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硕士研究生已经不再是就业的“万金油”。现在很多硕士研究生就业时，心态更为平和务实，很多学生更多考虑的不是工作地点，而是幸福指数。

　　在宁波月薪两千能接受

　　讲述人：何欣蔚 女 院校：中国石油大学

　　她严格说来，并不算是“逃离北上广”一族，因为自己一早就认定，北京只是个中转站。

　　2004年，何欣蔚刚刚考入天津大学本科，暑假里，她去探望一个北京的亲属。从前门到南苑，她在公交车上晃荡了近两个小时。“堵车加晕车，我下车就吐了，从此以后我去亲戚家只敢打车。”何欣蔚说，相比之下，她更喜欢小城市那种近在咫尺的空间感。

　　大四时，何欣蔚决定考研，因为想进设计院工作，研究生学历是道门槛。“设计院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性较强的项目，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工作”。2008年何欣蔚因几分之差被调剂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读研。

　　对于就业，家人希望她在京读研后，能留京工作，毕竟在北京有亲戚可以照应着。可在昌平校区读书两年，何欣蔚对北京的高房价亦有所耳闻。2010年年末求职时，她毅然避开闪闪发光的大都市，转而投奔二线城市，寻求平静安逸的生活。

　　在年前第一拨求职浪潮中，何欣蔚抢占先机，如愿以偿与宁波一家设计院签了合同。“国企，隶属中石化，项目很稳定，总能有活儿干。”2000元的基本工薪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宁波不算高，奖金也要入职第二年才发，但何欣蔚寄希望于职业的安适程度与发展空间。“如果当初我选择本科毕业就业，月薪不过如此，但本科生没法进设计院工作。女生还是希望有个稳定的归宿。”

　　对于留京工作同学的高薪，何欣蔚倒是没有眼红。当年本科毕业选择就业的同学在京月薪5000元左右，两个月前，与北京三一重工企业有接洽意向的研究生同学，月薪被许诺高达6000元-8000元。宁波2000元与北京8000元的差异，被何欣蔚用户口和房价扯平。她说，从就学到就业，凡事不能一步到位，北京是过渡期，不是终点站。

　　去深圳中专教学不亏

　　讲述人：王振 男 院校：北京师范大学

　　他并不十分羡慕那些能签约北大附、北京四中的同学，因为他相信自己会在深圳过得很好。

　　今年春节过后，王振没有留在老家河南享受寒假，也没有赶回北京参加节后第一场招聘会，而是匆匆踏上南下的火车，去深圳艺术学校实习。不出意外，他毕业前将与这所学校签约。今年3月5日，王振回北师大准备毕业答辩，刚进宿舍，他就听说专业50多个同学中的大部分已有了工作意向，除了北大附、北京四中等名校外，也有国企和出版社。对此，王振并不十分羡慕，因为他觉得自己将来在深圳会过得很好。

　　王振读研时曾做过导师助教，当时他就向导师表达了“不死守北京”的想法。去年年末，深圳市艺术学校来北师大招聘老师，文学院老师推荐了他和另外两名女同学，比较后他胜出了。此后，深圳方面希望年后安排他实习。“我去深圳实习也是为了考察一下这个学校，双向选择啊。”王振说。

　　这次“考察”的经历让王振十分满意。“北京教师的月薪不算高，2000元到3000元，在深圳7000元-8000元，好的能达到1万。”王振说，在北京挣3000元不能申请廉租房，而在深圳工作转正后，可以申请30平方米的房子。“一室一厅一卫，月租金300元。”他说，深圳和北京的消费水平相当，吃顿午饭都是十几元，超市商品价格也差不多。“北方师范生在深圳很受欢迎，尤其一听我是北师大研究生，都挺认可的。”

　　“身为研究生，会不会觉得去中专教课屈才，况且又是去艺术院校教语文?”记者问。王振坦言比较近时常有人问他相同的问题，他首先解释说，他明显感到深圳艺校学生文化程度和素质并不比北京孩子低。“我读研时做家教，教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孩子，所以有对比。此外，我个人很喜欢艺术和音乐。”比较后王振强调，“都说找工作难，实际上是有些人太浮躁，太挑剔，只要脚踏实地，总会找到适合的工作。”

　　清华大学老师王丹：鼓励毕业生去地方工作

　　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王丹老师称，今年用人单位的热情较高，积极踊跃地提早来学校揽才。截至目前，清华的签约率进度基本与去年持平，因为尽管用人单位和研究生“一见钟情”的情况比较多，但“闪婚”的少，因为研究生在择业的时候往往比较慎重，一般会多考虑几家。王老师表示，由于清华很多本科生毕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目前就业以研究生就业为主体。来校园大型招聘会的一些用人单位如果在学历上作出要求，如直接表明招研究生以上学历，那么研究生的选择相比本科生更宽泛、灵活一些。“可塑性强、实际操作类型的岗位更适合本科生，而应用型的岗位更适合研究生。”

