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一部经典《围城》，

告诫我们：“婚姻是围城，

说他是民国第一毒舌，也许只有鲁迅不同意。鲁迅的毒舌是针对敌人，他的毒舌是针对所有人，

除了鲁迅，一个女人，一只猫。你应该猜出来了，他是钱钟书。

他就是那个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的刻薄人。平生论文人只服鲁迅，女人只赞美妻子杨绛，此外只爱他们家的猫。

你知道钱钟书为什么叫钱钟书吗？钟书钟书，钟爱读书。确实就是这样的，钱钟书一岁时抓周，什么都不要，就要抓书，因此有了这个别名。在这以前，他一直叫伯父给起的名字“仰先”。

钱家旺二房，不旺大房，钱钟书伯父多年无子，钱钟书一出生，父亲就决意把他过继给伯父，让伯父一房有个安慰。伯父盼望儿子很久了，对阿先非常慈爱，要什么给什么，爱干嘛就干嘛。

在这种自由无拘无束的环境中成长，阿先释放天性，爱读书、痴气旺盛，还最爱胡说八道。古今人物，逮着谁都能挑出一通毛病。

亲爹看着实在忍不住了，也顾不得过继这回事，管不了大哥的颜面了，直接管教阿先：“你不要乱说话啊，在家乱说话成习惯，到外面乱说可就会惹祸。”

怕阿先左耳进右耳出，亲爹还直接给他起个名字——默存，默存典出《易·系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又出自汉扬雄《解嘲》：“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

总而言之，默存就是“你别乱说话”。

天天叫他，念叨到他烦，看他还记不记得这紧箍咒。人们常说“三岁看老”，又说“知子莫若父”，用在钱钟书身上实在适合不过，他一辈子真就如他亲爹所料——毒舌。

默存长大后，离开老爹，就更加放飞自我。同个时代的人，没有谁是他看得起的，没有谁是不被嘲笑的。

写《谈艺录》，就说王国维“笔弱词糜”，写《管锥编》，就说陈寅恪“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

说到陈寅恪，钱钟书最看不过的，要数陈寅恪花那么多的精力去讨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还花那么多力气为妓女柳如是作传。

钱钟书有次讲课讲到这个，毫不客气地说：“这样做，跟西方研究史上那些‘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也没什么区别。”

写《围城》，也不忘调侃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说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只是文人卖搞笑，上不了幽默的境界。

台湾学者水晶遇上钱钟书时曾问他：“张爱玲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钱钟书说：“挺好的，挺好的。”

水晶很高兴，跟人说：“钱钟书很少夸人的，但他跟我一样夸张爱玲。”

后来有人向钱钟书求证，钱钟书说：“我知道那人是研究张爱玲，不好当面驳他面子。”

其实钱钟书骨子里还是不服张爱玲的，他真正看得上的同时代人只有鲁迅：“鲁迅文章是写得不错……但他写不了长篇。”

钱钟书的毒舌本色，即使是夸人，也不忘挑出刺来。钱钟书的毒舌是一种难得的偏见，只对文不对人，他是情商低、乱说话，但今天这个“好好说话”的高情商时代里，别说文学了，任谁只要走出家门、跨出校门，要听一句发自肺腑的真话倒也难。

钱钟书狂妄至极，毒舌至极，但他有他狂妄、毒舌的资本。

1929年，钱钟书19岁，考大学，考清华。外文考了100分，国文考了85分，数学只考了15分，相当于比别人少考了一科的分数，但他总分也能在174个录取生中排57名。

这个故事常被鸡汤党拿来编故事，说是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钱钟书。录取钱钟书是罗家伦在任清华校长一大战绩不假，但绝不是破格录取，只能说当时的清华招人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1929年级清华校友周培智在《五十年前的清华》中写道：

