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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胡朱梅汉书 朱云传中朱梅云是一个怎样的人
小生乃欲相吏邪? ”怎么翻译？_百度知道
小生乃欲相吏邪? ”怎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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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词,。--《汉书·杨胡朱梅云传》,对尊长者自谦之称。[欲相吏],欲为属吏。[耶] ,我哪想当属吏呢,相当于&quot,呢&quot,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生],
小生：对尊长者自谦之称。欲相吏：欲为属吏。 全句就是“我哪想当属吏呢？”想译为英语？就是How could I be a subordinate to you?
朱云说：“小生想把我当成你的属吏么？”薛宣就不敢再提这事。《汉书》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列传·朱云〉典源编辑《汉书》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列传·朱云〉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云自是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閤，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复言。[1]译文朱云，字游，原为鲁人，后迁居平陵。年轻时（喜欢）结交游侠，借助宾客为自己报仇。身高八尺有余，仪容伟岸，以勇力闻名。到四十岁时，他才改变行节跟从博士白子友学习《易经》，又师从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他）都能传承师业。他洒脱不羁而能守大节，世人因此很尊重他。……到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凭借皇帝老师的身份位至特进，（皇上）极为尊敬推崇他。朱云上书求见成帝，当时公卿大臣都在皇帝面前。朱云说：“如今的朝廷大臣，对上不能匡扶皇上，对下不能有益于百姓，都是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白吃饭的人。臣请求陛下赐一口尚方斩马剑，斩一个佞臣，以此来劝勉其他人。”成帝问：“你要斩的是谁呀？”朱云答道：“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道：“你一个小官居于下位而毁谤上级，在朝廷上侮辱我的老师，罪死不赦！”御史拉朱云下朝堂，朱云攀住殿上的栏杆，栏杆被他拉断。朱云大呼道：“微臣我得以和龙逢（夏桀时忠臣，因谏被杀）、比干（商纣时忠臣，因谏被杀）在九泉之下交往，也就满足了，只是不知圣朝将要怎样？”御史便把朱云拉了下去。这时左将军辛庆忌摘掉官帽，解下官印和绶带，在大殿之上叩头，说：“朱云一向以狂傲直率之名著称于世。假如他说的有理，就不可诛杀；他说的不对，也应该宽容。臣斗胆以死相争！”辛庆忌叩头流血。（这样）成帝的怒气才消解，然后才饶了朱云。后来要修治栏杆，成帝说：“不要换了！就把旧栏杆修修，用它来表彰直臣。” 朱云从此后就不再做官，常居住在户县的颖村中，有时带领着学生们乘牛车出来，所探访的人都对他很敬重。薛宣为丞相，朱云前往拜见。薛宣以宾主之礼相待，并趁机挽留朱云住宿，很随便地对朱云说：“您在田野间也没有事，暂且留在我的东阁中，可以看看天下的奇士。”朱云说：“小生想把我当成你的属吏么？”薛宣就不敢再提这事。[2]释义汉槐里令朱云朝见成帝时，请赐剑以斩佞臣安昌侯张禹 。成帝大怒，命将朱云拉下斩首。 云攀殿槛，抗声不止，槛为之折。经大臣劝解， 云始得免。后修槛时，成帝命保留折槛原貌，以表彰直谏之臣。后用为直言谏诤的典故。[1]
小生：对尊长者自谦之称。欲相吏：欲为属吏。全句就是“我哪想当属吏呢？”
小生]：对尊长者自谦之称。[欲相吏]：欲为属吏。[耶] : 语气词，相当于&呢&
全句文言翻译：我哪想当属吏呢？[小生]：对尊长者自谦之称。[欲相吏]：欲为属吏。[耶] : 语气词，相当于&呢&。英文手翻：Who would ever want to be a staff member?
小生：对尊长者自谦之称。欲相吏：欲为属吏。全句就是“我哪想当属吏呢？” 望采纳
I'd like to be a clerk
简单的说：我哪想当这相吏这官呢？
楼上太咯嗦了
我哪想当属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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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大户门第，身价数十亿，本应是娶女星玩模特的年纪，但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他把数十亿换成了AK47和RPG，钻进了山洞对抗美帝主义，十年来让FBI和CIA颜面扫地，现在评说他是好坏已经没有意义，不过，他的一生注定是个 legend——传奇!————————TO: Osama Bin Laden 本·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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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　　散文在唐代获得了丰富的发展，涌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家，骈文与古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中唐古文运动，作为一场目的明确、参与者众多、成果卓著的文体变革，深刻地塑造了中唐以后散文创作的整体面貌，对于后世散文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古文运动
　　古文是与今文相对的概念，今文是指流行于唐代社会的骈俪之文，古文则是指取法三代两汉的以奇句单行为主要特征的散体之文。唐代贞元、元和年间，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大力提倡并创作古文，掀起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文体革新活动，在今人撰写的文学史上，这次活动被称为“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不仅是唐代散文史，也是中国散文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唐代散文的发展来看，古文运动之前，骈文流行，初盛唐时期虽有一些作家从事散体文的写作，但特色不突出，其影响不能与骈文相比；古文运动使散体文的创作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其影响延及宋元明清，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散文创作发生深远的影响。古文运动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还要从它的精神追求与艺术追求上来分析。
　　古文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动因。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转衰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党争，佛道盛行，民族矛盾等内忧外患，严重地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许多有识之士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社会责任感，迫切要求社会改革，挽救唐王朝的颓势。从思想文化背景来看，面对深刻的社会矛盾，许多有识之士强烈意识到复兴儒学的重要，认为王纲不振、藩镇割据以及社会上吏治败坏、士风浮薄等种种问题，都源于儒家思想的衰微，儒学复兴的思潮在这一时期空前高涨。唐代前期的儒学重章句之学，而轻义理的探讨，唐初修《五经正义》即为此种风气的代表。安史之乱以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儒学开始强调义理的探讨，这一新倾向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韩愈、柳宗元将儒学复兴的思潮推向高峰，韩愈主张建立儒家的道统，攘斥佛老；柳宗元曾师事陆质，直接受其《春秋》学的影响，重疑辨，期望通经致用。政治革新的强烈愿望以及儒学复兴的追求，推动中唐士人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思想变革。活跃于中唐政坛的陆贽、杜佑、杨炎、刘晏都以整肃纪纲、变革朝政措施而著称于时。以王叔文为首所发动的“永贞革新”，志在革除贞元弊政，也体现了政治革新的强烈愿望，其不少改革措施，被宪宗一朝所继承。宪宗平定藩镇叛乱，使“唐之威令，几于复振”（《新唐书》本纪七）。这些都是中唐政治改革思潮直接影响的结果。
