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霭封锁了雪峰之间偶尔显露的天际远景。阴冷彻骨的北风越刮越大。靶场上掀起沙尘，落到正在一座墓地上挥动铁锹、铁铲的几个人身上。他弓起背使劲铲开沙石，刨飞的陈土打在旁边人的衣裤上嘭嘭作响。七八个人手脚不停地挖了一个多小时，才在坑深两三米的地方碰到棺材。停顿几秒，大伙放缓的动作又快起来，知道要抢在暴雨之前将遗骸装箱。

露出棺盖时，站在几米外的一家人走到近前。

这家人是埋在靶场东头这位烈士的家属。来靶场之前教导员跟他讲，上世纪七十年代连队骑乘巡逻，一个战士的马在山口甬道的雪崩中受惊。被甩下马背的战士一只脚被马镫挂住，拖行近一公里才挣脱，事后昏迷不醒，等不及送下山医治人就没了。当时连队给战士老家的民政局拍了封电报，一个月后民政局回信给连队，表示家属已知悉，并转达将孩子葬在连队的意愿。上个月，这位烈士的弟弟辗转联系到团部，说想来接大哥的遗骸回家。

开棺前，教导员松开铁锹向一旁伸出手。一个战士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小瓶酒递过去。教导员拧开盖，单膝跪地，将酒瓶高举过头顶后倒出酒来洒在棺盖上。起身时掷开瓶子，大喝一声。战士们扔下手里的家伙跟着教导员跳进坑里，上前弯腰抬起棺盖。

拾捡骨殖装箱时，烈士的弟弟跪倒在地，放声恸哭。他低头看见烈士脚上黄胶鞋的布面已经风化，橡胶鞋底还在。

阖棺前，他爬出坑外。烈士的弟弟上前将他从地上搀起。看他站稳了，松开手倒退两步，向他鞠了一躬。

雷声滚过，空气里潮乎乎的土腥味刺鼻。教导员让正准备回填土坑的战士们赶紧收队，和家属一同返回连队。

开饭时间已经过了，通讯员热了饭菜端上桌。教导员把一盘鸭架子换到他面前。

“营长，来。”教导员冲他扬了下下巴。

他摆摆手，起身盛了碗汤。

“您是这儿的营长？”烈士的弟弟问。

“忘了介绍。”教导员说这是南疆军区来指导工作的殷营长，他弟弟是咱们连队的三班长。”

“那这正好能跟兄弟见面了。”烈士的弟弟说。

“三班长现在正在总医院住院……休养好了就回来。”教导员说。

“生病了？”烈士的弟弟问。

他拿起盘子里教导员掰剩下的半块馍，没作声。

“中午你们先休息。”教导员拿给烈士的弟弟一个苹果，“下午把行李证明给你们，不然那箱子过不了安检。奎屯那边的殡仪馆也联系好了，你们到那里转车，先火化了再带回家吧。”

“教导员，听说还有个‘烈士’埋在这儿？”烈士的弟弟问。

“嗯，有。”教导员说，“一个从北京来的同志，七十年代到的克拉玛依市人武部，有段时间就在我们这儿的牧区支农。当时这边和苏联经常有矛盾，为了边界的事扯皮、闹人命。他了解情况以后说，等我死了就把我的骨灰埋到争议区去，以后划定国界，再把我圈进来

“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教导员说，“比你大哥再晚几年，这个叫李明秀的人就因为肝癌过世了，临走之前再次给家人交代，说务必把他埋在阿吾斯奇的双湖边上。这样国家可以拿他的墓作为一个方位物，作为边防斗争的一个证据。你们也知道，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火化的，可李明秀就是火化了以后，家属再从克拉玛依给送到这儿来。离过年还有不到十天，连队派人带过去埋了，原地竖了一块石头板子。”

“那后来圈过来没有？”烈士的弟弟问。

教导员在桌上横着画了一道，说本来以前两边的实际控制线是以两个湖中间的丘陵为界，我们管南湖，北湖是人家的，之后北湖也划给我们了。二〇〇五年军区给他重修了墓，立了大理石碑。我们每回巡逻路过，战士都上前敬根烟，清明全连过去扫墓。”

