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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朝内阁首辅制度的先进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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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朝内阁首辅制度的先进性&】&内阁制是在明朝永乐时期建立的。
&&　　大明永乐帝虽有洪武帝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的“助手”机构――内阁制就应运而生&&　　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了大明宣德朝时期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大明正统朝末年的反复，但到了大明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制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大明正德朝浪漫好战，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主撑内阁未成大乱，经过大明嘉靖、隆庆朝的发展，大明万历朝早期应该是内阁极盛的时期，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大明永乐帝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个成功的***，在永乐朝以后，***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再怎么萧洒都无所谓（如隆庆帝和英国女王）；而内阁被虚化，被剥夺（如大明崇祯十七年换52任内阁），那就是再勤政也是要误国！&大明朝时，即使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则往往是把全部抓在自已手中，因此***成为大多数清朝的特点&公元1402年，大明成祖永乐为了巩固，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制，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　　&后来，大明宣宗朝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的意思代笔以往，按大明祖制，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大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　　&北京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大明朝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　　&首先，当时的大明万历还是个孩子，身为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的决策&&　　&　　&再者，万历帝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关系密切&&　　&　　&内阁首相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的&“批红”，由内阁首辅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自明朝初期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　　&通过明朝几代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英国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朝时期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800)this.width=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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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嘉靖年间最后得到善终的首辅是哪一位？严嵩算么？
如题，严嵩算善终么？
如果单纯从生死看，他本人算是善终了，因为他至少保全了性命，安享了晚年。但我个人观点他算不得善终，毕竟，除了他和嘉靖个人关系比较好，得以保全性命，他的严党们例如：独眼儿子严世蕃、鄢茂卿、罗龙文等等的，都死的很惨。
如果说首辅，嘉靖年间当过首辅的，甚至算上嘉靖年间入阁，后期（隆庆、万历）才坐上首辅位置的。唯一善终的只能算是徐阶了。
张璁啊、杨廷和啊、夏言啊、包括高拱、张居正，都没什么好下场。张居正倒是善终，但他之后却被刨尸骨，审尸骸，也是很惨啊！
也就徐阶了，那是个真正的政治家，或者说阴谋家更准确！
的感言：谢谢 很不错
其他回答 (4)
　算！他可以返老还乡隐居。这在古代。特别是高官是很难得的！可以说是10有1二吧
明武宗朱厚燳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纵情享乐，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
　　严嵩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大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因此，严嵩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
　　在归隐期间，严嵩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学问渊博，且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正德七年（1512），严嵩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不能算 他被贬
