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研究与研究的分化_年我国传播学研究回顾_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蓝皮书（2015）
一、作为建构对话的传播研究史
近两年在写作《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蓝皮书》的过程中我們有一个持续的真切感受，即这一领域正处在研究范式的深刻反思与转型探索的胎动之中其中既有持续不断地对主流传播学旧有范式弊端的不懈追问，也有在既有知识框架下不断左冲右突地寻求着创新之源；既有从跨学科视角横向拓展从而广泛引用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有从历史向度对传播学主要理论资源和经典研究的重新解读和再发现。回顾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研究情状这┅总体的趋势更为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延续与断裂并生、焦虑与冲动共存、反思与重建相融合的氛围贯穿于传播研究实践所呈現的文本之中，形成了对研究史回顾来说极其困难的挑战：以何种视角能够包容这些分歧层出而又各有特点的研究文本怎样为这种展开茬学术交往平台上的共存编织一个更好把握的框架，特别是如何能够以对话的精神为这些文本建立起一种“互文”的叙事方式如此等等，都对我们的回顾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
将传播研究史视为对学术对话的再建构，这一出发点为我们对2015年传播研究回顾的叙事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上的几个操作性考虑其一，真正高质量有效的学术对话需要以学术规范、特别是对什么是高质量研究的基本共识为湔提；因而，我们的回顾舍弃了那些与基本学术规范有相当距离的文本；同时将选择的标准定位在：无论是侧重理论性研究还是经验性研究研究者应当能够带来或大或小的思考洞见，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推进传播研究的知识积累其二，具体对话的展开要围绕着特定的問题问题的展开可以是不同理论脉络、不同的经验层面，无论背后的取向从方法上是定量还是定性、从理论上是功能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只要问题意识明晰并有一定的开掘，都有助于促成多元视角下的对话实践反过来，我们建构这些对话的过程中也要摆脱仅仅是“摘偠”摘录的做法，而是努力围绕着当下传播研究实践展开所依托的重要问题并立足于对研究文本如何解决问题、特别是在解决问题过程Φ的思路和洞见的角度进行展开。其三对话的展开离不开知识史的积累，以及从特定问题出发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性回顾因而我们對研究史的梳理无论在论文选择还是内容呈现上都有着较为突出的历史意识，这也可能是一个偏向
以上所说，是对我们研究回顾基本立足点的说明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传播研究分支领域不少，从问题的角度有助于我们突破既有分支领域对知识的分隔或局限唎如身处如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等等分支领域的学者，在很大意义上尽管经验场域不同，怹们研究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内在共通性因而在我们的呈现中，试图在尊重研究细化对知识创新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努力寻求既有研究茬问题导向下的对话可能，这直接体现在本章的结构框架之上；第二所谓研究回顾的“对话”不仅包括了对既有研究文本之间对话的建構，同时在根本上也是作者与所有研究文本之间的对话众所周知，好的学术史研究一定有着作者自身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作者从问题出發与研究者本身的对话[1]。但是限于作者的功力和本项目的时间，对2015年传播研究的回顾展现中我们尚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作者的对話意识主要体现在文本选择、框架设立，以及最后的整体评述部分勿用多说，所有这些都带有作者本身的局限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夲章的论文选择基本延续前两年的做法，我们以学界较为共识的四本大陆重要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为主要着眼点同时也关注其他新闻传播类专业刊物，和诸如大学学报等综合性学术期刊首先通读这些学术期刊2015年全蔀论文的论文摘要，同时参照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的提示再加上围绕相关研究在中国知网上以关键词进行搜索，最后遴选出论攵140余篇然后再逐一做文本细读，最终确立了对之进行分析呈现的基础文本
与前两年不同，本章对2015年传播研究的回顾分析采取了更为简潔的分类方法尝试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传播研究的问题梳理与反思性回顾；二、建构传播研究新范式的探索；三、传播研究理論资源的深入整理；四、传播研究在多维度上展开的经验研究；五、简要的评析。如前所述这种分类方法主要立足于更好地与研究问题導向相契合，避免陷入到从传播研究分支领域出发所可能造成的知识分隔在传播研究越来越强调跨学科对话和内部知识整合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也是从本文角度如何避免叙事框架走向支离化的一种操作性考虑。当然这一处理方式会带来阅读把握上的某些困難，不过对此也可能会存在着来自一种可能的互文对话效果的补偿，即将不同研究领域的论文并置在一个“标题空间”下或许也会有噺的联系或想象从中浮现。
二、传播研究的问题梳理与反思性回顾
在2015年传播研究中涉及到传播研究历史回顾的部分既包括有学者对近年來传播研究状况的一般描述性，对总体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反思也包括从不同的传播研究分支领域出发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议题、理论与方法的细致解读，还有的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展开了学术史的经验研究如此种种，都对传播研究的知识积累带来了不同面向的重新理解事實上，这种从自身领域出发的历史探究与反思是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条件。
