款在孝感买了一套三居室，简单装修后，全家移居孝感，从此告别村庄。侄子从村小转学到孝感，侄女后来到城里上了小学；大弟弟考取驾照后，经姐夫介绍做了面的司机。
又是一年过后，我和弟弟的孩子相继降生，父母来到我们工作的城市带孙辈，自此与家乡告别。
原以为，我们再也不用回到那个村庄。
然而，年，时年岁的母亲不期而至的第一次中风，及其后每况愈下的身体，让她每到春节就想起家乡。年春节，母亲在村庄提前两年举办岁寿典。按照家乡逢九做寿的传统，年出生的母亲应该在年做寿，但家里人迷信提前做寿可以帮助自己挺过古稀大坎。
那一年的寿典充满喜庆，族亲帮忙请来厨师，还请来戴河乐队，在老屋门口搭起戏台，唱起母亲喜欢的楚剧、湖北大鼓。简陋的戏台，其实就是在门口的泥地上，离地三四十公分搭起木板平台，四角以金属杆支撑，三面以红、蓝、白三色油布合围，顶部以外力牵引形成尖顶。有些夸张的是，乐队将大书自己名称，并附上联系电话和联系人的横幅当作背景，置于戏台正中央，把戏台变成了广告台。
当晚，在自家门前，冲天的烟花将村庄的夜空点亮，泥泞的禾场上，村里的孩子和亲戚家的孩子汇聚过来，顽皮一点的孩子找来搪瓷脸盆，覆盖在爆发力不小的鞭炮上，点燃鞭炮后，炸开的鞭炮将脸盆炸向天空，一会之后，哐当一声落到地面，引来孩子阵阵欢呼，更引来大人严词呵斥，担心盆子砸中人头或砸中屋顶。
岁多的儿子混在农村孩子中间，玩得不亦乐乎，身上、脸上糊满泥浆，活脱脱一个乡下孩子。玩累了，孩子该洗洗睡了，却怎么也不肯走进一片漆黑的茅坑，吵着一定要到城里去住。
于是，一家人连夜开车进城，到宾馆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去商场买了雨鞋，全副武装回到村里宴客。
多少有些失落的是，这次的村庄行，没有培养起孩子对村庄的感情，反倒让孩子对村庄产生抗拒。后来，只要跟孩子说起回村，孩子就拒绝同行。
年，年已岁的老母亲第三次中风。这次中风，老母亲口不能食、嘴不能言，呼吸不畅，大小便近乎失禁，但头脑清醒。第一天入院，照过脑部后，就办理了住院手续，插上了胃管，靠流质食物和吊针维持。随后的几天，担心自己熬不过去的老母亲，坚决拒绝没完没了的检查治疗，不断伸手去拔针头，拔胃管，要求我们送她回老家，老母亲唯恐自己病死在异地他乡。
在送不送老母亲回家的议题上，家人总下不了决心。几天的煎熬过后，医生给不出治疗的答案，对老母亲能否恢复吞咽、语言功能，能不能治愈，只有模棱两可的答复。家人几番商议后，一个艰难的决定作出了：送老母亲回家医治，让母亲活着回家，满足老母亲最大的心愿。
幸运的是，老母亲经过孝感市中心医院多天治疗，终于恢复吞咽功能，只是语言功能没法恢复，只能发出短促的话音，家人需借助简单的声音和口型猜测老母亲的想法。在医生建议下，老母亲出院了。
半康复状态的老母亲希望回到村庄居住，但多年不曾住人的老宅，早就千疮百孔。这样的房子要再住人，首先要对屋面进行整修，换掉腐烂的椽子，加盖新瓦，防止屋面坍塌和雨水內灌。大弟弟带人开始了屋面修复。然而，第二天，危险就发生了，弟弟坐在左厢房一根檩子上捡瓦时，檩子突然断裂，左厢房屋顶大部分随之坍塌，弟弟跌落地下，半天起不来，跌落的椽子和瓦片将弟弟额头砸破，鲜血直流。后来从邻居的叙述中，才知道弟弟跌落地下的细节，据说疼痛难忍的弟弟坐在地下哭了，邻居帮忙处理伤口后，弟弟还想继续捡瓦，被极力劝阻。
得到弟弟遇险的消息后，全家人一致决定，不再进行屋面整修，母亲也放弃了回村居住的想法。
口随我们迁居广东，一家人实现了异地他乡的大团圆，从此一家人告别家乡，留给家乡一个远去的背影。【
在意大利首都，人们可以置身于2000多年前的罗马角斗场残垣断壁，聆听2000年的历史回响；在云南丽江古城，人们可以瞥见中国千年村庄建筑之风；在人迹罕至的重庆江津深山老林，人们发现了见证60年爱情的6000多级“爱情天梯”。但推土机的轰鸣，在短短30年时间里，淹没了许多人的记忆。
&&熊培云在著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借用瑞士著名绘本画家约克·米勒的《变动中的乡村》的中文版书名《推土机年年作响，乡村变了》，以《推土机年年作响，回不去故乡？》为题作为结语，给毁灭性的建设大跃进敲响了警钟。
&&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存在、2001年正式开始的撤点并校，令全国农村小学撤减过半。冷冰冰的数据，具体到每个学子的情感世界，可能就是昔日校园的物化记忆被抹掉了。
旧的村小学位于行政村的正中央，是两排平房，从家里到学校只有约米距离，学校没有围墙，与当年的大队为伍，大队办公室、大米加工场、理发店都在这里，是村庄生活的中心。操场上曾迎来吴桥杂技班子，最记得杂技演员高空表演结束，突然顺着斜拉的绳索“跌落”下来，观众一阵惊叫，却见演员在落地前一刻抓紧绳索，一个空翻后稳稳落地，观众顿时爆发出叫好声。学生时代的露天电影多，都在学校操场上演，我们曾走向银幕背后倒着看，好奇放映机明明在前面，电影怎么放到了背后。
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小学阶段，在这里拍下人生第一张照片，那是小学毕业照，后来却不懂珍惜丢失了。
上年夏天回村，突然发现旧小学的一间教室倒塌了，从屋墙的印迹看，应该垮塌不久，一面完整的教室后墙上，白底红字的励志标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学习”隐约可辨，从标语里“勤”字被废弃的简化字看，应该是我们在校期间的杰作，如今就暴露着任日晒雨淋。
旧小学一排教室已经被拆除，改建成一栋民宅，留存的一排教室曾租给村里人做住房，门口对联的残迹还在，教室的格局没有变化，黑板上留有白色的字迹，教室门前被住户开辟成菜园。
幼儿园接送孩子的车，每个上学日准时开到这里接送孩子，但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已经对旧小学熟视无睹。
旧小学年起就荒弃了，新小学建在村外靠近镇上的公路边，侄子曾在这所小学就读。
&&但新小学校舍存在了年，就在撤点并校中，被并到镇中心小学。废弃的校园内散乱堆放着建筑废料，散落着一些宽幅布条，看得出长期无人打理。
担任村小学校长15年、见证了村小学两度被废弃的和叔，谈起村小学的两度废弃，多少有些感伤：“家里看不到多少孩子了。”
&&初中在两三公里外的袁集管理区，当年镇上每个管理区有一所初中。我上初中时，镇里还有一所高中，初中班还没有办起来，后来变成镇初中。
&&中学的第一节课是在学校旁边的农户家上的，就在民房的堂屋里，密密麻麻挤着自带的桌椅，高低错落，大小不一。直到学校修葺完成，才将各自的桌椅搬进教室。在这里，每天自带大米咸菜，借着食堂的蒸笼烹制出香喷喷的午饭，倚着墙就着咸菜吃下。在这里，我获得了“县三好学生”的荣誉，印有“县三好学生”字样的奖品书包，在高中阶段连同整包刚洗好的衣服被盗，一个好学生的物证就此被偷走。
离开初中年后再回母校，昔日办公室和教室早已变卖给附近农人做居所，买下教室的住户留下了门口的黑板。如今这里被远走的多数住户二度废弃，留下空空的门洞，办公室的房顶已经局部坍塌。操场中央拉绳晾晒的衣服，还有门口鲜红的对联，提醒人们这里还有人居住。中间的操场长出了大树和野草，成群的鸡在荒草遍地的校园内觅食，我的教室被拆建成猪圈，如今空荡荡的猪舍里，废弃的猪圈肥没人清理，发出阵阵恶臭，令人作呕。一位佝偻的老太太走过来，探头张望着镜头，似乎要从中看出新奇。向路过的旁边村子的人打听，都说不清楚学校哪一年被变卖。
高中转过学，留下不同的记忆，位于镇区的高中都撤并了，如今全市高中都集中到城区，但仅存的高中母校一中，也在拆旧建新中，将母校变成了别人的学校。新修的一中气派得令旧校羞愧，但我只在大门外稍作停留，就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学校，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唤醒自己的记忆。我的老师都退休了，也不住在新校。倒是旧校区老师宿舍还在，有的老师还在这里迎接一批批来而又去的探访学生，我宁愿在这里寻找幸存的一砖一瓦。
一座座母校校舍呈现的衰败触目惊心，令人痛彻心扉。倒塌的废墟、荒弃的杂乱，加上疯长的野草、雨后的泥泞，合成岁月的沧桑，发出浮华背后的一声叹息。一代代学子梦中的校园，就这样淹没在岁月的风尘里！
沦陷的校园不能给自己情感慰藉，我试着穿过岁月寻找当年温暖的青涩记忆。
高中第一天，江汉平原的天气已经寒凉，我们已经盖上棉被，我和同学黎闰田被安排共挤一床，至今难忘他一脸天真的笑。同班同学艾双林，在一次体育课上，被班长无厘头倒推过来的铅球砸中后脑，昏倒在地，立即送往旁边医院。后来每次见面，我都问他的后脑还疼不疼。