“唔，真是个人物。”烈士的弟弟说。

“你也够能的。”教导员说，“当时我们想找李明秀的资料，托人去克拉玛依武装部、民政局、法院、档案馆，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愣是没档案、没记录，连张照片也没有。你哥牺牲那会儿我们就往你们老家发了封电报，没想到隔这么些年还能再找过来。”

炊事班后厨响起水声。连队军医端着饭盒走出来同他们打招呼。

“军医，来来。”教导员说，“过来吃点。”

“我吃过了，你们聊，你们慢聊。”军医把饭盒放在一张空桌上，从饭堂前门出去了。

“阿吾斯奇的军医。”教导员说，“老同志特别痴迷书法，每回写字都误了饭点。”

回到招待室，他听见沙发背后的窗户被风撞得嗡嗡作响。四月末，南疆的白天已经热起来，北疆山上还潮湿阴冷，棉被盖在身上又潮又重。这两天中午他都没睡。

上午去水房找工具时教导员拦住他，说人手真的够了。他还是过去拿了把铲子，说就算是代弟弟出力。

这两年不知说过多少回要来阿吾斯奇，可想不到有一天在这儿了，会是帮小弟收拾放在连队的被褥衣物和储藏室的行李，然后带走。

去年阿吾斯奇的雪下得早、下得多。连队自己烧锅炉，攒的煤渣子多了没地方放，入冬前就找乡里派拖拉机来运煤渣。拖拉机上山的时候没油了，驾驶员给连队打电话，说车没油了，让人快给送来。当时连队门前正好停着一辆兵团上来慰问的车，小弟一听就拿上一桶油，开着那辆皮卡去给拖拉机送。路上，小弟将皮卡车停在窄道边，跑下去找拖拉机。送完油顶着风雪往回跑时，对面驶来一辆拉粮食的大半挂车，司机没刹住，车头把皮卡车推出去十几米远，小弟当时就站在车斗后边，被撞进砌在路边的雪堆里埋住了。

上午那个人朝他鞠躬时，他第一反应是应当感恩、知足。相比那个人的兄弟，小弟至少还活着，至少将来睁开眼是躺在一张干干净净的病床上。

他端起热水瓶冲了杯茶，起身拉上窗帘。这时屋门被推开，教导员走进来。

“想着你就没睡。”教导员仰倒在沙发上，歪头盯着茶杯口冒出的热气。

他将茶杯端到教导员跟前，走到另一侧的单人沙发前坐下。

“我跟指导员说了，下午你跟他们一块去巡逻。到界碑看看，你弟去年刚带人上去描的字。”教导员说。

“你弟带的就是下午去巡逻的这个班，三班。”

“他跟我说过，三班都是他兄弟。”

“你弟天生是带兵的料，在连队很有威信。”

“是你们把他带出来了。”

“惭愧……”教导员小声说。

“中午见的那个军医……”他说，“是不是姓沈？”

“对，认识老沈？”教导员端起茶杯吹吹，抿了一口。

“听我弟说的，军医给过他很多帮助。”

“老沈确实热心。快五十岁的人了，工资比政委还高，很多事糊弄着来也不会有人追究，但是他不，连队的小孩都愿意找他，有病看病没病咨询个事，我有时候也找他，他读书多，啥都知道。”

