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药占比”，是指药品及卫生材料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取消药占比考核的信号，是在今年1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政策吹风会上传出。当天与会的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张宗久表示，新一轮三级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使用了合理用药的相关指标，取代了单一使用药占比进行考核。”

药占比一直被社会舆论诟病，是阻碍合理用药最大的敌人，从1994年“药占比”概念的提出，一直到今年取消考核，二十五载的光阴，见证我国药品费用水涨船高的历程，也见证了我国药监局，医院和地方政府就药品审批及集采持续反腐的结果。可以说药占比是体制内医院和市场化药企之间独特的产物。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药占比控制会如此艰难。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2017年底前试点医院将药占比降至30%以下”。之前药占比的调整，政策方面并没有如此细致的要求和雷霆手腕般的实施，但是这个信号一出，药占比立刻成为公立医院最头痛的事情，原因不外乎两点。一个是医院的整体收支结构还没有调整平衡，药占比作为重要收入要强行下调，而其他收入费用不变，医院有面临亏损的风险；二是市场药价并没有控制，医院单一控制药占比，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医生和药企间形成用回扣来补药占比不合格医生的罚款，要么就会形成高价药一律不用，让医院药品短缺。两点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字——“难”

然而药占比降低，就能让医生合理用药吗？答案是否定的。当年药监局获准大批量药物进入市场，是为了丰富医药种类。但是这些药都是以“辅助用药”名义开给患者的，这些药品治疗的病症种类有限，无法做到一种药治疗多种疾病。另外我国已有中成药发展滞后，疗效甚微，这就导致为了保证疗效，医生给患者开药时辅助用药几乎在两三种，甚至更多。采用单一药占比考核标准时，医院检查医生用药，医生控制药品使用，看起来简单有效。但是从疗效来讲，医生为了控制药占比在治疗过程中少开药，却无法保证疗效。如果保证疗效，有些疾病用药就要大量使用辅助用药，就无法实现药占比降低。更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为了保证这个30%的红线达标，医生和医院的变通多种多样：直接降低药品费用，就是高价药可以去自费药房，不走医院通道；还有间接降低药品费用的方法，就是将医院其他费用升高，进而降低药品所占比例，一样可以守住药占比的红线。当然还有医院不会在乎药占比的考核，医院可以直接将某类药品制定更高的回扣，与药厂结算的时候直接扣除，就能把药占比不达标的罚款给补回来了。毕竟和药品销售带来的利润，尤其是私下的回扣所得相比，惩罚力度太轻，罚款太少。

医改之路，药占比这座大山如何翻越？

2018年我国医保局准入高价抗癌药品，并且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目的是防止为了控制药占比而拒绝使用；

同年，我国医保局推出 “4+7”带量采购，中标的药品不纳入药占比考核。

两项措施很大程度上堵住了因控药带来的不敢开药，影响医疗效果的漏洞，也截住了药企与医院之间的私下回扣。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即便如此大的力度，许多医院仍然不敢进太多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因为医保总量控制并未改变。在总量预付制度下面，高价药依然占着医保的份额。

面对这样的问题，同样在2018年年底，医改关注指向辅助用药，与高价药的待遇一样，依然会纳入医保目录中，并且控制药价。再一次拦截私下回扣。

然而，大刀阔斧的政策，除了整治药价乱象，更应该关注保证疗效的合理用药，到底该如何实施？剔除了私下回扣，医生的收入又该如何保障？这些问题，后续我们会为您带来进一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