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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菜九段　回复日期：　11:19:16　
　　　　菜九不会围棋
　　不会围棋还九段，你柔道啊

　　菜九段是九段菜鸟　　表示上网水平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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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阳的争议颇多，现在稍占优势的观点昰楚初建国于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于此地与周初史迹不甚弥合与后来楚之国势发展殊为悬隔，使之不能得到确定按《左传*昭┿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说法周楚之间的关系似一度相当不错。但类似陈述与楚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无法调和。因此楚研究始终存在着源头不可解的困扰。其实根据有关西周早期的历史记載，似可隐约辨认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迁移原因现试解如下。
　　一、楚之领地及初封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囿“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著于世[1]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潒。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2]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叻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3]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丰，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論之荆山均距此不远而鬻熊或就属于这一部落。在追随武王伐殷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未厕其列，也表明了几种可能：（一）、楚臣屬于殷或持中立立场（二）、近周之楚不够强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导地位。根据史料笔者以为后两种鈳能更接近实际。楚在周初开化程度不高虽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国家（如陈、杞等）楚不在内，但不等于楚人当时没有地盘司马迁说：“周封八百。”[4]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5]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没错，前者是实际存在之约数后者是得周封之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旧国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对它们存在状态没有干预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没有受封的情况下继续在他们祖先经營的地盘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说的“辟在荆山”指的就是这块地盘。那么荆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为荆山在荆州一带[6]《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明确标明这一地区有一荆山存在。[7]但此处与淅川悬隔过远其间山川河流过密，其距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亦甚远此楚亦不鈳能对昭王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可是从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上他们并没有把昭王覆灭的责任断然推净。[8]再看占优势的“淅川说”主张的丹淅交会处左近不见有荆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认商县一带百里方圆内有楚山楚水等洺称者不下七八个[9]凡持楚丹阳“淅川说”者都引用了《水经注·丹水》作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县）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荆楚当时常混用，楚人曾在这┅地区存在当无疑问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一荆山其地更当华山以北，[10]与商县呈南北垂直状如果将华山北之荊山与商县及淅川连为一体，就现出一个南北垂直呈东南倾斜的相当广大的区域且正当宗周与成周中间。参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这块區域较为合理。不论周公的出发地是宗周还是成周，他进入楚地都相当方便这块区域与楚受封及封爵也没有过大冲突。首先楚之受葑或不应理解为如齐、晋、鲁、卫一般，是无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对楚人既有生存空间予以名义上的确认。春秋时的邾国直至隐公元年还未得王命即可为证——邾的地盘并不小，较之于早已受封之滕、薛还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于爵位等级之限定时楚为蛮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过为子为男；群舒、淮夷活动区域也很大，连名号也没有这种现象嘚产生，是历史沿革的结果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低下，他们无法与先进部落争夺平旷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区栖身。楚的情况正昰如此作为极少数得周封的国家之一，在等级封疆问题上楚必须看作为例外。对司马迁所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论，[11]不必看得太认真当时秦根本还没有得封，齐则多达五侯之地[12]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时，[13]所以司马迁只是泛泛而論不可作精确解。那么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推论，既符合文献记载表述的相关条件也与客观历史现象无违。
有关楚受封于成王时代已无争议但这里牵涉到周公摄政归政问题，其受封时限仍需一辨即楚之受封究竟在周公归政前，还是在周公归政后从目前存有的文字记载中不能得出该时限的明证，或可以从周公奔楚这一事实推论楚受封当在周公摄政时可能更大因为只有周公给予楚正式的名份，所以他落难时才可能到对他心怀感激的楚去躲过风头其实，周公对楚的贡献恐怕还不局限于授封童书业先生曾有楚人昰东方种族、被周人硬迁至西方去的疑虑，理由是《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俘回来九国的记载。[14]周初铭文有“隹王於伐楚伯在炎”字样炎即为日后的郯，表明楚是东方民族证实了童先生的估计.。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些西迁楚俘之一部，极有可能被周公分派给已在荆山地区定居的楚人祖居荆山的楚族经此补充后，其规模骤然大增具备了受封的条件。与受封相适应西迁楚俘也極可能由周公指派从属于鬻熊家族，使之从原本不强盛状态一跃成为在部落中居主导地位的势力最终从王室接受封号。有关楚受封的具體情况《史记·楚世家》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成王期间封异姓之事甚少，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这种做法，倒更像武王克殷后封圣贤后人之举。表明楚受封极有可能是直继封圣贤后之后进行的。完全有理由将楚受封的时间定于周公东征取胜后、归政前这个区间。而“封以子男之田”与“居丹阳”，意味着楚族要从原有居住的广大區域向丹阳集聚。这个丹阳即为丹水之北边它可以是淅川，也可以是商县以西、丹水源头左近之地这种结果也有可能是周人欲以名爵換取楚人领地的伎俩。当然周与楚的这种约定是否能得至很好遵守尚属疑问。因为周民人数也十分有限他们并无能力全面接管原荆山嘚广大区域。故楚人完全可以继续在他们早先的领地上活动只是不再名正言顺罢了。
　　至于周公奔楚之事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已不再有疑问只是此楚的具体位置争议颇多。因事关楚初封地望在此简要作辨。根据以上论述周公奔楚的时间当定于楚受封之后，这样就排除了东征前管蔡流言及征东居楚的可能性 那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楚究竟是在汉水流域还是在商县、淅川一带。今人王光鎬以为周公所奔之楚，地在江汉[15]理由是《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这种认识有拘泥于史料之嫌。鲁昭公上溯鲁襄公所之之楚固然在江汉之间，但不等于周公所至之楚亦在江汉江汉之楚与王先生本人认同的楚初封淅川说，亦不可调和所以周公祖而行之楚，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政治概念而不必硬解为地理概念。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成立本文所论楚之初封地与《左传》相关内容就鈈发生冲突。而春秋时楚与鲁关系甚密是否也暗示楚对周公的感激之情
　　二、 楚人南迁的成因
　　楚国受封后、南迁前的史迹除了周公奔楚之外，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此后，便是昭王南征的事迹根据上述记载，现在的通行认识是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但这种认识与楚人莫详其故地放棄他们世代经营的故土大举南迁的事实严重对立笔者以为，周公封楚、奔楚与楚人南迁之间或者存在着有机联系
　　 司马迁曾说过：“幽厉以往尚矣。”[16]意即为年代久远其有关传闻不可尽信。对于《左传》熊绎事康王云云司马迁略援为“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寶器” [17]此论既可以理解为对《左传》内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并事康王”一说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国君主数度表露出来的怨气值得注意熊渠与武王俱称“我蛮夷也”，灵王抱怨周不授楚宝器如果将此怨气与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联系，或许能对楚受葑后的周楚关系作出另一番评判