　　对于限购令是否会对研究生造成心态上的影响，王老师称，“我上午和学生聊天时，他们提到了幸福指数，可见目前同学就业心态比较平和，会对未来的发展作出综合考虑。据王老师介绍，今年鼓励毕业生去地方基层工作也是清华就业工作的一个特色。目前，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十几名定向选调生已经与重庆、广西等地地方单位签约。

有真迹就有赝品，中国书画的造假历史和书画发展历史一样“源远流长”，所以至今给后代带来许多烦恼。因为，判定一件有历史的作品的真与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不可能像一些健在的当代书画家那样可以当面核实，其次，如果对艺术发展历史、古代时代特点不了解，就根本无能为力。因此书画真伪，一般最终的鉴定权都在资深老先生手里。但老先生的水平再高，谁又能保证其万无一失呢？谁又能保证同样资深的老先生对同一幅字画的真伪不发生分歧呢？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字画鉴定中现代化科技手段运用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在利用科技手段鉴定字画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笔者不久前专程拜访了该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欧阳津教授。

谈到这个项目最初想法的由来，欧阳教授笑着告诉笔者，那还要感谢法国的卢浮宫。1997年春，欧阳津与堂姐欧阳启名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参观时，不经意间，姐妹俩谈起法国的科技工作者正在对卢浮宫里的油画进行化学分析。受到这一启发，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东方美术史的欧阳启名问当时留学比利时根特大学，学习分析化学的欧阳津能不能用化学分析的方法鉴定中国的字画呢？妹妹表示可以试试。俩人进一步探讨了这种新的鉴定方法的可能性。谁承想，四年前偶然的探讨四年后竟变成了现实，2001年，她们就真的承担起了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字画鉴定中现代化科技手段运用问题的探讨与研究”。艺术与自然科学就从这种不经意的姐妹谈话走向了最终的学科的交叉。（这也是最让笔者感兴趣的地方）

中国字画的辨伪由于难度非常大，一般最终的鉴定权都在资深的鉴别界的老先生的手里（除非字画作者本人依然在世）。这一工作需要鉴定者具备极其丰富的鉴定经验、宽广深厚的学识，而这需要长期不断的积累，单靠读几本书，看几件文物是远远达不到的。在他们眼里，字画鉴定是一门学问，是其一生的学识和经验的厚积薄发。但老先生的水平即使再高，谁又能保证其万无一失呢？谁又能保证，两位同样资深的老先生对同一幅字画的真伪不会发生分歧呢？毕竟经验是属于主观的范畴。

    2001年8月，欧阳启名与欧阳津等申请到了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字画鉴定中现代化科技手段运用问题的探讨与研究”项目。经过近三年的努力，2004年4月7日该项目通过了鉴定，可以说是在鉴定中国字画方面应用科技手段的尝试，或者说是在为专家的经验性鉴定寻找客观证据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潘家园旧货市场在北京的收藏界应当说是非常有名的，在这里，在任何一个卖字画的摊位上，你都有可能发现著名书法家启功、沈鹏、欧阳中石和刘炳森等人的“书法作品”，每人的“书法作品”几乎都有一摞，而且十分便宜。毫无疑问，这里面十之八九都是赝品。而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欧阳津就曾经专门到这里买过赝品。欧阳教授告诉笔者，她当时以每幅15元的价钱买了七幅欧阳中石的“书法作品”。其实，对她来说，如果要从伯父欧阳中石那里得到一幅真品，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还会一分钱都不花。但为了科研，她只能从这里买赝品，她要把这些赝品上的图章与她所得到的欧阳中石的真品图章作一次化学分析。

从回国后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欧阳启名处，欧阳津了解到，书画家在使用印泥上都有自己的习惯，也有自己喜欢的颜色。书画家在一个历史时期总是会买同一个牌子的印泥，并在这种印泥里掺入一些其他成分，以使印章的颜色更深，或更鲜亮。有的名家甚至还在印泥中掺中药，以保证它的色泽不变。欧阳启名觉得书画家的这种习惯对于鉴定书画的真伪十分有利，因而她建议欧阳津先从鉴别印章开始。

    参考欧阳启名的建议，从2001年8月开始，欧阳津与清华大学分析中心的周群及北师大分析中心的马辉等老师合作，把作品上的印章作为突破口，对书法真品上图章的印泥和赝品上图章的印泥成份进行了化学分析。他们选用了多个样品，分别比较赝品的印泥与真品的印泥。

    课题组先后采用分子荧光法（此法可以对大多数文物做无损分析）和傅立叶变换近红外拉曼光谱法（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分析技术）对图章进行光谱分析。两种分析方法的结果均显示，真品图章的光谱图是一致的，而真品与赝品的图章之间则表现出了较大的不同，并且赝品相互之间也不同。

    为了证明试验的可靠性，研究人员又对赝品和真品的图章进行了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从红外光谱中，可以知道印泥的主要成份，真迹的成份与赝品的成份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此外研究人员还对样品进行了X射线衍射分析，也从印泥成份上区分了真品赝品的不同。

