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该如何区分一个正常人和精神病人？或者说如果你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该如何证明你是个正常人呢？有人可能会说了我可以告诉医生我没病啊。这时医生可能会跟你说，所有精神病人进门的时候都说过这句话。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罗森汉恩带领7个正常人装疯混进了精神病医院，展开了一场秘密的实验。而这场实验的结果后来也震惊了整个医学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的故事。

大卫·罗森汉恩出生于1929年。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从1971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法律系和心理学系的教授。一天，他在给学生们上一堂关于精神疾病的心理学课程时，学生们都纷纷抱怨说，内容太过抽象，听得云里雾里的。当时是1972年，正值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到战场上送死，于是就以罹患精神疾病为借口，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大卫·罗森汉恩受到启发，突发奇想，不如搞一场实验来测试一下“伪装成精神病人到底有多简单”。

罗森汉恩召集了8名愿意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其中也包括他自己。8名志愿者中包括3名心理学家（包括罗森汉恩本人）， 1名研究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画家和1名家庭主妇。

他们8个人都没有任何精神病史，心理状况良好。罗森汉恩找到了位于美国5个州的12家精神病院， 有些是公立医院，有些则是位于高档住宅区的私立医院。8名志愿者分别被派往了不同的精神病院接受诊断和治疗，有的志愿者则分别被派往了几家不同的医院。同时，罗森汉恩还聘请了相关律师，以防志愿者因为种种意外无法顺利离开精神病院。不得不说罗森汉恩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否则这场实验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志愿者在接受诊断时，都统一声称他们有严重的幻听症状，会听到清晰的铛铛声，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但是其他生理心理特征都与常人无异。结果这8名志愿者均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需要入院治疗。搞笑的是，同样的症状，有7人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另外一人被确诊为躁郁症。按照罗森汉恩原本的计划，志愿者们成功进入精神病院后，则开始各自记录在院内发生的一切， 假装服药，然后向医生反馈幻听已经消失，回归正常人的样子，就可以马上申请出院。

但是事情的发展似乎完全脱离了罗森汉恩的掌握。在精神病院中，志愿者的一切行为，甚至包括洗澡如厕都会被严密地监视。医生和护士会当着他们的面，若无其事地讨论他们病情。当他们在过道里遇到医护人员尝试打招呼时，都会被直接无视。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被贴上非正常的标签。

比如说，当罗森汉恩在接受临床诊断时，只是用一种最平常的口吻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医生却在他的病历上写道：“情绪低落”和“心理状态不稳定”。另外一名志愿者描述他的生活说，婚姻很幸福，但是偶尔也会和妻子吵架。极少数的情况下，孩子太顽皮的话，也会教训一下他们。结果医生给他写的病历却是：“控制欲强，时常被愤怒的情绪左右，爆发时会对妻子和孩子动手。”

不仅仅如此，当他们在走廊散步的行为，会被护士贴上“情绪紧张焦虑”的标签。有一位志愿者是左撇子，用左手喝水吃饭，结果在医护眼中也是精神病患的症状，因为正常人都是惯用右手的。

一次一位志愿者在记录时被护士发现了，正当他紧张他卧底的身份是不是要被识破了的时候。出乎他意料的事发生了，护士根本就不屑于看他记录的内容，直接在病历上加上了一条“胡乱涂写”的新的症状。如果他们试图解释之前的幻听都是假装的，他们根本没病也拒绝吃药的话，医生只会认为他们的病情又加重了。换了的是吃更多的药，被关更久。与此同时再加上一条新的症状“妄想症、爱说谎”。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医护人员不愿相信这8个志愿者是假货，病房里的精神病患们却发现了“新病友”们的不对劲。有病患甚至公然问一位志愿者说，“我知道你没疯，你到底是记者还是教授？” 而志愿者们也发现，那些所谓的精神病患中有好多人似乎也不是真的疯了，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异常行为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医护人员的无视和非人对待而引起的怒气和挫败感，但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精神病症状。当志愿者偷偷地将药丸冲进厕所时，竟然发现有一部分患者也在悄悄地做着同样的事。

不过不管他们是真疯还是假疯，“精神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更改或去除。不仅仅是医生认为他们有病，就连患者的亲友也同样认定他们有病，久而久之，病患本人也开始频繁地做出一些和精神病标签相一致的行为。

在卧底期间有一件事让罗森汉恩印象深刻。一名护士竟然在满是患者的病房里解开了胸前的扣子，这表明在护士看来，精神病患者都算不上“真正的人”，也不配得到任何的尊重。患者还会被搜身，被语言或身体虐待，甚至被当作是疾病的传染源。在这样的怪异环境下，很多时候所谓的精神治疗，实际上是让病情更加雪上加霜。