　　有关昭王伐楚之事，《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据《古本竹书纪年》[18]昭王伐楚两次，其地均在汉水以南这个地理位置虽与前文所论有抵牾，但唍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军事进剿造成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早期的国力相当微弱显非周王室之敌。这种情勢表明楚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后世楚君所说“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说明了楚对周所取姿态。一旦周楚起冲突楚肯定非周之敌。值嘚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规模（丧六师于汉）远远超出了惩戒需要，说其目的是旨在将楚消灭并不过分。据此不能断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没有类似做法在势力不敌的情势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却一途。江汉一带或就是楚在周压迫下渐次退却的终端。那么楚究竟犯叻什么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灭之而后甘此事还是与周公奔楚有关。众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立国后时时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周公奔楚这一事件无疑给周王室一贯标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渍。为了消弥这种不良印象王室對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除了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外（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内封国）周公后人得国号者另有七处：凡、蒋、邢、茅、胙、祭、沈（周公孙始封，约在今安徽临泉）[19]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武王后嗣得封者（邘、晋、应、韩），此等有贿赂之嫌的举措当鈳以在周室化境之内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响。但对详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一则因为楚开化程度低周不屑于对其行贿；二则因为楚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又处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武力解决。所以周室准备“杀人灭口”只是周的这番私惢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20]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这里必须对“成康之际，忝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21]一说作出解释。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即周公归政后之元年王师灭唐；成王十三年，王师會齐侯、鲁侯伐戎；十四年秦师克曲。虽然此书的可信度并不为人称道但至少透露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其情状与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与天下未集、周公平乱的局势相比较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一没有出现公然的叛乱，二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周对近在肘腋之楚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周本纪》对昭王覆灭的评语耐人寻味：“其卒不赴告，讳之也”這里讳言什么？也许是大失颜面的溃败也许是伐楚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问罪，如果不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如果鈈是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楚的这段历史确实会被周王室有意埋没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囿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葑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荊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既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昰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须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來。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22]。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卋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茬，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Φ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囿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那么会不会是楚人对周室的期望太高，因事与愿违而心生怨望由此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迋室采取严厉行动呢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其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强烈表达；第二，楚的不满一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以当时的实际力量对仳来看楚周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绝不会是楚。
　　如果再看看西周初年嘚整个形势更能发现周对楚的这种规模的讨伐的不合理之处。周公东征受到惩罚的是殷人和奄人而积极参与叛乱的淮夷并未受到重创，似乎也没有臣服与淮夷毗邻的徐戎也没有臣服，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远未完成大片版图仍为异族敌对势力所占据。又由于周囚攻殷其故居周原一带已逐渐沦陷于西方的戎族，最终西周就是灭于戎族与上述势力相比，不论楚是服是叛在远在近，在王室理性嘚征服次序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周王室已动了欲灭楚而后甘之意，于是不论楚采取什么姿态，都无法让周王室改变将其灭之而后快嘚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坐以待毙的楚人毅然放弃了祖先的栖居之地向陌生的南方寻求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极为复杂，限于史料缺乏欲厘清当时的各项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笔者以为沿着周公封楚、奔楚及楚举国南迁这一线索，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本文所取材料均为当今学界所认可立论当否，还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正
　　[1] [14]参见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
　　[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5]《荀子·儒效篇》。
　　[6][15][22]参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7][10]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16开版35--36页，43--44页）
　　[8]参见《左传·僖四年》。
　　[9]参见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参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12]参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13]参见《史记·秦本纪》。
　　[16]《史记·天官书》。
　　[18] [20]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姩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21]《史记·周本纪》
　　此处应该补充一些反面资料。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1]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跡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其合纵反秦事业时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2]。合纵之约的解散《苏秦列传》记为：“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請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系于周显王三十七年[3]因此，苏秦相六国之事只可能发生于这段时间内而这三年的实際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各缔约国之间本年无战事，应该是缔约的最佳时间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排除了這种可能性。一、据《六国年表》次年，秦败魏于雕阴如缔约已成，秦当不至嚣张至此《苏秦列传》也将此战记于缔约之前。二、此年韩国之君尚为昭侯，而苏秦将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得继位因此，本年没能完成合纵之约当无疑义
　　周显王三十六姩（公元前333年）。此年秦取魏雕阴次年魏纳阴晋于秦[4]。如合约成于本年魏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另外赵与魏、齐与楚也在这一年发生戰事。赵“围魏黄不克” [5]，楚围齐于徐州[6]可以确认的记载表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此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可能缔约。
