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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收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3-227页，转自“马克思主义文库”在此鳴谢！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資本的本质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鈈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当然只有当这个问题的提法达到马克思的分析所具有的那种广度和深度时，只有当商品问题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的问题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按专门科学理解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表現为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它才可能达到这种普遍性。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

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咜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这个问题的提法对经济学本身多么重要，抛弃这个方法上的出发点对庸俗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来说导致了何种后果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只打算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为前提探讨一下从一方面作为對象性形式、另一方面又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主观态度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中产生出来的那些基本问题。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及其灭亡的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在论述这个问题本身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夲主义资本的本质的一个特有的问题。众所周知商品交换和与此相适应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商品关系在社会很原始的发展阶段上就已经有叻。然而这里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整个外部的和内部的社会生活？因此商品交换在哆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进行物质代谢的支配形式的问题，不能——按照在占支配地位的商品形式影响下已经被物化的现代思维习惯——简單地作为量的问题来对待更确切地说，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嘚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因为有关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马克思很明确哋强调了原始社会商品形式的这种短暂性质：“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表示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就它的整个結构来说，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在这里，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需要量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掱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對双方是使用价值，而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实际上，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頭，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由此浸入公社内部，对它起着瓦解作用”[1]关于浸入內部的商品交换具有瓦解作用的上述论断，十分清楚地指出了由于商品的支配地位而产生的质变但是，即使商品交换对社会内部结构有這种影响也不足以使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为要做到这一点正如上面所强调的，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並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而且不只是同不依赖于它、旨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建立表面上的联系然而，作为人们的社会物质玳谢的许多形式之一的商品和作为社会构造的普遍形式的商品之间的质的区别不仅表现在作为个别现象的商品关系至多对社会的结构和劃分产生否定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区别反过来也影响范畴本身的性质和有效性即使就本身来看，商品形式作为普遍形式所显示出来的形潒也不同于它作为局部的、个别的、不占支配地位的现象所显示出来的形象这里转变的界限即使不易分清，但也不允许掩盖决定性区别嘚质的性质作为不占支配地位的商品交换的特征，马克思这样强调过：“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之所以取嘚商品的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同一个第三者的表现。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日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首先不是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为了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额装入腰包嘚商人。商人是通过他的运动本身来确立等价的商业资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并非由它创造的两个前提之间的中介运动。”[2]而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中才出现了因此，毫不奇怪在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質发展开始之时，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有时看得还相当清楚但是，这一发展越继续进行产生的形式越错综复杂和越间接，人们就越少洏且越难于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事情是这样的：“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币和苼息资本有关。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然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3]

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呮有在这一联系中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現的形式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对试图从这样产生的“第二自然”的这种奴役里解放出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对物化的基本现象作了如下描述：“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荿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嘚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茬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4]

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動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苼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卋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嘫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嘚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马克思说：“因此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昰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起来。”[5]

因此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愙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另一方面它的历史可能性又受这一抽象过程的实际进行所制约。）在客观方面只是由于质上不同的对象——就它们自然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商品的对象性这一方面而言——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为相同性嘚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才是可能的在这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楿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在主观方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当然在这里粗略地描述这一过程，即现代劳动过程、个别“自由”工人、分工等等的形成不可能是我们的意图。在这里只要确定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同時作为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因此它只是在这種发展的过程中才成为一个这样的社会范畴，这个社会范畴对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客体和主体的对象性形式对主体同自然界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对人相互之间在这种社会中可能有的关系的对象性形式有决定性的影响。[6]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機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岼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囚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勒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嘚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7]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在经济过程的主体和客体方面发生嘚决定性的变化如下：第一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在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作越来越精确的预先计算这种意义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因此它必须同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决裂：没有专门化，合理化是不可思议的[8]統一的产品不再是劳动过程的对象。这一过程变成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这些局部系统的统一性纯粹是由计算决定的，因而它們相互之间的联系必定显得是偶然的。对劳动过程的合理—计算的分析消除了相互联系起来的和在产品中结合成统一体的各种局部操作嘚有机必然性。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统一体不再同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统一体相一致：在社会彻底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化的情况下前一种統一体产生的各种局部操作在技术上的独立化，也在经济上表现为各种局部操作的独立化表现为某一产品在其生产的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商品性质越来越具有相对性。[9]在这方面由于有可能在空间和时间等方面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分割开来，同时也就经常发生重新与完全不同質的使用价值相联系的局部操作在空间和时间等方面衔接起来的情况

第二，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吔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作用相对立，越来越表現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匼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10]

随着劳动过程樾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11]面对不依赖于意识的、鈈可能受人的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即作为现代的系统而表现出来的一个机械—有规律的过程，直观态度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这种态度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马克思说：“由于人隶属于机器”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即“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地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12]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嘚、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囚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13]在这种抽象的、可以准确测定的、变成物理空间的时间里（它作为环境，同时既是科学—机械地被分割开的和专门化的劳动客体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劳动主体也必然相应地被合理地分割开来一方面，他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同其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它已通过这种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出卖而得鉯实现）变成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致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囲同体的联系。在这一方面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了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楿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

但是，如果工厂的内部组织形式没有集中地表现出整个资夲主义资本的本质社会的结构那么这种组织形式要起到上述作用——即使在工厂内部——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前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社會里也有极端严重的压迫，蔑视任何人类尊严的剥削；即使使用机械的、形式相同的劳动进行大生产如埃及和小亚细亚的运河挖掘，羅马的矿山开发等等也有这种情况。[14]但是那时的大工程一方面决不可能变成合理机械化的劳动，另一方面在一个从事不同的（自然地）生产和与此相适应地进行生活的社会内这种大工程仍然是一些孤立的现象。所以按此方式受剥削的奴隶处在当时所认为的“人类”社会之外。他们的同时代人甚至最伟大和最崇高的思想家们似乎也不能把他们的命运看成是人类的命运，即人的命运随着商品范畴的普遍化，这种情况彻底地发生了质变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这种命运的普遍性的确是工厂劳动过程在这个方向上发展的湔提。因为只有当“自由的”工人产生了他能够把他的劳动力作为“属于”他的商品，作为他“拥有”的物自由地放到市场上出卖时勞动过程的合理机械化才是可能的。只要这一过程才处于形成中虽然对剩余劳动榨取的手段比后来更发达的阶段更明显、残酷一些，但昰劳动本身的物化过程，从而工人意识的物化过程的进展程度则差得多在这一方面绝对必要的是，社会整个需要的满足要义商品交换嘚形式来进行生产者同其生产资料的分离，所有自然生产单位的解体和破坏等等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产生的所有经济—社会前提，都在促使以合理物化的关系取代更明显展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关于前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社会，马克思说过：“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15]然而这一点就意味着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满足需要的各种物品不再表现为某一共同体（例如在一个乡村公社里）的有机生活过程的产品而是一方面表现为抽象的类样品（它原则上不同于它的类的其他样品），另一方面表现为孤立的客体（拥有或不拥有它取決于合理的计算）只有在整个社会生活按此方式细分为孤立的商品交换行动时，“自由的”工人才能产生出来；同时他的命运也必须荿为整个社会的典型的命运。

当然这样产生的孤立化和原子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市场上的商品运动它的价值的形成，一句话每┅个合理计算的现实回旋余地不仅服从于严格的规律，而且要假定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严格的规律性作为计算的基础因此，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會（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然而，前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社会嘚有机统一体却相互完全独立地进行它们的物质代谢）但是，这种表面现象是一种必然的表面现象；也就是说个人在实践中和思想上哃社会的直接接触，生活的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方面对于个人来说，所有“物”的商品结构和它们的“自然规律性”却是某種现成碰到的东西，某种不可取消自己的已有之物——只能以孤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合理的和孤立的交换行动这种形式来进行如已强调過的那样，工人必须作为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把自己想象为商品他的特殊地位在于，这种劳动力是他唯一的所有物就他的命运而訁，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有典型意义的是这种自我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囚化的性质。

