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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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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杰：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
& 00:19:48&&&作者：&&&来源：&&&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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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情况，并从代际关系运行状态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朝向下位运行的结果。即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逻辑所取代。作为一种超经济伦理性的行为特征在代际关系的运行中逐渐消失，子代在养老行为中越来越理性化，这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 &农村家庭养老；代际关系；；；理性化
中图分类号：F 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Downward Opera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FAN Cheng- 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e article quantitatively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of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rural area of Jianghan plain and reasons for its predicament from the view of the running state of the generational relation according to data acquired in questionnaire.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namely the lack of resources and additionally the downward opera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upward and two-way balance logic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 behavior surpassing the economic ethics,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downward and unbalanced logic and faded away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more rational in the issue of supporting the elder, which i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of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rural area of Jianghan plain.
Key words &&rural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lower operationgeneration support;& the rationality of action
当前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家庭养老是由家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的文化模式和运作方式的总称[1]。在中国社会里，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壮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即资源由成年子女向老年父母的转移，其目的是为长辈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帮助，所以家庭养老的实现取决于代际互动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养老是代际关系的一项功能性内容，代际关系形塑了养老行为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必须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家庭养老。有关代际关系与家庭养老的研究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基于资源交换视角的研究，考察代际关系中的支配以及资源交换，研究的内容包括宏观和微观2个层面。前者强调社会结构因素的限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比如计划生育、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使家庭养老面临养老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2-4]；后者着力于分析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谁居于主导或支配地位,谁居于被动或被支配地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是否平衡,在何种意义上平衡或不平衡等[5-8]。
二是基于文化和价值观变迁视角的研究。认为养老问题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孝文化受到了冲击 [9]，年青一代农民家庭延续的价值观的衰落[10]。有研究从农民传宗接代与养儿防老的价值追求上分析了农村代际关系的区域差异及其表现[11]。
已有研究能让我们看到代际关系中家庭养老的一些情况，但是，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一部分，所以代际关系的运行必然受制于家庭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的代际关系并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受制于家庭及其所处的场域的变化。因此,由代际关系变动所引发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不仅仅体现为支配与交换层面的关系变动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动，而更多的是家庭性质变动以及村庄社会基础变动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路径，从家庭性质的角度着手来探讨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这要做2个基础性的工作，一是从理论上呈现作为理想类型意义上的中国家庭中代际关系的运行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在当下的变化及其表现；二是在代际关系理想的秩序形态指引下，分析其运行的逻辑及其演变，并建立起它与家庭养老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做好前一个工作是理解后一个工作的前提和准备，后一个工作是本文的关怀所在。