在高中，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一批才华横溢偏时运不济的好老师。
高中地理老师张火清，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学生，据说当年李四光到武汉一大学执教，有一年招了名学生，张火清是其中之一，但没待他们毕业，李四光就离开了武汉。张火情老师关于改造沙漠、中国人移民澳大利亚沙漠之类的地理狂想，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片思考的天空，那是教材不曾告诉我们的奇思妙想。就是这样一位胸怀世界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扛起枪走上了朝鲜战场，留下战争创伤九死一生后回到祖国，却在驻防东北期间因言获罪，被贬回家乡劳动，多次运动中被批斗。直到粉粹四人帮后，才被地方中学发现并启用。
名如其人的孙天乐老师，那次分享我的作文，差点为我带来大祸。那是一篇写实的作文，完整且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一位同学在宿舍说大话的全过程。孙老师的作文朗读还没有结束，同学中便开始窃窃私语，目光齐齐朝向张教新同学。自知被同学作文“揭短”的张教新，当天下课后回到宿舍，气急败坏地责问“谁写的”，摆出一副不抓到坏人不罢休的姿态。我知道大事不好，偷偷拿了作文本到僻静处，将这篇作文撕下粉碎，若无其事地回到宿舍。
高大干瘦的历史老师罗炎洲，瘦削的面庞上颧骨突出，双眼深陷。少有笑容的他温和慈祥，印象中没有对学生发火的记忆。他施与学生的是父爱。在比我们高几届的校友中，曾有一位万姓同学一年内父母双亡沦为孤儿，罗炎洲老师担负起这位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一负担就是几年，俨然一对父子。
月日那天重返高中母校看到，校门口挂上了“群众运动中心”的牌子，大门左侧挂着“校友联络处”的牌子，校内操场上的运动器材还在。在门口一眼认出在校时的后勤人员龚坤祥，他买下了当年的门房，“校友联络处”的牌子就是他挂上去的。见了我，他送一部自编的《长江高中五十年》，告诉我，自己是年首届学生，学校年关闭，他每天守在门口，就是怕校友回来找不到人。他说，准备办一个长江高中陈列室。
走出门房，迎面碰到当年一位邻班老师，正是罗炎洲老师对门邻居，问起老师近况，被告知罗炎洲、张火清、孙天乐和当年的英语老师李军模都已去世多年。追问老师孩子的下落，知道罗炎洲老师的儿子罗文带着母亲在安徽芜湖工作，不久前因食道癌开了刀。我立即打通罗文电话，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师母跟他一前一后走在路上，但回忆起来已经添了陌生。
离开老家南下广东后，偶尔回乡总是来去匆匆，往往部分熟悉的同学相聚小酌后就各奔东西，与家乡老师鲜有联系，不少老师从毕业之日起就没有音讯。
如今，当许多老师已经不在的信息传来，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惊觉自己欠了老师一声问候，那是一种没法当面言说的歉疚，一种深埋于心却疏于表达的自责。
在同学整理的同班同学通讯录上，有的老师名字上加上了黑框，个别同学也随他们而去。我知道，尽管我们依旧年轻，但岁月已老，老得昔日师生开始生离死别。
春节回母校一中看望老师，谈起年月日因病早逝的同班同学吴泽宏，李坚老师深情地说起吴泽宏学生时代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有一本厚达一公分的日记本，我却意外地得知李坚老师至今珍藏着我们的作文，他保存了年以来的学生优秀作文，每届学生优秀作文装成一袋，分类装订保存，多数编好目录。
一种重读中学时代同学作文的热望，支配我当晚迫不及待地走进老师位于母校的家。房子还是那个房子，陈旧得透着寒酸，洗手间的门已被岁月腐蚀，没有上锁，也没有插销。老师卧房里最抢眼的是两个书柜，阳台被隔断成封闭式空间，贴墙立着一个大书柜，客房的顶部壁柜里装着几个大纸箱，装的正是学生作文。找来大小两张凳子过来叠起来，登到高处，将最上面的纸箱搬下来，打开，正是年代的学生作文，届作文迅速被翻找出来。于是，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着岁月的回想扑面而来。
老师仍旧用右手蘸着唾沫，一篇篇地翻看着学生作文，介绍着每篇命题作文的用意，指着作文纸背后贴墙后留下的石灰印告诉我，这些作文曾在班级张贴，还曾在后来的班级里张贴，部分作文被油印后发给学生人手一份。
年！【3-1】空巢家庭：相距百米两位老人接连自杀
上年五六月间，正是江汉平原农村糯稻产区插秧的时节，我回到村庄，村邻议论的热点不只是上涨的化肥农药价格和人工费，还有对两位老人“安乐死”的沉重叹息。
程湾与中心集镇只有1公里多路程，村口建有全镇唯一的液化气站，在燃气灶具早已普及的当下，想象中村庄炊烟缭绕的景象已经不再。
意想不到的是，行走在村庄内，许多家庭前场后院堆满麦草和油菜秸秆，有的家庭门口廊檐堆满柴禾。
走到邻居大婶家开阔的场院前，大婶正戴着草帽在太阳下扎把子（将柴草和秸秆簇成圆柱形，以便摆放和送进灶膛烧火），见到我将镜头瞄准她，忙摘掉草帽，站起来用五指梳整理头发，脸上露出燥热后的满面红光。
走进村邻家中厨房，惊讶地发现，多数老人在使用一种三角架支撑的钢灶，以木材为燃料，炒菜做饭时，炊烟和油烟混杂着弥漫在厨房内，向窗口和门口方向飘散。留心观察，钢灶下积了厚厚一层灰末，钢灶上方墙面被熏得油黑发光。传统土灶也没闲着，这种土灶有烟囱直排屋外，千百年来制造着炊烟缭绕的乡村景观。如今，村庄里留守人口太少，老人做饭往往因陋就简，主要采用钢灶。城市家庭必备的燃气灶，在许多家庭也有配备，但往往被老人闲置。有的老人直言相告：“不会使用煤气灶。”
年迈的老人说起钢灶和土灶，往往不忘感叹一句“烧出的饭真香”！他们埋在心里的另一句话是“柴草不用钱”！
这是一个特殊的传销之家，母亲是程湾外嫁女，背后连着一个20人左右的传销亲族网。
从2010年6月起，一家三口在亲戚蛊惑下分2次走入云南曲靖同一传销网，去年分两次走出传销，总共投入10万元，多数亲朋还留在里面，自家的传销资格仍被亲戚代管着，至今相信靠传销分红可能一夜成功。
孩子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也是传销梦的代言人，且以“新生”称他，我试图通过他解读传销世界的精神胜利法：
是什么让这个传销家庭如此痴迷？
为什么走出传销后也不说后悔？
传销者背后有怎样的心理隐秘？
我：你们一家什么时候走进传销的？
新生：年月份我和我妈先去，我爸过完年去。当时去的人蛮多，但多数没有留下来。
我：传销之前，你们家在贵州做送气生意，一年能赚万块钱，为什么还选择传销？
新生：我亲叔叔叫我们去的，他是年底去的，他去得最早，说是赚了很多钱。我们相信他不会害我们。
我：你叔叔带了多少人去？有多少是亲戚？
新生：我叔叔现在有多个下线，其中大约个是族亲，但大都不是很亲，多是一个房头的，平时有走动。
我：年只发展了这么多下线，是不是很难说服人去？
新生：就说年吧，包括我们和我叔叔，叫了人去，留下来左右，我们打电话后，不答应去的人很多。到现在，这条线还有多人在，他们绝对都在打电话叫人，还在不断邀人。
我：你们这个传销怎么收费？你们家共投入多少？
新生：底线是块，这是一份的钱，买份只收块。我们一家各买了份，一共交了万块，还返还了万块。
我：传销是金字塔形的，你叔叔有多个下线，做到经理级了，能拿多少钱？
新生：叔叔到目前已经有大几万块钱收入，都用了，毕竟消耗太大了。金字塔形我也晓得，顶端永远在拿钱。但现在有改观，是一个等腰梯形，上面是平的，不是尖顶的。
我：你们的分红或者说业务提成是按什么标准收的？
新生：不是业务提成，而是一个循环，今天干这个事，明天就不归我干；今天这个钱该我拿，明天这个钱该他拿。目前不想过多谈这事。
项目常改名
我：你们做的这个传销叫什么名字？
新生：经常换名字，跟你这样讲吧，每隔一段时间就调换，就是为了逃避监管。到我走时还没有定性，有时跟人介绍叫资本运作，有时跟人介绍叫西部大开发项目系统工程，有时跟人介绍叫万商西进工程。
我：你最早去的时候项目叫什么名？公司叫什么名？