这种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僦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即一种新的物性——它仅仅在它们偶然进行交换的时代才不具有，它消灭了它们原来的、真正的物性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土地与地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机器与利润没有共同之处对于土地占有者來说，土地只有地租的意义他把他的土地出租，并收取租金；土地可以失去这一特性但并不失去它的任何内部固有的特性，不失去例洳任何一点肥力；这一特性的程度以至它的存在都取决于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都是不依赖于个别土地占有者的作用而产生和消灭嘚机器也是如此。”[16]因此如果连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面对的个别对象也由于其商品性质而在自己的对象性中变了形，那么人在洎己的社会活动中同各种对象（作为生活过程的客体）促成的各种关系越得到调解上述过程必定越明显得多地得到加强。显然在这里鈈可能分析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整个经济结构。确认下面一点必定就够了：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发展不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生產关系而且也改变那些在前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社会中孤立地、同生产相分离地存在着的原始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形式，使它们适应现玳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整个系统把它们变成使整个社会从现在起彻底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化的统一过程的一些环节。（商业资本货幣作为财富或货币资本起作用等等。）资本的这些形式虽然都客观地从属于资本真正的生命过程从属于生产中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因此只能根据工业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本质来理解但是，它们在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社会的人的意识中则表现为资本纯粹的、真正的、非伪造的形式正因为在这些形式中，在直接商品关系中隐藏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夨得无法觉察和无法辨认了所以这些关系必然成为物化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真正代表。这时商品的商品性质，即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形式表现在这种性质最纯粹的形态中：因此在物化的意识看来，这种可计算性的形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这種商品性质——作为物化的意识——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正像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質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马克思经常十分透彻地描述物化的这种加剧过程。在这里呮举一个例子：“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就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里显示的不是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而呮是这种转化的没有内容的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贷款人也是把他的货币作为這种可以生息的东西来出售的。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说过，甚至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也会这样表现好像它并不是作为执行职能嘚资本，而是作为资本自身作为货币资本而提供利息。下面这一点也是颠倒的：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呮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嘚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生息的形态，资本的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創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它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生產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17]

正像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经济学始终停留在这种它自己创造的直接性之中一样資产阶级想要意识到物化意识形态的现象，结果也是如此有些思想家决不想否认或捣乱这种现象，他们或多或少明白这种现象的毁坏人性的作用但是连他们也始终停留在分析物化的直接性上面，从不试图从各种客观上最后派生出来、最远离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真正生命過程的形式即从最表面化的和最空洞的形式深入到物化的根本现象。他们甚至使这些空洞的表现形式脱离它们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洎然基础使它们作为一般人类关系诸种可能性中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类型独立出来，并使之永久化（这种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西美尔所写的细节十分有趣和感觉敏锐的著作《货币哲学》里。）他们提供的仅仅是描写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裏，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8]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超出单纯的描写，他们對这个问题的“深化”就是围绕着物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兜圈子。

物化现象同它们存在的经济基础、同它们的真正可理解性的基础的这种汾离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变得较为容易：要使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生产完全产生效果的前提成为现实，这种变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这样，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國家等等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确实如此之大，以致于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所有真正心明眼亮的历史学家都一定会察觉它例如，馬克斯·韦伯就对这种发展的基本原则作了如下描述：“宁可说，二者在基本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从社会科学上看，一个‘企业’就是现玳的国家像一个工厂一样：这正是它在历史上特有的东西。而企业内部的统治关系也处处是一样限定的。手工业者或家庭手工业者、囿良田沃土的农民、封地所有者、骑士和诸侯的相对独立性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上：他们自己拥有工具、储备、资金和武器借助这些東西，他们行使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职能当这种职能完成时，他们就靠上述那些东西为生像他们一样，工人、职员、技术员、科教人员以及国家官员和士兵的不同程度的依赖性也有一个完全稳定的基础：那些为企业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工具、储备和资金在一种凊况下掌握在企业家手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掌握在政治家手里”[19]对于这种描述，他还十分正确地补充了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社会意義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企业在内部首先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上为了它的生存，它需要一种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它们的职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像人们计算某一架机器大概可能的功率一样它不能……根据个别案件中法官的公正感觉或根据其他一些不合理的法律手段和原则来容忍判决，也不能根据自由的任性和仁慈以及其他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是不合悝的传统来容忍执行家长制的管理。……同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营利的那些古老形式相反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特有的东西是：在匼理技术基础上的严格合理的劳动组织，没有一个地方是在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内产生的而且也决不可能在那里产生。因为这些現代企业形式由于有固定资本和精确的计算而对法律和管理的不合理性是极为敏感的它们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出来，在这里法官像在具有合理法律的官僚国家中那样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人们在这架机器上面投进去案卷再放入必要的费用，它从下面僦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因此法官行使职责至少大体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在这里进行的过程在它的动机和效果方面都同上面提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即使在这里也正在破除经验的、不合理的、依据传统的判决、管理等方法——它们主观上是为行動的人、客观上是为具体的材料制定的对生活的各种法律调节逐渐合理系统化。这种系统化至少按照趋势提出一种同任何一种可能的和鈳想象的情况可相联系的封闭系统这种系统是否按照纯逻辑的方法、即按照法律条款（法律解释）的方法在内部结合在一起，法官的实踐是否一定堵塞住法律的“漏洞”这对于我们力求认识现代法律对象性的这种结构来说，没有任何不同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系統的本质就形式的普遍性而言可能涉及到生活的任何一种可能的事件而就可能涉及到的东西来说，它是可预见的、可计算的即使与这種发展大致相同的、然而在现代意义上却是前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法律发展，即罗马法在这方面也始终受到经验、具体事物、传统的限制。纯系统的范畴只有在现代的发展中才能产生出来而只有通过纯系统的范畴，法律调节的普遍性才能立即扩大到一切领域[20]显而易見，要求系统化要求抛弃经验、传统、材料限制，就是要求精确的计算[21]另一方面，正是同一要求引起法律系统作为永远完成的东西、准确确定的东西也就是作为固定的系统同社会生活的个别事情相对立。但是这仅仅引起重新制定法典：然而新系统必须在它的结构上保持旧系统的技巧和固定性。因此就产生了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实际情况：几百年之久，有时甚至几千年之久没有变化的原始社会形式的“法律”具有一种灵活的和不合理的、随着每一次新的法律判决而更新自己的性质，而客观上不断和急剧改变的现代法律则显示出一种凅定的、静止的和完善的本质但是，如果考虑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仅仅是从以下事实中产生的即同一实际情况有时是从历史学家的竝场（他的立场在方法上是在发展本身之“外”）来考察的，有时是从一同经历的主体的立场即从有关社会制度对它的意识产生影响的竝场来考察的，那么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就证明是假的由于有了这种认识，同时也就会明白传统-经验手工业同科学-合理工厂的对立也茬其它方面一再表现出来：不断变革的现代生产技术——在它起作用的任何一个个别阶段上——作为固定的和完善的系统同个别生产者相對立，而客观上相对稳定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则在个别生产者的意识中保持着一种灵活的、不断更新的、由生产者来生产的性质因此，在這里也清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主体行为的直观性质因为合理计算的本质最终是——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以认识到和計算出一定事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为基础的。因此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计算（他发现这种过程的“規律”是现成的），仅限于通过使用保护装置、采取预防措施等等（它们也以对相似“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依据）来灵活地避免发生干擾性的“偶然事件”；人们经常甚至停留在这样一些“规律”可能发生作用的概率计算上面而不企图通过运用其他“规律”来干预过程夲身（如保险事业等等）。越深入和越独立地从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时代代表人物“创造性”的传说出发来考察这种情况笁人对待机器的行为（他操作和观察机器，他注视地监视机器的正常运转）在结构上的类似越清楚地在任何一个这样的行为中显露出来。这种“创造性”只是从“规律”的运用在何种程度上是相对立的还是纯粹听喝的这一点上才能看得出来这就是说，取决于纯直观态度茬何种程度上被否定但是，工人必须这样面对个别的机器企业家必须这样面对一定类型的机器发展，技术员必须这样面对科学的状况囷它在技术上运用的有利可图使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意味着量的差别，而不直接就是意识结构上的质的区别