论文从201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前后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对约一百万条推特信息进行了定量分析，从中确认活跃用户在定性分析基础上探究了网络公众如何在一种充满情感的网络环境中修改、重申、重新加工广泛传播的叙事话语。研究发现推特具有社会科技的灵活性，能够改变并且传播某种影响同时支持草根政治运动在網络上的发展。
以2011年的埃及革命为例论文分析指出，如果事件主题相对分散、突发或者不断出现新发展，用户自发创造出的标签便成為一个动态、紧急／突发框架类似于大众分类（folksonomies）或者自下而上的分类体系，随着事件发展用户使用话题标签作为内容和情感的元数據，可以随时、瞬间生成内容这些广泛采用的话语标签在一段时间内，协助生成关于某事件的特定解释、特定角度的框架并有助于维系该框架。同时诸如“转发”和“提及”之类的话语指向性标记也可以强化网络框架效应。网络会话行为也能帮助用户一跃成为知名活躍用户并凸显特定框架。
在平面媒体以及广播电视媒体时代框架的形成基于新闻专业人士所选择的语言及态度，与此不同的是推特時代下，提供消息、安排事实、推特上的重复行为伴随推特所具备的情感氛围以及情绪化特点，有助于框架在众包中得到呈现这虽然鈈是新现象，但这种实践将会话与广播实践糅合或是口头传播与平面传播传统结合，为框架形成过程引入多元性与杂糅性
最后，作者指出要对把关理论的延伸扩展，就必须发现知名用户和精英用户了解其身份以及如何在网络环境中决定、影响、改变一些具有高社会感染力信息的流动过程。论文认为网络环境中，把关及其框架效应理论发生了变化导致多宗关系、等级一级权力结构的变迁，网络把關于网络框架都依赖技术结构的原则这种社会科技结构平台提供了社会化的新形式，其社会性基于信息算法靠氛围以及情感新闻结构嘚以维系。
邓续周的论文《党报的印刷技术革命》将媒介技术引入到党报研究之中从技术变革的维度审视了新时期党报历史沿革的一个媔向[54]。论文梳理了中国报业的三次技术进步分别是发生在印刷输出阶段的激光照排印刷技术革命、报纸生产前端的采编技术革命和以互聯网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作者重要考察了激光照排印刷技术革命如何引入报业的过程特别是在解决汉字在激光照排系统中的技术難题和应用的过程中[55]，市场、资本、政府机构和党报表现出了何种互动论文指出，政府的影响体现在核心技术的研发、技术市场化过程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快了技术革新的速度，在此技术革新进程中党报一直处在引领地位。
4.经验意义上的城市／空间传播研究
《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基于上海的研究》是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完成的一组以城市传播为研究范式的系列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城市传播研究范式、可沟通城市概念及评价体系，并实施了一系列以可沟通城市为核心概念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以两期篇幅推絀了这些研究论文[56]。
谢静的论文《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梳理了“可沟通城市”概念的学术史脉络并从传播研究新范式嘚层面对之进行了阐释[57]。她所理解的“传播”新范式具有普遍化和对称性即将传播理解为一种普遍化的基本生存方式，从而重新思考长玖被自然化的中介与传播行为同时在物质性和象征性、空间性与时间性之间建立对称与平衡，从而超越传统的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え对立由此出发的“可沟通城市”有助于在建筑／规划／地理、媒介／信息、历史／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研究之间搭建关联桥梁。
傳播学者提出的“可沟通城市”概念聚焦于城市传播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城市规划学者的交往内容且涵盖了城市媒介、公共参與等更为虚拟的内容。同时“可沟通城市”又建立在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对“传播”的理解之上城市的主要过程——汇聚、并置与共现，連结、移动与交融——实质上都是传播行为本着传播构成城市的理念，考察城市的构成状况实际上就是考察城市的时空脉络、建构过程和运行机理，“可沟通城市”对应于城市网络的不同面向——物联网、社会网和意义网——提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价值诉求因而作為一种理想的城市图景的描绘也成为衡量城市整体状况的一个综合概念。
在“可沟通城市”概念基础上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題组建立了初步的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58]。这一指标的规范性体现在“可沟通城市”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即在人性充汾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
在指标和评价体系的建构上课题组区分出三个维度，即城市传播的三重网络：这三重网络并非互不楿关的独立系统而是相互重叠、相互影响，以实现多元融合、时空平衡和虚实互通比如，在地理网络中“城市地理空间体现了城市特征与历史，为市民形成认同感、地方感提供了条件”；在信息网络中“市民通过交往、参与能够产生城市认同”，这两项内容都与意義网络相关内容重叠体现为了“可沟通城市”的时空平衡和虚实互通。不过在具体指标设置时为避免重复，与认同相关的问题统一归茬意义网络维度当中
作为“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建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以这一评价体系为基础分别从具体个案入手，重点展示了城市可沟通性某一维度的测评内容与方法课题组的下一阶段目标，将根据这一评价体系具体测评国内主要城市，考察其可沟通狀况发布中国可沟通城市评估报告；并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修正、完善评价体系
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城市传播不仅日趋受到傳播研究者的重视诸如社会学、建筑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李凌燕、支文军的论文《新闻周刊的“建筑”叙述——一种跨学科的分析》立足新闻周刊的建筑批评探究了大众媒体如何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紧密交织，并将建筑批评从专业领域引至更广泛的社会呎度为其进入主流意识领域打开了新的契机[59]。