新生：那时叫连锁销售、连锁经营，没有公司，有公司也是虚构的。目前公司不在正式运作轨道，没有与原来的公司挂钩，也查不到。他们说跟一些大公司合作，但真正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你们这个公司或者说这个项目到底有多大？比如有多少人？有多大业绩？
新生：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呆了年多，知道这个项目对西部有帮助，地方对我们也很重视，我们住的全部是廉租房，规模很大，房屋构造一样，内部结构也差不多一样，层数也统一，不能随便说是谁建的。
我：传销的很多欺骗手法是一样的，比如有人以前在湖南衡阳做传销时，花了钱进去就发一套价值块钱的服装。你们也有吗？
新生：个月之内发服装，说白了，跟我们去的时候套路一模一样。我就是不甘心，回来后还不甘心。有一个疑问，外界对传销误解很多，我有蛮多资料没拿回来，但电脑里存了几份资料，你帮我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我们百度不能确认。
我：这些非常容易证明是假的，你不能证明是真的，为什么要相信呢！我再问你，你们参与的项目有营业执照吗？
新生：营业执照没有，但他有个说法。
我：许多传销组织被抓后摧毁，人员被抓后被遣散，你们不担心被抓吗？
新生：我被抓进去次。第一次，派出所的人亲口对我说，多人进去了。我们被要求配合一下。他们说当地百姓报案，举报我们在这里做传销，必须把我们弄进来。进去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三次大约进去了个小时，最长的是第二次，不超过小时。
我：最长的那次为什么进去？
新生：我妈搞经理晚会，她有三四十人，要主办经理晚会，我跟我妈一起参加。那次一起被抓进去的有多人，
我：你妈都岁了，也被关进去了吗？
新生：我妈没关进去，警方说多岁的人，带孩子的，就不进去了。
我：你跟多个人关在一起吗？你怎么知道有这么多人？
新生：关我们的派出所装不下，又安排一批到火车站那儿的一个派出所。我们关在里面，有多个房，一个房关多个人，因为关不下，一些人还站外面。他们说，这么多人赶快处理了，让他们回去，不要把声势搞大了。有一个多岁的老乡，我跟他很好的，警察点他进去问话，他坚持说是做生意的，强调了几次。
我：最后一次被抓是哪一年？
新生：三次进去都是同一年，年。去年一年风平浪静。
我：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出来之后做什么？
新生：去年元旦，我爸先出来，跟着亲戚送气去了。我和我妈去年国庆节后出来，好像是号出来的，我到亲戚在广东的公司打工。我妈出来后回家了，她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想出去找点事做。
我：据说传销组织内部控制很严，没有自由，你怎么出来的？
新生：我们在里面是自由的，时间长了，想走就可以走。不瞒你说，我还在里面，目前资格保住了，人不在那，但资格还在那，到时该打钱还是打给我，当然前提是必须做成功。因为我为人还蛮好，蛮年轻，他们让我先出来，让我不用管，不操任何心。现在我就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想都不想。
我：也就是说你还在做传销？谁为你保留资格？
新生：我叔叔还在里面，前段时间给我叔叔电话，他说那里的事情不用我担心，让我安安心心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那里的资格帮我保住了，但不会再让我过去，说有什么事情他担着，以前的事情没有办法，自己走错了路，把我们带进去了。
我：你叔叔认识到错了，但是为什么不出来？不能出来吗？
新生：他不能出来，不是被人控制，而是还有那些下线在那，他要走了，这些人会找他算账。
我：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离开？最触动你的是什么？
新生：在里面有的人说赚到钱了，我没看到。考虑到自身问题，能力不够，在那里没有能力做好，外界对这事看法又不那么好，看不到希望，成功有难度。人都为将来打算，在里面太呆长了，没办法规划，连打工都不如。最后走出来是冲着伯父的一句话，他一直劝我出来，我说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伯父说，重新走向社会，在社会上运用这些知识，可以一边学一边挣钱。别人的话打动不了我，就这句话打动了我，点到了我心里，所以走出来了。
不能说后悔
我：你在里面耽误了年，把最好的青春浪费在传销了，现在出来个月了，到底怎么看做过的事情？你后悔吗？
新生：不好怎么说，不能说后悔，他们还在里面，这个不能点破。比如说，我投资做什么生意，赚钱了当然说好，不赚钱就说不好。我不能点太透，也不想违背良心，毕竟我还有下线在里面，目前虽然不想去，但我还有份良心，有份责任。
我：做了年都没有赚到钱，有受骗的感觉吗？
新生：做到一定级别后发现，跟原来讲的有差异，但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别人会说你傻，连那都看不懂，所以只能闷在心里。
我：有没有想法劝亲戚朋友出来？
新生：我不能这样说，如果劝他们出来，那我今年日子好过，明年他们就会回来找我，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我是明白的，他们回来绝对会让我们不好过。
我：你都从传销里出来了，以后遇到可能进入传销的，会阻止他们吗？
新生：年二十八到城里见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年后要到云南去。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去曲靖，问我熟不熟悉，我告诉他很熟悉。他说想去做餐馆，问我那里生意好不好做？我说餐馆肯定不好做。他听后犹豫了，说再考虑一下。我想提醒他，但不想拿传销出来说，那不是光荣的事情。
我：你对传销还没有死心，生活中遇到挫折的话，会不会重走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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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家人在我们家老宅生活了多年，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在这里娶妻生子，直到在村里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才搬出去。他的母亲跟我的父亲是未出五服的族姐弟。他比我年长很多，是我的表哥。
表哥姓尹，是村里唯一的尹姓家庭。我叫他良哥。
最后一次面见良哥，是上世纪年代末，我还在读大学，暑假回家做社会调查，遇到良哥。良哥因为生意不顺，欠下亲戚厂里的货款，我不明就里，跟他到亲戚家走了一遭，感受了亲戚的冷落。也许是生意再无转机，良哥从家乡消失了，很长时间里没有音讯，连老婆也避而不见。听父母讲，后来良哥曾多次偷偷回村，深夜来到，凌晨即走，颇为神秘。
去年五月底，我回到家乡小住，与留在家乡城市做小生意的良哥的大儿子联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良哥电话，要我帮他问问怎么补办户口。到这时我才知道，他离开家乡不久就没了户口，当了多年黑户，以前没感觉有什么不便，拿一个假身份证就可以到处行走，现在换成二代证了，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
向村干部谈起他的遭遇，都惊讶他怎么这么久才想起补办户口。据说，以前曾有常年外出者回村补办户口，大多是因为外出多年没交提留统筹被销了户，也有超生者缴纳计划生育罚款后补办户口，都由村里出具证明补办了手续，但像他这样离村多年的还很少见。村干部建议他回来一次，由村里开具证明补办户口，我把信息转告了良哥。
去年月底，良哥为户口的事专程回了一趟老家，带着湖南现住地警方相关证明，找村里出具了身份证明，向户籍部门要求补办户口。他陈述的理由多少有些令人同情：几个孩子散布在湖北、湖南、广东，想去看看孩子都不容易，因为没有二代身份证，不能买火车票，只能坐长途大巴，住宿则只能找不检查身份证的小旅馆，有些寸步难行。
但要找回注销多年的户口却并非易事。