　　古文运动的兴起，反映了政治变革与儒学复兴的深刻要求。韩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所谓“君子居其位，则恩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修辞以明其道”（《争臣论》），“然愈之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柳宗元在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明确写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他赞同韩愈的主张，认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韩柳古文创作最深刻的精神追求乃是儒道之复兴，他们期望通过儒道的重振来达成改革现实的愿望。其古文创作，展现了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贯注着抨击时弊，重振儒道的巨大热情。这使他们的古文呈现出崭新的精神品质，呈现出巨大的感召力，吸引了大批作者参与古文创作，围绕在韩愈周围的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樊宗师、侯喜都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古文运动这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它有别于初盛唐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文体上的骈散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期就已经开始，延及唐初，争论不断。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严厉批评骈文的弊病；李延寿在《北史?文艺传序》中大声疾呼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散体文写反佛文章；陈子昂提倡诗文革新，力斥齐梁，他创造了不少散体文，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上军国利害事》等都深刻地抨击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等，这些人对韩柳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古文运动之前的散体文创作，其艺术成就都无法与韩柳等人的古文创作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韩柳之前的散体文作者，普遍缺少像韩柳那样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他们在批评骈文，提倡散文时，也多强调文章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如独孤及主张文章要“以五经为源泉”(独弧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柳冕认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他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文学与儒学合一：“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要 “救世劝俗”，“导达情性”。他认为文章应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二风诗论》)“尽劝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但这些作者对儒道本身的理解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做出新的阐发，因此其文章不免有说教与僵化之弊，缺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
　　韩柳之文，尤其突出的是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感激怨怼之情，韩愈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他所谓的“不平则鸣”在创作中主要指向由现实坎懔所激发的感激怨怼之情。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而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所写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的作品，也正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不平之鸣，这就极大丰富了古文的抒情内涵。
　　其二，韩柳对古文艺术有丰富的思考，这也是前此的散体文作者所普遍缺乏的，他们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道而不轻文：他们都主张文与道二者必须互相结合。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柳宗元也一再强调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强调“文”的重要性：“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韩、柳又十分强调作家本人的修养，即重视作家的思想、人格、气质、品德等内在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养气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也强调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旨在乎其中。”(《与杨京兆凭书》)并特别强调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韩柳强调作家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能辨证处理文风的古今之辨。在文风方面，韩柳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之风。韩愈批评骈文“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送孟东野序》)。柳宗元也明确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颓靡文风。但在创作中，他们并不一味排斥骈文，而是能吸取其长。韩柳之前的散体作者坚执骈散之壁垒，对骈文艺术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创作上也很少加以吸取，相反，韩柳则能广泛吸取各类文体的艺术成就，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其文章实集“八代之长”；柳宗元早年工于骈文，后期转为古文，对骈文艺术的精华也多有吸取。清人刘开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孟涂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另一方面，韩柳虽主张师古，但反对因袭剽窃，韩愈明确主张，即使对古人的经典之作，也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也反对食古不化，他尖锐地批评“荣古虐今”（《与友人论文书》）的不良风气，痛斥“渔猎前作，戕贼文史”的恶劣作风。总之，韩柳都能在创新中兼取古今之长，因而对古文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有韩柳的杰出建树，一大批作者参与到古文的创作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改革应运而生。　　第二节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成就