一、理论建构
家庭养老可以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代际关系在西方是&接力模式&，在中国则是&反馈模式&，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存在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12]。在反馈模式的运行过程中，代际之间在抚育和赡养2个方面分别表现出超经济的付出和反哺，即父母生养子女，将其养育成人，传以家业；在父母年老时，子代则有义务照顾他们，为其养老送终。&父慈子孝&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反哺&式的双向互惠关系,是父子血缘关系的一种伦理性的升华[13]。从表面来看，代际间的责任类似于一种代际之间的资源交换关系，然而，维系代际之间的平衡更多是在于中国人家庭的性质与家庭关系，以及代际关系得以发生的&乡土中国&的场域。
传统中国农民具有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自然会受到土地的极大束缚和约制[14]。向土地刨生活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诸多特点。以农为生的生活需要共同体的密切合作，这样，家庭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单位。故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也使文化的异常稳定。在这种长久以来按部就班的生活里，长幼有序，家庭生活以纵向的父子关系为轴心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是在祖荫的庇护下长大，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延续祖荫，从而为自己的短暂一生赋予永恒的生命意义[15]，中国人最初的和最终的责任是对祖先和后代尽心尽力[16]。儿子须向父代表示服从和尊敬，使其得以安享晚年，父亲则要将子女抚养成人，保护儿子在财产和家业继承方面的各项权利，父亲对子女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祖宗的尽职尽责[16]。在家庭共同体的情境下，为了维护家庭的延续和壮大，父亲拥有权威，母亲可以通过时间和辈分来使性别弱势转化为年龄优势，即&多年媳妇熬成婆&，而子女也在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养成传宗接代、随侍父母的观念和行为。家庭关系中的父子、婆媳都可以按既定的角色来做该做的事情，其中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将延续香火、光宗耀祖等家庭共同体的事业做好，因而这是一种伦理性的、朝向上位运行的代际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 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改造了家庭，新的与家庭有关的文化观念与道德环境被创造出来，从而对代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党和政府通过在意识形态上把宗族家族制度等作为封建糟粕来加以反对，建构妇女解放的权利和话语，建立和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等措施，改变了农村的家庭及其机构。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父系家长的权力和权威，妇女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关系的主轴由父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传统中国家庭的经济和文化逻辑遭受到很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大家庭不复存在,联合家庭锐减,而核心家庭则快速增加[18]。在此过程中，由于集体经济制度本身的特点，党和政府不仅允许而且提倡尊老爱幼、家庭养老等观念和行为，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家庭代际关系还是相对平衡和协调的。尽管如此，新中国所施行的这一系列政策却动摇了代际关系的根基，比如对族权的批判，将祖先崇拜当做封建迷信等瓦解了家庭延续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性功能，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观念的盛行也动摇了父系家长制权力结构，传统社会中代际关系朝向上位运行的逻辑开始改变。
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市场机制扩张的过程。市场机制的扩张则意味着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等都终将被消灭 [18]。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市场机制开始通过经济理性侵入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家庭生活中，其后果就是人们无视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自己为出发点来解读和实践以前相对含混的权利和责任，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在家庭生活领域中泛滥开来。这时，个人主义就成为&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 [19]。这样，一种类似于商品交换式的经济理性开始在代际互动中显现出来，年轻一代开始过分地算计和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在此背景下，家庭代际之间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社会中父母亲的权威已经明显下降 ,与上一代权力消减相对应的则是年轻一代的权力和权利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代际权力下移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方面的表现是家庭以儿子儿媳及孙辈的需要和利益为优先；表现在家庭决策方面则是家庭事务的处理由儿子儿媳做主，老一代的父母在很多事务上失去决策权甚至参与权和发言权。家庭关系的主轴由此得以实现翻转，即从重视纵向的代际关系转向重视横向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逐渐以夫妻为主轴而展开。年轻一代所主导的代际关系，变成了独立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边界和利益分明的关系，子代养老的逻辑开始走向理性化。
二、基本假设及变量选取和操作化
1.研究假设