据良哥说，户籍部门要求查找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在老家的证明，但年前那次人口普查时他已经远走他省，不可能在老家留下记录。良哥拿出已故前妻过去在当地的身份证、他与前妻的结婚证，但户籍部门认为不足以作为凭证，要求良哥出示自己原有身份证复印件或当年缴纳提留统筹的单据，但这些证明都散失了。最终，户籍部门提出，要良哥缴纳一定费用，由警方到良哥现住地调查，视调查情况决定是否补办户口。在是否拿这笔钱出来的问题上，良哥犹豫了，因为补办户口没有把握，价钱也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
事情至此陷入僵局。回乡时，良哥以为一两天就能办好户口，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带，可回乡四五天了，补办户口还没有头绪，不能继续呆下去，呆下去也于事无补，失望之下，良哥心事重重地回了湖南。
良哥的户籍遭遇，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他这些年的生活。
分田到户后，常年在外经商的良哥不愿意在家务农，为了逃避提留统筹，很少在村庄出没，后来在公里外的镇上买了一幢旧房子，住到了镇上，可能因为常年欠缴提留统筹的原因，良哥的户口被注销，与良哥一起被注销户口的还有他与前妻所生的个儿子。年前，个儿子托人花钱办了户口，一个户口的费用是元，问良哥要不要办一个，他舍不得花那笔钱，也没觉得黑户有什么不便，就谢绝了。如今说起来，良哥有些后悔。
在外的日子，良哥在湖南重新组建了家庭，又有了孩子。他现有两任妻子所生的个孩子，前妻所生的大儿子前年在老家所在城市结婚，去年为他添了一个孙子，他多次往返于湖南与老家之间。前妻所生的二儿子曾到广东等地打工，目前在湖南长沙打工。后妻所生的女儿目前在广州读研究生，儿子也在长沙打工，但与前妻所生二儿子并不在一起。
像良哥一样没有户口的人员，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资料，全国有多万人，大部分是超生未上户口的。对他来说，没有户籍，意味着不能参加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不能申请廉租房；不能去银行开户；出门不能坐火车，更不能坐飞机。
良哥年已岁，感叹自己身体越来越差，迫切需要恢复户口后得到一份养老保障。不知道良哥的户口最终能否恢复，但良哥的往事却一件件苏生起来。
尹家是程湾唯一的地主，尹家兄弟姐妹中，在村庄生活时间最长的就是小儿子良哥，约有年。
多年前，前妻病逝前，良哥在外重新组建家庭后，一直躲避着前妻及其家人，前妻去世时他也没有出现。
他在程湾长大，在这里结婚生子，在这里留下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村庄记录了他生命的荣辱，但村庄里似乎已经找不到他生活的痕迹。
他们家的土房子早在上世纪年代末就已变卖给我们家并拆除，如今只剩下一片荒草，连残墙都难以辨识；父母的坟就在村口一片树丛里，但没有墓碑，村里的年轻人忽视了它的存在。只在家人清明回乡上坟时，村邻才想起他们的过往。
尹姓在程湾的物化记忆被时光一一抹去，但尹姓在程湾的遭遇却令人唏嘘。
良哥的母亲是程湾人，年少时随父亲到县城开裁缝铺，嫁给尹姓国民党军医，住进深宅大院，家乡客人登门造访需要门卫通传，后来随夫走南闯北，育有子女，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儿，是在军旅途中生下的，以出生地命名，打下了深刻的生命烙印。新中国成立前，良哥出生不久，良哥的父亲就随部队南下广州准备外逃，全家人则避居程湾。据尹家人回忆，良哥的父亲被安排第三批登机，但临上飞机前被抓获，释放后避居外乡另组家庭，上世纪年代末回到程湾，良哥母亲曾拒绝接纳给家庭带来灾难的老公，最终禁不住村邻劝说，一家人就此团聚，但好景不长。
良哥的童年在父爱缺位中度过，他一生的遭遇似乎都与父亲有关。
良哥多岁的时候，他们家先在土改中被划为贫农，但在土改复查中被划为漏网地主，当晚房子被贴了封条，民兵到家里守着，第二天抄了家。他从引以为傲的贫农后代，一夜之间沦落成地主仔，自此灾难降临。大约因为尹家在县城曾经的辉煌，村里有人以为尹家藏匿有财产，企图通过抄家侵吞尹家财产。&&据村里老人讲，划为地主后，尹家的半边房子被拆掉充公，家里只搜出箱药，包括凡士林等，并没有发现财产。没了房子的尹家被安排与村人共住一幢破败的房子。
没有父亲在家的日子，良哥亲眼目睹家里房子被拆，母亲被以地主婆身份游村，被反剪双手吊打批斗。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中，往往被同伴一句“不跟地主仔玩”孤立，然后哭着跑回家。
成年之后，良哥好不容易等回了父亲，父亲却在回村几年之后，禁不住政治审查的恐惧上吊自杀。
在孤苦无依中，良哥的位姐姐哥哥或勤奋苦读离开村庄，或迫于生计远走他乡。因为长期受歧视产生的疏离感，他在分田到户后就淡出村庄，以经商为业。
只读过年书的父亲，说起这个家庭的离散，用了一个颇让人意外的成语“五马分尸”，尽管不太恰当，却道出了尹家位兄弟姐妹天各一方的境况。
良哥的父亲去世后，尹家搬离了伤心屋，住进了我们家。记忆中，每到春节，尹家兄弟姐妹从外地回到村庄，带回村庄难得一见的花生糖果。良哥的婚宴上，尹家兄弟从渔场带回齐人高的大鱼，让人大开眼界，给村庄带来了一次惊喜。
人在异乡的良哥总是音讯稀少，我期待哪一天良哥来电报告恢复户口的好消息，再来一次惊喜。【
我从1998年开始当村主任，2001年起接替原来书记的位置，做了9年书记。
2010年7月份，中学教学楼工程招标，当时省里来了几个评委，我没找人，拿了5个资质，评标时拿了第一名，后来无缘无故被第三名的老板搞了这个工程，他做完工程拿了300多万，余下60万没有付。我就不服这个事。
当时我们几个工程在开工，第二天，做工的五六十人在一起，都问我为什么第一名被第三名挤了。我觉得丢了面子，决定村里的事不搞了，要到市里去讨个说法，那天去了30多个人，到市委门口拉了横幅，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要求公平公正。
我们上午去上访，公安下午就开始抓人，来了几十个人，警车日夜守在村里，见到人就缠着，要求说我的不是，到我们村里可能来了几十次都有，还几次到泵站抓我哥桂桂。
家里躲不了，我就到省里找人，在武汉躲了几天，知道没有办法，家里孩子要读书，我想想了不起罚个几十万块。后来知道，我的手机被卫星定位，我是在长江埠大普村姨夫家所在地的建国宾馆被抓的，8月10日抓的，上来就将我的包包、银行卡、手机拿了，送到市看守所，后来转到孝昌、京山看守所。在孝昌看守所，我的名字被改为“朱文”，在孝昌关了19天。转到京山看守所又被关了17天，后来到应城市第一看守所，连审2个晚上，日夜审问，我就是不说。后来实在扛不住，就说了几件事。
一是强买强卖7000块钱东西，那是别人做中学工程时，我觉得对方凭关系拿到工程，感觉不公平，堵着沙石料不准对方做，派出所把我弄去几个小时，他说招标了，是合法的。我就说损失1万多块怎么办？对方说给7000块沙石料钱算了。
二是做镇里邮政工程时，别人接了工程，我的建筑队没有中标，承包工程的给了我一万五千块。水电都通了，他反过来说我敲诈。
三是电信工程给了我5000块，我把水电干扰排除了。
最后定我敲诈勒索罪、强买强卖罪，2011年元旦判的，判了我缓刑3年，说我通过家族势力捞好处，关了我8个月零10天，2011年4月18日放出来，到2014年4月18日才到期。
在里面时叫我统统承认，承认我是敲诈别人，说认罪态度好马上放出去。但判了后又不准出去，说一定要送到沙洋。我就偷偷托人带电话进去，在看守所日夜打电话托人，花了不少钱。
我回来很轰动，回来2年多，该搞的工程还搞。我想等下一年4月18日缓刑期一过，还要伸冤，还要再请律师打官司。
现在我有些事情不能抛头露面，有些事不能说话。受过这种磨难的人，心理上有打击，心理有一定影响。
从老支书的叙述中，听得出他心中的疑问，想生觉得，明明是自己中的标被人抢了受了冤屈，却因为到市里反映意见被抓了起来。在我看来，他以村支书的身份带人闯了市委大院，明显有不理智的成分，但对他的判决是否公正，首先要看判决书怎么认定。
我向他索取判决书，他爽快地答应回家后再拿给我。当晚致电给他，他却犹豫了：“我现在还在缓刑期，还不能公开喊冤，等过了缓刑期再给你吧。”后来他做过一次解释，说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考虑到事业在当地，等过了缓刑期再喊冤。