他最后好像被张居正给废了，没有落得好下场
他也不算善终吧···哎···晚年也是萧条哦···
严嵩的仕途生涯与世宗紧紧相连，他的荣辱兴衰都决定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严嵩入阁二十一年，任首辅十五年，除了杨士奇，有明一代，无人能及。严氏父子奸险误国，早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世宗却无动于衷。那么，严嵩究竟是怎么垮台的呢？原来，世宗下决心除去严氏父子，还是阴谋和权术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严世蕃按旧时礼制应回乡守制三年，虽然皇帝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老朽昏聩，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这些多不称世宗的心意，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虐淫纵，对其父子更感厌恶。
　　这时，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还与时任次辅的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斗争。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他感觉到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就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皇帝不知以后怎么办，向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新宫建成后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徐阶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
　　严嵩失宠后，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嘉靖四十三年(1564)，严世蕃又被御史弹劾。世宗大怒，将严世蕃逮捕下狱。第二年案结，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仅10万两入库。
　　后来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凄凉。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吊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当年的十二月，明世宗也龙驭宾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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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领域专家明朝嘉靖皇帝时期出了哪些著名的奸臣？
明朝嘉靖皇帝时期出了哪些著名的奸臣？ 110
张璁:嘉靖初期借&大仪礼&事件成为内阁首辅
夏言:既张璁字后的内阁首辅,为人清正廉洁,对国事操劳尤佳,并为以后在水生火热之中的明朝提供了一个人才
严嵩:和其子严世潘独断专行,贪污受贿,促使大明王朝在嘉靖时期开始衰落
徐阶:夏言提拔的人才,正是这个人所提拔的张居正让明朝在万历年间有所回升
的感言：哦，晓得了。
其他回答 (1)
严嵩()中国明代权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 ，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正德十年（1515） ，奉旨还朝 。嘉靖七年（1528），奉命祭告显陵 ，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寻改吏部尚书。十二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英国海德公园里的自由演讲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他以事激怒世宗 ，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并大力排除异己。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渐为世宗所疏远。四十一年罢职；四十四年被削籍抄家。著有《钤山堂集》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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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领域专家明代大学士的排名及首辅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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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学士的排名及首辅的确定
明代大学士的排名及首辅的确定甄鹏