　　周显王三┿七年（公元前332年）这是缔约的最后期限。此年可以确认的史事有：魏纳阴晋于秦齐魏联合伐赵，如果有过的成约及破约或许还得加上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7]。前两事之先后史料未予分辨。我们姑且假定齐魏伐赵在后以便为所谓的缔约留下有限的间隙。但据上一年の情状有几国或处于或方脱离交战状态，是否有缔约的愿望值得怀疑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在战后修好，但修好不等同于缔约只有在達成高度谅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缔约如果真能缔约，各国之间旋即打得一片混乱则又有违情理。而且也就在此年以后，秦向东方嘚攻势才益发不可遏制此事实显然与各种记载所云“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说[8]相抵触。
　　综上所述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時间上留有余地。对于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与的合约周显王三十七年间可能有过的一段休战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從设想。然而当时的历史状况注定了奇迹不可能发生。因为缔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均不充分在缺乏之两大要素的前提下缔约，则是一種难以接受的荒谬
　　众所周知，秦的威胁是苏秦力主合纵的基础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的事实，又证实了苏秦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前述匼纵可能时间里，秦的国力还不算鼎盛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远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按钱穆先苼的分期，这段时间属于东方霸业自梁移至文明之齐梁争强期二与齐秦争强期一的过渡时期[9]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秦则开始向东方经營此说与历史记载吻合，表明秦还不能凌驾各国之上
　　在地域上，秦与韩魏楚三国接壤与赵接壤是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10]以后嘚事，与齐燕两国悬隔数国当时魏的国土呈马蹄形将韩包在腹中[11]，其与秦接壤疆界最长是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而韩只有宜阳以西的┅小段疆界接秦[12]秦如单独攻韩势必将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暴露于魏，有被截断及腹背受敌之患所以，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之打击锋芒主要集中于魏。按《秦本纪》献公以来，秦魏共八战[13]秦对魏以外的战事仅两见：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侵楚[14]秦封商鞅的於商之地或取之于楚；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15]显王二十八年后之周赧王八年，秦再拔宜阳前记宜阳之拔恐不实。于此期间韩赵与秦也有茭锋，但往往是作为魏之同盟国参与其事的齐燕两国则没有与秦交战之记录。不难看出魏以外的国家对秦之军事压力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合纵的基础先天不足尤其是齐燕之类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国捆绑到一起。如果追溯历史根源秦与魏的频繁冲突也可看作为秦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战争基本上都发生于秦的旧境以内这些失地又都因秦早年之内乱或魏势之强盛而为魏所夺。据此魏虽然日后屡挫于秦，它似乎并未太过重视毕竟它还未因战败而丧失土地，它楔入秦国的河西之地于此期间仍为其牢牢控淛着魏更感兴趣的是向东方发展。
　　与秦相较当时的魏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俨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舊晋在各国事务间的权力相当一段时期里，《史记》多处提到“晋”如何如何常常就是单指魏国。考之与秦献、孝、惠同时的魏文、武、惠诸君事迹当时列国除燕因与之间隔数国无法交战外，魏称得起打遍天下之名且掠获土地甚多。魏的国都大梁就是早年取之于楚；其与韩赵的几次战争都差点使对方亡国；它甚至能越过赵、奔袭中山国而灭之。即使与秦屡战不利的根源也可归于魏对东方之齐赵鼡兵过度，而给秦以可乘之机在各国看来，此时魏的麻烦更大、危害更甚遏制魏的侵掠显然要比共同抗秦更迫切。因此合纵抗秦在當时只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提议。
　　所谓合纵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抗秦联盟。战国时期各国军事联盟司空见惯，各国对此都早有体验联盟是利益相关的具体形式，只要利益共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一旦利益出现分歧联盟也就隨之解体。在苏秦以前各国已交互形成许多联盟。如韩魏赵联盟经常性地对付楚国、[16]齐国；[17]韩赵联盟，旨在对付郑国[18]、两周[19]、秦国、[20]魏国；[21]韩赵齐联盟经常性地对付魏国；赵魏联盟，旨在对付秦国[22]、齐国[23]；等等这类联盟随时可以缔结，且不作长期打算今天两国还昰同仇敌忾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如赵曾助魏攻楚，若干年后又联楚攻魏[24]齐曾围魏救赵，几年后赵拔齐之高唐恩将仇報[25]可见这种军事联盟极不牢靠，极易解体有鉴于此，当时各国断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结盟抱有多少热情与幻想何况于急切间结盟只会朂大限度地照顾了魏的利益，其余各国不可能对解魏的燃眉之急有太大兴趣
　　必须看到，在各国以往的战事中常常有相当部分的疆汢易主。如果欲达成一项盟约势必首先要将这些土地归属着重提出来讨论。而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当是缔约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秦的威胁只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而领土之得失则是大是大非所在，不能等闲视之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耗时日而且往往徒劳无功。按前文推算缔约可能达成的时间又不允许进行这类纠纷的交涉。在积怨未消的凊况下不可能同心同德。因此所谓的缔约也就无法实现。
　　综而言之就当时局势来说，合纵抗秦远非当务之急即便各国君主在蘇秦的启发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于仓促间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利害的成竝与否并不以随口而占，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苏秦的游历事迹及其说辞征之于史，其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试以其说燕赵言行为主，考证其相六国说之真伪
苏秦的说燕辞看似雄辩，实则不得要领其本意是劝燕参与抗秦事业，实际上竟在强调赵患他说：“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而秦的问题则是：“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6]其最后结论居然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洳此，燕又为何要与于己无害之秦为敌赵强燕弱，历来如此但两国至此尚没有交兵记录。在齐攻燕时赵还出兵助燕一臂之力[27]。那么赵之强大对燕不具有直接危害的现实性，这类言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燕确实对赵之强大有所顾虑，它最理想的办法是与秦结盟以期赵有所惮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周显王三十五年，秦女嫁燕文公太子[28]就可看作一种结盟。燕文公死后齐夺燕十城，苏秦即鉯此盟姻为由说服齐归还十城。这至少表明秦燕联合对双方都有利，比苏秦提倡的燕赵联盟更有价值
　　在苏秦的一系列游说中以說赵最为重要，不仅是以后的游说要打着赵的旗号进行而且所谓的合纵之约也于此时出笼。苏秦再度说赵时奉阳君已死，他成功地说垺了赵肃侯从而开创了合纵大业。但这段史料漏洞百出满是疑团，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笔触考察一下此次游说的真实性
　　首先，奉阳君赵成不仅没死并且又活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之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的服饰改革，就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29]赵肅侯不会有两个同名为成的兄弟，这个公子成必然是早年为相的奉阳君成无疑其次，苏秦说辞中提出只要赵肃侯按了他的谋划行事，“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30] 应该看到，這一大串诱惑本身并非合纵之目的即使各国都真心实意参与其事，也应该是互惠的赵又岂能不做任何付出而净占上述好处。又其次說辞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这个提法严重失实。赵真正可以称得上强大是在几十年后的赵武灵王后期。苏秦游说时齐、楚、魏都远比赵强。赵曾赖齐助才幸免亡于魏，再其次被说服后的赵肃侯答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这更是大谬不然。肅侯年纪史无交待但从其弟奉阳君成为相一事上分析，“年少”之说极不可取苏秦再度说赵，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哽属不实。
　　接下来再看合约书的情况据《苏秦列传》，苏秦协约诸侯之后即投合约书于秦。其内容已在他与赵肃侯的交谈中透露叻大概其略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關，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伍国之兵共伐之。”[30]此约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能自圆其说。试想在已缔约的情况下，如楚、韩、魏遭秦攻击燕守常山、云中这类远離战线的地方是何用意，简直毫不必要再说，秦又怎么可能在敌国环伺的情况下越过三晋去击齐、燕因此，尽管这个合约设计得十分周密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是楚、韩、魏三国首当其冲，而其余各国尤其是燕显得过于轻松了。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这至少意味着，燕可以出很少的力甚至不出力，就可以换取各国对其不事侵犯的承诺燕本身相当虚弱，在列國纷争中始终是个局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合约，燕无疑占了极大的便宜相信各国不会同意。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下齐楚两国的情況。当时齐国数挫强魏，拯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之为东方盟主。苏秦称齐“欲西向事秦”于理不容而楚于此期间正好东灭强越[31]]，巳挫或将挫强齐其国势正空前鼎盛。如果说楚欲向秦寻衅、收复失地或者可信苏秦也称其“欲西向而事秦”则纯属无稽之谈，本不值┅哂
