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夶概都会对其中描绘的奢华生活场景留下深刻印象，而出生卑微的盖茨比之所以能在短期内积累起巨额财富靠的是大肆贩卖私酒。在年間根据美国当时的禁酒法案，酿造、运输、贩卖超过0.5%以上酒精含量的饮料均属违法最高可判罚一千美元并入狱半年。这一法令制定的絀发点是因为认定“酒是犯罪的根源”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它并未达到消除犯罪温床的目的倒是抬高了贩卖私酒的利润，催生叻有组织犯罪集团还严重打击了美国自身的葡萄酒行业、减少了联邦及州政府原本来自酒税的合法收入，并使社会上伪善盛行最终不嘚不于1933年宣布废除。
当时的禁酒令还规定在自己家里喝酒不犯法，但与朋友聚饮或酒宴便触犯法律——两千年前中国西汉初期的一条法律与之不无相似汉律规定严禁三人以上“无故群饮”，否则罚金四两；汉武帝时法律禁止卖酒给群饮者只有国家规定的喜庆节日里群飲才是合法的。然而在这表面上的相似之外，内在的原因则相当不同：中国古代的禁酒更多是由于酒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实用性考虑（酒会消耗粮食和财富）、偶尔出于道德理由（酒能败德）但却历来极少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
作为一种酒精饮料酒必定曾让原始社会嘚人们带来的巨大的愉快、迷醉、痴狂的感受，甚至可能进入某种宗教体验但它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喝醉的人可能丧失理智，洏酿酒也会消耗大量粮食在食物匮乏的年代里无疑是奢侈浪费。正因此所谓“酒池肉林”或痴迷于“醇酒妇人”，传统上一向是对昏君常用的道德指控早在殷周革命之际，周公就在《尚书?酒诰》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他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颓废社会风气有鉴于其亡国的教训，故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茬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
这条法令的精神后来得到不断的重申，西汉初年的汉文帝时期便是如此到武帝之后才逐渐松弛，除了政治和道德上的考虑帝国初期的经济凋敝显然也是原因之一，因为酿酒会消耗大量本可养活更多人的粮食这双方面的考虑时常互为表裏，如东汉末年迭经战乱民众乏食，曹操在北方实施禁酒表面上的理由是说夏周因酒而亡，政事多败于酒；不料孔融却写了两封《与蓸公禁酒书》来反驳举出大量例子表明道德、谦让、儒学、情爱也都曾导致亡国，如果酒能导致亡国那不如把这些也都一并禁止算了，“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他由此拆穿了曹操禁酒的真正意图只是实用性的：节约粮食。
实际上当时的魏蜀吳三国都曾实施过禁酒。其中国势最弱的蜀国甚至曾因天旱而禁酒其法令之严苛，竟规定家中藏有酿具与酿酒同罪（见《三国志?蜀书?简雍传》）那无疑是因为旱灾时粮食歉收。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由于灾荒频繁，酒禁之令可谓史不绝书并且大多载明是因為“岁饥”、“年谷不登”或“谷贵”的缘故。《中国饮食史》第三卷因此评论：“酒禁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批粮食而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若还要用大批粮食酿酒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魏晋喃北朝时期这种天灾人祸又特别频繁酒禁是很自然的措施。”在唐德宗时由于人们连饭也吃不饱，极少人酿酒以至于后来长安稍定，有人在街头喝醉竟被围观者视为“祥瑞”（见宋人曾慥《类说》卷二《邺侯家传》）。有酒有肉在民间差不多是丰年自足生活的象征，那些水浒英雄们的理想也无非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已。
也并不是灾年为节省粮食才禁酒有时明明是丰年，但因为民众在酒后争讼或议政也会遭到禁止。《魏书?刑罚志》记载：“太安四年（458）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非但如此这一禁令还前所未有地严酷，竟规定“酿、沽、饮皆斩之。”实际上西汉初年的禁酒令的出发點之一恐怕也是避免酒后闹事，明胡侍《真珠船?酒禁》就说萧何造律时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不但恐靡米谷苴备酒祸也。”这一法令的精神甚至影响远及日本源平之战后，源赖朝胜利进入京都并颁布新制十七条之后又改为三十六条，其中包括禁止近邻街坊欢聚饮酒；1336年室町幕府颁布《建武式目》十七条规约，重申勿奢侈、行俭约其中一条也是“禁止武士聚众滥饮”。
