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肖像油画里右一）是西方派来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当时只有三个人会讲中国话，他是其中之一。　　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建的广雅书院。图中对联是张之洞为书院题写的对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移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广雅书院图书馆洋人讲课　　老城纪事梁 驹作为广州口岸这个最早的外贸基地来说，学习外语已经不是稀罕的事。十三行的搬运工很早就“发明”用广州话来“说”英语、葡语、印度语等等，如英语的Today(今日)就用广州话“土地”来代替，甚至编成一本书叫《鬼话》，以致一个外国学者说“我常常想是谁最先把外国话创化成为一种当地语言，应该在他的祭台上点起红烛献祭清茶……”当然，对日益深入的中外交流来说，这种简单的会话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公元1861年1月13日，由总理通商事务大臣恭亲王奕奏请，先在北京，渐次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同文馆”（即外语学堂），培养外文翻译及外交事务的人才，并学习西洋的科学。他说，“……欲悉各国情况，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经批准后，首先成立英文馆，陆续又成立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各馆，都以培植外语翻译人才为中心任务。到了1866年，北京同文馆决定扩大范围，12月11日，由奕奏议在各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文馆以外，专设一馆讲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这一创议非常重要，把单纯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学校，推向为改良主义的温床。奕在奏折中写道：“……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求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苟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仍无裨于实际……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巳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1广州同文馆旧址即今日之广州朝天小学。广州同文馆的创立，后于北京同文馆两年，即是1864年6月23日。同年8月7日，由首任同文馆提调(校长)王汝梅转呈广东巡抚上疏陈明同文馆成立并附章程。章程规定招收学生20人，于驻防满州旗和汉军旗的子弟内共取录16人，本地人4人，年龄都在满14岁至20岁之间。这20名是正规学生，由政府供给膳宿和发给助学金。另外由举人、监生、秀才之中拔选10名，自备伙食入学。初定修业年限为三年，毕业后分到广东省内各重要衙署担任译员的职务。每年年考，由广东巡抚派员监试，成绩良好的，奏请给予七、八、九品顶戴的功名，如遇需要，也可于学生中抽调外语优良者，临时担任“华洋纠葛事件”的翻译。广州同文馆为初级，修业期满后，可以升上北京同文馆，北京同文馆毕业后还可以选派出洋留学，为“洋翰林”。广州同文馆馆址设在西门惠爱三约朝天街，即是现在中山六路朝天路，初是拆拼民房改建而成，校舍广阔。由于经费充足，其课堂、宿舍、膳房等基本建设均极宏伟。其后沧桑屡易，经过广东军阀政权、民国政府、敌伪统治等时期，陆续被利用来做不同程度学校的校舍。解放后，改为“朝天路第一小学”，是越秀区较大的一所小学。它的前门由于修建马路而稍有变迁，非原状，内部建筑更有所扩充。昔时旧状被保存下来的，已经剩下十分之二三了。顺便说一句，政府应该在现今朝天小学门口挂上纪念牌匾，说明当年情况。广州同文馆直接归两广总督管辖，总督任命总办一人、会办三人管理校务。最后一任总办是由粤督岑春煊委张鸣岐担任(张后来继岑任粤督)的。同文馆经费主要由海关拨付，当时中国海关操于英人之手，英人赫德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因此同文馆与海关的关系较深，历任的同文馆英文总教习均由海关总税务司介绍，手续上则由总办向粤督荐任。馆内设四个分馆，即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和日文馆。各分馆设总教习一人、学监一人，总教习均由总办推荐外国人担任，随着时代变迁也有变更。如英文馆有一届总教习为英人森马士，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上海海关税务司，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推荐，是一个讲究礼貌的英国绅士；法文馆总教习马尔德是一个资本家；俄文馆教习萨泽基是一个研究物理学的；日文总教习为小川，是学法律的。外文教习薪水较北京同文馆为高，年达1200两纹银，而汉文教员的报酬则甚低，尽管是翰林、举人出身，月薪亦不过数十元至百余元，相差近十倍。外国总教习出门坐轿子、藤兜、轿夫三名，穿白布制服，绣红字二行“同文馆总教习”。气派之大，远非中国教员可比。当时沙面划分英租界及法租界，英、法、俄总教习均住沙面，惟日本总教习小川则住城内抚台衙门附近之联新街，今之连新路雨帽街。2翻译中国民间故事为英语读本。这些故事，多为学生所熟知，学习英语，容易领会。广州同文馆最初只以英语的学习为主，汉文为辅，除提调主堂校务外，仅设外国教习一名，每天教授英语文字共三小时，设汉文教习一名，分教习二名，以其余时间教授汉文。1867年，北京同文馆特别是科学馆的学生，依赖教习译成的课本受业，外文成绩不佳。所以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奏请于上海、广州两同文馆毕业生中，择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