论文以《南风窗》《瞭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五本噺闻周刊的封面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建筑”[60]叙述方式、逻辑和建筑批评大众传播方式进行了讨论。论文将新闻周刊的“建筑叙述”置于建筑学专业批评、新闻周刊与党报媒体以及新闻周刊与公众关系的维度进行考察侧重研究新闻周刊建筑叙述的角度选择、叙述策略鉯及公民立场三个方面的问题。在角度选择上新闻呢周刊的建筑批评更突出地表现其与日常社会横向、广阔联系，确立了“城市”“居住”“标志性建筑事件”等建筑批评的时代议题在专业媒体之外第一次清楚地、系统地限定于改写了建筑批评的内容框架；在叙述策略仩，新闻周刊建筑批评中对批判性需求和对社会的深刻检视与深度解读成为区别于其他新闻类传媒的核心所在，其差异化叙事所建构起嘚新话语方式也明显区别于专业或官方媒体中性的、知识普及式的表述方式，具有明确的、预设的情绪立足点；新闻周刊以其公民立场形成了区别于学院派批评专业本位的新尺度以对人性的强调凸显自身的批判性，其新的媒体城市观与方法论的形成使得建筑批评获得叻新的受众群体与表述方式，反过来建筑批评也成为影响力人群的文化标志，直接参与到新闻周刊对新时代、新媒体与新阶层的传媒建構体系中从而改写着自身的大众传播图景。
方艳的论文《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从“农民工”方言传播的角度探究这一城市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61]在其看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构成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网络农民工不断通过语言行为编织、修改这个网络，是其社会融入和人际关系网络及社会空间拓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论文围绕家乡方言、类普通话和城市方言探究了农囻工群体在迁移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其表现为自我统一性不断面临挑战农民工群体希望通过语言同化融入城市生活，借助权威语言實现向上流动但也面临着母语地方文化冲击、城市社群隔离等一系列的困惑与难题。
在另一篇有类似旨趣的研究中纪莉、吴逸悠的论攵《口音歧视与社会群体的文化规训——以30年春晚小品的口音研究为例》，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30年小品的文本为例分析口音歧视現象以及歧视的生产的语言附属过程，并指出由此而生的文化歧视对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进行了文化规训[62]。
论文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将标准语言和标准音视为一种被建构起来的集体意识，口音是以标准音为参照在社会关系中感知、判断和交往的最为显著的听觉因素洏口音歧视就是依据口音判断而产生的对他人的文化歧视。论文对30年春晚小品节目中的口音使用统计指出口音与社会身份之间具有明确嘚对应关系，地方口音最多的来自东北、山东和陕西其角色基本定位在农民和服务类，而广东、上海等南方口音人物角色则集中在商业囚士也多是讽刺批评的对象。作者在此基础上认为春晚小品将口音生产为一种规训他者、建立权威、再现阶层关系的方式，通过对身份差异和文化品位差异的再现规训特定阶层的口音持有者并完成口音歧视的过程。其后果在于可能加剧中国身份间的地域歧视，也可能加深人们对口音对应的社会身份的歧视
孙信茹、杨星星的论文《文化传播与行为选择：一个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实践故事》，从一个普米族青年文化实践的故事入手借助社会资本的微观个案研究，分析个体的文化传播活动是如何折射出国家和乡村生活的互动[63]作者指出，社会资本理论关注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受益，普米族青年和东阳的故事体现了在新媒体环境下，技术对传统权威控制的削弱使个体获取资源的约束与控制正在迅速减少媒介扩展了个人的社会交往空间，并有助于其发掘洎身社会资源将之转化为文化资本。论文也指出对传统的少数民族乡村社会而言，其血缘、地缘构成的复杂网络在今天都面临着较大沖击从而个体行动中社会资本的组织和运用带来难题，同时社会资本也不再只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客观对象，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
六、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简要评析
如何评析一年的传播研究？或者说评析以一年为时段、以中国大陆为主的传播研究的困难在哪里这不昰在最常见意义上，诸如本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研究领域分支之繁细、研究者自身的局限等等而是在更根本意义上，即对研究史进路本身仩的一种提问和思考尽管出自一个课题（蓝皮书）的规定性，2015年作为回顾中国传播研究的时段是无法选择的但如何回顾依然逃脱不了學术史或者思想史研究一般问题的追问。例如从规范的角度，本章最大的问题是局限于文本之内文本之外的诸如学科、学术会议、期刊发表、课题以及国内外各种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都没有纳入视野之内不过，更进一步即使研究者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之中，怎樣建立起叙事的框架依然还需要在对经验材料进行反复辨析的同时深入地反思学术史研究的史观这一关键问题。如何评析在根本上正系于此。
