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骈体公文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对骈体公文在古代公文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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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体公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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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鲁迅与骈体文
胡适、陈独秀等人当年倡导白话文时，受林纾以及其他桐城派文人的激烈抵制。提倡白话文并不意味着进步，抵制白话文也并不意味着保守或顽固。真正美好的文体，可能在有韵的离骚体和“无韵之离骚”之间。即便提倡白话文的胡适、陈独秀等人，他们当年的文章，也看似无韵却有韵。而鲁迅的文章，则更显示为白话中的骈文和骈文中的白话。
乏味的文章，完全拒绝了中国传统的韵文，更有令人厌恶的文章，则完全使用他人的语言而从不建设自己的个性词语和个性句子。
附录1：钱理群：鲁迅与骈体文
鲁迅语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音乐性。没有材料说明鲁迅爱好音乐，他的语言音乐性是直接来自对汉字的特殊感悟和驾驭能力。这其中就有骈文的影响。周作人曾经提倡“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章”，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就是乃兄鲁迅。老师们不妨去读读鲁迅的《《淑姿的信》序》（收《鲁迅全集》第7卷），那就是一篇带有游戏性的骈文。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写完以后，自己也十分欣赏，并且和她一起朗读，全篇铿锵入调，鲁迅显然被文字里的音韵、节奏陶醉了。这对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也是一个重要启示：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里的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那些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才能体会并触动心灵。这也是我多年从事鲁迅作品教学的一个经验：靠朗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的艺术和他的内心世界的入门通道。这背后是有一个语文教育理念的：阅读鲁迅作品和文学作品，首先不是分析，而是进入情境，获得感觉和感悟。我在中学讲鲁迅时，就作过这样的试验：把鲁迅《野草》里的几个片段辑成一篇《天·地·人》的短文，让全班同学站起来，放声吟诵。我关照学生：不要去分析，不要去想这些文字表达了什么段落大意，什么主题思想，只管高声朗读，你就会进入一个生命的大境界。今天，我在这里也不妨朗读一遍——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许也将不能。
——《题辞》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空，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间将一切并合：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中的波涛。
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页沉默尽绝，惟有颤动，辐射如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
——《颓败线的颤动》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雪》
这样的全班集体朗读，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情感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我清楚地记得，读着读着，学生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后来，一位学生还特地写了一篇诵后感——
我高声朗读，身躯和心灵一起颤动。开篇即给我强烈的震撼，没有人能像鲁迅那样坦然。“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歌唱”，我读出了寂寞和悲怆。孤独的战士，受伤的狼。在深夜中尽走—&无边的荒野—-无词的言语—&沉默无声里蓄满了野性的力量。颤动—-颤动—-颤动—-身躯的颤动—&荒野的颤动—&天空的颤动—&奇峻的想象，后现代的画面，受伤的力量的感性表达，母爱因此变得可怕，因此变得伟大。我高声朗读，自己的身躯，心灵，也随着“暴风雨中的荒野”，随着“空中的波涛”，一起颤动起来。“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在混沌的天地间，站立着人间至爱至勇之人，忽而化作受伤的狼，崩天裂地的嚎叫，忽而化作雪的精灵，漫天遍地的飞舞—&”
我给这位学生的诵后感，写了这样的评语：“通过朗读，感悟到了鲁迅语言魅力的许多重要方面：奇峻的想象，后现代的画面，受伤的力量的感性表达”，这是比我们课堂上的许多分析和借题发挥的解说，更直抵鲁迅的心灵和文学的根本，更直抵学生的心灵：这是一种情感和生命的“高峰体验”。在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里，这样的“高峰体验”是不可多得的；特别是在生命成长的起始阶段，有时只要有一次，两次，三次，——就可能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影响一生。这样的能够激发高峰体验的文本，是并不多的；这也是鲁迅作品教学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附录2：漫话骈文
作者：吴云
骈文从语言方面考察，有三个特点：一是语句的骈偶（对仗）和“四六”；二是语言的平仄相对；三是用词用典和藻饰（追求辞藻华丽）。
骈文在秦代已初具规模。李斯的《谏逐客书》中，多为四字句和五字句，对仗也初步具备。骈文在魏晋南北朝时已进入成熟期。特别是庾信的《哀江南赋序》，乃骈文的典范。此文的开头便写道：“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上述一段文字体现了骈文的“四六”句式，平仄音调，以及对仗和用典等特点。
骈文发展到唐、宋，写作的人更多了。尽管韩愈、柳宗元曾倡导“古文”，即提倡散行单句，不拘格式，但作用并不明显。王勃的《滕王阁序》便是最好的例证。当作者写滕王阁傍晚的景色时指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即是说：晚霞飘浮，孤鹜上翔，仿佛在一起飞舞；秋水清澈，长天明净，相映成水天一色。渔船在傍晚传出歌声，声响一直传到鄱阳湖滨；成群的大雁因天寒而惊叫，一路飞鸣止息于衡阳水畔。作者的六句话，体现出“四六”句，平仄，对仗，华丽辞藻等特点，只是没有用典而已。元、明、清三代，骈文仍在运行。特别是清代，骈文的写作还掀起了小高潮，但清代骈文作品虽多，其质量与六朝、唐宋骈文相比较，毕竟是强弩之末了。
“五四”时代，胡适等人发起了白话文运动，主张废除古文。此后写文章以白话为主体，文言文、骈文仍有人在写。即以鲁迅为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定稿时用文言体写成，其中骈偶句随处可见。待到三十年代，鲁迅晚年的杂文也能见到骈散兼用。例如1934年的《忆韦素园君》一文中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暝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上述一段话表明在文中既有对仗，又有“四六”句，还有平仄韵，可谓妙笔。令人惊奇的是，1975年3月，孙犁在文中写道：“这是和平环境，这是各色人等，自然就有排挤竞争。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引文见1982年版《孙犁文集》）这就是作者描写的“四人帮”统治下的中国文坛。“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二句，与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骈文名句如出一辙。它既讲对仗，平仄也基本合乎要求。“飞”是平声，“唱”是仄声。此乃七七式对仗。此外，骈文所要求的“四六”句式和华丽的辞藻均具备，只是未用典而已。
上述情况说明，骈文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只要我们能去其缺点，采用其他如“四六”、对仗、平仄、华丽辞藻等某些方面特点，像鲁迅、孙犁那样写出文字华美、读来朗朗上口的文章，是完全可能的。继承骈文的具体做法，则主要是熟读并能背诵魏晋南北朝、唐宋的典范骈文。
转载自《今晚报》日第21版。
附录3：江苏如皋考生以骈体文写的高考作文
资料来源：
江苏如皋考生王云飞，因为以骈体文写了《绿色生活》的高考作文，被东南大学破格录取，引起热议。应该说，用古文写高考命题作文并被破格录取，王云飞不是第一个；但用骈体文这种古文体写高考作文而获高校追捧，王云飞是第一个。