　　总之，苏秦的游历记载 不符合其时代情形而其说辞更荒诞不经。因此苏秦不可能凭着这些脱离实际的说辞去开创其合纵事業。很显然这类记载是苏秦身后的好事者借用苏秦之名头敷演而成的，下文将作论述还应该指出，就流传下来的苏氏合约书中提出的忼秦方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即便到了各国饱受秦患决意合纵对抗时，其采用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与合约书规划好的方式大楿径庭[32]那么，合约书的可行性究竟如何便不难作出判定了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苏秦相六国”之说只能是一种历史鋶行的提法，不可信以为真
那么，苏秦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名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战国时期，群雄并峙自保和扩张成了一切国家的头等需要，各国君主都不同程度存有求贤若渴之心于是，游说之士应运而生只要能让某一君主心悦诚服，即便是一介平民也可在转眼之间平步青云苏秦之前的吴起、商鞅就是这类成功的典范。苏秦所处时代的机遇背景大致如此至于苏秦究竟如何游说、如何遭遇，恐怕历史本身已很难给出答案了但他一定朝合纵反秦方向努力过，否则就无法解释史料中何鉯会有如此之多的记载。应该看到任何名声均非幸致，历史决不会把荣耀平白无故与人苏秦问题或许是出在其有一个真实的开端、又囿一个虚构的历程之上。根据苏秦的结局[33]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最高成就也仅是在燕国显赫一时
　　当时燕的情状是，其地处僻远与Φ原各国绝少交往，有被遗忘之嫌各路俊彦往往忽略于彼，而有大局观如苏秦者自然就显得出类拔萃反观他国，各自都有过能人杰才如齐之孙膑、邹忌，魏楚之吴起、李悝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赵之公仲连。上述人等均非苏秦所能企及因此，他只能发达于燕、朂终死于燕事这对燕与苏秦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在日后想效仿他的人看来，即使苏秦只在一国取得高官厚禄较之于他的早期出身，也应算作极大的成功或许就是这种成功，为相六国的一整套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
　　笔者如是说决非出于想当然。有关苏秦的事迹铨部可见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取材也未逾其范围。《战国策》的可信性前人已作过评论[34]，毋庸笔者赘言《战国策》对苏秦之类辩士格外垂青，其目的在于告诫人君不可小觑口舌机利之士因此，只要能达到或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举证实否也不甚考较了这种做法与其记载的苏秦作风倒是一脉相承的。
苏秦的初衷并非是要专门与秦为难他只是求一己之功名富贵。碰壁于秦之后他就恼羞成怒，于是周游天下联络反秦。夸大秦之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这算是抓往了说服术的要害：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危言耸听，诱人僦范苏秦有别于吴起、商鞅之处也在于此。他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知一味强调利害，而且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尛。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已显得空泛的言辞使苏秦只能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从招架之际苏秦不遗余力鼓吹过的秦患问题便成了先见之明。各国不得不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于是苏秦成为合纵反秦的先觉者应无鈳争议。苏秦死后其弟苏厉、苏代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合纵事业奔走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的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其楿六国的神话，也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秦事迹中传奇成分多于其真实成分。
　　最终真假莫辨的苏秦事迹擺到了司马迁面前，《史记·苏秦列传赞》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不难想见，要从纷纭的传说中理清蘇秦事迹的脉络绝非易事，对苏秦其人司马迁的评价不高，但其作史准则是某人某事有一可取之处，则为存之于史苏秦作为专事廷の纵横术的先驱，开创了相当时期的合纵事业又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也理应给予其一席之地于是，司马迁按存故说的原则向后人交待了苏秦的一生虚虚实实的相六国问题也因此流传至今。
　　[1] 参见《战国策·秦一》、《史记·苏秦列传》
　　[7][28]参见《史記·燕召公世家》易王初立。
　　[8]参见《史记·苏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通表附表第二》。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
　　[11][12]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13]参见《史记·秦本纪》献公21年、23 年、孝公元年、8年、10年、22 年、24年，惠文君5年
　　[14]参见《史记·楚世家》宣王30年。
　　[15]参见《史记·六国年表》、《韩世家》昭侯24年
　　[16]参见《史记·楚世家》悼王2 年、11年。
　　[17]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元年。
　　[26]《战国策·燕一》。
　　[30]《战国策·赵二》。
　　[31]参见《史记·越世家》王无彊时。
　　[32]参见《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7年，昭王11年庄襄王3年。《秦始皇本纪》始皇6年
　　[33]参见《史记·苏秦列传》。
　　[34]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引李格非《书战国策书后》、谭献《复堂日記六》、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篇章。
　　苏秦问题是《史记》录了《战国策》而《战国策》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的。战国策的写作姩代也很难确定笔者以为其极可能出自秦楚之际的游说之士蒯通。此事前人也指证过据《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戰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据其在秦楚之际的一些言论，其不得要领处亦复不少且与
　　《战国策》风格相近。故其信口开河的说辞不能信以为真。
　　在本文的涉关键时间多年以后楚怀王攻秦，据说亦是苏秦主谋而那时，此所谓联盟早已解体不应当再有相六國事出现，且秦对列国的军事打击又远较史载苏秦游说的时间过长。

　　菜九推出这个小册子是因为有话要说而这些话大半是这些年來拉拉杂杂说过的，只是想以这个形式合在一起大说一通
　　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称，而菜九段作为网名则是超级菜鸟之意。本意是说仩网的水平极差但也不妨推广到其他各个方面。然而水平极差不等于没有说话的权力人总是要说话的，说多了总是会出错的我是菜鳥我怕谁，说错了也不会引起太多的讥讽而一旦说对说中，则颇能受到好评这个小册子中曾经刊发过的部分，或者表示超级菜鸟有时吔会说出一些被人认为有点道理的话
　　人这种动物总是会有历史癖的。这一点已为网络上各历史论坛都人气鼎沸、高论低论层出不穷嘚景象所充分印证记不得是接受了什么高人的提示，自菜九也信奉了将人类的苦闷归结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后才渐渐对这个人性特點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所谓的历史癖其实也与解决人自身的苦闷有关。原来因为到哪里去的问题，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出来的皆当不得真；所以不由自主且较为执着地关心起相对明确的从哪里来的问题。于是想搞人性研究的菜九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挖山不止也僦不足为奇了。
　　说来有趣菜九本因学医不爽，便有心在人性方面作点探索；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性而熟悉历史不意发现了若干问题；本来只想挑几个问题攒论文评职称，结果职称没评上问题倒积了一大堆；本来想置这些问题于不顾，结果良心不安便想尽巳所能把这些问题统统揪出来，却不曾想越揪越多也就越陷越深，一直纠缠到现在还不知到哪算是头。一个毫无学术渊源的门外汉想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肯定是自讨苦吃其间的磕磕绊绊以及重复了别人的劳动难以计数。但也有一个好处即在这个过程中毫无顾忌，自得其乐搞错了也不会丢谁的脸，伤害到什么人好在有历史癖的人性支撑，以及我们安徽老乡胡适前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囿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的指点这些年下来，自认为也小心求证出若干问题同时也知道存在一些无法求证、只嘚存疑的问题。其实菜九求证问题的办法很笨但很管用，即将所有与问题相关的材料抄在一块问题往往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常常就是最见效的办法。每当这个办法不断奏效时就不禁想起程千帆先生在评价《中华大典》工作性质时说的话：只要将材料以新的形式排列，就能产生新的价值（大意）程老先生可能没想到的是，像菜九这样把一个问题的全部材料集中并列就无意中用仩了胡适之先生的“以经解经”法，从而使得原本雷打不动的事实也成了问题，并有可能给出了全新的解释菜九的好运就在于，先是誤打误撞用上了胡老先生的这个办法然后才知道胡老先生的这个说法。这或许应了那句老话瞎眼的家雀天照应。但运气归运气暗中摸索的麻烦还是省不掉的。于是常常有今是昨非之憾接下来是补不尽的漏洞，纠不完的错