一、凡是国、英、算三门主科中，有一科目考分在85分以上，一定录取；

二、各科平均分数及格，合乎入大学标准，也能录取。（见《清华通讯》新67期，第36页）。

按照这些标准，钱钟书怎么说都是正常录取的，他的国文、外文两门都在85分之上，就该被录取；总分在当年174名正取生中排57名，各科平均分也是在及格线以上，按哪条规则都被录取。

钱钟书进清华大学外文系后，吴宓教授很看重他，每次上完课，都在课室跟钱钟书多聊一会儿：“钟书，你觉得我这节课讲得怎么样？”

钱钟书常常说：“不怎么样……”有时出言不逊，有时指东道西，吴宓从来都广开言路，一点也不气。

倒是有些同学气不过，添油加醋将钱钟书在背后毒舌老师的话说给吴宓听，吴宓反倒理解：“钱钟书的狂，并不是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照样对钱钟书的学习关照有加。

廖一梅说：“人这一生，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懂得。”钱钟书很幸运，在青春大好的二十岁时，遇到了罗家伦，遇到了吴宓，遇到了清华，无一不出奇地包容他的毒舌与狂妄。

钱钟书进清华就放话：“大学期间，我要扫遍清华图书馆。”很狂很傲很钱钟书。

书痴如他，没日没夜泡馆看书，看得起劲，顾不得那是公共图书，直接用笔在书上画上粗竖线，还要加上评语。这个书呆子每天想的看的都是书，但大概他也想不到，真的会有颜如玉来伴他实现目标。

1932年，杨绛从东吴大学转到清华借读。不少人传闻他们俩一见钟情，其实并不是，但钱钟书确实一见杨绛就收起毒舌，看谁都不顺眼，看杨绛却全身尽是好，还为她写了一首诗《初见》：

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第二次见面，钱钟书就忍不住说：“外面的人说我已经订婚，都是瞎说，你别信他们啊。”

没想到，杨绛说：“他们说追我男孩子从清华排到北大，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男朋友，其实我单身。”

有人说，真爱会让人发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毒舌的钱钟书，终于杨绛，才自然而然学会赞美。从此，清华的图书馆里多了一对忠实的情侣。

钱钟书所有的作品中，《围城》最得他的毒舌本色，除了方鸿渐得不到的初恋唐晓芙，各路诗人、教授、博士、白富美、才子，男女老少，人事物，没有一个不被他讽刺的。

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它才会将肉公开陈列，又是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是赤裸裸的。

像饭里的砂砾或者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说白富美女博士的感情：

宛如做好了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式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说这些有的没的见仁见智也无可厚非，最过分的是，他跟杨绛初恋就结婚，相爱一辈子，谈论婚姻，他却说：

“婚姻如同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还煞有介事地说办公室恋爱不靠谱：

“同行最不宜结婚，因为彼此事行家，谁也哄不倒谁，丈夫不会莫测高深地崇拜太太，抬头也不会盲目地崇拜丈夫，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 ”

可钱钟书你自己却和同行结婚，又幸福了一辈子？

他们相识于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订婚后一起去英国、法国留学，留学归来，一起在西南联大的外文系任教。

钱钟书做学问教书为主，没事写小说散文消遣，杨绛也是。他们是彻透彻尾的教授同行、作家同行，却一辈子夫唱妇随，一个说对方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一个说“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就是保护钱钟书的痴气”。

有人看完《围城》后，觉得被钱钟书的婚姻围城论“欺骗”，跑去问钱钟书：“你和杨绛一辈子那么幸福，为什么还能写出《围城》这样的作品呢？”

钱钟书笑了笑说：“难道吴承恩写出《西游记》，是真的去过西天取经吗？”

看着像耍嘴皮子逗人笑，其实说的也是大实话：文学和生活本来就是两回事。力求在文学里找到作者的八卦，根本就是蠢。

钱钟书和杨绛结婚后不久，在英国留学时，就有了女儿钱媛，小名阿圆。

在那个倡导多子多福的20世纪初，钱钟书坚持只要一个孩子：“我只要一个孩子，最好是个女儿，最好像你。”