　　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创作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为散体文的创作打开了全新的局面，使之呈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李汉在《韩昌黎集序》中说：韩愈“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总的来讲，他们对散体文艺术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极大地增强了散体文的抒情特色，使之具有鲜明的审美品格；其二是对散体文的语言艺术、表现技巧进行了深入的开拓。韩柳二人的古文成就既有共同的创造，也有不同的特点，下面分别介绍。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他有着重建道统、攘斥佛老的巨大热情，他推重儒家的礼制思想，强调尊王攘夷，维护君臣、父子的伦常秩序。其著名论文《原道》提倡道统，攘斥佛老，强调建立一整套以“先王之教”为核心的儒家礼制秩序，行文气势磅礴，成为其复兴儒道的纲领性文章，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平淮西碑》中，他通过对宪宗依靠裴度平定淮西叛乱的高度赞扬，表达了尊王攘夷，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割据的鲜明立场；其《论佛骨表》则力斥宪宗佞佛之非，义正词严。同时，他强调政治上当用贤使能，使贤者在位。《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与祠部陆员外书》，强调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认为这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的大事，是改变“有君无臣”局面的重要措施；他有许多文章都是为贤士屈抑而鸣不平，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他重视孟子的心性儒学传统，强调仁爱。《原道》中，他大讲仁义，主张博爱；在《论天旱人饥状》、《送许郢州序》、《赠崔复州序》等作品中，都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反映了民生疾苦，大声疾呼施行仁政；在《黄家贼事宜状》中，他呼吁统治者对起义的百姓要实行安抚。韩愈之主张儒道复兴，并不是纯粹出于理论的追求，而是基于改革现实的深刻愿望，因此他的文章创作，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字里行间贯注着对社会人生的满腔热情。他对于儒学精神，常能以全身心去体会，展现其中鲜活的生命力。对于儒道之不行于世，他有着强烈的感激怨愤，并将这种情感真实地形诸笔墨，使读者于激扬怨怼、嬉笑怒骂或滔滔雄辩的文字之间，真切地领略作者生气淋漓的性情。这是使韩愈古文拥有丰富的审美魅力和巨大感染力，不同于一般理论著述的重要原因。
　　韩文最突出的特点，不在理论分析之深细，而在于发现问题之敏锐，以及行文中所贯穿的强烈气势。韩愈为文主张“气盛言宜”，他的文章往往笔力雄健，词锋震烁，感情激烈，以义正词严的气势强烈地震撼读者，如《论佛骨表》。此文直接抨击宪宗的佞佛之举，斥佛骨为“朽秽之物”，指责宪宗佞佛为“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希望“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韩愈写作此文时朝廷上下奉佛如痴如狂，倘触怒圣听，会招致杀身之祸，然韩愈仍一往无前，这其中所蕴含的勇气与胆识，自是常人难以企及。在韩愈其他的论说文中，其抗击流俗的胆识与气势也同样十分感人。如《师说》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论证从师之必要，并提出“吾师道也”的主张，韩愈的“抗颜为师”在当时引起流俗的很大非议，这篇文章体现了他直道而行的勇气。又如《杂说》之四借千里马不遇伯乐指责统治者不能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愤郁之气。
　　韩文的气势，来自信道的巨大热情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因此气势之中贯注着深厚的感慨，浓烈的感情，如《送董邵南序》感叹董邵南仕进无路，不得不远走他乡，到河北藩镇割据之地谋求出路，作者既不愿友人从事于割据之幕府，又对其在“明天子”之朝坎坷无成的命运深感无奈，全文顿挫抑扬，欲言又止，将对世事的愤郁笼罩在强烈的悲怆之情中。又如《张中丞传后叙》，韩愈对中伤张巡、许远的种种不实之辞，深感愤怒，他义正词严地为张、许辩护：“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这段文字，气势强盛，词锋峻利，其中饱含着作者对忠臣烈士的衷心景仰和对流俗之言的强烈愤慨，千百年后读来，仍能使人心感奋，激动无已。韩文愤世的激情，有时是以嗟叹世路的凄怆感怀表达出来的，如《与崔群书》、《与李翱书》，感伤世路的艰难，自叹身世的坎坷，沉郁低回，而他的名篇《祭十二郎文》，更通过亲人死别的哀痛，深刻地抒写凄凉的人生感怀。这篇文章表达对亡侄的伤悼。悼念亲人，固然是哀痛的，但韩愈特殊的家庭环境，坎坷的身世，使他与亡侄的亲情有了特殊的意味，在这篇伤逝怀人的文字中，更多地倾注了韩愈的人生感怀，承载了他本人志士摧抑、世路无常、心境凄凉的哀痛。文中的这段文字，读来字字血泪：
　　“呜呼!其信然耶?其梦耶?其传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纯
　　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天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
　　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虽然，吾自今
　　年以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
　　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茅坤誉此文是“祭文中千年绝调”，其实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祭文。韩文的气势与深情奠定了其基本的审美风格，前人称韩文如海，正是道出韩文基本的特点。
　　韩文的第二大特点是语言极富表现力。韩愈作文，追求“惟陈言之务去”，体现出积极的创新态度，同时又强调“文从字顺”，这就使其语言形成了极具表现力的新面貌。韩愈的古文句式丰富多变，很善于表达曲折复杂的情感，如《柳子厚墓志铭》写柳宗元长期遭受贬谪，但文学辞章因此而有了极大的成就，韩愈既为其身世凄凉所感慨，又为其文学大进而欣慰，然而柳宗元文学上的如此成就，毕竟是以人生的惨痛遭遇为代价，因此欣慰之中，但还是深怀叹惋与感慨，文章低回屈抑的句式，淋漓尽致地传达了这份复杂的心情：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
　　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下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
　　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能力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
　　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这段文字，虽低回顿挫，又一气直下，表现了韩文个性化的语言特色，为散体文的创作开创了新的语言风格。此外，韩愈还很善于将骈文的语言艺术融会到散体文的创作中，其古文有些很生动的排偶句，如“穷居而野处，升高而远望。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姜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唯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送李愿归盘谷序》）“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蛙善，恒兄兄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进学解》）；同时，韩文还创造出许多生动的词汇，有些被后世长期使用，已经成为成语，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跋前踬后，形单影只、刮垢磨光、含英咀华、动辄得咎、曲尽其妙、自强不息、―发千钧、蝇营狗苟、深居简出等。韩文语言又力求新颖独到，他大量运用比喻和比拟，善于活用词类，有意错综词序，大量运用虚词和感叹词，善于用对话形式及对比句、反诘句，使文章句法灵活，节奏多变，气势雄壮，摇曳多姿。由于多种手法的交错使用，使其语言缓急相间，舒卷自如。既文从字顺合于规范，又生动活泼，新颖独到，大大增加了文章的气势、色彩和表现力，成为新体古文典范性的语言，他也成为我国古代屈指可数的语言大师之一。