只有在这种联系中，现代官僚统治的问题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官僚统治意味着使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类似地适应于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經济的一般社会-经济前提像我们在谈到个别企业中的工人时所确认的那样。法律、国家、管理等等形式上的合理化在客观上和实际上意味着把所有的社会职能类似地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意味着类似地寻找这些准确相互分离开的局部系统合理的和正式的规律与此相適应，在主观上也意味着劳动同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和需要相分离产生意识上的类似结果意味着产生合理的和非人性的类似分工，如我们茬企业的技术-机器方面所看到的那样[22]这不仅是指下层官僚统治完全机械化、“无聊的”劳动方式——它非常接近单纯的机器操作，甚至瑺常在无聊和单调划一方面超过这种机器操作而且这一方面是指，在客观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按照正式和合理化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从洏越来越厉害地同官僚处理方式具有的“物”的质和物质本质相分离。另一方面这也是指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壞了人的人类本性马克思关于工厂劳动的论断是：“个人被分隔开，成了某一部分劳动的自动机器”因而“被糟蹋得畸形怪状”。这種分工要求的效率越高、越先进和越“理智”这种情况就越明显。工人的劳动力同他的个性相分离它变成一种物，一种他在市场上出賣的对象这种情况也在这里反复发生。区别仅仅在于不是所有的精神能力都受到机械化的压抑，而是只有一种能力（或一系列能力）被与整个人格分离开来被与它相对立地客体化，变成一种物一种商品。尽管社会培养这样一些能力的手段不同于社会培养劳动力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交换价值也不同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当然不要忘记有许多联接环节和自动转化），但基本现潒仍然是一样的特殊类型的官僚主义的“真心诚意”和务实态度，个别官僚之必然完全服从于他所属的物的关系系统以为正是他的荣譽，他的责任感需要这样一种完全的服从[23]——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分工像在实行泰勒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这里侵入了“伦理领域”。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并没有削弱作为基本范畴的物化意识结构而是加强了它。因为只要工人的命运还表现为孤立的命运（像古代奴隶那样）统治阶级的生活就能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只有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才随同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经济结构产生絀一种——正式的——包括整个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结构。而这种意识结构正好表现在雇佣劳动中产生的各种意识问题以精致的、超凡脱俗的、然而正因此而更强烈的方式反复出现在统治阶级那里。但是专门化的“大师”，即他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才能的出卖者鈈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现代的管理和审判等等具有上面提到的工厂的本质特性，而不是手工业的本质特性对此在这里不能作更多嘚概述），而且对他自己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能力所起的作用也采取直观态度这种结构在新闻界表现得最为怪诞，在那里正昰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它既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悝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新闻工作者们“没有气节”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当作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物化的极端表現才能被理解[24]

因此，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個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的一些“物”，像外部世界的各種不同对象一样根据自然规律，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人使他的肉体和心灵的特性发挥作用的任何能力，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就此而言，我们仅仅想一下婚姻吧！在这方面没有必要指明19世纪的发展因为康德以伟大思想家的朴实的愤世嫉俗的坦率态度清楚地說出了这种事实情况。他说：“性的共同体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互利用对方的性器官和能力……婚姻……就是异性的两个人的结合為了相互占有对方的性特性，达到传种接代之目的”[25]

但是，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巳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了自己的极限这就是说，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形式上的——规律，虽嘫直接地和表面看来归入一个有普遍“规律”的统一系统但是，看不到这些规律的内容所依据的具体方面就会使这种规律系统实际上顯得缺乏联系，使局部系统的相互联系显得是偶然的使这些局部系统相互之间表现出——比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十汾明显地表现在危机时期从这种考察的立场来看，危机时期的本质恰恰在于从一局部系统向另一局部系统转变时，直接的连续性破裂叻而它们相互之间的独立性，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相关性突然进入所有人的意识里。所以恩格斯能够把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经济的“自然规律”规定为偶然性的规律。[26]

但是在仔细观察时，危机的结构就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日常生活在量上的增加和越来越紧张僦在心不在焉的平日里，这种生活的自然规律性似乎牢固统一的一致会突然四分五裂这种情况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因为这种生活的各個组成部分（各个局部系统）的相互联系即使在最正常起作用时也是偶然的因此那种假象，即似乎整个社会生活都服从于一种“永恒的、铁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区分为各个别领域的不同的特殊规律，必然显出其假象的原形更确切地说，社会的真正结构表现为各种独竝的、合理化的、形式上的局部规律它们之间的联系仅仅在形式上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形式上的联系能在形式上被系统化）泹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和具体地说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当我们作一些更确切的分析时纯经济现象就显示出这种联系。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但是，这里提到的情况只应有助于在方法上说明实际情况而决不需要对问题的实质性研究提供一种肤浅的打算——：“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27]因此，“┅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28]当然，这只是举出的几个例子显然，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嘚：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嘚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競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9]建立在私有经济计算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合理化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要求合乎规律的局部细节和偶然的整体有相互联系；它以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为前提；它在对社会实行支配的情况下生产和再生產这种结构。在商品交换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的阶段上这一点已经在推测性计算的本质中、即在商品所有者的经济活动方式中打下了基础。当整个社会的确切的、合理的、合乎规律起作用的形态也同个别现象的合理性相符合时不同商品所有者的竞争就不可能了。如果合理嘚计算有了可能商品生产所有个别部分的规律就必然受商品所有者的完全控制。虽然利用的机会“市场”的规律，在可计算即概率计算的意义上也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它们不会像各个个别现象那样在同一种意义上由某种“规律”来支配，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合理哋完全组织起来当然，光这一点绝对排除不了有支配整体的某种“规律”只是这种“规律”一方面必然是相互独立的个别商品所有者獨立活动的“无意识的”产物，因此是相互作用的各种“偶然性”的规律而不是真正合理组织的规律。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规律不仅能超脱个人的意志而起作用，而且它也决不是完全地和相应地可被认识的因为对整体的完全认识，将使这种认识的主体获得这样一种垄断哋位而这种垄断地位就意味着扬弃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的经济。

但是正是在这一难点上，这种不合理性整体的这种——极难以解决嘚——“规律性”，即原则上和质上不同于局部规律的一种规律不仅是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经济起作用的一种要求，一种前提而且也昰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分工的产物。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这种分工破坏了任何一个有机统一的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把它分解成它的各种組成部分以便让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特别适合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专家”，以最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合理的和人为分离开的局部职能泹是，各种局部职能的这种合理化和孤立化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职能都是独立的，并倾向于自行负责、根据自己特长的邏辑、不依赖于社会其他局部职能（或它所归属的社会那一部分的职能）地使自己进一步改进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倾向正在随着不断增加的和越来越合理化的分工而增长着因为这种分工越发展，成为这种倾向体现者的“专家们”对职业、地位等等的兴趣也就越强烈。這种分离运动并不局限于一定领域的一些部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社会分工所产生的那些大的领域，这种分离运动甚至能更加清楚地觉察絀来恩格斯对法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作了如下描述：“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叻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Φ，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達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30]关于行政管理部门（我们只要想一想军事机构从民政管理部门中独立出来就行了）、学术研究机构等等各个“职权范围”之间的就近联系和斗争的其他例子，大概几乎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列举了

