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近代，中华民族命运多舛。因为战争，在上世纪前半叶，除了尊严，这个民族几乎失去所有能够失去的东西。上世纪的后半叶，这个民族奔波于果腹与温饱之间。千禧年后，在我们有机会重回世界之巅时，爆发了中美贸易战。上世纪欠下的债，终要这个世纪来还。在这一次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不再是枪炮，而是不足一握的半导体芯片。

半导体是一种特殊的材料，这种材料有时表现为导体，有时表现为绝缘体。地球蕴含许多半导体材料，最常见的是石块。与传统的木匠活相似，将这些石块加工成半导体芯片，需要使用许多设备，经过多个步骤。木匠活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家什儿，芯片的制作也是如此。

芯片制作的第一个环节是设计，等同于木匠活里的手艺。在设计环节结束后，工程师需要向半导体工厂提供刻在芯片上的图形文件。今天的半导体芯片集成了几十亿个晶体管，使用手工绘制这个图形并不现实。工程师需要书写程序，然后借助EDA (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 工具，将程序转换为图形文件。

EDA工具的提供商经过多年的优胜劣汰后，Synopsys、Cadence与Mentor三家瓜分了绝大部分市场，这三家本质上都是美国公司。EDA厂商除了提供工具之外，还为工程师提供了许多组成模块。在今天的半导体芯片内，包含了几亿到几十亿个晶体管，工程师们不可能再从一颗颗晶体管开始搭建，会使用许多已经实现好的组成模块。

有些模块可以从EDA或者其他厂商处购买；有些模块需要自己实现；还有一些模块即便是自己实现，依然需要给他人支付专利费用。高通在通信领域中的一些算法，只要你使用了就要付费，高通不需要为此提供任何技术支持，仅需要派出几名律师。诸如此类的条款，在半导体设计领域随处可见，只是没有高通这样霸道，这样引入注意。

工程师完成设计工作后，将图形文件提交给半导体工厂，半导体工厂需要备齐各类原材料与制造设备，制作出一颗颗芯片。半导体芯片分为两类，一类是分立器件，一类是集成电路。由一个独立的二极管或者晶体管构成的芯片，被称为分立器件；集成电路是将多个晶体管、二极管、电阻和电容等元件互连在同一个晶片上，所构成的芯片。

Kilby，将多个晶体管组合在同一个半导体晶圆上，发明了集成电路。集成电路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其后诞生了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的持续正确，推进了整个产业的发展，也逐步提高了半导体制造的门槛。Noyce时代的集成电路并不难做，使用木匠活的墨斗加斧刨锯凿加工即可。而后集成电路由摩尔定律指引，每两年在同样大小的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增加一倍，使芯片的制作愈发艰难。

摩尔定律推动了集成电路的进步，也使得半导体设备所需提供的精度，从毫米开始，过渡到微米，最后步入到纳米世界。在纳米世界中，半导体材料的通行法则不是传统的经典物理，而是在上世纪初兴起的量子力学。没有量子力学的突破，半导体无法到达今日的高度。

现代智能手机中的处理器，已经集成了几十亿个晶体管，设计复杂度不亚于一座北京城。但是这个北京城需要在指甲见方处搭建，这对设备精度提出了近乎无限的追求。这使得激光，这个至今为止，人类所能控制的，最准的尺与最快的刀，参与半导体制造成为必然。

光刻相当于传统木匠活中的墨斗，主要用来打线测量；加工半导体晶圆的是蚀刻、研磨、切割、打孔这些设备，相当于木匠活中的斧刨锯凿。半导体制作的第一步，是使用激光将准备好的设计图案印在晶圆上，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光刻，之后斧刨锯凿协力，制作出一颗颗芯片。

在现代半导体晶圆制作中，光刻占据了大约40~50%的时间，其他制作步骤紧密围绕着光刻进行。因此半导体产业的所有制造设备可以简约为两类，光刻与辅助光刻的设备；硅这个主材料之外，剩余的材料也可以简约为两类，光刻与辅助光刻的材料。