今年春节回乡，距离他的缓刑期到期只有2个月了，我估摸着这次可以拿到判决书了，致电给他，他也爽快地答应了。但有些不解的是，后来几次电话给他，电话通了，都没有接听，我分析他在刻意回避，原因何在，就不得而知。
春节行走在镇上，关于想生开发房地产的消息不断传来。夜晚到镇上老街看望同学，同学的兄弟告知，同学搬到了同在老街的新房了。新房是一排整齐划一的临街房，一间两层结构，是拆了原来的街道企业改建的，约有10多套。按照门牌号码敲开同学家门，聊起房子，细问方知，这些房子都是想生开发的，每套房售价20多万元，卖得很好。
与搬到镇上的同村人聊起想生，对他的房地产开发透着羡慕，之前开发的位于中学对面的几栋一间4层都卖掉了，在市场对面拿下一块地正准备开发，刚刚还买下中学门口连通对面一条马路的地，准备开发一大片房子，砖已经进场。
想生的房地产生意正忙，大约顾不得打官司的事了。
最近跟想生取得联系，他说上年底中标的龚集幼儿园工程催着要开工，投资400万元的郎君小学综合教学楼工程马上要招标，要趁年轻奋斗几年。再次跟他提起判决书的事，他答应4月18日到了就给我。
想生的缓刑期已经过了，他没再提起判决书的事，我不知要不要提醒他。
【8-5】同喜：一个单职工的田园梦
&4个多月后的一天，同喜叔的侄子国生到我工作的城区办事，他在中山所属的黄圃镇大岑村与人合伙办厂，我们相约在体育场碰头。见了面，聊起我的村庄行，国生说上个月刚刚回了一趟老家，为同喜叔奔丧，同喜叔去世。去世时，正是他栽种的棉花收获的季节。&当时闲聊得知，同喜叔的老伴身体不太好，有先天性心脏病，万元，身体康复了，但做不了重活。我有些难过，同喜叔年纪不大，与新中国同龄，只有202252012年下半年退守田园，过起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没有种水田，只种了几亩棉花。当天车程太短，聊天只持续了多分钟。回头再找他时，他已回到生意场。与他微信联系，希望补充一些细节，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复过来：“清明节的时候要回趟家，我了解多一点，然后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一部分给你参考。我想以我的视角和想法写一下父亲，清明之后整理给你。”清明节刚过，他就用微信发来纪念父亲的文章，手写在一个笔记本上，足足有张相片和一张没有装进镜框的遗像，深情回忆了父亲的一生：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回老家祭祖，都有父亲和弟弟约好日子一起去上坟，而今年，父亲已走。快到家了，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要回来，母亲耳朵基本已聋，根本听不清，最后是请别人帮忙接的电话，说在郎君镇医院打针，我心头一紧，母亲前年做过大的心脏手术，恢复很慢，去年又有丧夫之痛。我赶紧叫了麻木直奔镇医院，母亲正好出来。接了母亲回家，直奔堂屋，仿佛听到父亲在叫自己，而一切整齐又安静，只有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我努力搜寻父亲的身影，在屋里屋外转悠，希望能看到父亲，但唯一能找到的父亲的影子，却挂在家里的相框里。相框上有父亲的照片共有4张，还有一张没有放进相框的遗像，正好是父亲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照片，可以概括父亲平凡而坎坷的一生。第一张相片是一张1寸黑白半身照，父亲参加工作的第一张照片，也可能是平生第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父亲鼻梁大而挺拔，标准的国字脸，理着平头，年轻而英俊。上世纪60年代末，父亲被集体安排到汉川汉北河道工程工地，担任村的民兵排长，工地扫尾工作完成后，父亲回村，已到1970年，正好长江埠盐厂招工，村里有两个指标，一个给了父亲。就这样，父亲从农民招工成了工人，捧上了铁饭碗，当时听说后举家欢喜，爷爷高兴得几天都没睡好觉。上小学时做的最骄傲而虚荣的事，就是对同学说“我爸是工人”。可惜父亲是个单职工，工人的活也做，回家农活也干，母亲的身体又不好，那种辛苦可想而知。记得每年的“双抢”，工厂有专门针对单职工的半个月年假，父亲就在这半个月时间忙碌着把“双抢”活干完。当时集体制下的村民，每天工分是10分，相当于2角钱一天，而父亲每个月工资是18元，稍微富余的收入，让父亲在湾里第一个买了手表和自行车。父亲戴着手表，骑着自行车在集体的打谷场上得意地转悠着，看着人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最后掉到水塘里了。第二张照片是父亲和母亲的合影，2寸的黑白半身照，母亲在前，父亲在后，侧着身子，母亲在微笑，父亲留着三七分的头发，满脸胡子，面部消瘦，这是1984年母亲从武汉回来的时候拍的。&1983年，母亲高烧不退，因为镇卫生所医疗条件有限，每次打两三天针退了烧，过三五天又烧，持续大半年之久，身体拖垮了，为数不多的积蓄也用完了，母亲奄奄一息。家人和亲戚都劝父亲放弃，父亲毅然决然把母亲送到武汉医治，最后举债，从工厂支了几个月工资共计两三百元。不幸的是，排队挂号的时候钱被偷了，雪上加霜，最后向在汉口做木工的外公借了300元才算渡过难关。母亲最后被确诊为草绿色细菌感染，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人为易感人群，母亲因为用药过多，造成终身神经性耳聋。这期间，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在家里、工厂、医院之间奔忙着，人瘦得不到100斤。母亲出院后家里负债，正好工厂有个对口的服装厂在汉口，对单职工家属优先招工，母亲有缝纫手艺，就去了。但只干了三个月，工厂效益不好，我们两兄弟又无人照看，父亲就去武汉接母亲，照了这张相。第三张相片是一张彩色全家福全身张，父母站在前面，我和弟弟站在后面，父亲已经发福，有些许白发了，面露笑容，平静而祥和，我和弟弟两个毛头小伙在傻笑，这张相片是在应城照相馆里拍的，是我上中专的第二年，全家人难得去了一趟城里，怎能不留个影呢！第四张相片也是一张彩色照，只有父亲和母亲，父母并排站在一起，面部松弛，头发灰白，父母的背部已佝偻，已显老相。这张照片是父母在汉阳做环卫工的时候照的。上世纪90年代末，父亲办了内退，让弟弟顶职接了班，我已毕业去深圳打工，父母想发挥余热，就去了汉口，先找了卖菜的舅家亲戚，父母也跟着做起了卖菜生意。可是，母亲耳背，父亲也自认不是做生意的料，因为太相信人，被骗被偷几次，经常有老头老太买菜哭穷，他就低于进价卖给他们。就这样，三个月之后退租不干了。堂姐一家一直在汉口一家环卫所开车，父母经她介绍进了环卫所。&2001年我和妻子从深圳回来，到武汉准备做生意，去父母工作的环卫所看他们。父母租住在所里安排的一溜小平房里，黑暗而潮湿，从里到外，堆着他们从外面捡回来的可以卖钱的废品，散发着不可名状的气味。父母的工作要从清晨3点起床开始，母亲扫马路，父亲把每栋楼房门洞里的垃圾装到板车上，最后拉到中转站。进中转站的路上有段100米左右的上坡，父亲弓着背，母亲在旁边拉个副绳，吃力地在斜坡上蜗行，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全身湿透。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5年。我做生意的时候，父母倾其所有，把所有积蓄都给了我，任何时候，父母都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们。&父亲的环卫工打工史在一次胃出血后结束，他是身体状况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情况下离开的。第五张相片是父亲的遗像，是一张10寸黑白照。父亲走得匆忙，没有留一张称心的照片，最后从身份证上放大翻拍了这张遗像，看起来有点模糊，照片上的父亲无喜无悲，从容而淡定。去年中秋节前，父亲已经上楼梯脚无力，头发昏，肺部感染，人消瘦。一个下雨的早上，母亲催促着父亲去应城市人民医院，开始当感冒和贫血治疗。准备出院的时候，主治医生查房看到父亲的腿是肿的，建议做骨髓穿刺。天有不测风云，不幸就降临在父亲身上，父亲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瘤白血病，家人都抱有幻想，希望是误诊。