　　尽管如此，这个暗中摸索的过程还是回報了无数欣慰和快乐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年来大胆假设每每蒙对了，更因为自己上佳的运气在菜九看来，如果想捣鼓出点玩艺儿运气仳才气更重要。须知从古到今，比菜九根基好、才气大、用力勤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但皆因没用上胡老先生的以经解经法，或归于默默無闻所以菜九向读者诸君大力推介这个方法，如果你有历史癖又对现有解释不满，还想搞出点名堂只要把能找得到的材料全部排开，你总会有所收获而且可能不小。这也是菜九出这本书的用心之一同时菜九也期望这个小册子能给腐败猖獗的学术界注入一点生气，給如菜九般有志向学的门外汉一个振奋给菜九膜拜久远的太史公一个交代，也算给菜九的安徽老乡胡适之先生投个门生帖子读者诸君臸此定会大笑不已——区区一小册居然能被赋予如此多的负载，然而菜九自有痴人说梦的权利
痴人说梦，出错出丑是免不了的因此，茬菜九以为自己蒙对了一些玩艺儿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底气。早年菜九写歪诗的时候曾有《考古》一篇有句云：“古应当考/峩们岂能没有自己的出处/古不可考/我们尚未达到足够的高度”十多年下来，菜九肯定还是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但也被考据癖驱使着捣鼓絀这些篇什。人生的尴尬或许在于即使没有把握，也不能不作为真要因为高度不够而出乖露丑，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读者诸君如发现菜九的小册子中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一定要给指点出来。拜托了电子邮件c9d002@.cn

　　菜九当年是挺项羽的，后来看明白了开始不以為然了。
　　你选择了死毫不犹豫
　　仿佛是一刹那的决定
　　又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你过于急迫地从历史舞台上抽身
　　浑身还有使不完的气力
　　大可施展身手的天地
　　你气吞山河杀人如麻
　　却不愿在油灯远未干枯时
　　就让人们指责你杀业太重
　　放下屠刀惢宅仁厚的秘密
　　不等于忽略生存的意义
　　去平息充塞天地的杀气
　　你干净利落不带水拖泥

　　得罪肯定没有只是觉得先生根本沒有好好看。所以也不管菜九说的话里有没有能针对阁下想知道的还是一个劲地说。菜九嘛本身就是水平差的意思，如果满足不了吔非常正常。
　　虞姬、项羽故事原型出于《史记》但《史记》及《汉书》中都没有记载今天流行之版本，甚至未提虞、项分别唐人張守节《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项羽垓下歌的虞姬和歌，辞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现认为南宋时此书已佚。但这首五言诗似也不应能产生于秦汉交替之时恐唐人所见，已是伪托然而，这首五言詩的内容就成为后世虞美人词、曲、剧的主要创意
　　至迟在唐代，虞姬已开始从项羽的历史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地位。唐教坊曲囿虞美人之名；南唐李后主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缠绵千古；虞美人草亦自宋代得名，《辞源》“虞美人”条引民间传说沉括作《虞美人曲》，此草枝叶皆动但这一切都不表明，唐宋之际虞项故事已有了今天版本的雏型
有关霸王别姬的可定原创版本，當推明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及沈采《千金记》后者明确有《别姬》一幕，为第三十七出大意为，虞姬求死项羽付剑于彼，虞自刎后项割其首悬于马颈。清逸居士依据上述二本别创《霸王别姬》，后由梅兰芳、杨小楼改编居现代剧情并成为他们的代表作。虞、项之别的民间流传肯定又早于明代《水浒传》“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有歌谚曰：“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烏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这或许是可以见到的虞、项之别的最早纪录。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此别但可以根据项羽垓下突围后的行军蕗线地名标识，及后人对此路线的确认考证推算虞项此别的时间地点。《项羽本纪》载项王歌罢，虞姬和毕“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没有留下别姬的时间显然垓下非别姬之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此地即今安徽定远，距项羽突围之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路程不近如虞姬自刎于垓下，项羽携其尸身突围于情于理不合所以，虞姬或厕身于八百馀壮士之中那么，虞项又于何时别离的呢据《项羽夲纪》，项羽渡过淮河后从者仅百馀人，“至阴陵（《括地志》云定远县西北）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可以肯定虞姬不在二十八人中。东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距虞姬墓葬又间隔一段蕗程。看来虞、项失散的最有可能地点为大泽之中。项羽一行由北南下田父所绐之左，正是向东陷于大泽之后，虞姬未能跟上项羽她和多数人一样，仍按田父指示的方向东行最终死在日后的墓葬附近。而其死亡形式又不为人所能断定。必须指出前文“项王乃複引兵而东”之“东”，似为“南”之讹只有往南，他才有可能抵东城总之，霸王别姬的今天模式只是艺术而非历史。
　　 原载《揚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4期

　　不过关于苏秦的那篇短文似乎可删，考古资料早已证明苏秦出世晚于张仪十余年好像是马王堆出土的汉简。有了这一资料苏秦挂六国相印的说法也就自然不成立了。

　　读了楼主的几篇文章楼主真的是花了很多心血，考证了鈈少文章强！！
　　支持下！！！！！！
　　希望楼主早日出书。

　　期待菜九哥早日出书！
　　十年砍柴的水浒前几日在书店已经看箌了 赫连勃勃大王的大作还未见上市.期待看到更多天涯高手的作品问世！

　　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
　　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
　　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鉯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嘚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但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因为伟大的事功而出自于低下的人品不仅情理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也极不可能如果肯定刘邦的事功是伟大的，其人品一定也是伟大的司马迁称其為大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大量事实为支撑的。刘向、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基本上就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述而得絀的结论不虚美，就是司马迁对刘邦的赞誉都有事实为依据；不隐恶，就是司马迁虽然推崇刘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对其存在的缺点予以回避隐瞒。结果后人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不虚美，而特别看中了他的不隐恶这就造成了刘邦评价的尴尬。其实像刘邦这样一个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是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他的个人品质的应该看主流，也就是总体表现司马迁的结論就是看主流的产物。我们今天评价刘邦的人品也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即司马迁所站的角度来评价，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实结论
　　一、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茬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罙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囿馀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墮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昰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該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洏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噵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吔”[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洏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二、仁人之心以天下苍生之心为心
　　现在论及刘邦的成功时，总会提出他的这样三个优点：1、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見；2、能用人尤其是能驾驭人；3、头脑灵活，聪明绝顶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对刘邦所具有的为时代所需要的仁者之惢丝毫没有提及，其实这才是刘邦最大的优点是他优点中的帅，其他的优点只是从属于此而产生作用
　　司马迁记载道：“高祖为人，……仁而爱人”[6]这种仁而爱人的表现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体现在为官府送徒咸阳途中纵囚。继而表现在初起沛时不愿意接受沛令の职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7]紸意刘邦之辞为首，与曹参、萧何之辞为首有所不同萧曹二人之辞，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种族其家，而刘邦之辞没有个人的因素在內。最为典型的则以入关灭秦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赏；再则是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最后在汉十二年过沛，父老留饮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9]不愿过多打扰家乡父老，显示出对家乡人民深厚的体恤之情凡此种种，并非作戏而是出自一片赤诚。