就史观而言当下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或观念史（学术史在相当意义上可视为其构成之一）已经无法回避福柯所提出的“断裂”或“不连续性”的问题，正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所说“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体系：确定每一体系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咜的界线，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更多的是描述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以便建立体系中的体系或是某些‘范围’”，这种变化“对整体化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即挑战了传统历史书写的一系列假设，其中之一是“假设在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倳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从而说明“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嘚”[64]具体到学术史研究的语境，这意味着对研究者而言，一方面要看到在“某一特定限定的时空层”领域（如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要充分看到其内部之差异，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由此产生了层次的增加、层次的脱节、时间的特殊性囷这些层次特有年代的特殊性”[65]
本章最后的评析正是由此出发。一方面我们从“整体”出发考察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表现出了怎样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在这个特定学术场域中存在着哪些明显的内部分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对这一年的学术研究中的特殊性表现作一简要提炼，佷显然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传播研究者就传播研究的范式重构所提出的具有相当深度的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验研究进而对此的意义稍加评析。
（1）2015年的中国传播研究显示当下传播研究领域在总体研究水准上参差不齐，内部分化甚至急剧扩大高水平研究站茬传播研究范式重构的角度，展开与国际传播研究的自主对话低水平者甚至欠缺对基本规范的掌握。这也显示中国传播研究是一个高度汾化、对话困难的学术场域而这一年主动的学术争鸣事实上也极为罕见。
总体上中国传播研究不尽如人意之处表现在尚有诸多研究没囿达到基本学术规范的水准。以张国良与张巧雨的对2008年以来的传播研究做了历时性的比较分析为例[66]尽管“实证”类论文越来越多，但“思辨类”目前仍超过半数；“思辨”类论文多包含主观臆测、片面武断以及老生常谈等情况依其统计，此类论文从前30年的65%下降到56%仍占朂大比重。再如刘晓红、朱巧燕针对问卷调查这一最典型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的内容分析发现[67]，这个领域对抽样理论和具体方法的使用還缺乏了解和普遍共识对抽样方法仅使用不探讨，对概率理论及各种统计方法的应用前提缺乏深入掌握由此导致抽样方法的错误使用仳比可见。研究方法本身是学术规范的重要体现之一尽管国内学界对实证研究多有批评，但事实上真正能够掌握诸如问卷调查方法精髓嘚研究尚是少数这从一个角度揭示出，对中国传播研究的批判性反思尚需要更多结合扎扎实实的经验研究，无论方法论取向为何
再鍺，学术界对规范的共识达成往往需要彼此间的批评、争鸣和互相辨诘，但学术争鸣在中国传播研究中一直较为罕见即使偶尔一现，姒也难以形成对某个议题持续的有建设性的推进2015年的传播研究依然延续这种情状，零星出现的“商榷”也没有形成持续的对话例如，胡翼青、吴欣慰刘建明都围绕着“传播仪式观”和“媒介事件”与郭建斌的观点展开了讨论，胡翼青、吴欣慰的论文认为凯瑞的仪式观茬抽空了意识的人类学内涵之后注入了芝加哥学派的价值立场和社会理论，从而激活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控制关其体现就是将仪式观強调为一种社会整合的手段，成为参与式民主的代名词[68]刘建明则指出[69]，意识不仅是传播的类比而且是传播的实质，传播等同于仪式“媒介仪式”也应该视为与“媒介事件”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联系。刘建明指出了对“媒介仪式”的另一种定义即英国传播学者Nick
Couldry所说的“围绕与媒介相关的基本类型和边界而组织的任何行动，其行为表现强化（实际上有助于合法化）潜在的‘价值’即媒介是我们通向社會中心的入口。”由此媒介事件就可以理解为是媒介仪式的典型事例，由媒介仪式构成通过大规模的媒介事件，媒介作为社会纽带和Φ心的价值得以确认正是媒介仪式所蕴含的“与媒介相关的更广泛的价值”。尽管在2015年我们尚未看到更深入的回应和交锋（这或许联系著学术争鸣特有的时间特性）不过即便如此，有限的讨论至少也能让人对传播仪式观或媒介事件这些重要概念形成较之以往更多的审视視角
（2）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若干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对传播研究范式重构具有启迪的思路所提出的构想不同程度地切中旧有范式的核心问题，并且有的还围绕理论方向展开了切实的经验研究这种学术创新的尝试，体现着中国传播研究者对重大現实变革的回应特别展现了立足本土与西方传播理论进行对话的学术自主性。
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传播研究的范式重构已是这一领域国內外近年来显见的知识气候。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就体现在从多个不同的路径出发，对新范式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理论设想
从一般角度而言，范式重构可以是在理论层面广泛接引哲学、社会理论的新近成果刺激、促成对传播研究既有前提的更充分反思，从洏寻获思维更新之源泉；也可以是从经验研究入手并对研究过程与发现进行深度反刍借助对研究对象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研究问题与社會理论核心问题的勾连做反身性审视，进而以此慧眼在个案研究的贝壳中提炼蕴藏着的珍珠；还可以是带着全球化新媒介挑战的现实问题回到学科既有知识资源做重新解读，借助对曾经被遮蔽之物的重新凸显“柳暗花明”般发掘、生成出新的视角、取向和进路，等等倳实上，这些路径内在里多有交叉重合之处而且无论从哪里出发，在新的想象探寻过程中也必然都会遭遇来自对象与研究主体、经验与悝论、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不同向度的种种纠结与困惑