什么是骈体文？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骈体文在形式上讲究对偶，因其对偶句形似两马并行，而称之为骈体文。在声律上虽不如诗歌严格，但追求平仄配合、音韵谐和。同时，骈体文其讲究文采华美，追求大量使用典故等等。骈体文大多用四六句式，所以也称“四六文”。
骈体文从汉赋中出笼，魏晋逐渐成熟，南北朝达到极盛，初唐后衰落。
南梁虞信的《哀江南赋》是骈体文的代表。摘录若干段，供鉴赏：
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賮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
彼奸逆之炽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则有鲸有鲵，小则为枭为獍。负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烛之能调，岂璿玑之可正！值天下之无为，尚有欲于羁縻。饮其琉璃之酒，赏其虎豹之皮；见胡柯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枝。豺牙宓厉，虺毒潜吹；轻九鼎而欲问，闻三川而遂窥。
虽复楚有七泽，人称三户；箭不丽于六麋，雷无惊于九虎。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炽火兮焚旗，贞风兮害蠱。乃使玉轴扬灰，龙文折柱。下江余城，长林故营；徒思拑马之秣，未见烧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宫之奇以族行；河无冰而马渡，关未晓而鸡鸣。忠臣解骨，君子吞声。章华望祭之所，云梦伪游之地；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师。硎谷摺拉，鹰鸇批。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
骈体文首先诉诸听觉，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如歌如泣，极适合朗诵，这一点接近诗歌。大量用典故，文人竞相在骈体文中比拼典故知识，唯恐难不倒读者、听者，致使内容晦涩、形式牵强。
王云飞《绿色生活如下》：
呱呱小兒，但飲牛湩[d&ng]，至於弱冠，不明犍[jiān]狀。佌佌[cǐ]之豚，日食其羓[bā]。洎[j&]其成立，未識豜豭[jiānjiā]。每嚙毚臑[ni&ch&nn&o]，然竟不知其夋[qūn]兔。方彼之時，窋[zh&]詫之態，非闠闠[hu&nhu&]之中所得見也。
今北方久熰[ōu]，瀵氿甃眢[f&nguǐzh&uyuān]，坌[b&n]坲坲[f&]，燾[d&o]天幠[hū]日。土地皴[cūn]崩，罅[xi&]可容人。南疆霶霈[pāngp&i]，洚水肆虐，當此之滈，茅舍盡走。欲苫(sh&n)不能，啼口立啾啾[jiū]。
凡此異態，非天之咎。
君不見斵[zhu&]楩[pi&n]焚樟，岵[h&]之為屺[qǐ]，睇眄[mi&n]之下，萬山盡屼[w&]，百尺篔[y&n]簹，化為竹著。於彼幼蛇，匌[g&]不盈寸，巴蛇王虺[huǐ]，盡化柈[p&n]饈。玈[lu]氣烰烰，上格瑤池，貧地徠賈，以豐其貲[zī]。然千丈方圓，萊菔不生，九天之上，星河不見。
嗚呼！漫山設棙，遍地盡罘。此天災也？人禍也！河海黟[yī]然，濁水仍傾，此天災也？人禍也！斵木算刂竹，彍[guō]弮[ju&n]待獸，以至鹿不得走，翬不得飛，蟻不得宭[q&n]，髬髵不見。此天災也？人禍也！
翕合沴[l&]氣，終日涽涽。天不復藍，水不復清。未有烏雲，天何暝暝？赤烏既出，焜耀無復。看天下，鳥飛不下，鮮見狉狉，當此之時，何處貣青天？
　 所幸者，人知之也，人更之也。然，上作網法，下偩幾何未可知也。
今天下多災。北國井冞[shēn]，陣主復至，當與孔張俱歾[m&]。南域之霖，大禹洊存，只得扼腕而歎息。人不咎己而咎旱魃，不誚[qi&o]己而諑共工。未之可也。闤闠所趨，不可恈恈。當思子孫後代，人己知之。然行之效，則體躆廟堂者思之，媕娿[ānē]之徒，棄不婟[h&]嫪，國之大蠹，捐而必究。
吾所思者，河泮水墺，楊槐蓁蓁[zhēn]，町疃[tuǎn]，柳榆其秝[l&]。苾葌柅柅遊屮[ch&]葳蕤，見柳而人不攦，視草而眾不蹸，日駕雙軑[d&i]之車，斐斐閭巷之間，目不復睺，鼻不再鼽[qi&]，鳥不驚人，鮒[f&]遊沴然。
　　人者，天地孕育。今其反萬物，此獍也。今其不宜瞡瞡[guī]，遺禍搙孫，當修長遠之道以藾萬世。
　　今吾執筆於此，所思者，舍旁早蟠一株，今當唪唪，攲枝水上，當復駕舴艋，扌玄其落桃，投於苙。坐銀杏樹下，觀兒童嬉於樹下，延於磚祴[gāi]，搤[&]腕而惜水中未置菱藕幾株。燠[y&]熱之時，而可摘菱冣[zu&]菂，爇之為饘[zhān]，以奉親房。
文章要表达的，大略是，我们喝牛奶、吃猪肉、啃兔腿，却不知牛的形状、猪的性别、兔有三窟。现在北旱南涝、天坑屡现，不是天灾是人祸。无节制地伐树、打猎，过度的工业化开发，致使气候日趋恶劣。庆幸的是人知道这种灾难，人能够改变这样的状况。然而，国家制订法令，民众几个遵守，就不知道了。上下要高度重视环境和气候，以免遗害子孙。我憧憬田园般的绿色低碳生活。
诸位读读这骈体文，您有几个字认得？真得头疼！
试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颺，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长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诸位再读读，是否比王云飞的通俗？
其实，骈体文只是一种文体。《诗经》是诗歌体；《离骚》是骚体，成为赋和骈文的起源；《左传》、《战国策》是散文体。先秦以来，诸种文体并行，上述名著都是传世之作。相比而言，散文体形式灵活，拘束较少，具有宏大的叙事能力。汉初，司马迁著《史记》，打破了汉赋一统天下的格局。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唐兴以来，盛极于南北朝的骈文，难以适应唐王朝丰富多彩、崇尚实际的社会。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古文运动，因而在唐诗鼎盛时，散文复兴，骈文逐渐衰落。
其实，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或者说，文体是社会、文化的特征的表现。骈体文在南北朝走向顶峰，与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南朝萎靡、浮躁、不尚实际息息相关；汉唐盛世则目光宏大，追求上进，散文体回归。
骈体文的衰落的原因，除了南北朝终结以外，本身也有致命的原因。第一是形式限制了内容，为满足对偶、韵律的要求，要舍弃所表现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用骈体文写不出《史记》。第二，文字不通俗，典故多而且生僻，难以普及，失去了传播基础。我们今天可大致读懂春秋末期的《论语》，但很难读懂《论语》1000年后的《哀江南赋》。
王云飞的骈体文，激起了古文学家的激赏，我们这些非专业者也确实敬佩，但不应该在全社会提倡用古文写作，特别是用骈体文写作。不提倡的原因，和骈体文衰落的原因相同。
附录4：近二十年骈文研究述议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骈文研究基本上处于寂寞的境地。就笔者所检索到的资料来看，这三十年只有两篇文章谈论骈文，一篇是启功的《散文与骈文的区别》(《文艺学习》1957年第4期)，一篇是徐迟的《散文与骈文》(《光明日报》日)，很有意思的是，这两篇相隔二十年的文章，谈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最基本的小问题，而且都是非专业性的普及性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苦涩的学术悲剧。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建国后前三十年骈文研究基本上是学术禁区。骈文研究在内地受重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后的事。
肇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骈文研究的禁区得以突破。仅在1980年就有三篇论文发表，王运熙、胡国瑞、曹道衡三位有影响的学者相继就六朝骈文发表文章（王运熙：《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胡国瑞：《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曹道衡：《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文学评论丛刊》1980年第7期），以为汉魏六朝骈文正名为突破口，骈文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至今，有关骈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发表的论文约90余篇，专著6部、作品选9部。