基于对代际关系演变过程的理论阐释，我们不难看出，由国家和市场经济所推动的私人生活的变革重塑了代际关系的运行逻辑。这已是一种单向的、朝向下位运行的代际关系，年轻一代将一种平等交换式的逻辑带入家庭生活中，他们更在意父母对他们的工具性帮助，倾向于权衡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实践代际互动，这破坏了代际间的超经济的伦理性链条，从而对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家庭养老的基础在于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12]，也就是说，在农村社会中，生养儿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养老的功能性目的，其中蕴含了一种互惠的性质。然而，年轻一代农民愈来愈以一种自私自利的方式来处理与亲代的关系，在要承担他们本该承担的养老的责任时，他们却在意老人们对他们的工具性的意义，如老人对他们经济支持的多少，老人是否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帮助。而当老人有多个儿子时，因为责任分散，儿子们就会以各种理由相互推卸自己的养老责任，从而对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产生影响。由此，相应的假设是：
假设1：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与其养老生活状况成正向关系。
假设2：亲代对子代的工具性帮助与其养老生活状况成正向关系。
假设3：老年人儿子数量与其养老生活状况成反向关系。
2.变量选取及操作化
本研究涉及如下一些变量，对这些变量的测量及赋值情况如下：
（1）因变量及其测量。关于老人养老生活质量的指标中，老年人的主观感受是一个最终的指标[20]。无论处于何种条件下，老年人都有一个自己认定的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所以本研究选择老年人对自己养老生活的主观评价作为因变量。养老包括养老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心理支持3个方面的内容[21]。对老人养老生活状况这一变量，本文拟从老人主观评价着手，以养老的3个方面的内容为观测指标予以操作化，即将其分解为经济收入状况自评、代际互动状况自评和精神状况自评这三方面的情况。同时，为了更直观地揭示老人养老生活的情况，考虑到变量的测量层次，笔者将这3个层面的情况整合成1个新变量，即老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具体做法是，将以上3个层面的6个指标依其取值由低到高分别赋分，按由低到高的方式分别赋予1、2、3、4、5分，然后再加总。这个变量为定距变量。
（2）自变量及其测量。家庭养老是通过代际间的互动实现的。从亲代来看，可使用3种方法来获得子代的养老支持，一是远期的利益，如财产继承；二是与子女的交换服务，如帮忙带孙子女；三是强调代际间家庭利益的统一性[23]。就实际的农村生活而言,亲代和子代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帮助，这类帮助与资源交换相似。所以可以将子代养老行动逻辑操作化为代际间的互惠性行动。本文将选择亲代对子代经济支持、亲代在子代婚后对其的帮助和亲代抚育孙辈情况这3个指标来对代际互惠情况进行测量，同时还询问了老年人儿子数量。具体来说，亲代对子女经济支持在本文中指的是子代结婚后，男方父母对其经济方面资助的情况，采用自评的方式进行测量，为定序变量；子代婚后亲代对其帮助指的是子代结婚后男方父母是否帮其做过家务，为定类变量；亲代抚育孙辈情况操作化为男方父母是否帮忙带过孙子女，为定类变量；老人儿子数量这一变量为定距变量。
（3）控制变量。许多研究都认为老年人的物质资源或自立能力的缺乏，是决定亲子间资源流动的一个因素。所以在统计模型中将过去一年老人的可支配收入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而老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与其养老生活状况是有关联的，所以作为控制变量一并引入模型。
3.资料收集
本文的研究区域是江汉平原农村，因而研究的总体是居住在江汉平原农村的60岁及以上老人及其儿子。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随机抽取所需的调查对象。具体的做法是，第一，根据地理环境、经济因素等因素确定仙桃、当阳、云梦和京山4个县市为抽样点；第二，在4个县市分别随机选择一个乡镇；第三，以行政村为抽样单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个村；第四，以村民小组为抽样单位，从每个村里随机抽取3个村民小组。这样，这些村民小组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1对老年人夫妇中只选择其中1个人）及对应的1个儿子（或媳妇）就构成了本次调查的调查样本，其中对多子女的老人按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选取1个儿子（或媳妇）。调查后所得有效父母样本为393人，子女样本也为393 人，共786人。
资料收集由笔者和调查员(共9人)完成，考虑到农村调查中的困难，比如老人多不识字，且表达能力有限，所以采用访谈式问卷的方法来进行问卷调查。与此同时，还在调查的村民小组做驻村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来获取资料，以印证所填问卷资料的可靠性，保证问卷调查资料的质量。
就资料分析方法而言，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来处理和分析问卷调查搜集来的资料，从而得出研究结论。
三、结果分析
1.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状况
13.435.11863665185.0%
1& 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水平
2.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本节以老人养老生活状况为因变量对研究设计中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做了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代际之间的互动对老人养老生活的影响。
多元回归分析这一统计方法要求所有纳入模型的变量都是定距变量，所以本文对非定距变量做了一定处理以适应模型的要求。亲代对子代经济支持为定序变量，以非常多为参照组将其换为4个虚拟变量；亲代在子代婚后是否帮其做过家务是定类变量，对其做了虚拟处理，用一个虚拟变量（否为1）来衡量；亲代在子代婚后是否帮忙带过孙子女是定类变量，也做了虚拟处理，用一个虚拟变量（否为1）来衡量。控制变量中性别为定类变量，用一个虚拟变量（女为1）来衡量；老人婚姻状况为定类变量，以未婚为参照组将其换为5个虚拟变量。多元回归分析最终的结果见表2。
表2& 代际互动状况对老年人养老生活状况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R2 =0. 270
Sig.=0.000
注：自变量是指亲代在子代婚后是否帮其做过家务以及是否帮忙带过孙子女未通过检验，故未加列示。
从表2的统计结果来看，对因变量老人生活状况有影响的变量是：&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情况评价&&老人婚姻状况&和&老人过去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多元回归模型的方差检验值F为45.565 ,显著性水平为0.000，这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修正后的决定系数为0.264，这表明已纳入多元回归模型的变量在老年人养老生活总体状况上具有26.4 %的解释力。
