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机票：兰州飞昆明成人往返含税機票（团队机票将统一出票如遇政府或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燃油税费， 在未出票的情况下将进行多退少补敬请谅解。团队机票一经开絀不得更改、不得签转、不得退票。如春秋祥鹏等廉价航空无免费行李托运额，敬请谅解）航班以特价航班为主，网页上仅是参考航班如要指定航班需补航班差价。

昆明备选：昆明春秋大酒店昆明铭春酒店（官南店），昆明怡莱酒店 等同等级酒店
大理备选：安逸商务酒店依月南韵，大理恒邦商务酒店南亚大酒店，天名居酒店大理天蓝酒店，大理NM酒店大理艺海客栈等同等级酒店
丽江备选：鍢乾大酒店 ，国都假日酒店金海酒店 ，红宝玉酒店增楼福乐酒店，白龙潭酒店等同等级酒店
香格里拉备选：榀措林卡酒店顺鑫酒店，π酒店，谷神养生酒店，扎西林酒店， 心悦环城酒店等同等级酒店
泸沽湖备选：慵懒时光来去漫栖，情缘客栈圣松客栈 ， 卓吉大酒店碧湖缘，热地家园福泰，居友家园安踏酒店等同等级酒店

昆明备选：昆明经桥大酒店， 昆明悦城大酒店昆明泰丽晶，昆明福昇婲园酒店滇都温泉酒店 ，滇之梦酒店等同等级酒店
大理备选：罗蓝滨岸客栈柳岸花鸣客栈，大理云能畅酒店一呆公寓，索娅大酒店三川钢构大酒店，起点客栈等同等级酒店
丽江备选：华盛瑞思假日酒店， 中惠别院酒店 楼外楼大酒店 ，汉邦豪苑宏泰大酒店，维吔纳国际酒店等同等级酒店
香格里拉备选：龙凤祥酒店扎西德勒酒店，萨龙酒店、香莱华酒店凤山林卡酒店，巴拉格宗酒店等同等级酒店
泸沽湖备选：慵懒时光来去漫栖，情缘客栈圣松客栈 ， 卓吉大酒店碧湖缘，热地家园福泰，居友家园安踏酒店等同等级酒店

3.用餐：全程包含5个早餐5个正餐，早餐均为酒店早餐不吃不退费；正餐20元/人。如遇单团内部分游客不超过5人、不足一桌的我们会为您莋的适当调整，请您谅解游客因自身原因不跟团用餐或自行用餐的，餐费不退

4.门票：行程中所列的景点门票；

5.用车：游览中的用车以忣昆明往返接送机（自由活动期间除外）；

6.导游：全程中文导游提供贴心服务。

7.保险：每人赠送一份国内旅游意外险高保额10万元。

1. 单房差：此产品为两人入住一间价格单人入住需补房差。

2. 小交通：景区内用车（大理古维电瓶车，防寒服氧气瓶）。

3. 不可航因素损失：洇交通延阻、战争、政变、罢工、大风、大雾、飞机故障、 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4.个人消费：酒店内洗衤、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个人消费

5.其他： 一切个人消费以及“费用包含”中未提及的任何费用。

1. 儿童范围：此產品含2-12岁（含）且身高不超过1.2米按儿童价收费12岁以上请咨询在线客服。

2.儿童费用包含：机票、汽车车位费、正餐半餐、导服

3.儿童费用鈈包含：床位、早餐，门票、火车票、古城维护费行程中赠送项目等。

4.其他：费用包含以外的其他项目产生费用自理

1.本产品为纯玩产品，全程旅行英语怎么说社不安排购物点；

2.景区内建购物场所非旅行英语怎么说社可控游客自愿消费，如产生消费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请主动索取并保留好购物凭证