这六部专著是：姜书阁的《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于景祥的《唐代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尹恭弘的《骈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于景祥的《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钟涛的《六朝骈文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九部作品选是：黄均、贝远辰、叶幼明选注的《历代骈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熊先谦的《魏晋南北朝骈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谭家健主编的《历代骈文名篇注析》（黄山书社，1988年）、许逸民选注的《古代骈文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殷海国编选的《历代骈文精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周振甫编选的《骈文精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朱洪国编选的《中国骈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莫道才主编的《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赵振铎主编的《骈文精华》（巴蜀书社，1999年）此外，一批解放前出版的骈文学著作也得以重印，如瞿兑之的《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蒋伯谦、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1997年）这些都显示了近二十年骈文研究与普及的繁荣。而台湾地区的骈文学研究从六十年代后也有所发展，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张仁青的《历代骈文选详注》（台湾中华书局，1963年）《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六十年来之骈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中国骈文析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骈文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丽辞探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汪菊松的《宋四六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77年）、佚名的《骈体文浅说》（台北广文书局，1980年）陈松雄的《齐梁丽辞衡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廖志强的《六朝骈文声律探微》（台北天工书局，1991年）、谢鸿轩的《骈文衡论》（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陈耀南的《清代骈文通义》（学生书局，？年）可以说，以张仁青为代表的学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在1996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韵文学会、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多家单位发起的全国首届骈文学术研讨会在桂林隆重举行，标志着骈文学研究全面复兴，会上成立的中国骈文学会筹委会标志着骈文学研究由分散走向联合。这次会议影响很大，极大地推动了骈文研究的发展。在此前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和《柳州师专学报》开辟了骈文研究专栏，为骈文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园地。可以说，海峡两岸的骈文学研究已经告别寂寞走向繁荣。因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不畅，笔者对台湾出版的骈文学研究著作所见不全，不便妄加评述。在近二十年来大陆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主要探讨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
骈文的形态是认识骈文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著作和论文也比较多。最初是对骈文的一般特征的介绍，旨在还骈文的本来面目，如张会恩的《论骈文的特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和谭家健的《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然后逐步深入到骈文的内在形式，胡晓明的《〈文赋〉新论：骈文特征的内化与思维定势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莫道才的《论骈文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蕴》(《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以诗为文：骈文文体诗化特征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和冷成金的《试论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可作为代表。他们探讨了骈文形式的深层特点，并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进行了解读。向晁山的《论骈体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据》（《吉首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莫山洪的《试论骈文的审美基础》（《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骈文的审美形态》（《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则进一步探讨了骈文形式的产生原因，并上升到美学层次来分析。对骈文的具体特征的讨论则有钟涛的《骈文的隶事与声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几部骈文研究专著也对此有所讨论，如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功能”专门讨论了骈文的五个方面文体特征，即裁对、句式、隶事、敷藻、调声，并讨论了各种特征的美学功能，如裁对的均衡对称美、句式的整齐建筑美、隶事的典雅含蓄美、藻饰的华丽色彩美、调声的和谐音乐美。又如莫道才的《骈文通论》的第四章《骈文的结构形式与句型模式》、第五章《骈文的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第六章《骈文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效应》都是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作者认为，骈文的结构形式具有起、铺、结的结构体制和领、衬、夹的游离构形；骈文的句式也有构造上的模式特点，如骚体句、诗体句、叠字句等；而骈文的句型则具有强烈的结构模式，如齐言单联型、齐言复联型、杂言复联型等；《骈文通论》还讨论了对仗、声韵、典事、藻饰等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讨论了骈文的均衡和谐美、音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对骈文的形式特征及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也已达到了较深的层次。通过研究讨论使我们正确看待骈文的存在价值，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韩愈的时代，骈体文的流行，他和他的同道把骈文称为“时文”，而把骈文形成以前的古代文体称为“古文”，也就是先秦和汉代的单行散句，在形式上没有限制的文体。
（二）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
骈文是一种从修辞学角度划分的文体，它与其它文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讨论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是骈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吴佩珠的《试论唐代散文与骈文的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郑力戎的《从唐宋古文大家看骈散之分》（《文史哲》1988年第3期）、高光复的《以诗入赋和以骈入赋》（《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吴新雷的《论〈红楼梦〉中的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期）、于景祥的《〈红楼梦〉与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张思齐的《散文、骈文、美文：比较观照中的文体辨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吴在庆的《骈文与诗、赋相互影响的两点思考》（《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于景祥的《骈散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熊江梅、张璞的《骈文与桐城派》（《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论文有集中的论述，其关注点主要是骈散关系。骈文的存在对其它文体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忽略的。探讨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就是承认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的课题可做，比如骈文对唐传奇、敦煌变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戏曲等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尚未有人专门研究，还有待学者们继续去探讨。