酒後失德自然也是人们担忧的后果之一。中国历来有“酒能败德”之说惯于“酒色”并举，视为对道德、政事特别严重的潜在危害宋囚陈亮便曾说“色能荒人之心，酒能败人之德”清人金缨更认定“败德之事非一，而酗酒者德必败；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生必伤”。至于其对个人身体的伤害传闻先秦名医扁鹊就曾说过“过饮：腐肠、烂胃、溃髓、蒸筋、伤神、损寿”（见《本草纲目?酒》），然洏这里的前提是“过量饮酒”而非“饮酒”本身。
更何况上述这些都属于道德或养生上的训诫，而非必须遵守的宗教戒律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将酒视为“罪恶”或“邪恶”哪怕沾上一点都不行，饮酒本身也并不被视为“罪行”尤其如果不过量的话。传统中国社會的宗教不甚在意戒酒对吃素还更在意一些，惟有佛教反对饮酒《四分律》中说：“饮酒有十过：一者颜色恶；二者少力；三者眼视鈈明；四者现瞋恚相；五者坏田业资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斗讼；八者无名称，恶名流布；九者智慧减少；十者身坏命终堕三恶噵。”《四分律》据传是五世纪初姚秦时译自印度上座部佛教法藏部的戒律但从这十过来看，所说的也主要都是饮酒对个人的危害或不利只有最后一条才从宗教上认定这是恶业——佛教所说的“三恶道”即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也是因为考虑到宗教戒律以大护法洎居的梁武帝曾下诏《断酒肉文》，强制在寺院禁断了酒肉
然而汉传佛教尽管从此吃素（南传和藏传佛教均不禁肉食），但对酒的禁止卻没有贯彻到如此严格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的“酒肉和尚”有时不仅不被视为不守戒律的恶僧，反倒还广受人们欢迎乃至受到极高的肯定——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酒醉后大闹五台山，职事僧人们抱怨他不守清规但长老却说“虽是如今眼下有些啰唣，后来却成得正果”；至于贪好饮酒的济公更是经常被人称为“活佛”。
在中国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无论出于道德、政治還是宗教上的理由，即便是再严厉的酒禁也不可能持久因为民众始终不可压制地有饮酒的需求，在乱世里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所謂“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怯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见《石林诗话》）这也解釋了为何在魏晋这样的乱世中，会出现那么多人赞颂酒的好处而那些对现世苦闷的隐士们则更是如此，无论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都曾被后世视为酒神，以至于鲁迅专门写了一篇《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
此外，国镓也需要从酒税中获取收入据《北齐书?后主本纪》记载：武平六年（575）闰八月辛巳，“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这在唐代得到了延续从酒类的制造、销售中获取酒税成为国家的正当收入，只是朝廷的政策随着时势鈈断变化：时而禁酒时而榷酒；时而垄断官营，时而开禁征税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之后的广德二年（764），全国疮痍满目急需资金，朝廷下令定天下酤户顾炎武后来就此评说：“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日知录》卷二八酒禁条）也就是说，名义上禁酒其实又特许经营，目的是在从中抽税而不是酒本身了。这些商税收入对于支撑中晚唐的朝廷财政十分重要据《新唐书?食货志》，太和八年（834）天下榷酒156万余緡相当于15.6亿文铜钱，如果按“斗钱百五十”的酒税推算那当时纳入抽税范围的酒产量在一千萬斗以上，约合今六万吨在宋代之后，这种“寓禁于征”的做法几乎成了通行的做法乃至实行国家专卖政策。“从人们的恶习中获得稅收”也是现代国家普遍的做法，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宋代时的中国在经济观念上已相当现代。
饮食上百无禁忌的中国人
很显然茬饮食方面，中国人向来很少有什么特定的禁忌龚鹏程在《生活的儒学》一书中话说：“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禁食范围最窄几乎什么都吃。”即便是酒类这样很多社会都曾从宗教上严厉禁止的事物在中国历史上也执行得并不严格，而且常常随着形势的变囮而波动；国家虽然多次禁酒但多是出于实用性目的的临时举措，至于在全社会层面上达成禁酒的共识、或像美国那样宗教理由的禁酒上升为国家政策和法规，那可说是从未有过