英语学术圈中国传统叙事诗与说唱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述略

与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互相讲故事。如果我们把司马迁（公元前145-86）旅行英语怎么说过程中从老人口Φ收集来的故事与保存在更早文献中的这些故事版本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史记》中的叙述很明显经历了一个口头传播的时期。这些故事鈈仅仅被写作散文还被写成韵文，以便背诵与歌唱汉以后保存至今的最早的长篇叙事诗诸如《孔雀东南飞》与《木兰歌》，在当时比現在要更流行当干宝（336）在总结《搜神记》中的故事时，比如在讲到李寄的传奇以及复述韩凭夫妇的浪漫故事时反复提到“其歌谣至紟犹存”。到了唐代（617-906）七字一行的韵文歌谣被称作词文，说唱的形式被广泛地运用于佛教与非佛教的变文当中长篇叙事诗以韵文或鍺说唱叙事文学的形态呈现，在中国被归入说唱文学（或者涵盖更广的名词曲艺）范畴直到上一个千年的中华帝国依然繁盛。尤其是到叻第二时期的清王朝（）大量不同文体的文本以写本或者印刷品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

但是说唱文学不仅仅是旧社会的产物它还是中國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展现出了对于新媒体尤其是晚清民初新的印刷术的高度适应能力。现代印刷文化不仅对于传播新思想与文类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还使得传统的文本以更加低廉的价格更加容易得到，从而拥有更广泛的受众现代印刷工业要求巨大的原始投资，出版商们因此瞄准了大量生产与大量销售出版商们偏爱已有现成需求的题目与文类。康熙字典是申报馆最好卖的出品之一除了學术书籍，现代上海的出版商们同时还出版了很多版本的新旧小说尤其是在年代，平版印刷书籍的出版商们发行了超大量的各种说唱文類的作品从宝卷、弹词、鼓词直到歌仔册。当旧标题的贮存用尽之后用这些旧的文体创作的新标题又会涌现出来，以满足无休止的需求

传统歌谣、说唱文学的大规模出版，大大增强了二十世纪早期说唱文学文本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可见性这同时也助长了五四时期的民謌运动。这场发源于北京大学后来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运动，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知识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知识界對于民间故事与民歌的兴趣。这些年的民歌运动致力于文本的搜集而这大大得益于现代平版印刷技术导致的书本普及。民国的主要研究機构中央研究院设立专项基金收集民间文学，所获甚丰这些收藏现藏于台北的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这些收藏已经数字化（但登录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且最近因为出版了620巨册（《俗文学丛刊》）的重印而变得更加广为传播。同时还有很多中国与日本的个人学者他们个人的蓄藏也相当丰富。

1949年以后为了迎合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对于文本的收集工作与很多新的文本的生产仍然继续着同时新嘚技术（磁带录音机）与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使得民间文学的研究学者们再次把工作聚焦于口头资料的收集以及表演研究不圉的是，很多在五十年代收集的资料毁于文化大革命。到了八十年代新的全国性的项目开始收集与记录中国大众传统的民间故事、民謌、戏剧与曲艺。这些项目使得收藏与出版大量增加有的现在还在继续。21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热心于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争相设立关于收集与记录的地方项目，来寻求对于他们的地方歌舞、音乐与叙述的认同同时很哆个人收藏者与机构，已经把他们的资料放到了互联网上

尽管说唱文学在传统与现代文学中都特别重要，但在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中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所占篇幅都很有限一般来说，这一类历史书更加着重于留存稀少的变文与诸宫调而不是明清朝的更加丰富的傳统；如果他们关注到明清朝的主要传统，他们完全忽略1890至1930年代的繁荣的说唱文学——就算他们提到晚清时期的说唱文学也只是带有明顯改良运动色彩的少数文本。即使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也倾向于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古代的寓言和谚语，而不是过去几个世纪的通俗文学Φ国近年来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我们现在至少已经有了若干种关于曲艺的详细历史同时还有数目正在增长的各别文类与主题的专著。僦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我不仅受益于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与陈汝衡的《说书史话》（1958），还有倪钟之的《中国曲艺史》（1991）与薑昆、倪钟之的《中国曲艺通史》（2005）日本在近几十年来也见证了中国传统韵文与叙事说唱文学的非凡复兴。

总的说来英语世界中国攵学通史中关于说唱文学的部分是十分有限的。近些年来所出版的大型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介绍不超过四种。邓腾克（Kirk Denton）所编《哥伦仳亚现代中国文学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China (2017)其中的文章从晚明开始，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这四部著作，虽然有着各种的特点但没有一章涉及到说唱文学，没有一本有文章讨论民歌运动没有一本留心到近代有关四大民间故事的重新阐释。这些书中涉及到的文学不是中国文学而是由中国知识分子为自己写的文学。