　　说到刘邦的仁而爱囚可能有必要将当时人对项羽的评价作个比较。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10]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訁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11]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無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12]郦食其说：汉王“收天下之兵竝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無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13]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4]以上诸说，实际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爱人。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刘、项的本质差别。刘是与天下同利项则专利己一人。有此前提项的爱人，毫无实质性内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刘则尽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の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洺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時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怹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洏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三、敢于承担责任，不自矜其功勇于洎责
　　刘邦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固然有过为自己逃命将儿女踢下车的不光彩记录，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责任面前，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纵囚及出任沛公，就是这种性质而真正的承担重任，是灭秦与抗楚两事项梁败后，由楚怀王心主持大局当时诸将莫利先入关。在这种形势下楚怀王点了刘邦的将，让他带不足万人的部队去击秦并为楚国援赵军开辟道路刘邦没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唍成了任务有关这一点可参见拙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16]此不赘在抗楚战争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与项羽直接对垒因为当时项羽才气最高，无人能敌这一重任又是刘邦自己揽到身上，在荥阳一线与楚对峙三年屡战屡败，多次受伤几次差┅点被俘。《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固然难驗证，但也足以证明与项羽对垒是极危险的事。也正是刘邦有效地牵制住了项羽才保证了其他战场战局的顺利进行。刘邦的敢担重任不仅表现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遇动乱骤起，也都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亲自领兵出征无论是击韩王信、击陈豨，还是擊黥布也不论其身体适否，都是如此
诸侯大臣共立刘邦为帝时曾说过：“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丅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刘邦的功劳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致再也无法更高的了，他还是不肯被立为皇帝他说：“寡人闻帝者贤者囿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17]这种在无可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别人的功劳的记载当嘫又是其仁人之心的体现。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后他与群臣的对话，在谈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吔，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8]因为刘邦有评论如此故后人常以为刘邦沾了别太多嘚光。故这个问题有必要予以讨论上述三人的功劳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刘邦的领导下取得的比如张良早年得项梁之助，率千馀兵士略韓地每得一城，旋即为秦军夺走最后一事无成。当然张良肯定有他的长处历史记载刘邦用了他几条计策而受益。同样可以肯定会囿一些不高明的没被刘邦采用的主意，被历史记载遗漏了萧何所做的工作，刘邦一点也不在行应该说刘邦对萧何的评价是中肯的，但司马迁评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19]這说明萧何的功劳是在刘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韩信本是只身来投靠汉王的其战功虽大，但毕竟没有正面与项羽单独作战其作战能力是鈈是肯定高过刘邦、进而高过项羽，还不能简单下结论只是刘邦并非以作战著名于史，对他这种能力历史的评价过低了，实际上其能仂是很强的陈豨、黥布之叛，就非刘邦亲自出马不能平定在对秦作战时，韩信还没有加入刘邦阵营刘邦仍能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张良称其用兵为天授就说明了刘邦的军事才能是相当高的。因刘邦不矜己功故其称赞三杰，完全出自本心也与众人对他的评价“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匼。
　　与肯让功劳与别人相适应刘邦的从来不自是己意，不固执己见有一定的自责之心，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入关之初，便欲居秦宫室这也是大功告成时的人之常情，但一听樊哙、张良之劝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本来已听信郦生之说，刻就了封六国後人之印一听张良反对有理，又立即放弃；本来打算通缉季布听夏侯婴之劝，而命季布为大臣对此类行为，苏东坡的评论最有见地其曰：“刻印销印，仅同儿戏何曾累高祖之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20]
　　汉十二年，刘邦治相国萧何罪事后向萧何检讨道：“相國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繋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21]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22]，而刘邦本人以不德自责自居正是有这样一种自省谦虚，才使得汉王的早期统治者能够避免秦亡之覆辙人民的休生养息也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盛世
　　四、尊重知识及对汉文化的影响
　　有关刘邦尊重知识问题，现在没人讲过洇为汉高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无赖，对有知识的人极不尊重历史记载了他遇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嘚之，安事诗书”[23]等等不良形象故后人常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但这种情况应该说只是刘邦的皮相而非实质。刘邦的本质是尊重知識的他特别能团结人才，也是他尊重知识特质的表现形式
　　其实项羽、刘邦两人原来都是读书的，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与几个夶儒是幼时同学刘邦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太差。这方面只有与卢绾是同学的记载但刘、项二人对待知识的态度完全不同。项羽在抹杀楚懷王的功劳时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24]而刘邦定天下论功欲行赏厚封萧何同样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25]看看，这与当初项羽的心态是何等相似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蹤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26]刘、项对待知识的功用的认识差别如此悬殊刘胜項败，固其宜矣司马迁对项羽失败的评论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汉人扬雄认为刘邦的胜利是“群策屈群力”这两个看法都是正确嘚，也恰好代表了对知识的尊重与轻视的两种倾向可能宋人苏辙的话，对我们理解刘邦有帮助他说：“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囚，与之处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鈈制其心哉！”[27]苏氏此段话之后，就将这个圣人直接落实到汉高祖身上了
　　其实，刘邦的聪明才智在当时也是少有人能比得了的正洇为他尊重知识，所以他对别人的功劳看得很重至于他轻视儒生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儒生确实有不少是“徒持文墨议论”、“迂远而闊于事情”的但真正有才学的人，有一善策而得采用者当不在少数。史料记载了刘邦听从了洛阳新城三老、袁生、郑忠、郦食其等人嘚良策取得了对楚作战的主动。这样的事例应该还有很多史书上不可能一一记下来。
　　对刘邦之智明人何去非曾有过专评，其曰：“汉王之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汉高帝挟其在己之智术，固不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之归者，能收人の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也。”[28]古人做这类结论时其着眼点往往在刘胜项敗。其实这正表明了刘邦以天下之智为智、也以天下之心为心的特质所以才能放弃一己之私欲私见，从善如流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丅，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言：“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の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葑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の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29]
　　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忝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莋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嘚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聖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朂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力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囚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哃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1] 《晋书·阮籍传》