　　韩文的又一特点是构思巧妙、善于叙事描摹。韩文集众家之长，变态百出，如《毛颖传》为一支毛笔立传，以俳谐的笔法传达深刻的现实感慨，其立意构思，既展示了丰富的才学，又表现了奇幻为文的深厚艺术功力；其《进学解》取法扬雄《解嘲》之体，借太学生之口，发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通过自己的辩解，来表达对社会的嘲讽，构思新奇，嬉笑怒骂；其《送穷文》通过人与穷鬼的对话，以穷鬼忠贞不二的表白，刻画自己被穷鬼相缠的狼狈；又通过将五种优异的品格比喻为五个穷鬼，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郁与无奈，以及“惟乖于时，乃与天通”的倔强兀傲，构思取法扬雄之《逐贫赋》而更怪怪奇奇，神采焕发，读来令人拍案叫绝；而立意于君子固穷，较之扬雄又有了更高的境界。前述《送董邵南序》韩愈既不赞成董邵南到河北投靠藩镇，又要为他送行，文章正面皆是送别之句，而内在的感情却是一再挽留，开篇预想董生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之地必有合，紧接着笔锋一转，讲“风俗与化易移”，董生此去未必有合，其隐含的意思就是，由于藩镇割据，河北已经今非昔比。最后托董生向河北隐者致意，“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其挽留董生之意，已十分清楚，但表面上还是做送行之语。董邵南之所以要远赴河北，是因为在中原仕进无路，韩愈既不愿友人坎坷以终，又不愿他所事非人，无限矛盾的心情，正是通过委婉含蓄的行文来表达，如此复杂的表现艺术，非大手笔不足以为之。韩文构思，千变万化，奇妙无穷，很难总结具体的程式，刘大魁评韩文曰：“一集之中篇篇变， ――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论文偶记》二二)。
　　韩文还很善于叙事描摹，刻画了许多生动的文学形象。如《张中丞传后叙》中写南霁云乞师一段：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俱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特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史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生动地描绘了―个忠勇义烈、肝胆照人的英雄形象。《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的“天下奇男子”王适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中详细地叙述了他骗婚的经历。王适欲求婚于侯翁之女，侯翁坚持只选官人为婿，王适遂取一卷书伪装成告身装在袖中前往，侯翁望见其袖中文书，便坚信不疑，以女许嫁。在这段小故事中，侯翁因自己仕进坎坷而期望攀附官人，但他毕竟是书生，王适的小伎俩，他竟不加细察而信以为真，足见其迂直本性；而王适对自己这个不难识破的小伎俩，竟心怀侥幸以试，亦足见其内心之天真。王适之为坎懔缠其身的奇男子，与这份天真当极有关系。此外如《蓝田县丞厅壁记》中的崔斯立，《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柳宗元，《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中的薛公，《进学解》中的国子先生，无不栩栩如生。李涂《文章精义》称赞韩愈的碑志是“一人一样，绝妙”。
　　上述艺术成就，在韩文中有广泛的体现，韩愈兼擅众体，其创作所涉及的文体有碑志、祭文、书启，赠序、杂著杂议、疏奏表状、传记、辞赋、小说、寓言等；而且他善于突破成规，为文体带来新的面貌，茅坤在《八大家文钞总序》中说：“其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如碑志、墓志一体，他不简单因袭叙事迹，颂功德的传统程式，而是生动刻画人物形象，并融进现实感慨、时事议论，表达强烈的情感。明人吴讷认为韩愈墓志铭文为古今作者之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文章辨体序说》）。韩愈的文体新变是在继承前代文体艺术的基础上完成的，秦观《韩愈论》“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于愈。故曰；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皇甫说：“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蚊龙，万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这些意见准确地概括了韩文的特点。韩愈的古文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唐书?韩愈传赞》说；“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若泰山北斗云。”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之。”（《记旧本韩文后》）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些都不是虚誉。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与韩愈攘斥佛老的态度不同的是，他并不排斥佛老，认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佐世”，应该‘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使各家思想“通而同之”，以求“与孔子同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对于佛教，他向有好感。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力图统合懦释。但儒家思想的影响还是最为主要，他自称“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他追求“辅时及物为道”，对现实有强烈的关注，他继承儒家的民本思想，《送薛存义序》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观点；《捕蛇者说》抨击苛政；《种树郭橐驼传》批判官吏扰民。柳宗元积极地参与了永贞革新，被贬后，特别是在柳州，他还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实行一些社会改革，利国利民，遗惠一方，这些都反映了他的精神追求。
　　柳宗元早年工于骈文，被贬永州后主要转向古文创作，众体兼长。其古文创作大体包括论说、寓言、游记、传记五类。他的论说文雄深雅健，《封建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文章坚定地肯定郡县制，否定封建制，认为郡县制的根本优点，在于可以选贤任能，而秦朝推行郡县而夭折的原因，不在于郡县制本身，而在于为政之道的残暴与专制。在柳宗元之前，郡县与封建的争论在历史上相沿已久，论者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苏轼高度评价柳宗元此文，认为此论一出而众论皆废。究其原因，柳氏之论，识见高卓，文章对郡县制的肯定，其内在的思想依据，是儒家的大公理想，郡县制的选贤任能，正是大公之道的体现，而秦政之专制，乃出于私欲，因此郡县制的优长不能得到发挥。文章论证严密，体现了深厚的理论思辩能力，如开篇认为三代推行封建，非圣人本意，而是由“势”所决定，论证秦政之失，能将“制”与“政”区别论述。这些都体现出作者思想水平的高卓，其产生深远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桐叶封弟辩》对周公因周成王之戏言而请封其弟予以批评，认为“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文章的这种认识，与柳宗元对大中之道的推重有密切的联系。柳宗元以“大中之道”来约束君主的权力，这种思想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极为难能可贵，它在客观上对封建专制起到了揭露与批判的作用，柳宗元思想的深刻与叛逆之处正在于此。此外柳宗元的《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也是很优秀的论说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论说文，，虽无韩愈之文那种纵横排宕的气势，但识见高深，且出之以深刻详密的逻辑思辩，形成了峻洁雄健、无可置辩的文风，同样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柳宗元的寓言，结构精巧而极富哲理意味。《三戒》、《lZ传》、《罴说》、《鞭贾》等是代表。《三戒》由三个寓言组成，其中《临江之麋》写一只受到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家犬怯于主人之势而与之敷衍，小鹿竟以犬为同类，后一出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主的纵容下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黔之驴》的故事已广为人知。这三篇寓言，借麋、驴、鼠的故事，讽刺缺少自知之明、忘乎所以、仗势逞能之辈。这组作品是柳宗元到永州后的作品，其中当寄寓着作者深刻的现实人生感慨。从艺术上看，三篇作品皆语言精练，善于抓住细节来刻画神情，如《黔之驴》中老虎对驴始而试探，终则完全看破的过程，写得惟妙惟肖；《临江之麋》写小鹿之天真无知，家犬虽怀杀机而怯于主人不敢发作之态，“然时啖其舌”，都十分生动。《罴说》写一猎人“能吹竹为百兽之音”，吹出的罴、虎之音吓退了虎和，但当真正的罴来到时，他已无兽音可吹，只好被罴吃掉，文章讽刺了“不善内而恃外”之辈的小黠大痴，点明其悲惨的结局，其中刻画猎人施小技而屡得逞，最终反被聪明误，语带讥讽却含而不露，显示了很高的表现功力。《lZ传》描写lZ贪得无厌，至死不悟之状，十分生动，讽刺了现实生活中“日思高其位，大其禄”的贪婪之辈的愚蠢。