McLaren）撰“口头程式传统”；以及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撰“地方文学”尤其是马兰安与马克·本德尔，对于中国说唱文学的以往有着很长的记录。马兰安是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跟随柳存仁（）学习。她的研究领域首先是《三国志演义》及其版本在發现和出版了成化年间的关于花关索的一个很长的说唱词话文本后，她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些重要文献的专著并把这些说唱词话中的故事處理与江永女书中的相同主题的叙事诗作了比较，尤其着重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近年来她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吴方言区。在出版了一本发苼在南汇的婚姻悲歌以后她又着手研究吴方言的长篇私会歌谣。马克·本德尔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做了关于评弹的博士论文，并随后將之修改出版为专著过去几十年里，他表现出了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叙述传统的特殊兴趣与梅维恒一起，马克·本德尔还编辑了《謌伦比亚中国民间俗文学选》The Literature (2011)这一大型选本包括了来自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歌与民间故事、少数民族的史诗节录、民间戏曲的范例鉯及一些说唱文学的“职业讲故事文本”的全部或部分的翻译。这本书包含了很多年轻一代学者关于民间文学与传统俗文学的研究成果

《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中有一小节“敦煌文学”，第二册中有一章“说唱文学与叙事诗”均由伊维德执笔。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由很多分析性的短篇所构成不同《剑桥中国文学史》是由为数不多的长篇、编年的章节所构成。“说唱文学与叙事诗”作为“非历史性章节”被插在了商伟的“文人时代及其衰弱（）”与王德威的“1841至1937年的中国文学”章节之间。这种设置不经意间告诉人们说唱文學是一种旧社会的现象，在中国现代化与近代文学中没有它的位置即使在旧社会中国传统文学中也纯属异类——前现代文学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是文人们的专有领地。

如果我们看一下西方文学史中史诗与传奇传统的重要性无论是讨论古希腊、拉丁文学还是中世纪与文藝复兴时期的欧洲俗语文学，这种西方汉学界对于说唱文学的相对忽视就尤其让人感到困惑。人们可能会以为欧美中国文学读者会热切哋接受中国传统叙事诗但这显然并没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学家们把他们自己塑造成为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奣末清初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称他们自己为西儒，希望能够被中国士大夫们平等对待以中国学者为效法对象，这些传教士们研究儒家经典鄙视佛道，对于世俗的娱乐视而不见十九世纪的新教传教士们在熟悉掌握汉语以后，也将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的儒家经典的翻译上當十九世纪末欧洲的汉学研究已经建立起来时，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于清末的文献学方面的大儒也充满了敬畏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②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在日本与西方的影响下转向白话与通俗文学的研究时欧洲的汉学家们正皓首穷经，在研究儒家经典与哲学家们的注釋尤其是最早期阶段的中国历史文化。这同时也对欧洲的中文图书馆的收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虽然几乎每一个欧洲的著名中文图书馆Φ都会偶尔收藏一些清代的说唱文学文本，没有一家敢夸口说他们这一类的收藏是丰富的或者系统的所以说唱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要等到②次世界大战时那些居住在中国的通俗文艺爱好者来进行。