“就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啊……”教导员放下茶杯，靠在沙发上出神。

坐在勇士车的副驾驶上向外看，雨前灰暗、阴沉的天空，已经被清澈明亮、瞬息万变的光芒冲破，无垠无底的草野上闪耀着星星点点。

“营长，这是您头一回来北疆边防吗？”指导员在后座问。

“南疆那边的边防什么样？”指导员说。

“挺高的，每年上山驻训的平均海拔都在三千米以上。”他说。

“那您出过国吗？”指导员说。

“去年夏天我们在塔吉克斯坦搞了一次联合反恐演习。”他说。

“塔吉克他们强吗？”指导员凑上前，扶住副驾驶的椅背。

他一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当时一个加强连从旅部机动到谢布克，再到白苏尔，从清晨一直到后半夜两点多才把车队开到塔方营区。零点多，他那辆车后座上的人都缺氧睡瘫了。驾驶员困得直点头，他在副驾上也迷糊了。到古米其帕峰脚下的一处平坦地，车开着开着就不走了。醒来时他才发现驾驶员把着方向盘也睡着了，车队的尾灯已在山腰处闪烁。

到宿营地已是凌晨三点多钟。全队人从车上下来开始卸车。那是一块种土豆的地，干干的沙土地。

“去那边演习，他们就准备了一块空地。”他说，“第二天起床，我们先搞了一个赠送仪式，把带去的帐篷送给他们。送完领导还要我们过去指导安装，说那边的人不会搭帐篷……”

“不会搭帐篷？”一个二条兵插嘴。

“他们平常不配发帐篷。”他说，“我们刚把示范帐篷搭好，一个班的人就进来在地上高高兴兴地铺毛毡，铺完往地上一躺。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帐篷顶子都被压变形了，一问，他们也是在地上睡的。”

“那他们平时吃什么？”指导员问。

“一天两顿土豆糊煮鹰嘴豆，每个人背包里都装着烤玉米饼子。我们带了煤上去，自己煮奶茶，炊事班还做的鸡腿、牛肉、揪片子面汤……”

“怎么不买着吃？”还是这个二条兵在问。

他向后座的人解释，说塔吉克斯坦的战士看到中方的士兵抽烟，非常惊讶。在塔方，只有官衔上有一定级别的军官才抽得起香烟。在小卖部，塔方的战士一根一根地买烟，糖也是，一次买几粒装到兜里带走。中方的战士一次拿走几条烟，糖果按公斤买。演习结束时，周围离得近的小卖店几乎被买空了。他记得店里最好的威士忌是人民币一百块一瓶，一百八十块两瓶。

“那他们的武器呢？”指导员问。

“武器……单兵素质还行。”

“也有实战能力，强悍。”他又补充一句。

“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指导员问。

他一时没答话，脑海里却晃动着那时的情景。

那中间某天，一个塔吉克老汉和一个穿着二道背心的女孩，牵来一头驴子卖给炊事班……

“优势？”他这才答腔，“优势不就是你吗？”

“指导员和教导员不就是优势？他们训练完做祷告，我们就找你们啊。”

“教导员可以，我不行……”指导员笑着说，“不过我们有军医，他是阿吾斯奇的优势。”

“快看，营长！”一个战士抱着枪站起来，头盔撞到车窗上。

他顺着战士手指的方向，看见几匹棕黑色的马伫立在山坡上。

“那是班长养的马！”旁边的战士摇下车窗玻璃，头伸向窗外朝着那几匹马吹口哨。

“前年和哈方会晤。”指导员说，“我们骑过去的伊犁马就像人家马的儿子，哈方拔河用的绳子也比我们的绳子粗了一倍，几场比赛我们都没占上风，后来三班长上去找他们的人单挑摔跤，摔赢了，他们才给我们鼓了一次掌。”

“那他跟你们说过，他去俄罗斯给普京表演吗？”他苦笑道。

“班长和我说过！”二条兵大喊，“班长去看了克里姆林宫，然后走总统办公室的特殊通道去的红场。”

“普京也会武功？不是跆拳道吗？”有个一年兵问道。

“普京很相信少林功夫，听说前些年，还曾把两个女儿送到少林寺学了一个多月。”他说。

小弟被送进少林寺那年，他正在高三复读。当时村里有户人家的小孩，每天不去学校，跟着小混混跑，家里管不住了就想把孩子送去少林寺的武校。小孩的父母在村里打听，问谁家小孩愿意做个伴，学费和生活费由他们家管。村支书牵了个线，带那家人找过来……