父亲被转到武汉同济医院后，一切化为泡影，家里不啻于晴天霹雳。国庆节之后，主治医生进行了一次家属谈话，商量治疗方案，医生说，父亲的病只有20%的希望治愈，如果不做化疗保守治疗的话，N次输血后也只有1个月生命。父亲的血越来越少，输血和化疗都提上日程，20%的希望我们都没敢告诉父亲，希望他不要有心理负担，家人也希望有奇迹发生。父亲很配合地做着化疗，每每骨髓穿刺的时候，都咬着牙，额头上汗如雨下，妈在旁边看着眼泪直流。半个疗程后，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没有医生和我们预期的效果。最后3天父亲已不能自理，看着我们，有时不知道谁是谁了，医院已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可能父亲已知天命，吵着要回家。父亲来医院之前，说出院之后要到武汉我的家里小住一段时间。我问医生，父亲的情况能到我家里去不？医生的话让我跌进深渊：“你父亲随时有生命危险，最好回老家，老人想的都是叶落归根。”叫了120救护车，已是下午3点多，父亲被医护人员绑在担架上，装上监护仪，送往应城市人民医院。当晚10点多钟，父亲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我和弟弟有那么几秒钟愣在那里，回过神来已是无尽的痛哭，我跪在父亲的床前，拉过父亲的手抚摸着我的脸，希望他能醒过来，跟我说几句话也好，我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啊！整理完纷杂的思绪回到现实，中午时分，我和母亲还有二伯走上祭坟的路，我在前，他们蹒跚在后。已经有了春色的村庄，静谧而安详，时而有几声蛙啼，放眼望去，已没有小时候春忙的景象，看不到一个人影，蒲公英花和地菜花开落田间地头，稀落的几块谢了花的油菜田散落在田野上，一头反刍的水牛迷茫地看着我们。【后记】这本书是村庄为我写的
&从外出求学开始，家乡就变成自己人生的驿站，20年前远走他乡后，家乡更多地停留在记忆中。&&& 这些年，随着年岁见长，我开始频频回头，知道自己起了乡愁，就像无数游子感怀的那样。&&& 在文人骚客笔下，村庄阡陌纵横，稻浪翻滚，杂花生树，桃红柳绿，草长莺飞，鸟啾蛙鸣，好一派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但贫瘠的村庄没有教会我高贵的审美，只留下许多饥饿的记忆，至今我都叫不出许多村树的学名。&&& 离开村庄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窃喜着算计自己的人生得失。直到再次回到村庄，面对垂垂老去的村邻和残垣断壁的处处废墟，那个曾经鸡犬之声相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熟人社会在心中苏醒。&&& 村庄陪伴了我整个少儿时期，一直到初中毕业前，我都没有离开过乡村，只有一次上县城的记忆，那是因为羡慕戴眼镜的同学文秀，恰好自己眼睛灯下不适，想为自己找一个戴眼镜的借口，由家人陪着上了县城医院检查，但医生的结论令自己失望，被告知眼睛没有问题，只需要一点眼药水，配眼镜却是万万不要的，因为双眼视力都是1.5。
一&&& 家乡给了我最初的人生感动。&&&&这些年，大姐一直跟在我们身边。从孩子2岁多起，照顾我们一家饮食起居。大姐会守着电视看肥皂剧，会找邻家大妈打麻将，偶尔也会读读报。但大姐是个文盲，一天学都没上过。
大姐没能上学跟我有关。我是家中第一个男孩，自然被视同宝贝，需要人看护。族亲里就有孩子被父母留在家里，掉进火盆活活烫死。但父亲是个孤儿，我从小就没有爷爷奶奶在身边，父母每天需要出工，在家照顾我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奈之下，父母做了一个不公平的决定，让大姐放弃读书，留在家里照顾我。于是，小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六七岁的大姐每天带着一两岁的我，活动在邻居老太太四婆的视线内，有时拿个小板凳坐在老太太膝前，听老太太讲家里家外的事情。关于奶奶改嫁而来，后来再嫁，一度要求回来被拒这类家庭“丑闻”，听大姐偶尔说起来，才知道，那些不能上学的日子，她把邻居老太太的唠叨当成了最初的课堂。&&&在家乡的日子，我至少有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三四岁时，我跟几个大一点的玩伴，到离村很远的河边河汊玩耍，河边停着一条船，几个玩伴登上船去，最小的我也跃跃欲试，不料没抓牢船沿，一头扎进河里，几个玩伴傻了眼，却不知道呼救。恰在此时，河对岸一个放牛的老人看到我掉进水里，狂喊有人掉河里了。这时，邻居看瓜地的爷爷路过河边田埂，从他的视线看不到我们，但听到对岸老人呼喊，循着手指的方向奔过来，却看不到水中人的踪影。危急时刻，我从水中挣扎着露出一头，邻居爷爷见了，一把将我拉上来，救下性命。事后我被父亲罚跪，限令以后不准玩水，家里备好一根竹条，每天在手腕上用笔画上一个圈，规定，如果笔迹被水浸没了，就以玩水论处，竹条伺候。后来，汗水一次次浸没笔迹，但竹条却很少落到身上，大约父亲忘了禁令。&&& 另一次是在初二，学了物理之后，知道灯头里有两个接线柱，连通一端不会导电。一次，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隐了门，偷偷将灯泡卸下来，伸右手食指进去，触摸到其中一根接电柱，顿时，一股电流从食指冲到肩关节。我迅速将食指抽回，电流瞬间退去。这一次，我吓得半死，知道连通一端不通电是“妖言”，以后再不敢尝试。心底也暗自庆幸，幸亏手指没有碰到两根接电柱。&&& 第三次是上高中时的路途中，我照例周一早上步行几公里上学，家养的忠犬一路相送。到了道班，忠犬自行返程，我沿着铁轨往学校方向走，迎面轨道驶来一列货车。我边走边欣赏货车慢驶，突然见到车头的引导员对着我大呼小叫，似乎在训斥我占了道。他的“训斥”一直不停，还将手指向我身后。我回转头朝着他手指的方向张望，这一望非同小可，原来，一列客运列车在我约百米的地方驶来，正待进站，速度有所减慢。我突然醒悟过来，货车上的引导员在喊我躲开。我立即逃出轨道。回望客车，已经从身边驶过，挡住了货车身影，待客车过后，货车已经远去，我没法向那位引导员说声谢谢。从此，不敢再在铁轨上行走。&&& 很长时间里，我不敢把自己当做吃文字饭的人，因为自觉阅读所限，言辞艰涩，只能写一些新闻易碎品。但我的老宅里确乎走出过一个诗人，她叫江慧。那次她给我来信，第一次感慨“没想到一个屋子里走出了两个吃文字饭的人”，就这一句，给了我许多信心。&&& 她比我略小，是父亲族姐的孙女，父亲的族姐与父亲未出五服，是我的远房姑妈，应城方言称她“伯爷”，我一直闹不明白这个称谓的来由，就这么叫了许多年。远房姑妈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住在娘家村庄。江慧的父亲也在村庄长大，后来考上大学离开村庄，到了另一座城市工作，生下她后，将她放在奶奶家养。那时，她家就住在我们老宅，一直到小学低年级，她都在村庄生活，直到被她的父母接到城里读书。她跟我一样，在一个老宅里度过了整个童年，如果不是辈分的关系，年龄差距不大的我们，差不多可以算“青梅竹马”。&&& 还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她就开始在《诗刊》等杂志发表作品，在我初入大学的时候，她作为年轻诗人，参加了全国诗歌改稿会，据说会议有艾青等中学教材中的偶像级人物参加，她让我看到了一个文学的世界。不仅因为她的诗歌，更因为她不断给我寄来书籍，那是我从来不曾拥有过的课外读物。小时的我，会把每篇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连《范进中举》之类的长文，至今都能背上一长段。但是我没有课外书，实在没有什么可背，我就背笔记。&&& 最终，她源源不断寄来的文学书籍陪伴了我整个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我们的通信也以见信即回的频率持续了几年。如果说，我的童年乃至少年期缺失了文学的滋养，那么，是她，让我贫瘠的精神空间填充了最初的感动，涂抹了一生的人生底色。&&& 偶尔读到她的文字，尤其是她关于村庄的文字，那里有我感受不到的雍容华贵。读到《我要回到我的故乡》中那句“我看见故乡的月光，在河中认真搓洗它千年的衣裳”，我就感叹自己的语言贫乏；再读《故乡的村庄》里“我再也回不到这样的故乡，我再也穿不到这样的衣裳”，已经泪流满面。