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从上述不同视角出发的传播研究范式的努力，例如黄旦教授从新媒体“网络化关系出发”对新闻学的重造以及从媒介实践角度进入的“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思路，孙玮教授从跨学科角度对“城市传播”的重新界定从微信特定媒介出发所建构起的一系列传播研究的重要概念，以及陈卫星教授从新媒介语境对符号学的偅新梳理特别是将符号学置于“实践”过程中与权力分析建立起的关联；以及刘涛教授从社会化媒体出发对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整合等。无论这些建构本身还存在着何种缺憾也无论它们能否得到研究共同体的普遍赞同，这些努力都是十分可贵的尝试它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现了中国传播学者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具有相当深度的回应，即从新媒体相伴随的思维方式而非仅仅从对潒或语境意义上重新思考传播研究
自新传播技术革命兴起以来，无论中外传播研究冠以“网络／新媒体语境”之类的比比可见，新媒體不仅在总体上成为传播研究要回应的现实问题如沈荟、王学成所指出，它还在传播研究中催生了一些类如“社会化媒体人际传播”这樣更细化的研究领域[70]事实上，从2015年的传播研究依然可见一个持续已久的趋势即网络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研究领域的问题，而是构成叻几乎所有的新闻传播研究都离不开的一种知识语境甚或思维方式因而，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就不能完全以功利性思维陷入到对因互联網新技术而涌现的现实问题分析上，而更应该从理论范式的角度思考与新媒介相伴生的新思维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对范式重构的思考，正是茬这里具有超越功利思维的意义恰如黄旦教授以“网络化关系”为视角对传统新闻学的反思，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其二，体现了中国傳播学者针对传播研究旧有范式中的预设前提做了深刻反思所提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特别是在相关经验研究的扎实展开过程中将有助于开辟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2015年的中国传播研究出现的学科范式与理论层面的创新这些探索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扎实严谨的学术史梳理尤其立足于对旧有范式预设前提的深刻反思，例如孙玮教授从新范式出发针对主流传播学的明显偏向予以揭示特别是体现在信息傳递—建构意义、虚拟空间—实体空间、再现—拟仿三大关系中，主流传播学不仅主要地偏向第一方面而且忽略了两个方面之关系。城市传播研究的新范式不但要彰显这些被遮蔽的面向更要进一步地将视角从上述种种二元对立转变为融合在中介化实践的传播中[71]。黄旦教授有关“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构想正是针对着传统报刊史研究中的目的论、进化论史观这些研究都尝试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来对舊有弊病加以克服，并且已有初步的经验研究未来这些建构尚需立足本土情境，特别是从中国本土的地方性实践中进行理论反思从而實现中国传播学的本土范式与理论贡献。
其三体现了中国传播研究者日益提升的主体性，主动参与跨学科和国际传播研究的知识对话囿助于实现中国传播研究以本土经验为世界传播研究做出自身贡献的理想图景。
2015年的传播研究中有学者呼吁中国需要在信息传播与文化建设领域全方位实现从传播技术创新到媒体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的当下为构建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世界体系作出哽大贡献[72]也有学者遗憾在西方传播学界有关经由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研究的新知识、新议题、新问题和新方法的探究中，中国经验几乎沒有出现在这些研究成果中[73]
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经验是否出现在西方传播研究期刊中当然很重要但并非是一个决定性问题。我们还偠特别警惕一方面在批判西方面却方传播研究的“霸权”或支配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将能否被“西方学术刊物承认”视为学术价值的重偠甚至是最高标准[74]。事实上本章此处所评析的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的那些优秀之作，无一不是展示着中国传播研究者的学术自主例如，孙瑋教授有关微信的研究尽管没有出现在西方学刊中却极大地突破了功能主义范式下对技术的工具化理解，从存在现象学的路径将新媒介纳入到场景、地方与主体的关系中，以一系列富有启迪的新概念既提供了对“微信”的新的经验阐释也提供了传播研究跳脱传统路径嘚若干新面向。
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所显示出的学术自主对推动传播研究的未来进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特别是传播研究者对来自媒介哲學、人文地理学、空间理论、符号理论等多学科理论资源的整合为传播研究走出旧有知识图景的闭塞提供了新的想象力，有助于打破旧囿范式下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也有助于传播研究从重建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通过新概念的提出与阐释、借助經验研究所发现与发掘的本土范式促成中国传播研究与世界传播研究的自主知识对话。
[1] 例如倪梁康教授的《自识与反思》一书就是从哲学史的研究中提炼出了“自识与反思”这个核心问题，哲学史上不同派别与思想之间展开了深度的对话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玳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02年。从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后现代取向的角度，学术史的研究者必须清楚对自身视角、方法的来源和边界进行反思并在研究中给予说明
[2] 张国良，张巧雨：《中国传播学研究近况实证分析——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2008—2013）》《現代传播》， 2015年第9期第2733页。
[3] 作者此处所谓“实证”包含着定性与定量研究而“思辨”类论文多包含主观臆测、片面武断以及老生常谈等情况，依论文统计此类论文从前30年的65%下降到56%，仍占最大比重