在少林寺的六年间，小弟给他写过几封信。第一封信是讲同村的那个小孩为什么回去了。小弟在信里说，他们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穿上沙袋背心、戴上沙袋绑腿就跑出去冲山。冲半个小时再回学校跑圈，一公里三分钟跑完，每天每人跑五个一公里。吃过早餐，教练会带他们去练蹿腾跳跃、拳术和器械。同村的小孩拉拉筋、压压腿还可以，下叉、下腰就不行了，老被教练拿木棍照屁股上打。打疼了他就大骂教练缺德，骂完又挨打。折腾不到俩月，同村的小孩就被家里人接回去了。

头三年武校学习阶段，小弟只跟着学校休寒假，每年暑假都和师兄弟在外实景演出，挣到的酬金用来抵在校期间的学费与生活费。

二〇〇九年，小弟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少林寺受邀参加第一届俄罗斯国际军乐节，普京总统亲自接见了他们。在莫斯科，小弟参观了总统办公室，还去听了一场歌剧音乐会。在红场，好多人围着他们喊：“斧头、斧头”，师兄跑过来让大伙摆动作，说这是想跟他们合影的意思。

信的后半部分，小弟提到身边很多师兄弟已开始寻求未来更好的出路。有师兄回家乡办武术培训班，有的去给企业老总当保镖。和自己关系最好的同学去拍了电影《新少林寺》，拜入香港洪家班门下，以后待在横店当专业替身。小弟说，他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美国的签证没有到期，大师兄推荐他去曼哈顿的华人街当私人武术教练；另一份工作，也是自己比较倾向的，是和同班一个德国同学回他在巴伐利亚的老家支教。信的末尾小弟问他，到底是选美元还是欧元。

他那会儿已在南疆部队当班长，深夜趴在锅炉房的地上给小弟回信。信中写到童年时奶奶家的老屋，晚上到处是老鼠的叫声，夏天雨水大，室内的积水漫到脚脖。哥俩每天吃的面饼磨嗓子，印象中最好的一顿饭是猪油酱油热水泡煎饼。奶奶家有两只羊，每天奶奶都背着筐出去打草。有一天因高血压晕倒在地里，他们俩就在那块地旁边的土路上滚轮胎，毫不知情。

他还写道有一年春节，他和小弟一早去给长辈们磕头拜年。当时小孩磕头，一般人就给一块、两块钱，五块钱就相当多了，十块钱得是相当亲近的关系和父母有相当大的面子才会给。那一年他磕了几十个头拿到十几块压岁钱，转头让村里孩子拿一个玻璃球和一个哨子给骗走了。回到家里，奶奶问他压岁钱在哪儿，他编谎话说丢了，奶奶就叫他脱了衣服，跪在桌上。他记得头顶的墙上有块碧镜，碧镜让小弟打碎了，留下几道裂痕。罚跪的时候，他一直瞅着那几道裂痕。没过多久小弟跑回家来，拳头和脸上都挂了彩。小弟从兜里把那笔压岁钱掏出来放在桌上，跪下给奶奶磕头，说快让我哥穿上衣服下来吧。

他在信里拉杂说了两页纸才切入正题。他说，希望小弟参军，为家庭争得荣誉。小弟练过武功、见过世面，进部队立功受奖的机会比他更多。尽管他几次想通过特种兵比武获得提干机会，现实中却总差了些运气。

信寄出后的第三个月，小弟入伍进疆。先在团里的步兵营待了几年，后被调往阿吾斯奇。

二十八号界碑与哈萨克斯坦的边防哨楼毗邻。那一带早先是苏联的地界，齐踝深的草丛里遍布铁丝绊网。车开不进去，人走进去稍不小心也会摔倒。

走过一截铺着碎石子的土路快进草滩时，指导员招呼大伙停下，各自检查裤腿和袖口是否扎紧。指导员向他解释，草丛里有一种叫草瘪子的虫，专把脑袋钻进人的肉里吸血。只要它的头钻到肉，除非拿打火机烧，否则弄不出来。