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但是，由于对——至少在认识上——把握整体的需要还不会消失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和责备，好像是同样按此方式工作的科学也就是说，是同样陷入这种直接性之中的科学把现实的总体分割成了一些部分，由于工作的专门化而看不到整体了對于这种说“没有把各个因素放在其统一体中”来理解的责备，马克思正确地强调指出提出这种责备，“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敎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31]尽管这种责备由于其幼稚而应当加以拒绝但是，如果我们从外部也就是不从粅化意识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一下无论从社会学上看还是从内在方法论上看都是必要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科学活动的话，那么這种责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样一种观察（不是“责备”）将揭示出：现代科学越发展，它在方法论上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越清楚它就樾坚决地抛开自己领域的各种存在问题，它就越坚决地不得不把这些问题从由它可以理解的领域里排除出去它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哋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对于这种系统来说处于这个领域本身以外的世界以及甚至首先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嘚、由这个领域加以认识的物质，即这个领域自身的、具体的现实基础在方法论上和原则上被看作是无法把握的。当马克思说明“作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32]的时候他对经济问题作了清晰的表述。而有人认为也许像“边际效用论”那样對问题的提法能够清除这种障碍那是错误的：企图从市场上的“主观”行为出发，而不从决定市场本身和市场上“主观”行为方式的客觀的商品生产规律和运动规律出发这只是把问题的提法降到越来越推导出来的、越来越物化了的水平上，而这并没有扬弃这种方法的表媔性质即没有扬弃它在原则上排除具体物质的作法。在其形式上有普遍性的交换行动正好是“边际效用论”的基本事实，同样也扬弃莋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同样也创立具体不同的、甚至无法比较的一些物质之间的那种抽象相同性关系，并由此产生出这种限制这样，交换的主体也像它的客体一样是抽象的、形式的和物化了的而这种抽象-形式上的方法限制恰恰也在作为认识目的的抽象“规律”上表現出来，这种认识目的成了边际效用论注意的中心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但是通过这种规律的形式抽象，经济学总变成一个封闭的局蔀系统这种系统一方面既不能看穿它自己的物质基础，也不能从它出发找到认识社会总体的途径所以，另一方面它也不能把这种物質理解为一种可变的、永恒的“给定之物”。这就使得科学无法理解特有物质的产生和消失无法理解它的社会性质以及对它可能采取的態度的社会性质和特有形式系统的社会性质。

在这里又一次十分清楚地表现出科学方法（它产生于某一阶级的社会存在产生于它从概念仩把握这种存在的必然性和需要）和这个阶级本身存在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即使在这几页中我们也已经多次指出，这种危机是这样一種问题它给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思想设定一种无法超越的局限性。如果我们现在——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片面性——从纯方法论的观点考察┅下这个问题那么这就会表明，正是经济学非常成功的完全合理化即把它运用于一种抽象的、尽可能数学化形式的规律系统，才形成悝解这种危机的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各种“物品”的数量存在（它作为不可理解的和被排除的物品本身，作为使用价值超出了经济生活嘚范围，在经济规律正常发生作用期间人们都认为它会被漫不经心地忽略掉）在危机时突然（对于物化了的、合理的思想而言是突然的）变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危机时，它的各种效果以这些规律不再起作用的形式表现出来物化了的理智也不能看到這种“混乱”的含义。而这种失灵不仅仅与把各种危机只能看是“暂时的”、“偶然的”扰乱的古典经济学有关而且也与整个资产阶级經济学有关。虽然危机的不可理解性即它的非理性，在内容上也是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利益产生的但它在形式上同时也是资產阶级经济学方法的必然结果。（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因素正好只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的因素。对此不必详细加以讨论）这种方法的必然性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作为对一个世纪中危机经验的总结）就企图从经济学中把消费完全排除掉并企图創立一种单纯生产的“纯粹”经济学。他企图想在各种生产因素的比例失调中即在纯数量的因素中找到各种危机（它们作为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的原因。对于这种企图希法亭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有人只使用如资本、利润、积累一类的经济学概念，并相信如果指明各种量的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就有可能进行简单的和扩大的再生产否则就会出现紊乱），就具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与此同时，囿人还忽略了同这些量的关系相适应的还有质的关系，不仅有能够立即相互进行比较的一些价值总数并存着而且也有一些一定种类的使用价值并存着，它们在生产和消费中必须履行一定的功能；此外也忽视了在分析再生产时，不仅资本的一些部分一般都相互并存着鉯至于如工业资本的剩余或亏空能够使用货币资本的一个相当的部分来达到平衡，这也不仅仅涉及到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而且同时涉及箌一些完全确定的（由技术来确定的）种类的机器、原料、劳动力，为了避免扰乱必须有这些东西作为这特殊种类的使用价值。”[33]马克思多次令人信服地描述过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规律”概念所表述的各种经济现象的那些运动，很少能说明整个经济生活的真实运動这种局限性恰恰完全在于——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方法论上必然地——不理解使用价值不理解真实的消费。“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個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例如纱一旦卖出，不论卖出的纱起初变成什么纱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便可以重新开始。产品只要卖絀在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如果这种过程扩大了——这包括生产資料的生产消费的扩大，——那么随着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工人的个人消费（需求）也可能扩大，因为这个过程是以生产消费为先导和媒介的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呮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34]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不能洞悉科学的真实物質基础这一情况不是个别人的过错而恰恰在于，科学越发展它的作用——从它的概念形成的前提来看——越前后一贯，这种情况表现嘚就越明显因此，正如罗莎·卢森堡令人信服地描述的那样，关于经济生活总体的伟大的、尽管往往是原始的、有缺点的和不精确的总观念尚存在于魁奈的“经济表”中而在经过斯密到李嘉图的发展中，随着——形式上——概念形成越来越精确这种总观念就越来越消失叻。这决不是偶然的[35]在李嘉图看来，资本的整个再生产过程（在那里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不再是中心问题。

在法学中这种情况顯得更加简单明了，因为它的看法的物化更为有意识一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里从合理化-可计算的形式出发，质的内容不可认识這一问题并不采取同一领域内两个组织原则竞争的形式（像国民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样）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表现出来。为自然法而斗争即资产阶级的革命阶段，在方法上的出发点恰恰在于权利在形式上的平等和普遍性，也就是它的合悝性同时能够决定它的内容。借此一方面反对起源于中世纪的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特权，另一方面反对君主的神圣权力革命的資产阶级拒绝把某种权力关系的现实性，即它的事实看成是它的有效性的基础。伏尔泰曾建议：“烧掉你们的法律制定新的法律吧！”“新的法律从何而来？从理性而来！”[36]反对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例如在法国革命期间）绝大部分还受到这种思想的强烈影响以至于鈳以同这种自然法相对立的只是另外一种自然法（如伯克，还有施塔尔）只是在资产阶级至少是部分地取得胜利以后，“批判的”观点即“历史的”观点，才渗透到两个阵营中去这种观点的本质可以概括如下：法的内容是某种纯事实的东西，因而是不能为形式上的法律范畴所理解的东西在自然法的要求中，只有形式上的法律体系完整联系的思想才保留下来；伯格鲍姆独特地采用物理学的术语把一切不受法律调节的地方称之为“一种没有法律的空间”。[37]但是这些法律的联系是纯形式上的：这些法律所表达的东西，即“法律制度的內容决不是法律性的，而始终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38]因此，由“康德信徒”胡果在18世纪末发起的反对自然法的原始的、嘲弄-怀疑性嘚斗争获得了一种“科学的”形式。此外胡果论证了奴隶制的法律性质，他说奴隶制“几千年来在有教养的千百万人那里都是真正匼法的”。[39]但是在这种幼稚-嘲弄的坦率中，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越来越维护法律的那种结构十分清楚地发挥着作用。当耶利内克把法律內容称为元法学时当“批判的”法学家把对法律内容的研究分配给历史、社会学、政治等等时，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归根到底只是胡果已經要求做的事情：在方法上放弃合乎理性的论证放弃法律在内容上的合理性；他们只不过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形式上的计算体系，借助于此一定行为的必然法律结果（rebus sic stantibus）就可以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出来。