（三）骈文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
对骈文史的研究是骈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骈文的产生、发展、兴衰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评价骈文的发展流变，是骈文学研究仍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对骈文的否定就是从对骈文发生、发展的不正确认识开始的。谢国荣的《略论骈文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莫道才的《从文化学角度看骈文的产生》（《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集中探讨了骈文的起源和产生问题。钟涛的《骈文与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则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角度探讨了骈文的起源。讨论骈文的形成的论文还有于景祥的《论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汉魏六朝审美意识的转变与骈文的形成、兴盛》（《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它们讨论了骈文的形成时期及其文化背景，从各个角度探讨并说明了骈文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必然性。
对历代骈文的研究也已展开。各个阶段的骈文都有研究者关注，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是热点，主要论文有萧艾的《六朝骈文论略》（《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胡国瑞的《六朝骈文的艺术评价》（《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周建渝的《徐陵骈文初探》（《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樊运宽的《论庾信后期骈文的特色》（《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六朝骈文与文坛风尚》（《柳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阿忠荣的《宫体作家的骈文创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周悦的《齐梁骈文的新变》（《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谭家健的《试论刘峻的骈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钟涛的《论六朝骈体书牍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试论徐陵骈文与其政治生活的关系》（《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它们探讨了这个时期的骈文艺术特色，并对主要骈文作家的骈文创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外，唐宋元明清的骈文也受到青睐，论唐代骈文主要有董乃斌的《论樊南文》（《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莫道才的《骈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郑力戎的《治乱之龟鉴、政论之典范：论陆贽的骈体奏议》（《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莫山洪的《中唐骈散相争及其美学价值》（《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论宋代骈文的有曾枣庄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尹占华的《论苏轼的四六文》（《天府新论》1996年第6期），论明清骈文的有王凯符的《论清代骈文的复兴》（《北京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马积高的《清代骈体文的复兴与考据学》（《湖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昝亮的《胡天游骈文试论》（《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袁枚骈文试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论民国初年的骈文的，如刘纳《民初文学的一个景观：骈文的兴盛》（《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可以说，对骈文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了较全面的讨论，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六朝骈文及其作家；而且这些讨论多是正面的阐释分析，而没有了过去偏执的简单化否认。这对于扭转对历代骈文的印象式错误认识是有帮助的。
骈文在魏晋南北朝的衍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至迟在西晋时期，比较完整的骈文已经出现．而文学性的骈文的成熟，大致在南朝的刘宋时代，其代表作是鲍照的一些作品，齐梁以还，以表现美的事物为主旨而注重形式的各类骈文逐渐成为文坛流行的文体，想梁简文帝萧纲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陈代的顾野王的《虎丘山序》，沈炯的《林屋馆记》等形制相当规整而艺术上又均有较高水准的文学性骈文皆其适例。
骈文研究范围的拓展是骈文研究步向深入的体现。莫道才的《骈文史分期刍论》（《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则专门讨论了学术界模糊把握的骈文史分期问题，而莫山洪的《简论历代反骈的历史嬗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则进一步检讨了历代反骈的原因。而目前已出版的几部骈文学著作都十分关注骈文的发展过程，姜书阁的《骈文史论》是建国以来的一部骈文发展史，这部近四十万言的巨著对骈文的发展有详细的论述，勾绘出骈文演变的全景，其不足是唐代以后的部分稍嫌简略。于景祥的《唐宋骈文史》则是第一部骈文断代史，将唐宋两朝的骈文作了详尽的描述，然亦失之叙述方式简单。钟涛的《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内蕴》是其博士论文，她在第二章“六朝骈文形式的定型过程”也讨论了六朝骈文的发展过程。于景祥的《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在第三章“六朝骈文之流变”也对六朝骈文史有所梳理。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在第九章、第十章专论“骈文的历史演变”，概论了骈文发展的八个阶段：发轫期、形成期、成熟期、繁盛期、变异期、衰落期、复兴期、消亡期。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二章“历史视角：骈体文文体的演变过程”中，也从溯源、酝酿、成熟、变异、复兴等五段对骈文的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可以说，学术界对骈文的演变过程和规律的认识是较深入的。
（四）骈文学史的研究