过几年，杨绛想多要孩子，钱钟书又说：“不行不行，万一另一个孩子也很可爱，因此分掉我们在阿圆身上的注意力怎么办？”

他不是真的不想多要一个孩子，是真的心疼杨绛生子苦，是真的太喜欢跟阿圆玩。

阿圆小的时候睡觉，钱钟书就用毛笔在她脸上画胡子，在她肚皮上画鬼脸。有时候还在她的小被窝里埋上小玩具、小书本、小梳子、小镜子，就等着看她醒来翻身发现“宝”的神情，然后，父女俩不约而同哈哈哈哈哈。

钱钟书的毒舌也没浪费，还用来编顺口溜戏弄女儿。

阿圆爱噘嘴，爸爸就叫她“猪噘嘴”；

阿圆小时候胖得有小肚子，爸爸就吐槽她是“蛙凸肚”；

阿圆爱坚持自己的主意，不听人劝，爸爸就说她是“牛撞头”

钱钟书有时候也教教阿圆说几个英语粗口。阿圆不懂什么意思，就鹦鹉学舌地在大家面前叽里呱啦，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小妞自己倒是挺洋洋得意的。

他们仨，像杨绛妈妈带着两兄妹，杨绛常说：“他们是老鼠哥哥同年伴”，阿圆却说：“妈妈有时太严肃了，可爸爸是我永远的老兄弟。”

好的文艺工作要有童心，好的父亲也要有童心，有童心，才会胡说八道真心话。这样的毒舌不成样子，但百分百比正儿八经的虚伪扎心。

1945年发表的《人鬼兽》你不一定读过，但里面最出名的《猫》你应该听过。

钱钟书在《猫》中极尽全力地毒舌邻居李太太，说她爱操纵许多（男）朋友，好像变戏法一样，有本领又抛又接，两只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空中的碟子。

虽然没明白说，但言下之意就是：绿茶婊，爱搞暧昧。

客观地说，邻居李太太美貌与智慧并重，她最爱办文化沙龙，“我”不去就是；她最喜欢被男人簇拥，“我”也没追求她；她最喜欢当女主角，“我”爱看不看；她最喜欢他们家的猫，这就关系大了，就是因为“我”爱猫，李太太也爱猫，但李太太的猫老是欺负“我”的猫。

《猫》一问世，人们不管它写得多好，先猜钱钟书讽刺的是不是林徽因。

钱钟书当然没有承认，但巧合的是，四年后，钱钟书回清华任教，住在清华园，真的和林徽因一家成了邻居。更巧的是，钱钟书的小猫和林徽因的大猫常常干架，小猫打不过大猫。

钱钟书一听到小猫喵喵叫，就带着竹竿冲出来保护自己的猫，常常打得林徽因家的大猫带伤而逃。

起初，杨绛劝他：“你小说里不是写着呢，‘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不要因为一只猫，伤了两家的和气。”

钱钟书才不管：“所以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什么主人面、主妇面，什么自己写过的文字，谁敢打老子的猫，老子谁也饶不了。

王尔德说：“不真诚是危险的，太真诚是致命的。”钱钟书其实也不算一个好邻居，爱猫成性，完全不给邻居面子，但就他那点为猫打抱不平的痴，真的令人感动。

在这个大家都戴着面具的时代，别说为了一只宠物了，多少人即使委屈自己，也不敢真实表达需求。

真性情就是，也许你觉得无理，但不伤害人的情况下，我就要做自己。

在我们的印象中，毒舌的人通常有点傲视群雄的意思，照说这样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太优秀，老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落得失望，必须讽刺别人几句才过瘾。

按说学术、写小说、英语，钱钟书真的是厉害，但回归到生活，呵呵，他也就嘴上功夫厉害，其实有点巨婴呢。

他巨婴到什么程度呢？当年杨绛在医院生女儿，他每次去医院，带的不是月子餐，而是“今天又把房东的桌布染了”、“今天又把台灯砸了”、“今天又把桌子撞坏了”。

也只有他的贤妻才能无比宽容：“不要紧”“有我在”“我回家就能修好”。

但这样的钱钟书却几十年如一日给杨绛做早餐。杨绛在《我们仨》里回忆：

除了有女佣照顾一日三餐，或者钟书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钟书做好早餐，端到房里给我吃。