二&&与村庄里和我一样靠自我奋斗走出的飞行员华生聊天，说起村庄，他最深的记忆是饥饿，华生说，想起冬天没吃的就想哭。这句话勾起我更深的记忆。
还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父亲的生产队会计职位被免，查账发现少了1000多元，这在当年是个天文数字。后来跟父亲聊起欠账原因，父亲轻描淡写，将数字也减少为600多元。我对父亲的欠账记忆深刻，因为家庭的苦难跟欠账有关，那是家庭噩梦的开始。&&从查账起，在我的印象里，追账成为生产队最勤勉的工作，口粮成为不二的筹码。于是，一次次生产队分配的喜庆日子，家人兴冲冲拿了口袋去分口粮现场，却被告知口粮抵扣了欠款，含着眼泪回来，不得不去亲戚家求告，舅家和母亲的姑家是我们仅有的亲戚，也就成了我们仅有的救命稻草。亲戚也是靠工分和口粮过活的人家，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分出我们一家7口的口粮谈何容易！&&最困难的时候，讨饭议题被摆上家庭的饭桌，终于没有被采纳，却策划出让二姐到县里水利工地讨饭“上访”的苦肉计。就这样，我们的家史上写下了一天乞讨记，二姐当天被大队干部送回，被责怪丢了大队的面子，当期口粮被补发，我们家也上了大队困难户名单，经常在年关时得到一件棉衣或者一件棉裤，然后在给谁穿的家庭讨论中，一次次偏向我。&&小学的记忆中，我曾在冬天穿着单裤往返上学，回到家就煨到被窝里，至今偶有关节不适；我曾整个学期没有课本，因为到期末也交不出2块钱学费，学校扣下了教材；我曾将用过的本子上的字迹全部擦掉，然后开始又一轮书写；我曾常年穿不上新衣，只在年关时将旧衣服染成黑色或暗蓝色；高中2年了，对村姑有了最初的见一见的冲动，却找不到一件穿得出去的衣服。我曾听到母亲求告无门后的彻夜痛哭，曾吃着和了糠糟的米饭，曾采了野菜熬成菜羹充饥。&&大约因为贫穷，整个小学阶段，尽管我的成绩基本保持名列前茅，但始终是不讨老师喜欢的学生。读完小学，都没有成为红小兵，没能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发展红卫兵时，仍旧靠边站。高年级时，我曾仗着成绩第一，怯生生找到老师，问能不能让我戴上红领巾，老师一脸惊讶：“你还不是红小兵？”但惊讶过后也没往心里去。&&读到病死猪投江，病死鸡鸭焚化的新闻，我就想起小时候病死的猪病死的鸡，那是不可能扔掉的美味，除了肉里带着凝血的暗红，其实都是肉的味道。&&最难忘母亲为借钱而去，空手归来，眼里含着泪，声音颤抖，一连声抱怨不友好的村邻：“借给我5块钱，刚走出门就听到说，借钱时是个好人，催还钱时是个恶人，急转身走回去，将钱还了，说这钱不借了，怕还不起。”&&就是这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之后几十年的自尊，都与这句话有关。&&到了高中升学的年龄，父亲已是镇上建筑队会计，算得上一个小有权力的干部。建筑队分配委托培养中专生指标给子弟，单位出钱，条件是毕业后回单位服务，我成为理所当然的人选。父亲回家喜之不尽地告诉我，我却回之以冷冷的一句：“不是自己考上的不去。”
&&高中时，每天经过老师家的零食摊，被看得见糖、感觉到甜的沙琪玛诱惑得不能自已，但两年下来愣是没有吃过一口。大学毕业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将结余的生活费，获得的奖学金，还有偶得的稿费，合计300多块钱，大部分给了父母，自言那是一份宣告，宣告自己从此不要家里一分钱。离家南下的日子，把绝大部分积蓄留在家里，还清了大弟结婚、小弟自费中专留下的债务，只带着一点路费踏上茫茫前路。至今信奉万事不求人，甚至不愿意在自己的人生记录中留下借钱的一笔。&&穷怕了的我，对生活没有奢望。小时候，就盼着有一天能放开肚皮，吃一顿白花花的米饭；长大了，想像老师教导的一样，穿上一双黑皮鞋；上了大学，还跟同学聊起理想，想象有朝一日若能坐上一回小汽车，也就此生足矣；工作这么多年了，厌倦了场面的热闹之后，常常在内心呼唤，给我一方安静的书桌，我想思考。&&我知道，这是一种和着自卑的自尊。人生失意时告诉自己，我曾经一无所有；人生得意时警醒自己，我其实一无所求。&&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贫穷教会了我最初的尊严，感谢贫穷！&&自己贫穷的一页翻过去了，没钱的我想把财富留给孩子。&&跟孩子说贫穷，却发现，这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奢侈，因为孩子不知道贫穷，就像我当年不知道奢侈。&&孩子至今没有自己管理利是的习惯，我告诉他，那是父母的债务，每一分都必须归还。孩子至今改不掉吃麦肯的习惯，我告诉他那是垃圾食品。纵然我坐在旁边只看不吃，他也吃得津津有味。&&&孩子没有贫穷的经历，孩子的朋友也没有贫穷的经历。&&也许，贫穷再也教不会这一代人尊严。
从乡土调查的第一天起，我就在热爱与自责中煎熬。
我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爱这块土地上满田满畈的油菜花紫云英，爱每一个枝桠间鸣叫的知鸟，爱泥浪翻滚下挣扎着自投罗网的泥鳅，爱冬天里深藏在黑色淤泥下的莲藕。
我爱这块土地上爱过怨过恨过的人， 爱那些肆无忌惮在眼前笑着闹着哭着的族亲，爱那些做了满满一碗鸡蛋招待自己的乡邻，爱那些几十年了还惦记自己胖了瘦了的乡亲。
但一次历时三年的乡土调查，是一次借着乡情亲情的入户私访，窥见了家乡和亲人最隐秘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每一次不期而至的相遇，每一次蚊虫叮咬下、寒气逼人时的邻里倾谈，多少令人惊讶的发现都激荡不起心底的欢喜，我知道自己扮演了不太高尚的偷窥者，尽管不断给自己打气，咱为的是一个高尚的目的。
直到书稿开始羞答答地呈给乡亲审阅，我还怀着忐忑等待一次次面红耳赤的喝斥。
可是没有。
村庄平静得像一个和蔼的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写着命题作文，一个劲点头说真实。
一个个诚恳的声音传递过来，用真名吧，都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有人提议，开个家乡Q群吧，我们要一个网上的家。
于是，以家乡名字命名的乡情屋开通了，变成一个乡亲寻亲访友的聚会场，一个回忆青春年少的怀旧场，一个呼唤爱乡爱亲的温暖小屋。
跟我一样爱着家乡的乡邻说出了一声让我感动得想哭的谢谢，他们说，感谢你，帮着说出了我们想说出来的自己。
这也许就是我们真实的家乡，一个没有多少隐私的家园，一个被世界遗忘后渴望被关注的角落，一个被痛苦折磨得没有多少痛感的乡野，一个正在走向凋敝仍唱着生活美好的故园。
在我深情的注视下，村庄拂去一切浮华的装饰，让我看到他藏着不堪的内里。
我知道，这本书是村庄为我写的，村庄用几十年光阴在我眼前上演人间活剧，用自己的沧桑划出了历史的痕迹，用乡亲的荣辱尊卑写出了社会的命运。
因为乡土调查的关系，与帮扶“万村行”行者蔚然建立联系，成了朋友。 蔚然的全名是爱新觉罗·蔚然，后来去掉姓氏，以蔚然相称。&&& 去年3月，蔚然行到广东清远等地， 途经中山，我们有过一次深夜长谈。 因为对乡土中国的共同热爱和对“三农”的共同忧思，许多观察和思考不谋而合。后来，为着组建蔚然慈爱基金会的事，我们有过长时间的沟通。&&& 蔚然以遍访中国乡村的大视野，自己身体力行，一路播撒扶贫的种子，探求“三农”之道。而我的本乡本土调查，试图小角度剖开中国乡村的一个断面，呈现大时代的社会小切片，描摹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表现几代人的乡愁。尽管视野不同，境界不能同日而语，但殊途同归。&&& 从乡土调查的那一天起，我就被蔚然的“万村行”震撼。立志用25年走遍全国贫困农村的他，8年来走过逾万村寨，行程数十万公里，记下数百万字考察日记，拍下万张记录照片，出版纪实作品《粮民 &中国农村会消失吗？》（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粮民 &中国农民会消失吗？》，散文集《另一个世界 &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诗集《灵魂的粮食》，用泣血的文字和图片，展示了一个苦难民族的痛与悲。