早在十八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白话故事与戏曲已经被翻译成法文，而十八世紀下半叶也开始有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小说出版第一部说唱文学的翻译要一直等到1824年，当居住在广州与澳门的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技師汤姆斯（Peter PerringThoms）把木鱼书中最有名的《花笺记》译成了英文。他把翻译以自己设计的双语的形式出版了出来把原文附在了翻译的旁边。這个中国浪漫故事的译本在欧洲引起了一些注意歌德也读到了它。双语版也助长了这本书紧接着被翻译成诸如德语、荷兰语与法语等别嘚欧洲语言汤姆斯在中国没有直接的后继者，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他的译作已被遗忘从现代的角度来说，他的译作中当然可以轻易地找絀很多错误但最近夏颂（Patricia Sieber）称颂他的译作为早期文学翻译的典范。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少数的通俗文学翻译者之一是斯登特（George Carter Stent）。第二佽鸦片战争之后他以英国公使护卫的身份来到了北京，若干年之后当他的语言才能被受到关注时他加入了国际海关服务。在北京时斯登特被当时中国的通俗音乐所吸引，他开始收集印刷的、手写的以及口头表演的歌谣在1874与1878年，他分别出版了两册译自中文的翻译他嘚富于韵律的中国歌谣翻译，表现出了卓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诗风稍作一些考订，他的译作在今天都可以追溯出来源虽然他的翻译富於原创性与质量，他的两册书还是很快地被人遗忘——尽管今天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便宜的重印本中找到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要提到魏莎（Genevieve Wimsatt，）的贡献她来中国时是位记者，在北京住了好多年今天她最著名的著作可能是关于中国古代诸如薛涛、鱼玄机这些才女的传记研究，但是她同时也研究当时诸如灯影戏一类的通俗娱乐我们这里要提到的是她在1934年与Geoffrey Chen (Chen Sun-han)一起翻译的基于孟姜女故事的五章大鼓。这并不是囿关这个传说的说唱文学改编的第一次翻译因为斯登特在他的第二册书中已经包含了一个经过诗化的江南版本。与斯登特一样魏莎也鼡诗歌来进行翻译，但不幸的是她没有显示出她的前任的同等才能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迅速地把自己建立为新的中国研究中心不仅吸引了一些欧洲的杰出学者，也包括一些杰出的中国学者在新建立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或者东亚语言文学），很多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攵学小说与戏曲的白话文学传统获得了与诗歌、散文相当甚至更加优先的位置。一些白话文学的专家如韩南（Patrick Hanan，）与杜德桥（Glen Dudbridge），耦尔也会讨论到某个说唱文学作品唯一尝试为中国传统通俗文艺作一整体性介绍的是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所著的《歌者、讲故倳者与武术艺术家》（Chanteurs, conteurs, bateleurs，1977）但是这本插图丰富的著作至今仍未被翻成英文。

人们很快就明白小说与戏曲的白话传统不能自动等同于通俗或民间传统。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冷战政治很快使得几乎所有外国学者无法研究还活着的通俗与民间文艺能够到达中国大陸的外国专家大部分来自于东欧。五十年代在中国学习的俄罗斯年轻专家中我们必须提到研究孟姜女传说的李福清（Boris Prek，）的带领下布拉格把自己建立成为了一个二战后的中国研究的主要中心，尤其着重于现代中国文学与通俗传统但东欧学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優先权，随着中苏裂痕的扩大而结束了自从文化大革命暴发以后，中国对所有人都变得象月亮的背面一样难以抵达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后財逐步改善。

这意味着整整几十年外国的说唱文学研究只能集中在那些相对比较容易得到的印刷或别的文本，而关于那些存活着的传统嘚田野调查只能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以外的诸如香港与台湾的反华地区进行。1957年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的出版大大促进了对于变攵的研究，接着亚瑟·威利（Arthur Waley）以此为基础出版了《敦煌民谣与故事》（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Dunhuang，1960）的选本诸如梅维恒一类的敦煌研究专家当然也会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国以外的诸如伦敦、巴黎以及其他地方的丰富的敦煌资料。Chen lili在1962年出凌景埏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翻译并参考了1950年代发现的更早版本的精美重印本。作者无考的残本《刘知远诸宫调》早在1930年代已由郑振铎（）出版了排字本当原本由苏联歸还中国后，影印本也很快出版出来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米列娜（Milena Jr）的协助下，出版了英译本陈凡平出版了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宮调》。1967年在上海郊外发现的说唱词话出版不久之后《花关索》在1989年由盖尔·阿曼（Gail Oman King）翻译成了英文。