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的进步是摩尔定律持续向前的源动力。摩尔定律的持续正确，使人类获得了更强的计算能力；计算能力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设备与材料的发展；设备与材料的持续进步，捍卫着摩尔定律的持续正确。这使得摩尔定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真理。整个半导体产业，在这个自身能够驱动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奋而向前。

在半导体产业中，设计与制造紧密相关，材料与设备耦合在一起。设备与材料的前进步伐缓慢，研制周期漫长。这使得貌似可以通过良性循环，而无限上升的产业总会遭遇波折，使这个产业呈现出一定的周期。从半导体产业诞生之日起，形成这个周期已经成为必然。

源自于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诞生后，引发了欧美日所有巨头的关注。IBM、HP、摩托罗拉、飞利浦、西门子、NEC、东芝、日立前后进入半导体产业。在当时，半导体工厂所需要的超重资产对多数小公司可望而不可及。

小公司没有钱，没有好工厂，但是可以加班拼命。上帝是公平的，赋予了小公司以创新。地处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公司TI，在1954年发明了基于硅的晶体管。晶体管的发明者Shockley，从贝尔实验室来到硅谷后，培养了IT史上著名的八个叛徒。后来这八个人成立了仙童半导体，为首的是Intel的创始人诺伊斯，他与TI的Jack Kilby同时发明了集成电路。

在当时，一个半导体公司或者大公司的半导体事业部中，不仅有半导体设计人员，半导体厂房的工人，还有研发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的科学家。

那时的半导体公司一定很热闹。一边是歪在椅背上唱着歌，异想着天开的设计灵魂；一边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非要分辨出是针头还是针尾先落地，Copy Exactly工厂哲学的捍卫者；还有一边是两耳不闻天下事的科学家。那时的半导体工厂在管理哲学上存在的一定不止是两难。到后期，这几伙人还能在一起上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看究竟是谁先挺不住离开这里。

1987年成立的台积电，打破了这个僵局，此后出现了一批仅从事制造而不进行设计的半导体工厂。设计人员纷纷独立，在整个硅谷、美国与欧洲，出现了许多没有工厂，仅从事半导体设计的公司。设计与制造的分离促进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这是一段属于半导体的黄金时代。

半导体产业的进步，推动了处理器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Intel的处理器进入奔腾时代；Apple、IBM与摩托罗拉共同发布PowerPC微架构；SUN与TI联手搭建SPARC芯片；还有将计算机体系结构推向巅峰的Alpha处理器。那是一个属于半导体与处理器的辉煌岁月。

处理器很快席卷了整个世界。处理器的性能更加强大，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也更加完备，完备的生产资料提高了人的效率。当所有人的效率都得到显著提升后，量变的积累引发了质变，全人类的合力重构了整个世界。电子信息时代终告降临。

在处理器的推动下，出现了程控交换机、以太网与路由器。在这些网络设备的基础之上，互联网崭露头角并迅速泡沫化。互联网产业需要许多服务器与网络设备，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半导体芯片。半导体产业在这个需求的刺激下，欣欣向荣也孕育着泡沫。这个泡沫很快与互联网泡沫走到了一起，相互借力，相互配合，搭建了一个巨大的空中楼阁。

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在达到5048这个高点后开始崩塌，半导体产业无法独善其身。至2003年，半导体产业进行大规模的合并重组已势在必行。我愿意相信，推倒合并重组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发生在2003年10月的摩托罗拉分拆半导体事业部。我愿意选择这个时点作为半导体新周期的标志，也愿意以此作为对摩托罗拉的回忆。

资本的无知叠加着行业的恐惧，半导体产业一片废墟。

互联网泡沫的塌陷，刺穿了半导体产业的泡沫。在2001年，半导体产业出现了大约30%的降幅，直到2004年，半导体产业才逐渐复苏。此后半导体芯片的需求在缓慢地上升，但是摩尔定律也顽强地走了几步，使得半导体芯片的集成度更高，在一定程度对冲了这个需求。