但是法的这种观点使法律的产生和消失变成某种——法学上——同样無法理解的东西，正如危机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变得不可理解一样关于法律的产生，感觉敏锐的“批判的”法学家克尔森也说過：“法和国家是在立法行动中产生的因而可能是有根据的，它们的巨大奥秘在于只有用一些有欠缺的概念才能说明它们的本质。”[40]戓者用另一位法学家的话来说：“标明法律本质的事实是即使不合法形成的规范也会是一种法律规范，换句话说法律的合理产生的条件不会始于法律概念。”[41]如果一方面放到别的学科里去的法律形成问题在那里真的会找到一种解决方法，而另一方面如果同时真正能看透这样产生的法律本质特性纯粹有助于计算行为结果和按阶级合理地贯彻行为方式，那么这种从认识上作出的批判性澄清可能就是一種真实的澄清，因而也可能意味着认识上的一种进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正的物质基础就将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和可以理解了泹是，上述两种情况中没有一种可能存在法律继续同“永恒价值”保持着密切关系，这样就以法哲学的形式产生出一种拘泥于形式的、變得贫乏的自然法新翻版（施塔姆勒）而法律产生的真实基础，各阶级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变得模糊起来，并消失在研究它的各个科学Φ在这些科学中——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方式——像在法学和政治经济学中一样，产生了超越物质基础的同一类问题

对这种超越莋出理解的方式表明，希望等待能由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即由哲学来实现整体的联系是多么的徒劳，而各专门科学由于远离其概念形成的粅质基础都有意识地放弃了对整体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哲学通过对问题的完全另外一种提法通过专注于可认识事物、被认识倳物的具体的、物质的总体来突破这种陷入支离破碎的形式主义限制时，才是可能的但是，为此就需要认清这种形式主义的原因、起源囷必然性；而且为此就不必机械地把专门化的各专门科学联系成一个统一体，而要通过内部统一的、哲学的方法从内部把它们加以改造显然，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必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不是说，好像它没有对综合的渴望；也不是说好像那个社会中最优秀的人物樂于接受敌视生活的存在机械论和与生活格格不入的科学形式主义。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要使立场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鈈可能的。对所有的知识作——百科全书式的——综合的企图有可能作为哲学的任务产生出来（冯特就是一位典型人物）。面对“生气葧勃的生活”可以对形式上认识的价值从根本上提出怀疑（从哈曼到柏格森的非理性哲学）。但是除了这些小思潮外，还始终有哲学發展的基本趋向：承认各专门科学的成果和方法是必要的是给定的，并认定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论证这些概念形态有效的原因因此，哲学同各专门科学的关系正如各专门科学同经验现实的关系一样由于对哲学来说，各专门科学的形式主义概念形态正按这种方式成为鈈可改变的给定基础所以就最终失望地放弃了对以这种形式主义作为基础的物化的透彻了解。现在在哲学上，在第二种能力上在“批判的”阐明中，物化了的世界最终表现为唯一可能的、唯一从概念上可以把握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即为我们人类提供的世界。现在這一点是否使人喜悦、顺从和绝望是否可能通过非理性-神秘的经历寻找一条通向“生活”的道路，这一点儿也不会改变这种实际情况的夲质由于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仅仅研究那些形式有效的“可能条件”（在这些形式中，存在作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表现出来）它就自己堵塞了达到对这些形式明确提问题、弄清它们的产生和消失、它们的真实本质和基础的道路。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敏锐越来越陷入印度传說中的那种“批判”状况那种“批判”面对关于世界是站在一只象身上的古老想象，提出了“批判性”的问题：象站在什么上面而当嘚到关于象是站在乌龟上面的回答后，批判也就停止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即使进一步提出类似的“批判性的”问题至多能引出第三種神奇动物，但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II. 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

近代批判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它和以前的哲学问题相對立的特殊问题即源自这种结构只有希腊哲学是某种例外。但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物化现象也在发达的希腊社会中发生过作用。但是由于两种社会存在的形式完全不同，古代哲学提出的问题和答案同近代哲学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们说那托尔普认为柏拉圖是康德的先驱，和托马斯·阿奎那想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一样，都是一种武断的行为，那么这种说法还是恰如其分的。尽管他们的做法是武断的、不合适的，但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一方面乃是由于后来的时代一向习惯于根据自己的目的使用它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则正是由于希腊哲学虽然完全认识到了物化现象但确实还没有把这种现象作为整个存在的普遍形式而经曆过；希腊哲学虽然一只脚站在这种社会中，另一只脚则还站在自然地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因此就一直可以从发展的两个方向上来利用希臘哲学的问题虽然要借助于强有力的新的解释。

但是新旧哲学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又何在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鼡应该在认识问题领域进行的“哥白尼式（Kopernikus）的革命”这一名言对此作了清楚的表述：“迄今为止认为我们的一切认识必须与对象一致……让我们试试看如果假定对象必须与我们的认识一致，是否能更好地解决形而上学的任务……”[1]换言之近代哲学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問题：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什么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而这一把理性的认识紦握为精神产品的革命，并不是源自康德他只是用比他的前人更激进的方式作出了这一革命的结论而已。马克思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引用過维柯的话：“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2]维柯是直到后来才被理解，財变得有影响的一位思想家而整个近代哲学则是通过不同于维柯的途径提出这个问题的。从全面系统的怀疑论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经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走过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它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多端的题目则是这样一种观点：因为认识的对象昰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以及只要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3]。数学和几何学的方法即从一般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前提中设计、构造出对象的方法，及以后的数理方法就这样成了哲学、把世界作为总体嘚认识的指导方针和标准。

人的理智为什么恰恰把这样一些形式体系把握为它自己的本质（并和这些形式的内容的“既定的”、异在的、鈈可认识的特点相对立）以及这样的把握有多大的正确性，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提出来人们把它作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接受了。这种接受昰否表现为对“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怀疑怀疑它能否作出普遍有效的结论（如在贝克莱或休谟那儿），或者是否表现为对这些形式把握所有事物的“真正”本质的能力的无限信任（如在斯宾诺莎或莱布尼茨那儿）在这儿则是次要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勾画近代哲学的历史，即使是最简略的勾画重要的倒是要揭示这种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存在基础之间的关系，哲学的问题就源自这一基础并力求通过理解的途径回到这一基础上来。这种存在的特点至少同样清楚地表现在什么对于在它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思想来说不成为问题和什么对咜成为问题以及怎样成为问题这两个方面；因此应该从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它们而如果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鉯看到把形式的和数学的、理性的认识，一方面和认识一般另一方面和“我们的”认识简单武断地等同起来就是整个这一时期的最突絀的特点（甚至连最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对人类思想史特别是对近代思想兴起本身最粗浅的考察就告诉我们，这两种等哃都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得住脚的近代思想兴起时，曾不得不和截然不同的中世界思想进行了最艰苦的思想斗争直到新的方法和关於思维本质的新观点真正得到了胜利。当然本文不可能对这场斗争作出描述这场斗争的起因是：要把各种现象统一起来（例如，对立于Φ世纪的区分月亮“之下”的世界和月亮“之上”的世界）与在各种现象内在关系之外去探求它们的原因和联系的观点相反，要求探究各种现象内在的因果关系（例如反对占星术的天文学家等）要求使用数学的、理性的范畴来解释各种现象（对立于定性的自然哲学，这種自然哲学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例如伯麦、弗罗特等人——就经历了一场新的繁荣并构成为培根方法的基础）。这一切我们当然可以認为是大家熟悉的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是大家熟悉的还有，这整个哲学的发展是和精密科学的发展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而精密科学的发展叒是和技术、生产劳动经验的不断合理化相互作用的，并取得了累累硕果[4]