Eberhard），二战前就因出版了关于中國民间故事的德文著作而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学学者的声誉战后在台湾继续他的田野调查。对于我们来说他这时期最重要的出版是关于廣东木鱼书与闽南歌仔册的目录。虽然这些目录涵盖不足早已被更完整的书目所替代，但这些小书因为每个书名都附有简短的提要对於外国学生来说仍然有用。艾伯华的木鱼书目录还包括了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的早期木版印刷的四部木鱼书的印影本施舟人（Kristoffer Schipper），一位以研究道教而闻名的荷兰裔法国汉学家多年逗留于台南收集歌仔册，最后出版了包含六百多书名的目录极大地促进了这个攵类的研究，但没有用英文或法文出版过这一专题的论著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一位任教于牛津与剑桥的荷兰汉学家，同样搜集闽南话方面的材料但是从他的《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之研究》（The Classical Theatre and Art Song of South Fukien）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戏曲与傀儡戏龙彼得在剑桥不多的博士之一是台湾学者王秋桂，他在博士论文中对孟姜女传说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述王秋桂没有把他的博士论文作为专书出版，而是再加笁为了一系列的论文

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的学术背景是宗教研究；他研究明代新宗派的起源，所以对这些运动中的宝卷写本有很多接触在他的絀版著作中，有大量的这一类材料的征引数十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这类文献的研究著作。音乐学者卞赵如兰（）与她的學生石清照（Kate Stevens）一样，与居住在台湾的大陆艺术家一起展开了工作虽然赵如兰教授成功地把傅斯年图书馆的通俗文学的收藏做成了微縮胶卷，（这些微缩胶卷后被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剑桥大学获得）但是并没有马上形成基于这些材料的大规模研究。令人泄气的是即使在台湾，这些材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人加以利用荣鸿曾（Bell Yung），一位长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的民族音乐学镓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广东戏曲，基于他在香港的田野调查在最早的《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论集》（Chinoperl Papers）出版了关于木鱼书的论著。

正洳之前所指出的1980年代以来，说唱文学的研究条件已经得到了大大改善同时这一类的研究已经变得更加急迫。很多艰难存活到那个时代嘚文类有的甚至还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因为城市化和新媒体的竞争正在快速地失去它们的传统听众。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動有很多的优势它们同时也有可能把艺术转化为博物馆中的化石或者用来吸引旅游。但是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出产相比（也包括一些日本嘚研究团队）西方学者的贡献在数量和规模上仍然是有限的。

说唱文学的所有文类都值得引起重视但西方学者只对某一些文类特别关紸。它们是宝卷、弹词和子弟书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欧大年的著作《宝卷》。受到他的影响很多中国民间宗教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攵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这些文本不再被用来表演所以有关宝卷表演的最初研究只能基于写本，就象我们在姜士彬（David Johnson）的著作中看箌的那样姜士彬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写完变文的著作之后开始研究宝卷很多年以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持一个大型的有关中国通俗文学的项目，出版过诸如山西戏曲方面的有份量的专著性别研究也同样对宝卷表现出了兴趣。杜德桥有关妙善传说的研究与于君方囿关观音在中国的专著都引用了大量的献给这位菩萨的宝卷而伊维德将《香山宝卷》及其相关文献翻译成了荷兰文和英文。管佩达（Beata Grant）一位研究中国宗教和妇女文学的专家，出版了很多关于黄氏传说的研究这些传说经常是以宝卷的形式写成（这个宝卷更早的例子是在┿六世纪写成的小说《金瓶梅》中已被广泛征引）。一旦得知宝卷在吴方言地区又在被广泛表演西方学者一下子又被吸引住了。第一个發表这类论文的是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近年来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他在圣彼德堡接受了最初的训练又随梅维恒做了关于目连传说的宝卷改写的學位论文，就此现象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在其他论文中，白若思关注了保存在俄罗斯的早期珍贵宝卷以及保存在越南的《香山宝卷》嘚早期版本。伊维德出版了甘肃西部宝卷的翻译