骈文学的发展与兴衰经验教训是研究中必然要涉及的问题。骈文学从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丽辞》算起，已有1500年漫长的历史了。宋代以王铚《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等人的四六话著作为标志，标志骈文学的初步形成。骈文学史的研究实是对骈文观念的发展演变的梳理。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莫道才的《骈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语文导报》1987年第9期）、《八十年代唐代骈文研究述评》（《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吴兴华的《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钟仕伦的《骈文与王铚的〈四六话〉》（《文史杂志》1993年第3期）、莫道才的《论〈四六丛话〉的学术价值和骈文思想》（1994年第4期）、《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谭家健的《关于骈文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杨东甫的《骈文杂论》（《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曹虹的《清嘉道以来骈散争论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于景祥的《欧阳修对骈体和散体的科学态度》（《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萧子显对汉魏六朝骈文的评价》（《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民国骈文研究兴盛原因探》（《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骈文学发展史刍议》（《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从发表的论文来看，骈文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涉及，诸如骈文学演进的历史过程、骈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著作的骈文理论、骈文学史上的一些概念、观念的内涵，等等，但仍有许多骈文学史的理论问题尚未涉及，可发掘的课题还有许多。
由于骈文学研究的深入，对骈文的否定已经破除，新编的文学史教材多数有专章专节将对骈文的肯定性描述写入其中。如马积高、黄均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和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前者在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第七章“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文”、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的第九章“唐代的赋和骈文”中就以大量篇幅描述了骈文的发展和创作情况。后者在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第六章“齐梁陈文学”的第五节“骈文与俳赋”和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的第十章“中唐后期文学”的第五节“李商隐”的第四小节“李商隐的骈文”里也有大量篇幅介绍骈文。一些断代文学史如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上册出版于1990年，中册出版于1994年）也以专节正面描述了初唐骈文的抒情性倾向、中唐骈文的改造。这些说明骈文研究的成果已经取得了学术界的认同，并作为知识向读书界普及。这是十分可喜的。但也应该看到，一些文学史教材甚至一些有一定影响的新编文学史著作仍对骈文的存在采取漠视的态度。
骈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观骈文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它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过辉煌，有过寂寞，现在走上了正轨，正步入新的辉煌。即使这样，也应该看到，骈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骈文学研究力量还很不够。从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看，目前，全国研究骈文的学者仅有二十来人。不但与古代诗歌的研究队伍无法相比，也远比古文的研究者少。在这二十多位学者中，还有不少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领域，仅是偶尔涉足一下骈文研究。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受古文为正宗而骈文为小道的狭隘观念的影响。因此，研究者更新观念，重新认识骈文十分必要。由于研究队伍的力量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骈文研究水平的整体推进。因此，骈文学界迫切需要更多的学者的加入，以推进对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的研究。只有研究力量的壮大，研究水平的提高才有基础，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时，骈文学研究培养新人的工作也显得很紧迫，骈文离今天的生活很远，如果中断骈文的研究，人们对骈文的了解就更少。骈文研究呼唤青年学者的加入。
其次，骈文学的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有待加强。资料的缺乏也是影响骈文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骈文的选本出版不少，但骈文的研究资料尚未见出版。古代的骈文资料留存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当中，这些类书、丛书浩瀚淼茫，从中寻找资料很不方便，近代以来的著作多未重印，所以也不易见到。这就影响了骈文学研究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由笔者与莫山洪整理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支持项目《历代四六话》早已交稿到出版社了，却迟迟不能出版。另外，为推动骈文学研究的发展，迫切需要整理出版一部《骈文研究资料汇编》，一部精选近五十年来研究论文的《骈文研究论文集》。一些重要的骈文理论著作和作品集，也需要出版社协助出版，如清代孙梅的《四六丛话》、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近代钱基博的《骈文通义》、孙德谦的《六朝丽指》这些重要的骈文学资料都应该尽快整理出版，以推动骈文学研究的发展。骈文学研究需要出版界的有识之士的鼎立协助，共同促进学术的进一步繁荣。　　其三，骈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应上一个新台阶。目前，高水平的论文尚不多见，骈文研究的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骈文学研究领域应该去除非学术规范的现象，提升研究论文、论著的水准。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量化的研究和实证方法的融合，在研究视角上，要注意文化史角度的发掘，避免简单的作家作品论。特别是，应该把骈文的存在放在时代的文化史演进的过程中来考察，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观照骈文的存在，并把骈文的创作现象作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并由此解剖一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场景与方式，乃至一个时代的审美心理与文人心态、社会心态，并进而揭示出骈文存在及其风格特征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有这样，骈文的美学意义、文学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才能真正得到揭示。有了这样的开阔的视野方能在更高水平上、更深层次上认识骈文，理解它的历史及其存在的原因。骈文研究成果的水平才会更上一层楼。
20世纪前期骈文学发展述论
　　内容提要：百年来骈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骈文学研究的特点是为骈文的辩护与传统的终结；建国前三十年的骈文学研究的特征是走向现代学术的思考；而近五十年的骈文研究则是从寂寞走向繁荣。骈文学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它的发展的方向是骈文的文化史研究。　　对骈文的研究可以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王铚撰《四六话》开始，继之有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谢伋的《四六谈麈》，后又有杨囦道的《云庄四六馀话》，清人彭元瑞又将宋人散见的四六话集为《宋四六话》，以及清代陈维崧的《四六金针》，孙松友的《四六丛话》都是古代有影响的骈文学著作。从本世纪以来，骈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历程。总结百年来骈文学研究的得失，对今后骈文研究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骈文学研究——为骈文的辩护与传统的终结