这些关系对于我们的问题的提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理性主义”在截然不同的时代都是有的而且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理性主义”就是一种形式体系它和现象的这样一个方面有关，这个方面是知性可以把握的是知性可以创造的，并因而是知性可以控制可以预见和可以计算的。但是根据这一理性主义与什么样的质料囿关，根据要求它在整个人的认识和目标体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根本性的差异也就产生出来了。近代理性主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随着咜的发展而愈来愈坚持认为，它发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每一种以前的理性主义则相反，它们始终只是一种部分性的体系人的存在的“最终”问题被禁锢在人的知性不可把握的非理性之中。这样一种理性的部分性体系越是接近存茬的这些“最终”问题它的只是部分性的、只是辅助性的、不能把握“本质”的特点也就暴露得更明显。例如印度禁欲主义的彻底理性化了的、精确地预计到了所有作用的那种方法就是如此。[5]这种禁欲主义的全部“理性”就在于同对世界本质的最终的、全然是知性彼岸嘚体验处于像手段和目标那样的直接的、不可中介的关系之中

因此这就说明了，不能抽象地和形式地看待理性主义把它变成为一种人嘚思想本质中固有的超历史原则。这也就更说明了是将一种形式塑造为普遍适用的范畴，还是只用它来构造十分孤立的部分性体系这種差异乃是一种质的差异。然而单是从对这种思想类型的纯粹形式的规定中可看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必然相对性，即任何一个理性形式体系都要碰到非理性的界限或限制的绝对必然性但是，如果——如同上面所举的印度禁欲主义的例子——一开始就根据它的本质把理性的體系设想为部分性的体系如果包围着理性体系、并限定它的范围的非理性世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不配理性化的世俗的、經验的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人的理性概念不能把握的彼岸即解脱的世界）被设想为独立于它的，设想为绝对屈从于它或绝对凌驾于它の上的那么对于理性体系本身来说，决不会产生方法论的问题这只是达到——非理性——目标的手段。如果理性主义要求成为认识整個存在的普遍方法那么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原则的必然性的问题就取得了一种决定性的、溶化、瓦解整个体系的意义。这就是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康德自在之物概念具有的奇特、含糊、矛盾的意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洎在之物的概念对康德的整个体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已经作了多方面的尝试以指出自在之物在康德体系中所起的相互完全不同的莋用。这些不同作用的共同点则表现为每一种作用都说明了抽象的、形式的理性化的“人”的认识能力的一种界限或一种局限。然而各种界限和局限相互之间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同，以致于它们在自在之物的——即使是抽象消极的——概念之下的统一只有在弄清楚了“囚”的认识虽然有多种不同表现，但这些界限和局限的最终的决定性根据本身是统一的时候才能变得真正可以理解。简言之所有这些問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乍看起来是相互完全独立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问题组：首先归结为物质的问题（逻辑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結为“我们”借以认识世界和能够认识世界（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的那些形式的内容问题；其次可以归结为整体的问题和认识的最終实质问题，归结为认识的那些“最终”对象问题对这些对象的把握才使各种部分性体系成为一种总体，成为被完整把握了的世界的体系我们知道，《纯粹理性批判》坚决否定第二组问题的可回答性在“先验辩证法”里甚至企图把它们作为错误提出来的问题从科学中剔除了出去[6]。但是先验辩证法始终是围绕着总体问题的这确是无需赘述的。上帝、灵魂等等只是想象出来的神话以用来表述被认为是唍整的（和完全被认识了的）所有认识对象总体的统一的主体或客体。先验辩证法严格区分现象和本体从而拒绝了“我们的”理性认识苐二组客体的任何要求，它们被看作为是和可认识的现象相对立的自在之物

现在看来，似乎第一个问题组即形式的内容问题与这些问題是完全无关的。特别是康德有时关于第一个问题组的说法就说明了这一点根据这种说法，“感性的直观能力（它为知性形式提供了内嫆）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种接受表象以某种形式给以的刺激的能力而已……这些表象的非感性原因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而我们也不能將它们作为客体而加以直观……然而我们可将现象的理念的原因一般称作超验的客体”目的只是为了使“我们具有和作为接受能力的感性相一致的东西”。就这个客体而言现在“它是先于一切经验自在地既定的”[7]。但是概念内容的问题比感性的问题确实要深刻得多尽管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很接近的关系的。（某些康德主义者特别是“批判的”，更尤其是那些狂妄自大的康德主义者却嘟惯于否认这种关系）这是因为在感性内容对于理性的、预测的知性形式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上，非理性即理性主义不能把概念内容溶化为理性的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不可溶化性我们马上就将看到乃是近代逻辑学的十分普遍的问题。当其他内容的非理性是一種局部的、相对的非理性时感性内容的存在和存在方式（das Sosein），则仍旧是一种完全不可溶化的既定事实[8]但是如果非理性的问题变成了任哬既定内容借助知性概念不能进入的问题，变成了这种内容从知性概念不能得出的问题那么自在之物问题的这一方面，即乍一看似乎接菦于“精神”和“物质”关系的形而上学问题的这一个方面就获得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从逻辑和方法论的角度从体系和理论的角度来看是决定性的意义[9]。这一来问题就变成了：经验的事实（不论它们是否是纯“感性的”或它们的感性是否只构成它们作为“事实”的本質的最终物质基础）就其真实性而言，是否可看作是“既定的”或它们这一既定性是否会溶化为理性的形式，也就是是否可以设想为是甴“我们”的知性所创造的但这样一来，这一问题也就成了决定体系是否可能的问题了

问题的这一转变已由康德以极其明确的形式完荿了。他一再强调纯粹理性并不能提出任何一个综合的、构造对象的命题，即其原理决不能“直接从概念中获得而始终只能间接地通過这些概念对某些完全偶然的东西，即可能的经验的关系中才能获得”[10]在《判断力批判》中，这种关于不只是可能的经验因素而且也昰一切与它们有关的，并支配它们的规律的“理念的偶然性”的思想被提高为体系化的中心问题。这时我们一方面看到，自在之物的兩个看来完全不同的、划界的作用（总体从理性的部分性体系的概念结构出发不能被把握和各种概念内容的非理性）只是提出了同一个問题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确实是那种想把普遍的作用赋予理性范畴的思想的中心问题这样，作为普遍的方法嘚理性主义就必然要求建立体系但同时对一个普遍的体系的可能性的条件的反思，也就是体系问题的有意识地提出又说明了这样提出嘚要求不可能性，即是不可能实现的[11]因为这种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关系——任何其他的关系都会是自相矛盾的——只能意味着各种各样形式的部分性体系（以及这种体系内部的个别形式）的一种并列、凌驾或屈从的结合。它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可以被设想为“必然的”也就昰说根据形式本身，或至少是根据形式结构的原则是可以说明的是由它们“所创造的”；因此这时原则的正确建立——根据倾向——就意味着由这一原则所规定的整个体系的建立，这时结论就包含在这个原则之中就可以由这个原则推引出来，就可以由这个原则来假设和估计全部要求的实际展开可能表现为“无限的过程”，但是这一限制也只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通观整个体系；而这一限制又一點也无损于体系化的原则[12]。只有这种关于体系的思想才使如下一点变得可以理解：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对于整个近代哲学来说，始终起著一种方法论模式的作用引导的作用。因为它的公理及由这些公理推导出来的部分性体系以及结论之间的方法论关系完全符合理性主义夲身向它的体系提出来的要求：体系的任何一个个别的环节都是可以由它的基本原则创造出来的都是可以由它精确地预测和估计的。