　　柳宗元的寓言既表现了对先秦以来寓言艺术的继承，又显示出积极的创新特色。先秦寓言，多用于阐发道理，寓意多指向理性思考；柳宗元的寓言表现了对人生社会的反思，寄托了作者深厚的现实感慨，因此着力发展了讽刺的艺术，如外强中干的黔之驴、被小聪明所误的猎人、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lZ，作品在不动生色的刻画里，传达了鲜明的嘲讽意味，庄而有谐，这样的语言特色与表现功力，较之先秦寓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柳宗元寓言的寓意不是针对一事一理，而是表达了作者深刻的现实感慨，因此，呈现出寄兴深微的特点，读来回味深长。这与先秦寓言有很大的差异。有学者认为，柳宗元的寓言还受到佛教的影响。柳宗元的寓言标志着我国寓言文学的完全成熟，并以其卓越的成就对后世寓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中国古代山水游记中的精品。柳宗元在被贬永州期间，经常游山历水以排遣内心的痛苦，创作了不少山水游记。永州的山水风光，并没有真正抚平柳宗元内心的创伤，他曾向人谈及自己徜徉山水，不过是强为欢笑，表面的自在掩饰的是内心的痛哭，所谓“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痛哭”（《对贺者》）。因此，山水之游是对柳宗内心悲情的宣泄而非化解，奇山异水，往往使他更深地自伤怀抱，感郁无已。《新唐书?柳完元传》说：“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其笔下之山水，没有恬淡和乐的风光，只有“凄神寒骨”的幽深意境。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这八篇作品按照游历的顺序，描绘了八处奇异的景致。命意谋篇，不是模山范水，而是融贯了很深的意趣。作者笔下的景物，很多都是自身精神怀抱的寄托与象征，如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描写登上西山，四望辽阔，“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文中描绘登山后心胸开阔的感受，可以看到来自庄子的影响，所谓“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但就全篇的立意来看，则表现了作者精神的奇崛之气。西山的特出，在于它超出培v的高峻，真正象征了作者自己迥脱流俗的精神世界，所以它是作者的知音，西山之游是作者“游”的真正开始。《小石城山记》中的小石城山，以及《钴姆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则是不为世人所重的奇异景致，它们象征了作者虽才华卓异而被弃遐荒的人生悲剧。
　　从具体的艺术表现上看，永州八记的景物描写常能极写其奇异，如《钴姆潭记》：
　　姑姆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曲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恝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姑姆潭记》)
　　又如《钴姆潭西小丘记》：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羧幌嗬鄱抡撸襞Ｂ碇谙黄涑迦唤橇卸险撸粜茴贾怯谏健(《钴姆潭西小丘记》)
　　有些则深刻地传达孤清高绝、离尘脱俗的意趣，如《小丘西小石潭记》写石潭之“峭怆幽邃”十分入神：
　　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摇Ｇ嗍鞔渎陕缫∽海尾钆鳌Ｌ吨杏憧砂傩硗罚匀艨沼挝匏馈Ｈ展庀鲁海安际希徊欢m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柳宗元对孤清幽独之境的描写，不仅出之以清淡之景，而且能够通过色彩绚丽之景来传达，如《袁家渴记》描写袁家渴的风光：“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这样的“纷红骇绿”之景，同样传达了幽清孤绝的意趣。
　　柳宗元的游记为山水赋予了灵性，又不同于一般的拟人，而是寄托了高绝的意趣，因此，他以高度的艺术提炼来描写山水，或晶莹雅洁，或意态峥嵘，语言也富于特色，字句凝练，清峻自然，体现了很高的造诣。
　　柳宗元在传记文学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宋清传》、《童区寄传》，《河间妇传》、《段太尉逸事状》等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品虽取法史传，但多有突破，手法更为灵活。《种树郭橐驼传》形式上是一篇人物传，但带有寓言和传奇的特色，文中对郭橐驼形象的刻画，受到《庄子》畸人形象的影响，这与文中取意于老庄哲学，要求与民休息的主张是很协调的；《段太尉逸事状》生动地记录了正直官吏段秀实的几件典型事件，使其形象栩栩如生，宋代欧阳修曾直接取法这篇文章。《童区寄传》叙事紧张、人物形象的刻画比较传神。
　　柳宗元与韩愈共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他的影响不如韩愈那样大。但二人彼此是好友，是文章知己，虽文风不同，但能彼此欣赏，都对唐代古文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世有不少扬韩抑柳，或扬柳抑韩的言论，都不免偏颇，韩柳二人的贡献与成就，应该得到同样的肯定与认识。
　　第三节　 中唐其他古文作者与晚唐小品文
　　中唐时期还有一大批作家参与古文的写作，与韩柳年辈相近或略早的，有权德舆、刘禹锡、欧阳詹、李观、张籍，吕温、白居易、元稹等人，他们共同参与古文写作，造就了古文写作的繁荣局面。
　　权德舆(759―818)，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省秦安县) 人。他年辈高于韩柳，贞元后期身居相位，仕宦显达，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主张尊经、复古，提出文章应“尚气尚理，有简有通”，批评侈靡文风，其文以议论文较有特色，如《两汉辩亡论》、《世祖封不义侯议》等，立意新颖，议论深刻，但总的来看，其文变化创新不足。
　　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身居相位，功业卓著，同时在文学上有一定成就。他主张宗经、明道，批评韩愈“以文为戏”，提倡平实畅达的文风，反对趋奇走怪。他认为“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碟裂章句，隳废声韵”，主张“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寄李翱书》)。其文多为表疏、碑志，风格直易雅正。
　　刘禹锡在古文写作上也很有成就。他的文章以议论文最有成就，《天论》三篇、《因论》七篇，都写得见解深刻，逻辑缜密，比喻新巧，语言精炼。其他如《华佗论》、《辩迹论》等“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的杂论，或借题发挥，或托古讽今，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题旨隐微，很有特色。
　　此外，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沈亚之、樊宗师、孙樵等人取法韩愈的古文成就，其中有些人呈现出片面发展韩愈创新主张、求奇立异的特点。
　　李翱(774―836)，字习之，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他论文主张文、理、义三者并重，提出“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答朱载言书》）。他的《复性书》三篇，提出“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的“复性说”，对宋代理学颇有影响。他强调文章要以孔孟之道根本，阐发圣人之道的义理，在创作上主张“创意遣言，皆不相师”(《答朱载言书》)，发挥了韩愈反因袭，贵独创的主张。他的散文主要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反对“怪怪奇奇”，故其文风平易畅达。《杨烈妇传》、《高愍女碑》，表彰藩镇叛乱中的刚烈妇女；《韩吏部行状》述韩愈一生行事，文笔严实流畅，很富感情色彩。其平易文风给宋代古文以较大影响，故其在清初被列入唐宋古文十大家之一。
　　皇甫(777？―835？)，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历任陆浑尉、工部郎中、东都判官等职。他师从韩愈，与樊宗师、沈亚之等人，学奇于韩愈，特别追求“意新”与“词高”，提出“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答李生第一书》）。在创作中，他特别重视创造新奇的词语比喻，其《喻业》以博喻评论诗文，《顾况诗集序》议论生动，造语生新，《直言极谏对策文》辞端犀利、词语奇警，都是代表作。由于刻意求奇，他的文章忽视了文从字顺，许多作品流于艰涩险怪。