    欧阳教授告诉笔者，之所以使用这么多的方法测试印章，主要是看看哪种方法更适合辨伪。现在看来，将多种方法综合起来检测，基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出真品赝品的差别。

除了对印章进行测试分析外，欧阳津等人还运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和荧光光谱等化学分析方法对字画所使用的宣纸、颜料、墨迹等进行了测试。比如课题组曾对历史上6个时代的宣纸进行了光谱分析，发现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可以明确描述宣纸的化学成分，特别是一些纤维和矿物质的存在。通过对不同时代宣纸的比较，得到同一时代的宣纸具有相似的红外图谱，而不同时代的宣纸具有不同的图谱，特别是西夏用纸与现代宣纸的数据中所产生的差距基本可以用作年代的鉴定方法。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课题组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鉴定中国字画方面取得飞跃性的进展。但欧阳姐妹十分清楚这种方法并不是鉴定中国字画的唯一方法和决定性的方法。她们把这种方法定位于“为鉴定我国字画提供了科学的辅助手段和科学依据”。在她们眼里，现代科技鉴定方法与传统的书画鉴定方法并不矛盾。“传统的鉴定方法，是基于多领域知识和众多鉴定专家的经验而累积形成的，是一种‘软科学’，科技鉴定方法并不是要替代传统的经验性方法，而是为传统鉴定方法提供了辅助手段和科学依据。”

“原位无损伤”概念的提出

由于文物的特殊性（一旦损坏，很可能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对它们进行相关化学鉴定时，要求也是非常苛刻的，最好不能有一丁点儿损伤。特别是纸介的文物，很害怕强光的照射，因此不少人对采用光谱法进行字画真伪鉴别心存疑虑。而这个问题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受到了课题组的特别关注。1997年当欧阳启名和欧阳津在法国卢浮宫参观时，她们所了解到的法国鉴定油画的方法是从画作的颜料上取下一小块，然后再进行化学分析。不论从原作上取下多么小的一块颜料，应该说都是对文物的一种损伤。而且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西洋油画，对中国画就无能为力了。姐妹俩当时就想到如果要做这种鉴定，就一定要找一种对原作、对文物无损伤的方法。在实践中，她们摸索到了傅立叶变换近红外拉曼光谱法、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等既能分析出字画的物质成分，又不损伤文物。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瑾光证实说，测试时的红外光是非常弱的，不会对文物有任何损伤。

利用上述方法对文物进行鉴定，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是在鉴定的过程中采用无损伤的方法却是中国人的创新。专家们在鉴定这一课题时指出，该课题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感官指标与量化指标、有形分析与成分分析、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并用多种方法交叉验证，尤其建立于无损化学分析基础之上，显示出该课题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对建立完备的数据库和为书画鉴定提供科学的辅证依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立中国字画的“DNA”数据库

    应当说，2004年的课题结项，只是证明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中国字画鉴定的可行性，而要将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使这项工作进入操作阶段，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

    由于目前的书画鉴定主要是通过对检测样本进行化学分析，然后将样本图谱与真品图谱进行比对，根据比对结果是否一致来辨别真伪，因此，如果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字画鉴定，就必须首先要有真品图谱。为此，建立“真品样本数据库”就成了当务之急。

    2006年，欧阳姐妹建立数据库的设想，终于开始慢慢变为现实。这一年，她们的项目在北京市教委争取到了立项，获得了40万元经费支持。由此，数据库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事实上，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中国历史上书画名人众多，真品仿品令人眼花缭乱，如何收集到书画名家的作品样本？如何从汗牛充栋的作品之中甄别出名家的真品？对于专家尚且不能统一意见的作品，又是否应该作为数据收录入库？相较于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言，在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那些诸如协调关系、凝聚共识、争取支持之类的操作层面的问题，恐怕更具挑战性。

“数据甄别确实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收集样本进行检测，然后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出其中的规律来，如此，才能保证入库数据的可靠性。”考虑到操作方面的可行性，数据的收集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来进行，也就是从当代中青年书画家入手，先把他们的数据收集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难度更大的古代书画名家的数据入库问题。一般而言，她们会请入库的中青年书画家提供一份用习惯用纸、习惯用墨创作的作品样本，上面还要有他们习惯用的印泥。通过鉴定纸张、墨迹以及印泥，基本上就能留下作者本人的“DNA”了。

    按照规划，数据库将在3年之内基本建成。目前，她们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部分中青年书画家的数据入库工作，整体进展比较顺利。下一步，她们所要面对的是难度更大的古代书画家的数据收集、入库工作。

    保存信息，古人用的是注录的方法。而今人建设数据库，则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数据库建成之后，还可以服务于社会。比如，可以促进收藏品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尤其是在进行文物拍卖过程中，可以使买家更加放心。笔者揣测，欧阳姐妹目前正在推动的这项工作的关键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单位地址：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楼221#（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