今天的智能手机，复杂程度远超之前的功能机，所使用的芯片数目却没有增加。在iPhone Xs中，半导体芯片不过30个左右。智能手机产业没有使半导体行业受益。随身听、卡片相机、GPS导航仪，还有许多曾经辉煌的产品，最后被塞入了智能手机之中。

智能手机从功能机时代的5亿部提高到15亿部，依然无法弥补这些消失的电子设备对半导体的需求。智能手机一路高歌的时代，也是半导体产业逐步低迷的时代。这个产业在资本的撮合下，在西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重组，以抱团取暖。

在智能手机时代，移动互联网风靡整个世界。智能手机打开了应用之窗，也关闭了硬件之门。应用为王的理念在智能手机时代逐步成立，夺去了硬件创新的接力棒。与应用场景相伴的是各类跨界的微创新，这些微创新会培育许多好公司，但不是伟大的公司。这使得在电子信息产业，我们将长期面临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伟大公司，有几个是听从了现有应用场景的意见，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精益求精，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之前经历的多数创新，是少数人对未知领域做出了准确预判，提前布局这个未来，是自己创造出新的需求，并指引着这个未来。

这些创新在初期，通常与当时的常理相悖，需要历经叛逆、前卫、流行与怀旧这个必经之路。机会如同小偷，来时悄无声息，走时方知损失惨重。无数公司因为错失一次创新的机会，远离了舞台中央。PC诞生之日，IBM持续质疑着Intel与Microsoft；乔布斯拿出第一部iPhone时，诺基亚的诋毁与否定，不是因为吃不到这颗葡萄。

PC之后不再有PC，iPhone之后不再有iPhone。这两个划时代的产品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这两个产业不是起始的百家争鸣，而是落幕的孤芳自赏。从2003年开始的，半导体产业的并购重组，伴随着PC与智能手机时代的结束而结束。此时西方已经没有剩下几个半导体公司，可以继续合并重组了。

更少的公司形成了更强的垄断。美国政府拿起这个垄断，作为武器。

在中美贸易战的前夜，美国在很多领域仅剩几个巨头在死撑门面。在中国加入WTO后，勤奋而聪慧的，能过得起苦日子的中国人抓住了一切机会，掏空了原本属于西方世界的下游产业。如今这些下游已经淹没在珠长三角的人海之中，很难再次回归欧美。

下游产业更加庞大的产值，更多的参与者，使应用场景集中于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勤奋的中国人，在下游产业中，没有给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也没有给亚非拉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任何机会。西方在PPT层面讨论IoT与AI时，华强北路已经把样品准备好了；西方考虑将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时，中国人在越南与缅甸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日夜。

美国人希望拿回自己失去的下游，中国人也不愿意在上游产业被持续勒索。东方的智慧与西方的哲学将再次碰撞，首先在半导体这个战场上一决高下。半导体产业一个全新的周期，将从这次贸易战开始，从东西方的这次碰撞开始，我们这一代人在退休之前，看不到结束。

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长达四十余年,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美国面临着经常账户与财政双赤字问题的困扰,中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回顾与分析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探讨其中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国际经济理论分析得知经常账户不平衡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上的差异,需要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调整,贸易措施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分析日美贸易摩擦历史发现,日本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自主创新应对了美国的贸易措施,但也存在错误的经济政策影响经济发展,贸易摩擦抑制产业升级等教训.中国应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对华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对华商品加征500亿美元关税、中国对美价值30亿美元的100多种商品加征关税、美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原产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看到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感到这个场景有些眼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刚进入日本银行工作的白川方明，亲身经历了当时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也见证了由此引发的日美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化。