上世纪初的文坛，骈文仍是十分流行的样式，在公文和其它场合中，骈文存在的语境并未消失。刘纳在《民初文学的一个奇景：骈文的兴盛》⑴中对民国初年骈文的盛行有详细的评述分析。她指出，在1912年至1919年间，骈文仍有广泛的社会应用性，从革命派的公文到艳情小说都大量运用骈文写作。而在民国之前骈文流行更是如此,一些理论著作如刘师培的《文说》仍用骈体写作，可以说，骈文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变。骈文正循着其历史的惯性作用在新世纪延续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始了本世纪初的骈文学研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首先对骈文予以理论上关注的是刘师培（）。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他承继了清代后期仪征文派阮元的“文笔论”观点，力倡韵偶之文，强调以“藻饰”、“对偶”、“声律”为“文”之标准。在《广阮氏文言说》中，他发展了阮元《文言说》中提出的文必尚偶说，强调“文以藻饰成章为本训”，“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辞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故魏、晋、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沈思翰藻为文也”⑵其观点意在与桐城派相抗衡。在《文章源始》中，他从辨析文章之嬗变与文笔之异入手，对骈文的形成与发展作了深入分析。指出：　　东京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魏晋六朝，崇尚排偶，而文与笔分：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观魏晋六朝诸史各列传中，多以文笔并言；则当时所谓笔者，乃直朴无文之作也；或用之记事之文，或用之书札之文，体近于语，复与古人之语不同。梁元帝《金楼子》云：“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刘彦和《文心雕龙》：“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笔区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缉《文选》也，以沈思瀚藻者为文；凡文之入选者，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协唱，默契律吕之深。故经子诸史，悉在屏遗。是则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齐梁以下，四六之体渐兴，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文体亦卑。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正宗。⑶
刘师培力倡骈体为正宗，正是有感于桐城派古文之离文之真源日远：“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⑷④由此可见其为骈文辩护的出发点。刘师培于1905年在《国粹学报》第1卷第1
—10期上陆续发表的《论文杂记》，是传统“文话”的形式，共二十四则，虽非专论骈文，但其论述每每为后人重视。他进一步从“文”的演变角度讨论了骈文之正宗：
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其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则始于孔子作《文言》。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古人言文合一，故借为文章之文。后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该文字之界说，失之甚矣。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相符。故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⑸
这与《文章源始》一样，都是为骈文的正宗地位立论。此外，他对骈文的演变也作了分析，指出骈文之形成在东汉至魏之时，表现在四个方面：“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⑹这些观点十分精辟，为后人所认同。在《文说》中，刘师培也作了全面的阐述。在《精采篇第四》⑺中，他先从《易》中的“物相杂，故曰文”引出“一奇一偶谓之文”，指出“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同时，对骈文的形成过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韩非著书，隐肇连珠之体；荀卿《成相》，实为对偶之文。莫不振藻简策，耀采词林。西汉文人，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儿宽摅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及东汉，文益整赡，盖踵事而增，自然之势也。故敬通、平子之伦，孟坚、伯喈之辈，揆厥所作，咸属偶文，用字必宗故训，摛词迥脱恒溪，或掇丽字以成章，或用骈音以叶韵。
可以说，实际上《文说·耀采》是一篇全面论述骈文的迁演并为骈文辩护的论文。文章最后反诘道：“若屏斥偶体，崇尚奇词，是则反璞归真，力守老聃之论，舍文从质，转追棘子之谈。空疏之识，讵可免欤？观《典论》著于魏帝，备列诗赋之章；《文赋》创于陆机，不列序碑之体；则单行之词，实与文章有别，有何疑乎？”这是为骈文作最后的呐喊。在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连桐城文派都被视为“谬种”而在打倒之列，所有的文言文都将变为历史，何况作为文言文的极至的骈文？所以，刘师培的观点成了复古论的标本，也因此为后人所批评。其实，在当时就有争论，提出异议的代表人物就是章太炎（）。章太炎在《文学论略》⑻中对刘师培的观点就作了辩驳，他首先指出“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文”以之为正名，继而论魏、晋以前无文笔之别，自晋以后虽有文笔之分，但萧统《文选》并非不易之论，他对阮元以来的以声偶为文之说进行了辩驳，指出：“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骈散诸体，皆是笔而非文。”并进而对刘师培的《文章源始》的文辞异职论进行了批驳，他反问道：“或举《论语》言辞一言，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称号有异，此又何也？”指出“韵文骈体，皆可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分析，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伯重烦，多取记忆。故或用韵文，或用骈语。为其音节谐熟易于口记，不烦记载也。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叠句，是则骈偶之体，适可称职。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记》《汉书》之属，乃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矛盾自陷，可谓大惑者矣。盖自梁、李、韩、柳、独孤、皇甫、吕、李、来、张之辈，竞为散体，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辞，将使骈俪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论偏颇，不为典要。今者务反其说，亦适成论甘忌辛之见，此亡是公之所笑也。”可以说，章太炎是反对以骈文为“文”之正宗的。当时，在《国粹学报》上实际上开展了一场讨论，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⑼中对骈文也有讨论。其云：古之作者，择言以对待，援义以比例。虽在约举，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称，单复必齐。俯承其仰，断者自续，两两间合，节节递转，顿挫抑扬，犹省虚字，未有单词只义可以为句者，亦未有一语孤立可以为章者。文生于联珠之字，成于骈峙之体。舍兹排偶，是谓不文，岂其属思之精，实由用字之当，盖因形定声造字之巧也。他是肯定骈文的存在意义的，视其为文章简洁的必然，有其合理性。他反对将骈与散对立起来，认为“强分门户，析名骈散”，造成对立，十分不好。而罗敦融的《文学源流》⑽也以“文话”形式也对骈文作了论述，作者在《总论》中首先指出：“文学由简而趋繁，由疏而趋密，由朴而趋华，自然之理也。”他肯定了骈文形成与发展的合理性，并对骈文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时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综其分合，推迁可迹。”这个划分揭示了骈文发展的客观演进规律。他指出了各阶段及其代表作家的特点：“两汉以前，文多浑朴疏简，西京而后，朴进而华，疏进而密，简进为繁。迄乎东汉，乃益繁密。建安七子，联耀当时。汉魏之间，文尤柄蔚。晋尚清谈，稍参疏宕。而潘安仁、陆士衡、刘越石益柄于时。逮乎刘宋，颜延年、谢灵运其英绝也，齐有任昉、沈约，蹑汉魏之轨。梁有徐陵、庾信，极瑰俪之观。绵及初唐，四杰并轸，渊深玮博，郁乎钜观。燕、许纵其豪宕，义山易为流丽，而樊南一体，开宋四六之风，金元之间，文殊貌苶。晚明天如卧子，始复提倡。本朝文化莘莘，斯复称古。霞骞云举，并轨同涂，语夫文学，当迈元明。”他另外一些观点也是颇有启发的，如认为司马相如为“骈文之祖”，实是强调了汉赋对骈文的直接影响。