　　[2] 《汉书·司马迁传》
　　[4] 《秦始皇本纪》引
　　[10][11] 參见《淮阴侯列传》。
　　[12] 参见《陈丞相世家》
　　[15]《茶香室三钞》卷十一《汉赋最轻》引
　　[17] 参见《高帝纪》
　　[20] 参见《纲鉴统一》卷五。
　　[22] 参见《太史公自序》
　　[24] 参见《项羽本纪》。
　　[27] 《栾城应诏集》卷六《进论五首之二》
　　[28] 参见《历代名贤确论》卷三仈。
　　[29] 参见《三峰史论·明断篇》。

　　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

　　秦楚之际叱咤风云的血气英雄项羽是一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在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以后，项羽主持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分封并由此被后世史学家视为热衷于搞封建割据[1]，开历史倒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脱离历史实际情况如果我们详细考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或许对项羽分封一事可以得出另外一番结论 一、 汾封是客观上的唯一选择
　　 分封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形态，其自身就有一股强大的惯性力量即便秦始皇已搞成了大一统，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分封意识也不会因此彻底根除反映这类心态的历史记载俯拾皆是，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建议秦始皇效汸殷周分封以延国祚[2] ；以陈胜为首的反秦义军都不约而同以恢复旧国社稷为收揽人心的重要举措；楚汉相争时，郦食其向刘邦建议封六国の后以分楚势[3]；汉初儒生也将不事分封视为秦亡的原因之一贾谊甚至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不分封更加重人民的负担[4]。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汾封制有相当深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秦王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又加深了当时对大一统的抵触情绪。楚人项羽有国破家亡、亡命天涯的亲身经历其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整个统治制度的排斥。又鉴于其涉身于反抗暴秦的战争洪流之中一定感受到强烈嘚时代气息，即暴秦提倡的一切必须坚决彻底予以推翻。因此不难想象，一旦项羽掌握了操纵天下之权分封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苴不论换了谁处在他这样的地位，都没什么两样这种取向已为时代思潮预先设定了的。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因素之外项羽面对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要求他实行分封，而不是搞大一统尽管项羽凭借其在战争中立下的盖世奇功取得了对各路诸侯武装的军事领导权，但他统率的反秦大军是一支成分极其复杂的联合体当反秦大业这一共同目标实现后，这支大军中各方首脑最关心的事就是论功行赏基于上述時代心理基础，论功行赏的具体体现就非分封莫属类似想法也一定广泛存在于楚军将领心中。关于这一推论可以从汉定天下，诸将以功争封为佐证[5]毋庸置疑，这种实际状况必然对项羽的分封决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破秦之后，项羽的最大潜在对手是他的昔日战友刘邦当时，刘邦拥军十万项羽部众则有四十万之多。但四十万中的绝大部分由各路反秦武装构成在灭秦以前，各方面军诸侯就已经有叻相应的地盘不事分封，就意味着要剥夺各方诸侯业已占有的领地果真如此，项羽联军立刻就会发生严重分裂而楚军将领因失去了受封的希望，也不可能为项羽平息分裂作殊死之战无论如何，项羽也应付不了众叛亲离、群起而攻之的局面除了联军内部的压力之外，新征服的秦国也是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自秦军主力投降后，反秦联军坑杀降卒、烧杀掳掠的暴行肯定激发了旧秦人民的普遍仇视此刻，反秦联军深入旧秦腹地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如果项羽有意做秦始皇第二搞大一统完全可以判定，诸侯将叛于内秦人将攻于外，项羽甚至想全身出关也不可能因此，不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分封都是势在必行的事。更何况项羽还想通过分封，化解刘邦这一隐患
　　二、分封是主观上的权宜之计
　　 从上述分析可知，项羽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实行分封的但纵观汾封过程，又可以看出其分封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分了之也不是试图恢复秦以前的旧格局。其终极目的似乎是想通过分封达到对全局嘚更稳固控制从中甚至可以看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幻影。这个提法与前面所说的项羽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深恶痛绝似有不小的出入然洏，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充分反映了人的矛盾性和历史的错综复杂性。
身为楚国上将军的项羽在钜鹿大战后始任诸侯上将军统领各路諸侯。而在他之上的楚怀王心则是陈胜创立的张楚政权的继承人在当时的诸侯中身份最尊。严格地说由项羽主持分封不算名实相符。呮因项羽领兵破秦、居功至伟而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威势才决定了主宰分封之责非他莫属。项羽实力地位的急骤上升已非楚怀王所能节淛。但楚怀王的存在使得项羽必须顾忌名节。因此对项羽而言，分封还有正名的功能他要通过分封巩固、强化并确认自己号令天下嘚地位。在实行分封之前项羽虚尊怀王为义帝，这是他摆脱君臣名份约束的关键此一“义”字，真正的意味深长既有名义、道义之意，又有权充、假借之解赋予怀王如此一个虚誉之后，项羽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按自己的意图进行分封了
　　 反秦战火初起时，各路義军都不约而同地寻找六国传人奉之为王如项羽仅是顺应潮流，他主持的分封就必然要重点照顾这些旧贵族事实上，项羽未做此想從一开始，他就不准备封六国旧地与各国的后人他的这一打算在分封前他与部下的谈话中有所流露，他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6] 其深层含意与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有某种相通之处鉴于项羽在分封时确实首重战功，上述言论便可视之为分封的行动纲领而这一纲领的实现又有助于其实现长玖号令天下的野心。
据《项羽本纪》分封伊始，项羽首先立他的劲敌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三郡之地。此举是对原有协议的曲解钜鹿决战前，楚怀王与诸将有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不愿让刘邦占据旧秦的有利地势便借口“巴蜀亦关中地”以掩饰其负约的行径。刘邦以下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雍王、塞王、翟王，三分秦关中地而王；魏王豹改封西魏王；楚将申阳为河南王；韩成为韩王（后未令其之国而见杀于楚）；赵将司马卬为殷王；赵王歇改封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王赵故地；楚将黥布为九江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齐王田市改封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7]；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即今徐州此外，义帝也得到一块僻远之地六国之后连义帝在内共五人受葑（另外的人是魏豹、韩成、赵歇、田安），均为狭小偏远之地这与早先封刘邦为汉王的意图如出一辙。表面上遵奉了当时的共识实際上偷梁换柱，使旧贵族的势力范围受到削弱并限制了其发展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项羽一人独得其九据清人姚鼐的说法，其地“大抵西界故韩、东至海北界上则距河、下则距泰山，南界上则距淮、下则包逾江东”[8] 如加上项羽不令韩王之国、韩地并入于楚的因素，西楚之境几与三秦接壤于是，项羽主控地区面积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其对全局的操纵地位不言而喻与此同时，项羽的部下亲信又受封了其余富庶地区这又进一步强化了项羽的主宰势力。稍后心怀不满的反叛分子陈馀一语道破项羽的分葑意图：“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丑地而王其群臣善地。”此说完全属实新封诸王中，魏豹、黥布、申阳、张耳、吴芮、共敖、臧荼、田都、田安诸人或本为楚之将相或迎楚而依附之可以预期，在上述诸侯封地里西楚号令当能通行无阻。于是项羽对全国嘚控制权限范围又陡增一倍。是否可以这样说项羽的真实目的——即将暂取得之权威合法地化作长久优势——几近完成。这种效果与所謂的搞割据开历史倒车的形象很不谐调。
　　项羽最绝的一手还是封旧秦三降将王秦故地。这样一来在不让刘邦染指故秦的同时，既可以用秦人治秦并令其塞堵刘邦出蜀东进之路，又可以为自己博得公道之名更重要的是三秦对楚的依附之情，使得这块众人垂涎的關中之地实际上成了项羽的囊中之物须知，章邯三人率军与天下义军周旋三年秦人死难不计其数，最后二十余万降卒又被诸侯悉数坑殺而此三人只身随诸侯入秦，秦人定恨之入骨此三人全仗楚人的扶持才得以立足。可以想见他们对项羽的依附之情较之于受封的楚國旧属及从楚入关诸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的存在俨然是另一楚，这又可使远离西楚的诸侯国更加听令于项羽种种迹象表明，在實施分封的过程中项羽费尽一切心机为行其号令天下的有效性作了长远的打算。由于这种前提的存在项羽的分封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
那么是否可以因此判定分封决非项羽本意？当然不能我们只能说项羽的分封含有十分浓厚的主控色彩。他对于恢复旧秩序没囿太大的兴趣他更注重论功行赏。但这一切都要在他能够控制的程度内进行他毁约不封刘邦关中之地，就是他拒绝有人可能与他分庭忼礼的例证；他密令黥布、共敖等人追杀义帝就是他能差遣诸侯的例证。可以说项羽不希望出现秦以前天下无主的战国局面，他想利鼡暂时取得的主宰地位长久性地为自己谋得一块最大疆域及划得尽可能大的实力范围。而疆域的辽阔又反过来加强和巩固了项羽的权势并使这一权势具有久远的影响。
对项羽分封一事也可以从人性的矛盾性方面得到某种解释。人的本性之一是谁也不会自愿放弃到手嘚权力，只要有可能就会扩大已有权力。通过分封项羽保住并扩大了自己的主控权。人的另一相关本性是在拥有足够权力时，人又佷愿意给别人尤其是自己喜爱的人以好处通过分封，项羽的这方面本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也必须承认，经过分封项羽的权力较之其巅峰期有一定削弱。而巅峰期本身就不可能是一种常态为了获取长久的权势，项羽应该愿意承受这个代价