“弄不出来会怎样？”他问。

“哦吼！那一块肉都会烂掉！”二条兵叫道。

指导员拍了一下二条兵，“咬过你吗？”

“咬过我班长啊！”二条兵嚷起来。

二条兵扶着被打歪的头盔，缩着脖子从指导员身边小跑到他斜后方，调换步速慢慢地跟上他。

“报告营长，上回班长带我们来给界碑描红，他真的被咬了。”

见他没反应，二条兵沉下脸，正了正头盔。

“营长，我亲眼看见的，班长小腿那一块都烂了。”

二条兵向他描述，去年小弟带他们从界碑回到连队，正赶上澡堂开放。洗澡时，大家起哄围住二条兵，说要排队给他搓澡，因为他皮肤又嫩又白，摸上去像妹子。大家开玩笑的时候听见小弟骂了一句，说他刚搓掉一只草瘪子。过了半月，小弟腿上被咬到的那一块开始红肿溃烂，到团部卫生队处理了伤口，又打了很多天消炎针才见好。

“正常。”他说，“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伤。”

“班长说他在少林寺的时候没有买保险，有病就自己治。”

“更牛的是他把连队的二号马都治好了。”二条兵说，“那匹马他们不会骑，马鞍子绑得太松，骑久了以后把马背颠破了，就有草瘪子钻进去，生了好多蛆。当时卫生队的军医都说这匹马没救了，但是我班长不肯。他打电话去问沈军医，用盐水和强碱给这匹马清洗伤口，又找当时在连队的军医给它缝上。这匹马长伤口的时候特别痒，喜欢撞墙去蹭，我班长怕它把伤口又撞开，就搬了一个马扎坐在马厩里看着它。那匹马好了以后不让任何人骑，除了我班长。”

“待会儿去看看那匹二号马吧。”他说。

“班长下山的那天晚上二号就跑了。有牧民在山里看到过，说它一直在疯跑。”

二条兵说罢从他身旁跑开，冲向界碑下的一块芦苇滩地。

界碑立在紧邻铁丝网的一个小土包上，坡下围着一片比人高的芦苇，地下水汩汩向外冒。

他跟在战士们后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他断续听见战士们讲去年在前哨点遇到跑过来躲雨的哈方军人，两边的人都把枪坐在屁股底下，一起吃泡面……各说各的语言，各打各的比画……又说到小弟在前哨点杀鸡，先砍一刀，那只鸡闭上眼不动了，刚把刀一放，那只鸡跳起来就跑。小弟追上去补了一刀，那只鸡还在跑。小弟干脆扔下刀抄起一根棍子去追......

太阳当空，界碑上新描的红色字眼看起来醒目极了。哈方一辆吉普车从铁丝网另一侧疾驶而过，战士们纷纷看向西北方向，低声讨论那边的暗堡里是否有人正在盯梢。这时有人在旁喊了一句，大家紧张地看过去，一个战士蹲在草丛边，拎起一个东西。

“这有一个快递袋！”战士说。

“哦吼！有地址吗？”二条兵三两步跳过去。

大伙陆续围上前，捏着那个灰色的塑料袋互相传看，窃窃私语。

他站在界碑前向四周远望，阳光在光滑舒缓的大地上流泻。即将栽种新作物的大片黑土刚刚犁过，有雨水未及冲净的耙痕。他跟指导员打声招呼，转身从来时登上界碑的另一边侧路往下走。

高大的榆树投下阴凉，水声冲掉了野蝇的嗡嗡声。他目送眼前这道铁丝网向前蜿蜒。

晚饭后，通讯员带他去了连队的储藏室。到那儿才发现，小弟平日就把他的箱包收拾得很利索，根本不需要他再做什么。

小弟的箱子里有罐奶啤，他摸出来打开喝了一口，盘腿坐到地上。周围这么多的箱子里只有小弟的箱子把手断了，用一截尼龙绳和胶带缠了一个替代的。这还是小弟第一年休假，他在火车站外的小铺里买的，让小弟把肩上那只肩带要磨断的背囊扔掉，行李都收拾到这只皮箱里。这些年，小弟在武校演出赚的钱及在部队发的津贴和工资，大部分都交给了奶奶。让她在老家重修老屋，添置家具。要是奶奶不照小弟的安排做，小弟就大发脾气。奶奶想把钱攒下来让他和小弟趁早成家，小弟总觉得家底太薄，还要等两三年。