可以说，本世纪初在《国粹学报》上展开的这番争论，是在刘师培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其观点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这场讨论具有对骈文近两千年历史的总结的性质，似乎预示着它即将成为历史的终结。而谢无量（）于1918年出版的《骈文指南》⑾虽是薄薄一册，毕竟是骈文研究的现代学术的开端，它虽仅分“骈文通论”和“骈文体格及变迁论”两章，但作为专论骈文的理论著作，它是第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仅就这一点而言，它的出现的意义是很大的。“骈文通论”一章分“骈文的渊源”及“骈文研究法”两节，有些论断亦称精要，如论“骈文之渊源”一节云：“骈文铺叙议论，语累千万，比对精深，体裁绮密，句中自协宫商，境界视律诗尤广。”“骈文体格及变迁论”分论历代骈文之时代特点，可谓现代一部骈文简史，有些论断亦发人所未发，如第二节论“永明体”云：“盖永明文学始精声律，不惟用之于诗，亦用之于文。”又如第四节论“唐骈文”云：“纵考有唐一代之骈文，初唐犹袭陈隋余响，燕许微有气骨，陆宣公善论事，质直而不尚藻饰，温李诸人所谓三十六体者，稍为秀发，唐骈文之变迁，其荦荦大者，如是而已，律赋诸家，虽亦四六之流，要为浅薄，不足取焉。”其观点至今犹有裨益。这部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并很快就重印多次，说明在当时骈文还很有市场，人们对骈文有无限的眷恋。与此同时，1917年出版的刘铁冷（）选辑的《精选四六丛话》⑿也很受欢迎，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但骈文著作的受欢迎也改变不了它最终的命运，这只不过是最后的挽歌罢了。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近二十年是本世纪骈文学的开创时期，它是在骈文走向终结的时代背景下以为骈文的辩护为开端展开的，它拉开了本世纪骈文学的序幕。
二、建国前三十年的骈文学研究——走向现代学术的思考
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是骈文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版的骈文学著作众多，成为骈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如孙德谦的《六朝丽指》、钱基博的《骈文通义》、金钜香的《骈文概论》、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金茂之的《四六作法骈文通》⒀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三十年代前期形成了骈文学研究的高峰，成为骈文学史的独特景观。
孙德谦（）的《六朝丽指》是一部很重要的骈文学著作。孙德谦好骈文，其文有六朝之风，著有《四益宦骈文稿》，时人论其骈文每与李详（）并称“李孙”。《六朝丽指》用传统的骈文话的形式写成，1923年出版。时年八十一岁高龄的词坛名宿冯煦（）为之作序，极力褒赏。孙德谦又自序道其意旨云：“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作为斯体，不知上规六朝，非其至焉者矣。”全篇共八十八则，分述六朝骈文之变迁、作家、文体、文风、文辞，其概论之全面、论述之精辟非前代骈文话所能望其项背，极为后世所重。其论骈文以六朝为模范，《六朝丽指》开篇即云：“骈体文字以六朝为极，则做斯体者当取法于此，亦犹诗学三唐、词宗两宋，乃为得正传也。”“有志于斯文者，当上窥六朝以作之准，不可逐末而忘其本。何则？六朝者，骈文之初祖也。”在对六朝骈文艺术的评价上，他尤标举“气韵”，以为“气韵”乃六朝骈文之真髓，其云：“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余尝以六朝骈文譬诸山林之士，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风彪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体者，当于气韵求之，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夫骈文而不宗六朝，拟之禅理，要为下乘也。使果知六朝之妙，试读彼时诸名家文，有不以气韵见长者乎？”孙德谦论六朝骈文均以“气韵”为准的。如“六朝之文其气疏缓”，“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就作家的气韵而言，孙德谦尤为推崇“疏逸”一路，如评江、鲍“江、鲍并称，余以江文疏逸……然鲍亦有疏逸处。”而其论骈体文辞强调骈散并用，如“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要之，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能清晰。”就六朝作家而言，孙德谦以任昉、沈约成就为最高：“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总之，《六朝丽指》专论六朝骈文并论及骈文之特点，在骈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钱基博（）的《骈文通义》亦是用骈文话的形式写成的著作。全书共分《原文》、《骈散》、《流变》、《典型》、《漫话》五个部分，其中《漫话》部分于1933年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上连载过。作者多综合历代之论述加以辨析，《原文》讨论文与骈之关系，指出：“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所以原文之必出于骈，非骈则不成文也。”《原文》意在为骈文之地位立论，在《骈散》中则讨论了骈与散之关系，指出：“夫一阴一阳之谓道，用偶用奇以成文。”《流变》讨论骈文之变迁及历代作家之特点，其论述之系统则可作骈文史观，而其见解则多显精警、深刻，如“西京扬（雄）马（相如）赋颂擅名，渐及众制，莫不以偶为体，以奇为用，而骈文之规模粗具。”指出了西汉之为骈文之形成期。又如“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开今体，任沈亦然！”此论可谓与孙德谦不谋而合。又如论徐庾“尽态极研，遂为骈文正宗。”“徐庾华实相扶，犹于抽黄对白之中，灏气卷舒，采不滞骨，丽而能朗，用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则可谓不刊之论。又如论李商隐“李商隐者，宋人之先声也。”亦为发人所未发。而论清代骈文家犹多，弥足珍贵。对毛奇龄、陈维崧、胡天游、邵齐焘、王太岳、洪亮吉、孙星衍、汪中、孔广森、刘星炜、杨芳灿、吴鼐、彭兆荪、王昙、吴慈鹤等人的点评均是仅寥寥数言，但却是切中肯綮之论。如论毛奇龄与陈维崧之风格“毛体疏俊，陈文绮密。仗气爱奇，陈不如毛，丽典新声，毛不如陈。”于比较中见各自之别。在《典型》中，作者将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所论的“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奉为骈文的典型，“而以发六朝之秘响者也”，他也推崇六朝骈文，以六朝骈文为骈文之典范。他继承并发挥了孙德谦的观点，以为六朝骈文“大指主气韵，勿尚才气；崇散朗，勿嬗藻采。”“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上与板滞，与四六分疆。”“疏逸之道，则在寓骈于散。”此番辨析可谓精要。《漫话》部分虽然作者自云“无当弘旨，寻章摘句”“零珠碎玑，聊资谈隽”，但亦可见洞察之敏锐。如“丽语能朴，绮语能疏。”“朴语能丽，质语能隽。”可见其对骈文艺术的辩证思考。
《六朝丽指》和《骈文通义》作为骈文话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了评点式的骈文话的最后遗响和绝唱，也是走向现代学术的开端，它的骈文学思想在骈文学研究史上是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1933年至1934年是骈文学研究著作出版的高峰时期。除钱基博的《骈文通义》外，一系列骈文学著作在这两年里出版。金钜香的《骈文概论》正是这样的一部书。该书出版于1933年12月，作为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1集中的一种，1934年1月、6月收入王云五主编的《新中学文库》之《国学小丛书》两度再版，1947年2月又第三次出版，可见此书具有不小的影响。该书仅141页，分六章概述骈文的发展。第一章论“上古至周骈体之起源”，后五章分论两汉曹魏、晋至陈、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骈文，可以说该书实际上是一部骈文史。作者言简意赅地勾勒出骈文发展的历程，对骈文的历史演进作了精要地描述，表现了作者的不俗识见，如第二章“两汉曹魏之骈文”云：“窃以为辞赋之英杰，实骈文之极轨，舒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无形貌之滞，而有准衡之归，名流各尽其长，偶体于焉大备。”总之，《骈文概论》是一部骈文的入门著作，对宣传骈文具有一定作用。