摘要：大学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职。学界对大学士的排名规则以及首辅的确定缺乏深入研究。文章认为明代大学士拥有宰相的核心特征，具有宰相之实。大学士的排名遵从四个规则：排位首看加官；加官同，看殿阁；官职同，看任职先后；同时任命，看列名先后。根据这些规则，总结出了仁宗以后历任首辅名单。明代大学士排名之严格，是前代以及随后的清朝所没有的。明朝的内阁与首辅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关键词：大学士；首辅；内阁；宰相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大学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职。学界对此官职的研究众多，然而对明代大学士的排名规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查阅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未检索到对明代大学士排名规则有具体研究的文献；检阅相关学术著作，也未找到具体研究此问题的内容。学人对清代大学士的排名有一定研究，例如刘洋的《清朝大学士班次问题初探》[1]。清代的大学士受到军机大臣的挑战，作用大大不如前代；而且，清代官场的民族因素突出，排名规则具有特殊性。相对而言，明代的大学士更重要，排名规律更具普遍性。明清时的大学士与唐宋时的翰林学士有重要的传承关系。翰林学士的首长是承旨，也就是说翰林学士的首长是任命制，谁担任承旨谁就是。明代的内阁首辅不是官职，它是排名最高的大学士。《明史》云：“以位次居首。” [2]（卷253，张至发传）大学士的排名关系到首辅的确定。本文以《明史》中的《宰辅年表》[2]（卷109、110，宰辅年表一、二）为主要研究对象。注意到其中存在错误，学界已有人进行了订正，例如胡丹的《〈明史·宰辅年表〉校正〉》[3]。本研究结合《明史》其它内容、《明实录》等进行了校勘。一、大学士是真宰相皇帝在宰相的辅助下行使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是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朱元璋废除了丞相这一官职，却废除不了宰相制度。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学士，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宰相。决策权包括两部分：做决定之前的议事权和最后的决定权。最后的决定权属于皇帝，而阁臣拥有做决定之前的议事权。阁臣、首辅常分别被称为“辅臣”、“元辅”，阁臣辅助皇帝行使决策权在明代得到正式承认。朱元璋废丞相后设置大学士，作用不显。朱棣即位后选择阁臣参预机务。然这些阁臣品级太低，不能称为宰相。“（宰相）具有较高的地位，起百官领袖作用。这里的地位一般指官职。这个要素把决策层中的决策人员和秘书、辅助人员区别开来。”[4]大学士要成为宰相，必须提高品级。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大学士这一官职本身的品级。仁宗朱高炽可能顾忌到朱元璋的禁令，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他在即位之初（1424年8月），分别为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加官为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和通政使。这些官职都是正三品，距离正二品的尚书还有一段距离。9月，晋升杨士奇为少保，杨荣、金幼孜为太子少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大学士通过加官，跃居于尚书之上。此后，大学士处于决策层、具有较高地位，具备了宰相的两个核心要素，可称为宰相。[4]加尚书等头衔，品级在正二品及以上的为正宰相；加侍郎等头衔，品级在正二品以下的为副宰相。首辅（首相）就是排名第一位的宰相。白钢等人认为：“它（内阁）不是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不是它的下属，首辅并不能真正完全等同于宰相。”[5]他们片面地认为宰相仅限于行政首长。《论秦汉时期的宰相》一文己指出了这些错误。大学士的官衔通常分为两部分：学士衔和尚书、侍郎衔。这两个官衔的连接用“兼”字。例如仁宗即位那年的8月，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似乎他兼有两职。实际上，大学士兼领的尚书、侍郎是虚职。如果要处理部务，应加“掌”、“判”等差遣用词。《仁宗实录》记载：“（杨士奇等人）俱掌内制，不预所升职务。”[6]（仁宗实录卷1，下）《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故事，居内阁者不当出理部事；理部事不当复与阁务。（高）拱称掌，不言兼，当为部臣矣。”[7]（卷6，高拱传）再如，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尚书许赞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无权，说：“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2]（卷308，严嵩传）由此可知，尚书、侍郎官不是兼官，而是加官。为了提高地位，大学士的官职上出现了第三部分——师保官（以及散官、勋官）。师保官无具体执掌，也可视为加官。大学士所冠殿阁包括四殿二阁，分别是中极殿（旧名华盖殿）、建极殿（旧名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这些大学士都是正五品，地位较低。文华殿与太子有关，加大学士衔罕见。作为一种例外，曾有兼两殿阁大学士者。例如景泰七年五月，陈循兼华盖殿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高榖、王文都兼谨身殿大学士和东阁大学士。大学士的本职在翰林院。自仁宗时，大学士不再入院理事。翰林院撤销了大学士的办公桌，引起抗议和皇帝的干涉。[2]（卷73，职官二）《明史》云：“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2]（卷72，职官一）大学士入文渊阁参预机务是权力所在，加官尚书和师保则大大提到了地位。此二者是大学士成为宰相的要素，缺一不可。仁宗及以后，少数阁臣没有大学士头衔，大学士也用作致仕加官或者死后赠官。[8]考虑到多数情况，可以将仁宗以后的大学士视为阁臣的代名词。二、大学士的排名规则排名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学士与其它官职的排名；第二，大学士内部之间的排名。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大学士作为一个整体时的地位。朝位班次本以品级、衙门排列，井然有序。大学士地位上升后，与部臣发生了位次上的争议。《明史》记载：“自弘治六年二月，内宴，大学士丘浚遂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阁者，班皆列六部上矣。”