    白川方明认为，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与那时的情况很像，但如今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上世纪60~90年代，日本与美国之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并最终升级为两国间的“贸易战”，造成深远影响。在近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嘉宾，回顾日美“贸易战”的历史，认为这段历史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有诸多启示。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家电业崛起，并在美国占据三成市场份额，巅峰时，对美出口占日本彩电出口的九成左右。但因为贸易摩擦加剧，在1977年，美日签订贸易协议，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业对美出口飙升，成为日本对美贸易高额顺差的核心产业。在美国的抗议和打击下，日本汽车厂家改为赴美投资、自愿限制出口、取消国内关税。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的纺织品、钢铁等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芯片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美国以反倾销、反投资、反并购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最终以日本对美出口产品进行价格管制等手段告终。

    年过八旬的日本欧力士（Orix）集团资深董事长宫内义彦见证了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也亲历了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他看来，美国与日本在那时出现贸易差距，最终却提出并要求日本实施限制出口等解决方案，“真是非常地奇怪”。

    彼时，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压力，日本政府放宽了金融政策，推出经济刺激项目，央行降低利率。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规定日元与马克（联邦德国的法定货币）应大幅升值，美元应大幅贬值。之后，上述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继而推动日元持续大幅升值。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年，大量的日元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特别是房地产领域，造成房产价格上升过快，形成泡沫。宫内义彦认为，当时的政府“犯了一个错误”，想要打破房地产等领域的资产泡沫，以使之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进行了矫枉过正的调整”，造成消费物价指数（CPI）过分下降。

    “当时CPI根本就没有上升，没有泡沫。”宫内义彦认为，日本政府出现的误判，以及之后出现的经济泡沫，和将近10年的经济发展“停滞期”，从根本上是源于日美“贸易战”之后的一些列贸易、货币政策。

    “我觉得中国政府从日本的经验上学到了很多。”宫内义彦说。白川方明也认为，日美贸易产生巨大差距后，美国逼迫日本调整汇率，进行日元贬值，导致了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是造成日本经济泡沫和“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是不是要吸取当时的经验教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Kent E.CALDER）以商量的口吻提出，日本当年的贸易政策转变，以及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货币政策转变，影响了后续的很多机制，包括长期信贷、银行发展等。这对今天再次出现在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作为当年日美“贸易战”的亲历者，以及之后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之一，白川方明对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仍保持谨慎观察的姿态。他认为，对于“贸易战”这类带有明显政治属性的经济话题，需要更为理智、全面的思考，应该回归两个国家的“基本面问题”。

    以日本当时的宏观经济状况为例，白川方明指出，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国际上仍然很快，但与之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当时的决策者不能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希望通过加杠杆等措施来刺激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回顾当年的历史，他认为应该仔细研究“贸易战”背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等核心问题。以人口结构为例，恰恰是在日本“人口红利”最高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白川方明指出，在持续的贸易摩擦背后，更应该关注和寻找解决本国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办法。

    宫内义彦指出，当时面对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日本央行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要解决外部贸易摩擦、内部经济结构等问题，所依靠的不只是货币政策，还要通过财政政策来提高供给侧需求。“在现实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宽松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只有货币政策在发挥作用。”

    事实上，日美“贸易战”时，日本经济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所占比例较低。而今天，内需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最重要的部分。据宫内义彦介绍，如何稳定内需、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关注的头号大事。

    肯特·凯尔德认为，日本在“贸易战”期间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这也是一个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在自身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国内当时的体制转型过程并不成功，特别是全球化的过程太快了，反而毁坏了日本的一些机制。他指出，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日美“贸易战”的另一个主角。

    在他看来，美国在上世纪60~90年代将贸易逆差归罪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且逼迫日本把生产转移到美国，但直到今天，美国所面临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反而还在继续增加，这说明关键问题还是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

    “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同样是因为储蓄率太低，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林毅夫说。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从自身问题下手，而是继续盯着贸易逆差不放。他认为，中国再次面临着类似的情况，“这次我们有理由做我们该做的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4月17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