寻找民间扶贫的幸福密码&&& 与我借着乡情亲情的入户调查不同， 蔚然每天面对的村落和村民都不一样，要在短时间内取得信任绝非易事，而且不时受到一些地方干部的猜疑甚至阻挠。&&& “你是哪个单位的？”&&& 这是“万村行”路途中，蔚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他难以作答。蔚然在上海与人合开有一家软件公司，但那不是发问者心目中的“公家单位”。他的帮扶“万村行”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官方背景和官方资助。&&& 8年前，帮扶“万村行”走进青海第一个村子——互助县三其村，热情的村长就抛出了这个问题，向他问起帮扶“万村行”有没有政府部门的什么手续，希望最好有一个官方的手续，省得有些人怀疑。到第二个村子，又被前村委会主任电话反映到派出所，要求警察过来看他的证件，确认他是不是行骗的。&&& 更多的时候，贫困的村民迎来这位不速之客，看他骑着单车风尘仆仆，脸上身上因长时间日晒雨淋变得黝黑，不忍怀疑他的来历：“骗子何至于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我们能有什么被骗！”&&& 按照经验，进村寨要找的第一人选是村干部。我把这个问题抛给蔚然，他的回答令我愕然。他说，开始的时候 找村干部，后来改变了，转而找村里威望最高的人，似乎每个村都有这样一个人，村官往往怕这个人。这个人很公正，不自私，也敢说，会带自己到贫困户。&&& 蔚然说，后来多跟县市政府打交道。 进村入户完成调查后，经常发现一些老弱病残没法通过项目脱贫，一些贫困对象被地方以“都发下去了”、“没有汇报上来”、“名额满了”等理由，排斥在低保等政策保障之外，此时，蔚然就绕开地方，直接奔县市政府。事实上，凡找县市政府的，没有任何一个说名额限制，材料递交上去就给办了。他在地方看到，有的人开着车领低保，有的人凭关系吃低保。&&& 蔚然在不少村寨停留的时间只有半天、一天，但他的扶贫项目很快得到信任，他也持续跟进，这份信任背后有他20多年的农业知识积累。&&& 蔚然不止一次对人谈起对他最深的一次触动。那是1991年，还在北京机关工作的他，替同事到甘肃玉门市下乡，住在一个农民家中，家庭主妇从全村30多户人家一家一角、两角地凑 钱，凑了11块钱，多是分币，最大的一张面值只有2角，然后来回步行4个多小时，到集镇上买2斤多猪肉， 就为了给他做一顿像样的饭菜。这一幕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让他思考，为什么政策越来越好，农民却越来越穷？怎样让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 从此，他与乡村结下不解之缘，一有时间，他就走到郊外，走进田间地头，试着帮助农民寻找致富之路。遇到技术难题，他就找图书馆，跑农科院，进农业院校，恶补农业知识。多年下来，他成了农民信任的专家，在农民眼里，这个城里来的小伙子无所不知。后来，他业余时间抽空下农村调研，其中在河南焦作历时3个月考察，完成《焦作市科技农业发展规划报告》。行走在万千村寨间的忧思&&& 蔚然一次次呼唤重视粮食安全，对耕地保护忧心忡忡。他在调查中发现， 在一些地方的开发热中，有的开发区租地50年免费使用，但不上报征地，土地仍计算在耕地里面。因此，他力主保护耕地，他说，对茅于轼人品很尊重，但对茅于轼“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观点极不认同。他多次公开反对资本觊觎农村耕地，担心逐利资本控制农业并糟蹋耕地。&&& 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中国饮食习惯造成食物浪费惊人，粮食储备是一个安全阀。此外，现在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务农的主要是老农民，等这些农民做不动之后，谁来做农民的问题就出现了。&&& 那次清远行，他看到当地支流上很多小水电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改变了水流的走向，原有生态环境发生变化，部分地方农业灌溉因此缺水。 蔚然一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一片卫生巾暴露出大问题》，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他发现，人们将旧的传统丢掉了，制造了很多新的生活垃圾，但没有现代化的垃圾处理方式，尤其卫生巾和尿片已是农村环境 整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村子周围被卫生巾和尿片包围，这些卫生巾遇水 不化，烧也烧不着。&&& 蔚然还发现，许多地方农民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河沟，一路冲下来，而农村的生活用水就来自这些河沟，水环境令人堪忧。&&& 蔚然的QQ签名说：“贫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思想的贫穷！”这是他在帮扶路上得到的真实感受。目前，他依靠多年“万村行”凝聚的后援团队，以一对一资助的方式，累计对口资助了约600人。但个别受助对象向资助者提出额外要求，个别受助对象的邻居也借机求助，一定程度上存在依赖思想，暴露的是思想贫穷问题，需要精神扶贫。&&& 蔚然与我的家乡湖北应城有过一次交集。当年，甘肃定西市通渭县一个村卖给应城市佳禾粮食有限公司60吨玉米，佳禾以高于市场价为诱饵收购玉米，收货后却借口质量有问题拒不付 款。村民将求助电话打给蔚然，蔚然 找到同获2006年度“社会责任”中国十大博客奖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风尘仆仆赶到武汉找到叶青，随后找到事发地政府领导，并向公安局报案。经过一个星期的周旋，最终帮农民追回了货款。
北大才子人生路拐回乡土&&& 蔚然199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机关工作多年，后来转战上海，与朋友合办软件公司，中标过政府工程。&&& 近20年都市生活的洗礼，没有拉开他与乡村的距离，反而让他更加牵挂百姓淳朴善良、日子越过越苦的偏远乡村。2004年，他在上海创立民间公益社团幸福发展促进会。2年之后，毅然抛下业务蒸蒸日上的公司，走上专职帮扶“万村行”之路。&&& 8年里，他的脚步从一个省份到另一个省份，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少有归家的日子，多数春节是在路途中度过的。&&& 但蔚然自诩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人。蔚然曾在从青海循化到甘肃临夏的路上，雨夜误入无人深山区，一脚踩空连人带车摔下五六米高的峭崖，单车摔成两截，幸被仅有的过路车搭救。&&& 他曾在前往藏民牧区的路上，深夜独自走在一人多高的草地里，被藏獒袭击围困，幸被善良的藏民救下。&&& 多数时候他在路上，没有同伴。这样孤独的旅程，带给蔚然的却是幸福。 他跟一些朋友说，尽管把多年积攒的钱用完了，但幸福指数一年一年提升，那种幸福是发自内心的，自己也许是13亿中国人里最幸福的人。&&& 他会在帮一个农人争取到该得的低保待遇，帮一个残疾人领回残疾证后，在农人面前掩饰着内心的喜悦，表现得矜持。待离开村寨，骑行到周边无人的地方，将单车丢在一边，一屁股坐到地上，狂喜地拍打着大腿，毫无顾忌地释放内心的狂喜。说起这些往事，笑容溢满了他的脸：“那种快乐 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那次到中山，他随身带了一株野生兰花，用一个布袋装着，叶片伸展到袋口外郁郁葱葱。我感慨他是爱兰之人，他的回答却令我无言。兰花是一个老农从山里采来的，执意要送给他。他一直将这株兰花带在身边，辗转了几个城市，要带回家种进花盆。 他说：“村民送的一根草都要珍惜。”&&& 蔚然总是行踪不定，但我知道，他一 直跟农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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