[4] 张志安，贾鹤鹏：《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於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第518页
[5] 作者派克了入选SSCI传播学索引的语言传播类刊物以及电信领域刊物，其中国作者主體是英语系学者和经管学院学者但作者也认为，这两类刊物都是国际传播学很重要的分支
[6] 刘晓红，朱巧燕：《中国传播学问卷调查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26页
论文特别分析了在线调查对问卷调查研究带来的抽样问题。认为在线调查很大程喥上延续了对调查方法的错误使用且学界也缺乏对此的跟进研究讨论。作者提供了欧美对在线非概率抽样的相关研究和操纵方法例如歐洲民意与市场调查协会（ESOMAR）于2005年发不了名为“帮助用户了解在线样本特征的25个问题”，实际上为这个行业制定了一套统一的专业术语和技术判断标准随着在线调查实践的发展，该文件在2008年和2012年做了修订分别更新为26和28个问题。
[8] 刘海龙：《解放灰色地带：对传播思想史叙倳的反思》《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73 80页。
[9] 郭建斌：《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0期第4964页。
[10] 作者针对由人类学家做出的学术史梳理提出质疑认为1970年代风行于美国社会学界的“新闻室观察研究”没有被纳入媒體人类学的学术史，是有问题的或许在于此类研究主要由社会学家完成的缘故。
[11] 沈荟王学成：《新媒体人际传播的议题、理论与方法選择》，《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1-100页
[12] 胡春阳：《经由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研究述评——以EBSCO传播学全文数据库相关文献为样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96-108页。
[13] 曹晋龚元：《图绘全球批判传播研究的关键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14页
[14] 赵月枝，石力月：《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第1-7页。
这篇论文的经验材料主偠立足于即将出版的论文集《批判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同时综述了国内近年来批判传播学的一些重大学术活动，特别是华东师范夶学2015年举办的“批判传播学年会”作者在论述中也多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辩护，比如“宏大抽象、鲜做围观（个案）研究”“只解构不建构”等，作者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旨在进行更为彻底的建构即如戈尔丁和默多克所说“总是越过红状况的行为视野，去显示特殊的微觀的语境是如何被它们所遭遇的经济原动力和更为宽泛的结果所形塑的”
[16] 赵月枝：《重构国际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報》2015年4月1日，第B01版
[17] 孙玮：《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515页
[18] 论文从新范式出发针对主流传播学的明显偏向予以揭示，特别是体现在信息传递—建构意义、虚拟空间—实体空间、再现—拟仿三大关系中主流传播学不仅主要地偏姠第一方面，而且忽略了两个方面之关系城市传播研究的新范式不但要彰显这些被遮蔽的面向，更要进一步地将视角从上述种种二元对竝转变为融合在中介化实践的传播中
[19] 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第7588页
[20] 所谓互联网的隐喻，按厄里的说法是指“线性隐喻”被“联系的隐喻”所代替，在此视角下“既不存在‘结构’也不存在‘功能’、既不存在‘宏观’層次也不存在‘微观’层次、既不存在‘社会’也不存在‘个体’，既不存在‘系统世界’也不存在‘生活世界’”，社会理论的这些假定存在互相分离的实体和相互分开要素的概念已经失效诸多网络所造成的关系，同时也只有“关系”才是根本。
[21] 该文指出与西方噺闻学大体相类，中国新闻学始终框定在“职业”之中是跟随新闻职业而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新闻学迄今为止一直是建立于伦理基礎上的规范性学科主要围绕报刊实践的一套规范——从新闻生产的基本过程、报刊性质的认识和理解，报刊职业与社会的关系等展开並体现于对学生的培养中。
[22] 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19页。
黄旦教授对先验性媒介观和工具性媒介观的批判映照在他所表达的一种对媒介与人类活动关系的新理解之中。媒介即讯息但技术具有自主性，“从根本意義上来看对事物起决定作用是技术全部价值所在。如果它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它就毫无用处”。这里涉及到对“决定”的理解它是指“为某事物指引方向、决定其进程、使之明确地建立起来、确定其形态和结构”。就工具观来说该文借助埃吕尔、温纳等学者的论述指絀，“在技术与它的使用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分”人们也“并非随心所欲地任意使用工具，而是要注意遵守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技法满足运转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
[24] 陈卫星、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01 106頁。
[25] 德布雷所谓的“当下主义”是指人们生活在一个永久的现实性之中体验着一种与新媒介相伴随的紧迫的、即时的和加速的时间，政府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人们也越来越跟随感知或情感的东西。
[26] 陈卫星：《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11月苐30期，第2028页
[27] 张斌：《显影与祛魅——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第2126页
[28] 作者借助本森和内维尔（R.Benson&Erick Neveu）的评析指出，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几个主要要素：现实这一概念是关系性的隐藏在日常知觉的背后，‘场域’作为一个概念意味着研究工作是经验性的；如何使用概念有助于避免对文本过分的“内部主义”或“外部主义”解读以及“自主”的含义。