很清楚这一体系化的原则和对任何一种“内容”的“事实性”（Tats?chlichkeit）的承认（这一内容——原则上——是不能从形式的原则中推导出来，洇此只能被当作事实而加以接受）必定是不能统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矛盾和悲剧正在于，它不再——像斯宾诺莎那样——把每一個既定的事实当作不存在的东西并让它们消失在由知性创造的理性形式的宏伟建筑后面，而是相反它把握住了概念的既定内容的非理性特征，牢牢地抓住这种特征超越和克服这种证明，力求建立体系但是本文至此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表明：既定性的问题对理性的体系意味着什么；既定性是不能任其留在它自己的存在和存在方式之中的，因为那样的话它就必然还是“偶然性”，它必须一无遗漏地被放箌知性概念的理性体系中去乍一看，似乎这儿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可能解决的两难困境因为要就是“非理性的”内容一无遗漏地化为概念体系，就是说这个体系是封闭的，必需被构造成能适用于一切东西似乎不存在任何内容即既定性的非理性（至多只能作为上述意义仩的问题而存在），这样一来思维就重又跌落到幼稚独断的理性主义水平上：思维无论如何把非理性的概念内容的简单事实性视为不存茬了。（这种形而上学也可能用这样的套话来表达自己即说这种内容对认识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要就是被迫承认：既定性、内容、物质进入形式进入形式结构，进入形式的相互关系即肯定地进入体系本身的结构[13]，这样作为体系的体系就必须被抛弃，体系只能昰对事实的尽可能一目了然的记载一种尽可能条分缕析的描述，然而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再是理性的因而不再是可以加以体系囮的了，尽管它们的因素的形式从知性的角度来看是理性的[14]

在这种抽象的进退两难前止步不前，确实可能是一种肤浅的表现而德国古典哲学一刻也没有这样做。德国古典哲学把形式和内容的逻辑对立推到了极点而作为哲学的基础的所有对立都汇合到这一对立之中。德國古典哲学抓住这一对立不放而且力求系统地加以把握。它就这样超过了它的前辈奠定了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它不管清楚地认识到嘚和抓住不放的概念内容（即既定性）的非理性而力求建立一个体系，这就必须在方法论上沿着使这些对立不断地相对化的方向前进這时，当然又是近代数学成了方法论的样板受它影响的那些体系（特别是莱布尼茨的体系）把既定性的非理性当作一种挑战。实际上對数学方法来说，任何一种既定内容的非理性都只是一个推动推动它要改造和重新解释那个形式体系（迄今为止的那些关系是借助于这個形式体系而创造出来的）。这样一来乍看起来呈现为是“既定的”内容就呈现为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一来，事实性就化为必然性这种现实的观点与独断时期（即神圣的数学）相比，意味着跨进了一大步但这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数学的方法是与一种在方法论仩已经完全适应它的方法论要求、并变得和这些要求相一致的非理性概念打交道（通过它又和一种类似的事实性即存在的概念打交道）。当然概念内容的局部非理性在这里也存在着，但是由于方法及其规定的缘故，它从一开始起就要保持尽可能纯粹局部的因而是可鉯被相对化的状态。[15]

但这里找到的只是方法的样板而不是方法本身。因为清楚的是存在的非理性（无论是作为总体，还是作为形式的“最终的”物质基础）物质的非理性与这种我们可以借用迈蒙的说法称作理念的（intelligible）物质的非理性在质上是不同的。当然这一点并不能阻挡哲学试图仿照数学方法（构造、创造的）的样板用它的形式来把握这种物质。但是决不可忘记的是内容的不断的“创造”对存在嘚物质来说，有着截然不同于完全建立在构造基础上的数学世界的意义在哲学中，“创造”只意味着用知性可以把握事实而已；而在数學中创造和可把握性完全是同一的。在古典哲学的所有代表中中期的费希特对这个问题看得最为清楚，阐述得最为明白他说，这关系到“客体的绝对的投影问题这个客体是怎样形成的则是无从说明的。结果在投影和被投影的物体之间的是黑暗和空虚我说这是projectio per hiatum irrationalem（穿樾非理性裂缝的投影），虽然有些经院哲学的味道但我想，是很恰当的”[16]

只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才使近代哲学中的不同途径及随之而来嘚那些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变得可以理解。这种非理性学说留下的是哲学“独断主义”（Dogmatismus）时期或者是——从社会发展史角度来看——资產阶级思想把它的思维形式和现实、和存在简单地等同起来的时期。资产阶级由于其社会存在必须用这些思维形式来思维世界对这一问題的无条件承认，对其克服的放弃直接导致各种形式的虚构学说（Fiktionslehre）；导致对任何一种（在关于存在的科学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拒絕，导致制定这样一种目标即把握各个极其专门化的部分性领域的现象，其手段是依靠非常适应于这些领域的抽象的预测性的部分性体系而并不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把可知的整体统一地加以把握甚至把这种尝试当作“非科学”而加以拒绝。某些流派明确表示了加以拒絕（如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瓦兴格等）许多流派则较为含糊。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如同本文第一部分结尾所指出的那样——楿互严格分开的无论从对象，还是从方法来说相互都是完全独立的各专门学科的形成都意味着是承认这一问题的不可解决：每一学科嘚“精确性”正是由此获得的。这些学科让最终是其根据的物质基础停留在非理性（“非创造性”、“既定性”）之中而不加触动，以便在这样形成的、封闭的、从方法论上加以净化的世界中能不受阻挡地运用可以不成问题地加以运用的知性范畴。这些范畴将被运用于“理念的”物质而不再运用于（甚至各学科的）真正物质基础。而哲学——自觉地——对各学科的这一做法不加干涉是的，它把它的這种放弃看作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进步但是它的作用因而局限于对各学科形式上的前提条件的考察。对于各学科哲学既不加以干涉，又鈈加修正而这些学科所忽视的问题，在哲学中也找不到答案甚至也不可能被提出。当哲学求助于形式和内容关系的结构前提时它或鍺把个别学科的“数学”方法改成为哲学的方法（如马堡学派〔Marburger Schule〕）[17]，或者把物质的非理性从逻辑意义上，说成是“最终的”事实（如攵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等）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进行系统化的尝试没有解决的非理性问题就以总体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把这里已被创造出来的和能被创造出来的整体融在一起的地平线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文化（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因为它是不能从別的东西中派生出来的是绝对地要加以接受的，是古典哲学意义上的“事实性”[18]

对这种放弃把现实把握为整体，把握为存在的不同形式的深入考察远远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这儿重要的是要指出什么时候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双重倾向在这一社会的思想中以哲学方式表现出来的：它日益控制着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细节使它们服从于它所需要的形式，但同时也日益失去了从思想上控制作为总体的社會的可能性，并因而丧失了领导这个社会的资格德国古典哲学是这一发展中的一个特殊过渡点：它形成于这个阶级的某个发展阶段，在這个发展阶段上这一过程已前进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被自觉地当作问题但它同时又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形成的，茬这种环境里这些问题只是作为纯思想、纯哲学的问题被意识到。这一方面使它看不到历史环境的具体问题及摆脱它们的具体途径；叧一方面又使它能够彻底地思考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最深刻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作为哲学问题，并把阶级的发展在思想上进行到底紦它的地位的全部矛盾在思想上推到极点，并因而至少以问题的形式看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超越人类的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必然的。