　　孙樵(生卒年不详)，字可之，一作隐之，自称“家本关东”，郡县不详。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进士，官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僖宗出逃，孙樵被诏赴行在，迁职方郎中、上柱国，时称其“有扬、马之文’。
　　孙樵自称是韩愈的三传弟子：“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　　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与王霖秀才书》）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意继承古文运动中尚奇一路，提出为文当“储思必深，属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与王霹秀才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俗之文”即晚唐时期重新流行起来的骈俪之文划清界限。
　　孙樵存文三十五篇。其文“上规时政，下达民病”（《骂僮志》），多反映晚唐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如《书何易于》，塑造了何易于这一循吏的形象，文中记述何易于为不夺百姓的农时，亲自为乘春出游的刺史亲拉纤，使刺史羞赧而去，并通过百姓之口道出何的种种德政，生动地刻画了何易于关爱百姓、正直不阿的形象，并为其考课仅得中上而不平。文章不但揭露了晚唐政治上的种种黑暗现象，而且抨击了不合理的考核官吏制度。《书褒城驿壁》采用类比手法，以过客对驿站的破坏，类比地方官对州县的搜刮，极富现实意义。其他如《复佛寺奏》、《与李谏议行方书》等，批判佛教，指斥时弊，均能一针见血，其《乞巧文》、《逐Z鬼书》以俳谐的笔法，寓愤世之意，有明显的模拟韩愈之文的痕迹。
　　孙樵之文，笔调激切，文字遒劲，风格奇崛，在晚唐文坛亦颇有影响，清人将其列为唐宋古文十大家之一。然其文章模仿的痕迹较重，刻意求奇而入于艰涩险怪，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随着韩柳及其同辈之古文作者的谢世，中唐古文创作开始趋于衰落，韩门弟子多片面发展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的文风，以致走上怪癖的道路，这并不能挽救古文创作的衰势，晚唐时期，骈文再度兴盛，在这个局面中，晚唐小品文异军突起，大放光彩。
　　小品文是对韩柳古文中的杂文的继承，它篇幅短小，讥时刺世，感情激愤，其代表作家是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
　　皮日休是晚唐重要的小品文作者，他的小品文讥刺时弊，词锋异常犀利，如其《鹿门隐书》：“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其《读司马法》：“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其《原谤》：“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燮涫祝瓒鹬鄱逯晃跻印！闭庑┳髌繁泶锪硕韵质狄斐７呒げ宦那樾鳎史嫦甭剩晕拚谘冢允玖伺昊飨质档募笥缕
　　陆龟蒙的小品文均收入其自编的《笠泽丛书》。他虽长期隐居，但很关心现实。他的小品文或托物寄讽，或托古刺今，手法多样，笔锋犀利。其《野庙碑》抨击现实中的贪官悍吏，文章先描写瓯越间“m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的淫祀风俗，接着笔锋一转，直指贪官悍吏“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但“解民之悬，清民之闯⒅谛刂小Ｃ裰狈钫撸蝗招傅。蚍⒑防簦烈蹋怪跃褪隆！逼洹捌骄印泵菜葡土迹耙坏┯刑煜轮牵北ü眨b挠脆怯，颠W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文章犀利地指出，这些贪官悍吏其实就是“缨弁言语之土木”，其贪取百姓之奉养更在真土木之上。 文章对腐败吏治的批判尖锐大胆。《记稻鼠》、《蠹化》以叙议结合的方式，对腐败官吏的贪残同样给予尖锐的批判；其《招野龙对》一文，以寓言的形式，讽刺那些为功名利禄所束缚的士人最终都将成为可悲的牺牲品；《治家子言》、《蚕赋》、《田舍赋》、《登高文》、《祀灶解》、《后虱赋》等，都是比较出色的小品文。从艺术上看，陆龟蒙的小品文善于引类取譬，构思新奇，比皮日休的小品文在艺术手法上要丰富一些。
　　罗隐(833~909)的小品文立论深刻，笔锋犀利。如其《英雄之言》围绕刘邦、项羽之言，讽刺统治者以济民自我标榜，而其所作所为，不过是为满足其私欲：“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饥寒；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炭。牵于饥寒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噫！彼未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益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当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矣!”文章无情揭露了以“救彼涂炭”自命的帝王，其本质与强盗无异。
　　罗隐对晚唐宦官专权，藩镇跋扈的现实有强烈的不满，他在《伊尹有言》中，对历史做翻案文章，认为伊尹无权“立”、“放”太甲；在《三叔碑》中他怀疑周公有谋篡的野心，只不过由于三叔传播谣言，迫于舆论，才转而辅佐成王，被后世奉为“圣人”。这些翻案之论，都有很深的现实寄托。对于晚唐腐败的吏治，罗隐也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如《越妇言》借朱买臣去妻之口，描述其得官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得官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但得官后“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尖锐地讽刺了现实官场的黑暗与腐败。
　　罗隐的小品文，既尖锐地抨击现实，又寄托着作者自身的强烈感慨，如《叙二狂生》对祢衡、阮籍的处境与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流露出强烈的知己之感。罗隐的小品文，艺术手法较为丰富，嘻笑怒骂，明快泼辣，其中又蕴涵深刻的现实感慨，读来发人深省，显示了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在晚唐小品文的创作中，成就是很突出的。
　　第四节唐代的骈文
　　骈文发端于西汉而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以四六句式为主，工于对仗的体式，由这一体式构成的文体，又称四六文。四六文在唐代是文坛上重要的文体，被广泛地运用于抒情、叙事、议论等各种题材的表现，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作者。唐代骈文艺术演变的阶段，大体与唐代文学整体的演变阶段相一致，初唐骈文字句雕琢，文风纤丽，有六朝文风之余绪，但也开始流露出意兴飞扬、境界开阔等新时代的特征；盛唐骈文辞藻典重，气象雄浑，文风壮丽；中唐骈文详密精切、时见新逸；晚唐骈文博丽繁密。下面分别介绍。
　　初唐骈文以四杰的成就为最著。四杰对骈文运动得十分广泛，艺术上极为娴熟，大量使用四六体制。王勃的骈文最多用于作序，其次是作碑文和书启。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期为人传诵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上元二年（675），他南下交趾省亲，途经洪州（今南昌），参与都督阎伯m在滕王阁饯别宴会，序即作于此时。全文由赞扬洪州人物之众多、宴会之盛大、滕王阁之宏伟、阁上眺望三秋景象之心旷神怡，转入兴尽悲来的身世之慨，其中对三秋景象的描绘，俊爽开阔，十分警动：
　　时惟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W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访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迂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弥津，青雀黄龙之舳。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文章后半部的身世之慨，虽然深刻地传达了人生失意的感伤，但最终仍归结到“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激扬慷慨，体现了初唐士人在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文章对仗工整，格律严谨，用典贴切，四六句式一以贯之，同时全文意脉灵动，如行云流水，意兴遄飞，在工稳严谨之中，别有一种通透俊逸的姿态，显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