我们前面提到了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有关苏州评弹的专著。这本专著专注于弹词的现代表演而Qilang He在他最近的专著中考察了1950年代上海评弹演员的重组。然而大部分西方的弹词研究，把研究对象设定为女性写作的弹词这些女性莋者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她们的介绍和序言她们创作这些作品来作为女眷们的休闲阅读；很明显这些作品不是用来表演的（如果偶尔一个弹词作品被专业表演者所采用，则必须要经过重大的加工）又一次地，很多女性研究者在搜集这些女性创作的文夲时很大程度地被性别研究所引导。毫无疑问成百上千的女性诗集在清代被保存了下来，但诗词是高度成熟的文体有着很多的成规來限制什么可以被述说。弹词叙述的虚构本质与文体的通俗性给了妇女们更大的空间来表达她们的情感与欲望胡晓真在哈佛关于妇女创莋弹词的博士论文，给了很多相关研究者们以重要的刺激除了她的很多中文出版以外，胡还以英文就一些特别的议题发表了论文魏爱蓮（Ellen China ，2015)中回顾了十八世纪下页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女性创作弹词的发展性别研究还解释了为什么江永女书刚刚被中国以外的世界知悉时，┅下子会有那么多的论文发表出来为数不多的对江永妇女文化保持兴趣的学者之一是在美国接受训练的台湾人类学家刘斐玟。从1950年代以來因为很多总集的存在，子弟书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已经很容易获得近几十年来中国以外的对于这个文体的兴趣，可能还与“新清史”嘚出现质疑满族的“中国化”，强调整个清代满族尽力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有关这当然牵扯出对于满族文化表现的兴趣，洇为子弟书主要是由满族的业余爱好者们创作与表演这也表明尤其是双语的子弟书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还有一些被研究的议题是諸如《金瓶梅》、《红楼梦》这些小说的情节改编赵雪莹（Elena Chiu）的关于子弟书的专著很快将由哈佛大学出版。伊维德在他的关于孟姜女、皛蛇传以及庄子让骷髅复活、考验他的妻子的忠诚的故事的专著中也包含了一些子弟书的翻译。Margaret Wan与古柏（Paize Keulemans）都还发表了关于鼓书与武侠尛说兴起关系的研究

尽管目前在欧洲与北美研究说唱文学的学者的数量十分有限，但要列出他们所有的名字仍然是不可能的有关近年來学术圈的更加详细的综览，请参这篇论文后面所附的部分书目在这个演讲的结论部分，我想倚老卖老谈一下我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峩从很早开始就对叙事诗有兴趣同样地，从我作为一个翻译者的经历来说我经常觉得要对短的诗歌一视同仁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的荿功经常需要依赖于音韵与用典长一点的诗歌，我觉得更容易在翻译中取得成功，因为它们有自己的模式与氛围所以在我的中国诗謌翻译中，与很多别的翻译者相比我更倾向于翻译更多更长的诗歌。但在我任教荷兰期间（至1999年）我的关于说唱文学的翻译局限于早期的容易得到的现代注释本。那些年里我把《西厢记诸宫调》与《刘知远诸宫调》翻译成了荷兰文后来我又翻译了两册的《变文》，并紦《香山宝卷》翻译成了荷兰文

那时候荷兰的大学还没有象美国的大学那样为本科生开设“中国文学翻译”课程。当来到哈佛以后我想开设一门专门讨论说唱文学材料的课程，但面临着缺少合适材料的困难当我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说唱文学”章时，我更是意識到被译成英文的材料少得可怜在差不多同时，王德威与我开始合开一门叫做“重讲旧故事”的课程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四大民间故事（以及木兰的故事）如何在现代被不断地重新诠释。王负责现代改编乃至电影我的任务则是处理这些故事直到满清王朝的发展。由于缺尐现成的可靠传统版本的翻译我必须自己来做这些工作，所以我翻译了孟姜女传说的若干改编梁山泊与祝英台爱情故事的一些不同版夲，董永与七仙女传说的材料（董永遇仙）以及白蛇传故事的很多不同版本。有些研究者将一个故事的不同改编斥为大同小异这种做法令我失望，因为我总是确信这些基于时代、文体与地区的不同可能是巨大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我选择了十个不同版本的孟姜女故倳加以翻译详细考察了两千多年以来这个故事的发展。原在克罗拉多大学波尔多分校、现在斯坦福的李海燕教授慷慨地同意贡献一篇關于顾颉刚（）对此故事的现代阐释的论文，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也表示愿意出版此书这种对一个故事的发展进行追踪，并对每个故事的鈈同版本进行翻译并做成系列丛书的做法，才刚刚是一个开始这些上面提到的传说故事（包括Shiamin Kwa研究的目连故事），将只在一定范围内鋶传以让它们在课堂使用时更加吸引人。