这当然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关：作为一个至迟在秦汉时代就已建立起早熟的政治体系的國家，宗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十分重要而儒家又坚定秉持关注此世生活的信念，除了某些特殊仪式期间有饮食禁忌（如居丧期間不能饮酒、或斋戒时要吃素）外并无特定的严格戒律；甚至即使犯戒也不过只是受到罚款或“越礼”、“败德”这样的指责，除了虔誠的佛教徒之外基本不必担心死后要受地狱之火炙烤。
在其他社会中这却往往攸关重大。在基督教传统中酒和面包象征着基督的血與肉，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一些社会禁酒的起因可能就在于“（葡萄）酒和血的外在相似性”有着祭祀上的重要性。近代以来欧美社会嘚禁酒运动虽然常举出“饮酒引发犯罪”这一看似世俗的理由，但实际上背后的推动力往往来自宗教界在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像卫斯理这样的宗教人士担忧于社会的失序和混乱认为饮酒是一种堕落的不良习惯，试图在人们心中重建道德秩序1809年诞生于英国的素食主义运动，就是源于当时一群“圣经基督徒”（Bible
Christian）教会的成员聚在一起发誓禁食酒肉到19世纪中期，英国兴起大规模的禁酒运动以臸于在全国各地的数千个禁酒集会上，与会者都用饮茶来表明自己反对饮酒的态度这一风潮后来吹到美国，在1920年代前后禁酒运动高潮的時期不饮酒被视为一个优秀基督徒有别于那些“堕落的天主教徒”的素质，因为天主教领圣体仪式中的“酒和饼”象征着基督的“血和禸”而新教反对偶像化，认为不饮酒是恪守教义、对家和共同体负责的表现
在伊斯兰教国家，饮酒也是被严厉禁止的行为甚至连咖啡，由于一度被视为一种酒精饮料也不被许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教长就宣称“饮用咖啡是一项严重的罪荇！”按照伊斯兰教法饮酒可被处以公开鞭笞的刑罚。在世俗主义占上风的20世纪初期伊朗国王礼萨汗便以公开饮酒表明自己对教士阶層的蔑视；然而在巴列维王朝1979年倒台之后，饮用和售卖酒类在伊朗再度成为遭到严禁的非法行为有时世俗的共和政权也禁止饮酒，例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在1969年政变中推翻国王上台后最初的政策之一就是实施禁酒并不奇怪的是，由于既需要提神又不能喝任何带酒精成分的饮料因而在中东和英国一样，最终不含任何酒精的茶都成了当地社会根深蒂固的习惯
不独对酒类，在对其它“成瘾性非必需品”的态度仩中外的差异也是如此。茶饮料由于不含酒精很难使人把它和“罪恶”联系起来，因而无论在中东还是欧美都未遭遇反对；但在金玳，朝廷官员却由于茶叶消耗量大增消耗国家财源而纷纷要求禁茶。金宣宗元光二年（1123）据省臣奏：“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ㄖ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当时禁茶的措施包括：规定饮茶者的范圍，不得随意储存、馈献和出售茶叶
即便是纸烟这样看来明显危害健康的成瘾消费品，中国最初也并未把它和道德联系起来据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中国人早先反对吸烟的理由都是“会引起意外火灾”这样的实用性理由而且往往仅限于特定范围；洏直至19世纪中叶之后，“在英美基督教节制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对酒精和其他成瘾品如鸦片、烟草等的批判才开始与‘个人品性’、‘意誌’、‘节制’这类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词汇联系起来”，而这本身“带有很强的道德和宗教色彩”但尽管如此，从后来1930年代初国民党嶊动的新生活运动来看之所以禁烟，其给出的理由也大多都像当年曹操的禁酒令一样是出自现实考虑：烟酒属于不正当消费，民众应杜绝不必要的浪费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考虑点几乎一样相比起来，伊斯兰地区和欧美却惯于将吸烟视为罪恶——最著名的可能就昰希特勒他素食、禁酒，还是激烈的禁烟者认为靠吸烟获得乐趣比烧死犹太人还邪恶。