又载：“嘉靖以后，（大学士）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2]（卷72，职官一）这两条记载互相矛盾。原因在于位次之争都是个例，几经反复。嘉靖年间正式确定内阁与锦衣卫单独列班，居文武朝臣前。阁臣与部臣的位次之争得到了解决。具体时间在嘉靖九年。[9]本文重点讨论大学士的内部排名问题。经过研究，发现它遵守如下规则：第一，排位首看加官。品级高者在前，同品则按照官职和衙门次序排列。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是正一品；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是从一品；太子三少（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是正二品。师保的排序为师、傅、保，六部的排序为吏、户、礼、兵、刑、工。三孤在太子三师前，太子三少在六部前。如嘉靖五年五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高于太子太傅，故宏“居一清上”[7]（卷1，费宏传）。嘉靖十年九月，李时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翟銮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后入，以宫保官尊，反居銮上。”[2]（卷193，李时传）第二，加官同，看殿阁。四殿二阁的排位自高而低依次是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翰林学士低于殿阁大学士。翰林以殿阁大学士之外的头衔进内阁须额外注明，例如“入”、“直”内阁等。嘉靖五年七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高于谨身殿大学士，故费宏地位高于杨一清。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夏言取代严嵩成为首辅。然而，殿阁排序有时出现例外。隆庆元年四月，陈以勤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官位在前，殿阁衔却低于张居正。当两条规则发生矛盾时，以第一条规则为准。第三，官职同，看任职先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夏言、严嵩同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任华盖殿大学士在前，故地位高于严嵩。第四，同时任命，看列名先后。“（天启）三年正月，（朱国祯）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并命。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六月，国祯还朝，秉谦、延禧以列名在后，谦居其次。” [2]（卷240，朱国祯传）再如泰昌元年十二月，方从哲致仕，刘一燝、韩爌都是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但刘列名在前，是首辅。此外还有一条补充原则：同时任命，看报到顺序。万历三十五年，叶向高、李廷机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叶列名于前。按照规矩，叶向高理应排名在前。由于二人关系很好，李又比叶早报到半年，二人互相推让。结果皇帝听从了叶向高的意见，并赞扬他的美德。[6]（神宗实录卷440）任命顺序与报到顺序两规则发生矛盾时，原则上以前者为准，后者一般需要皇帝的特批。三、历任内阁首辅按照以上规则，本文统计了自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大学士初兼师保之官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亡这一时期的首辅。依次是：杨士奇(4.3)、杨溥(6.7)、曹鼐(9.8)、陈循(7.1)、徐有贞(7.6)、许彬(7.7)、李贤(6.3)、陈文(6.5)、李贤(6.12)、陈文(8.4)、彭时(5.3)、商辂(7.6)、万安(7.10)、刘吉(2.8)、徐溥(8.7)、刘健(6.10)、李东阳(2.12)、杨廷和(5.3)、梁储(7.11)、杨廷和(4.2)、蒋冕(4.5)、毛纪(4.7)、费宏(7.2)、杨一清(9.9)、张璁（后改名张孚敬）(1.7)、翟銮(1.9)、李时(2.3)、张孚敬(2.8)、李时(3.4)、张孚敬(5.4)、李时(5.7)、费宏(5.10)、李时(8.12)、夏言(9.5)、顾鼎臣(1539.5)、夏言(1.8)、翟銮(1.10)、夏言(2.7)、翟銮(4.8)、严嵩(5.12)、夏言(8.1)、严嵩(2.5)、徐阶(8.7)、李春芳(1.5)、高拱(2.6)、张居正(2.6)、张四维(3.4)、申时行(1.9)、王家屏(2.3)、赵志皋(3.1)、王锡爵(4.5)、赵志皋(1.9)、沈一贯(6.7)、朱赓(8.11)、叶向高(4.8)、方从哲(0.12)、刘一燝(1.10)、叶向高(4.7)、韩爌(4.11)、朱国祯(4.12)、顾秉谦(6.9)、黄立极(7.11)、施凤来(8.3)、李国普[①](8.5)、来宗道(8.6)、李标(8.12)、韩爌(0.1)、李标(0.3)、成基命(0.9)、周延儒(3.6)、温体仁(7.6)、张至发(8.4)、孔贞运(8.6)、刘宇亮(9.2)、薛国观(0.6)、范复粹(1.5)、张四知(1.9)、周延儒(3.5)、陈演(4.2)、蒋德璟(4.3)、魏藻德(1644.3)。天顺元年正月英宗复辟，徐有贞以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入内阁，高榖辞师保后为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按照加官则徐有贞在前，按照殿阁则高榖在前，考虑到当时处于政变的非常时期，这一矛盾可以理解。按照实际情况，徐有贞自陈循充军后当为首辅。嘉靖五年，《宰辅年表》将杨一清排名于费宏前，有误，理由见前文。《宰辅年表》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遗漏了费宏担任过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嘉靖十二年，《宰辅年表》将方献夫排名于李时前，有误。嘉靖十一年八月，张孚敬致仕，《宰辅年表》记载李时的官职是“太子太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按照《明史·李时传》、《世宗实录》、《首辅传·李时传》，当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与方献夫的官职相同。