&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情况&这一变量被纳入模型，其标准回归系数为
－0.119，这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对子代的经济支持非常多的情况，亲代对子代经济支持越少，子代就会对其越差，老人生活状况就会更差。这说明假设1得到了验证。从表2来看，除了这个变量显著外，其他自变量都没有通过检验，这也说明假设2和假设3都没有得到验证。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亲代帮子代做家务、帮忙带孙子女能否当做代际之间工具性交换的指标。在农村的家庭生活中，父母给子女帮做家务和带孙子女是普遍的事情，甚至于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老人的责任，而老人也比较热衷于做带孙子女这样的事情。而假设3未得到验证的可能原因在于未考虑到子代之间的分化在养老实践上的不同表现。尽管如此，统计分析的最终结果还是揭示了亲代对子代的付出对老人生活的影响，这说明子代在养老实践过程中理性化的行动逻辑能够部分解释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何以会出现困难。
家庭养老是通过子代对亲代的超经济的反馈而得以实现的，它遵循的是一种伦理本位的逻辑，其中没有分毫理性算计的成分。但是，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程度与老人的养老生活情况成正比。这遵循的是年轻一代人的逻辑，即代际关系运行的重心现在越来越转移到年轻一代这一边了，成为了一种朝向下位运行的代际关系，此时的代际关系已经变成了独立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年轻一代通过给予与获得的权衡比较来理解和实践自己的养老行动。其后果在于，子代养老实践过程中的逻辑变化已经影响到老人的养老生活，即家庭养老模式也因为子代在养老行动上变得愈亦扭曲的理性化而受到冲击。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所得资料，对江汉平原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的状况进行了定量的描述，并对影响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从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总体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确实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总体状况。因此，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朝向下位运行的结果。即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逻辑所取代，作为一种超经济伦理性的行为特征在代际关系的上位运行中逐渐消失，子代在养老行动中越来越理性化，这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通过揭示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表现和实质，从而提出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途径。家庭养老功能难以替代，它将仍然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在当下农村，现代性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彻底地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新的价值观念的习得等因素使得年青一代越来越独立自主，在家庭生活中他们越来越秉持一种基于理性计算、权衡利弊的工具理性逻辑来理解和实践家庭养老的行为，这种变化在一步一步埋葬家庭养老的运行环境和基础，因之，农村养老问题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只有致力于通过借用传统文化和乡村社区资源来在家庭私人生活和村庄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因地、因时制宜地重建代际之间的伦理秩序和道德体系，建立与现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微观社会结构和伦理价值体系，才能在当下农村日益多元化的养老资源供给体系中真正做到&找回家庭&，以回应农村社会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
本研究难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第一，概念的操作化和变量的测量问题。由于定量研究的操作化要求，笔者只能将复杂、丰富的概念分解为若干具体、单一、可以直接观测的测量指标，这些指标的选择以及测量的方法，受到研究素养、人力、物力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并且对某一文化现象给予定量的测量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本文的操作化手法可能存在某些局限。第二，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问题。本研究选取的是江汉平原这样一个地区性的样本，所以所得出的结论能否适用到其他地区，还需要后续相关研究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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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货币贬值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摘要】：2009年以来,越南货币贬值不断加剧。越南盾的贬值在利好本国出口的同时也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出口贸易,加剧出口竞争。越南货币贬值对中国的影响利弊并存,对此,中国应有积极的应对:加强宏观调控,以控制通胀;增强汇率弹性,以稳定币值;保持股市、楼市的稳健发展,以控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承担国际责任,以防越南货币贬值的传导影响。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基金】：
【分类号】：F823.33;F832.6【正文快照】：
从世界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越南与中国同处在东南亚地区,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拥有相似的自然资源以及密切的贸易往来。2009年以来,越南国内汇率变动加剧,越南盾与美元的比价不断下降,拉大了亚洲与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汇率的差距。越南盾的贬值在利好本国出口的同时,也挤压周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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