1972年早春一天，钟书照例端上早饭，杨绛吃着吃着，突然觉得不对劲，因为家里的灶不同于往时，需要点火，而钱钟书是一辈子不会点火：“谁给你点的火呀？”

原来钱钟书正等着她表扬呢：“我会划火柴了！”

这是钱钟书第一次点火，62岁却高兴得像一个6岁的孩子。杨绛后来认真地写在回忆录里：“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好吃的早餐。”

钱钟书把毒舌全留给文章，把温情全留给杨绛。

喜欢钱钟书的人喜欢他的毒舌，文章的毒舌让忍俊不禁，讨厌钱钟书的人讨厌他该毒舌时不毒舌，比如说文革，说他骨头软，不发声。换言之，他钱钟书就是一个书虫，根本没有家国情怀。

其实这是有误会的，钱钟书的个性本就如此，年轻时他就对杨绛说过：“我胸无大志，一辈子就想做做学问。”

至于毒舌，他年轻时就说过：“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在文章里毒舌，在现实生活中温和的人。要说钱钟书不爱国，那可是真误会他了。

早在抗战胜利时，他和杨绛本就有离开祖国的机会，但他们还是选择留下来，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不愿逃跑……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语言……不愿做外国人……”

因为这个决定，他和杨绛在文革被下放到干校，帮人种菜、除草，同在一个干校，却被分隔开来。

即使是这样，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她问钱钟书：“你后悔吗？”

钱钟书回答：“再来一次，我还是这样。”

文革时，江青派人来请钱钟书参加国宴，钱钟书理都不理，说：“我很忙！”

20年后，美国不少大学开高价，请钱钟书去讲课，钱钟书外文系出身，出去了肯定没问题，可是他说：“他们听不懂我钱钟书的学问。”不是能力不行、语言不通，人们理所当然觉得这个老钱又在讲狂语。

其实不然，他只是更想留在国内，为国家服务。

为什么钱钟书总是那么毒舌？一开始是性格使然，到后来是因为对祖国爱得深沉。

世人只知道钱钟书很狂，很傲，看谁都不顺。但其实他看自己也没有很顺眼呢，很多人只知道他毒舌别人，其实跟他毒舌自己相比，简直是小毒见大毒。

大家都知道他自黑的故事：《围城》一版再版，从诞生起就一直是畅销书，有记者忍不住要采访他，他拒绝：“如果你吃过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就好，为什么一定要见下蛋的母鸡呢？”

除了这个，他在《围城》中塑造的最猥琐的形象就是源于自己。

小说里写新郎“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看他带的白硬领圈，给汗浸得又黄又软。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像洋蜡烛化成一摊油。”

说完这个，马上又调侃新郎表情严肃得不是在婚礼现场，是在断头台上。结果呢？杨绛爆料，这个猥琐的新郎不是别人，就是钱钟书本人。

别这更厉害百倍的是，钱钟书真觉得《围城》写得怎不么样，他觉得那部没有写完的《百合心》可能好点，紧接着又说：“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说白了就是，哎，觉得《百合心》好点，就是我这个懒人的意淫，其实我也瞧不上自己写的那些玩意儿。

有人说：“很多人说钱钟书说话带刺，其实不过是道出本质而已。”

敦煌学者向达送钱钟书一句话：“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

这是知己之言，但我更愿意用王尔德的话来总结他：“有两种人最具有吸引力，一种是无所不知的人，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

钱钟书博学到接近无所不知，说是20世纪的立体书柜，难得的左手做学问，右手搞创作，两手抓，两手笔下尽得风流。

更难得的是，他活到88，始终像个8岁孩子，对俗世规则一无所知，或者说当做一无所知：爱谁谁，我想说说啥就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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