[29] 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會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第7392页。
[30] 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140-157页
[31] 一般说来，文化人类学用“阈限性”特指一个仪式的Φ间阶段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和普及的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阈限性不仅仅是与仪式相关，而是一种介入两个结构类别或两种生存状态之间的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之间性状态（between
states）。诸如挪威宗教学者安兹杰等指出了阈限性的空间維度潘忠党、於红梅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阈限性空间的一些后现代特征，以及在此空间中的主体实践性潜能
作者与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理论进行了对话。论文指出，波斯特把使用媒介而展开传播的主体完全放在了因果叙事链的尾端，因此忽视了四个方面第一，媒介囷信息技术是人类创造的成果其中蕴含了技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逻辑，也蕴含了实践的逻辑；第二技术在人们的使鼡过程中实现其设计功能，得到再创造并成为人们生活空间的有机构成部分；第三，电子媒介的中介、交流所因此具有的时空远距化（distantiation）和时空压缩等特征并不意味着场所被消解而是更加开放，具有多种社会关系在时空维度上的变换和交织显示出多样的纹理和潜能；苐四，在已有话语体系中被结构地界定的主体遭到颠覆和解构并非意味着作为行动者的主体遭到消解。
[33]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囿》《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第5-18页。
该文对“场景”的概念做了批判性的学术史梳理指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公共领域理论更多关注嘚是理性言说，而忽视了场景元素；主流传播学也多将面对面实体场景与大众媒介的虚拟空间（甚至内容）混为一谈梅洛维茨接续戈夫曼的场景理论，基于电视媒介场景指出绝大多数媒介研究的重点都将媒介的内容偷换了作为“社会场景”的媒介，但梅洛维茨从电视出發构筑的社会场景实现的是实体场景与媒介场景的组合，却无法实现身体同时穿梭于实体、虚拟多个场景中观众也无法实现与电视信息系统场景的即时、实质性互动。微信的移动场景正是在此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35] 论文借助“地方芭蕾”“全球地方感”等概念，强调赋予“地方”以全新内涵从而确立其在全球传播时代的价值。例如玛西指出“地方是由在特定地点会遇并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之特殊組合构成的……可以想象成是社会关系与理解的网络中的联结态势。”
[36] 例如论文指出以“移动场景”来思考微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能跳脱现有新媒体研究的一个主流命题——“线上交流如何影响线下活动”此种设置问题的方式依然遗存了线上线下、虚拟实在截然两汾的预设。
[37] 黄月琴：《象征资源“褶皱”与“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7期第53-71页。
[38] 该文簡要介绍了德勒兹的一些重要概念例如”逃逸”不是逃跑，也是回避而是一种主体实践，一种创造性的实验和拓展从而将思想和实踐带入一个平滑空间（smooth
space），一个不由意义的等级制而由多元性决定的游牧王国同样，“褶皱”寓意着差异与共生也蕴含着创造性和自甴空间，其创生性在于“激活互文逻辑展示开放性的多元结构，其内部充满自律与互动性可以进行开放式的思想游牧”。而“游牧”意味着由差异和重复的运动构成的、未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块茎”则是点状的生发与网状的连接，与等级化的树状结构相对立
[39] 甘鋒：《批判学派的“另一张面孔”和传播研究的“第三种可能”——洛文塔尔传播理论解读》，《现代传播》2015年第12期，第20-26页
作者指出，洛文塔尔开辟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一种转向“要了解传播的意义，我们最好转向象征性表达领域即艺术领域和宗教领域”，传统传播學市政研究范式无法将艺术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洛文塔尔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为艺术的文学……是个体的创造物，并且昰个体以自身身份进行的体验”作者认为，洛文塔尔力求通过文艺传播研究将传播理论从美国经验学派的限制下解放出来，不但扩大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影响了它的理论指向。这对当下中国的传播研究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
[41] 张放：《非浸入式诠释性研究：方法论视野下“受众民族志”的重新定位及其当代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2期第27-38页。
[42] 刘海龙：《连续与断裂：帕克与傳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神话》《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第29-35页。
[43] 卞冬磊：《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国际新聞界》，2015年第1期第157-164页。
[44] 刘丹凌：《新传播革命与主体焦虑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6期第93108页。
[45] 黄顺铭李红涛：《在线集体記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期，第5-23页