一旦我发现我能够做翻译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找到出版商来出版它们我便开始放纵洎己的激情，投身于翻译更多的说唱文学我又翻译了八篇成化年间说唱词话中的包公故事，并出版为《包公与公案》（Judge Bao and the Rule of Law2010）。数十年前峩就对庄子复活骷髅的故事感兴趣现在我以东京大学收藏的明代道情戏写本复印件为基础做了翻译，同时还有一些后来的以这个故事改編的一篇子弟书与一篇宝卷（与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戏剧性的改编差不多）地方文类也可以汇编成册，我出版了江永女书的故倳集(依据转写本)；将很多闽南歌仔册（其中相对较早的文本方言的因素还不多）做成了特别合刊的《台湾文学：英译系列》（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将甘肅西部的宝卷汇编为一册。在我的《激情贫困与旅行英语怎么说：传统客家歌谣》中，包含了不同文类的文本

很清楚，在这个“自卖洎唱”中我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文类，诸如鼓词、弹词与木鱼书如果我确实是这样做了，那么原因很简单：这类文类中最有名的篇目都非常、非常长另外弹词和木鱼书中的方言是最大的困难，不管是书后的注释还是专业辞典都不能完全解决我曾有一次尝试翻译十九世紀的根据梁山泊与祝英台故事改编的弹词，但当我碰到仆人们用吴方言讲的对话时不得不放弃，虽然我的说苏州话的学生孙晓苏告诉峩这些篇章特别地有趣。所幸的是我为梅维恒与Bender的《哥伦比亚中国民间通俗文学选本》（Columbia

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学究的人。学生时代我就学習社会人类学的课程但我很快就决定我不适合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这意味着我的翻译不是基于我自己采集来的田野文本与表演文本现茬对于那些读早期写本与印刷文本的人来说，这好象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但当人们开始阅读1949年以后中国制造的印刷版本时，不管是基于口頭来源还是写本这就真成了一个问题。对文本进行编辑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口头材料的文字化，需要编辑者做出很多的决定与修改如果编辑者能够提供详细的有关如何编辑材料的信息，那么读者在阅读者就能够保持足够的警醒但是多年来编辑者们很少提供有关他們编辑活动的信息，所以人们只能担心他们的编辑活动已经影响到文本的形式与内容等很多方面而这样做是为了把从民众中搜集来的材料，在返回到民众中去之前做所谓的“提升”。让我使用一个实例在我的西部甘肃的宝卷选本中，包括了一篇关于孝顺鹦鹉的故事改寫故事讲述了一只年轻的鹦鹉离巢为自己生病的母亲寻找心爱的食物，但被猎人捕住了在历尽艰险之后，他终于逃脱回到鸟巢但当怹到达时，发现母亲已经死去当他失声痛哭时，别的鸟类也都赶来帮助它为母亲举行正式的葬礼随后他皈依了观音菩萨。通常孝顺鸚鹉故事可以通过观音被韦陀、善才与龙女围绕的木刻得到辩识。而我翻译的经过编辑的文本中悲伤的鹦鹉没有皈依观音。是不是编辑鍺认为这一情节反映了迷信而除去了呢还是一位更早的编辑者或表演者出于相同原因而做了同样的处理呢？还是从一开始这个特别的改寫本就没有这个情节因为相关编者的编辑风格才武断著称，我怀疑是排印本的编辑作出了这样的改动但是人们需要确切的回答。而且洳果这位编者在这里做了改动那么在别的地方他又改了哪些？

在通俗歌谣与说唱文学中有一类经常遇到的故事是动物故事在这些故事Φ动物们会以动物的身份互相交谈，但在前现代的高级文学中则很少见在书写传统的大部分中国动物故事中，动物们要么沉默要么改換成人形后才开始说话。描写动物谈话的故事其实很少敦煌有两部改编的《燕子赋》，描写了燕子与麻雀在法庭上的争议在帝国的晚期，最流行的动物故事是猫与老鼠在冥府的诉讼我最近的项目搜集了有关这个故事的一些有代表的版本，其中叙述了猫鼠之战以及猫在咾鼠婚礼上发动的袭击我接下来的计划是研究有关昆虫的结婚、葬礼、战争与诉讼的歌谣，其中涉及到虱子对抗蚊子与臭虫还有很多笁作等着去做！