最终参与实验的8个志愿者都纷纷承认自己确实是有病，然后在律师的帮助下，陆续出院了，但出院的原因不是“痊愈”，而是“暂时好转”。8个人住院的时间从7天到52天不等。罗森汉恩事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整理实验资料，于第二年在学术期刊《Science》上发表了研究论文《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批评医学界根本不能分辨正常人和疯子，在整个精神医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无疑是对精神病诊断标准最强有力的抨击。在罗森汉恩的实验发表后的十年里，数十家美国精神病相关机构倒闭，整个美国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下降了近50%。

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医院对实验结果表示不服，强烈要求罗森汉恩重做实验，并且表示这次他们一定能准确地区分谁是真正的患者。无奈之下罗森汉恩答应安排了第二个实验，称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陆续安排假病患混入医院，看看院方能否分辨。结果一家医院对新来的每一个患者都发放了一份10分制的病情调查问卷。9~10表示该患者确实生病了，而1~2则表示强烈怀疑这是一名假病患。 该医院自豪地说，他们一共分辨出 41 名假患者。结果罗森汉恩再一次打肿了他们的脸，他说他这一次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假患者。

那么精神医学界究竟如何判定一个人是正常的还是疯了？

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时期，教会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其中也包括医疗领域。可以说教会医学和人类医学一起构成了中世纪医学。教会医院中，僧侣、修士充当着医生的角色。如果你生病了，他们会带你一起祈祷求上帝的宽恕，因为他们深信生病是上帝对做错事情的人的惩罚。当时在天主教的道德观里，心神不宁，过度纵欲、贪婪爱钱都被认为是疯子的表现，是灵魂受到魔鬼诱惑而偏离了上帝。 著名的中世纪猎巫行动就是当时人们对所谓的疯子的清除行动。教会甚至认为男生会阳痿，都是因为女生跟魔鬼勾结。判断女巫是否有罪的方法就是将她们捆起来丢到河里。如果浮起来就证明女巫已经受到魔鬼的诱惑而疯了，她们就必须被送上火刑柱。如果沉到水底，则表示她无罪，不过反正她也浮不起来了。可以说中世纪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1000多年里，是宗教垄断了对疯狂的定义。

从17世纪开始，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疯狂的看法。当时颇为流行的观点是身体就像是一部机器。思想、情感及行为的异常是感觉器官及神经网络异常导致的问题。18世纪，医学界出现了“神经症”这一术语，把精神病归咎于神经系统有形的损伤，或者脑部病变所导致的不正常状态。

那时，疯狂的定义不再由教会说了算。与此同时，从17世纪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监禁机构。被监禁的人不单单是所谓的疯子，还有乞丐、流浪汉、穷人、失业的人员等等。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是不工作，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曾经宣告游手好闲不工作就是社会的乱源，而对疯子们的监禁也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定下的社会秩序。监禁机构不单单是这些人的收容所，也承担“归顺治疗”的功能，把疯子们转变成适应社会的劳工。所以并不是先有了精神病医学的一套诊断和治疗标准，才有了精神病患者。而是先把可能对社会秩序产生威胁的人关起来，让他们像白老鼠一样，成为可以被研究的对象，才发展出了精神医学的知识，合理化这种监禁行为。

18世纪中期，旋转疗法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主要方法。将患者固定在床板或者椅子上，高速转动一下，狂躁的情绪会立刻消失，原因也很简单，患者直接晕了。而这种“转转更健康”的疗法的发明者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不过，后来人们发现旋转疗法会人工诱发癫痫，所以这种治疗在1970年前后被叫停。

19世纪时，出现了一种拘束椅，简而言之就是把患者固定在椅子上，对其进行电击，抑制脑部供血还能起到剥夺感知的作用。不过与这些相比最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还是20世纪风靡一时的“脑前额叶切除术”。

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男主角为了逃避监狱的强制劳动，装作精神病患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放荡不羁的他无法忍受疯人院死气沉沉的生活，对医院的制度发起各种挑战，还联合其他精神病人策划一项“逃离疯人院”的计划。最终他被院方以“康复手术”之名，彻底弄成了傻子。而院方给他做的手术正是脑前额叶切除术。这项手术的发明者是葡萄牙神经病学家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1935年，莫尼兹（Egas Moniz）偶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看到了耶鲁大学的一项最近研究成果，两只黑猩猩的脑前额叶被损毁之后，变得异常温顺。原本这项研究并没有在当时引起多大的反响，可莫尼兹（Egas Moniz）却意识到，也许这个可以应用到精神病治疗上。就在同年，莫尼兹第一次尝试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头颅上开了一个洞，向脑额前叶当中注射乙醇来杀死神经纤维。但是乙醇容易伤害到脑部其他无关的区域。不久后，莫尼兹（Egas Moniz）专门设计了一种被称为“脑前额叶切除器”的手术刀。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噩梦的开始而已，真正让这项手术风靡世界的是莫尼兹的一个“粉”，沃尔特·杰克逊·弗里曼二世（Walter Jackson Freeman II）。