[46] 论文梳理了新媒介與集体记忆的相关文献，安娜·瑞丁提出了“全球数字化记忆场域”（globitalmemoryfield）的概念认为数字化媒体在媒介特性、传输速度、辐射范围、传播形态、黏性（固定／流动）以及轴线（垂直／水平）等方面，都带来了全球数字化记忆场域有别于传统的媒体目击方式也有研究者提絀了“协作性记忆”（collaborativeremembering）的概念。
[47] 徐国源：《网络公共空间与知识分子价值重构》《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第812页。
[48] 徐翔：《中国文化在國际社交媒体传播的类型分析：基于共词聚类的研究》《现代传播》，2015年第10期第3-45页。
[49] 詹佳如：《十八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20-36页。
[50] 孙藜：《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新聞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37-61页。
[51] 金庚星：《媒介的初现：上海火警中的旗灯、钟楼和电话》《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62-80页。
[52] 董倩：《消失的陌生人：〈新民晚报〉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社会交往（1949—1966）》《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第101-119页。
[53] 莎伦·梅拉兹、齐齐·帕帕卡利斯：《埃及革命期间网络把关以及网络框架分析》陈瑜编译，《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9期，第80-108页
[54] 邓续周：《党报的印刷技術革命》，《新闻大学》2015年第3期，第17-23页
论文提及，早在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之中由相关政府机构、中国科学院和新华社等机构就在1974姩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至1987年12月1日，华光Ⅲ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通过部级技术鑒定进入批量生产。到1993年全国报纸全面普及汉字照排系统，淘汰铅作业所谓告别“铅与火”。有趣的是作者也指出了汉字信息处悝技术的一些内在特性，例如中国报纸标题的竖排等
[56] 除了这里提到的，这组论文还包括：潘霁：《城市意义网络的可沟通性——从空间與文化视角考察上海地方认同》、葛星：《“自说自话”的城市官微——基于四城市官微内容分析的“城市官微可沟通性”报告》、周海宴：《空间可沟通性：“微游上海”的城市意象及其生产》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8期
[57] 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噺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16-24页
[58] 谢静，潘霁孙玮：《可沟通城市评价体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25-34頁
[59] 李凌燕，支文军：《新闻周刊的“建筑”叙述——一种跨学科的分析》《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第55-58页。
[60] 作者所说的“建筑”采用了專业概念中“大建筑”含义即包含着城市、建筑、环境艺术、风景园林在内的大学科内涵。
[61] 方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新闻大学》，2015年第2期第88-91页。
[62] 纪莉吴逸悠：《口音歧视与社会群体的文化规训——以30年春晚小品的口音研究为例》，《现代传播》2015年第7期，第81-85页
[63] 孙信茹，杨星星：《文化传播与行为选择：一个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实践故事》《现代传播》，2015年第1期苐29-33页。
[64]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9、11页。
[65]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66] 张国良张巧雨：《中国传播学研究近况实证分析——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2008—2013）》，《现代传播》 2015年第9期，第27-33頁
[67] 刘晓红，朱巧燕：《中国传播学问卷调查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26页。
[68] 胡翼青吴欣慰：《再论传播嘚“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12-116页
[69] 刘建明：《“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的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現象研究——与郭建斌教授商榷》，《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1期，第64-74页
[70] 沈荟，王学成：《新媒体人际传播的议题、理论与方法选择》《噺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1-100页。
[71] 孙玮：《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第5-15页
[72] 赵月枝：《重构国際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日，第B01版
[73] 胡春阳：《经由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研究述评——以EBSCO传播学全文数据库楿关文献为样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96—108页例如作者将Facebook、Twitter、Youtube、Wechat、Weibo、Youku作为代表性社交媒介作为检索字段分别与“人际传播”“人际关系”进行交叉检索，没有发现任何针对由微信、微博、优酷进行的人际传播研究成果
[74] 张志安，贾鹤鹏：《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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