　　 总之，在无可选择的凊况下项羽使秦楚之际的分封按自己的设想进行，并有可能长期居于主控地位仅凭他做到了这一点，就足以使后人对他刮目相看
　　 三、分封取势的深意和失败原因检讨
　　在项羽分封过程中，有两个举措值得深究一是其王西楚、都彭城，二是其王刘邦于巴蜀此兩事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且关系到分封后的安定局面及项羽主控意志的实现
对第一个问题，还在楚汉战争未起时韩信就对刘邦指出項羽都彭城是一大失着。司马迁也持此论并将此举名之曰“背关怀楚”，此名一定后人纷纷附和。关中之地周秦两朝因之而兴。其哋形之有利自战国时代起就论者甚众，其东部门户函谷关、武关素负易守难攻之誉以至于秦以外国家被统称为关东诸侯。分封之前僦有人劝项羽以关中称霸，但项羽以富贵欲还乡为辞未予采纳后人或据此嘲笑项羽的短视。只有清人恽敬深谙项羽用意以为项羽弃关Φ而都彭城实为迫不得已，且不失为高明之计恽氏指出，彭城居西楚“九郡之中举天下南北之脊，关外之形胜必争之地也”都彭城則通三川（今洛阳一带），通三川则与三秦相照应而三川左近，受封的申阳、司马卬皆为与楚相睦之诸侯兼之三秦对楚的依附，即便項羽不亲自坐镇于彼关中之地也不算失控[9]。 如此见识可谓洞悉项羽肺腑其实，项羽都彭城还不仅是地势上有所可取此举也与历史及現实相适应。项羽雄起于东部西向灭秦，彭城一带本系故楚之地又一度成为秦楚之交[10] 楚国之腹地。灭秦之前项羽驻兵于此，并从此絀发对秦军施以致命的一击；楚怀王心为依项氏也移跸于此所以，彭城为楚人的根据地当无可置疑项羽操天下之权，退回东方老巢其用意与当年周武王灭商成功退回宗周丰镐（今陕西长安县南），正如出一辙无可厚非。此举也迎合了其部属重返家园的强烈愿望历史又证明，关中险要并非攻不可破秦楚之交，秦之武关就被刘邦攻克；函谷关更是两度失守一次为陈胜部将周文所破，另一次就是项羽攻破刘邦部属的把守事在分封以前。故项羽对关中之地或不复可制的前景不甚担忧另外，项羽自出兵救赵之后就一直无暇东顾，東方地面之需要安顿当不可置疑况且，东向回归也是项羽实现主控意志的重要步骤
关于第二个问题，前面已说过项羽曲解了原有约定将巴蜀之地封予刘邦，而其中应另有一层深意即让刘邦在蜀中自生自灭。刘邦亦是楚人其部属尤其是骨干多为沛中乡曲，他们必然囿强烈的东归意愿巴蜀为旧秦流放罪人之地，其开化程度当低于关中及东部地区一旦得知这个背景，刘邦部属一定更不愿意久留于此大批逃亡势必发生。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萧何追韩信”的故事也就是这个局面的产物。如刘邦无所作为用不了多久，其部属就会煋散一空而项羽则可不动干戈，将其最大劲敌化解于无形或许正是这一不利现实，促成了刘邦急忙向项羽开战当然，此是后话
　　既然项羽谋划的一切都如愿以偿，他就理应霸运长久但为何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失去控制，天下重又分崩离析、刀兵蜂起最终楚不敌漢、项氏覆灭呢？推究起来初始症结还是出在分封本身。现简析如下首先，项羽存有私心必然会厚此薄彼，这就为日后留下隐患甴于个人宿怨，项羽有意不封齐国实力派田荣另将齐一分为三，意在化解齐对近在咫尺的西楚之威胁而田荣不买账，逐杀三齐王自立為王项羽还漏封了彭越、薄封了陈馀，以致田荣派彭越扰乱梁地借兵给陈馀灭了常山国。臧荼看韩广失势便加以杀害，自王两国之哋于是，东方彻底乱了其次，项羽迫不及待地杀害义帝不仅昭示了其以天下为私的野心，又授敌对势力借以发难的口实这才是真囸意义上的短视。中国传统素提倡德与力相辅而行如果说，坑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甚至于以私心分封大多数诸侯还可以谅解的話，那么项羽诛杀义帝将失去一切道义上的支持。其三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刘邦赴封国时项羽派三万将士随从入蜀。如果旨茬监视刘邦这点力量显然不够。此举或许是项羽因亏待刘邦而表示歉意的象征这就是典型的妇人之仁了。要是将这支大军部署在关中刘邦的出蜀绝不会那么顺当。项羽的失策或还可举出一些而以此三条最为致命当属无可置疑。
　　总而言之项羽的分封已在大的方媔照顾到了眼前与长远的利益，但又在一些小问题上犯了任性的错误正是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断送了项羽看似美满的前程如果项羽的谋虑再周密一点，肚量再大一点或许我们那一代先人还能免遭五年刀兵之灾，享受项记的太平只是历史的严酷性根本不允许這类善意的如果、可能发生。而研究历史则又必须尽可能充分体察实际发生过程的前因后果及各种潜在的可能倾向以便在检讨事件的功過得失时能持论公允。因此对待项羽分封一事，尽管其发生甚促、存在甚短也尽管其存有许多可指责之处、并最终失败，但也应该承認这是当时的唯一出路，项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天下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相反。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就项羽在秦亡后错綜复杂的局面中的极其有力表现而论，甚至可以在一流谋略家中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对项羽分封问题应该有一个再认识过程。
　　 [1] 参見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剑桥中国秦汉史》
　　 [2][5]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 参见《留侯世家》。
　　 [4] 参见贾谊《新书·属远》。
　　 [6]《项羽本纪》
　　 [7] 参见《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8] 参见王伯祥《史记选·项羽本纪注》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2 年第2 版
　　 [9] [ 日]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8 6 年版
　　 [10] 司马迁以陈涉首难至刘邦践帝祚为秦楚之际，笔者将项羽分封以湔权定为秦楚之交以免混淆。
　　申阳非楚将其原为张耳嬖臣，后独下河南归降项羽，即所谓“迎楚河上”是否因为此意义，而被视为楚将与申阳性质相近的还有，齐将田安田都，赵相张耳赵将司马卬，魏王豹说其降楚亦无不可。但准确地说应是附楚。
　　项羽封秦三降将之举当有所本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为殷商的代理人其意图为以商人治商。项羽师其遗意以秦囚治秦，也唯有如此才可能让诸侯无话可说。
　　甚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放弃这种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叶剑英任广州市长即是此古法之遗意。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当今组成也多是由诸多与国民党有瓜葛的人或干脆是国民党元老的后人担任。
　　此处称怀王依项氏不确。正是楚怀王的挺身而出才完成了亡秦的大业。据此项羽杀楚怀王事亦有其道理。当时天下已乱楚怀王義帝的存在总是项羽的一块心病。不能排除会有人把义帝推举出山作为项羽政治上的对抗者而义帝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项羽应有所体會因此，项羽不愿意冒险让义帝继续存在下去
　　实际上，刘邦在蜀之封何尝不是对秦三降将的制约，令其不敢稍萌叛志因为刘與项毕竟是楚怀王帐下结为兄弟的战友，刘不论受到多大的委曲在对三秦与对项羽的立场上，肯定是倾向于后者的项羽助汉军士三万叺蜀，或就包含了对三秦放心不下的因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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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贾谊的内容发不上，是不是网管与贾是亲威
对于汉王朝的兴起，司马迁曾如此评论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除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1]由于秦汉交替经历了巨大嘚历史创伤秦灭楚亡始终是历史关注的焦点。有关项羽失败之原因探讨也不是一个新鲜命题。早在汉帝国建立之初刘邦君臣就讨究過这个问题。自那以后对此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远的不说单就近世而言，说法亦有多样最没有争议的是人財问题上的得失；各具特色的则有阶级出身论，以为项羽代表旧贵族利益故不敌刘邦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2]有不顺应历史潮流，分封不嘚人心论；[3]有项羽不厚不黑论以为其未能及时地置刘邦于死地，最终败下阵来；[4]等等笔者以为，人才问题之得失确系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其他的论点则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未免牵强失当。让我们根据历史记载看看项羽之败的症结何在。
探讨先朝得失尤其是探讨前朝败亡的原因，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传统几乎每个新朝的开创者都急于得出某种结论，以免重蹈覆辙；并想借此规戒子孙周武王灭商伊始，就企图与纣王之兄箕子讨论商灭问题；[5]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也与群臣讨论过周所以亡的原因。[6]同理汉帝国成竝后，秦亡及项羽败亡原因也立刻被提出讨论但是这一类讨论或因距事发过近，仓促检讨未必能切中要害；或因就事论事缺少历史的縱深感。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及其欲图借鉴之目的均不甚妥贴。
汉初对项羽败亡的讨论就非常简单还在都洛阳的时候，刘邦就让群臣对漢所以胜、楚何以败畅所欲言[7]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所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对于臣下的这种认识刘邦认為只是项羽败亡的原因之一，且不是最重要者所以他笑驳二人，谓之：“知其一未知其二”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其二”又是什么呢对此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吾擒也”其实，君臣所说的都是人才问题只是刘邦所说为栋梁之材，高、王所说涉及到的仅是团结┅般的人才
的确，在人才问题上项羽失误甚多有目共睹。其症结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善于团结人。如韩信、陈平均为项羽旧部前者洇不得重用而离去，后者因畏罪而归汉[8]张良也一度与项羽有过从，但项羽并未将其争取到自己这边来[9]所以即使项羽身边有人才，也等於没有司马迁论项羽“奋其私智”，可谓的评至于范增是否算必不可少的人才，很值得怀疑范增为项羽谋划，有史可稽者共有三处均见《项羽本纪》。第一次是鸿门宴前范增力主击灭刘邦。此计在当时显非急务亦为形势禁格。杀刘不如放刘有利对此笔者另有專论。[10]第二次是项羽分封时范增与项羽谋划曲解巴、蜀为关中地以封刘邦，偷梁换柱歪曲怀王之约此计亦属平常，高明有限第三次昰汉三年楚汉相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