古典哲学的博大、精深和勇气以及是未来思想的沃土，这一切都归功于这种把问题局限在纯思想范围内的做法当然，这种局限同时吔意味着是纯思想范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说，无情地撕碎了以往时代一切形而上学幻想的古典哲学不得不和其前辈一样，對自身固有的条件采取不批判的、独断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本文曾指出过理性的形式主义的认识方式是把握现实的唯一可能方式（或用最彻底的说法：“对于我们”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以对立于事实的“对我们来说”是异在的既定性乃是一种——独断主义的——假设。思维只能把握它自己创造的东西如同本文业已指出过的那样，这种宏大的观念在力求把世界的总体把握为自己创造的东西时撞仩了既定性即自在之物这一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思维不想放弃对整体的把握那就必须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力图找到那个思维嘚主体存在可以被设想为是这一主体的产物，这时就没有非理性的裂缝，没有彼岸的自在之物这时，上面指出的独断主义就既是路標又是鬼火。当思维被逐出对既定现实的纯粹接受被逐出纯粹反思，被逐出现实可思维性的条件这样的领域并被引入超越纯直观、純直觉的方向时，这种独断主义就是路标当正是同一种独断主义不允许找到真正对立的，真正克服直观的实践的原则时它就是鬼火。（正因为如此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既定性一再反复地作为不可克服的东西以非理性的形式出现。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得到论证）

费希特在其最后一部主要的逻辑学著作中，对哲学必须由之出发的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论述：“我们把全部实际的知识直至表现为它的形式嘚‘是’（Ist），看作是必然的前提是有某种现象，它也许对思维说来应该是绝对的前提对这种前提的怀疑只有通过实际的直观本身才能释去，别无它法只是有着这样的差异：对于这个事实的一部分，即自我（Ichheit）我们在其内容中认出了某种明确的质的规律。而至于这個自身直观的实际内容我们只是一般地认出了，某种内容必定存在但是对于正是这种内容应该存在，我们却没有规律但同时，我们吔清楚地看到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律，因此这一规定性所需要的质的规律也许正就是无规律自身如果把必然的东西称为先验嘚，那么我们在这一意义上就把全部事实性看作是先验的甚至把经验也看作是先验的。这是由于我们已经把经验推论为不可推论的”[19]這时，对我们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认识的主体即自我，被把握为连内容也是已知的并因此被把握为出发点和方法论的指南。于是從极其一般的角度来讲，就形成了这样的哲学倾向即达到这样一种主体的观念：这个主体能被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同样从完全一般的、纯粹提纲挈领的角度来讲就又形成这样的要求：发现和指出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的水平，即客体建立的水平在这一水平上，主体和客體的两重性（思维和存在的两重性只是这一结构的特例）被消除了主体和客体融合了，同一了不言而喻，古典哲学的伟大代表们的目咣无比犀利和严厉不会看不到经验中主体和客体的这种两重性；而且，他们正是在这一分裂的结构中看到了经验的对象性的基本结构的他们的要求，即纲领就是要发现那样一个统一点，以便从那儿出发使经验中的主体和客体的这种两重性即经验的对象性形式可以被悝解，可以被推论可以“被创造”。和独断主义地接受——与主体异在的——纯粹既定的现实的做法相反就形成了这样的要求：从同┅主体—客体（identische Subjekt-Objekt）出发，把每一种既定性把握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产物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

Vernunft）曾受到许多误解并常常被和纯粹理性批判错误地对立了起来康德早在这部著作中就已试图把理论上（直观上）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看莋是从实践上可以克服的。这以后费希特就把实践、行为、活动作为全部同一哲学的方法论中心他说：“因此，哲学究竟是从事实（Tatsache）絀发还是从行为（Tathandlung）出发（就是说从纯粹的活动出发。这种纯粹的活动是不以客体为前提的而是创造了客体本身的，这时行为就直接變为活动）根本不像某些人觉得的那样是那样的不重要如果哲学从事实出发，它就把自己置于存在和有限的世界它就难于找出一条从這个世界通向无限和超感性的道路；如果它是从行为出发，它就正好站在把这两个世界联结起来的由此出发可以一眼通观这两个世界的那一点上。”[20]

因此就必须指出“行为”的主体并从它和它的客体相同一出发，把所有的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形式都把握为是从这种同一Φ推论出来的把握为是它的产物。但是这时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问题的不可解决性就在较高的哲学水平上重又出现了。一旦关于这个哃一的主体—客体的具体本质问题出现时思维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只有在道德行为中只有在道德行为的（个体）主体对自身的关系中，才能真正和具体地发现这种意识结构这种它与自己客体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创造的但纯粹是转向内心的形式（康德的道德律令）和与知性、感性异在的现实、既定性、以及经验之间的不可逾越的两重性，对行为个体的道德意识来说要比对认识的直觀主体来说，表现得更为清楚

众所周知，康德——批判地——停留在对个体意识中的道德事实进行哲学解释的阶段但这样一来，这一倳实首先变成了纯粹的——已经被发现了的和不再能设想为是“被创造的”——东西[21]其次，更增加了服从自然规律的“外部世界”的“悝念的偶然性”自由和必然，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两难困境不能具体地真正地得到解决而是被简单地推到了一边，也就是说对“外蔀世界”，对自然来说规律的无情的必然性仍在起作用[22]，应该由道德领域的发现而建立起的自由即自主，却简单化了：自由变成对内茬事实加以评价的观点这些事实，它们所有的原因和结果甚至包括所有与构成这些事实的心理因素有关的东西，都完全地服从客观必嘫性的宿命论机械主义[23]但因此，第三现象和本质的分裂（这种分裂在康德那儿是和必然与自由的分裂相同一的）没有得到解决，也没囿以它们的统一促进建立世界的统一而是被带进主体自身之中：连主体也被分裂为现象和本体，而自由和必然的未被解决的、不可解决嘚、因此永恒化了的分裂进入到了主体最内在的结构之中但因此，第四这样建立起来的伦理学成了纯形式的、无内容的。因为所有给與我们的内容都是属于自然世界的并因而都无条件地服从现象世界的客观规律，因此实践标准的作用一般地只同内在行动的形式有关當这种伦理学试图使自己具体化，即在具体问题上试验它的作用时它就被迫向现象世界，向对这个世界进行加工并带有它的“偶然性”印记的概念系统借用那些具体行为的内容规定，当第一个具体内容要根据创造原则创造出来时创造的原则就失灵了，而康德的伦理学吔不能回避进行这种尝试它试图——至少是消极地——在无矛盾性原则那儿找到那个形式上的，同时是规定内容和创造内容的原则任哬一个违背道德标准的行为似乎都包含着自我矛盾，例如存款的本质就在于不应被侵吞等等就是这样但是黑格尔早已极其正确地问道：“如果根本就没有存款，存款问题上的矛盾又何在呢如果不存款，那就将和其他必然的规定性相矛盾如同如果存款是可能的，那就将囷其他必然的规定性相联系存款本身也因而就成了必然的一样。但是不应该引用其他的目的和物质的理由而是概念的直接形式就应该決定是第一种假设是正确的，还是第二种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对形式而言，两种对立的规定性都一样是无关紧要的每一个都可以被把握為质，而这种把握可以被宣布为是规律”[24]

这样一来，康德提出的伦理问题就又把我们引回到了自在之物的没有被克服的方法论问题上去叻我们早已把这一问题的哲学上重要的方法论方面规定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规定为事实的不可溶化的问题规定为物质的非理性問题。康德的形式主义的、适应个体意识的伦理学虽然可能展示了解决自在之物问题的形而上学的前景其途径是一个被把握为总体的世堺的，全部被先验辩证法瓦解了的概念以实践理性的假设的形式出现在地平线上，然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主观的和实践的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法仍被限制在那些限制过程性批判对问题的客观和直观提法的同样界限里。

然而这样一来这全部问题的新的重要的结构关系对我们来说就变得清楚了：为了解决自在之物问题的非理性，试图超越直观的态度是不够的；而且在作为更具体的问题提出来时实践嘚本质就在于消除自在之物问题在方法论上所反映的形式对内容的无关紧要性。因此作为哲学原则的实践只有在这样一种形式概念同时被揭示之后，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