他改良了莫尼兹（Egas Moniz）的手术，不需要开颅，只用一根筷子粗细的钢针从病人的眼球上方凿入脑内，而后徒手搅动那根钢针，就足以摧毁病人脑前额叶。手术简便快捷，甚至不需要手术室就可以实施。弗里曼还给这项手术起了个优雅的名字“冰锥疗法”。接下来的几年了，他走访全国各地精神病院，去展示他的手术，到后来甚至25美金就可以做这样一个脑前额叶切除术。20世纪40年代，冰锥疗法已经成为了行业内公认的精神病最佳治疗手段。家里的小孩子不乖，没关系，冰锥疗法治一治。厌食症？狂躁症？甚至是智力低下，冰锥疗法几乎是包治百病妙手回春。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仅在美国就实施了4~5万例这样的手术。1949年，手术的发明者莫尼兹也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这绝对是诺奖历史上最眼瞎的一次了，很多人在术后都产生了可怕的后遗症，表现出类似痴呆、智力障碍等迹象，甚至还有很多死亡案例。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亲姐姐罗斯玛丽·肯尼迪就因为智力障碍和脾气暴躁被送上了冰锥疗法的手术台，而手术的结果也非常糟糕。术后，罗斯玛丽几乎成了一个整天只会发呆的“木头人”。1970年左右这项手术在世界范围内被彻底禁止。但人们对于精神病治疗方法的探索却从未停止过。

为了方便诊断和合理化治疗，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于1952年出版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被全世界医生奉为精神疾病诊断的宝典。至今为止「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已经从最初的第一版进化到了2013年最新的第五版。值得一提的是，罗森汉恩实验中的志愿者们就是被DSM第二版判定成了“精神分裂症”。

英国医学社会史教授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疯狂简史」一书中指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一版只罗列有100多页的疾病。可到了最新的第五版，疾病数量却达到了900多页。为什么发明的新型治疗方法越多，药物越多，人们的精神疾病却不减反增呢？到底是越来越多的人真的罹患了精神疾病，还是社会贴的标签让我们以为自己有病？

疯子在右》的作者高铭，耗时4年深入精神病院，与数百名“非常态人群”直接接触后，以访谈形式记录了50个精神病患的所思所想。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大概失联了一个月之久，公司同事和家人都联系不上他，当警方找到他家破门而入的时候，发现他赤裸着身体，黑着灯坐在屋子里，一脸茫然地看着惊慌的警察们。后来，他就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作者高铭在精神病医院里找到了这位患者，听了他的故事。他从4年前开始，每年会花一段时间闭关，最开始是24个小时，后来到几天，一个多星期，最后这一次，他以为他只闭关了一个星期，就跟家人说他要出差一周，可没回过神，一下子过了一个月。

他说每次闭关时，他会拉掉电闸，不接触任何电子设备，不看书也不看报，不和任何人交流，甚至不会穿衣服，渴了喝水，饿了就吃没有任何味道的白馒头。但是每次闭关之后，都会感觉身体的五感像被重新唤醒，甚至会产生超感觉。以前想不通看不透的事，瞬间就领悟了。他举了一个例子，每次闭关结束后他都会为自己准备一个苹果，作为“重新回归”的标志。当他咬开苹果的一瞬间，果汁放肆地在舌尖溅开，野蛮地掠过干枯的味蕾，果肉中的每一个细小的颗粒都释放出满满的苹果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齿尖游移，刚刚被冲刷过的味蕾几乎是虔诚地向大脑传递这种信息。高铭听着他的描述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那天高铭从精神病医院回家的路上特地买了几个苹果。不难发现，故事中主人公的精神病行为，与宗教修行中的“禅修”非常相似。除了每年的闭关之外，他平时与正常人毫无差异。所以他是真的有病，还是被我们贴上了有病的标签呢？

世界上76亿人口，不可能只有一种性格，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克斯（Thomas Szasz）在他的著作《精神医学，一门说谎的科学》（Psychiatry： The Science of Lies）一书中指出，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拿得出精神病的生物学证据。

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精神疾病，它只是一个人造的神话。而这个神话之所以得到了认可，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理掉那些不遵守社会秩序的人。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人群饱受精神问题的折磨，他们需要外人通过强制的方式来帮他们减轻恐惧和痛苦。但是所有被确诊的精神病人都需要接受强制治疗吗？

要知道在1975年之前，同性恋在西方国家还被认为是一种病。直到2001年，中国才把同性恋从《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删除。而目前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都已经将同性关系合法化。历史的变更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纯粹客观的精神疾病。也许真的像17世纪被强制关进英国伯利恒疯人院的剧作家纳西尼尔·李(Nathaniel Lee, English dramatist）所说的那样，“他们说我疯了，我说他们疯了，可该死的，他们的人数比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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