刘麟生()的《骈文学》和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也是这样的著作。刘著分为三编共十五章，第一编《骈文之渊源与进展》，此编分四章讨论“骈文与四六文”“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骈文之体裁”、“时代与作风”。第二编《方法论》，此编分四章讨论“对偶”、“用典”、“炼字”、“音韵”。第三编《作家与作品》，分五章讨论“汉魏作家”、“南北朝作家”、“唐代作家”、“宋代作家”、“清代作家”。《骈文学》虽是薄薄一册，但刘麟生明确地标示出“骈文学”，并对骈文研究的体系作了一次系统的探索，对骈文产生的文化内蕴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如在“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首次从中西语言文化的异同比较中，分析了骈文产生的必然性。虽然今天看来，它显得单薄，但在当时却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一部骈文著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是应刘麟生的约请而写的。据刘麟生为此书写的序中引用作者给他的信，因为已有刘麟生的《骈文学》写在前面，瞿兑之就“决定不必作什么骈文的文学史，也不必指示什么骈文的作法。只要老老实实的介绍几个重要的作家，及其特殊的风格，并约略的将他们的前因后果指点出来。这就使人能欣赏骈文，能了解骈文，能运用骈文的一个绝妙方法。”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来安排全书的。全书分十七节，除总论外，按照骈文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选择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骈文现象来介绍，文章篇幅短小，语言浅近，可以说是一部骈文史漫话，意在普及骈文的知识。虽然如此，它在骈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它将骈文学的基本知识介绍给了普通读者。　　与此同时，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也于1934年出版。这是一部完全意义的骈文史，全书共分十二章论述骈文的发展历程，第一章先辨“别裁文学史与骈文”，实为论作此书的目的，作者是有感于西方文化的侵扰以及“挽近人士，诗尚江西派，词习梦窗，文舍桐城派莫属”此外的文学被摒弃甚多，而骈文在过去有过光明独立之史迹，在中国文化生活中又关系密切，故“阐扬已有文学上之特产，以决定今后吾人对于骈文应取之态度，尤不可以无专史明矣。”之后用十一章分论“古代文学中所表现之骈行文气”、“赋家奏疏家论说家暨碑板文字”、“所谓六朝文”、“庾信与徐陵”、“唐代骈文概观”、“陆贽”、“宋四六及其影响”、“骈文之中衰——律赋与八股文”、“清代骈文之复兴”、“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今后骈文之展望”。可以说有重点地勾勒出了骈文发展的历史流程。作者首先追溯先秦文学中的骈行文句，广泛引证大量各类文献中的材料来说明先秦存在有大量的骈体句子，然后论两汉魏晋，指出“骈散古合今分之迹，要以东汉为最著。魏晋文章，早已急转直下，至六朝则为骈文极盛时期，渊源有自。”对于六朝文，作者着重讨论了“六朝文亦重气势”、“轻倩之作风”、“声律之发现”、“文与笔”、“六朝与小品文”。作者又以专章论徐陵与庾信，以为“骈文至六朝，始称极盛时期，六朝文至徐庾，骈文始臻极峰，然则徐庾之文，可谓集骈文之大成，达美文之顶点。”对徐庾之评价甚高。对于前人关注较少的唐代及以后的骈文，作者也特别注意，唐代骈文就用了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一章介绍唐代骈文概况，勾勒出其时代风格与初、盛、中、晚四唐的演进轨迹。同时用一章的篇幅介绍陆贽，可见对其之看中。陆贽在骈文史上有变革文风的重要作用，对后代影响至深。作者对陆贽的高评价是很有历史眼光的。　　此外，1935年由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了金茂之编辑的《四六作法骈文通》（又名《骈文作法附骈文选》）这是一部为骈文写作导引的书。全书分十二部分，前十一部分介绍骈文的源流、本质、用典、体裁及作法，第十二部分为骈文名著选读，共22篇，每篇后附注释。这说明当时骈文仍有市场。三十年代又是骈文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时期。1936年由国学整理社整理出版、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清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排印本面世。1936年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了宋人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杨囦道的《云庄四六馀话》及清人彭元瑞编撰的《宋四六话》等骈文学理论资料。而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收录了清人孙梅的《四六丛话》。在此之前，1917年仅出版过刘铁冷选辑的《精选四六丛话》，1928年北平的朴社出版的“文学批评丛书”甲种中有专门辑录其叙论的《四六丛话叙论》。但都非全本，至此，在骈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六丛话》的现代排印本才正式出版。这些文献的出版为骈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益至今。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内忧外患，骈文研究受到一定的影响。此时期骈文研究著作有蒋伯潜（）、蒋祖怡（）父子合著的《骈文与散文》，该书是他们为世界书局1942年出版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写的六本书中的一种。作者合论骈散，意在探寻骈散的联系和演进的特点。全书由两编组成，第一编“骈散文历史上的演变”，主要从纵向的角度梳理骈散的兴衰变迁，第二编“骈散文内容的分析”，主要从横向的角度分析骈散的内在结构的特点及异同。第一编分十二章论述“骈散文的分合”、“汉代已有骈散分歧的现象”、“魏晋文体”、“骈文的全盛时期——六朝”、“《文选》和《文心雕龙》”、“散文的新生”、“唐代骈文”、“‘宋四六’”、“宋代散文”、“金元明的散文”、“骈散文的复兴时期——清”、“白话文体由酝酿而至成功”，从章目上看得出，作者意在探索作为书面表述语言的文体由古至今的变化规律。第二编分十章论述“骈散文的异同”、“语体文和骈散文的比较”、“字的安排”、“句子的形式和变化”、“整篇的结构”、“对偶”、“关于用典”、“声音的描写与文章的音节”、“体裁的分析及其作法”、“古人论学习文章的修养”。全书微观分析与宏观概括结合，点线面结合，作者不专就骈文论骈文，没有崇骈崇散之囿，却能从文化史的大背景来分析，所以视野更开阔，评判更超脱。就专著而论，该书是建国前出版的著作中最晚出的一部，也是最有学术深度的一部，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的主要作者蒋伯潜早年从钱玄同、马幼渔为师，又曾问学章太炎、梁启超门下，三十年代末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精通国学。所以本书写得深入浅出，有庖丁解牛之妙，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具有现代学术思考的骈文学著作，代表了建国前骈文研究的学术水平。
另外，值得提及的还有王瑶（）写于1947年的《徐庾与骈体》一文，该文收录于其《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中。该文以“徐庾”为切入点，对骈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徐庾”历来被视为六朝骈文的杰出代表，因此，解剖“徐庾”就等于解剖了骈文，解剖了齐梁文学。作者正是以这样的思路去做的，作者指出：“要了解徐庾在文学史的地位，徐庾体的历史涵义，就必须从骈文这一体裁的源流和特点上去考察，因为徐庾的主要成就，即在将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和缉裁丽辞的形式特点，完全巧妙地移植在‘文’上，使当时的骈文凝固成一种典型的文体，而成了后来唐宋四六和律赋的先导。”作者是采用以小见大的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为了更好地评价徐庾的骈文成就，作者首先对骈文的四个艺术特征——裁对、隶事、敷藻和调声——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把徐庾放在骈文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看待，指出；“上述的四种骈文的特征，在文学史上是有一个演进的次序的。到了徐庾，这些形式特点的追求都到了极峰，所以发展到了骈文的完整的典型。”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十分有说服力了。可以说，这篇论文就其学术水准来说，不但从未过时，而且一直有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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