他抬起头，白炽灯管频闪的嗞嗞声叫他突然一阵心悸。从去年冬天一直等到此刻才体会到的预兆。几年前，小弟和连队的人在后山给鱼塘架网，远处一道雷电打下来，从铁丝网上传导过来的电流瞬时打飞小弟手中的铁钳。小弟飞奔回连队，求连长把手机发给他。

小弟不停拨电话，均无法接通。

他已经近三天没吃过饭、阖过眼了。为时七天，号称地狱周的国际比武选拔考核到了此时，原先的五十名候选队员只剩六人。他在其中。

小弟打电话找他的前一天下午，他和同伴被带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座山谷。引导员将地图、指北针、枪、弹发给他们，告诉他们从此地出发，次日中午将在地图对角线另一端的山口接他们。引导员走后，他打开地图，发现地图中的这条对角线至少对应了现实中七八十公里的山地路程。

从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谷口进入，走了几分钟后，眼前是一带至少有横跨十公里的谷地。空气湿润，草木幽深，阳光照射不透。地上有很多动物的爪印。他们进入不久，有人就从一棵倾倒的红柳树下找到了第一批给养。大伙听着从未听过的鸟鸣喝了几罐红牛，嚼着牛肉干向山谷里走。走过两张地图的距离，只花去三个多小时。

凌晨一点半，他们在山脚的一处斜坡上停下休整。坡下有河流冲刷的痕迹。他提议原地休息六个小时，其间六个人分三班哨，两个小时一轮。他和其中一人站第一班，其余的人把雨衣铺在泥滩上，打开睡袋钻进去睡了。

山谷里下起小雨。他把枪塞到衣服里，坐到一块石头上。不多时，雨下大了，他和同伴从背包里掏出脸盆顶在头上，那几个人就躺在泥水里，叫不醒。两小时后换岗，他钻进水淋淋的睡袋，似睡非睡迷糊了两个多小时。突然，一个人大声说这是什么声音？之后站哨的人大喊：“快起来，发洪水了！”他从睡袋里爬出来时，发现距离他们不到两米的低地已变成一道河谷。暴雨倾盆而下，水位还在涨，将他们困在一块面积逐渐缩小的土丘上。

他找出北斗套进塑料袋，向外发送求救信息，但未得到回应。他们穿着白天的训练短袖，抱着膀子冻得意志全无。他想，如果当时选择在河谷的石头地上睡觉，那早不知道被冲到哪棵树上了。

早晨七点多，雨停云散。空旷地的面积稍稍扩大，却没有平地可走。他们把物资藏在一块岩石下，背上枪开始翻山。山上到处是昨夜洪水的冲沟。只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座山上去以后紧接着是另一座山，在山头和下一段空旷地带中间还有好几座山要爬。从七点走到下午两点，每个人脚上的陆战靴都磨烂了，才看到停在远处空地上的直升机。

直升机上并没有餐食和饮用水，只堆了几个背囊和投放箱。他们通过机务手中的北斗得知，现在几人集结为一个伞兵渗透队，即将在定位器鸣响时进行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和无空中引导的三无盲降。