　　杨炯的骈文以深闳壮伟的气势取胜，其名作《群官寻杨隐居诗序》就是代表，文章以寻访隐士为题材，以开阔雄伟的笔力刻画了隐士隐居之山林的幽深奇崛，其文云：“寒山四绝，烟雾苍苍。古树千年，藤萝漠漠。诛茅作室，挂席为门”；赞美隐士之高洁，其文云：“若夫太华千仞，长河万里，则吾土之山泽，壮于域中；西汉十轮，东京四代，则吾宗之人物，盛于天下。乃有浑金璞玉，凤螭龙蟠，方圆作其舆盖，日月为其扃牖。天光下烛，悬少微之一星；地气上腾，发大云之五色。以不贪为宝，均珠玉以咳唾；以无事为贵，比绯Ｓ诜嗤痢Ｖ詈畈桓乙越挥蜗嗟茫桓乙员倜嗥冢敕蛐卧诮＃挠挝恒冢旒３校笠傻猛甓镌眨俊毙形牧⒁夂甏螅窬挚舳怨ふ
　　骆宾王擅长骈文，其《代李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是为后人所传诵的名篇，这是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于军中所作的檄文。文章历叙武则天行为之淫乱，秉性之残暴，蓄意篡唐之罪不容诛；号召天下人响应徐敬业，共同勤王。文章对武则天之讨伐，感情激愤、辞端犀利，先历数其淫乱之举以证其无行，再揭其包藏祸心，窥测神器，以见其罪大恶极；文章后半部号召朝廷内外起而勤王，极富鼓动性：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y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武则天读到此文，初但嬉笑，至“一y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则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由此也足以见出此文的成就。
　　卢照邻亦工骈文，以清旷藻绘为特征。总的来看，四杰的骈文各有擅长，以王勃的成就为最高。他们的作品虽带有六朝藻丽之余风，但在精神格局上已经呈现出开阔高举的新面貌。
　　盛唐骈文最杰出的代表是张说、苏c。两人都是开元文坛的领袖人物，被时人誉为“燕、许大手笔”（《旧唐书》苏c本传）。两人皆为台阁重臣，当时朝廷文诰多出其手，他们还撰写了不少碑、志、序文，很擅长以四六文作应用文。高步瀛先生云：“及燕、许以气格为主，而风气一变，于是渐厌齐梁，而崇汉魏矣。然古文之体未成，骈俪之宗风亦坠，虽见雅饬，殊乏情采”（《唐宋文举要》乙编卷一）。
　　张说是一代文宗，《旧唐书》本传说他“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所作碑、志、序文的名篇有《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宋公遗爱碑》、《大唐西域记序》、《洛州张司马集序》、《唐昭容上官文集序》、《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为留守作贺崛山表》等。
　　张说的碑志文以骈文创作，文字俊爽，注重表现人物的性格气质，较之传统碑志文“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格式套路，显示出更为生活的面貌，例如《太尉裴公神道碑》，叙述裴行俭少年时与房仆射、梁公的对话和神情，写其年少志高；以后又写他身居高位，善待下属，对下属无意间造成的过失不予追究，温言抚慰，刻画出其性格上的宽厚仁慈。张说还很善于剪裁和取舍，如《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着重突出卢思道的文学才华，一方面写他“处屯安贞”、“临难无慑”；乃“国华人望”，强调其文是德行的表现；另一方面写他“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以见其文才之可贵。
　　《宋公遗爱碑》，碑主是盛唐名相宋Z，碑文写于宋Z健在时，行文谨慎，措辞得体，评价得当，言辞真切感人；又如《姚文贞公神道碑》，紧扣姚崇为一朝名相这一点，叙功德皆于大处着眼，笔墨简括，要言不烦，张说与姚崇有矛盾，并因此被贬谪相州，但撰写此文，能秉笔实录，十分可贵。张说自称其撰写碑志文，“不敢假称虚善，附丽其迹”（《与魏安州书》），他在创作中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张说的序记之文，出以骈体而殊为擅场，如《洛州张司马集序》是为洛州司马张希元的文集所做的序，序文叙述张希元之家世、才学、仕绩和文学成就，格局开阔，辞藻丽密，《大唐西域记序》叙述玄奘兄弟共同弘扬佛教的功绩，语言精警，辞采纷呈。从文风上看，张说之骈文追求庄重沉雄，遣词造句，融合了散体的气息，《四六丛话》卷32云：“燕公笔力沉雄，直追东汉，非独魏晋而下，无堪相匹，即令唐宋诸家，自柳州而外，未有淅菡摺！
　　苏c，武则天时登进士第，袭封许国公，韩休为其文集所作之序云：“敏以应用，婉而有章”（《全唐文》卷295《唐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赠尚书右丞相许国文宪公苏c文集序》）。他文思敏捷，运笔如飞，所作制、饬、碑、志，著名的有《授张说中书令制》、《礼部尚书褚无量碑》、《太清观钟铭》、《幸新丰及同州敕》等。苏c之文，不以藻绘雕琢为重，而以遣词典雅，直趣深微为特点。高步瀛先生评价其《太清观钟铭》“敛典丽为肃括，易铺排为包扫，摆落一切，直趣深微，诚大手笔也”（《唐宋文举要》乙编卷二）。
　　中唐骈文趋于衰落，但仍在不绝如缕地发展，此期最杰出的作者当推陆贽与柳宗元。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大历八年进士及第，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郑县尉，历渭南主簿、监察御史，迁翰林学士。朱之乱，德宗幸奉天，陆贽随行在，诸多诏书，皆出其手。累迁考功郎中、谏议大夫，贞元六年，权知兵部侍郎，复入翰林。贞元八年拜相，贞元十年受谗罢太子宾客，十一年贬忠州别驾，永贞元年卒，年五十二。谥宣，世称陆宣公。他是唐代四六文大家，尤善于以四六文写奏议。权德舆《翰苑集序》“榷古扬今，雄文藻思。……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诰奏议乎！”据《旧唐书》本传记载，他从幸奉天时，起草诏书，“思如泉涌”，“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他的骈文说理细密，言情委婉，文思流畅，《奉天改元大赦制》、《奉天遣使宣尉诸道制》、《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收河中后请罢兵状》、《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等，都是名篇。《奉天改元大赦制》是平定朱之乱后，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而作之大赦制诰，其中写到德宗悔过引咎，责备自己“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言辞恳切，罪己之意十分真诚，感情真挚，据记载，此制一出，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思奋臣节。在语言上，陆贽之文不追求藻饰雕绘，不使事用典，明白自然，《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翰苑集》称陆贽之文“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经世之文，斯之谓矣。”“其文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名、有足为万世龟鉴者。”《四六丛话》卷32云：“古以四六入章奏者有矣，贺谢表而外，惟荐举及进奉则或用之，品藻比拟，此其长也。若敷陈论列，无往不可，而又纂组辉华，宫商谐协，则前无古，后无今，宣公一人而已。”
　　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古文造诣极高，但他同时又工于骈文，早年写四六文，其后才转入古文创作。其《乞巧文》称自己所为文“炫耀为文，琐屑排偶，抽黄对白，　 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雾悦，夸谈雷喉。”他所写的表状，大都是骈文，一般序文、杂文也以排偶为主。其《乞巧文》是一篇有名的作品，此文借七夕妇女乞巧的风俗，以自己之“拙”与世人之“巧”对言，讥讽世风，抒发内心的不平：
　　\嘲似傲，贵者启齿。臣旁震惊，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语谲诡。令臣缩恧，彼则大喜。臣若效之，_怒丛己。彼诚大巧，臣拙无比。王侯之门，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颠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纵诞。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险，拟步如漆，左低右昂，斗冒冲突。鬼神恐悸，圣智危栗。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独何工，纵横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独啬于臣，恒使玷黜。沓沓骞骞，恣口所言。迎知喜恶，默测憎怜。摇唇一发，径中心原。胶加钳夹，誓死无迁。探心扼胆，踊跃拘牵。彼虽佯退，胡可得旃！独结臣舌，喑抑衔冤。擘眦流血，一辞莫宣。胡为赋授，有此奇偏？