《首辅传》载：“俄而孚敬复用，时居次。” [7]（卷2，李时传）《世宗实录》自嘉靖十一年五月方献夫入阁到十三年四月致仕这段时间，都将李时列于方献夫前。由此可知，嘉靖十一年八月张孚敬致仕后李时为首辅。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朱赓死，继任首辅的应当是叶向高而不是李廷机。理由是二人官职相同，而且此前一个月李就养病不到内阁办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退休。万历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九年九月，赵志皋在家养病，那么首辅为何不是沈一贯呢？原因在于：赵志皋官职排名于沈一贯之前，且他在养病前已继任首辅。《明史》承认这两种情形的不同，分别记载：“会志皋于九月卒，一贯遂当国。” [2]（卷218，沈一贯传）；“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2]（卷240，叶向高传）天启四年，《宰辅年表》将顾秉谦排名于朱国祯前，有误。前文已分析过。韩爌致仕后，朱国祯继任首辅，当时内阁中地位最高的是孙承宗。然孙承宗出镇，主要负责军事。他一直兼任兵部尚书，其尚书衔、殿阁衔与师保衔不成比例。这可看作他不能作为首辅的标志。崇祯十四年，《宰辅年表》将张四知排名于谢升前，然张的官职却低于谢。查《明史·张四知传》，张担任过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间当在崇祯十三年五月姚明恭罢相之前，《宰辅年表》失载。今从《崇祯实录》，按照“范复粹、张四知、谢升” [6]（崇祯实录卷14）的顺序排列，张四知地位高于谢升。四、分析和结论仁宗即位以后，总计81人次出任首辅。其中有重复出任首辅的，最多的是四任首辅的李时和夏言。计有首辅61人，平均任期为3年7个月。超过十年的有：杨士奇19年6个月，严嵩15年8个月，万安10年4个月，张居正10年。首辅任期较短的原因有二：皇帝频繁地变动阁臣和首辅，例如崇祯年间；原首辅去职后新首辅尚未到职，次辅临时接任首辅。在内阁首辅中，加官低于正二品的只有正统年间的曹鼐和天顺年间的许彬，都是以侍郎衔入阁。以翰林学士衔成为首辅的有正统年间的曹鼐、陈循，天顺年间的徐有贞、许彬、李贤，成化年间的陈文、商辂。后来，除曹鼐、许彬之外的人在任首辅期间都提升为大学士。以后，内阁首辅加官为正二品及以上，本官为殿阁大学士。这标志着阁臣地位的提升。首辅不仅仅是排名居首的阁臣，他还拥有至关重要的票拟权。[10]然而，首辅在阁臣中不一定权力最大。例如，“时李时为首辅，政多自言出。” [2]（卷196，夏言传）“（翟）銮以资地居其上，权远出（严）嵩下。”[2]（卷193，翟銮传）“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 [2]（卷213，高拱传）“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与争，谨自饬而已。” [2]（卷193，李春芳传）首辅的实际权力与与阁臣的个性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有关。例如，“翟銮资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2]（卷308，严嵩传）再如，“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 [2]（卷219，赵志皋传）另外一个原因是,首辅仅是内阁的领班人，不是负责人。他不是其他阁臣的上级。明代大学士的排名非常严格，且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前代以及随后的清朝所没有的。例如，唐、五代、宋时期的翰林学士排名主要看资历。清代的大学士排名也主要看资历，领班大学士则常由皇帝指定。清代的大学士自身品级极高，不需要加官来提高身份。宰相概念的第一要素是“处于国家最高决策层”，而不一定是最高行政首长。[4]唐朝的政事堂、明朝的内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都是典型的例子。（《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将政治局常委会称为“集体总统”。 [11]不准确，应为“集体宰相”。）明代的内阁制和首辅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精彩的一章，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1]刘洋.清朝大学士班次问题初探[J].历史档案,-51.[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胡丹.《明史·宰辅年表》校正[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107.[4]甄鹏.论秦汉时期的宰相[J].理论学刊,.[5]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下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6]明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7]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M]//文渊阁景印四库全书:第45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8]田澍.明代殿阁大学士非阁臣代名词[J].中国史研究,3-176.[9]胡丹.明代“朝班”考述[J].故宫博物院院刊,6.[10]方志远.明代内阁的票拟制度[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70.[11]胡鞍刚.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N].人民日报海外版,(1).　　（甄鹏.明代大学士的排名及首辅的确定[J].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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