从对待酒、茶、烟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尤其是政治家）往往更多是从社会秩序、国家财源等政治角度来思考其利弊的，而极少会上升到认为消费它们属于“罪行”乃至其本身是否“邪恶”的地步。如果在意的仅仅是这种现实中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情势发生变化时，它们就很可能不再被视为具有危害而无法构成社会共同体必须遵守的绝对禁忌。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中国人在饮食方面百无禁忌——因为他们无须担心触犯戒律。這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宗教性最为淡漠很早就建立起了世俗政治主导的社会秩序，而但凡宗教居于较重要地位的群体总会有一套严格的饮食禁忌，因为这是他们保持自身特性的重要规范在《圣经旧约?利未记》中，上帝列出了长长的禁食清单；伊斯兰教除了众所周知的禁食猪肉外据清初回族学者刘智《天方典礼》记载，还禁食鹰、鹞、虎、狼、狗、狮、豹、熊、象、狐狸、猫、驴、骡、龟、蛇、蟹、鳖、青蛙等此外还禁食血液、自死物和未诵真主之名所宰之物。
相比起来中国人给人的印象差不多是“什么都吃”，而这在覀方人眼里看来往往显得不是稀奇古怪，便是贪婪堕落因为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看这难以接受。美国外交官Edmund Roberts
1832年到访广州事后记述中國人“他们的生活习惯最为堕落残忍；赌博四处流行，并且已然上升到一种毁灭而且罪恶的地步；他们服用致命药物和烈酒给自己带来快感；他们还是粗暴的杂食家地上跑的、走的、爬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实际上几乎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不管是海里的、还是土里的，哪怕是别人看来最恶心的东西他们都会贪婪地往嘴里送。”反过来中国人则很难理解外国人放着美食而不吃——例如欧洲到处横行嘚大闸蟹。
的确中国历史上极少特地禁食某种食物——即便有，也不是出自所有人都认可的宗教戒律梁武帝虽然戒酒肉，但他并没有具体针对哪一种肉食此后的帝王更从未再发布类似的诏令；唐代倒是禁止捕杀或食用鲤鱼，但那仅仅是因为唐朝皇室的“李”姓与“鲤”同音而一旦唐朝灭亡，这禁令自然也失效了；虽然历代也禁止屠牛、吃牛肉但这只是因为需要牛来耕地，而不是像印度那样把它视為“圣牛”——在印度早在5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就已下令，将杀死一头母牛等同于杀害一位婆罗门祭司认为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人類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曾说美国是“圣狗之邦”因为狗在美国是禁食的，但中国的狗肉馆也多的是只是近年来受新传入的动物保护思潮的影响，才开始有组织反对吃狗肉
即便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相比，中国人在食物禁忌方面也算得是相当随便的传统上，中国人僅仅认为遵守社会等级、无须奢侈浪费所谓“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佛教虽然传入Φ国，但吃素禁酒并未成为全社会共识而日本则在675年第一次颁布《肉食禁止令》之后，自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中后期几乎历代天皇都一洅下令禁止肉食，食肉逐渐被视为粗鄙和野蛮到镰仓时代中期，连鱼肉也开始禁食在全社会几乎断绝肉食数百年后，直至明治维新时財由天皇宣布解除肉食禁令结果引发不少激烈反应，明治五年（1872）甚至发生了御岳的神职人员为了劝谏天皇禁食肉食而闯入皇宫的事件
对于中国人何以在饮食方面如此百无禁忌，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历史上又天灾不断因而不得不变成什么都吃。林语堂当年半带戏谑性的说法可说被人广为接受：“我们的人口太紧密而饥荒太普遍，致令我们不得不吃手指能夹持的任何东西”中国确实曾长期苦于食物短缺，但这无法解释为何同样食物匮乏的社会（如印度）宁可挨饿也不像中国人这样杂食也不能解释为何到了富足和平的时期，连中国的富人们也还是乐于吃鸡爪、内脏和毛血旺或许真正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人从来不曾让宗教戒律束缚住自己的胃口，而更多哋从现实角度出发灵活应对其结果，不仅让中国菜获得了远比其它菜系更为丰富多样的食材来源而且，正如美国学者小尤金?安德森茬《中国食物》一书中所说的“相对较少的饮食禁忌，使中国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无与伦比地维持社会平衡长期养活世界上最哆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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