背上十八公斤重的伞包，戴上头盔，穿好防弹背心，别起手枪，背起单兵战术背囊、步枪、夜间侦察装备。舱门打开，舱室的热气被寒风瞬间扑散，他从高空一千五百米处俯身而下。

不断失去高度的三分钟里，他看到古老的山脉阴面覆盖着白雪，阳面黑如山谷雨夜。大大小小的温泉泉眼腾起白烟。归家的羊群走在沟坎丘壑之上。

落到地面，伞刀撞破了他的下巴。随他第二个出舱的伙伴打不开伞，中途拉开附伞捡回条命，只摔折一条腿。

夜里，他安慰小弟时说到那把被击飞的铁钳。那是一个兆头。如果当时他拿起的是那个家伙的伞包，运气未必好。

小弟出事后第三天他接到电话。离他和小弟商量为奶奶立碑的日子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在那通电话之前，没有雷电，没有飞出去的铁家伙。

招待室旁的图书室敞着门，屋里有灯。他经过时，看军医正坐在长条桌前翻书。见他走进来，军医起身摘下老花镜向他打招呼。

“沈军医……”他颔首示意。

军医做了个请他落座的手势，之后提着暖水瓶走过来，将桌上一个放了茶叶的纸杯拿到近前，倒上热水。

“下午去巡逻了？”军医问。

“指导员带着去看了看界碑。”他说。

“那个界碑离哈萨克斯坦的哨楼很近，你见他们的人了吗？”

“看见他们的车了，车速飞快，土都扬到我们这边来了。”

“今天你也辛苦了，上午还帮他们干活儿。”军医说。

“小事。就是觉得这家人也挺奇怪的，隔了四十多年才来。”他说。

“下午和教导员陪他们在连队里转了转，听这个人讲，他们父母不识字，早些年家庭条件也不好，没坐过车，从老家过不来。他弟弟一家子这回过来也不容易，路上光火车就走了三天，往阿吾斯奇走的路又刚化过雪，有些地方路都毁了，颠了快四个小时，吐了一路。”

“能找过来是挺不容易的。”他说。

“一晃都半辈子了。”军医说。

“三班长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军医问。

“刚从储藏室上来。”他说，“想着收拾一下，结果也没什么可收拾的。”

“三班长能吃苦、能干活儿。”军医说，“有时候我在这儿坐着，他过来打扫卫生碰见了就聊两句，问看的什么书，书里讲的什么事……有一回说到连长让他当炊事班班长，他说这不就是个弼马温的差事吗？”

“当时也给我抱怨过，说不愿意下厨房。”

“我给他讲，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当年受兄长之托，也管理过一个学校师生的伙食。民以食为天，有的吃才有的干。战士们训练辛苦，最怕吃不好，全连队的嘴交给他，是觉得他行。”

“我还给他说过，别老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好，家在农村，自卑。”军医说，“你们‘殷’这个姓，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商朝帝乙的长子殷微子，那西安的帝乙路就是以殷微子父亲命名的。孔子临死前把子路叫来，对子路说自己是殷人，殷人就是黄帝的后人。营长，这么说来是不是很好？”

“很好，”他说，“真的很谢谢您……”

“不用谢，历史书上写的，不是我胡诌的。”军医说，“三班长有一回给我说你要他多看书，看啥书没给他说，他就来问我。我说平时你们训练那么忙，个人时间很少，既然要看就看好书。就推荐了曾国藩的传记和家书，还有大学士苏东坡的传记。曾国藩和他的兄弟连心，仗打得好。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同朝做官，官做得明白，文章也写得好。苏东坡有一句话说自己，叫‘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街头乞儿’，眼中的天下人，没有一个不好的。我跟三班长说，不管是当班长，还是以后当排长、当连长，对上，关键时刻要能顶上去；对下，紧要关头也要能扛下来，尽心做事。”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还在看书。”他说，“平时打电话也只跟我讲讲平常的训练。”

“还有个事你也不知道吧，”军医说，“几年前了，有天中午他来找我，说连续失眠半个月了，很苦恼。我就和他谈心，帮助他分析。问了几个问题以后他就说你别问了，告诉你吧，我偷东西了，但是我又放回去了，谁都不知道。具体什么事就不肯再往下说了。前年他主动再跟我提起这个事，说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他参军了。他说以前在少林寺，觉得社会上和他一样的人多。来了部队才觉得和他哥，就是和你一样的人多。”