　　文章对当时巧言令色，希颜取荣之辈，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讽刺，行文中饱含狷介愤激的情绪，传统骈文中很少有这样的风格。《四六丛话》称赞柳宗元“以古文之笔，而炉鞴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
　　晚唐骈文再度兴盛，文风尚巧丽，令狐楚善于以骈体为章奏之文，是当时的骈文大家。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俱工骈体，驰名当时，人称“三十六体”。
　　令狐楚（766―837），字Ｊ浚鼗停袷舾仕啵┤恕Ｕ暝吣甑墙康冢茏谑崩圻肮僭蓖饫桑期荆浜擦盅俊Ｔ褪哪晔谥惺槭汤赏惺槊畔缕秸率拢伦谑背鑫ü鄄焓梗醋凇⑽淖谑保涡洹⑻炱健⒑佣诙仁梗胛舨可惺椋Ｇ洌葑笃蜕洌馀硌艨す渖侥系澜诙仁梗溱衷弧拔摹薄Ｋ翘拼罟び谝运牧男凑伦嗟娜耍荨短剖椤繁敬窃亍懊恳黄桑私源怼薄！毒商剖椤繁敬破洹坝形募倬恚杏谑薄保募倬斫褚巡淮妫挥小度莆摹繁嗥湮奈寰恚惨话偎氖嗥！洞钇蜕湫蛔佣鞔捅怼肥瞧浯碜鳎
　　右臣得进奏院状报，前月二十九日，中使某至，奉宣进旨，赐臣男公敏岁料羊酒面等。臣自领北藩，於今五稔，曾无明略，以奉大猷。孤直愚忠，未足报陛下万分之一。男公敏伏缘医疗，勒赴京都，尚未平除，爰逢岁节。岂意翩微物，飞舞於东风；[靡轻生，沾濡於春雨。降少牢而颁赐，迂中使以宣传。面起玉尘，酒含琼液。鼷鼠饮河之腹，闻以满盈；老牛舐犊之心，喜无终极。深恩似海，宏覆如天。宁惟感激一门，实亦光明九族。何阶报答，终日惭惶。空将许国之身，誓竭在边之力。所守有限，不获陈谢。无任感恩\跃之至。
　　这篇谢表写得言辞恳切，充分表达了李说蒙皇帝赏赐的感激涕零的心情，高步瀛先生称此文“隶事生动，犹得子山遗意”（《唐宋文举要》乙编卷二）。又《河阳节度使谢上表》也是佳作,此文情感丰富，行文自然，能于工整丽密的句式中，传达抑扬婉转之思绪，笔力相当深厚。《四六丛话》称此文“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为驰骋出入，殆脱尽裁对隶事之迹，文之深于情者也。”又如《进异马驹表》挥洒自如，贯以气骨，《四六丛话》誉之“滔滔停煌逋瘛保32）。令狐楚的骈文对仗精巧，用典贴切，富于情韵，讲求气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故孙梅云“吾于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于燕公极其厚，于柳州致其精，于文公仰其高。”（《四六丛话》卷32）。
　　李商隐诗文兼擅，而他是唐代最重要的骈文作家之一。早年学习古文，成就很高，后转学今体，《旧唐书》卷190下称“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他自名其文集为《樊南四六》，四六文之名亦始于此。李商隐的骈文既藻对精工，又婉转动人，其《上河东公启》是一篇工于言情之作：
　　商隐启：两日前於张评事处伏睹手笔，兼评事传指意，於乐籍中赐一人，以备纫补。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谦多病。眷言息允，不暇提携。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检庾信荀娘之启，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每嗟漂泊。所赖因依德宇，驰骤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锦茵象榻，石馆金台，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兼之早岁，志在元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於篇什，实不接於风流。况张懿仙本是无双，曾来独立，既从上将，又托英寮。汲县勒铭，方依崔瑗；汉庭曳履，犹忆郑崇。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堕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诚出恩私，非所宜称。伏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则恩优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严，伏用惶灼。谨启。
　　河东公即柳仲郢，大中年间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时李商隐应聘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妻子王氏卒，柳仲郢为安慰他，欲将州府乐籍中才貌双绝的歌女张懿仙相赠。李商隐感念亡妻，写此信拒绝。信中委婉地表达了妻亡子幼，内心的痛苦无法平息，懿仙既为歌妓，交接之人必多，当别有所爱，纵使有情于己，自己也心如枯木。全文感情真挚，措辞恳切，语意委婉。又如《祭小侄女寄寄文》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魂，归大茔之旁。哀哉！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於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时吾赴调京下，移家关中。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寄瘗尔骨，五年於兹。白草枯 ，荒涂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今吾仲姊，返葬有期。遂迁尔灵，来复先域。平原卜穴，刊石书铭。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自尔没後，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b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何之。况吾别娶已来，嗣绪未立。犹子之谊，倍切他人。念往抚存，五情空热。呜呼！荥水之上，檀山这侧。汝乃曾乃祖，松x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汝来往於此，勿怖勿惊。华彩衣裳，甘香饮食。汝来受此，无少无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寄寄是李商隐弟弟义叟之女，四岁而卒，这篇以骈文写成的祭文，情真意切，其中描绘寄寄生前幼稚可爱，如今念往抚存，五情空热。文章不用典，使用白描手法，深切地倾诉了内心的痛苦。孙梅高度评价李商隐的骈文，称“樊南甲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认为李商隐之骈文为骈文之典范，并非虚誉。
　　温庭筠也以骈文绮丽著称，《全唐文》卷786编其文为一卷，存文29篇，全为书启，《上学士舍人启二首》是其中的代表：
　　某闻七桂希声，契冥符於渌水；两栾孤响，接元映於清霜。感达真知，诚参神妙。其有不待奔倾之状，宁闻击考之功。亦有芝砌流芳，兰扃袭馥。已困雕陵之弹，犹惊卫国之弦。而暗达明心，潜申谠议。重言七十，俄变於荣枯；曲礼三千，非由於造诣。始知时难自意，道不常艰。苛荀铎摇车，邕琴入爨。委悴倌人之末，摧残膳宰之前。不遇知音，信为弃物。伏以学士舍人阳葩搴秀，夏采含章。静观行止之规，已作陶钧之业。遂使枯鱼被泽，病骥追风。永辞平坂之劳，免作穷途之恸。恩如可报，虽九死而奚施；躯若堪捐，岂三思而后审。下情无任。（其一）
　　某步类寿陵，文惭涣水。登高能赋，本乏材华；独立闻诗，空尊诣道。在蜀郡而惟希狗监，溯河流而未及龙门。常叹美玉在山，但扬异彩；更恐崇兰被迳，每隔殊榛。徒自沈埋，谁能攀撷。一旦雕於敏手，佩以幽襟，免使琳惭，宁贻蕙叹。潜虞末路，未有良期。今乃受荐神州，争雄墨客。空持砚席，莫识津涂。既而临汝运租，先逢谢尚；丹阳传教，敢觅张凭。辉华居何准之前，名第在冉耕之列。俄生藻绣，便出泥沙。谁言献辂车C，先期毕命；犹惧吹竽乐府，未称知音。倘更念毛，终思翼长。赎彼在途之厄，仍遗生刍；脱於鸣坂之劳，兼贻半菽。平生企望，终始依投。不任感恩千冒之至。（其二）
　　学士舍人疑为杜审权，宣宗时为翰林学士。文章感叹自己空负才华，无缘仕进，感谢舍人能赏识自己，更希望其提携，提携之恩，必当相报。文章用典精切而繁密，辞藻华丽，既恳切动人，又有坚强执着的口气，高步瀛先生称温文词句“坚卓”（《唐宋文举要》乙编卷三），是很准确的概括。
　　总之，唐代骈文虽受到古文运动的冲击而一度趋于衰落，但总体来看，其创作仍是相当兴盛的。在艺术上，唐代骈文既保持和深化了骈俪之文精工藻绘的特点，又在格局、境界上更见开阔，抒情内涵更趋丰富；同时还体现出融散入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宋代骈文的写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四六文。
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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