他回到招待室时已响过熄灯号。外头下雪了。广大空旷的天地间，每一片雪花都标示出风的力道和方向，在窗外，在他眼前连缀而下，蕴藏着沉甸甸的寒光。

小弟七岁那年，村里来人通知说他们家正好占在村里预备施工的道路上，房子要被推倒了。父母动身去县上打工，奶奶将他和小弟接回老屋。

那天村里通街的施工队拿着铁锹在干活儿，推土机在推土。他和小弟还有村里几个小孩围着推土机团团转。这时村主任来了，把他们几个小孩叫过去，说你们别乱跑，我给你们安排个好活儿。村主任让他们在推土机后面捡砖石块子，拾起来往道路两侧扔，并许诺等干完了活儿，给他们发“义务工”的薪酬。他们一听干得十分卖力。傍晚，他们几个去找村主任要钱，村主任从兜里掏出笔来写了个纸条，让他们拿着纸条去大队部，找任何一个人都行。他们拿着纸条去了大队部，找到一个大队部的年轻小伙，当时那小伙是专门扛着摄像机给领导摄像的。他看了一眼纸条说，跟我来吧，就带他们去了大队部的楼道地沟。那里满地的酒瓶子。小伙说，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于是每个人都把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手里也拿了好几个。取了酒瓶，他们直奔村里的小卖部。那时一个啤酒瓶可以换一支很好的雪糕，要是换单晶，可以换一大袋子。他们没舍得把所有酒瓶都换了，就换了五个瓶子。几个小孩商量一下，把剩下的酒瓶藏到了村后的麦垛里。他记得那时和小弟每天一想起来，俩人就跑去看看瓶子少没少。看了好几回，还真发现瓶子少了。

一天有个小孩跑来家里，说小弟溜进大队部的楼道地沟捡瓶子，赤着脚踩到一把二齿钩，钩子一下扎透了小弟脚底，流了好些血。他赶到时，小弟已经自己把二齿钩拔出来了。他背起小弟跑到村里的药铺。医生给小弟消毒包扎时，他去对面的小卖铺给小弟赊了一双蓝色的小拖鞋。

那时正是夏天，小弟脚疼，喊着咽不下去煎饼。傍晚，他带着小弟去钻树林照知了。他把剪下来的废轮胎条、破棉絮和干柴堆在地上，倒上油点燃，过后拿起木头杆子敲打树枝。知了纷纷惊飞出来，见了光扑向火堆，小弟就坐在一旁往塑料袋里捡。两个多小时的工夫，捡了小半袋子。往家走的一路上，知了在袋子里吱吱乱叫，谁碰见了都问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他背着小弟快走到村口时，看见奶奶在不远处干土方活儿。大队干部用白灰画的线是按家庭人头分的，每个人分几米。要求挖出的沟一人多深，一米多宽，两侧掏成斜坡，再用铁锹修出型来。工地上都各干各的，没有人相互帮忙。男劳力干得快，干完就回家了，剩奶奶还在默默地干。他从沟里走过去，趴在他背上的小弟把袋子提到奶奶面前。

奶奶伸手戳了戳袋子，问这是什么？

他本想大声喊出来。这时突然觉得脖颈后头有点痒，站起来低头一摸，捏出来一只虫。

比瓢虫小，圆圆扁扁的。

“这就是草瘪子吗？”他自言自语。

待车队从浓荫覆盖的崖壁下穿行而过，他眼前连天漫地的帕米尔黑夜，被天顶一轮皓月照亮。墨色山体，铝灰的积雪。少顷，车队再次驶入峰岩夹峙的狭长山道，他眼前仍旧留有刚才一幕的清辉。

那晚在阿吾斯奇的图书室，军医从书柜里拿出一幅字赠他。说知道他要上山来，特意练来写的。

他接过字在桌上展开。写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他对军医说，自己还没成家，这怎么受得起？

军医摇了摇头，说这哪是写给相好的，是苏轼七年没见着苏辙了，苏轼想他的弟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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